【编者按】大卫·普拉策和安妮·阿里森在最新一期的《文化人类学》杂志上发文,探讨了美国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在就业市场上的困境。两位学者在分析了这些困境后,给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些建议。最新一期的《文化人类学》杂志前文我们谈到了人类学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种种困境。那么年轻的人类学学者应该如何为求职做准备呢?就求职市场的动向而言,年轻的人类学学者最好给自己贴上如斜杠青年般的多个标签,他们的简历必须出类拔萃,能全方面地展示自己拥有的多项技能、优势和潜质,以及能在多个行业实现价值的可能性,才能受到非学术界雇主的青睐。而且,在面对非学术求职市场时,他们不能专攻某个行业,而必须研究各个不同行业的需求和特点,或者说在策略上必须这样——如果一次求职失败了,必须快速调整技能,以适应下一个或许完全不同的行业。那么,如果求职者的能力不再局限于学术界,为什么不能放弃学术机构的终身教职这一目标呢?正如参与我们研究的很多受访者所说,这个答案不言而喻:对于真正的人类学者而言,终身教职是最合适的职业选择。很少有人类学家是为了丰厚的薪资或奢华的生活而选择这个专业。他们选择这门学科多是出于热情,是希望尽自己所能改变世界,甚至是因为使命感。不难理解,作为学术型的人类学家,他们的价值是通过终身教职得以实现的。这一点或许能引起我们的共鸣,不论任何代价,即使常年过着不稳定的生活,都期望获得这样的职位,这其实是一种道德追求。与此同时,偏离这条道路的人类学学者,就会被视为缺乏热情、责任感和专业能力。现在的困境并非全然来自现代资本主义大学体系下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也来自这种人类学领域独有的价值主张。求职窘境:学术界工作一职难求,非学术界工作饱受质疑受访者们指出,工作职位的描述经常是模糊且开放的,所以就会收到非常多的申请,而接下来的招聘过程给人感觉不太透明,甚至是神秘的,这就让许多人花费数百个小时来不断完善那不到一千字的申请信,有的人甚至会找顾问寻求帮助,因为有些顾问声称自己深谙当中的规则。一位博士生猜测道,整个过程是基于一种“明星系统”,因为每个学院都在寻找自己的“明星”。这个过程也被另一位博士生描述为一种不透明的“行为协议”,学院对于候选人的“适合”标准是模糊不清的,尤其是大家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长大。这个过程中也有一种时间纬度上的考量,就像一个快速行走的时钟。在研究生院的四年学习时间里,一位访学教授自称为充满“新鲜血液”的求职市场中的“老博士”,她说自己需要“异常精彩的第一本专著”才能在其中脱颖而出。而另一位正在攻读第二个博士后学位的学者说,“异常精彩的第一本专著”简直就是能找到一份终身教职的圣杯,然而她并没有很快地将自己的研究出版成专著,因为她的同事建议她创作一部在理论上有创造性且富有吸引力的民族志杰作作为自己的第一本专著,这样,她的学术生涯几乎就可以完全依赖于这本专著了,但她的导师给她的建议却完全相反。许多人指出,即使忽略形式主义,就业市场仍然是波动不定且无法逃避的。然而博士生和研究生们表示他们会受到安抚:只要他们坚持,并且足够好,最终会获得应得的职位。当然,这种说法其实只是将压力完全交给了学生自己。许多人由于一无所获,终止了寻求终身教职的目标,许多已经开始或正在考虑非学术型工作的人也都在这么想。有人则试图消解与之而来的自责情绪,“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这是那些结构性因素导致的,不论我们的导师从个人上如何鼓励和支持我们,他们都忽略了真正的问题。”一位博士生说她已经对给自己强大支持的导师委员会感到厌倦了。另一位博士生,现在已经非常开心地受雇于一家学术界以外的机构,她说她对自己的导师们一点儿也不愤怒,但她很想对他们喊道,“快醒醒吧!”还有一位博士生说,他承认自己愿意被他导师及他自己对获得一份终身教职工作的期待所教唆,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在那些受保护的精英阶层之中。”一位来自R1级学院的博士生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在他看来,“我们被灌输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的。”他哀叹,以获得终身教职为第一要务的文化氛围正无声无息地弥漫于整个学院。还有一位博士生,也是来自于名校的培养项目,并且他是同学中唯一在学术界外找到工作的人,他提到,自己从没跟人探讨过如何找到工作,也没有任何老师们邀请他聊聊这个话题,每当他想要谈论这个话题时,他的导师们看起来不太舒服,这种信号让他觉得自己在非学术领域工作是一件有点儿不体面的事情——虽然事实上他的同学中除了临时职位,几乎没有人在近几年找到任何工作。还有一位受访者讲述,他的导师暗示他们集体在求职上“失败”说明了他们在学术能力上缺乏想象力和独创力,“你们好好想想,有些人为什么找不到工作?看看他们的那些研究就知道了。”总而言之,我们发现教师和研究生对就业的看法确实存在差异。博士生们说,在他们的求学过程中,这个问题没有被给予哪怕一点点的关注;而教师们则说,他们清楚地对来求学的学生说明了他们未来会在找工作上会碰到困难,并告诫必须自己去努力克服这一切。我们相信,虽然学院中的确会交流这些内容,但仍然有学生在培训和就业问题上是“认知失调”以及“缺少意识”的。当学生和老师们都把注意力放在追求终身教职时,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其中。而这种学科价值观与就业现状的矛盾,不仅使得人类学博士生在求职上陷入困境,同时也会是所有人类学学者会碰到的问题,或者可以说,这是整个人类学学界都要面临的问题,甚至是危机。在这重要关口,我们不仅希望关注受访者的生活状态及其生活方式形成的原因,同时,我们还应考虑,人类学是在大学系统中培养未来的从业者,而大学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下的表现方式就是特殊的,学术机构也应做自我反思和结构性调整。根据受访者的回答,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纲领性的建议来改善工作岗位紧缺的现状,虽然这些未必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但可以作为参考,从而促进交流与合作,使有效措施得以实行。建议一:在本科教育中做一些创新与妥协学术界的危机反映了大学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大势所趋。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的资金减少,私有化加剧,学费增加,学生贷款飙升,对人文社科类学科的支持远远不如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高等教育越来越像是社会用来再生产的工具,尤其是对经济和社会特权的再生产。这种趋势势必导致:一方面,学生成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对学生的价值也有更高的要求。对本科教育的评估,越来越以就业结果为导向:即学位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它所对应的工作,以及这份工作的收入。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评估标准并不是管理者倡导的,它还反映了学生、家长、媒体(例如某些臭名昭著的新闻与排行榜)和公众更普遍的意见与诉求。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能获得丰厚薪资的职位不仅仅需要某些学科的学位,还需要是重点院校重点学科的学位。在这样的意识环境下,不那么容易与社会就业对口的人类学,会很难招生,学生们会被劝阻,不要去人类学系上课或不要学习人类学专业,而这样一来,大学行政部门就会把人类学系看作累赘,并削减其学科资金,这也使得人类学系无法雇佣更多的教职员工,便也无法为博士生提供教职。