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杂志怎么样

“十三五”以来，我国人口发展发生重大的历史性转向，人口国情也出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特征，突出表现在人口发展形势呈现出数量、结构、质量、分布等多方面交织交错的新格局。立足人口新国情，展现以人口研究推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新担当，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体系的新成长点。构建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国家治理需求的人口研究综合体系，成为人口学界的新使命。新时代人口新国情的主要特征人口始终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素质等要素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国情。总体而言，新时代中国人口新国情的主要特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人口规模呈现增幅减少、增速缓慢的新态势。“十三五”期间正值生育政策调整的生育高峰期，当二孩补偿性生育的累积释放完毕，出生人口数量逐渐回落。受育龄妇女规模缩小、生育意愿持续下降等因素长期累积影响，“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规模虽然保持增长态势，但增幅将持续缩减，甚至将经历从增长到下降的重大转折，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人口规模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低速惯性增长特征。同时，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直接干预能力的下降，家庭内部约束将逐步取代外部控制，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国家将逐渐转向以降低养育成本、减少工作与家庭冲突、改善医疗卫生服务等措施对家庭提供抚育支持。第二，人口结构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十三五”时期的生育政策调整仅带来出生人口规模短暂的回升，但未改变长期的发展趋向。“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加速下降，人口红利进入下行通道。老年人口规模、家庭户规模、总抚养比将大幅提升，2020年后，我国将从老龄化社会逐渐进入中度老龄型社会，并预计于2035年前后迈入超老龄社会，少子化、高龄化、空巢化与老龄化等问题并存，对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提出了更大挑战。与此同时，适婚人群的婚恋心态逐渐转变，离婚率、初婚年龄、同居率呈现上升趋势，与低生育意愿叠加后，造成平均家庭户规模下降，家庭户数量将持续增长，且增速将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加剧空巢家庭等问题。第三，经济转型遭遇人口素质提升的新难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财政大规模投资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的积极效应逐渐显现，我国人口素质与人口质量不断改善，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但现阶段，我国人口整体素质仍显著低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质量提升速度也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就业人员中低教育水平人口占比仍然较高，加剧了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未来如何更全面深入地提高人口教育和健康素质，以弥补人口红利下行的负面导向，是人口研究与政策构建亟待进一步解决的新议题。第四，人口区域性不平衡问题出现新动向。受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情况影响，我国人口持续向超大城市集聚，人口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城镇化发展不平等、人口分布和公共资源配置不均、城市生态恶化和城市病频发等问题仍然突出。随着城镇化深入推进和流动人口猛增，单个“人口流动”事件逐渐扩展至群体性的“流动人口”问题，人口迁移、流动与社会融合成为人口研究的关注重点，并逐渐深入到大规模人口流动背景下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共担人口研究新使命与其他学科研究相比，人口研究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强调从动态、变化而非静止、僵化的视角审视人口发展形势的新动态、新机遇。因此，面对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人口研究应坚持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发展道路，与时俱进发展本土化的研究话语体系，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人口治理思路创新和重大人口战略转变。第一，重构适合中国人口新国情的人口研究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我国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人口问题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不同，具有独特的生产与再生产规律，并呈现出规模大、转变快、问题复杂等特征。同时，我国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还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制度背景，表现出很强的实践性、系统性和针对性，与我国本土人口政策实践紧密结合。