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杂志社

“俄罗斯远东以及日本北海道地区的经验显示，更低的生育率与人口加速负增长相互促进，形成恶性循环，进而陷入一种‘人口负增长陷阱’。”近日，由国家卫健委直属事业单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期刊《人口与健康》2020年第12期刊发了一篇题为《城市化、低生育率与人口负增长》（简称《城》）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陈友华以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苗国。《城》文称，“低生育现象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的重要人口特征。世界范围内，无论是人口膨胀还是人口收缩的国家与地区，在经济规律驱使下，人口向城市集中、向大城市集中是普遍趋势。城市化具有抑制生育水平的能力，城市化与低生育率不仅导致人口负增长，而且还有促使人口空间极化。”文章分析了美国、日本北海道、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德国的案例。其中，文章认为，“日本与俄罗斯推行积极的鼓励生育以及人口区域调控政策都无法撼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人口加速负增长使得偏远地区‘空心化’，甚至部分地区重新演变成‘无人区’，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城》文指出，“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的爬坡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育率将越来越低，这是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中国城市化水平继续上升，叠加当下极低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未来人口加速负增长的效应将会与近邻如出一辙。”在两位作者看来，“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必然要求产业的转型升级，现代社会第二、第三产业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更高，特别是文化素质。这必然驱动家庭由投入孩子的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市场经济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遂使生育率大幅度下降，衍生出大城市长期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新生人口无法填补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流失，造成非核心区域的乡村与城市人口收缩。大城市对青年人口的‘虹吸效应’导致乡村与落后地区遭受更严重的老龄化挑战，这是周边国家的现实案例，也是我国正在经历的现实。”公开资料显示，《城》文作者之一的陈友华出生于1962年7月，自1980年起先后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和德国马尔堡大学社会科学与哲学系，并分别获得理学学士、理学硕士与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学、人口学、社会工作、公益与慈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另一位作者苗国出生于1984年 3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刊发上述文章的《人口与健康》杂志由国家卫健委主管、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其中，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要开展人口科学、人口健康、人口和家庭发展相关领域研究，开展人口与发展领域调查评估，卫生健康信息化工程，开展人口、家庭、卫生和计划生育舆情监测及信息咨询服务、政策宣传、国际交流合作等工作，是长期服务于国家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国家智库。(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市召开齐鲁网讯5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人口科学》杂志社与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主办、泰山医学院人口研究所协办的“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研究员、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张述存研究员出席会议并致辞。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所长崔树义主持会议开幕式。张述存在致辞中指出，我国逐步建立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完善老年人福利保障制度，增强养老服务消费能力，对于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提升社会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我国养老服务发展还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不平衡、供养服务与医养健康服务不平衡等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加强研究，探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路径。今年正逢山东社会科学院成立40周年，真诚希望能够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搭建更为广阔的交流平台，不断深化与有关方面和单位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动提升我院的科研水平。本次研讨会旨在研究探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养老服务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有的放矢地提出应对策略。来自全国各地50多个单位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参会学者分别就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养老服务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医养结合的实践与挑战、长期照护保险的探索与实践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

