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史研究

#三大体系#近年来，区域史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引发很多新思考。对此，记者就当前如何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区域史研究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在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温春来看来，区域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历史上人们怎样通过互动，形成在某个视角下有意义的“区域”。区域史研究者一定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整体的历史感，眼界要开阔，积极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交流对话，在立足于史学学科本位的同时，体现出积极的理论自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先明告诉记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史研究日渐兴盛，出现了华北模式、华南模式、江南模式、岭南模式等独特的区域史解释框架，并在学术转型过程中引入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区域史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其中对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对学者而言，新材料固然重要，但新思想更为重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表示，要想做好区域史研究，研究者不仅要系统地接受传统的历史学研究训练，还要比较准确地了解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经典理论，做好田野工作。注重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解读，是区域社会史研究者的一项看家本领，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这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经过多年努力，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目前来看，比较经典的区域史研究作品还很少，无法与传统的史学研究领域相比。王先明认为，就近代史研究领域而言，区域史研究的兴起促使学术研究摆脱了既往事件史的单一方向，丰富和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和内容。同时，区域史研究的兴起及成就也引发了近代史研究中的区域化研究方向，让许多并不具有区域史内在特性的研究也打出了区域史的旗号。这种趋向需要引起学界反思。希望研究人员能够认识到区域史不应该是史学研究主题的地方化，而应该是立足于文化、民族、语言、地理、气候、资源等结构性要素，从整体上探讨区域历史发展共性特征的一种研究方向。区域史并不只是相对于民族国家史的地方性的历史研究，而是展现新的整体史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赵世瑜认为，区域史研究可以从新视角研究中国历史整体，并不会产生碎片化误解。要促进区域史研究的深化发展，需要研究者长期脚踏实地地扎根基层，在田野中理解包括地方民间文献在内的各种历史材料，在实践中理解历史上不同人群的社会生活，进而推动中国本土史学理论产生新的创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1日总第1957期 作者：本报记者 曾江精彩推荐：辩证看待区域史中的界分与融合区域社会史研究应兼顾横比与纵通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长城网特约评论员 彭秀良近些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和河北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我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形成史和演变史越来越感兴趣，并完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了给这些研究成果找到发表园地，我注意到了《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特色栏目，很适合我发表相关研究成果，这个栏目的名称是“近代华北历史文化”。资料图。京津冀城市群所在的华北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很悠久，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宋辽边界就处于此区域内，“杨家将”的故事流传千年不衰。近代以来中西方文明在此交流碰撞，引发出各种激烈冲突的社会矛盾，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与华北地区紧密相关。因此，近代华北历史文化是一个具有可持续研究价值的学术领域。《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的“近代华北历史文化”专栏迄今已开办了10个年头，国内诸多知名历史学者如陈其泰、王开玺、朱汉国、章宏伟、张利民、戴建兵等均在这个栏目发表过论文，影响力日益扩大。十年磨一剑，截至2020年9月，该栏目总共发表了150多篇论文，涵盖了近代华北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区域史研究成果展示的一个新园地。说它“新”，是因为跟传统的以历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刊物比较起来，年龄尚短，但“新”并不肤浅。近代华北区域的历史与文化包揽内容广阔，头绪繁多，非有真知灼见者难以拔得头筹。总览这150多篇论文，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以恢弘之力打造新的知识体系，开前人未有之先河。故宫博物院的章宏伟致力于“故宫学”体系的建构，他的论文《故宫博物院与故宫学》关注故宫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提倡“故宫学”的创建，着实发人深思。第二，以全新的视野诠释曾经广为人注意的历史，发前人未有之论断。赵志强、段彦峰合作的论文《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柏坡的日常生活（1947—1949）》虽然研究的内容十分普通，但见解却高人一筹，把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日常生活还原出来，是一个独特的研究思路。第三，以高深的功力挖掘历史研究的“空白点”，创前人未识之标记。以中国近代货币史研究见长的戴建兵也关注燕赵人物，他的论文《正定王士珍与乡里社会》，就将长期淡出人们视野的王士珍重新发掘出来，并讨论他的人生历程与正定传统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可谓见识高远。著名城市史专家张利民在讨论区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时写道：“区域史，要有一个可以界定的具有相对稳定的由各种要素有机构成的综合体的空间，同时各种要素是综合和多元的，而且是不断变化的动态的延续，也要研究这个空间整体和各个要素发展变化的过程。”我认同他的观点，并且认为应很好地贯彻到华北区域史的研究过程中去。十年的坚守造就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以“近代华北历史文化”专栏为区域史研究打造了一个新的园地。真诚希望这个园地能够继续坚持高品位的办刊宗旨，结出更加美好的果实，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撰稿丨彭镜陶2019年11月30日到12月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近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时代的区域史与国别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院校的十余位学者共同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欧洲篇：战争伤痛是历史学家永恒的主题欧洲篇的研讨分为两个分论坛，第一个分论坛共有六名学者发言。来自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谢丰斋以《重商主义与欧洲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生成》为题发言，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在近代以来的欧洲，并且具有强劲的扩张性和掠夺性的原因是与欧洲的重商传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重商主义对垄断市场的需求导致了大农场、手工工场和工业革命的发生，由此造成资本主义在近代以来不仅成为一种巨无霸式的经济类型，而且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超越其他文明的文明类型。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黄艳红的报告题目是《近代早期的国际竞争与财政动员：一项比较研究》，他考察尼德兰革命期间的联省共和国和西班牙、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史发现，各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对财政动员的效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体现在税收体制的合理性和公债信用之上，而后者也直接反映在公债利率上。在16-18世纪西方各国的竞争中，财政动员能力对竞争的走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活动现场云南大学的钱金飞以《近代德意志诸侯领地国家的财政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为题进行报告，他分析了帝国财政问题出现的原因有维持国内和平的需要；帝国国家构建的新机构的运行的资金需求；保卫帝国免遭外敌入侵，构建帝国防御体系的需要；传统的方式无法解决新形势的需要等，以及军事义务摊牌制成为了帝国财政问题的解决办法。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孟虹以《二战反思与中德记忆文化建构理念和方案对比研究》为题进行报告，首先对历史反思与“记忆场所”、“文化记忆”理论的已有研究进行了简单概述，指出记忆文化建构促进双边或国际层面和平发展的作用，最后对中、德记忆文化构建的异同进行比较，并指出了二战反思及记忆文化重建中所面临的棘手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罗衡林的发言题目为《从一战至二战：德国人的民族特性浅析》，分成两部分发言。第一，讨论一战前影响德国人的民族特性的因素，德国人的民族特性有其文化、思想上的发展根源——赫尔德、语言哲学、高等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向、古典主义，此外，四分五裂的状况、法国大革命冲击、帝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等也对德国人民族特性造成影响；第二部分是一战至二战时期德国人的民族特性，一战至二战时期德国人具有崇尚权威、乐意服从、遵守秩序、看重荣誉、注重身份地位、偏好歇斯底里的政治强人、崇拜暴力思想等民族特性，这些特性使这个民族一次又一次地重蹈了世界大战的覆辙。二战结束以后，盟国对德国人进行了“非纳粹化”改造和民主化教育，终于使得德国人脱胎换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孙立新以《从“德意志特殊道路”到“欧洲内战”—— 联邦德国纳粹史研究范式解析》进行发言，详细阐述了“德意志特殊道路”和“欧洲内战”的提出、发展以及不同历史学者对其的支持与批判，认为这两个命题都以探讨纳粹主义产生之原因为宗旨，都运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但其所代表的党派立场、价值观和历史观迥然不同。其提出不仅反映了左、右派历史学家在思想观念方面的严重分歧（左翼自由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也折射出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复杂曲折的发展轨迹。欧洲篇的第二个分论坛也有六位学者发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王广坤报告的题目是《卫生视域下的家国福利：查德威克“因病致贫”论评析》，他从一份原始史料1842年埃德温·查德威克《英国劳工阶级卫生状况调查报告》出发，探究了卫生的外延——疾病的恐慌。首先，查德威克用事实揭示出疫病与贫苦的内在关系。其次，为让自己“因病致贫”观点深入人心，查德威克着重分析了整个社会“无病”状态下“非贫”与富强状况，这直接关系到个人发展、社会进步与国家富强。再次，卫生环境恶化导致的“因病致贫”的现象一旦泛滥成灾，就很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伦理失序与道德崩坏问题。活动现场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的兰教材以《简析19世纪中期英国对食品药品掺假问题的认识——以议会专门委员会的调查为例》为题进行报告。1855年，英国议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食品药品掺假问题，听证会上有57个证人，针对掺假的程度和性质、如何防止掺假等许多问题，围绕着英国食品药品掺假的程度和性质、是否需要政府介入管理以及政府如何管理等问题，证人的观点出现了严重分歧。总体来看，委员会的调查过程是客观公正的，它没有回避矛盾，直面相关团体的利益纠葛，提出政府应该介入食品药品的生产和销售，保护消费者的健康不受损害，保护消费者的金钱免遭欺诈，甚至提出尤其要保护穷人，因为穷人没法保护自己。专门委员会最终形成的调查报告完整、全面地呈现了社会各界对当时英国食品药品掺假问题的认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徐佳星的报告题目是《从出身之争到利益之争——英国护士官方注册运动探析》，她认为国内外学者对于英国护理业职业化的研究多侧重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对此所做的杰出贡献，忽视了对争取护理业职业化得到官方认可这一模块的研究。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护士官方注册诉求的国家，但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才最终实现这一诉求。