尽管我们都同意面临的状况是结构性的,也是令人沮丧的,但那些教职员工并不是这个恶性循环中的被动受害者。因此,虽然我们并不建议去迎合如今大学中普遍存在的功利价值观,但确实希望教职工们在课堂上多与学生建立联系,并吸引他们。如果学生因为我们的课程太晦涩,或者因为内容含糊不清而不愿意在系里上课,那么,我们应该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都更具创意。本科生的教学所需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矛盾的是,那些前沿的人类学系往往看不上应用类工作,但应用人类学恰恰是许多本科生所需要的课程。这个建议的难点在于,正如卡西·戴文森在2017年所说的:创新教学也应该是忠于学科本身的。在大学里为人类学建立新的教学路径和合作关系也很重要,一位受访教员在另一个更具应用性的项目中已有所尝试,并取得了成功,她将其称为“跨学科培训”。另一个有建设性的模式是理查德·汉德勒在弗吉尼亚大学实践的跨学科全球研究,其中包含环境、可持续发展、安全、司法四个部门。其实人类学的课程在其它院系中是相当受欢迎的。我们还需要培养学生掌握一些可以在学术界以外应用的技能。对于研究生课程,应该增加一些可以在本科生教学课堂使用的技能,比如数字媒体、互动学习等等,这对他们获得终身教职有利,与其排斥或取消研究生项目,还不如试着以此充实本科教育课堂。重新设计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课程,会使得两者都获得更好的支持。建议二:重新探讨大学的地位,并对自己发问尽管大学私有化、工具化的发展趋势,给学科带来了不利影响,现状之下,人类学家仍需先审视自己,并与相关从业者共同探索,以主动寻求有效的改变路径。为此,我们主张集体对该学科进行认真地跨领域研究,去关注就业情况,比如谁在学术界内或学术界外都获得了哪些工作,并应用这些数据去讨论人类学家在学术界及整个社会上的就业机会。美国人类学协会(AAA)已经从这个角度发起了两项措施:一个在关注人类学界非终身教职的工作团队,以及一个新的教育、研究、专业发展部门,重点致力于扩展AAA的工作,使他们可以去支持那些不稳定的就业,或者为大家寻找可替代的工作。我们并不是想通过收集到的数据再现应用与学术或是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裂痕,其实是主张审视这种二分法,即对实践与理论进行重新认识。这一举措要求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类学课程对研究生的一系列专业追求给予支持和理解,而那些非学术界的实践,也绝不该继续遭受污名。同时,这一举措还意味着学术界的教职地位应该被重新讨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仅仅是在象牙塔之外,即使是在校园中,那些安稳的学术教职如何影响了市场化趋势以及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差距?另外,我们还必须公开讨论是否要减少或取消研究生课程,并将学院的精力和资源转向于本科教学之中。很多时候,这种建议因被斥之为新自由主义性质的高等教育而遭到谴责,但为了满足我们面对的需求,这还远远不够。建议三:团结助理教员的力量,停止利用研究生劳动力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博士生加入了助理教职的队伍,我们认为临时工作已经成为了所有人应该去处理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团结一致,鼓励有关的组织和宣传,呼吁大学有合同时限的教员与终身教职的教员共同展开持续的、强有力的讨论。终身教授也应该给管理者施加压力,以改善助理教员的条件。而终身教授还必须审视,在生产过量博士生的同时,自己在为他们提供助理教职岗位时所起到的作用。同时,教职人员应该意识到自己何时在利用研究生,他们必须舍弃所获得的好处,即获得一些低工资的研究助理,因为这会导致那些训练有素且非常聪明的人拿着不匹配的薪资,为一些技术要求很高的岗位工作,我们需要共同来停止这种利用的行为。建议四:反思学科趋势与学科转向无疑,终身教职资源的减少和匮乏,让大家陷入焦虑和激烈的竞争,为此耗尽心力。此时此刻,我们也想提醒大家重视这种环境对学科方向的影响,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每两年就会有一个“学科转向”。因为狭隘的终身教职就业市场,整个学术界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僵局,大家去迎合那些代表学科趋势的关键理论家、民族志、热点研究,对理论进行盲目的引用或偏信,也表现出了大家的消极心理。很明显,公众不会对此感兴趣,在这种冲突下,本科生自然很难对人类学产生兴趣。我们并非主张放弃严肃的理论对话,而是,对学生理论基础的训练,不应仅仅以这种方式来推动,不应仅仅局限于学科方向之中。建议五:增设方法论的课程一些受访者建议改变研究生的培训课程,以此缩短学生与终身教职的距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受到多重影响,关乎大学生态、历史、个性。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学院已经开始启动一些课程上的革新,为了回应或提前了解学生的需求,有的学院已经开始设置民族志的方法论课程和学位,以帮助学生培养非学术界职业的技能。还有人尝试在一门课程中进行连续多种的方法训练,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为不同的职业做准备,使学生能够参与到更多公共应用领域。另外有些人非常鼓励学生进行上述跨学科的培训,因为学生在这些课程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学力证明。其实,不论采用那种形式,学生都需要接受理论、学科史以外的培训,尤其是参与观察过程中的具体方法。有些老派的观点认为,这种方法必须被教授到某种程度才能进入田野实践,否则如同直闯火线,尽管现如今已经有很多田野调查或民族志研究在学院以外出现。学生需要学习如何进行访谈,记录下观察的内容,将收集到的数据综合成调查结果,但与此同时,那些措辞上的精彩转折,对田野所见所闻动人的民族志描述,学院里的理论与方法是无法教授的。在为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倡导者或者公司雇主工作时,田野调查需要有明确的材料,才可佐证及推论调查的结果。为了让学生掌握更多样、灵活的技能,必须开展这些研究训练,使他们即使不涉及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活跃在学术界之外。建议六:开展职业咨询虽然许多教授抗议道,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职业咨询顾问的培训,但他们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学会扮演这个角色。如果终身教授们成为职业咨询顾问,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建立咨询网络、提供实习的可能性等,这样一来,就不会将责任完全归于学生。虽然我们决不认为这应该成为所有教职员都做的事情,但那些听到的对就业问题所反映出的无助态度,是没有理由的。建议七:搜集就业数据人类学学科的研究生课程需要收集更多的就业数据,并且将这些数据与AAA之类的机构分享。虽然我们可以对当前的就业数据做一些测量和推断,但我们还应该建立更丰富和准确的数据库,因为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了解当前的状况,并迫使我们采取行动。建议八:重新审视并修复应用性与学术性之间的裂缝这一点其实很简单。人类学在很多方面依然轻视应用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的从业人员很少参加像AAAs这样的年度会议,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在研究生阶段也不和他们交流。