为更好地回应人口发展新需要，人口研究应重新审视新时代研究定位，减少对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创新人口治理思路与治理理念，植根于人口转变规律与中国国情，立足中国研究语境，在本土人口实践中提出学术性命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及治理理论。只有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并深刻洞悉人口发展规律,才能提出符合我国现阶段具体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本土化理论话语体系，更好地推动人口理论及方法创新。第二，强化人口研究的跨学科融合，以互通创造发展新机遇。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和关键性因素，其发展新转向的影响不止局限于人口领域，而是广泛作用于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等多个面向。因此，我国人口研究应与政治、经济、医疗、技术等多领域不同学科交叉渗透、有机结合，调整自身功能定位，培养具有人口学和其他学科知识的研究人员，推动综合理论体系构建，从而更好地预判未来治理风险，转危为机，孕育发展新动能。第三，充分发挥人口研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智库作用。人口研究作为顶层设计的直接决策参考和技术支持，未来需要在积极应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上探索更多新思路，强化研究整体思维，认识到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通过中长期的分析和预测，更好地应对新时期人口考验和挑战。同时，由于中国人口治理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人口研究还应关注基层对人口治理多元化新途径的探索，以基层人口实践呼应宏观设计，减少政策割裂，实现顶层人口制度建构和基层人口治理实践的良性互动和有机联系，切实提高中国人口研究能力与治理水平，更好地以智库建设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有效预判和防范社会重大风险问题，推进人口问题科学决策，高效实施人口相关政策，合理优化人口决策机制和实现科研成果落地转换。第四，推动中国语境下的调查数据整合和分析方法创新。人口研究强调量化分析和实证研究，分析方法与技术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人口分析技术是利用现代数学、系统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理论和研究手段，整理和分析各种人口调查数据，从而对人口现象及其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联系进行分析和研究的科学。面对我国人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人口研究不应流于纯理论视角，而应关注人口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整体状态、约束条件及治理机制，重视调查数据的作用，完善人口调查方法，整合各部门调查数据，构建数据开放共享平台，提高运用研究成果来化解未来人口矛盾和风险的能力，以时代化、创新化、操作化为原则，提升人口研究的应用性，从而积极适应和主动应对人口发展新问题。此外，还应进一步创新人口分析技术方法，利用新兴技术手段整理人口调查数据，探索大数据技术在人口研究中的应用，实现对人口现象及其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联系的深入理解。总之，我国人口形势正处于转折性变化的重要时期，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性因素，也将对人们的生育、死亡、迁移等产生影响，从中长期看，我国人口发展矛盾交织，一系列问题的叠加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立足人口新国情，把握人口研究新成长点对学科发展带来的新契机，调整人口研究的理论路径和分析方法，尤其是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诠释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对顺应人口变化趋势、构建适应发展形势的相关政策、实现前瞻性谋划应对，具有重要意义。（作者 陆杰华 谷俞辰 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俄罗斯远东以及日本北海道地区的经验显示，更低的生育率与人口加速负增长相互促进，形成恶性循环，进而陷入一种‘人口负增长陷阱’。”近日，由国家卫健委直属事业单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期刊《人口与健康》2020年第12期刊发了一篇题为《城市化、低生育率与人口负增长》（简称《城》）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陈友华以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苗国。《城》文称，“低生育现象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的重要人口特征。世界范围内，无论是人口膨胀还是人口收缩的国家与地区，在经济规律驱使下，人口向城市集中、向大城市集中是普遍趋势。城市化具有抑制生育水平的能力，城市化与低生育率不仅导致人口负增长，而且还有促使人口空间极化。”文章分析了美国、日本北海道、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德国的案例。