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研

来源：经济日报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指示精神，为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决策依据，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组创建了“经济质量差距模型”，测算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差距，定量分析了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并将全国分为5个经济质量区，现发布《2019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供参考。经济质量差距的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市场机制强、政府作用好、创新能力强、生态友好、社会和谐、开放共赢、全要素生产率高的持续、均衡的发展。评价模型：在传统经济学模型通常涉及“市场作用、政府调控、科技创新”三类要素（老三元）的基础上，将“生态能否承受、社会是否接受、国际市场是否打开”三类要素（新三元）纳入经济学模型，构建了包含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的“经济质量差距动态模型”，简称“经济差距模型”。指标体系：包括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6个一级指标，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等26个二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GDP等90个三级指标。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本报告原始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省市区统计局，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学会公布的数据，个别数据采用指数平滑法计算获得。采用改进的DEA－CP模型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各省市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省市区经济质量分区与差距指数计算经济质量差距并进行分区，分三步。第一步是计算六类要素的差距指数，即计算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在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科技创新、生态资源、社会和谐、全球化六个要素的差距指数，得到2790个反映经济差距的基础数据；第二步是根据基础数据计算出各省市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第三步是将31个省市区分为经济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中等质量区、中低质量区和要素缺乏区5个区域，见表1。高质量区经济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大于80，包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4省市，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配置均衡、利用效率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板不明显，或者短板容易补齐（图1）。经济高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质量仍然有很大潜力，但需要多要素全面发力、均衡发展，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创新、贸易体系创新乃至文化创新“六大创新”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试验、示范、带动作用。广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00，居第1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五类要素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或并列第1。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经济高质量区以广东省为例，用90个指标定量分析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广东省经济高质量的最大优势是全球化，6个三级指标中5个居第1位，短板是社会指标，13个指标均未能达到全国第1位。从26个二级指标、90个三级指标分析，广东省仍然有许多指标低于其他省市区，经济质量进一步提高的任务仍然很重，需要在市场、政府、创新等方面全面提升、均衡发展。江苏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8，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三类要素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生态、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1.53、87.25和55.90，分别居第4、9和3位。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2，居第3位。市场、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政府指数为90.08，生态、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3.88、60.14和48.14，分别居第3、5和4位。上海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1，居第4位。市场、政府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社会指数为93.70，居第7位，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12、61.86和59.2，分别居第4、20和2位。中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60－79之间，包括山东、北京、福建、天津、河南、湖北6个省市区（图2），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较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类要素配置比较均衡、效率较高，经济质量有明显短板，但通过努力能够补上短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高质量区进一步发展经济质量需要通过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种方式，学习、推广经济发达省市的经验，同时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技术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创造一些新模式、新策略，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山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6，居第5位。