来源：经济日报原标题：结构性潜能应成现实增长动能中国经济率先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恢复，2020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达0.7％，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差不多恢复常态。正常情况下，2021年中国经济有望争取8％或以上的增速，考虑到2020年经济基数低，2021年的增长仍属于恢复性增长。经济恢复到常态后，经济增长的一些常规推动力开始起作用。2021年出口不确定性较大。投资的弹性很大，特别是基建投资。消费目前正逐步回升，2021年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整体表现应该会好于2020年。由于疫情冲击，2020年我国没有提出具体的GDP增长目标。下一步建议采取就业指标打头、GDP收尾的增长指标体系。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就业指标也能有效衡量全社会资源利用状态，应成为力争完成的指标。过去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统计能力不足、农村隐蔽失业难以计算等因素，采用城镇调查失业率和新增就业人数指标，尚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就业状况指标。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近60％，数字技术在某些方面已处于全球前列，只要真正重视起来，我们完全可能形成全面、客观、及时地反映城乡就业真正状态的数据，为判断经济和就业形势提供可靠依据。此外，还可以采取若干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全局性指标，包括居民人均收入、物价水平、宏观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等。GDP指标还是要看的，但应该是预期性、结果性、后置性的，不应再作为挂帅指标。如果前述指标处在正常或好的区间，GDP增速就是适当的。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度把握得较好。与西方国家的宽松政策不一样，我们没有搞大水漫灌，只是在经济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时适当放松。伴随经济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下一步宏观政策也要相应回归正常状态。财政政策可能不会一步到位退出，但财政赤字的规模应该会有所减少。此外，疫情期间宏观杠杆率有所提升，在经济恢复到常态、逐步稳定后，杠杆率要相应降到一个合适水平。要看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主要解决短期平衡的问题，中长期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结构性潜能。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更关注宏观政策，是因为它们的结构性潜能很少，经济增长主要靠更新性需求拉动，如房子破了需要翻修，汽车旧了换辆新的等。和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驱动增长，而非主要依赖宏观刺激政策。此前多年，在我国相当长的高速增长期内，高增长依靠高投资，高投资主要由基建、房地产等驱动。随着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这些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新结构性潜能，即通常所说的增长动能转换。“十四五”时期，中国国内大循环应注意释放并用好“1＋3＋2”的结构性潜能。“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是指在实体经济方面要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新的三大短板，即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2”是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1＋3＋2”结构性潜能在今后5到10年都能够起作用，但是现在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应当通过更大力度、更有实效的改革开放，使这些结构性潜能成为现实的增长动能。具体措施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二是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空间规划（包括城市规划）应尊重市场力量，按照人口流动这一重要的市场信号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按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三是石油天然气、铁路、通信、电力、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促进竞争、放宽准入上作出进一步探索。四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继续推进并扩展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可随人员流动的政策，逐步打通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五是深化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改革。此外，还要继续推进对外开放。我们已经签署RCEP，正在积极考虑加入CPTPP，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相关领域的深化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应将注意力更多放在提升增长质量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合理汇率升值，加上能够争取到的实际增长率，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作者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本文由《中国经济评论》杂志社供稿）来源：经济日报

技术对于世界的革命性意义早为人类共知，而对技术革命的人文反思却相对关注寥寥。作为国内较早从事人工智能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科学史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陈自富长于从哲学和伦理角度反思新技术，并试图将这种反思置入更为日常化、脉络化的场景中。发布会现场在文化纵横杂志社、东方出版社和南都观察共同举办的沙龙暨文化纵横书系之《赛先生的梦魇：新技术革命二十讲》新书发布会上，陈自富就以曾受到广泛关注的人工智能软件“阿尔法狗（AlphaGo）”和人类基因组编辑事件为例，详解他对新技术的种种人文反思。反思技术变革的必要性陈自富首先强调，不论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民众，对于技术革命或重大科技变革等议题进行讨论和反思都有其必要性。普通民众常被认为在知识上无法与专业人士进行平等讨论，即便是专业人士中，不同专业乃至同一专业中的不同领域的人也存在认知上的分歧，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大家共同享受信息文明带来的成果，共同承担其中的责任，共同思考其中的意义。这种反思既包括对技术内容本身，也包括对其在社会、人文意义上更深层次的思考。前者拓展技术，后者则能够帮助形成和强化人类在扩展自身边界时的“问题意识”，并从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问题意识延伸到技术重新定义人类反身性的问题意识。这样的问题意识，在以寻求知识增长为目的的自然科学领域和谋求人类平等、幸福的社会科学领域都是至关重要的。技术革命大大拓展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了很多自然本不存在的东西，人类的边界不断延伸，人与技术也不断融合，人类必须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义。而对技术进行人文反思的过程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提问，另一方面也让问题意识浮现，提供多维视角，告别封闭性讨论，不断扩大问题领域的外延，促使全社会不断接近最大程度的共识，让科技真正服务于人类福祉。至于技术革命，陈自富解释说，当前被很多人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乃至“智能革命”时期，且不细究说法，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科学和技术实际上是并列关系，科学并不能代表技术。回顾技术革命工业革命之前，人类从最初学会使用火的蒙昧时代发展到实现畜牧业和农业分离、农业和手工业分离和商人出现的野蛮时代，而进入早期文明时代后，私有制开始出现，产生以城市为标志的定居文明，还出现了庞大的祭司阶层，但是人口增长与战争却始终交替出现。