与英国相比，其他国家则较为顺利地完成了这一进程。从根本上讲，英国护士队伍的内部分化、各方利益交织导致的分歧和政府的观望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英国护士官方注册运动是一场护士群体争取职业化地位得到政府认可的运动，运动的胜利在英国护理业职业化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李兴以《国际体系视域下的区域与国别史研究——以俄罗斯为重点》的题目进行发言，他认为只有通过维也纳体系，才能清楚地明白和分析英俄百年竞争的表现和原因。只有通过雅尔塔体系，才能深刻地剖析美苏之间的50年冷战和对峙。阿富汗战争是俄罗斯的滑铁卢，越战是美国的滑铁卢，但是美国及时止损。也只有通过四百年来国际体系演变的视角，才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那传林的报告题目是《俄罗斯政治反对派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论纲》，他的观点是作为俄罗斯政治反对派史的发展，在俄罗斯政治史上有这样7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标志是16世纪初的约瑟夫派和禁欲派的对立，第二个是伊凡四世和库尔勃斯基之争，第三个是东正教的新旧礼仪派之争，第四个是1730年彼得二世病逝，罗曼诺夫王朝男性继承人谱系就此断绝，沙皇伊凡五世次女安娜将继承皇位，第五个是1905年日俄战争战败与俄国社会动荡，尼古拉二世被迫成立国家杜马，签署了维特负责起草的《整顿国家秩序宣言》，第六个是俄共、苏共时期，第七个是当代俄罗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政治反对派。浙江大学的朱晓罕的发言题目是《全球视野下的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他尝试重新梳理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认为法国知识分子具有深远的公共关怀，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运动中，发挥了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作用，其原因也是多种多样，体现了法兰西特性。因此，一部全球视野下的法国知识分子史书写是可能的。美洲篇：在原有史料基础上提出崭新的理论框架美洲篇分论坛共有六名学者进行报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牛可以《哈佛智识主义发凡》为题进行报告，他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普世社会科学（universal social science）。之后的学术史，以哈佛大学为题则是因哈佛资料较多，哈佛有丰富的智识国际主义的内容。它有着丰富的构建外部世界的努力和思想史的内涵，但这是一个宏大的学术框架，需要很多人共同来搭建。北京师范大学的林伟的报告题目是《桥接哈佛与中国：查尔斯·艾利奥特与中美大学网络的转变》，查尔斯·艾利奥特是美国高等教育史最重要的领导者和改革者，他将美国学术界和中国联系起来，他亲自来东亚考察，协和的医学教育是他最大的遗产，他使当时中国大学与外部社会（资本与政治）的互动加强。首都师范大学的翟韬以《再续历史友谊：冷战前期美国对新中国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9）》为题进行发言，他的结论是这一时期的反华宣传针对的不是大陆居民，而是边缘的海外华人和港澳台侨胞。随着当时中国的初兴和宣传，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的外文宣传是反华的。尼克松政府完全是走上层路线，通过与领导人建立联系、示好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之前从杜鲁门到肯尼迪的路线完全是民间路线，不直接和政府接触，而寄希望于中国人民。活动现场上海师范大学的蔡萌的发言题目是《阶级研究的概念重构与范式更新——二十世纪美国劳工史综论》，历史学界缺少对劳工史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前，威斯康星学派认为，美国工人没有阶级意识，只有工作意识，他们是机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者的；六十年代社会转向新劳工史：研究的是工人自身，不光是工作场所，更多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90年代以后，后现代思潮兴起，阶级研究和种族研究、性别研究交织在一起，不再是独立的分析范畴；现在学者关注的更多是不局限于西方世界的跨国转向。北京大学的薛冰清以《理查德·普莱斯与美国独立前夕的英美激进主义网络》为题进行发言，网络是理解18世纪英美政治文化具有解释力的框架和概念，普莱斯是18世纪后期英国激进派的代表人物，终身致力于英国的改革，在美国革命时期支持殖民地人民，出版了许多小册子。薛冰清不仅注重文本，也根据社会史关注普莱斯本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安然的报告题目是《双面民粹与多元民主——美国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历史互动》，她讨论了民粹主义的概念，对民粹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民粹主义是否否定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是否导致民主制走向堕落，是否是全球化的陷阱。民粹主义不依赖于理性，只依赖于直觉，可能带来恶果，也可能带来好的方面，取决于他的制度，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相伴而生，没有什么特别的应对方案，真正应该聚焦的是国家制度的建立。东亚篇：近代中国对世界的想象发生了改变东亚篇分论坛共有六位学者进行报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柳若梅的报告题目是《俄藏珍稀汉籍清代稿抄本〈罗西亚国史〉考》，《罗西亚国史》在清代由俄文译为中文，是清代早期中俄文化交流的体现；俄罗斯的国史著作被全篇翻译为中文，把中国的俄国史著作历史推早了一百多年；就中俄文化交流方面而言，《罗西亚国史》在俄国史学中也有很高价值，是中俄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奉林的报告题目是《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创立与编纂实践》，他提出创建东方外交史学科，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目前东方外交史还没有成立一个学科。东方国家的外交内容丰富、形势复杂，建设东方外交学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建立东方国家的话语体系。活动现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崔金柱以《甲午赔款交接与日本战后赔款分配案》为题进行报告，中日双方都对《马关条约》后的赔款研究有一些盲点：一是赔款不用白银，交接的是欧洲；二是翁同龢不懂当时的国际体系，不知道如果以俄国为担保向各国借款，是将中国视为俄国的保护国，后奕否定了这一条，为国家节省了一千多万两白银；三是日本以赔款为契机，加入英国主导下的金本位制国际金融体系，赔款与英镑挂钩。山东大学的杨鲁慧的报告题目是《冷战以来美日同盟的历史演变阶段及趋向》，战后美日同盟分为三个演变阶段，分别是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本的管控阶段、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对日本的战略利用阶段、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的放纵阶段。美日同盟关系的历史演变，不是一个简单的双边关系，折射出国际和地区格局的平衡问题。首都师范大学的乔瑜以《桉树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外来物种与本土知识（1890-1920）》为题进行报告，桉树从澳洲传到欧美，再从欧美传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桉树传入中国最早的记录是1890年澳大利亚政治家莫理循发现法国殖民者在云南种植。从哥伦布以来物种大交换的视角来看，桉树的传播影响了太平洋地区内部的生态环境。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潘瑞芳的报告题目是《知识、权力、想象：晚清世界地图中的地理知识与传播》，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中，所采用的世界地图，均是以欧洲人所制新地图为主，他们没有采用利玛窦模式的世界地图，也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在批判的基础上，对世界新知识的重新吸收，对世界的想象也有了新的变化。非洲与大西洋篇：大西洋两岸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非洲与大西洋篇分论坛共有七位学者参与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的黄畅报告的题目是《英国圣公会与非洲约鲁巴地区的发展（1841-1914）》，在英国殖民前，约鲁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奥约帝国，18世纪英国通过贸易与约鲁巴直接联系，19世纪开始通过探险、传教深入内陆，最早在这里传教的是葡萄牙人，但是非洲人是为了和欧洲人结盟得到武器才接受基督教，因此传教失败，但为英国传教士打下了基础。英国传教士不仅传播基督教，还干涉约鲁巴内政、外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少楠以《中国搪瓷与尼日利亚家用容器的历史变迁》为题进行报告，在殖民时期，搪瓷被引进到尼日利亚，独立时期搪瓷取代了尼日利亚本土传统容器融入了当地传统文化，甚至成为了当地人富裕的象征。浙江师范大学的李鹏涛，发言题目是《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表示，国内对于非洲的研究停留在了道德评价的层面，但是全球化时代，非洲移民对大西洋世界的形成影响很大，非洲裔美洲移民就是非洲人口全球流动的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温爽的报告题目是《阿拉伯语报纸对中国甲午战争的报道》，传统观点认为，晚清时期中阿历史交往（如丝绸之路）中断，都自顾不暇。但材料表明这段时期两个世界仍然有各种各样的人员、物种交往，只是其中有英帝国起作用。阿拉伯民众通过英国人办的报纸来了解中国，吸取中国的经验教训。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魏涛的报告题目是《大西洋视野下的美国革命史研究》，研究方向是18世纪大西洋史。他对美国革命史进行了综述，大西洋视角下的美国革命，考察了跨国革命这种宏大现象，但大西洋视角下的美国革命开始让位于全球视野下的美国革命。北京师范大学的赵媛春的发言题目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1877年印度德里“帝国杜尔巴”仪式的出台与影响》，她探究了1877年在印度德里英国人主持下的加冕仪式的出台原因、表演流程、影响等。在大起义被镇压之后，英国改变了其文化政策，杜尔巴仪式就是其文化政策最鲜明的体现，用英国的文化做根本，用印度的器物做装饰，以此掩盖统治中的外国特性，来进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岩以《第一次塞米诺尔战争与美国的领土扩张》为题进行发言，他表示美国占领佛罗里达的过程，并不是从西班牙购买领土这么轻松简单，而是和西班牙、塞米诺尔人进行了艰难的拉锯，最终才成功。美国得到了佛罗里达，但是塞米诺尔人仍然在抵抗美国，这也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伏笔。作者丨彭镜陶编辑丨余雅琴校对丨翟永军

王玉亮1，艾 静2摘 要：区域史研究的区域范围直接决定着研究所采用的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也直接决定着史料文献的选取。族谱、方志等文献资料在区域史研究中具有补充正史记载不足、佐证正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是研究地方区域史、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史的基本资料。然而，族谱、方志等资料并非完全可信，需要参详考据，在使用中还应符合宏观历史背景，并以正史文献为基本依据。关键词：区域史；族谱；方志；明代移民区域史研究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某个方面来说，研究区域范围的大小不同，所涉理论与方法不同，如宏观史学、中观史学和微观史学。华北区域灾害史研究就不能离开宏观史学，石家庄市桥西区振头乡的历史变迁就应以微观史学理论和方法作指导。因此，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区域范围的选择直接相关，文献资料的择取也是如此。方志、族谱类资料适用于较小地域范围的区域史或地方史研究，如省、府、州、县、村镇。然而，这类资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可信度一直遭受怀疑，其价值也未得到正面充分肯定。一、杂谈当前区域史研究历史研究是研究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的人类社会，是时空结合背景下动态的人类发展。但是，以往多数研究习于将纵向的时间轴作为核心和主线，而空间纬度只是提供研究社会场景。在两者关系上，以时间为主，以空间为辅，注重发展脉络、前因后果。那么，区域史研究使人们再次重视空间纬度的价值，使空间纬度回到其应有的地位。区域史研究的地位、价值和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本来就是全局史、整体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又与通史、断代史相辅相成、互相佐证。“近年来，从研究地域范围看，史学研究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区域史研究不断走向兴盛，二是全球史研究迅速兴起。”[1]区域史的概念和范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区域史与全球史的关系也已为学界公认，本文都不作专门探讨，只是谈谈区域史研究中“区域”的划分与选择。当前来看，有全球史视野下的区域史，如东亚史、中东史、欧洲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①；有传统意义下的区域史，分两类，一类是英国史、法国史等，另一类是河北地方史、闽南地方研究等；还有就是比较冷门的流域史、府县地方史、村镇史。因此区域史的视野和定位是非常开放的。以国内区域史未来研究前景来看，可以按行政区划，一市、一县、一乡、一镇、一村，近同于地方史；可以按类型划分，如自然区域、经济区域、人文区域；也可以跨界跨行政区域，如永定河流域史，地跨山西、内蒙、北京、河北、天津，滦史流域史，地跨承德、唐山几个地市和县；还可以跨自然、经济、人文区域，如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总之，可以依研究的视野、立足点和研究内容而定。