然而,邀请应用人类学家参加专题研讨会,并与学生互动,不仅可以使学生不要污名化地看待应用人类学的工作(尽管有许多人类学博士生仍然会这么做),同时还可以发展出一些关系网,帮助学生们找到第一份工作。同样,学生在研究生阶段也需要获得一些公共领域应用类工作的经验。很多时候,博士生们在毕业后开始寻找非学术性的工作,是在一系列博士后、助理岗位的工作后才开始尝试的,而这时候他们可能已经40岁了,而在这种年龄寻找第一份工作,这在任何领域都很困难。学生们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晚才了解社会工作,在校时就需要一些类似的工作经验,不能因为这可能使他们在真正的学术道路上分心,就去阻止学生在研究生阶段实习,或者接一些外包工作。展望未来:人类学家的目标虽然对于人类学博士的就业困境,还没有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正如上文所述,这个问题不仅与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有关,也与学术机构、就业市场和社会经济的趋势有关。因此,即使在研究生课程上有一些前瞻性或创新性的改变,或许也只能走那么远。正如韦伯在一个世纪以前睿智地论述,市场精神并不完全符合学术精神,或者说作为工具抹去了那些学者对知识的热情。这种热情可能是一种召唤,也是对市场化铁笼的一种抵抗,它潜移默化地在我们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传播。而这种热情需要被培养,并在从事人类学研究和教学的过程中保持活力。正如很多博士生所说,他们很少抱怨所接受的人类学训练,那些知识上的刺激、努力去掌握的理论、对田野材料的分析工作——这一切都让他们喜欢,他们并不希望这些内容在未来的人类学中被淘汰或减少。而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想要成为人类学家的学生所接受的训练,也能让他们到达自己导师所处的位置上。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非常棘手。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学生,使他们不仅能得到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也葆有可影响人类学学科的潜力与梦想?作为人类学家,我们是有能力完成这一切的。
【编者按】在美国,文科毕业生很难找工作,这是众所周知却又心照不宣的事实。到底有多难找工作?为什么难以找到工作?很少有相关的研究文章。在最新一期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由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办)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人类学研究的危险性”(Academic Precarity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的文章,两位作者——大卫·普拉策和安妮·阿里森——通过大量的调查,探讨了美国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在就业市场上的困境。对90%的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他们的职业目标都是拥有终生教职,并会为其努力奋斗。但不幸的是,在整个美国,这种职位的空缺极少;2016年,只有不到90个教职岗位;截至撰文前,2017年的空缺教职也只有55个。与此同时,据我们推测,只有16%至21%的博士生能在毕业五年内获得终生教职,哪怕只是在任意一个学院中,可见该职位的稀缺与竞争之激烈。但获得终生教职仍然是大多数文化人类学研究生志之所向,他们的导师也希望他们致力于学术研究,并鼓励他们坚持信念、克服困难,以获得教职为职业目标,尤其是在该领域前沿的名校。其实,人类学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无论是在课程设置、学科方法或教学指导方面,其目标都是培养学者或人类学专业的田野工作者,至少,也是能通过学界嘉奖、知名出版机构的论文及专著证明其学术能力的教师。总而言之,培养目标是终生教职一类的职位。然而,这种雄心壮志的理想对面,是极为不确定的现实,由此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果说多达80%的人类学研究生最终无法获得一份教职工作,为什么人类学的博士课程几乎专门培养学术型人才,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呢?更多问题接踵而来:从教学上看,持续接收新研究生,并将他们培养为学术型人才,却只有极少人能获得相应的教职岗位,这是否是道德的?人类学的教职工和毕业生们如何理解就业市场上如此普遍的“失败”呢?在漫长而艰苦的人类学训练期间,学生们如何处理未来职业的不确定性?再者,由于职业培训模式的可行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是否会有什么新的模式将其取代?源起: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笔者二人一直在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虽然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完全不同。大卫·普拉策(David Platz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编者注:世界知名的私立大学,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他没能通过学术界的首次求职考试。而他通过大学朋友的联系,在Adobe公司实习过一段时间,于是接受了Adobe公司的体验研究员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喜欢这份工作,在其中感受到了与同事协作的愉悦,这种合作氛围中也带着一种学术精神。同时他拥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和慷慨的公司福利,这与他之前在研究生学院的紧张情绪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一直都想继续寻求教职岗位。我们的另一位作者,安妮·阿里森(Anne Allison),杜克大学(编者注:世界顶级的研究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的资深教授,也刚好是大卫的母亲,她长期都在处理自己学生面临就业市场时的困境。同时,她在一个关注人类学博士“就业困境”的部门工作,这个部门的教职人员都感受到了该问题的紧迫并积极讨论。在安妮看来,虽然她十分清楚人类学博士生在学术界就业的不确定性,并且她自己也经历了一段焦虑且艰难的任期过程才获得杜克大学这份终生教职,但她非常疑惑——虽然她自己也会建议学生去尝试在非学术领域就业——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匆忙去从事非学术领域的工作,放弃申请博士后或访学教授的职位呢?通过近距离观察大卫的经历,安妮更好地了解了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相关的劳动力状态。这个过程使她意识到,我们不仅需要更充分地认识学院外的就业途径,还需要考虑,人类学学科难以预料的职业理想可能给受其培训的人带来不利影响。而在公众讨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于是我们决定与人交谈,试图讨论,在只有极少人能实现职业目标的现状之下,为什么人类学学科的这种成功标准(即获得终身教职),得以存续——虽然这其实看起来很正常。正如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如何侵袭大学系统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固有的紧张关系,与学术行业的职业使命及经验是不一致的。