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蒸汽革命将生产的“动力”彻底革新，畜力和水力被取代，冶金和机械制造成为重心，资本家开始出现。这是一次以英国为核心的单源性工业革命，并由此产生了工匠文化和商品输出。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力革命，电力的使用极大地推进了包括汽车业在内的重化工业发展，工业革命的范围开始延伸，城市化脚步开始加快。也正是在此过程中，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开始变化。作为工匠的瓦特身处于技术和科学并行的时代，但到了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化学、冶金等技术行业则仰赖于科学。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称之为“第三次浪潮”、至今余韵未绝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革命为主要特征，还包括核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以及农业革命的发展，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贫富差距也在拉大。而当前，信息革命正在向所谓的“智能革命”推进，尽管第四次工业革命尚无公认的说法，但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航空航天和清洁能源等技术面向已经越发突出，这些过去认为完全不同的领域之间也在加速融合。以火星探测为例，由于距离带来的时间延迟，导致无法进行实时操纵，必须赋予火星上的探测器一定的自主判断能力，也就是与人工智能发生紧密的结合，这一技术也会慢慢影响到地球的其他技术行业。因此当前这种跨领域的技术革新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有了巨大的差异，具有跨领域特性的技术有极强的“正反馈”效果，技术的发展速度特别快，适用的人口范围也特别广。其重大意义在于，人类的认知边界将被全面拓展，向外进入太空，向内则进入人类基因编辑层面。但也正是在此状况下，目前的技术革命并没有得到科学的全面支援与支撑，我们尚缺乏各方面的准备，原理上的茫然将带来更大的未知，其影响也无法预知。正如蒸汽革命时期伦敦大力发展煤炭工业后带来的严重污染，就是典型的解决实际问题，却因不理解原理而无法预测其发展轨迹，进而陷入困境。陈自富指出，只有具备科学理论基础的技术在发展时才更有规律性，其后果和边界才更容易澄清，便于人们做出理性选择，对其技术路线的预测也会相对更加准确。蒸汽机的制造与利用和核技术的发展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必须建立在相对论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难以解释的问题所以大多数时候，科学不等于技术，人也不总是理性。目前认知科学对于智能的理解和生物科学对于人类基因组修饰的所知都十分有限，但技术上尝试的步伐似乎在不断加速。一般而言，人类会对技术的发展作科学的算计，以求实现技术决策中的利益价值比较，也就是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然而在没有相应科学基础的情况下，盲目决策出现的概率大大提高了。以“阿尔法狗”为例，其在实践上战胜了人类最强棋手，在基于规则的博弈领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亮眼的表现却并不能说明人工智能已经作为人造物开始模仿人类智能运作，因为人类自己对于大脑运作的原理也尚处于十分抽象的解释阶段，包括阿尔法狗在内的智能技术进展仍属于缺乏足够理论支持和知识基础的工程实践。陈自富认为，这种“难以解释的生物智能或人工智能”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现状，其中存在很多的问题。“知识就是力量”，如果将知识作为智能的核心来源，那么由于认识论是哲学的研究范畴，人工智能就与哲学有了纠缠；如果不考虑知识的核心地位，正如当前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所依赖的路径本质上与知识没有太大关系，仍旧缺乏理论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人工智能尽管没有掌握所谓的知识，却在棋类博弈游戏、定理证明、图像识别等一些脑力活动领域有了重大进展，比之人类呈现出压倒性优势，与过去蒸汽、电力的工具性利用相比，人类要如何面对这样的进步？人类与人工智能曾经，机器取代人力导致工人失业，但总体而言工具性利用始终还被框限在“改造自然”的范围内，但随着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人类被取代的焦虑将会日益深重。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明确的是，应该如何定义人工智能？人类似乎总在为自己寻找一个稳定的哲学定义，人会利用工具、制造工具，人是符号动物、理性动物、知识动物……这些似乎可以证明人类唯一性的特质正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不断退缩，人工智能的突出表现更使得人类开始怀疑是否连“创新”都并非人类的本质。因此，问题恐怕也要继续回溯，是否从一开始，人类执着于思考自己的本质就已经错了？陈自富指出，之所以会出现人工智能挑战人类的问题，正是由于人类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本质主义来定义自身，进而定义人工智能，以准确地区分人类和非人类。但这种对本质的追求可能会导致一种永远没有答案的递归，还有可能出现对人类肉身的超越，即这样完美的人类定义是否真的存在？因此他认为，人类只有放弃这种本质主义的幻想，将智能、意识这种心理学词汇设想为生物体与环境交互的过程，使之与人类的定义脱钩，才能避免滑入这一困境中。那么，如何理解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概念和关系呢？关于“人类”，实际上不存在静态、固定的概念，劳动、符号、理性、文化等都只刻划了人类的某一方面，他进一步指出，所谓的“人类”指的是具有独特基因组的人类与其环境组合的产物，而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都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当代生物学和哲学对于人类的物种概念，甚至人类是否是一个物种，迄今未能达成一致，因此在这一 意义上讨论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取代或竞争，其实是一个不恰当的问题。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不像人类一样存在有性生殖变异的基础，存在着宏观上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并且人工智能的复杂程度比之人脑的功能模块，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在相当漫长的时间内，人工智能都无法成为独立的主体，也就无法作为生命体承担责任，其缺陷或成就都将指向其人类设计者。总的来说，区别于人工智能，有性生殖、社会性、语言能力、伦理责任等是人类作为高等生命的主要特征，而如科幻小说或电影中为人工智能或机器人赋予生命特征的例子，恐怕只能视之为一种隐喻或类比。数学家和控制论先驱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早年在其名作《人有人的用处》中提到一个如今科幻作品中常见的设定，即把人通过信息渠道传输到另一处，陈自富将之称为“把人存储起来”，前卡内基梅隆大学移动机器人实验室主任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曾试图实现这一构想，也就是人类的机器化（mind as machine），个体的人可以以信息的方式储存和传输；而家喻户晓的图灵测试（The Turing test）试图判断机器能否模拟人，反映的是计算机拟人化（machine as mind），二者截然不同却都是把信息作为人的本质，这与现今流行的基因观点产生了联系，人都有独一无二的基因，以一段基因序列作为一个人唯一的标志，这似乎可以作为人类与人工智能在信息上的联系。如果说信息是人的本质，那么再加上个体和环境交互的历史信息，人类社会可以基于信息重建，这个猜想或者说隐喻就构成了信息本体论的一种形式。这与拉·梅特里（La Mettrie）在《人是机器》中提出的隐喻一样，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万物均可形式化的机械世界观，而其背后都是实证主义的哲学观。除了哲学上的考虑，陈自富还谈及如今的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例如以借助神经网络技术为照片人物脱衣的DeepNude和可以进行人体图像合成以伪造图片的Deepfake这样的技术作恶，利用算法强化社会偏见或不公的算法歧视等。不仅如此，没有过程性因果解释的算法是否能够替代人类决策，对人类的生殖系基因修饰是否构成对人类的生物学改造，花费巨额代价为罕见病开发基因疗法是否值得等问题都困扰着人类。尽管人类可以用强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沙文主义来说服自己，用更透明的技术治理结构来规训技术，通过驱除哲学上的本质主义以谨慎支持生殖系基因修饰……但总体而言，在人类已经无法进化出更多新物种，也不可能再通过自然选择以获得更好基因型的情况下，人类不能在惊愕和茫然中坐视技术革命的自主发展。陈自富最后强调，人类必须对未来的技术发展作出规划和选择，更好地进行思考和提问以应对技术的快速变革。