其中，文章认为，“日本与俄罗斯推行积极的鼓励生育以及人口区域调控政策都无法撼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人口加速负增长使得偏远地区‘空心化’，甚至部分地区重新演变成‘无人区’，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城》文指出，“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的爬坡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育率将越来越低，这是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中国城市化水平继续上升，叠加当下极低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未来人口加速负增长的效应将会与近邻如出一辙。”在两位作者看来，“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必然要求产业的转型升级，现代社会第二、第三产业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更高，特别是文化素质。这必然驱动家庭由投入孩子的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市场经济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遂使生育率大幅度下降，衍生出大城市长期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新生人口无法填补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流失，造成非核心区域的乡村与城市人口收缩。大城市对青年人口的‘虹吸效应’导致乡村与落后地区遭受更严重的老龄化挑战，这是周边国家的现实案例，也是我国正在经历的现实。”公开资料显示，《城》文作者之一的陈友华出生于1962年7月，自1980年起先后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和德国马尔堡大学社会科学与哲学系，并分别获得理学学士、理学硕士与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学、人口学、社会工作、公益与慈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另一位作者苗国出生于1984年 3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刊发上述文章的《人口与健康》杂志由国家卫健委主管、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其中，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要开展人口科学、人口健康、人口和家庭发展相关领域研究，开展人口与发展领域调查评估，卫生健康信息化工程，开展人口、家庭、卫生和计划生育舆情监测及信息咨询服务、政策宣传、国际交流合作等工作，是长期服务于国家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国家智库。(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据英国媒体报道，近日有专家称，地球上的人口总数量将自中世纪以来将出现首次下降。一份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研究预测，从现在起到2064年，世界人口将从当前的78亿增加到97亿，而到了2100年，世界人口将下降到88亿。这项研究主要由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资助，该研究分析了生育人数减少的后果。华盛顿大学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包括日本、泰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的23个国家的人口预计将减少一半以上。研究称，工作年龄人口的减少将导致全球经济中心从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转移到非洲和印度。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还发现，如果英国想在本世纪末保持领先经济地位，稳定移民数量将至关重要。预计到本世纪末，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从第6位下滑至第7位。专家说，到2063年，英国人口将从6660万增加到7490万的峰值，2100年将下降到7150万。然而，意大利人口预计将从2014年的峰值6100万下降到2100年的3050万。西班牙人口在2017年达到了4600万的峰值，预计将稳步下降到2300万。西班牙GDP将从第13位跌至第28位，意大利将从第9位跌至第25位。该研究还同时研究了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研究称，到203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GDP最高的大国，而“如果稳定移民数量继续维持现有的劳动力”，美国可能会在2098年夺回世界第一的宝座。研究人员称，中国目前的人口为14.1亿，这个数字将从本世纪中叶开始下降，到2100年，中国的总人口将减少近一半，至7.3亿。期间，2024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3亿的峰值。《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博士补充说，“这项重要的研究描绘了我们迫切需要规划的未来。21世纪将见证我们人类文明的一场变革。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将塑造我们的未来，而欧洲和亚洲的影响力将会减弱。”“到本世纪末，世界将是多极的，印度、尼日利亚、中国和美国将成为主导力量。这将是一个真正的新世界，一个我们今天应该为之准备的新世界。”研究人员发现，在研究的195个国家中，有183个国家的生育率将低于阻止人口下降所需的水平。历史上，自从黑死病结束后，大约从1350年开始，世界人口一直在持续增长。在20世纪，世界人口从1900年的16亿激增到2019年11月的77亿。随着大量人口逐渐迁往城市，避孕手段的普及和妇女权利的增加，人们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少。