为此,我们从职业定位和工作两个方面研究人类学家的专业训练及后来的就业问题。我们对大约50名本研究的参与者进行了短时间访谈,他们中有人类学的终身教员、博士生、在读研究生(即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和几位AAA(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工作人员,访谈时间通常持续在30分钟至几个小时。僧多粥少:我们是不是培养了过量的博士?很多教职人员与我们交谈时表示,在他们的经验中,追求人类学的终身教职一直是个不确定的目标。许多学生都被警告过,他们中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能有运气获得任职。很多人都将他们获得稳定教职归于运气:一位终身教授将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因于偶然,因为他所做的研究,包括田野地点和论文主题,都恰好满足了职位要求,才使他获得了这个已任职15年的职位;另一位终身教授曾提交了200份职位申请,而只接受了两次面试,其中一次就是他现在这份已经持续25年的工作;三分之一的教员都是从一所小型文科大学开始教书,再逐渐被调到一所R1大学(研究型大学),这种任职轨迹也需要运气。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获得哪种终生教职,从来都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而在专业训练、田野工作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学生们在求职和经济上的风险一直都存在。其实,即使职位紧缺并不新鲜,AAA的数据显示,如今就业市场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严峻。从总体趋势上看,招聘人数大幅减少,2015年只招聘459人,低于2007年的631人(请注意,这些数字并未按子领域细分,包括访学教员、其它有可能的教职以及终身教授等职位)。与此同时,实际上高校生产的博士生数量却增加了:2015年有558个,而2007年是507个。美国人类学协会统计的2007-2016年教职与博士毕业生数据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博士正在进入就业市场,与我们谈话的大多数人却并不知晓现状的残酷——尽管他们能意识到获得人类学的终生教职是很难的,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过去十年中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具体数据。许多人表示他们希望能获得这些信息,或者打算在未来某个时候去收集这些信息,但实际上,这些信息的缺失让大多数人对拥有终生教职一事的思考都很模糊。也就是说,大家都承认就业市场很困难,却没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具体的说明。相比之下,在应用类硕士项目中,就业统计数字在其教学部门触手可及,并且表现出很高的就业率。统计就业数据也是教学部门的核心责任。目前,当被问及本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表现如何,以及我们推测的就业数字“16%-21%”这个比率是否能引起共鸣时,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这一比率从直觉上讲是正确的,或者略高,另一半的人给出了稍微好一点的数据,不过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在的院系排名很靠前。然而,即使在前沿院系中,教师们也意识到学生认为就业形势非常不稳定,很有危机感。事实上,许多教师都描述了研究生们有就业压力的意识,以及他们对于如何应对的无力感。有几位教师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接受过就业咨询的培训,甚至没有在学术界之外工作过。“坦白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位名校的终身教授说,“我们很多优秀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求学的焦虑:紧张的职业规划和激烈的就业竞争即使是对当今劳动力市场的危机感持怀疑态度的教师也认识到,现在的研究生们非常焦虑。研究生们自己对这种焦虑表达得很清楚,他们认为紧迫感和不稳定性已经影响了大家在学院里的生活。一位学生表示,这是一种强烈的竞争感,你甚至很难将其区别于愤怒与敌意,在他的同学中,有人觉得每一次与同僚的会面都会有点儿剑拔弩张,甚至在学生休息室里洗咖啡杯时也会如此。其他学生们谈到提高竞争力时,更像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竞争关系中不是人人都能存活。正如老师和学生们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形会衍生出一种野心勃勃的精神风气,比好奇心和探究精神传播得还要广。一位教职员感叹道,许多雄心勃勃的研究生在培训初期就将自己塑造成学术界的“个人品牌”,他们通过创建个人网站、定期更新Twitter等,使自己成为特殊领域的“企业家”,而不是知识分子的一员或该领域的相关人士。这种动机引发了一种令部分学者感到厌恶的学科转向,一位终身教授对这种风气感到惋惜,她将学生和青年教师中的这种转向形容为“大逆不道”,她说,仅仅为了找到一份工作而什么都做,何必要来人类学系求学,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去当一个银行家呢?俄勒冈大学前任人类学终身教授凯伦·凯斯基,也许是最为突出的职业咨询顾问中的一员,他们会帮助学生对整个求职过程进行战略性思考,即便学生们对学术界和人类学带着盲目的妄想。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意味深长地说,那些还在学习这门学科基本技能的一、二年级研究生,即使只有微薄的生活费,也愿意花费超过每小时200美元的费用来支付就业咨询服务。大家对于就业的焦虑是多么显而易见,而职业中心主义也表现得越来越普遍,这非常令人沮丧。许多博士生在回忆他们第一个学期的课程时,都提到自己在积极地参与学术研讨会,而研讨会论文就成为了他们潜在的出版物,他们极其重视这种可见的学术产物,以丰富个人简历及个人作品集的内容。但又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虽然让自己的简历丰富很重要,但不断为了发表论文而去参与研讨会的这种行为,对深入地去研究某个领域是不利的。学制的分歧:放慢脚步还是赶紧毕业?除了逐渐膨胀的野心,一些教职人员还指出了对学生和学院施加更大压力的结构性因素。一方面,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奖学金资助已经减少;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对完成学位施加的时间限制变得更加严格。据一位大学教师说,他们学院严格要求所有社会科学的博士候选人要在六年内完成学业,而私营机构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许多教师则认为,在时限上的加急与学术训练的过程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一种太过于市场化的观念,是异常的。由于人类学历来重视对异文化语言的习得,以及与长期调研时间相对应的田野材料,加快田野工作可能会导致研究的不深入。一位教授说:“我一直试图让我的学生放慢脚步。”然而,也有一些教师倾向于减少学生在博士学位上花费的时间。一位受访者,他在学制通常为四年左右的欧洲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认为美国体系可能想仿效欧洲体系。