据英国媒体报道，近日有专家称，地球上的人口总数量将自中世纪以来将出现首次下降。一份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研究预测，从现在起到2064年，世界人口将从当前的78亿增加到97亿，而到了2100年，世界人口将下降到88亿。这项研究主要由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资助，该研究分析了生育人数减少的后果。华盛顿大学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包括日本、泰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的23个国家的人口预计将减少一半以上。研究称，工作年龄人口的减少将导致全球经济中心从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转移到非洲和印度。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还发现，如果英国想在本世纪末保持领先经济地位，稳定移民数量将至关重要。预计到本世纪末，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从第6位下滑至第7位。专家说，到2063年，英国人口将从6660万增加到7490万的峰值，2100年将下降到7150万。然而，意大利人口预计将从2014年的峰值6100万下降到2100年的3050万。西班牙人口在2017年达到了4600万的峰值，预计将稳步下降到2300万。西班牙GDP将从第13位跌至第28位，意大利将从第9位跌至第25位。该研究还同时研究了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研究称，到203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GDP最高的大国，而“如果稳定移民数量继续维持现有的劳动力”，美国可能会在2098年夺回世界第一的宝座。研究人员称，中国目前的人口为14.1亿，这个数字将从本世纪中叶开始下降，到2100年，中国的总人口将减少近一半，至7.3亿。期间，2024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3亿的峰值。《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博士补充说，“这项重要的研究描绘了我们迫切需要规划的未来。21世纪将见证我们人类文明的一场变革。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将塑造我们的未来，而欧洲和亚洲的影响力将会减弱。”“到本世纪末，世界将是多极的，印度、尼日利亚、中国和美国将成为主导力量。这将是一个真正的新世界，一个我们今天应该为之准备的新世界。”研究人员发现，在研究的195个国家中，有183个国家的生育率将低于阻止人口下降所需的水平。历史上，自从黑死病结束后，大约从1350年开始，世界人口一直在持续增长。在20世纪，世界人口从1900年的16亿激增到2019年11月的77亿。随着大量人口逐渐迁往城市，避孕手段的普及和妇女权利的增加，人们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少。预计到2050年，英国净移民人数将保持在18.5万人左右，2100年将下降至11.6万人。相比之下，西班牙的净移民人数预计将从47300人下降到2100年的11900人。在意大利，这一降幅将从7.55万降至2.95万。移民增加了英国的工作年龄人口，使其保持在4000万以下。到本世纪末，随着人口激增，尼日利亚将成为新兴大国，按GDP计算，它将成为第九大经济体。中东的人口将会增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将会增加两倍，从10亿增加到30亿。这份研究的合著者斯坦·埃米尔·沃尔利塞特教授说，“人口减少对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和降低粮食系统的压力是潜在的好消息。”但他也说，“尽管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但随着社会在工人和纳税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艰难地发展，经济挑战也将会出现。”我是每天与你分享国际资讯和世间冷暖的小世。点击关注，可以查看更多新鲜资讯，随时随地了解世界变化。

来源：回澜听涛“青和力”，这个看起来和青岛沾亲带故的新词汇，通俗来理解就是对年轻人的吸引力，由城市鲜活指数、城市文化指数、个人成长指数和城市发展指数共同构成。在DT财经·城数发布的《2019中国主要城市青和力洞察报告》中，选取了35个城市进行综合考量并排名。上海领跑，青岛列第14位。01逃离北上广？年轻人躲不过去的“真香”的定律青年，一个自带光环与美好的群体。青年，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他们往往和奋斗、激情、创新等等一切积极向上的品质联系在一起。而在他们为自己未来拼搏进取的同时，也是在创造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未来。这股奔腾的力量，要去哪里？年轻人大概率不会研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再决定去哪个城市发展。比起硬性的各项经济指标，更多的工作机会、包容便捷与健康的生活方式、丰富的文化娱乐选择、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看起来“软性”的因素，反而成了影响他们决定的关键。那些嘴上喊着“逃离”的青年们，身体却异常诚实，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上海。02为什么是上海？不论是城市GDP榜单，还是城市发展潜力综合排名，上海都位居榜首。这座开放包容的城市，拥有强大的产业基因和产业优势，集聚了金融、航运物流、现代商贸、信息服务、文化创意、旅游会展等高端服务业，培育了汽车、电子信息、装备、钢铁、石化等一批先进制造业支柱产业，也因此能从容地根据各产业特点分类指定人才配套政策，不断完善产业人才工作的推进，进而让慕名而来的年轻人可以拥有更多学习、成长的机会和相对公平、优渥的经济回报。以金融为例，上海金融市场已成为国际上市金融市场门类最为完备的城市之一。集聚了股票、债券、货币、外汇、黄金、期货、票据、保险等各类金融要素市场。2017年以来，全国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金融人才中，有27.6%选择在上海工作。城市以上，还有“都市圈”。我国24个千万级大都市圈，以全国6.7%的土地聚集了约33%的常住人口，创造了约54%的GDP。这其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都市圈，就是上海都市圈。它不仅为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前景，同时也凭借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满足着年轻人的心理需求，激发着年轻人到沪创业的热情：天南海北，逐梦而来。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可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年轻人的大量涌入，必然会造成更激烈的竞争，“地铁醉酒男子痛哭”“下班后久坐车内不愿上楼回家”，这样的新闻让人泪目心酸。