预计到2050年，英国净移民人数将保持在18.5万人左右，2100年将下降至11.6万人。相比之下，西班牙的净移民人数预计将从47300人下降到2100年的11900人。在意大利，这一降幅将从7.55万降至2.95万。移民增加了英国的工作年龄人口，使其保持在4000万以下。到本世纪末，随着人口激增，尼日利亚将成为新兴大国，按GDP计算，它将成为第九大经济体。中东的人口将会增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将会增加两倍，从10亿增加到30亿。这份研究的合著者斯坦·埃米尔·沃尔利塞特教授说，“人口减少对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和降低粮食系统的压力是潜在的好消息。”但他也说，“尽管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但随着社会在工人和纳税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艰难地发展，经济挑战也将会出现。”我是每天与你分享国际资讯和世间冷暖的小世。点击关注，可以查看更多新鲜资讯，随时随地了解世界变化。

注：百度慧眼-北规院规划大数据联合实验室针对城市实际服务管理人口形成系列研究成果并分期发布。本篇为系列报告的第1篇，旨在厘清研究概念，确定基础性指标，并对国内大城市的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现状形成基本认识。研究背景2020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2020年9月，《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要求“公共服务要针对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特征和需求，完善服务功能”。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中，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率先提出相关要求：北京总体规划提出，构建面向城市实际服务人口的服务管理全覆盖体系，在常住人口2300万人控制规模的基础上，考虑城市实际服务人口的合理需求和安全保障。上海总体规划提出，应对包括常住人口、半年以下暂住人口、跨市域通勤人口、短期游客等在内的实际服务人口的需求，预留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建立完善关于城市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的研究框架，在当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既有研究与概念辨析国内关于城市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的既有研究主要利用大数据，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大城市为实证案例，对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的分布与活动特征进行分析总结。例如，施澄等（2018）对杭州市的短期驻留人口空间活动特征规律进行了挖掘，王德等（2019）分析了上海市实有人口的空间分布和流动性构成，伍毅敏等（2020）比较了常住居民与游客、就医者、商务访客等北京典型短期访客人群的时空分布特征差异，并对各类公共设施提出了考虑实际服务管理人口需求的人口服务保障系数建议值。当前，关于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的概念界定仍存在多种认识。在实际工作中，实有人口管理属公安机关事权，重在加强人口登记管理，预防违法犯罪，主要以入户调查为手段。例如，广州市、南京市等就采用了实有人口信息采集的成果口径，2020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广州实际管理服务人口已经超过2200万，南京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出南京实有人口1031.22万。在城市规划语境下，部分既有文献认为，实际服务管理人口应包括常住人口和本地居住6个月以下的“短期驻留人口”。基于此，有研究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或百度等智能设备定位数据，将“区域内稳定驻留3天以上、半年以下”作为短期驻留人口的识别标准（陈洋等，2019；孙华灿等，2020）。按照《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的定义，城市实际服务管理人口是指需要本市提供交通、市政、商业等城市基本服务以及行政管理的城市实有人口，除城市常住人口外，还包括出差、旅游、就医等短期停留人口。据此来看，只要是需要城市提供基本服务及行政管理的实有人口，都应纳入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的范畴，入户调查的手段尚不足以涵盖全部实有人口，而“3天以上”作为分界线的限定意义也不大。例如，《2018年度北京城市体检报告》发现，来京驻留时长5天以内的短期访客以旅游目的占主导，5-10天访客中以商务、就医为主要目的的访客占比显著提升（伍毅敏等，2020）。对于其他城市，可能亦有不同特征。关于时长界定，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地的研究中达成一致共识的是由于“停留3小时以下的过境人口”主要活动范围限定在对外交通枢纽内部，与城市空间互动较少，在实际服务管理人口概念中不予考虑。此外，“n天以上、半年以下”作为一个人口总规模统计数值，反映了城市在一段时期内的“累计服务人数”，其规划实践应用价值较小。在现实中，无论是医院、文体场馆等公共服务设施，还是交通、市政基础设施，与城市实有人口的互动均是具有时空非均衡性的，工作日与节假日、旺季与淡季均存在差异。从维持城市日常有序运转而言，城市规划采用“日均”口径的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为城市服务设施供给（不包括基础教育、养老等与长期居住特征挂钩的服务设施）提供规划参考更具有实用性。其典型应用如：面向春运等出行高峰的人口出行需求测算交通设施的最大承载力；旅游城市针对旅游旺季的接待人口上限测算市政基础设施所需承载力；根据日均实有人口规模测算突发疫情“封城”等紧急情况下所需的物资储备量和调配量，制定城市公共安全应急预案等。