另一位教师提到,通过鼓励学生思考、创作、表达比人类学期刊内容更有可读性的作品,从而提高培训的“效率”,她注意到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很可能深陷于理论和术语,而在她看来,文本的清晰性和易读性可能是未来训练的方向,而人类学学者和研究生往往缺乏这种特质。她还鼓励学生更快速地在博士培训的环节中“上路”,比如去实践论文写作、研究计划申请、进出田野点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切都将有助于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并且都对学生们在就业市场、学术界以及任何其他领域有所裨益。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教职人员在思考人类学训练的时间长短上确实存在分歧。对有些人来说,研究生在学业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会对这个学科的细节感到厌倦,也因此无法发展出更多的技能;对另一些人来说,研究生学习的时间太短,则会过于关心个人的就业问题。其实,对于人类学研究生们来说,无论是否有学术野心,不论是在长期或短期的学制下,他们都会感到时间上的尴尬,总感觉自己做出的研究计划是被迫决定的,只能期望未来的研究能证明其真的行之有效。但如果他们徘徊犹豫,可能他们第一学年就接触到的热门研究会变得不再新鲜。然而,如果他们做田野调查的时间太少,又会觉得自己的田野工作是敷衍了事,不够严谨。他们正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终生教职:是职业追求还是道德绑架?许多杰出、敬业的学生没有获得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不争的事实。有位大学教员说她对申请她们学校教职的300多人感到非常震惊,“他们都非常优秀,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她回忆道。但最后委员会只选择了一位候选人,她非常费劲地试图解释这个人为何比其他人更为特殊。另一位教授观察到,他的一些最亲密和积极参与研究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说这话的时候他赶紧补充道,“那些获得工作的学生当然也是非常好的。”然而,就像大多数我们研究的参与者一样,他没有提到任何正在采取的措施可以使学生更具竞争力地在学术界工作,或更好地为不同类型的职业做准备,无论是在课程中还是在额外的培训中。那么,如果连前沿院校和学界大牛也难以安置他们学生的工作,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是结构性的,非常简单,即学术界只有极少的工作机会。但在我们与终生教员的对话中,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对学生面临的职业难题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更为注意的仍然是让学生在终生教职的岗位上更具竞争力,而不是思考其它替代方案。这也是研究生们自己指出的一个问题,尽管一位终生教员认为她自己也同样“短视”,但她仍然说道:“我们都非常热爱校园,无法想象在学术环境以外的领域生活。”她和其他教员一样,都有不少学生不得不选择一份非学术性的工作。与我们交谈过的大学教员中,有一半人谈论了那些在工业设计、政府、新闻、发展、开发、宣传或高等教育的管理部门等领域工作的学生,有一些人还表示他们为此非常高兴。但是这些学生是如何在这些领域找到工作的,大多数教员表示自己毫无头绪,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最终是靠自己找到工作的,来自学院和大学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在很多教职人员看来,终生教职更像是一种个人魅力和喜好的表达:他们在做自己关心和擅长的事情。对于这样想的人来说,一份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一种志向,也是一种使命。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追求终生教职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义务或责任,不论是面向人类学学科还是那些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群,当然,在人类学中,这两者间通常是相通的。一些研究生表示,不论个人成本如何,他们的导师都期望并要求他们能获得终身教职,这是一种从道德和伦理上的自我要求。这种立场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名研究生认为,那些在人类学系探索其它领域职业路径的教职人员,是个人对学科的背叛,甚至是道德败坏的。其他人则表示,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中,需要或想要在学术界以外寻找工作的话题从未被提出,即使管理者一直在向学院施加压力,希望将职业化要素纳入其课程中。一位博士生回忆说,在经过连续五次在就业市场上的尝试以及四年的兼职之后,她决定去工业领域寻找工作,却收到了一些委员会成员发来具有敌意的电子邮件,指责她对该学科缺乏承诺。过去,她曾试图与教员谈论一直找不到教职工作给她和家人带来的心理压力,但她的导师不愿意介入。同时,委员会则坚持说她的学术能力非常强,只要长久坚持就能寻找到教职。现在,她已经在科技行业工作两年,而那些她曾经认为是朋友的大学导师们已经不再回复她的邮件。许多研究生表示,虽然在学术界以外就业并不是那么严重的禁忌,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少与导师们谈到的话题。职业前景或者就业市场的现实状况会被视为是粗鄙的话题,并不值得投入像讨论哲学、人类学理论或民族志议题那样的精力去讨论,也不应获得热切的关注。然而,另一些教员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是学生自己不愿意考虑学术界以外的工作,并且坚持将精力投入到各种研讨会和学术资源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园研究生教育:是专业训练还是“庞氏骗局”?在批判整个学科生产过量的、无法被任职的博士生这个问题上,一位教授称整个教学系统为“掠夺性的”。他谴责道:“是我们的自私自利让我们不愿意教学生做一些别的事情,而让他们一直在做和我们相同的事情。”另一位人类学教授则称人类学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在这位资深教授看来,录用研究生并以一个极少人能完成的虚幻的职业梦想去鼓励他们是不道德的。“我们自以为这是一份崇高的使命,让学生在不得不回到他们的现实生活前,至少去为此追寻八九年的时间。”而他的提议则是完全放弃人类学研究生教育。少数人类学教授也表示他们听过类似的建议,并且不情愿地表达自己也持有相同立场。有些受访者则思考到了其它层面,他们认为教师在教学、教学辅助、研究助理等方面赤裸裸地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一位终身教授说,教师们是研究生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维系研究生教育,鼓励追求教职,是因为这使得他们可以教授他们喜欢的课程,并开展小型研讨会。还有几位教授指出,研究生教育使得他们随时可以获得助教,也可以减轻一些单调乏味的评分文件,以及与本科生合作的时间。以终身教职为目标的路径中,也鼓励学生以最低工资去做一些边缘性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以获得所谓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使学生在求职市场上更有优势。其实,这些工作任务不论是以教师们组织、编稿、研究背景指导的监督会议或哪种形式,可能都是一种利用的借口。