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奋斗背后藏着冷酷的现实——有限的优质资源只能是少数人角斗厮杀后的馈赠。有人留下了，缴获胜者的礼物，而有人却不能如愿以偿以努力兑回报、不得不黯然离场。一座城市的“青和力”爆表，并不一定代表它对年轻人友好。我们也不能只谈城市对人才的吸引，而选择性忽略掉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幸福感。03那些彷徨的年轻人需要一个怎样的青岛？青岛，一座气质与上海最为接近的北方城市，同样兼具包容、开放的精神内涵，具备提供职业、社交、自我提升、多样生活等资源的必备条件，更是时时刻刻能让人体验到“不费劲”“不刻意”的幸福感：一个悠闲的下午，一间安静的咖啡馆，一本薄厚适中的小书，一个不经意的抬头或回眸，是无边无尽、明媚的海岸线……然而这份幸福感中，总好像差了些什么。没有夜生活？房贷压力大？工作节奏快？生活成本高？是，又不全是。需要拼、渴望搏的年轻人，到底需要一个怎样“青和”的青岛？为了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青岛重拳打在“住”这个痛点上。在《关于青年人才在青创新创业一次性安家费申领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里，有明确的规定，符合申报条件、在青就业或创业的研究生可申请博士研究生15万元、硕士研究生10万元的一次性安家费，申请人夫妻双方同时具备申领条件的，可分别享受。而所谓的“申领条件”，只做了针对“年龄”和“学历”的要求。此外，今年年初，城阳区也正逐步推进人才共有产权住房的政策，只要符合七类人才划分标准，就能按照与等级标准相对应的产权比来享受购房优惠，真金白银地发放住房补贴，可以说诚意满满，只为人才落户。而横向比对上海，仅在落户一项上的标准，就较为苛刻，除满足学历、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省部级政府奖励（满足其一）等条件以外，还需在任职单位工作五年以上。再加之高房价、车牌车位、上班通勤等额外成本，这座满满“青和力”的国际大都市，看起来并没有多么“亲和”。可即便如此，依然有年轻的后备力量源源不断到沪汇聚、补充，上海本地顶级高校毕业生留沪率甚至高达70%以上。哪怕辛苦，也要留下，为什么？花得多，挣得也多。一座经济体量大、薪酬水平高的城市，总会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归根结底，一座城市到底能不能吸引年轻人，还是要看能不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所谓“青和力”，其他因素皆为“影响”，并非“关键”。各地激烈的城市抢人大战，青岛也躬身入局，可是我们怕的是，就算开出非常优厚的补贴条件，时间久了也难免会出现“吃完补贴、转身就走”的尴尬局面。同样是青岛学习对标的对象，深圳从未打造院士港，为什么偏偏吸引了那么多院士去落户？没有高薪酬的岗位，就留不住高能力的人才。而薪酬，又是由城市的经济结构和企业形态所决定。青岛作为常年GDP徘徊在十位左右的城市，有自己的经济优势。可这种优势，放在全国、放在新一线城市中比，仍有差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在哪儿?产业结构有短板。二十年前，白色家电让青岛企业风头无两，食品饮料、化工橡胶也齐头并进。然而近些年来，这些青岛的产业根基，却逐渐跨过了自己的快速增长期，甚至变为减速的旧动能。与此同时，青岛又错过了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期，新旧动能转换出现了滞后的空挡。这一空，又是几步、十几步远。跟上海成熟、综合、多元的产业形态相对照，青岛的产业虽然比较齐全，但存在低端化、碎片化、区域竞争同质化的现象。以年轻人就业来说，择业机会是多，可岗位含金量和薪资水平普遍较低。这也时常让人想起青岛“没有夜生活”的感慨。谁不想“柳陌花街新声巧笑”、“茶坊酒肆按管调弦”？能开张的买卖谁不愿长营业、多挣钱？问题是开张不到深夜已没有消费的客源。那些抱怨夜间冷清的“后浪”们，又为何偃旗息鼓、宅家养生？没钱。薪酬之外，青岛给年轻人营造的创新创业的环境，并不及落户、住房补贴那样“直观”“豪爽”。还记得去年7月，有媒体报道，青岛有两项海洋科技成果远走他乡落地转化，其中一项是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与水母娘娘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其最新海洋研究成果“水母活性肽与蜇伤解毒剂”以1050万元的转让费落户上海。要知道，这款药物从2014年就已经试用并且证明有效，此后长达5年的时间里都难以在青岛落地转化，并最终于2019年7月与上海一家企业签约。科技成果，青岛研发，却转接在外地开花，这足以见得我们在帮扶企业成长上的滞后。而错过了这样的机会，自然也错过了招揽人才的窗口。诚然，近些年来，青岛各级各部门也出台了诸多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却对适合年轻人参与的朝阳产业扶持、容错力度有限，这些最终都会造成个人成长空间受限。在《2019年生活服务业新职业人群报告》中，新职业从业者收入排名第一的，依然是上海。这里的新职业，不同于传统职业，诞生晚却更配适市场发展，起步较快且有一定的技术门槛。比如整形医生、宠物摄影师、民俗房东、外卖运营规划师等。这些新职业者的个人收入，也相对较高，跟娱乐、婚庆、医美、亲子等领域相关的从业者，有近四分之一月薪轻松过万。而这方面的规划引领和产业地图，确实是青岛的弱项。最让人异常惋惜的是，青岛得天独厚的优质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没有进行深耕和有效的整合，以市场为主体开发的程度不高，跟年轻人追求时尚的心理存在很大的差距。2017年，歌手赵雷的一曲《成都》，勾起了无数人想去蓉城走一走的念想，之后，成都以时尚引领城市形象塑造，借助这首网红歌曲升级城市营销、推出“蓉飘”概念吸引年轻人赴蓉发展、创业和生活。2019年，“不倒翁小姐姐”刷屏抖音，将西安大唐不夜城变成了年度最火景点和游客打卡圣地。反观青岛，具备网红所有的天然条件：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不寒不暑、还有德国人留下的绝美的历史建筑。它是中国最像欧洲老城的地方，保留得如此完整，却阴差阳错地与网红流量失之交臂。而这些，也恰恰是青岛在推进国际时尚城建设过程中，需要破局的着力点——如何更深层次地发掘市场和网络平台的活力，如何更有特色地做好城市宣传营销。04中国的“青年理想城”，到底长啥样？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才依然是“最贵”的资源，而年轻人更是助推城市发展的主力军和未来。作为老龄化程度较高城市之一的青岛，更应看准时机、超前谋划、提前布局、主动出击，赢得年轻人的青睐。与其他北方城市相比，青岛的政治文明程度较高，透明、公开、守规矩，这为区域之间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打下了天然良好的基础，也为优质的营商环境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将催生大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变局之中，青岛应以更加开放的“包容精神”、更加科学谨慎的规划，引领产业升级，立足本土优势，打造高端产业链，整体提升全市收入水平，从而增加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建立健全产业-人才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为年轻人来青创业发展提供更优质的发展空间和更充分的民生保障。前不久，带货达人李佳奇以其创造的突出的社会价值，打破了传统人才评价标准，在上海落户。这种不拘一格的操作，正是传递了一种开放、创新的信号，要冲破人才发展的制度壁垒，赋予行业协会和用人主体更加充分的人才评价权限。同时，上海也为青岛提供了一条未来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思路，要以更宽容的监管促进创新创业，推进放管服改革和流程再造，支持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直播风口的红火，让网红经济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我们眼见着这股“网红风”从民间吹向政府，而青岛已经起步略晚。在这条争流量、争热度的新赛道上，青岛正在影视、人工智能、竞技体育、游戏动漫等时尚产业次第发力，在社交媒体上聚集人气，增强吸引年轻人的软实力。事实证明，青岛确实具备这样的能力。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主管的《小康》杂志，发布了一份“2020中国县域人口流入百强榜”，在各大社交媒体刷屏。山东上榜7个县市区，青岛占据其中五个席位，成为大赢家。这五个区市分别是：平度市（排名11）、市北区（排名55）、崂山区（排名74）、市南区（排名92）、李沧区（排名95）。可以说，这个榜单正是全面呈现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的缩影，是对中国人口流入现状和未来发展的预判。我们应该有信心，在不远的未来打造出一座温情的“青年理想城”：不仅是活着，更是美好地生活。“年轻人到底该如何选择定居的城市？”这道灵魂拷问，在将来还会反复不断地出现。同处在青年阶段的涛君回想当初留青的决定，其实无外两点感触：选择的勇气和热爱的能力。希望青岛可以是那座让年轻人倍感温情的理想城，不负选择，不负爱。