市场指数为97.67，居第6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89.62和86，分别居第6、10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25、54.8和38.12，分别居第6、6和5位。北京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5，居第6位。科技指数、社会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市场指数为83.62，居第13位，政府指数为95.07，居第4位，全球化指数为30.79，居第6位，生态指数只有64.66，居第18位。福建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0，居第7位。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8.70和88.03，分别居第11、8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8.74、28.93和28.48，分别居第7、14和7位。天津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4，居第8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98.29和89.13，分别居第5、7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9.77、39.43和25.17，分别居第7、27和10位。河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3，居第9位。市场指数为94.09，居第7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8.53和78.31，分别居第8、9位，社会、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79、29.00和20.45，分别居第21、13和13位。湖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1，居第10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4.44和82.62，分别居第11、15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6.59和73.31，分别居第10、11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7.30和27.84，均居第8位。中等质量区中等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45－59之间，包括江西、安徽、湖南、重庆、辽宁、四川、广西、河北、海南、陕西10个省市区（图3），共同特征是市场、政府、科技等六类要素配置基本均衡、要素利用效率中等，90项指标中基本没有排名位居前列的指标，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但多数短板能够补上，发展潜力大、后劲足。经济中等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首先需要补上经济质量短板，特别是科技创新、全球化方面的短板；其次要采取差异化发展方式，寻找并扩大自身发展优势，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江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9，居第11位。市场指数为92.68，居第8位，生态、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5.97、71.91和70.45，分别居第11、19和17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2.9和19.92，分别居第17、15位。安徽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2位。市场、社会指数分别为88.83和71.74，分别居第10、20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0.26和63.60，分别居第13、1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3.51和19.03，分别居第11、17位。湖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3位。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2.34和80.04，分别居第17、5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67.06和64.01，分别居第15、2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8.64和17.84，分别居第15、18位。重庆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4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2.46、74.97，分别居第16、10位，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66.54和65.38，分别居第27、15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2.91和20.63，均居第12位。辽宁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5位。市场指数为90.45，居第9位，社会、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69.3、63.84和61.49，分别居第23、29和19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5.75和24.25，分别居第16、11位。四川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6位。市场指数最高，为82.96，居第14位，政府指数为60.98，居第20位，社会指数为61.04，居第29位，生态指数为74.37，居第12位，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6.75和26.08，均居第9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1，居第17位。生态指数为86.94，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39、57.78、11.56、73.85和17.57，分别居第19、22、22、15和19位。河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0，居第18位。政府、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01、66.99和20.36，分别居第13、14和14位，市场、科技、社会指数分别为78.76、17.35和69.24，分别居第20、19和24位。