从数据获取手段来看，目前大数据虽然存在缺失老人儿童、存在用户重复统计、设备覆盖率影响人口总规模计算结果等不足，但当前仍是对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特征捕捉最及时、覆盖最全面、较传统手段具有突破性的。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团队对“城市日均实际服务管理人口”指标算法提出以下建议：利用位置大数据识别区域内某月（建议可参考常住人口统计调查时点，选取11月）的日均实有人口数量，根据设备量和设备覆盖率计算人口规模，不含停留时间3小时以内的短时过境人口。城市对比与疫后观察基于以上“城市日均实际服务管理人口”指标概念，本研究团队利用百度地图慧眼大数据，选取全国部分人口规模较高的大城市，对其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特征及疫后恢复情况进行了分析。1.全国和区域中心城市日常承载较多的短期驻留和短期到访人口。根据百度地图大数据的人口测算结果，2019年全国范围内城市的稳定居住人口规模（3个月口径，相较半年口径能更及时反映近期居住人口变化）排名、日均实际服务管理人口排名与传统统计口径的半年以上常住人口排名均有一定差异。北京的排名变化，反映其实际服务管理人口中短期驻留和短期到访的人口规模较大，这与北京作为国家行政管理和资源调控的中心、全国拥有跨国企业和大型企业总部最多的城市，所发挥的促进信息和资源汇聚交流的平台作用是分不开的。广州、深圳、苏州、杭州、郑州、西安的排名，也显示了其较多承载区域性高等级服务职能的中心城市地位，在服务本地常住人口以外，还对新增外来人口具有较强吸引力，并承担区域性的商务会展、旅游、就医等功能需求。东莞则表现出独特的短期强吸引力、人口快速流动的城市发展模式。从日均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来看，达到3000万以上量级的城市为北京、上海，2000万以上量级的为广州、重庆、深圳、成都4个城市，成都与其下一位的苏州之间差距显著，显示了这6个超级都市在汇聚功能和“人气”、服务全国和区域方面的“一线”地位，也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城市群及成渝经济圈的宏观格局一致。2.大城市实际服务管理人口中稳定居民约占90%，短期访客约占10%。根据2019年11月的数据，大城市日均实际服务管理人口中，3个月口径稳定居住人口的占比普遍在90%左右，短期访客的占比约为10%。稳定居住人口与短期访客对城市空间资源的利用和设施需求有显著区别，未来在城市规划中应有针对不同人群需求的精细化考虑。本系列后续报告将对此进行深入分析。3.疫后制造业率先恢复，主要大城市稳定居住人口、短期访客相继恢复，城市活力依旧。以2019年11月数据为基数，对比2020年5月、8月数据，可以看到大部分城市的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已恢复到疫前的90%以上。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恢复情况综合反映了大城市常住人口节后回流、劳动力流入以及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对外交往功能的恢复情况，是城市活力的体现。（1）2020年5月，城市实际服务管理人口恢复比例最高的为重庆、东莞、苏州、杭州，这几个城市均为制造业强市，反映制造业的复工复产进度较快。恢复速度较慢的是受疫情重点影响及管控要求较为严格的城市（武汉、北京），但人口也已恢复80%左右，显示各大城市已实现主要功能恢复运转，绝大部分生产生活活动可以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正常开展。（2）8月与5月相比，大部分城市的稳定居住人口规模小幅上升，而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的恢复比例更高，反映跨城市的商务、旅游等功能交流和人口短期流动逐渐恢复正常。与此同时，武汉则实现了居住人口规模的大幅度恢复。北京、广州、深圳、郑州、武汉等城市显示出持续吸引新增人口或人口回流的“后劲”，同时也有重庆、天津等城市发生了人口的净流出，显示疫后本地劳动力有一个供需重新平衡的过程。由于生产要素流通加速、交通技术进步、居民生活节奏加快和生活方式多样化等因素，人口跨城市流动中的短期居住和短期到访行为已经和外来人口长期定居一样，成为城市中不可忽视的普遍现象。正如Martin等（2015）所说，“在现实中找不到一个时间是所有人都位于自己的常住地址的。”实际服务管理人口对于城市规划有着越来越多的实践应用意义。未来本研究团队将继续分享关于多源人口数据校核、不同人群画像、设施服务保障系数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参考文献：[1] Yimin Wu, Liang Wang, Linghui Fan, et al. Comparison of the spatiotemporal mobility patterns among typical subgroups of the actual population with mobile phone data: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2020, 100[2]施澄,陈晨,钮心毅.面向“实际服务人口”的特大城市空间规划响应——以杭州市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8(04):41-48.[3]王德,任熙元.日常流动视角下的上海市实有人口分布与流动性构成[J].城市规划学刊,2019(02):36-43.[4]陈洋,黄浦江,宗敏丽,陈星,王周杨. 存量背景下的上海实际服务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A].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重庆市人民政府.活力城乡 美好人居——201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5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重庆市人民政府: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9:14.[5]石晓冬.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看城市人口服务管理[J].城市发展研究,2020,27(03):4-5.[6]石晓冬,张晓莉,伍毅敏,王雅捷,文爱平.石晓冬:规划让城市更健康[J].北京规划建设,2020(02):187-191.[7] 伍毅敏,杨明,彭珂,等.北京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的若干创新探索与总结思考[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20,12(1): 193-205.