当然，“比较严格意义的区域史”，应是指“内在联系紧密的、具有明显同一性的独特区域”[2]，不是随意划定的。但是，区域史研究还要避免碎片化，即过于强调某一区域的异质性、独特性，忽视与其它区域的同质性。“同质性注重某个区域与其他区域的相同之处，这样可以保证以这个区域为基础进行延展性研究，形成‘以点带面’的效果；异质性注重某一区域与其他区域的相异之处，这样可以使这个区域呈现一定的特殊性，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追求。”[1]例如在明清时期府县制度研究中，承德府县设置和演变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军政地位、民族关系，都与同期其它地方府县不同。然而，又应该在整个府县制度的视野下，在同质性的平台上探究其异质性，才能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二、族谱、方志在区域史研究中的价值以往正史，无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等，基本是从国家层面出发，涉及到地方问题，不仅资料较少，而且往往止于府县。因此，若研究府县及更底层社会，往往难以依据正史记载，只能广猎地方文献，如方志、族谱、碑刻等。这就使这类史料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确切来说，族谱、方志、碑刻等具有与正史互补、互证的作用。举例来说，从京南明代移民区域的方志和族谱梳理中，发现了《明史》《明实录》《明会典》等几种正史没有记载的现象：一是“族谱不过明”。遍访京南各地，在移民后代中根本找不到明朝建立之前的族谱。陈玲在其《从北京地区出土墓志看明代北京的移民情况》一文中，例举了大量洪武时期卫所移民、代役或继职移民、山后移民、富户移民和永乐朝的文武百官及吏员移民、因军功封官北京或因才能入仕北京等各类移民的墓志铭，即使铭文中有明朝之前先祖及籍贯的粗略记载，而其始祖最早也只能追记到洪武初年。[3]献县纪晓岚纪氏宗族最早也只追溯到永乐初年，而其始祖是以永乐御前钦差赐赠三品自应天府北迁的，如此大族为何不祖述明代以前？二是定居京南的第一代移民为族谱上的移民始祖。如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西码头陈氏，为陈静带着四个儿子北迁，但分居在黄骅的始祖是陈静长子陈伯仁、文安的始祖是陈静次子陈伯义（另外两子不可考），献县纪氏也是如此。从目前发现的族谱、碑刻、墓志来看，也很有可能官府只允许从第一代定居的移民作为始祖创修族谱。三是“同姓不得同处一地”。即第一代移民中的成年兄弟不能居住在同一村落甚至同一县域。河北省沧州黄骅市大科牛村族谱记载，“始祖父讳静……始祖兄弟而同来者有伯仁、伯义、伯礼……”。伯仁一支定居在黄骅，伯义一支定居在文安，分属两地。再如纪氏三兄弟分别北迁至今天津市静海县纪家庄（纪福为一世祖）、河北省沧州市献县景城（纪禄为一世祖，纪晓岚的一世祖）、廊坊市文安县纪屯（纪寿为一世祖），兄弟三人分别为各支的一世祖，各支族谱也只追溯到这一代。这些现象和原因都未记载于正史，但却恰恰可以反映出明初对移民控制的严密，尤其是明成祖朱棣时的高压统治。当前学者们对明代移民研究多以《明史》《明实录》《明会典》等为基本史料，再加之以浩繁的诏令奏议、秘案文档，以为无上述史料基础则研究不信不立。但是，无论是研究一府一县一地的区域史，还是研究制度史、文化史等之外的普通民众的生活，都无法依靠上述正史文献资料。国内史学研究“最大的空缺是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史学研究需要从点点碎影中修复这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4]109。但“来自底层的历史”、普通人的实际生活确实难以记载于正史文献，这就使民间的族谱碑志、文集传记、故老传闻以及地方志书在区域史研究中更具价值。例如，有学者从“明初拟定的同姓同宗不得迁居一处的分派方案”考察了华北移民分姓的原因，[5]就很具有开创精神。这些来自民间和实地考查的资料，在具体而微的探寻中更可能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因此，中国浩瀚的官方文献，虽然有助于区域史尤其是较大区域的研究，但府县区域，一村一镇，一族一地，或较小自然区域、经济区域、文化区域的研究，却无法完全依靠官方正史记载，这就使得方志、族谱、民间传说及以田野调查具有了史料补充和研究方法上的价值。此外，史学研究应该更关注人，中国传统史学很重视人物传记，正史中单独一部分体裁是专门记述人物的，如《本纪》《世家》《列传》。然而近20年来人物研究已被视为不登学术殿堂的小儿科，家族谱系研究被排斥在严谨学术行列之外。其实，区域史如府、县地方史研究中，宗族、人物的梳理和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份量。以文安县大柳河乡西码头村陈氏宗族为例，这是文安县史、大清河流域史、清代京南社会史研究无法回避的家族。如人们只熟知顺治、康熙、乾隆及名臣于成龙、方观承治理永定河，却很少知晓陈仪的《直隶河渠志》。直隶大小70多条河流，他亲自勘测了十之六七，熟于直隶水患原因和治理方略。时人评价“前有郦道元，后有郭守敬，公实兼之”。可见其功业和能力。无视他对京津冀一带水患的勘察、治理，则难以理解乾隆时期治水工程的规划和实施。又如曾任台湾知府的陈玉友，从其可知清朝收台后对台治理的困境与艰辛、台湾土著与大陆移民的关系、官场倾轧的险恶、赴台官员携眷育子之规定等。还如清末的陈德沛，对清朝灭亡原因的独到见解，应为学界深思；辞官归乡后，在文安办全制女子学校，启民国民间办学、办女子学校之先河，为研究民国初年各地新学、女学提供了详实的史料信息。这些陈氏家族中的翘楚人物，是区域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文化的代表。他们既是文安这个县域内的名人，又是京南士子的代表，还走向了全国政治舞台，由他们既可以了解县域的、京南的历史风土人情，又可以丰富对清代整个政治和历史的认知。“在区域史研究中，无论是从内到外，还是从外到内，虽然路径不一样，但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某一个区域，进而更好把握历史整体。”[1]依赖族谱、方志研究区域史，会更接近于历史的真象。例如，在清代宫廷档案、会典等官方史料以及《畿辅通志》《永定河志》《顺天府志》等志书记载中，清初康熙对永定河水患的治理，都表现出他忧国忧民、爱民如子的形象，现代学者的研究也基本如此定调。但实际上，从霸县、永清等县志来看，霸县、永清等境内几乎全为八旗贵族圈地，开挖新河道、将永定河改流安次、永清交界，实际上是避开圈地，将水患引入圈地少的安次境内。因此，如果仅从清廷档案、上谕等来看，就会偏离治河的初因。另外，以往史学研究中的“人”，基本上是抽象的“人”，而区域史就应展现和剖析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是“有生命的个人”，有鲜活性格的形象的人。《文安县志》中有“二十二节烈传”，既是对1636年“丙子胡乱”（满族骑兵突袭大清河一带）乃至明末清初之际北方动荡社会的直接反映，又是对京南各府县汉民女性情感、忠烈价值观、家族女性教化等多方面的真实写照；既有祖孙几代人慷慨赴水的群雕，又有“素娴弓马”“登楼发数矢”的独描。朝鲜使臣的这篇追记，使人读来有如亲临其境、亲睹其景之感，以往历史尘埃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区域史研究不再使人感到枯燥、干瘪、无生趣，它使以往的历史鲜活地展现在眼前，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活起来，每一个场景都清晰起来。所以，族谱、方志以及碑刻等资料，在区域史研究中，既可起到补史的作用，能够填补正史文献的不足，又可以佐证正史的记载，丰富正史的研究。三、史贵有据、史贵征实——区域史研究中方志、族谱的使用区域史研究必然涉及到文献史料的使用问题，史料的可信度直接影响到区域史的研究。但是，这种族谱或方志性质的文字可信吗？民间传说能够用来研究历史吗？这是史学研究中一直不敢正面回答的问题。但是，就如前面明初移民的三个现象，如果仅仅因为官方或正史文献等没有记载，就无视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也不是科学的态度。恰是因为官方文献缺失或故意消弥这些规定，才使得这些族谱、方志和传说具有了研究价值和意义。“礼失于朝，而求诸于野”的探求方法早在古代就已被采纳，而今民间流传、田野调查、口述史料也得到了认可（虽然限于某种程度上），所以无论是史料来源或研究方法上，都不能视族谱、方志为无用之物。但是，这并也不是说族谱、方志等资料就完全可信可据。如地方志，就存在着许多问题，查看咸丰九年（1859年）编纂的《固安县志》载：“犹龙书院，在县治东，傍长贞观，今废。”[6]260其实，早在公元1741年编纂的县志中就有“犹龙书院，在县治东，傍长贞观，今废”。这说明后来编纂新志时只是原文抄录。其他县志也有这种现象，有的建筑在康熙时县志中记载“已废五十年”，而到光绪时的县志仍是“已废五十年”。所以，使用方志时，一定要前后参详、互校。再如今廊坊市安次区，原明清时期的东安县，其县治曾在历史上有过五次迁移，恰因为几个版本县志和同一版本县志不同之处文字记载稍有差异，加之后人理解有误，致使产生了六次迁移的误识。康熙《东安县志》卷二“沿革”之“古郡名”，该记载为“安墟，古名；安次，汉名；修市，汉名；安城，魏名；崧州，辽名”①。该志卷二“古迹”中有“崧州城”记载：“在县治西北七十里，辽称城，古喇王店，即今机察王是也。”②但乾隆《东安县志》和民国《安次县志》却都记为“辽古喇王所置州”，如乾隆《东安县志》“古迹”中有“崧州城，在县治西北七十里，辽古喇王所置州，即今之机察王村也”③。民国《安次县志》为“崧州城在县治西北五十里，辽古喇王所置州，即今稽察王村也”[7]64。民国县志与乾隆县志此处所记，除了“机”与“稽”字不同、道里远近不一外，语意并不相左。这说明清代初年①还能正确记述以前的地方古迹演变，至乾隆时编撰地方志的人开始附会演绎，把“古喇王店”②丢掉“店”字而变成“古喇王”，以与“今稽察王”的“王”相应，将一个村名转讹为了辽国的某个王，把崧州城的“州”理解为州县行政区划了。民国时人编撰志书，往往只照录前人，少有更订。今人不但沿袭，还把崧城视为辽属安次的州治，因而也就有了安次曾迁治于崧（州）城的说法。秦进才教授几年前在对明清畿辅方志修纂类型与修纂群体的研究中，发现了方志修纂中的大量问题。他通过考证，级别较高的方志问题较少，如《顺天府志》强于所辖各县县志；名人编撰的方志，优于一般秀才、举人编撰的方志，如章学诚修纂的《永清县志》。康熙《顺天府志》③晚于康熙《东安县志》④，康熙《顺天府志》就有明确资料来源，如《明史》《读史方舆纪要》等，而由县级地方攒凑人员编撰的康熙《东安县志》及乾隆时《安次县志》都无资料来源说明。族谱资料也是如此，需要考证记载真伪。如前述文安县西码头村陈氏族谱的来源考证，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初编而成的族谱中，《文邑·陈氏族谱·引言》记述：“余陈氏之由来久矣，其先不能尽详。自始祖於洪武年间传自小兴州，始迁文邑之文庄而西马头村卜居焉。”但魏隽如指出，靖难之役在河北平原中部重造了一大批新的无人区，使洪武移民的成果大都无存，易县、满城县、雄县、安国县这4个县只剩5个村存有洪武年间来自“山西小兴州”的移民。[8]179-186而且，明朝最早从山西向京南移民始自1402年9月，而靖难之役于7月结束，这说明朱棣为掩盖自己在河北的虐杀暴行，在靖难之役结束就立即“迁民实畿辅，河北全省皆然”[9]743。后来到19世纪初⑤陈氏族谱又有“始百义公，自……明永乐年间从民迁于直隶顺天府文安县西码头村”，“始祖百义，明永乐年自山西洪洞县小兴州卜居文安县”。即永乐时期从山西洪洞县小兴州迁来。但在1990年代，陈氏族人整理祖茔时发现一幢石碑，碑文载：“粤稽始祖宣德时因避兵变至此，择其咨厚遂家焉。越百三十余，祺子孙日益繁衍，下不百余人。……肇基以来，历有隐德，积之四世而太监公出矣，聪敏特达，茂著弘勋。”这是陈氏第四代子孙陈学在明代所立，但宣德时并无兵变。文安陈氏究竟何时、由何地、因何因迁来，陷入困境。21世纪时经访查，沧州黄骅大科牛村的陈氏竟与文安陈氏同源同祖，《大科牛·陈氏家谱·沧州陈氏原序》⑥载：“始祖父讳静，原仕於金陵，建文帝为礼部尚书⑦，及成祖南伐不屈死难，恐祸及身，潜游境外，扫迹灭形，故随母舅刘姓迁居直隶河间府沧州东北乡百里之遥……至永乐崩后，仍复陈姓，由始至今已历六世……至於我始祖兄弟而同来者有伯仁、伯义、伯礼徙居文安县西马头，又有伯益、伯河迁居庆云县城东门口，亦须知之云。”《原序》中又有，因恐祸及身，“故先人之遗言，曰：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小洪村人也”。再考稽1402年“壬午殉难”礼部尚书陈迪死难及后人史实，详细分析《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安徽《宣城古县志》等正史、方志资料，才可推知文安、黄骅等地陈氏祖先真正迁于安徽，是于1402年避难北逃，于1404年分别隐姓埋名定居下来。四、余论区域史研究中的史料依据问题，是开展区域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族谱、方志、碑刻等固然重要，可以补正史、实录等文献记载之不足，但是，如前所述，还应以正史等基本文献为依据，互证真伪，史实互补。整体史构建起骨骼、筋脉，区域史丰满其血肉身躯，使其充满活力、生机。“研究区域史大概都会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从区域外看区域内，二是从区域内看区域外。学者们经常讲的以小见大，既包括论题上的以小见大，也包括区域上的以小见大。”[1]区域史使整体史鲜活起来，补充大历史的毛发、纹络。从文安陈氏开展京南地区明初移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丰富明代正史研究中的不足，可以佐证永乐时期的高压统治。作者简介：王玉亮（1973－），男，河北廊坊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京津冀地方史研究。