海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9，居第19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第1，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6.78、78.17，分别居第12和9位，政府、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2.16、3.84和15.25，分别居第28、29和23位。陕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6，居第20位。科技、政府指数分别为35.61和69.56，分别居第10、14位，市场、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3.30、73.68、65.12和19.18，分别居第26、14、16和16位。中低质量区经济中低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在30－44之间，包括黑龙江、山西、吉林、内蒙古、宁夏5个省市区（图4），共同特征是经济要素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匹配不均衡，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一些要素短期内很难弥补。中低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学习发达国家、发达省份的经验，缩小经济质量差距；另一方面，对一些短期内难以缩小的差距，则要面对现实，挖掘、再造自身优势，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力争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2，居第21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9.67和76.65，分别居第8、21位，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92、14.98、59.45和16.26，分别居第25、20、22和21位。山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1，居第22位。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7.61和65.31，居第13、17位，市场、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5.93、12.37、45.88和14.11，分别居第22、21、25和24位。吉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9，居第23位。市场、社会、政府、科技指数分别为79.49、75.79、66.76和19.11，分别居第18、14、15和18位，生态、全球化指数为30.78和13.64，分别居30、26位。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8，居第24位。社会指数最高，为72.61，居第18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9.67、59.86、5.86、54.75和13.09，分别居第24、21、27、24和28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3，居第25位。社会指数最高，为83.76，居第12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1.97、50.30、6.83、39.35和13.69，分别居第23、24、26、28和25位。要素缺乏区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小于30，主要包括贵州、云南、甘肃、新疆、西藏、青海6个省份（图5），共同特征是支撑经济发展要素短缺、很难实现要素合理匹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需要外部注入新的经济要素，才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数量、质量差距。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不高，不是有关地方政府与企业工作努力不够，而是缺乏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要实现与全国其他区域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素缺乏区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在自身努力创造新优势的同时，需要注入外部经济要素，加大对这一区域的定向支持，让其补上发展短板，如生态建设专项补贴、技术援助政策、人才政策等。贵州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9.6，居第26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96、44.34、8.78、56.61、58.16和13.27，分别居第25、27、25、30、23和27位。云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0，居第27位。生态指数为64.81，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1.84、37.62、8.8、67.38和15.88，分别居第27、31、24、26和22位。甘肃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2，居第28位。市场指数为60.39，居第28位，社会、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7.55、38.04、10.5、40.12和12.89，分别居第25、30、23、26和29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7，居第29位。全球化指数为16.91，居第20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45.21、44.51、3.79、69.89和32.36，分别居第30、26、30、22和29位。西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6，居第30位。生态指数为61.65，居第2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1.45、55.21、0.10、53.47和12.14，分别居第31、23、31、31和30位。青海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4，居第31位。社会指数为72.64，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72、39.23、4.09、27.55和11.68，分别居第29、29、28、31和31位。课题主持人：王宏广、孙世芳、武德安课题组其他成员：尹志欣、朱姝、张俊祥、金秋、由雷、李文兰、刘溟、吴浩、谢慧、裴文