为阻止新冠肺炎（COVID-19）的传播，中国采取了大量的非药物干预措施。中国疫情逐渐平息之际，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形势仍旧严峻。各国政府和决策者该选择怎样的疫情控制政策，其实是一个科学问题。最新一份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团队的研究即指出，截至目前，关于年龄、接触模式、社会距离、感染易感性和COVID-19传播动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仍不清楚。他们试图为更具有针对性的长期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当地时间4月29日，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意大利ISI基金会、湖南省疾控中心、意大利布鲁诺·凯斯勒基金会、美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福格蒂国际中心、美国东北大学生物和社会技术系统模拟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合作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Changes in contact patterns shape the dynamic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研究的通讯作者为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主任余宏杰，以及意大利布鲁诺·凯斯勒基金会的计算流行病学家Marco Ajelli。研究团队分析了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和疫情暴发期间武汉和上海的接触调查数据，以及来自湖南省的接触者追踪信息。研究得出，在执行社会距离疏远政策期间，武汉和上海两地平均每天的接触均减少了80%左右，大部分的互动仅限于家庭。研究还发现，0-14岁的儿童比15-64岁的成年人更不容易受到SARS-CoV-2感染，而相比之下65岁以上的人更容易受到感染。基于这些数据，研究团队建立了一个传播模型，研究疫情传播如何受年龄差异和社会距离的影响。此外，他们还预测了社会距离和学校关闭对COVID-19传播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暴发疫情期间仅实施社会距离政策就足以控制COVID-19。另外，虽然主动关闭学校本身不能阻断传播，但它们可以将峰值发病率降低40%-60%，并延迟疫情。总的来说，这项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在武汉和上海实施的干预措施，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行为变化，大大减少了日常接触，从根本上减少了互动。这使得了SARS-CoV-2传播的急剧减少。研究团队同时提出，设计针对COVID-19的长期控制的目标策略将特别重要，包括基于学校和工作的控制策略，以及大规模检测和接触者追踪。未来研究应集中于完善感染、疾病和传染性的年龄特异性评估，这有助于评估这些策略的影响。疫情期间城市流动性下降，家庭内部接触为主要社会接触模式为了评估与COVID-19干预有关的年龄混合模式的变化，研究团队在两个城市进行了接触调查：疫情暴发中心武汉，和中国东南部最大、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上海。本次疫情期间，上海有不少武汉输入病例和本地传播病例。调查时间为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10日，调查方式为电话调查。武汉的参与者需要完成一份问卷，描述他们在两个不同时间的接触行为：第一、2019年12月24日至2019年12月30日之间的一个正常工作日，即武汉市卫健委正式公布疫情之前（用作基线）；第二、问卷调查前一天，即疫情期间。在上海的参与者则被要求完成与在武汉使用的相同的问卷，但只需要报告在疫情暴发期间的接触者。在这些电话调查中，“接触”被定义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面对面交谈，另一种是例如握手等直接的身体接触。研究共分析了武汉636名参与者报告的1245名接触者，以及上海557名参与者报告的1296名接触者。在武汉，每个参与者的平均每日接触人数显著减少，从基线期的14.6人减少到疫情暴发期的2.0人。在上海观察到的这种减少更为明显，平均每日接触人数从18.8下降到2.3。武汉（A）和上海（D）的基线期接触矩阵（只适用于普通工作日）。该矩阵的每个单元格代表一个特定年龄组的个体与其他个体的接触的平均数量，按年龄组分层。颜色亮度表示接触的数量；武汉（B）和上海（E）的疫情暴发期间接触矩阵；武汉（C）和（F）基线期接触矩阵与疫情暴发期间接触矩阵的差异。在分析基线期也就是疫情暴发之前的时候，武汉和上海呈现出的社会接触模式均表现为典型的年龄混合接触特征。相比之下，疫情暴发期间，实行严格的社会距离政策之后，上述特征大部分消失，基本只剩下家庭内部的接触。特别是，根据基线和暴发期矩阵的差异，可以看到学龄群体的接触完全消失了。研究认为，总的来说，疫情期间的接触主要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武汉94.1%，上海78.5%）。这些发现也符合城市内流动数据的趋势，在1月初至2月初之间，上海城市流动性下降了86.9%，武汉下降了74.5%。如此大的内部流动性下降和疫情期间大部分接触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结果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武汉和上海实施严格的社会距离措施时，并没有完全消除工作场所的接触，因为一些基本而重要的工作仍需继续。