除此之外,在激烈的求职市场竞争中,毕业生们对推荐信的需求更强化了这种提供劳动力和时间的关系。虽然公然的利用情景很少见,但至少在调查中,我们听到了比预期更频繁的关于这个主题的微妙提及,不论是明示还是含蓄的提及,教师们可能的确在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更不用说一再被提及的兼职工作。回到上文中我们讨论的人类学研究生在学制长短上进退两难的窘境,有几位教师还暗示他们的同事存在故意拖延学生论文时间的行为,其实也是因为上述原因,他们一直告诉学生,这是为了生产高质量的研究,但实际上,他们最终是为了确保自己作为知名学者光明的前途。就业市场:由热爱的学科陷入求职的困境同我们交谈过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表示求职的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令人深感沮丧。许多人都描述道,他们无休止地申请工作,不断地接电话并准备面试(无论是通过AAAs、Skype,还是访学),同时,他们还要提交进一步的博士后申请或一年期的职位,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必须保持理智,做万全准备,让答辩委员会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满意。这个过程令人筋疲力尽,不论是身体上、心理上还是这当中的一切。我们还听到了几个在这种压力之下关于婚姻和亲密关系的故事,尤其那些年轻的父母,他们因为整个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备受煎熬。一位博士生回忆起自己的一次“情绪过山车”,他说自己在秋季申请职位时感到非常乐观,而在冬天遭到拒绝或没有回应后又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接着在春季收到一两个回应后又激动得发抖。另一位博士生也哀叹道,在他的同学中,关于求职过程中如神经质般的分裂感和终日揣测已经成为了所有人都在讨论的问题,即便是他们聚会的派对上,也在聊这个话题。还有一位博士生,她对整个求职过程中彻头彻尾的不安全感和无助感深深叹息,她申请了许多个访学的职位,却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很难做出相应的准备,她说自己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绝望感,以及深深的自我怀疑,因为她发现自己无法在曾经作为决胜者进入的领域成功获得一个职位。几乎所有我们的研究生受访者都表示,获得终生教职是他们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目标,而且这种目标被视为选择博士项目时理所当然的愿望。大多数人都承认,这样的愿望也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并不是教师们强加给他们的——而是受到自己对人类学学科的热情所驱使。一位博士生非常强烈地描述了她对田野工作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爱,她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任何一种学术职位,包括在欧洲或中东的研究机构,并为此持续地寻找机会,然而,她无休止地申请都没有得到反馈,这种徒劳感逐渐让她感到失望。另一位受访者则说,是人类学的与教学相结合的研究在支持着他。即使他现在做着一份不稳定的、薪资微薄的助理工作,也比他在求学于人类学之前,在公司有着一个高薪的职位更为充实,不论要耗费多少个人成本,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之前的角色。事实上,这位最近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表示,如果有人需要,他愿意成为他人终生的研究助理。他宁愿在研究机构里作为研究员而工作,也不愿意去社会上工作。还有一位乐于成为人类学家的博士生,他的理由是不知道自己还合适做什么其它的事情。经历了求职市场上连续的失败后,他离自己最初学习人类学的雄心壮志已经越来越远了。另一位博士生也透露,自己已经很难回忆起当初为什么要克服那么艰难的过程来学习人类学了,甚至在回顾时会有点怀疑这个过程是否值得。
今天,这则高校招聘启事火了↓↓↓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在贵州省黔西南州,云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地区)招聘“语言学博士”:首先坦白,学校很一般很一般:一、不是数字序列高校(985-211)、不是双一流;平台很一般,需要您来创造;二、交通情况暂时不“高速”,只有飞机到达全国各大城市;但高铁五年内融入上沪昆高速网线;三、人才引进政策待遇一般,或者一套三室两厅90+平的房,或者30万安家费,二选一;另加10-15万科研启动金。其他无。四、工资待遇参照西部地区高校标准,据事实比较,略超湖南一点点。(如果以上条件您绝对不考虑过来,请忽略以下内容)以上情况可以接受的话,您再看看以下内容,也许可以考虑过来学校看看谈谈:一、语言学博士应聘,年龄不超过45岁(最多46,不能再加了),免面试、免试讲、免拖免等,来了就签录用合同,约今年8月州人社局办入编手续;二、文传院有汉语言文学、国际汉语教育两个专业,语言学课程丰富,任您挑选符合您的研究方向的课程;现有语言学博士四名,文献学博士二名,语言学硕士五名,可组建科研团队;三、评职称容易,只要您曾参与过省厅级及以上课题项目且已结题有结题证书、一篇北大核心文章且总期刊文章数7篇(挂任何单位发表皆可),就可以参加明年上半年的“绿色人才通道”评副教授职称,已有副教授职称通过此通道快速评教授(学校教授数量急待增加,校长为这事儿特别上火)四、工作压力不大,没有科研要求,申不申请项目发不发文章全凭您心意,学校不强制;您只想好好上课那就上课,当个好老师也行,这边学生娃相对淳朴,到课率长年高达90%以上很多,别讲太深奥的专业知识,学生不一定能吸收得了;五、……搜肠刮肚再说一个,兴义市是世界级春城之一(中国大概只有昆明、兴义等两三个入选,数据来源百度),紫外线比昆明弱,四季较昆明分明。风景区万峰林、马岭河峡谷就是城市组成部分,学校新校区就在马岭河峡谷风景区边上,空气质量长年排贵州省第二。还有啥?噢对了,牛肉便宜35元一斤现宰现杀不注水。其他没了。总结起来,就是兴义是个适合养老的地方,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是个不会出现“过劳史”的工作单位,而且您想做学问就可以快快乐乐做学问,只问耕耘不求收获。如果觉得可以接触了解一下,请联系文传院雷院长:18185997565。- 完 -小编简单划个重点:学校一般,交通一般,待遇一般;评职称容易,压力不大,牛肉便宜,适合养老。网友:这广告也太朴实了吧!微信号文章截图兴义民族师范学院位于贵州省兴义市,是“省州共建”的一所全日制综合类本科院校。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9617人。设有14个二级学院,31个本科专业、9个专科专业及专业方向和1个少数民族双语预科班。在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文传学院官网上,小编找到了这篇招聘启事,网页显示是昨晚八点多发布的。官网截图怀着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小编拨通了雷院长的电话(招聘启事上只留一个院长的手机号,也是非常耿直了)。雷院长向观察者网证实了招聘启事的真实性。雷院长说,文案是学院学科组的其他老师撰写,获得他认可以后由同事们转发出去,“没有料到效果这么好”。几番转发以后,专业领域的微信公号“语言学通讯”也进行了转载。招聘启事发出后,已经有北大博士、浙大博士后等多位优秀人才来咨询,甚至还有人类学博士也来询问。有趣的文风是担心找不到人吗?面对这一问题,雷院长说,其实2016年的时候已经招到了一批人才,今年只是再度招人,没想到这次效果这么好。微博截图很多网友可能不太了解兴义这个地方,有公众号转发招聘启事时,模仿这个画风,顺带介绍了一下这座城市:图自微博@神他儿媳妇行吧,这是顺带把城市的广告也做了~!