肖金成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关于区域发展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三段话：“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要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陆海统筹整体优化，培育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强区域优势互补，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要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实施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同时协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以下内容节选自直播实录：大家对区域经济应该不生疏。我们把全国划分成若干个区块，对其在全国中的地位、优势和发展方向进行研究，谓之区域经济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些概念，还有西部、中部、东部和东北，都是关于中国区域的概念，学者们对其本身进行过深入地研究，但很少从发展体系上进行系统地研究。习总书记提出建设现代化区域发展体系，这个体系是什么样的？其构成以及怎么形成的？作为区域经济学者，都在进行探索。今天我就这个话题谈一下个人的观点，一家之言，提出来进行讨论。点线面耦合点、线、面是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区域发展体系就要从点线面开始，我认为点线面耦合是区域发展体系的雏形。点在区域经济学里的点就是城市、城镇和村庄。尽管有的城市很大，比如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面积有几千平方公里，有两千多万人，但它是一个点。一个村庄，几十户人家，也是一个点，几万人的城镇也是一个点，因为它都是实体。都是产业和人口聚集形成的。再大的城市也都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像人一样一天一天长大，不可能一生下来就很大，并且有规律可循。线线是依托交通线形成的一些经济要素聚集，是带状的形态。区域经济学对它有不同的称谓，有的叫产业带，即从产业聚集的角度去认识。沿着交通线聚集产业和人口形成城市，所以交通线上城市比较密集，谓之城市带，这是从城市的角度认识这一形态。城市发展离不开产业，产业发展离不开城市，带的形成是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是城市和产业的结合，叫经济带也是可以的。产业带、城市带、经济带，不同的称谓可用一个字来表示，就谓之“线”。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叫发展轴，也是线状形态，和经济带有什么区别，可以说没有什么区别。既然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叫新概念，所以我把经济带和发展轴做了一个区分。经济带是自然形成的，比如修了一条铁路，铁路线上的城市、城镇发展比较快，明显与周边地区不同，所以就叫经济带。发展轴是什么意思呢？发展轴是一个规划概念，是一个主观意识。沿着交通线，主观上希望聚集更多的经济要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让经济带能够在国家和区域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把这条经济带定义为发展轴。经济带、发展轴都是一种形态的称谓。不管是产业带、城市带、经济带，还是发展轴，在区域经济学上都是一条线。有人形而上学地理解，说经济带是弯曲的，发展轴是直的，经济带比较细，发展轴比较粗，在规划图上画得既粗且直，让人贻笑大方。有的规划图把发展轴的直径和都市圈的直径画得一样宽，大家也见怪不怪，不过确实很好看。面面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城市周边有农村，城市+农村就形成了一个区域。同样，小城镇+周边农村也是一个区域，只是比较小。我们把点和周边联系紧密的地区称为面，谓之区域。最小的区域是一个小城镇+周边的农村；最大的区域是把地球分成几个部分，如亚太地区。区域是连续的，有地缘关系的。我们谈到区域，就是有地缘关系、相互连接的，不能断开。断开的就不能谓之一个区域，可谓之类型区。区域发展体系要从点线面三个基本概念出发。研究其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其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虽然都谓之点线面，但发展阶段不同，耦合的程度不同，现代化水平也不同。区域性中心城市早年以步行或利用畜力作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时代，人们的活动范围很小，当然城市规模也很小。发展到现代，以机械力为主要交通工具，之后有了高速公路，人类的活动范围就很大了。以汽车作为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活动半径通常在50公里，也就是汽车在一般公路上行驶1小时的时间。因为多数情况下不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在100公里的范围内，城市与周边地区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比如周边的农产品到城市来销售，城市的工业品销售到农村，从而产生了广泛的互动关系。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就是有一定的腹地，有一定的规模，有一定的首位度（比周边的城市规模更大，实力更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人口100万人左右，辐射范围1万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有些城市规模大一些，如一些城市人口超过300万，有些城市超过500万，有些城市超过1000万。我们发现，城市规模越大，数量就越少。当然，城市规模大，辐射影响的范围就越大，但辐射半径也就是100公里到200公里，很少有城市的辐射影响超过200公里，仍然属于区域性中心城市，因此，不存在世界中心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下，很多人把地级市当成城市，是不对的。地级市是一级行政区，它是包括农村的。地级市政府的所在地，谓之中心城区或者主城区的才是区域性中心城市。这样算起来，全国有200个到300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有大有小，有的可能几百万人，有的只有几十万人，差异很大。有的城市由于政府行政级别比较高，省会城市也就是省级政府所在地，有特殊的发展条件，规模就会很大。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政府级别越高，城市规模就越大，省会城市大于周边的地级市，地级市大于周边的县城，县城大于周边的小城镇。当然也有例外，如沿海、沿江靠近港口的城市发展比较快，规模比较大，如上海、青岛、大连，我把政府消费形成的城市谓之传统城市，把由于特殊的区位资源条件形成的城市谓之现代城市。有的城市人口超过300万人、500万人，甚至超过了1000万人。都市有一些中心城市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规模就会比较大。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了，就是都市。城市按照规模分成不同的等级，都市就是规模比较大的城市中小城市一般不会被称为都市。“都”最早称为都会，汉字“都”本身有大的意思。从城市到都市，在规模上有一定的上升。