本刊记者 张 倪围绕“2020年要推动完成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目标， 今年以来，国内多个城市密集出台落户新政，门槛一降再降，各地的“抢人大战”已呈现白热化。而在此背景下，如何做到“量质齐升”，成为摆在各大城市面前的一道考题。“抢人大战”成效初显按照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国的城市按照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被划分为五类七档。这其中，10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500万至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100万至500万的为大城市。大城市又以300万为界，分为Ⅰ型大城市和Ⅱ型大城市。根据住建部公布的《2018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与2017年相比，中国城区人口超500万的特大城市由13个增加到了15个，西安和青岛跻身特大城市行列。而城市落户条件放开已在稳步推进中。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时隔一年，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要求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6月16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推动各类城市，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集中流入的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继续完善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并按照常住人口规模、分布和结构来配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诚然，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就是推进人的城镇化。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表示，新一轮的户籍新政， 是当前阶段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政策松绑，结合近年来的几轮“抢人大战”，如今效果已逐渐显现。近年来，杭州、成都、西安等城市的常住人口均出现明显增长。根据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末， 西安全市常住人口为1020.35万人，比上年末净增加19.98万人。成都2019年末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均出现增长， 其中户籍人口突破1500万人。杭州在2019年常住人口首破千万达103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5.4万人。反观北京，城市常住人口已连续三年呈负增长。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此前发布的《北京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53.6万人， 比上年末减少0.6万人。对此，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贾若祥表示，当前，由于我国超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普遍突出，其主要任务是解决既有的常住人口市民化问题， 因此超大城市的落户门槛在短期之内难有所下降。也正因为超大城市放开落户的幅度小，使得更多人口选择流入规模次之的其他大城市。在这些大城市中，预期收入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要高于中小城市。在贾若祥看来，尽管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连续三年负增长，但下降数值是较小的。过去北京每年人口新增量曾有过50万甚至更多。因此就当前来看，还不能判定人口向超大城市流动的愿望是不强烈的。在生产要素中，人是最为活跃的。哪里营商环境好，人便会聚集到哪儿去。过去，全国各地更多的是争抢人才，现在则由抢人才逐步转变为抢人，也就是抢劳动力。专家指出，中国的人口结构始终在不断变化，未来几年可能会发生更大变化。当人口呈负增长之后，人口收缩型城市会越来越多， 一些区位较偏远、自然条件较差的城市，人口规模会逐渐萎缩。人口转向区位条件好的大城市集聚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落户“新玩法”层出不穷今年6月起，济南、南宁两城同时开始实施本地的户籍新政，落户门槛被媒体称为“史上最低”。依照济南的《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实施细则》，政策提供人才、院校学生、居住、就业、投靠等多种途径落户，并放开落户限制。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无房、投靠亲属者、灵活就业人员等均可落户。另外，随着毕业季到来，济南还针对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出台了便利政策。根据济南市委市政府近期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202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济南全面放开对高校在校生、毕业生的落户限制，毕业生来济南均可先落户后就业。高校毕业生创业最高可获得30万元担保贷款。在南宁， 根据6 月起施行的《南宁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户口迁移实施办法》（下称《办法》）， 城镇落户条件也全面放开。《办法》以具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或合法稳定就业为户口迁移的基本条件，取消了以往的参保、居住年限、就业年限等落户条件的限制，申办户口材料进一步简化。南宁市还对新落户城镇的农村籍大学生实行“来去自由”的落户政策，同时允许相关申报资料“容缺” 办理。申办人在材料没备齐的情况下，派出所通过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可“容缺”相关申报材料。与此同时，在广东省，江门将成为落户门槛最低的地级市。《江门市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修订）》将于7月5日实施。江门此次户政制度改革将实施一系列全放开落户政策，实现入户区域放开、入户条件放开、入户材料放开、入户人员放开的“零门槛”落户。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城市已经不是今年第一批调整户籍政策的城市。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 已经有包括天津、苏州、沈阳、重庆、青岛、大连、无锡、中山、南昌、昆明等在内的多个大中城市出台新政策降低落户门槛。