怎么办,小编已经蠢蠢欲动,就差一个博士学位了!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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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则高校招聘启事火了↓↓↓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在贵州省黔西南州,云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地区)招聘“语言学博士”:首先坦白,学校很一般很一般:一、不是数字序列高校(985-211)、不是双一流;平台很一般,需要您来创造;二、交通情况暂时不“高速”,只有飞机到达全国各大城市;但高铁五年内融入上沪昆高速网线;三、人才引进政策待遇一般,或者一套三室两厅90+平的房,或者30万安家费,二选一;另加10-15万科研启动金。其他无。四、工资待遇参照西部地区高校标准,据事实比较,略超湖南一点点。(如果以上条件您绝对不考虑过来,请忽略以下内容)以上情况可以接受的话,您再看看以下内容,也许可以考虑过来学校看看谈谈:一、语言学博士应聘,年龄不超过45岁(最多46,不能再加了),免面试、免试讲、免拖免等,来了就签录用合同,约今年8月州人社局办入编手续;二、文传院有汉语言文学、国际汉语教育两个专业,语言学课程丰富,任您挑选符合您的研究方向的课程;现有语言学博士四名,文献学博士二名,语言学硕士五名,可组建科研团队;三、评职称容易,只要您曾参与过省厅级及以上课题项目且已结题有结题证书、一篇北大核心文章且总期刊文章数7篇(挂任何单位发表皆可),就可以参加明年上半年的“绿色人才通道”评副教授职称,已有副教授职称通过此通道快速评教授(学校教授数量急待增加,校长为这事儿特别上火)四、工作压力不大,没有科研要求,申不申请项目发不发文章全凭您心意,学校不强制;您只想好好上课那就上课,当个好老师也行,这边学生娃相对淳朴,到课率长年高达90%以上很多,别讲太深奥的专业知识,学生不一定能吸收得了;五、……搜肠刮肚再说一个,兴义市是世界级春城之一(中国大概只有昆明、兴义等两三个入选,数据来源百度),紫外线比昆明弱,四季较昆明分明。风景区万峰林、马岭河峡谷就是城市组成部分,学校新校区就在马岭河峡谷风景区边上,空气质量长年排贵州省第二。还有啥?噢对了,牛肉便宜35元一斤现宰现杀不注水。其他没了。总结起来,就是兴义是个适合养老的地方,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是个不会出现“过劳史”的工作单位,而且您想做学问就可以快快乐乐做学问,只问耕耘不求收获。如果觉得可以接触了解一下,请联系文传院雷院长:18185997565。小编简单划个重点:学校一般,交通一般,待遇一般;评职称容易,压力不大,牛肉便宜,适合养老。网友:这广告也太朴实了吧!兴义民族师范学院位于贵州省兴义市,是“省州共建”的一所全日制综合类本科院校。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9617人。设有14个二级学院,31个本科专业、9个专科专业及专业方向和1个少数民族双语预科班。在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文传学院官网上,小编找到了这篇招聘启事,网页显示是昨晚八点多发布的。怀着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小编拨通了雷院长的电话(招聘启事上只留一个院长的手机号,也是非常耿直了)。雷院长向观察者网证实了招聘启事的真实性。雷院长说,文案是学院学科组的其他老师撰写,获得他认可以后由同事们转发出去,“没有料到效果这么好”。几番转发以后,专业领域的微信公号“语言学通讯”也进行了转载。招聘启事发出后,已经有北大博士、浙大博士后等多位优秀人才来咨询,甚至还有人类学博士也来询问。有趣的文风是担心找不到人吗?面对这一问题,雷院长说,其实2016年的时候已经招到了一批人才,今年只是再度招人,没想到这次效果这么好。很多网友可能不太了解兴义这个地方,有公众号转发招聘启事时,模仿这个画风,顺带介绍了一下这座城市:图自微博@神他儿媳妇行吧,这是顺带把城市的广告也做了~!怎么办,小编已经蠢蠢欲动,就差一个博士学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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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896年出生在湖北省钟祥县的农村,1907年,因为他父亲科举高中,举家迁往首都北京,因为父亲是读书人,他受到了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启蒙。1909年,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建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成立并招生,他以倒数第三的成绩被成功录取,经过八年的学习,排在他前面的大部分同学已被淘汰。1917年8月,他踏上了前往美国留学的远洋轮船,先在美国的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毕业后又进入美国的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由于美国的人类学是一门刚兴起的热门学科,他就成了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哈佛大学1923年,他顺利拿下博士学位并回国,成为我国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因为他的博士论文被哲学大师罗素大量引用,他在国际上暴得大名。他是李济,他曾任教于南开大学,后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讲师(因为他不能离开田野考古,只能兼职,按清华大学的校规,兼职者不能聘为教授),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梁启超一起组成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五大导师阵容。清华学校国学研究导师阵容他归国之时,在中国这个拥有广袤的土地、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考古资源的国度里,考古学还没有真正兴起,我国的很多宝贵文物都被西方国家的考古团队发掘并带走,他被挑起我国的考古界的大梁。在与西方考古团队的合作过程中,他提出:“发掘出来的文物必须要留在中国;考古发掘所得的学术报告也必须跟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在获取了足够的发掘经验后,他正式单独挑起中国考古学的大梁。李济1926年,李济与袁复礼在山西省夏县挖下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铲”,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田野考古发掘,这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正式建立,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地位也由此奠定。他曾与考古对的队员约定:一切出土文物全部属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人自己绝不许收藏古物。这一约定后来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界、民族学界的传统。他最大的贡献,是1928年主持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春秋向前推进了上千年,商朝的历史从此不再停留于传说层面,质疑商朝真实存在的声音也戛然而止。安阳殷墟1937年,在李济主持了对殷墟的第十五次发掘后,七七事变爆发,安阳落入日军手中,日本的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非法发掘,盗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发掘殷墟抗日烽火彻底点燃后,他这个柔弱书生从南京护送中国国宝一路向西转移,为了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只能历尽艰辛的在大山中兜转,顺利把国宝护送进入大西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陷香港,我国存放在香港的宝贵文物都大量被日军洗劫。抗战胜利后,李济作为国民政府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副主任,前往日本调查和索取我国被日本盗窃的文物。晚年李济他的一生,除了读书的时间,剩下的全给了中国的考古事业。前半生忙于殷墟的发掘和保护文物,后半生的三十年则忙于对殷墟文物的研究和总结,直到1979年逝世。