#三大体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社会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界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为全面、深入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切入角度和理论思考。从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主要聚焦该学科的概念、性质、范畴等展开讨论，到90年代以来转向区域社会史研究，其自身也经历了关注重心与研究视角等方面的演进更新。围绕当前区域社会史研究应如何更好地处理横跨比较和纵向贯通的问题，仍有进一步省思的空间。相关研究呈现繁荣景象如果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建立于对以往史学叙事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那么区域社会史的异军突起则立足于如下客观事实：中国幅员广阔，有着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和风俗习惯，故难以用恒定一贯的标准或仅仅从中央的立场出发，去解释各地之间的巨大差异，客观上要求进行分区研究，从具体个案和区域视角理解整体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复苏和发展，还与“本土人做本土研究”的情结密不可分，也就是“在地化”研究取向。研究者选择自己生长或长期生活的地区作为开展研究的实验田，把个人体验和切身感受融入严格规范的学术研究之中，出现了我们今日所熟悉的“华南”“华北”“关中”“江南”“西南”等研究模式，以及“走向历史现场”“走向田野与社会”等具有号召力的治学路径，造就了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繁荣景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西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社会史研究中心，出版了《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历史人类学学刊》《区域史研究》等学术刊物，搭建起区域社会史研究对话的重要平台。这为提升中国历史学解释力度、积极推动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筑牢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贡献了重要力量。与其说区域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具体分支，不如将它看作历史研究的一种全新视角。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日益兴盛，不仅带动了对中国各区域复杂面相的深度认知，也使得原本不受重视的资料如地方档案、碑刻、族谱、账簿、契约文书、民间唱本、宗教科仪书等，以全新的面貌进入研究者视野，从而焕发新生。立足于这些资料进行的区域研究，使我们看到“国家”是以何种形式在场，制度的具体实践与其文本表达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甚至疏离，并通过细节的呈现，对我们以往习以为常、程式化的历史叙述进行修正调整。甚至如有学者所说，达至“重写中国历史”的宏伟目标。横跨比较与整体追求区域社会史研究固然带来了重要的学术启迪，但相关批评从一开始也不曾间断。当然，深度良性的批评正是促使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完善、走向成熟的必要之举。例如，有一种声音质疑“区域”的选定有可能过于狭窄，研究的问题太显琐碎，脱离了区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导致出现“碎片化”的研究倾向。而且，倘若缺少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势必造成研究孤立和片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多区域史研究论文或专著看似挖掘了不少新奇的一手材料，实则不过是在既定宏大命题之下作同质化注脚。这些现象时至今日还能经常看到。其实，国内最早倡导和践行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批学者，对上述问题始终抱有警惕之心，且尝试对所谓“区域”究竟是怎样一个概念，应该如何开展区域比较研究，作出各自解答。20世纪末，乔志强、行龙曾明确说：“地域社会研究本身便是一种比较研究。”他们在对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和近代化进程的研究中，着重强调横向和纵向两方面比较。横向比较是就空间而言，可将中国近代化的类型分为沿海型、中部型、内地型和边缘型，每种类型对应相关的区域划分。纵向比较则是对某个区域本身历时性发展变迁的考察，探究它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刘志伟提到，区域的真正意义是一个超越国家的视域，它可以是国家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跨越国家的范围。因此，“所谓区域研究，在以国家内部的一个地方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更应该把这个地方放到更宏大的超越国家的视野里去认识”。近年来，由华南研究和北方民族研究领域相关学者参与推动的“南北对话”，也能看出“区域”的内涵相当丰富，即更多是一种研究视角，而非囿于某种行政区划、地域界分等人为的设定。学者们对“区域”的定义和论说，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他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解或误会，担心被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地方史叙事而遮蔽其总体性追求，从而为区域研究的真正关怀而发声正名，“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追求整体性”“区域史的魅力在区域之外”等，均是较为典型的表达。杨念群注意到，力求证明“区域史”研究就是“整体史”研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称为“缩影说”），给人的最大困惑在于，“无法印证某一地区性政治运行的状态就一定与整个王朝的治理规划相一致，抑或只不过是其某种局部的有限表征和实践”。对区域的研究显然不应只满足于解答“何谓区域”的问题，还要时刻考虑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整体。因此，一方面看，“整体性追求”仍将是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必不可少的终极关怀。另一方面，还需在此观照之下发掘更多有代表性的区域个案，立足丰富个案基础之上，再进行横向比较或跨区探讨。两者结合，不失为提升区域史研究解释力的一条合理路径。纵向贯通与上下结合　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曾批评传统旧史学有数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十四史乃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新史学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从以往关注帝王将相的历史，转向对普通民众历史的发现和挖掘。循此理路，顾颉刚在为《民俗周刊》所作“发刊词”中，也疾呼应该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主张“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无论是早期的整体社会史研究，还是目前学界流行的区域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都充分注意到了“人”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历史面貌。这种侧重“非精英化”的研究，更像是对历史“弱势群体”的声音考古，挖掘出了以往常常被忽视的历史信息和细部，丰富了我们对历史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然而，重视对“非精英”大众声音的发掘，并不等于“去精英化”，“自下而上”观察历史的视角更不应而且也无法替代“自上而下”的治史方式。近三十年来，受人类学和区域社会史转向的影响，不少学者愈加注重对“田野”“社会”等所谓“历史现场”的亲身体验。这种走近历史现场，当然并非如学界所谓的那样仅仅为了“进村找庙，进庙找碑”，而是通过置身具体的基层社会氛围之中，获得宝贵的历史感觉和了解同情。但是，与此相伴并日渐凸显的一个问题是，倘若新一代的区域史研究者没有像前辈们那样接受基础、系统、完整的通史训练，缺乏对王朝制度史脉络的扎实掌握，从一开始便沉浸在对海量地方文献的发现上，进而一味强调“自下而上”看待历史，或充其量在王朝官方的会典、则例中找寻出些许条文表述，为细微琐碎的地方性事件作对照和注解，无疑就犯了本末倒置的弊病。如此仓促产生的区域个案研究，恐怕也会像前文分析那般，既缺少应有的整体性追求，也难以与其他区域研究形成有效对话，“走向历史现场”自然无法发挥其方法论层面的指导作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只是切入历史研究视角的不同，而非矛盾或者对立。因此，笔者所说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纵向贯通，不只是对某个区域作历时性考察，还要在具体区域个案的研究过程中，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进行充分结合。其中贯穿的一个重要诉求，便是国家（中央）与社会（地方）如何实现互为参照、互为理解。在学界既有成果中，刘志伟对明清里甲赋役制度在广东运行实践的研究，郑振满对明清福建地区基层自治能力的探讨，均很好地达到了这种纵贯式的结合。综上，区域社会史研究应充分兼顾横跨比较与纵向贯通。一方面，在“整体史”追求下开展区域个案探讨，并注意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和对话。另一方面，还应注重区域研究在国家乃至全球视野中的位置，把“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观察角度结合起来，借此丰富对中国历史的诠释。通过适时的回顾和反思，区域社会史终将开拓出更广阔的研究领地。（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衍圣公研究”（19CZS031）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6日第1948期 作者：孔勇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编者按】与过去相比，当代美术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显然更为深入。美术史的撰写离不开叙事方式、史学观、文献梳理、图像分析等诸要素的参与，图像、文献是可见的，但隐藏在文献图像背后的，则是不可见的史学观念和叙事结构。不同的美术史家在面对这些要素时，采用的方式、方法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如何构建自己的史学观和方法论？就这个问题，本期“学术月刊”邀请了四位从事美术史论研究的专家，从美术史的图像研究、区域美术史研究、美术史的方法论、传统画论的方法等几个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社会大变革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在需要理论、需要思想，且一定能产生理论、产生思想的时代，社会大变革呼唤新文科；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往往体现了本民族的思维能力和精神品格，同时蕴含着方法论的光芒。长期以来，国内艺术史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少有交集，泾渭分明、壁垒森严，在“新文科”背景下更应相互参照、取长补短。以历史学为例，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有极大的改变，尤其是自1980年代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运动所产生的影响，甚至已经波及到美术史研究的领域。为此，就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这种“由内而外”的变化。概念区域是在地理差异的基础上，按一定的指标和方法划分出来的地球表面的空间单位。区域史可以指华北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历史等。在这里，区域史侧重福建以及周边地区的古代政体、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历史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往昔发生的事件、事务、事象，学者们通过文献考证或实地考察藉以解释历史。历史学被认为是一门关乎时间的学问，或者说它是在时间长河中观察人类及其生活的流变。有学者进而指出：“在或稳定或变动的情况下，人们如何经历时间，当我们思索过去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形塑’它”（司徒琳、万志英：《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页）。由此，一方面，史学家关注相对的变与不变的时期人们是怎样度过他们的一生；另一方面，史学家们在观察历史演进时，又如何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那个客观的时间流程。终归史书是由人撰写的，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历史，怎么去理解历史。【明】文徵明浒溪草堂纸本设色26.7cm×142.5cm辽宁省博物院藏三种史学方法论西方历史学的发展，两个时期的史学变革值得关注：第一个时期是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学，被置于一个新奇的、强制性的框架内进行讨论。人们发现历史研究总是伴随着自然科学和新兴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的同时，德国《历史杂志》创立，两者有着内在必然联系的事件，标志着具有“知识系统化”的开始，比如提供了一个更职业化的交流场域，这个模式被各地模仿、移植。此后，大学设立历史学教席以及把一些重要城市变成历史研究重镇，这些行动演变为一场学术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运动。在此期间，德国的学会确立了绝对的领导地位。客观上，此时的史家们面临着两难困境：是遵循各种历史学传统模式（结论、宪政叙事、关于新兴的民主与自由的各种陈述）诉说主题；还是直面趋势，重新思考并革新：重现对语言的教育，吸纳接受新观念，以及吸收新环境文化（异域文化）。强调史料考证的训练以科学方法从描述偶然性跃升到发现规律性。此时，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学术观念更能说明问题，明确史学家的三个任务：“发现事实，学会表达，寻找事件的逻辑联系，支配这些事件的诸法则”（迈克尔·本特利：《科学转向：发布非理论化真理的历史学家们》）。同样，他们还发现，“一门科学历史学的真正目标是处于时间和空间中的人，现世的人”。继而，首次把“经济学”带入历史学研究，避开了传统史学中归纳方法的无序性，而展现一种关于人的行为的模式，给这门科学的结论添加某些接近确定性的东西（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页）。兰克学派理论直到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介绍到国内，其理论对后世产生影响。第二个时期是194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产生许多历史学派。但是获得最大的成功，或者说影响重大的当属法国的年鉴学派。该学派因1929年创办了《年鉴》杂志而得名，显然，它形成于“二战”之前，但其影响则是1940年代末才显现。代表性人物有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福尔这两位早期奠基人。而让年鉴学派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肖尼夫妇和莫拉泽，包括后面的马克斯·韦伯等人。