建设部按照城市城市人口规模对城市等级进行了划分，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超过1000万人的城市谓之超大城市，超过500万人的城市谓之特大城市，超过100万人的城市谓之大城市，其中超过300万人谓之I型大城市，超过100万，不到300万人的城市谓之II型大城市，超过50万，不到100万人的城市谓之中等城市，低于50万人的城市谓之小城市，其中，超过20万，不到50万人的城市谓之I型小城市，不到20万的城市谓之II型小城市。既然城市有了明确的划分标准，都市也应该有个标准。我们发现城市人口超过100万，极化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对周边的影响力比较小，带动力也不大。超过300万，影响力就比较大。我认为超过300万人的城市也就是I型大城市可谓之都市。我国超过300万的城市有30个左右，当然并不都是省会城市，但多数是省会城市。城市在不断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未来超过300万的城市就不止30个了，可能达到50个。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就更多了，将来可能超过200个。都市圈谈到都市，有另外一个概念给大家介绍，就是“都市圈”。城市和周边地区一定会发生联系，周边的你们要满足城市人的需求，城市人生产的产品销售到周边地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区域。我们把城市辐射影响的范围谓之 “城市圈”，把人口规模达到都市标准的城市的辐射范围谓之“都市圈”。就是从城市中心往外走，一般辐射半径100到150公里，离都市越远辐射效应越小。都市是都市圈形成的前提，没有都市就没有都市圈。这是符合逻辑的，有些学者不讲逻辑，把几个城市划在一起，就谓之某某都市圈，地方政府更是如此。当然，达不到都市标准的城市也有一定的辐射范围，有城市就一定对外有影响，达不到都市标准的城市辐射的范围可以称为城市圈。城市圈和都市圈辐射的范围是不同的。城市群原来都市圈和都市圈之间还有一定距离，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后来都市圈外延不断扩展，和另外的都市圈或城市圈就连在一起了，有时候分不清属于哪个都市辐射的范围。学者们把若干连在一起的都市圈和城市圈谓之城市群，也就是说城市群是由多个规模较大的城市共同辐射影响的区域。城市群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规划的，因为没有那一级有能力把城市群短时期内规划和建设起来。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我们把它称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它的辐射半径200公里左右。我们知道苏州、无锡、常州，同时还有嘉兴、湖州、南通都在它的辐射范围之内。我们发现南京也是一个大都市，辐射半径有150公里左右。南京到上海300公里，中间有一部分地区就搞不清楚是上海辐射的范围，还是南京辐射的范围。杭州也是一个大都市，它的辐射半径也是150公里。这三个都市圈辐射的范围是相互耦合，相互覆盖的，很难分清中间地带是哪个都市所辐射。分不清楚就不要分了，不妨用一个新概念，这个新概念就叫长三角城市群。再举一个例子，天津距离北京只有100公里，中间有一个城市叫廊坊，既属于北京辐射的范围，也属于天津辐射的范围，北京可以辐射到天津，同样，天津也可以辐射到北京，所以有人谓之京津都市圈。石家庄距离北京300公里，石家庄的辐射半径100公里，北京的辐射半径150公里，仅考虑二者，不存在耦合关系，但中间有一个保定，辐射半径50公里，三者的辐射范围耦合在一起，京津冀城市群就形成了。重庆和成都相距300公里，重庆和成都的辐射半径均为150公里，两个都市圈是相切的关系，不是耦合关系。但中间有内江、自贡、广安、遂宁和南充，各自都有一定的辐射范围。两个都市圈加几个城市圈，成渝城市群就形成了。给城市群下一个定义，就是若干相邻的都市圈或一个都市圈与相邻的城市圈共同构成的区域就是城市群。从这个定义来讲，都市圈是城市群形成的前提，就像都市是都市圈形成的前提，没有都市就没有都市圈，没有都市圈就没有城市群。这就是一个逻辑关系。现在区域经济界比较认同的城市群的定义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范围内有相当数量、不同规模和等级类型的城市，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城市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以一个或多个都市为核心和周边的城市共同构成的城市集合体。“十一五”规划纲要里面就写了“城市群是中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什么意思呢？因为城市群城市比较密集，城市的规模比较大，可以吸纳和承载很多的人口，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转移的主要方向是哪里？就是城市群。2007年，我主持过一项研究，就是中国已经形成的城市群和正在形成的城市群。经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已经形成的城市群有10个。如下图所示。其中两个城市群的名字和现在不同。一个是川渝城市群，现在叫成渝城市群。另一个是珠三角城市群，原来的珠三角不包括香港和澳门，现在加上香港和澳门，名字改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的GDP占全国的比重1/3左右。人口也占很大的比例，在我们国家的地位非常重要。我们对前述10个城市群也做过数量分析。占有的土地面积1/10多一点，但是人口超过1/3，GDP占全国的比重将近2/3。我们将其称为中国的十大经济支柱。正在形成的城市群有五个。江淮城市群、湘东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还有新疆的天山北坡城市群，因此，中国未来会形成15个城市群。数量能不能更多一些或范围更大一些，那要看未来区域的发展变化，近期不太可能。有些省市出于不同的需求，做了多个城市群规划，应属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有比较大的距离。城市群是比较发达的地区，未来应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获取国家的支持，国家应把更多的财力支持欠发达地区。城市群的范围将不断拓展，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希望一个晚上或几年时间就扩展到很大的范围，只能在地图上或学者的文章里才能够实现。我们认为城市群的本质特征就是城市之间的联系、分工与合作。原来城市各有各的腹地，现在由于城市规模扩大了，辐射半径也大了，和相邻的城市就发生了方方面面的关系。城市之间就产生了竞争，有的时候是恶性竞争，这就需要进行协调和规划，促进分工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要加强合作，你要发展，我也要发展，怎么合作呢？首先要进行功能性分工，通过分工才能加强合作。比如说两户农民，能不能你种葱，我种蒜，咱们来交换。城市群也一样，比如说核心城市规模比较大，吸引力也比较大。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成本也会随之提高，如果核心城市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为周边城市服务，发挥人才集中的优势，发展附加值比较高的高科技产业。一般制造业由于成本越来越高，很难取得很好的效益，能不能向外转移，转移到周边的中小城市去。周边的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镇，也获得发展的机会，城市之间在产业方面、功能方面就实现了分工，就可以避免核心城市一市独大的状况。