今天,有一则招聘启事火了,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招聘语言学博士。要求年龄不超过45岁,申不申请项目、发不发文章全凭您心意……最后还强调,牛肉35元一斤现宰现杀不注水!简直每一句都朴实的可爱,这到底是怎样的招聘启事呢?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在贵州省黔西南州,云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地区)招聘“语言学博士”。首先坦白,学校很一般很一般(如果以上条件您绝对不考虑过来,请忽略以下内容)以上情况可以接受的话,您再看看以下内容也许可以考虑过来学校看看谈谈一、语言学博士应聘,年龄不超过45岁(最多46,不能再加了),免面试、免试讲、免拖免等,来了就签录用合同,约今年8月州人社局办入编手续;二、文传院有汉语言文学、国际汉语教育两个专业,语言学课程丰富,任您挑选符合您的研究方向的课程;现有语言学博士四名,文献学博士二名,语言学硕士五名,可组建科研团队;总结起来,就是兴义是个适合养老的地方,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是个不会出现“过劳史”的工作单位,而且您想做学问就可以快快乐乐做学问,只问耕耘不求收获。如果觉得可以接触了解一下,请联系文传院雷院长:18185997565。学校一般,交通一般,待遇一般;评职称容易,压力不大,牛肉便宜,适合养老。网友:这广告也太朴实了吧!兴义民族师范学院位于贵州省兴义市,是“省州共建”的一所全日制综合类本科院校。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9617人。设有14个二级学院,31个本科专业、9个专科专业及专业方向和1个少数民族双语预科班。在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文传学院官网上,小编找到了这篇招聘启事,网页显示是昨晚八点多发布的。怀着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小编拨通了雷院长的电话(招聘启事上只留一个院长的手机号,也是非常耿直了)。雷院长向记者证实了招聘启事的真实性雷院长说,文案是学院学科组的其他老师撰写,获得他认可以后由同事们转发出去,“没有料到效果这么好”。几番转发以后,专业领域的微信公号“语言学通讯”也进行了转载。招聘启事发出后,已经有北大博士、浙大博士后等多位优秀人才来咨询,甚至还有人类学博士也来询问。有趣的文风是担心找不到人吗?面对这一问题,雷院长说,其实2016年的时候已经招到了一批人才,今年只是再度招人,没想到这次效果这么好。怎么办,我已经蠢蠢欲动,就差一个博士学位了!综合整理自钱江晚报、观察者网(guangc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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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看到一部纪录片,可以引发千丝万缕的感慨,纪录片中的内容可以引起令人心痛而无力的感觉,因为它所述之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特别是对于那些贴近生活的纪录片,红颜秀的小编都会迫不及待的与大家们分享,而有时,这种分享也会被打断,或者叫停!比如这部名为《梦想帝国》的纪录片,一个外国人来到我们这里进行人类学的研究,然后改行成为了在各个卖场“表演”的临时演员。对于这部纪录片里发生的一切,红颜秀小编决定含蓄的为大家“安利”一番。《梦想帝国》于2016年底在荷兰上映,全片73分钟,豆瓣上获得了8.3分,IMDB上7.3分,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它算不上优秀,但它所记录的内容却值得我们一看,因为焦点就是我们、和身边的那些外国人!导演大卫·博伦斯坦也凭借此片获得了塞萨洛尼基纪录片电影节的最高奖,而他也是该片的主角之一,他是纽约大学的人类学博士,靠着奖学金来到我们这里的某个省市进行社会研究。一个白皮肤的外国人很快就在街边遇到了搭讪的美女,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偶遇、一见钟情,这是一次可以挣钱的机会,大卫被邀请去做一次临时演员。大卫被带到了某个卖房的开业典礼上,和几个初次见面的外国人组成了“临时乐队”,然后随着音乐装模作样吹弹了几样乐器,并得到一笔不小的报酬,生意好的时候,一次表演的报酬可以租房两个月,于是,大卫决定进入这个行业。被请去表演的外国人戏称自己是“白猴子”,他们不需要任何演技和准备,只需凭借自己外国人的身份即可,随后,大卫在这个行业里拍了共计一百多个小时的纪录片素材!那正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遍地都是商机,大卫这些所谓的“白猴子”会被邀请到某些农村新城,哪里人口稀少,房源充裕,他们要做的工作就是穿上制服,站在销售大楼的门口,坚持两个小时即可。随后会有大批的人群来这里看房,而这些地处荒郊农村的楼盘,在销售人员的嘴中变成了国际范儿的豪华社区!随后,就有成群结队的人开始签合同,场面还相当的火爆!而这只是大卫这些“白猴子”们众多出场表演中的一项而已,他们会出现在各种商业活动中,或站、或跳、或假装表演。他们的身份不停的转换,或是著名的建筑大师,或是知名跨国企业的CEO,或是乡村舞台上的艺术演员!而他们,这些“白猴子”,都是来自不同的中介公司,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进入到了同一个国家,在酒吧、街头、秀场,被一些中介公司相中。比如该纪录片的另一个主角Yana,她本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和别人合伙开了这家中介公司,由于火爆的市场需求,她的公司日益壮大,她手下的“白猴子”也越来越多,接的活也五花八门。她每天早上会按照工作计划,租一辆旅游大巴,拉上这些“白猴子”,然后将他们拉到各个宣传场地,开始表演。工作结束后,她会给这些“白猴子”结清相关的费用,她的业务开始急速扩张,英语水平更是急速提升,谈生意越来越精明,慢慢成为了行业内的顶尖。但经济形势是在不断变化的,由于市场的饱和、消费者的意识,这个行业开始慢慢没落,加上一些地区的泡沫破碎,那些所谓的国际社区开始烂尾,越来越多的人走上维权,Yana慢慢发现自己的事业本质上是一种极大的错误。影片的最后,Yana撤出了公司的股份,背负一身的债务,远走他乡,但是“白猴子”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们的表演还在继续。大卫也早在两年前离开了这个行业,而他记录下的这一切,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崇洋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