布罗代尔及同仁，继承了前辈关于历史研究的“综合性”理论，即“通过研究环境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观察某种复合性社会构造，包括生活费用、社会习俗以及各种心理和地理要素等客观条件的产物”（约瑟夫·滕德勒：《年鉴学派：实在论，方法与时间的各种变数》）。他认为：今日历史学的成就要求对长时段中活动着的各种隐蔽进程有所意识，因为那些由各种有形的历史所构成的模式与趋势是依据着他们自己的逻辑在运作着，并决定着人类生活的各种事件。各种短时段和特殊事件由此不应该再冒称是历史学家们据以进行他们那些诠释的基础；相反，长时段提供了所有历史分析对象都适用的那种模板。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着眼于那些变化之最为缓慢却作为运擎的历次地质学及地理学演化；在人口规模及增长、经济周期及社会风尚演变方面趋势性的、中速的突变；以及局限于短暂时期内不断变化的政治事件。即把一种对各社会形态的多视角探查与一种对全部文明的详尽核查整合在一起。布罗代尔将历史演进划分为长时段变化、中时段变化和短时段变化，即由地质、地理演化为长时段变化；人口规模及增长、经济周期及社会风尚演变为中时段变化；政治事件为短时段变化的观点影响了包括许倬云先生在内的历史学家。由年鉴学派发展出来的“新史学”，即微观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提供的参照和启示是显而易见的。各种关注特定区域的政治、军事、宗族、宗教、社区等研究庶民草根蔚然成风。既强调对综合的、整体性的研究观念广为认同，又因历史研究涉及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的跨学科方法被广泛运用，宏观叙事与微观体察相结合成为一种趋势。然而，在传统史学里虽然都视经济因素为历史考察的范略。近来，将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运用于历史研究显得更普遍。它发端于1960年代的欧洲，后来在美国形成体系。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借鉴计量、统计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1970年代，新英国社会史研究代表性人物劳伦斯·斯通，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生态学、人口学的方法建立历史研究的模式——计量史学方法。他断定：社会史的使命依然是把思想及文化史的那些令人激动的进展紧密束缚在社会经济的和政治的基础上。“他也确实地将计量史学的方法用于论证各种定量的、人口学的和社会科学的方法，比以往更清晰、更精确、更全面地将个体经验与宏大社会进程成功地连结在一起”（布赖恩·刘易斯：《社会史：一种新型的历史》）。到了199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将计量史学的方法应用得炉火纯青。事实上，稍早的人类学家已将物质文化中的各种物件清单以列表的方式呈现出来，进而他们还将官方寺院与民间祠庙进行分列，以考证时间和空间上的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分布和营建。还有相当多的艺术史家，将计量史学方法用于艺术史研究。国人的目光回到中国学术史，国内对西方学术理论的介绍和阐释，同样是两个关键的时期：一是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最先接触到西方史学理论，将其介绍到国内，并结合对中国历史加以阐释；二是19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国门初开，学界对新知识、新方法的渴求，大批的西方史学理论被介绍、被推荐。至1990年代，学术界热议方法论，几近时髦、方兴未艾。冷静分析，似有许多话题不可回避。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无疑是当时最具前瞻性的史学宣言，可以说20世纪中国史学的诸多命题大多能从文中找到端倪。梁先生说：“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卿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有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36年，第三页）。梁启超对旧史家只写帝王将相而不写国民历史之责备，针对传统史学四大弊病提出“国家”“国民”“群”和“社会”的形成与衍化，这几个主要概念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成为主流的叙述方式，在这种观念下，自然要进行阶级的划分。另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的调查研究，记录和保留了不少平民的口述史料，这些调查报告直到今天还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进入1980年代，中国史学界积极介绍西方自“二战后”的新史学潮流，那种宏观站位、微观着手的研究视角给中国科学界注入一缕新风，人们发现，历史研究也能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进行。近30年来，国内各出版社纷纷组成力量介绍西方文论：格致人文读本、凤凰文库、博雅撷英、开放的艺术史等。大量的西方史学研究成果呈于中国读者面前，各种史学研究方法论被学人所熟知，就连向来被忽视的近邻日本的学术成果也开始被推介。抛开了陈见，知识共享。静心想来，百余年前梁启超曾经大声疾呼，开风气之先的期许，正在得到不同背景和学术关怀的史家们的积极回应和实践。史学界不一定能够准确地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如此宏旨的胸怀，但却逐渐找到“我希望用什么方法回答什么问题”（程美宝：《走出地方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中华书局，2019年，第二页）。区域历史过程区域史研究就是一种对区域社会的“结构过程”的研究，也是一种对社会—文化结构的“空间过程”的研究。前者强调的是某个社会—文化复合体的形成过程，后者强调的是某个空间或者区域的形成过程。简言之，当结构被改造为结构过程时，人类学变为历史人类学；而当空间被改造为“空间过程”的时候，地理学也相应地转变为历史地理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都可以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赵世瑜，《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页）。但无论是结构过程还是空间过程，在其中扮演能动角色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人及其活动不仅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就像刘志伟教授在其《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中谈到的，“我们所追求的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分歧，其实不在于是研究国家还是研究民间，也不在于是研究精英还是研究下层民众，而是在于是国家的历史还是人的历史，分歧就在这里……我们的历史分析以人作为逻辑出发点，那么在人的行为之上，有或强或弱的国家权力存在，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成不同的文化结构，还有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等等东西，都要进入我们的视野，从而得到由人的能动性去解释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25页）。如此各种不同的空间或者区域，都不过是阶段性研究的单位，不同空间或区域的历史过程会尽可能地揭示出历史演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提示我们给出多样而复杂的历史解释。 同中求异与易代差序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地方性”——求异，不管是异中趋同，还是异中见异、异中求异，都是对抗文明进步对文明多样性的毁灭。地方性知识的寻求是后现代意识共生的……有人总结现代性对今天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复旦大学葛兆光指出几个面向：其一，地方性让位于全球性的普世性。其二，功利的计算取代了感情与神圣的崇拜。其三，政治与社会单位不再是宗族、家庭，而是个人。其四，人和人的关系不由出身、阶层，而是由现实的选择。其五，人定胜天取代天人合一。以历时的、变化的角度理解区域历史，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说，“地方”或“区域”不一定与“国家”具有阶序关系，时间随不同的空间有着不同的呈现。许倬云则认为：中国文化，若作为一个文化圈，则在每一个时代，都可超越政治或低于定义的“中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出现过这种现象：即改朝换代之际，同时出现了多个时间标识；或是易代时期的“失序”和“朝秦暮楚”。古代社会，不同的人们在相同的物理时间中经历了不同的“文化时间”，他们或饱经战乱而流离失所，或遇灾害共克时艰，或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或忙碌、或快乐、或闲散，经历世事、繁衍生息。换言之，当人们在相同的物理时间中经历不同的“文化空间”时，意味着他们已处在一个不同意义上的空间之中。这个不同意义上的空间，与上述对时间的定义一样，同样包括物理空间，也包括各种形式的文化空间。于是，我们就可以说，区域的概念不能限于各种物理区划，空间亦面向流变的行政区划、族群迁徙、语言状态和生产生活等。代际更替作为时序概念，往往被史学家所重视。郭沫若从“易代时期”的第三种力量——农民起义所评价；至于“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解释显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新近的一些西方汉学家提出的看法值得注意：史景迁等人的《从明到清》一书，明确指出了跨越明清的长期连续性，是客观存在的。而魏斐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一书中提到：“社会史家开始逐渐认识到，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整个时期构成连贯的整体。学者们不再把清代看成过去历史的翻版，也不认为1644年与1911年是异常重要的界标。”如此看来，“易代”或“鼎革”就一定被看成是一个历史上的分水岭或转折点。如：北宋时，泉州、漳州二郡直至977年方归入宋朝，虽然早在18年前省内各州已易宋代，而泉、漳两州仍按闽国旧制运行，实为“宋依唐制”在福建的具体呈现。清代福建，与南明政权有关的案例时有发生：一是明朝在北京失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了多个政权。其中南明隆武政权短暂地设都城于福州；清初，“靖江王朱亨嘉（石涛之父）及家人由广西被押送到榕城入狱，并死于狱中”。二是清顺治年间，郑成功的军队在潮州一带，与南明、清、各种地方武装混战，他们之间不断改换身份，构成了较长时期“不清不明”的局面。三是清康熙年间，时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在1683年打败郑氏军队攻克台湾，并屯兵治理台湾。施琅在台期间，发现台湾社会各个方面沿续明代制度，百姓尊崇郑成功，称其“开台祖”，为此，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于是，康熙年间的台湾地区民间沿用明朝习俗。“不明不清”成为这个时期区域社会的现实。古之中国，王朝易代在远离中央集权之地，常有“失序”之状态。“清承明制”一语，为治清史者熟知，通常意指清朝的许多制度承自明朝，并以此来论证明清时期的连续性和清作为明朝继承者的合法性。综上所述，清初的许多史实并非由清的入主中原所导致，而具有更长期的渊源。无论是“不唐不宋”“不明不清”还是“不清不明”，表明易代时期，区域社会“朝秦暮楚”或自立为王等现象，意味着没有一个超强的权威对各地行使统一的政令。因此各种势力乘机攫取自身利益，或试图打破原有的均衡和差序格局。这种易代失序，甚至不仅是一种政治立场表现，更是一种集体心态显现。区域美术史研究的意义钱钟书在其《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提到：“画派分南北和画家是南人、北人的疑问，不难回答。某一区域的专称引申而为某一属性的通称，是语言里的惯常现象。譬如汉魏的‘齐气’、六朝的‘楚子’、宋的‘胡言’、明的‘苏意’；‘齐气’‘楚子’不限于‘齐人’‘楚人’，苏州以外的人也常有‘苏意’，汉族并非不许或不会‘胡说’‘胡闹’。”杨万里说：“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家铉翁说：“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西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也。”更是文学流派名称的好例子。拘泥着地图、郡县志，太死心眼了。由此可见，某个被认为是属于某地域画派的画家，并不仅限于与地缘有关系的画家，同样也包含在此活动的异域人，那么，该地域的人文地理特色，便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该画派产生关联。如明清时期江南书画及文人趣味研究，因其特殊的区位优势，一方面是商业发达，推动艺术品收藏的风气；另一方面是画派林立，画家群体活跃，著书立说、刊刻版印等，极大地推动了本地区的艺术发展。此时之江南即是当时的艺术主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区域美术史可能是整体美术史的主流。例如“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美术史”研究，虽然战时南京美术界亦有重要的力量，同时期北平、上海可能亦相当活跃，但相比较此时的西南：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显然，“大后方”美术更鲜活、更准确地反映了战时美术的形式与内涵。区域美术研究不因其以“本地”或地方而显“偏于一隅”，有失“代表性”。事实上，其漠视了区域历史进程与中国历史重要转变环节的内在关联，并忽略了地方社会各阶层人物在本地舞台上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何况明清时期南方世族对朝廷的影响等，区域研究实际上与国家作为行政管治、礼仪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机器与地方社会的组织和个人活动关系的意义。区域史研究不仅是对主流历史的丰富与补充，在特定的时期，可能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出的就不单单是局部的，更是整体的。区域研究的特点在于：本地之事，本地攸关；本地之事、物备受关注；关注不囿于本地，议题与中国历史重要问题互相映照，跨越本地。诚如梁启超在百余年前的呼吁：要摆脱“帝王将相”的历史叙事，回到“群体之历史”或“国民之历史”，区域史研究从了解民间社会的视角出发，是对以国家为中心所营造的中心论或以士大夫、富绅、文人形成的主流历史的补充和丰富，然而在特定时空中显现的特质，本身就是那个时代国家与群体意识的表征。它已将区域的历史叙述，纳入国家话语的体系，表明其所谓的“中国性”，区域即是整体。