新冠易感性随年龄增加而增加：0-14岁个体感染风险最低接下来，为了理解社会距离干预、人群接触模式的变化和疫情动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还需要考虑感染易感性的潜在年龄差异。研究团队指出，目前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其中原因包括关于无症状病例年龄分布的信息很少。研究团队分析了湖南省疾控中心详细的流行病学现场调查COVID-19接触者追踪信息。总的来说，湖南所有报告的COVID-19病例的密切接触者都进行了14天医学观察，使用实时RT-PCR检测，检测呈阳性的人随后被确诊为SARS-CoV-2感染。研究团队进行了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回归，以说明接触相同指标病例（如在家庭内部）的接触者的聚类和潜在相关结构。他们将接触者的年龄组和性别、接触类型、接触者是否曾到湖北/武汉旅行作为回归协变量。他们发现，对SARS-CoV-2感染的易感性随年龄增加而增加。0-14岁个体感染风险低于15-64岁个体[OR=0.34 (95%CI： 0.24-0.49)]。相比之下，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感染的风险高于15-64岁的成年人[OR=1.47 (95%CI： 1.12-1.92)]。研究团队援引了深圳疾控中心、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等团队今年3月发表在预印本平台medRxiv上的另一项研究进一步强调，目前对于易感性仍存在一些争议。深圳疾控中心等团队当时的研究认为，对新冠病毒的易感性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疫情若不控制，一年后平均感染发病率为53%-92%研究团队随后探讨他们的数据如何为COVID-19提供防控策略。他们指出，调节流行病动态的一个关键参数是基本传染数（R0）。所谓的R0，即指在没有外力介入、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个感染者把疾病传染给其他个体的平均数。这项研究评估了干预措施对R0的影响，并使用下一代矩阵的方法来量化R0的变化。此外，为了说明年龄混合接触模式对疫情动态的影响，他们开发了一个简单的SARS-CoV-2传播模型SIR。在模型中,人口分为三个流行病学类别：易感、感染和移除者（恢复或死去的人）。根据对感染的年龄特异性易感性的估计，易感个体在与感染个体接触后会被感染，接触发生的概率由每个年龄组的混合模式估计值决定。取连续两代病例的平均时间间隔为5.1天。接触模式对疫情传播的影响，A、武汉；B上海。在武汉COVID-19疫情的早期阶段，即实施干预措施之前，R0值估计为2.0-3.5。在此分析中，研究团队将基线期的R0值范围扩展到1-4。他们发现武汉和上海接触模式的相当大的变化使得R0急剧减小，武汉和上海均可下降至流行阈值1以下。如果假设人群易感性在各年龄段没有差异（Equal susceptibility），结论仍旧类似。首次出现COVID-19病例一年后的感染发生率，C、武汉；D上海。假设疫情不受控制（没有干预措施、出行限制，或自发群体配合）,即R0范围在2-3，研究估计在疫情暴发一年后，平均感染发病率为53%-92%，武汉和上海之间差异较小。学校关闭不足以完全预防疫情暴发，长远来看应更有针对性地阻断传播接下来，研究团队使用该模型来估计提前大规模学校关闭的影响。基于上海的数据，研究考虑了两种不同的接触模式：完全假期期间接触模式；正常工作日期间的接触模式，但移除了在学校的接触。研究还提醒，这两种情况都是学校关闭策略的简化。事实上，中国为应对COVID-19大流行关闭了学校，所有现场教育服务因此中断。然而，学校放假期间的接触模式表明，仍有一部分孩子参加额外的教育活动，这并不少见。限制学校接触对疫情传播的影响。这项研究的建模表明，完全假期接触模式可以阻断基线R0在1.5以内的传播 (图3、A和C) ，正常工作日移除学校接触的模式可以阻断基线R0在1.2以内的传播。举例来说，如果基线R0为2.5，假设在完全假期接触模式下，平均峰值日发病率会减少64%。在正常工作日移除学校接触的模式下，平均峰值日发病率则减少42%。研究认为，总的来说，仅靠学校关闭政策不足以完全预防COVID-19暴发，但它可以影响疫情传播动态，从而缓解医院负荷。需要强调的是，上海5-19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9.5%，明显低于全中国（16.8%）和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例如，美国的这一比例为19.7%。研究团队最后总结道，虽然研究仍存在诸多限制性，但这项建模工作可以提供一些见解，探讨一个全国范围的防控策略对感染发病率和峰值发病率可能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或许最重要的是，实施严格生硬的封锁策略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极具较大影响，“从长远来看，更有针对性地阻断传播是更好的选择。”(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在生物医学领域、工科领域，3分+的期刊在JCR分区上并不起眼，也许只是三区，四区，甚至很多5分+的期刊也被冠上“水刊”之名！而在这么一个小众的领域，3分+的期刊已经是TOP1了。这个领域，总共只有20本期刊，那就是民族研究领域！而这个领域的TOP1期刊：《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最新影响因子只有3.12分。除了是民族学的顶刊外，《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还是人口学的TOP2期刊！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这本难度适中的顶级SSCI期刊《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吧。1 期刊介绍《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简称JEMS，是英国的一本期刊，出版关于移民及其后果的研究文章，以及有关种族冲突，歧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公民权和融合政策的文章。