编制城市群规划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促进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变单个城市的竞争力为城市群整体的竞争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打通断头路，加强互联互通。推进市场一体化，消除行政壁垒。产业转移应采取市场办法，尽可能不采取强制办法，更不能采取“强拆”的手段。要久久为功，不能操之过急。经济区城市群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经济区。所谓经济区是有大有小，是分不同层次的。今天我讲的经济区就是一个城市群与周边地区应加强联系，城市群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我把它谓之经济区，建议以城市群为核心进行划分。城市群不是孤立的，城市群也会对外辐射，城市群和周边地区共同构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区域，就是国家层面的经济区。城市群是经济区之核，城市群发展水平比较高，城市群之外的地区发展水平比较低，通过辐射、带动和引领，缩小城市群内外的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从南往北看，珠三角城市群，现在叫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对外辐射可以带动泛珠三角经济区。过去有泛珠合作架构，范围很大，从辐射影响联系的角度看，不可能有太大的范围，但应该包括整个广东、海南、广西、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可谓之泛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城市群可以辐射到江西的东部和整个安徽，可谓之泛长三角经济区。京津冀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未来会耦合在一起，可谓之京津冀鲁城市群，对外辐射到山西和内蒙古，可谓之泛渤海经济区。原来国家做过环渤海经济区规划，包括京津冀、山东和辽宁，泛渤海不包括辽宁。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个东北经济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的联系很紧密，大连、营口是东三省的出海口，把辽宁划到环渤海，东北就剩下吉林和黑龙江，所以一定要把辽宁和吉林、黑龙江放在一起，形成以辽中南、哈长城市群为核心的经济区。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联系也很紧密。东三省加上内蒙古的东五盟（市）【内蒙古东五盟现多数已改市，包括赤峰市、兴安盟、通辽、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谓之泛东北经济区。因为原来说东三省指的是东北，把内蒙古东五盟加进来，叫泛东北经济区，以示区别。加上中部经济区，西北经济区、西南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共8个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台湾共同构成了海峡经济区，台湾是我国的宝岛，一定要统一，和平统一也好，以别的方式统一也好。福建省加浙南、粤北、赣东南共同构成海峡西岸经济区，再加上台湾+海峡西岸就叫海峡经济区。经济区划分的原则是经济区一定要以城市群为核心。没有城市群，划分经济区的意义就不大。因为城市群内城市比较密集，城市规模比较大，经济比较发达，能够带动更大范围的地区。没有城市群，随便划一块，把戈壁滩划一块，把沙漠划一块，那是类型区，不是经济区。经济区划分还有几个意义。第一，经济区是合作区。既然经济区有地缘关系，连在一起，城市群和周边的地区应加强合作。第二，经济区是政策区。各个经济区自然条件不一样，资源环境不一样，交通条件也不一样，差异很大。不同的经济区制订不同的经济政策，才更具针对性，不能一刀切。比如说泛东北经济区和泛珠三角经济区的政策不应一样，西北经济区和西南经济区差异很大，政策也不应一样。第三，经济区是规划区。现在全国搞了很多规划，以行政区搞规划实际上有很多的弊端，行政区之间交通联系不太便捷，断头路很多。不管是发展规划，还是空间规划，应按照经济区编制规划。八个经济区合在一起就是全国规划。经济带经济区范围比较大，里面涵盖了城市群、都市圈、区域性中心城市。如何加强经济联系，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需要规划建设经济带。发展轴就是促进经济要素继续在交通线或者经济带上的聚集，并将区域性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连接起来。经济带是客观的，是历史形成的，而发展轴带有主观特征。我国较大的经济带共有8条，沿海经济带、京广京哈经济带、包昆经济带、沿边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陇海兰新经济带和渤蒙新经济带，是我们国家沿着交通干线自然形成的经济带。它比其他地方产业要密集，城市也要密集，交通体系也比较发达。我国很多大城市，都在这几条经济带上。这8条经济带不可能同时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在一定时期选一条作为发展轴进行重点打造。比如说“十三五”时期，选择的是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要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支撑带。通过完善基础设施，聚集产业，让经济带上的城市实力更强，规模更大。“十四五”时期是不是可以再选一条经济带进行规划与建设？我们建议沿陇海兰新线打造发展轴，东到连云港，西到霍尔果斯这样一个东西发展轴线。国家确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国家战略，与这条轴线几乎是一体的。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将使这条经济带上的城市发展更好。沿边经济带，我们把它作为“四纵”之一。沿着边境线，以地级市为单元，加快发展，集聚产业，扩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形成一个“环形”的沿边经济带。要稳固边疆，必须发展边疆，发展边疆才能富裕边疆。我们建议在“十四五”、“十五五”时期将沿边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打造一条边疆发展轴。我认为，我国的现代化区域发展体系就是由区域性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区、发展轴共同构成的相互耦合、紧密联系的有机体。