而以今日的观念，则思考怎样将当地人的观点，置于相对宏观的历史视野中去理解。族群社会及其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本土经验，应被认为是审视同一历史整体的不同视角，这就是区域史研究的价值所在。按汉学家魏斐德的话说：世界史织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织出了世界史，而中国也改变了。换言之：中国美术史织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织出了中国美术史，而重构了中国美术史。■（作者李豫闽系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内容摘要：文章从概念、三种史学方法论、国人的目光、区域历史过程、易代与差序、区域美术研究的意义六个方面，对区域美术史研究做了阐述。作者认为，区域美术研究不因其以“本地”或地方而显“偏于一隅”，否则就会有失“代表性”。区域史研究不仅是对主流历史的丰富与补充，在特定的时期，可能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出的不单单是局部的，更是整体的。换言之，中国美术史织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织出了中国美术史，而重构了中国美术史。关键词：“新史学” 区域美术史 叙事与重构社会大变革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在需要理论、需要思想，且一定能产生理论、产生思想的时代，社会大变革呼唤新文科；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往往体现了本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同时蕴含着方法论的光芒。长期以来，国内艺术史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少有交集，泾渭分明、壁垒森严，在“新文科”背景下更应相互参照、取长补短。以历史学为例，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有极大的改变，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运动所产生的影响，甚至已经波及到美术史研究的领域。为此，笔者就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这种由内而外的变化。一、概念区域是在地理差异的基础上，按一定的指标和方法划分出来的地球表面的空间单位。区域史可以指华北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或东北地区的历史等。在这里，区域史侧重于福建以及周边地区的古代政体、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历史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往昔发生的事件、事务、事项，学者们通过文献考证或实地考察藉以解释历史。历史学被认为是一门关乎时间的学问，或者说它是在时间长河中观察人类及其生活的流变[1]。有学者进而指出：“在或稳定或变动的情况下，人们如何经历时间，当我们思索过去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形塑’它。”[2]由此，一方面，史学家关注相对的变与不变的时期人们是怎样度过他们的一生；另一方面，史学家们在观察历史演进时，又如何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那个客观的时间流程。终归史书是由人撰写的，就看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历史，怎么去理解历史。二、三种史学方法论西方历史学发展，两个时期的史学变革值得关注：第一个时期是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学，被置于一个新奇的、强制性的框架内被讨论[3]。人们发现历史研究总是伴随着自然科学和新兴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的同时，德国《历史杂志》创立，两个有着内在必然联系的事件，标志着具有“知识系统化”的开始，比如提供了一个更职业化的交流场域，这个模式被各地模仿、移植。此后，大学设立历史学教席以及把一些重要城市变成历史研究重镇，这些行动演变为一场学术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运动。在此期间，德国的学会确立绝对的领导地位[4]。客观上，此时的史家们面临着两难困境：是遵循各种历史学传统模式——结论、宪政叙事、关于新兴的民主与自由的各种陈述——诉说主题，还是直面趋势，重新思考并革新：重现对语言的教育，吸纳接受新观念，以及吸收新环境文化（异域文化）；强调史料考证的训练以科学方法从描述偶然性跃升到发现规律性。此时，“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学术观念更能说明问题，明确史学家的三个任务：“发现事实，学会表达，寻找事件的逻辑联系，支配这些事件的诸法则。”[5]同样，他们还发现：“一门科学历史学的真正目标是处于时间和空间中的人，现世的人。”继而，首次把“经济学”带入历史学研究，避开了传统史学中的归纳方法的无序性，而展现一种关于人的行为的模式，给这门科学的结论添加某些接近确定性的东西[6]。“兰克学派”理论在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介绍到国内，对后世产生影响。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4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产生许多历史学派。但是说影响重大的当属法国的“年鉴学派”。该学派因1929年创办了《年鉴》杂志而得名，显然，它形成于“二战”之前，但其影响则是40年代末才显现，代表性人物有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福尔这两位早期奠基人。而让年鉴学派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肖尼夫妇和莫拉泽，包括后面的马克斯·韦伯等人。布罗代尔及同仁，继承了前辈关于历史研究的“综合性”理论，即：“通过研究环境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观察某种复合性社会构造，包括生活费用、社会习俗以及各种心理和地理要素等客观条件的产物。”[7]他认为，今日历史学的成就要求对长时段中活动着的各种隐蔽进程有所意识，因为那些由各种有形的历史所构成的模式与趋势是依据他们自己的逻辑在运作，并决定着人类生活的各种事件。各种短时段和特殊事件由此不应该再冒称是历史学家们据以进行他们那些诠释的基础；相反，长时段提供了所有历史分析对象都适用的那种模板[8]。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着眼于那些变化最为缓慢却作为运擎的历次地质学及地理学演化，在人口规模及增长、经济周期及社会风尚演变方面趋势性的、中速的突变，以及局限于短暂时期内不断变化的政治事件，即把一种对各社会形态的多视角探查与一种对全部文明的详尽核查整合在一起。布罗代尔将历史演进划分为长时段变化、中时段变化和短时段变化，即由地质、地理演化为长时段变化，人口规模及增长、经济周期及社会风尚演变为中期变化，政治事件为短时段变化的观点影响了包括我国台湾学者许倬云先生在内的历史学家。由年鉴学派发展出来的“新史学”，即微观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提供的参照和启示是显而易见的。各种关注特定区域的政治、军事、宗族、宗教、社区等研究蔚然成风。其既强调综合的、整体性的研究观念被广为认同，又因历史研究涉及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的跨学科方法被广泛运用，宏观叙事与微观体察相结合成为一种趋势。然而，在传统史学里虽然都视经济因素作为历史考察的范畴，但近年来将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运用于历史研究显得更普遍。它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后来在美国形成体系化。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借鉴计量、统计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新英国社会史研究代表性人物劳伦斯·斯通，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生态学、人口学的方法建立历史研究的模式——计量史学方法。他断定：社会史的使命依然是把思想及文化史的那些令人激动的进展紧密束缚在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基础上。“他也确实地将计量史学的方法用于论证各种定量的、人口学的和社会科学的方法，比以往更清晰、更精确、更全面地将个体经验与宏大社会进程成功联结在一起。”[9]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将计量史学的方法应用得炉火纯青。事实上，稍早的人类学家已将物质文化中的各种物件清单以列表的方式呈现出来，进而他们还将官方寺院与民间祠庙进行分列，以考证时间和空间上的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分布和营建。还有相当多的艺术史家，将计量史学方法用于艺术史研究。三、国人的目光回到中国学术史。国内对西方学术理论的介绍和阐释，同样是两个关键的时期：一是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最先接触到西方史学理论，将其介绍到国内，并结合对中国历史加以阐释；二是20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国门初开，学界对新知识、新方法的渴求，大批的西方史学理论被介绍、被推荐。至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热议方法论，几近时髦、方兴未艾。冷静分析，似有许多话题不可回避。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无疑是当时最具前瞻性的史学宣言，可以说20世纪中国史学的诸多命题大多能从文中找到端倪。梁启超谈道：“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卿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有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10]梁启超对旧史家只写帝王将相而不写国民历史之责备，针对传统史学四大弊病提出“国家”“国民”“群”和“社会”的形成与衍化，这几个主要概念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观照下，史学界特别关注对“阶级”的划分，对历史世界中的农民起义和农民反抗斗争贴上“起义”或“反抗”的标签，如此描述所谓人民群众的历史，利弊参半。一方面，这类历史叙述实际上未出“舍英雄几无历史”的套路，历史都是由英雄、领袖创造的，百姓是响应其正确的号召揭竿而起，推翻腐朽的政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的调查研究，毕竟记录和保留了不少平民的口述史料，不管这些史料其背后政治意涵如何，但这些调查报告直到今天还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积极介绍西方自“二战”后的新史学潮流，那种宏观站位、微观着手的研究视角给中国科学界注入一缕新风，人们发现，原来历史研究也能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观察往昔，那些看似纯属民间文化的素材和完全属于边缘群体的人亦可以被写进历史。近30来，国内各出版社纷纷组成力量介绍西方文论：格致人文读本、凤凰文库、博雅撷英、开放的艺术史等。大量的西方史学研究成果呈于中国读者面前。各种史学研究方法论被学人所熟知。就连向来被忽视的近邻日本学术成果也开始被推介，抛开陈见，知识共享。静心想来，百余年前梁启超先生曾经大声疾呼开风气之先的期许，正在得到不同背景和学术关怀的史家们的积极回应和实践。史学界不一定能够准确地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如此宏旨的胸怀，却逐渐地找到“我希望用什么方法回答什么问题”[11]。当今十分活跃的“华南学派”的实践，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中国学人对区域史研究的思路。众所周知，华南学派是以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为主的几代学者构成的跨地域史学流派，数十年来他们针对“大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和台湾、香港、澳门）的区域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进行研究，侧重于政体、宗族、宗教、户籍、市场相关研究。华南学派区域史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将特定区域的历史演进看成“结构过程”。既强调历史演进中人有目的的行动之重要，同时强调将“结构”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点，从具体的理论阐释中可以进一步理解：“我们一直以来，往往不必要地把‘结构’和‘变迁’这两个概念截然二分。实际上，我们明白‘个人’在分析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要了解的不是‘结构’，而是‘结构过程’。个人透过他们有目的的行动，织造了关系的和意义的网络，这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他们做出某些行动，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12]。四、区域历史过程区域史研究就是一种对区域社会的“结构过程”的研究，也是一种对社会—文化结构的“空间过程”的研究。前者强调的是某个社会—文化复合体的形成过程，后者强调的是某个空间或者区域的形成过程。简言之，当结构被改造为结构过程时，人类学变为历史人类学；而当空间被改造为“空间过程”的时候，地理学也相应地转变为历史地理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都可以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13]。