今年4月初，大连市人民政府解读《大连市户籍迁入管理若干规定》，提出“六个放开”，包括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落户限制，对博士、硕士研究生、普通高校（含高职院校）毕业生实行先落户后就业政策；放开年轻子女投靠大连市户籍父母落户限制等。同时，大连市还取消了新市区综合积分落户政策；取消投靠落户政策中“参加社会保险年限”条款，以有合法稳定住所为落户基本条件等。此外，江苏无锡提出，年龄不超过45岁的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可先落户后就业；海南提出，特定人才可落户，享当地居民购房待遇；天津提出，对落户到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的北京转移来津项目，在职职工符合条件的，均可在津落户。据国家发改委4 月初印发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相关要求，包括太原、长沙、合肥、长春等Ⅰ型大城市，未来也可能全面取消落户限制。针对当前多地施行的落户松绑新政，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黄庆华认为，这有利于促进人口向城市进一步聚集和人力资源自由流动，有利于增强城市活力、发挥城市规模经济效应， 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因此，城市人口特别是优质人力资源的聚集，对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黄庆华说。如何做到“量质齐升”各地的“人才争夺战”打得不亦乐乎，但人们更关心的是，除了人口数量出现变化，城市是否真正吸引到了所需要的人才？一些城市的调查数据或许能说明问题。例如，来自西安市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7年3月1日西安“户籍新政”实施，到2019年4月30 日，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西安全市共迁入落户115.1万人。另据西安市公安局数据，截至2018年底，西安户籍人口平均年龄为38.07岁，户籍人口平均年龄比新政实施前下降了1岁多，同时人口老龄化率也降低了1个百分点。而从迁入人口文化结构看，学历落户和人才引进占比高达64.05%。再来看成都，据统计，自2017 年7月20日实施人才落户新政以来， 成都市已累计吸引大学本科及以上青年人才28.6万余人，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比10.2%，30岁及以下年龄占比达80.4%。2017年底，成都市新增户籍人口36.4万，人口老龄化率下降0.25个百分点，实现近10年来首次下降； 截至2018年底，成都市新增户籍人口40.7万，人口老龄化率进一步呈现出下降趋势。显然， 对于越来越多加入“抢人大战”的城市来说，如何重“量”到“质量并重”是迫切需要解答的一道难题。如何让人才不仅落得下，还要留得住、能发展？对此，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对城市发展而言，人口的集聚与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只有筑好了巢，才能引来凤。因此最根本的是要把自己的内功修炼好。城市发展要做到精、强、优， 能够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如果只一味地靠抢，而没有相应的产业和发展环境，是无法真正留住人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马庆斌建议，首先，要在多元化就业上下功夫，打造一个充满机遇的活力城市，“能否安心生活，关键在于有没有适合各种人群就业的多元化就业环境，既要让新型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也要让传统产业焕发生机，传统制造业本身就是孕育新产业的土壤和载体”。其次，要有多元化教育，既要关注更高质量的学历教育，也要注重职业技能教育，更要关注幼儿和老年教育。此外，还要提供更具品质的城市生活。早已脱离温饱的城市居民，需要更多文化精神消费，因此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规划博物馆、图书馆、健身房、科技设施、公园和绿地等。贾若祥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强调，要使产业的发展与城市人口的发展相同步。一方面要完善城市功能，从“宜居”角度考虑如何为劳动力和人才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抓紧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城市新基建，发展新业态新模式。这样才能给予这些吸引来的人口以相应的就业机会，才能让这部分生产力给城市带来更多财富，才能通过量的突破实现质的提升。从中长期来看，贾若祥建议， 全国应实现区域和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所有常住人口，为人的流动提供一个公平、统一的平台，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构建开放统一的大市场体系，让不同领域的人才能够更好地与适合的地区实现相互匹配，从而为城市发展创造更多社会财富。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20年第12期《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22号院亦城财富中心A座7层（邮编：100176）网址:www.chinado.cn公众号:ichinado（中国发展观察）电话:010-68352880 68353229 88335431

从地理位置看湖北武汉的新冠状病毒疫情202001282020年1月28日19时42分在写此文时，全国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更新情况是：新冠状病毒疫情最新状况（截至2020年01月28日17：19）：中国（含港澳台）确诊4599例，死亡106例，治愈68例；其中湖北确诊2714例死亡100例（治愈47例）；浙江确诊173例治愈3例；安徽确诊106例；河南确诊168例死亡1例；江苏确诊70例治愈1例；山东确诊95例治愈1例；上海确诊66例死亡1例治愈3例；北京确诊91例死亡1例治愈2例；深圳确诊49例；广州确诊51例；重庆确诊132例。海外确诊50例（其中泰国确诊14例，人数居首位）。（相关数字来自网易公开报道）从以上数据看，与昨日同时相比，确诊人数增加1764例，增加比例为62.2%；其中湖北最多，确诊人数增加1291，增加比例为90.7%，占全国增加人数约73.2%。其他省份增加相对较多的是浙江，安徽以及河南。其中浙江增45例，增比为35.15%；安徽增36例，增比为 51.43%。其中安徽，河南距离湖北/武汉最近，交通最为便利；浙江紧邻安徽与江西，经济发达灵活，人员流动频繁。在重点大型城市中，重庆的确诊人数仍然最高，与上次增比20%，与其地理位置毗邻湖北也有很大关系。在进一步观察武汉以及湖北的地理位置之前，先介绍一个超牛的地理概念，“胡焕庸线”。1935年，胡焕庸提出黑河（爱辉）—腾冲线即胡焕庸线，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即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约为45°），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如此差异的规律不可谓不惊人。特别是除了人口分布差异，它不仅是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也是400毫米等降水线、二三级阶梯分界线、古代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荒凉与繁华的经济分割线等。更为神奇的是，在历经几十年之后，这条线竟然岿然不动，依然有超过96%的人口分布在这条线的右侧。这张人口密度图最初于1935年发表在《地理学报》上的论文《中国之人口分布》。已故经济地理学家、人文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吴传钧曾这样回忆他的老师：“当时中国总人口估计有4.75亿，他（胡焕庸）以1点表示1万人，根据掌握实际情况将2万多个点子落实到地图上，再以等值线画出人口密度图。” 在建国成立60周年的2009年，中国地理学会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发起了“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评选活动，共发布30项地理大发现，其中一项即是“胡焕庸线”，排在“珠峰测量”之后。