今年1月3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首次定调“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庆前沿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李勇认为这符合着两地发展，顺理成章。“从西部大开发到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到内陆开放高地的建设，成都和重庆都居重要位置，如今在全国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更是再次上升。”李勇表示，此次的新提法更加聚焦，突出地区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确立了新的标高。“经济圈，就是要以带动力很强的超大、特大城市为中心。现在指向很清楚，一个是重庆，一个就是成都。”为唱好“双城记”，两地早已开始相向而行。而未来，李勇指出要解决的就是双方如何互动起来，并共同谋划和细化发展的问题。相向而行两城空间上靠拢产业上呼应2017年4月，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决定实施“东进”战略，开辟新战场，迎来城市格局的千年之变。2019年，重庆高新区启动扩容，重庆向西的序幕拉开。“成都向东跨越龙泉山脉的同时，重庆也开始穿越铜锣山，开辟缙云山槽谷地带，整合沙坪坝、巴南、江津等区组建高新区，布局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空间。”李勇表示，两地不仅沿着交通线路，在空间上彼此靠拢，产业发展上更是相互呼应。“西永微电园、铁路保税港以及依托大学城布局的科学城等，都将落地于此。装备制造、新经济以及现代物流产业等都将在这个区域内聚集发展，与成都东部新城的发展同频共振。”而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对成渝地区提出了“两中心两地”的定位，其中就点明了“成为科技创新中心”的方向。李勇认为，这正是契合着成渝两地的发展规划，强调了两地的发展目标。同时，他表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相应的政策配套、用地指标等会在此新开辟的区域集中，人口尤其是高端人才将逐渐聚集，这也促进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同频共振可共同编制产业规划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提出，成渝地区协调发展再次升级。如何打造好这个3.0版本，尤其在已经到来的十四五规划编制窗口期中，如何谋划接下来的发展，李勇认为两地可共同编制产业规划。“比如像双方都拥有的汽车产业，我们可以共同规划，甚至互为上下游。另外如电子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物流行业等，都可选择先合作并共同推进几个支柱的产业。”在此之前，成渝两地之间已经落地了不少合作项目，李勇强调对于这些已经开始运作的，就要处理好如何继续推进的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无障碍市场的打造和生态环境的治理，实施过程需要进一步细化。”另外，他指出两地的深入合作，资源共享也很重要。“诸如中国与新加坡两国间的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运营，并没有所谓的地理边界。其中开发的有些项目我们可以落地到成渝之间，双成经济圈内的城市。”同时，李勇建议，可建立部省市联席会议机制，成渝地区进行商议时，国家发改委相关司局负责人也参会，以支持和保障两地合作发展政策的落实。来源: 封面新闻

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今年1月3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首次定调“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庆前沿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李勇认为这符合着两地发展，顺理成章。“从西部大开发到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到内陆开放高地的建设，成都和重庆都居重要位置，如今在全国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更是再次上升。”李勇表示，此次的新提法更加聚焦，突出地区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确立了新的标高。“经济圈，就是要以带动力很强的超大、特大城市为中心。现在指向很清楚，一个是重庆，一个就是成都。”为唱好“双城记”，两地早已开始相向而行。而未来，李勇指出要解决的就是双方如何互动起来，并共同谋划和细化发展的问题。相向而行两城空间上靠拢产业上呼应2017年4月，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决定实施“东进”战略，开辟新战场，迎来城市格局的千年之变。2019年，重庆高新区启动扩容，重庆向西的序幕拉开。“成都向东跨越龙泉山脉的同时，重庆也开始穿越铜锣山，开辟缙云山槽谷地带，整合沙坪坝、巴南、江津等区组建高新区，布局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空间。”李勇表示，两地不仅沿着交通线路，在空间上彼此靠拢，产业发展上更是相互呼应。“西永微电园、铁路保税港以及依托大学城布局的科学城等，都将落地于此。装备制造、新经济以及现代物流产业等都将在这个区域内聚集发展，与成都东部新城的发展同频共振。”而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对成渝地区提出了“两中心两地”的定位，其中就点明了“成为科技创新中心”的方向。李勇认为，这正是契合着成渝两地的发展规划，强调了两地的发展目标。同时，他表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相应的政策配套、用地指标等会在此新开辟的区域集中，人口尤其是高端人才将逐渐聚集，这也促进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同频共振可共同编制产业规划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提出，成渝地区协调发展再次升级。如何打造好这个3.0版本，尤其在已经到来的十四五规划编制窗口期中，如何谋划接下来的发展，李勇认为两地可共同编制产业规划。“比如像双方都拥有的汽车产业，我们可以共同规划，甚至互为上下游。另外如电子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物流行业等，都可选择先合作并共同推进几个支柱的产业。”在此之前，成渝两地之间已经落地了不少合作项目，李勇强调对于这些已经开始运作的，就要处理好如何继续推进的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无障碍市场的打造和生态环境的治理，实施过程需要进一步细化。”另外，他指出两地的深入合作，资源共享也很重要。“诸如中国与新加坡两国间的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运营，并没有所谓的地理边界。其中开发的有些项目我们可以落地到成渝之间，双成经济圈内的城市。”同时，李勇建议，可建立部省市联席会议机制，成渝地区进行商议时，国家发改委相关司局负责人也参会，以支持和保障两地合作发展政策的落实。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十三次专题研讨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等著名区域专家就如何更好地发挥区域战略和政策的作用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范恒山：加快构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区域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区域战略与政策的地位日益提升，其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由中央层面直接决策出台的战略与政策一个接着一个，力度罕见。但是，区域发展面临的问题依然复杂，在复杂多变的内外因素影响下，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并不稳固。从当前情况看，区域协调发展仍然面临一些挑战。一是城乡发展的落差有可能加大。二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展的落差有可能加大。