但无论是结构过程还是空间过程，在其中扮演能动角色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人及其活动不仅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就像中山大学教师刘志伟在《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一书中谈到的：“我们所追求的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分歧，其实不在于是研究国家还是研究民间，也不在于是研究精英还是研究民众，而是在于是国家的历史还是人的历史，分歧就在这里……我们的历史分析以人作为逻辑出发点，那么在人的行为之上，有或强或弱的国家权力存在，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成不同的文化结构，还有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等等东西，都要进入我们的视野，从而得到由人的能动性去解释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14]如此各种不同的空间或者区域，都不过是阶段性研究的单位，不同空间或区域的历史过程会尽可能地揭示出历史演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提示我们给出多样而复杂的历史解释。五、同中求异与易代差序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地方性”——求异，不管是异中趋同，还是异中见异、异中求异，都是对抗文明进步对文明多样性的毁灭。地方性知识的寻求是后现代意识共生的……有人总结现代性对今天社会科学产生的重要影响，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指出几个面向：第一，地方性让位于全球性的普世性；第二，功利的计算取代了感情与神圣的崇拜；第三，政治与社会单位不再是宗族、家庭，而是个人；第四，人和人的关系不由出身、阶层，而是由现实的选择决定；第五，人定胜天取代天人合一。以历时的、变化的角度理解区域历史，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说，“地方”或“区域”不一定与“国家”具有阶序关系，时间随不同的空间有着不同的呈现。我国台湾学者许倬云则认为：中国文化，若作为一个文化圈，则在每一个时代，都可超越政治或低于定义的“中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出现过这种现象：改朝换代之际，同时出现了多个时间标识；或是易代时期的“失序”“朝秦暮楚”。古代社会，不同的人们在相同的物理时间中经历了不同的“文化时间”，他们或饱经战乱而流离失所，或遇灾害共克时艰，或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或忙碌、或快乐、或闲散，经历世事、繁衍生息。换言之，当人们在相同的物理时间中经历不同的“文化空间”时，意味着他们已处在一个不同意义上的空间之中。这个不同意义上的空间，与上述对时间的定义一样，同样包括物理空间，也包括各种形式的文化空间。因此，区域的概念不能限于各种物理区划，空间亦面向流变的行政区划、族群迁徙、语言状态和生产生活等。代际更替作为时序概念，往往被史学家所重视。我国史学家郭沫若从“易代时期”的第三种力量——农民起义开始评价；至于“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解释显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新近的一些西方汉学家提出的看法值得注意：史景迁等人的《从明到清》一书，明确指出了跨越明清的长期连续性是客观存在的。而魏斐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一书中提到：“社会史家开始逐渐认识到，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整个时期构成连贯的整体。学者们不再把清代看成过去历史的翻版，也不认为1644年与1911年是异常重要的界标。”如此看来，“易代”或“鼎革”就一定被看成是一个历史上的分水岭或转折点。例如，北宋时，泉州、漳州二郡直至977年方归入宋朝，虽然早在18年前省内各州已易宋代，而泉漳两州仍按闽国旧制运行，实为“宋依唐制”在福建的具体呈现。清代福建，与南明政权有关的案例时有发生：第一，明朝在北京失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了多个流亡政权。其中南明隆武政权短暂地设都城于福州；清初，靖江王朱亨嘉（石涛之父）及家人由广西被押送到榕城入狱，并死于狱中[15]。第二，清顺治年间，郑成功军队在潮州一带，与南明、清、各种地方武装混战，他们之间不断改换身份，构成了较长时期“不清不明”的局面。第三，清康熙年间，时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1683年打败郑氏军队攻克台湾，并屯兵治理台湾。施琅在台期间，发现台湾社会各个方面沿续明代制度，百姓尊崇郑成功，称其“开台祖”。为此，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于是，康熙年间的台湾地区民间沿用明朝习俗，“不明不清”成为这个时期区域社会的现实。古之中国，王朝易代在远离中央集权之地，常有“失序”之状态。“清承明制”一语，为治清史者熟知，通常意指清朝的许多制度承自明朝，并以此来论证明清时期的连续性和清作为明朝继承者的合法性。综上所述，清初的许多史实并非由清的入主中原所导致，而具有更长期的渊源。无论是“不唐不宋”“不明不清”还是“不清不明”，表明易代时期，区域社会“朝秦暮楚”或自立为王等现象，意味着没有一个超强的权威对各地行使统一的政令。因此各种势力乘机攫取自身利益，或试图打破原有的均衡和差序格局。这种易代失序，甚至不仅是一种政治立场表现，更是一种集体心态显现。 六、区域美术史研究的意义钱钟书在其《中国诗与中国画》文中提到：“画派分南北和画家是南人、北人的疑问，不难回答。某一区域的专称引申而为某一属性的通称，是语言里的惯常现象。譬如汉、魏的‘齐气’、六朝的‘楚子’、宋的‘胡言’、明的‘苏意’；‘齐气’‘楚子’不限于‘齐人’‘楚人’，苏州以外的人也常有‘苏意’，汉族并非不许或不会‘胡说’‘胡闹’。”杨万里说：“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家铉翁说：“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西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也。”更是文学流派名称的好例子。由此可见，某个被认为是属于某地域画派的画家，并不仅限于与地缘有关系的画家，同样包含在此活动的异域人，那么，该地域的人文地理特色，便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该画派产生关联。如明清时期江南书画及文人趣味研究，因其特殊的区位优势。一方面是商业发达，推动艺术品收藏的风气；另一方面是画派林立，画家群体活跃，著书立说、刊刻版印等，极大推动了本地区的艺术发展。此时之江南即是帝国的艺术主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区域美术史可能是整体美术史的主流。例如，“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美术史”研究。虽然战时首都在南京，金陵美术界亦有重要的力量，同时期北平、上海可能亦相当活跃，但相比较此时的西南：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显然，“大后方”美术更鲜活、准确地反映了战时美术的形式与内涵。区域美术研究不因其以“本地”或地方而显“偏于一隅”，有失“代表性”。事实上，漠视了区域历史进程与中国历史重要转变环节的内在关联，并忽略了地方社会各阶层人物在本地舞台上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区域史研究不仅是对主流历史的丰富与补充，在特定的时期，可能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出的就不单单是局部的，更是整体的。区域研究的特点在于：本地之事，本地攸关；本地之事物，备受关注；关注不囿于本地，议题与中国历史重要问题互相映照，跨越本地。诚如梁启超在百余年前的呼吁：要摆脱“帝王将相”的历史叙事，回到“群体之历史”或“国民之历史”，区域史研究从了解民间社会的视角出发，是对以国家为中心所营造的中心论或以士大夫、富绅、文人形成的主流历史的补充和丰富，然而在特定时空中显现的特质，本身就是那个时代国家与群体意识的表征。它已将区域的历史叙述，纳入国家话语的体系，表明其所谓的“中国性”，区域即是整体。而以今日的观念，则思考怎样将当地人的观点，置于相对宏观的历史视野中去理解。族群社会及其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本土经验，应被认为是审视同一历史整体的不同视角，这就是区域史研究的价值所在。按汉学家魏斐德的话说：世界史织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织出了世界史，而中国也改变了。换言之：中国美术史织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织出了中国美术史，而重构了中国美术史。参考文献：[1][13]赵世瑜.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司徒琳，万志英.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M].北京：三联书店，2009.[3][4][5][6][7][8][9]南希·帕特纳，萨拉·富特.史学理论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0]梁启超.饮冰室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6.[11]程美宝.走出地方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M].北京：中华书局，2019.[12]萧凤霞.廿载华南研究之派[J].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1）.[14]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15]乔迅.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作者简介：李豫闽，全国高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术理论与区域美术史研究。｜本文刊于《艺术教育》2021年1月刊｜

2020年的中国史研究学术重点突出、热点纷呈。为了量化分析2020年度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别推出《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学术热词分析报告》。以数据为基础反映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盘点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学术热点词汇，并分析相关词汇之间的关系，希冀为当前史学研究者提供基础参考。报告数据分析由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思享学术评价团队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闵祥鹏教授团队执笔。统计方法与热词概览本报告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整理2020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所收录的中国史研究相关论文5740篇，通过文件导入、信息单元抽取（关键词）、建立共现矩阵、利用相似度计算对关系进行标准化处理、统计分析，进行热点词汇的可视化呈现。总体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热点时段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研究该时期的重要论文发文数量占据整个中国史研究总量的50%以上。“梁启超”为2020年度历史人物最热词汇，“抗日战争”为年度最热研究专题，“唯物史观”为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热词，“全球史”“历史书写”“地方社会”“口述历史”“民间信仰”“国家认同”“历史记忆”“社会治理”“文化交流”“文化认同”等是重要的研究视角。历史文献研究的最热词为“《史记》”，出文文献研究为“墓志”，区域研究为“徽州”。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图谱断代研究热词就研究时段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仍然保持了“详近略古”的基本态势，汉、唐、宋、明至清的研究热度逐渐增强，对长期大一统时期的学术关注要远高于对短期分裂阶段的探究。根据统计数据，断代史关键词热度依次为：清史、明史、宋史、唐史、汉史、元史、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西夏史、金史、辽史、五代史。2020年中国历史断代研究热词图谱专题研究热词以史为鉴、鉴古知今，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历史学者研究的是过去，但关注的是现实与未来。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热点依然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眸。2020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日战争”是该年度最高频词汇，也是历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专题，与之相关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关系”“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历史记忆”“历史书写”等都是频频出现的热点词汇。回顾近年来该专题的相关研究，1995年、2005年、2015年均出现研究热度的高峰，都有200篇以上的重要论文刊发，而以上年份分别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站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回顾历史、反思历史、总结历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史学研究永恒的主题。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抗日战争”图谱史学理论热词唯物史观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1920年，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为学生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百年历程，唯物史观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理论。2020年，恰逢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百年，回顾与展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等成为该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唯物史观”也是2020年度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词汇，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史”“史学史”“现代性”“全球史”等关联性较强。