胡老何许人也？胡焕庸（1901年—1998年），中国地理学家，生于江苏宜兴县（今宜兴市）。1921年就读于东南大学的胡焕庸，师从竺可桢。中国近代地理教育正发端于此——由竺可桢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理学系。在当时的学界领袖竺可桢的引领下，中国地理学界人才辈出。1923年，胡焕庸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6年赴巴黎大学进修。1928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今华东师范大学地球科学学部）教授，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等职。1934年率青年教师考察苏北的水利和盐垦工作，并开始系统地研究人口地理学，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1935年）一文，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等值线人口密度图，以瑷珲—腾冲线分全国为东南和西北两半壁，被称为“胡焕庸线”，对中国经济布局、民政建设、交通发展很有参考价值。看一下当年胡老先生手工画的图，以及2014年腾讯公司为庆祝QQ同时在线用户人数超过2亿时发布的在线示意图，你就会再次感受到它的神奇。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此次疫情引爆点湖北武汉。在地图上，我们只观察胡焕庸线以西的区域，因为它毕竟集中了96%的人口。细心的朋友估计已经初步发现，湖北正是在这片区域的中心位置（暂时忽视东北沿海狭长的区域部分，即便包括，该区域所占面积人口权重也不会影响）。进一步，我们以武汉为中心，近乎水平与垂直方向画两条十字线。西到重庆成都（成渝），其中距离重庆约760公里，距离成都970公里，中线即约为865公司；东到上海（临港）距离约为737公里；北至石家庄距离约为822公里，南至广州约860公里。从数据看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的重心城市距离武汉恰恰都在700~800公里的范围内，而重庆成都（成渝都市圈）即在胡焕庸线边界，而北面的石家庄以及京津冀地区同样是在胡焕庸线边界。而东面到海边即是上海以及长三角都市圈，南面到海即是广州深圳以及粤港澳大湾区。这四个点基本代表了当下中国经济最为发达，人口也最为集中的四个区域。也许，正是如此的巧合，亦或者四个区域是中国发展的重点区域，在病毒肆虐的当下，相关部门更要加大力度，快速执行，以确保疫情不至于在这些区域发生更加严重的蔓延。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在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就对武汉采取封城措施，将会是多么的重要。尽管后期武汉政府采取了封城，但是从23日上午10点才正式封城距离当日凌晨2点正式发布消息，8个小时的车程足以让更多加速逃离武汉的病毒携带者赶到四个重点区域。

过去恐龙称霸世界，最终没有摆脱灭绝的厄运。如今人类统治地球，末日没有走远，反而越来越近。世界末日钟"世界末日钟"设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园内，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为世界敲响的警醒钟。世界末日钟是一虚构钟面，由芝加哥大学的《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于1947年设立，标示出世界受核武器威胁的程度——午夜12时整象征核战爆发，杂志社因应世界局势将分针拨前或拨后，以此提醒各界正视问题。世界末日钟历次调设世界末日钟在1947年创建，首次设立时，时间被设定在23:53。2020年1月世界末日钟的新闻发布会现场2020年1月23日，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新闻俱乐部列举了日益恶化的核威胁，缺少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以及破坏社会行为能力的网络虚假信息等一系列风险。《原子科学家公报》做出了将时针拨至距午夜100秒的历史性决定，这比以往75年来的任何时刻都更接近午夜。世界末日的五大风险因素：第一、气候变化引发自然灾害频繁加剧。20年前，联合国政府兼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了 “气候临界点” 的概念。IPCC在2018年发布的《全球升温1.5度特别报告》以及2019年9月发布的《海洋与冰冻圈特别报告》里指出，全球9个气候临界点中，超过一半的临界点已经呈现出活跃状态，更有几个临界点被认为 “接近被触发或者已经被触发”。恶劣气候会引发大洪水、严重干旱、超强飓风、大冰雹、暴风雪、夏日高温、冬季严寒等自然灾害。第二、生态恶化导致物种大量灭绝。2018年3月19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召开第六届成员国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一份关于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调查报告，阐述了地球生物多样性变化和对于人类生存的影响。报告显示，由于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生物多样性在世界各地区正持续下降。比如到2100年，非洲超过一半的非洲鸟类和哺乳动物将因为气候变化而消失，而湖泊生产力也将下降20%到30%，植物种类大幅减少。如今，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这关乎人类未来的生存。第三、冰川融化造成海平面升高。今年，美国宇航局就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南极洲的冰川融化速度正在加快。如果全球冰川出现大规模融化，会造成地球海平面升高50米，它意味着大部分岛屿国家会消失，而很多沿海国家的低海拔地区将会被淹没，比如亚洲的孟加拉国家，这个平均海拔不到10米的国家将会被彻底淹没，而生活在该国的1亿多人口将无家可归，造成严重的生存问题，还有像中国东部地区、欧洲北部平原地区、日本沿海地区通通会被淹没，连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纽约也因为海平面上升而消失，所以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第四、病毒释放增加死亡风险。随着地球气温的不断升高，最先复苏的就是最上层的冻土层，其中威胁过人类的细菌和病毒就有可能大量复苏，从而给地球生态和人类带来未知的风险。未来地球和人类将要面对永冻土复苏带来的未知细菌和病毒的影响，尤其是永冻土深层中的那些远古病毒，比如距现在上百万年以上的细菌和病毒，它们是人类完全陌生的生命。我们对它们几乎一无所知，这些远古细菌和病毒跟现在的生命有很大的不同，一旦对地球和人类产生威胁，有可能将会是巨大的灾难。第五、核武战争构成潜在威胁。有研究人员警告：如果美俄各拿出30%的核武器用于战争引发爆炸，那么，爆炸引起的火山灰将在一周内覆盖北半球，整个地球将在两周内被覆盖。全球的上空将有多达150兆吨的烟尘蔓延，一团烟雾将覆盖整个地球，这无疑给干旱的地球造成重创。除此之外，太阳照射到地表的表面光需要三年时间才能恢复到核战争前水平的40%，这势必造成地球气候方面的毁灭性变化。并且受气候影响，大部分农业植物和生物将无法适应这一气候的突变，地球的物种面临着灭绝危险。更为惊人的是，由于云雾进入平流层，会导致地表太阳的辐射大大地减少，这更意味着北半球夏季气温有更能进入低于零度的核冬天。目前仅存的最后一项双边核武器控制条约——《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将于2021年2月到期，这将是50年来首次让核武器的扩散不受限制。为此，美国7所大学的物理学家于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物理学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减少核威胁物理学家联盟。结语：科学是把双刃剑，它加速了社会发展步伐，同时也加剧了世界毁灭的风险。提高人性素养，树立文明风尚，用道德指导科学，世界才能避免毁灭，人类方能长久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