2 主编介绍JEMS的主编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移民研究中心的Paul Statham教授。3 刊文量JEMS的年发文量为100-200篇左右，年发文量也在逐年上涨中。今年截至到目前（8.17日）为止，已经发文224篇。（数据来源于iJournal网站）国人占比情况：分析了2020年的224篇文献的地区分布。中国人只占了12篇，国人占比5.3%。4 影响因子和分区这些年来，JEMS的影响因子呈上升趋势，从2015年的1分多，一直涨到了如今的3.12分。分区情况：在人口学方面位列全球第二，在民族研究中位于全球第一。JCR一区杂志。而在2015年的时候，这本期刊只在民族研究中排列第五，这几年由于其影响因子突飞猛进，其排名也逐年上升，一直到现在成为了民族研究中的老大。5 自引率根据iJournal期刊平台的数据显示，JEMS去年的自引率为7%，处于非常安全的水平。6 版面费JEMS彩图印刷收费标准为：每个彩图300英镑（400美元；500澳元；350欧元）。对于超过4个彩色图形，第5个及以上的彩图将按每个50英镑收费（75美元；100澳元；65欧元）。7 投稿心得根据网友的评价，这个杂志难度适中。影响因子不低，为民族研究和人口学领域的顶级期刊。如果真的中了这么杂志，我能吹一辈子！虽然这本杂志目前中国人发文量不大，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只发表了12篇文章，平均每2个月发表3篇，但是小编相信，未来中国的科研实力也将越来越强，这些顶刊中将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的论文！以上分析，仅为一家之言，如有不当，敬请指出。仅供参考~

中新社北京9月16日电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16日在其官网上发布《郑国恩所谓新疆维吾尔族“强制绝育”“种族灭绝”独立报告的分析》(下称《分析报告》)，指出郑国恩日前所谓的新疆人口研究极不严谨，有悖于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是赤裸裸地假学术研究之名，行政治之实。德国反华学者郑国恩日前发布所谓的“研究报告”《绝育、避孕环、强制避孕：中国共产党压制新疆维吾尔生育率的行动》(下称“报告”)。《分析报告》认为，该“报告”中，郑国恩采用了“好莱坞式剪辑手法”，虚构报告内图片和文章的关系，试图用一些精心设计的语言和几张选择性的图片构建一种意象；存在“合成图片，吸引眼球”“东拉西扯，强加图文关系”“借用科普类图片，强行虚假论证”等问题。仅从图片看，“报告”就极不严谨，完全是胡乱拼凑、主观臆测的大杂烩。《分析报告》说，公共场所装摄像头是为有效预防和打击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这种做法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郑国恩却热衷于采用这类图片来暗示，并进行歪曲、夸大。《分析报告》指出，“报告”还存在编造数据来源、恶意解读个案、歪曲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等问题。“新疆强制绝育，以政策减少少数民族人口”这一所谓的“结论”是基于种种虚假、片面和非客观的数据资料收集和分析而得，并不准确，有明显恶意诋毁的目的。《分析报告》表示，目前新疆地区城镇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农村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强制绝育”“种族灭绝”等政策完全是郑国恩的臆想。《分析报告》续指，除政策外，影响一个地区人口数量原因还包括社会经济发展、医疗卫生水平、教育水平等。“报告”片面将单一区域人口变化情况与所谓“政府干预”“种族灭绝”联系在一起，完全是混淆视听。《分析报告》指出，郑国恩这类所谓的“独立报告”是国际涉疆人权舆论的新动向、新趋势、新工具。以所谓专家名义，发表无中生有、纯属捏造的言论，是西方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段。(完)

据西班牙《国家报》网站7月15日报道，《柳叶刀》杂志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全球人口将在2060年代达到97亿的峰值，随后将缓慢减少，直到2100年缩减至88亿人。做出这一预测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认为，将变得更加普及和提前的女性教育，是影响全球人口的关键因素。报道称，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将有110亿人口，比上述研究报告的预测高了20多亿。幅度收窄的主要原因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育率急剧下降，以及亚洲、中欧和东欧的人口迅速下降。这是这项研究的关键和主要意义所在：坚定地将移民政策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发展的国家将变得强大。报道称，这项研究设想的是一个2100年极度老龄化的地球未来，65岁以上人口约为23亿，而20岁以下的人口只有17亿。80岁以上人口将是5岁以下人口的两倍（8亿对4亿）。人口金字塔发生的这一剧烈变化将影响各国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各国以日益减少和衰老的劳动力来维持其经济规模的能力。（李子健译 王露校）【来源：参考消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柳叶刀》杂志近期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全球人口将在2060年代达到97亿的峰值,随后将缓慢减少,直到2100年缩减至88亿人。做出这一预测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认为,将变得更加普及和提前的女性教育,是影响全球人口的关键因素。　　　　　　　新华更多资讯或合作欢迎关注中国经济网官方微信（名称：中国经济网，id：ourcecn）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