近二十年来，“唯物史观”的刊文数量一直保持着较为均衡的态势，2020年略有提高。从刊文的署名单位来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是该领域主要的研究机构。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唯物史观”图谱全球史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它以全球的研究视角，打破以区域、国家、民族等为界限的传统研究范式。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曾以“网络”视角审视全球文明的进程，在其著作《人类之网》开篇中写道：“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网络中）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14至15世纪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中国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以全球的眼光看待中国，或以中国视角审视世界，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近二十年来，“全球史”热度起起伏伏，也表明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仍在不断调整。但自2016年以来，该类论文的刊文数量逐渐稳步提升，也表明全球史研究正在逐渐进入新的阶段。历史文献研究热词在传世文献研究方面，“《史记》”“《左传》”“《春秋》”“《周礼》”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点文献热词。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史记》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典籍。一方面与《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传世史料或出土史料相互佐证，另一方面也是解读司马迁及传统史论的基本资料。因此，2020年度与“《史记》”相关的关键词，既包括“《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文献热词，又与“司马迁”“刘知畿”“章学诚”等史论学者的人物热词相关联。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史记”图谱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墓志”“文书”“清华简”等是2020年的研究热点。其中“墓志”是该年度史料挖掘研究的热点，“墓葬”“瓷器”“壁画”“图像”都是与之相关的热词，其中“墓志”与“墓葬”的相关性较强。这与近年来基础建设、房屋拆迁、土地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大量古墓葬、古遗址、古民居、石刻等被发现，新出史料为研究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墓志虽然一直是学界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新史料，但就重要论文发表而言，每年刊发数量仍然有限。自2019年开始，“墓志”论文数量明显上升，2020年成为出土文献方面的热点词汇，更是表明学界对这一材料的重视。出土墓志的时代分期多集中于魏晋隋唐之时，西安、洛阳是新出墓志较多的地区。2020年度该类论文的研究者多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者也是充分利用了该地区新出墓志材料较多的区位优势。新出史料为学者发现新问题、更新旧认识提供了重要途径，也将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带来不竭动力。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墓志”图谱区域史研究热词在区域研究方面，“徽州”“丝绸之路”“上海”“敦煌”“西藏”“台湾”、“新疆”“江南”“西域”“四川”“吐蕃”“北京”“南京”“大运河”“山西”“苏州”“洛阳”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词汇，区域热词往往与社会治理、城市史、边疆史等研究专题相关联。其中，“徽州”研究最为突出，涉及“科举”“乡村社会”“宗族”“户籍”“教育”“日常生活”等区域社会问题。自2009年开始，“徽州”研究的重要论文刊发数量逐渐增多，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态势，至2020年成为区域史研究的最热词汇。这离不开安徽学者对本地文化的重视，2020年半数以上“徽州”研究成果的署名单位都位于安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更设有“徽学”专栏，连续刊发社会史专题、徽商与经济史专题、宗族研究专题的系列文章。数据显示，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一直是“徽学”成果产出的主要高校。敦煌文书被称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202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也是敦煌学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敦煌研究同样是今年的热点，荣新江教授曾提出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增长点，“在于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采用新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理论，为历史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推进新的学科产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敦煌研究也将再起新篇。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徽州”图谱历史人物研究热词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该年度研究的热点人物依次为“梁启超”“司马迁”“康有为”“乾隆”“郭沫若”“陈寅恪”等。2020年度的最热门人物为“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历史见证者，梁启超学贯中西、文史兼通，不仅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者，而且是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是近代史、近代文学以及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重要人物。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宣扬“新史学”，被称为“新史学的宣言书”。“新史学”的提出以及唯物史观的传播，开启了中国百年史学研究的变革帷幕。因此，梁启超与“新史学”“中国史学史”等词汇密切相关。同时，近年来近代文学与伦理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阶段性成果涌现，如关爱和主持的“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云度主持的“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徐亚州主持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等均涉及梁启超。总体而言，“梁启超”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最热人物之一。近二十年来，有关“梁启超”研究的刊文高峰出现在2009年至2013年，虽然2020年与之前相比刊文数量有所下降，但其仍是2020年人物研究方面的最热点。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梁启超”图谱结语总之，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一方面延续着史学研究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对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再回首、再审视。如研究专题热词“抗日战争”、历史人物热词“梁启超”、史学理论研究热词“唯物史观”等，都是学者站在新时代的节点对百年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另一方面在学术热词背后，又坚持着一份学术研究的独立意识与冷静思考。2020年度多数学术热词并不是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墓志”“《史记》”“徽州”等，虽非社会热点，却依然是学者执着耕耘与探索的重要领域。通过以上数据分析，2021年中国历史研究热词整体趋势基本有两方面的初步判研：一是重大历史节点的周年回顾，如“党史”百年的相关研究、“新史学”的周年回眸等；二是史学核心问题的继续探讨，如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唯物史观”、先秦秦汉研究的主要史料“《史记》”、近代史重要人物“梁启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全球史”等。编后语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词分析，是对该年度中国历史研究内容的初步总结。如同史学研究本身一样，任何总结都仅仅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回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现实的发展虽源自过往的积淀，但不会完全重演历史的一幕。史学研究热点在不断更新，因此趋势研判仅基于数据分析，报告也只是与同行分享学术思路，共同讨论，仅供参考！(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西北早期区域史学术研讨会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7月27日-28日，“西北早期区域史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青海西宁举行，来自全国20个省区市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现场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和青海师范大学主办，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黄河文化研究院承办。在7月27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青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冶成福致辞，他代表学校对与会代表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宋镇豪、中国先秦史学会学术顾问、原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张广志也先后在开幕式致辞。黄河文化研究院李健胜教授宣读了贺信和贺电。青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冶成福致辞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宋镇豪致辞中国先秦史学会学术顾问、原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张广志致辞开幕式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沈长云教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乔虹、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邦本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杜勇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晖教授、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蔡运章研究员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罗运环教授围绕会议主题，分别作了主旨报告。与会专家学者在会议分组讨论环节，与会代表共分成三个专题组依次在分组会上发言。与会的专家学者重点就建国以来来先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北早期区域历史与民族关系探讨、出土文献与先秦史研究及先秦史研究的其它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现场学术氛围十分浓厚。中国先秦史学会1982年5月在成都成立，该学会在先秦文化研究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37年来，会员从不足百人发展到千余人；召开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百余次，出版论集文50余册、2000多万字。至今出版了60期的《中国先秦史研究动态》成为海内外学者的宝贵藏品。“本届年会是一次值得欣喜的学术盛会，也是一次成功的学术研讨会，各位专家学者带来了国内外先秦史研究领的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围绕主题，从多学科、多层次、多视野的角度，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深化了先秦史学术研究并取得新的成果。”宋镇豪说。“本届研讨会和年会的举办，不仅为先秦史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而且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张广志说。冶成福表示，“我校能够主办本届先秦史年会，可以说对提升青海师范大学中国史专业的学术影响力，推动学科专业建设、学校内涵式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参加第十一届中国先秦史学会年会专家学者合影留念此外，在研讨会期间，中国先秦史学会举行了换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光明日报记者万玛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