三是传统经济优势地区与现代经济领先地区的落差有可能加大。当然，也要看到在新形势新环境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备一些有利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与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土地等资源相对丰富，生态负担较小，综合成本较低，市场发展潜力较大，这些因素既为自身加快发展奠定了基础，也给优势资本和先进产业进入提供了条件，这有利于加快发展进程、缩小发展差距。第二，在市场一体化不断加强、共享经济蓬勃发展的环境下，落后地区可以有效借力超越传统基础特别是产业基础，在新经济、新动能培育构造中摆脱落后状态、占领制高点。也就是说一些落后地区能够跨越传统产业体系基础，在新经济、新动能培育发展中与发达地区比肩并跑，甚至超前领跑。第三，区域开放合作和一体化深入发展、生产要素和产业链条的交叉互补，有利于各地区协调联动，而协调联动不仅能够促进地区合理分工、一定程度上克服先进地区的虹吸效应，还能将先进地区的思想理念、管理方式、先进技术、优势人力资源，以及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等通过适当形式输送到本区域相对落后地区，从而加快提升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当前的一个好的态势是，开放合作不断深入，各地已由原来比较被动的做法转变为今天比较自觉的行为，一些地区还迈向了一体化发展的道路。当前，要充分认识挑战、科学把握机遇，有针对性地出台政策、做好工作。第一，在分区域指导的基础上强化分类型指导。当前的分类指导主要还是针对四大区域板块。但现实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四大区域板块的空间结构还是偏大，仅西部地区就占到整个国土面积的70%以上；另一方面四大区域板块也出现了分化，同一个区域板块的有关地区面临的情况并不一样。针对这种变化，在总体上要继续坚持对四大区域板块进行分类指导，同时也要打破四大区域板块的限制，对属于不同区域板块但目前基本特点相同、面临问题相同的地区采取同类型的政策指导，把分区域指导与分类型指导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对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第二，有针对性地强化对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战略支撑和指导。中西部处于相对落后状态，更需要国家区域战略支撑与推动。在新一轮的国家区域战略体系中，区域战略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并且要有实实在在的支撑政策。第三，要创造条件推动落后地区采取适当路径实现超越发展。过去一些年的实践证明，只要路径适当，落后地区是可以实现超越发展的。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大支持力度，帮助和推动落后地区通过各种适宜路径构建加快发展的经济体系和产业基础，抓住有利机会和条件，实现跨越发展。第四，深化城乡体制改革强化城市对乡村的支持带动作用。就我国来说，区域问题的重点在农村，或者说矛盾主要集中在乡村，但解决乡村问题的主要动能在城市。对这一点一定要清楚明白，靠农村自己是富不起来的，更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农村的现代化要靠农村，但更要靠城市。要使城市动能进入农村，需要推动城乡体制一并改革。在农村，一要解决资源要素与城市的资源要素平等交换的问题，也就是建立健全资源要素城乡平等交换的机制，把农村资源要素全面纳入市场化轨道。二要推行“三权分置”改革，为实施农村规模经济创造条件。有了这个条件，也就为城市优势主体和先进生产方式及现代科技手段进入农村打下了基础，而这是推进农村现代化的保障条件。三要改革城市管理体制，特别是打破农民与市民的身份界限，赋予农民在就业、创业、居住、流动等方面与城市人群完全平等的权利。第五，深入推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打破思想和体制障碍，全方位推进区域合作，并创造条件推动关键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实现资源要素的合理集聚和优化配置，协同推进生产力发展和整体竞争力提升，加快缩小地区差距。陈耀：区域经济格局应将政府规划引导与区域适度竞争相结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陆续召开了一系列有关区域经济战略布局的会议，并且出台了多份相关文件。透过这些文件和会议内容，新时代国家区域政策思路、政策目标导向和实施机制措施日趋清晰明确，这反映了国家对区域经济的政策调控日益成熟。从区域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均衡与效率来看，新时代中央关于区域经济的战略更加强调效率，更加强调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突出发挥优势地区的优势作用，特别是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承载能力，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通过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城市带动乡村，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进而带动区域发展，这样一整套新模式新机制，促进全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目前，我国的区域战略基本形成了一种“三群两带”的格局，“三群”即京津冀协同、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两带”是长江经济带和黄河生态带。其中，黄河不是经济带，不像长江有水运功能、港口码头、沿江产业布局，它主要发挥水资源和生态功能。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格局，实际上就是明确要继续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引领、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这也是未来我国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态。当前的区域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抓两头”。一头抓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要突出这些大城市群的承载能力，另一头抓确保“底线地区”的安全保障，尤其是要保障那些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边疆安全的地区。只要抓好“两头”，设计好“抓两头”的机制，我国区域空间结构必将更加优化和协调。推进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还应该突出两种形式的区域分工。一是城市群的圈层分工。城市群内部包括中心城市、中心地区、中心城市以外的周边、外围地区。整个城市群的布局，应该区分中心城市、中心地区和周边、外围地区承载的功能，按照圈层功能和经济技术梯度形成合理的分工体系和符合经济技术发展规律的结构体系，这样才能使各自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二是传统的类型分工。传统上，可以将区域分为资源型区域与加工型区域两个类型，曾经也是按照这种形式推进分工协作和区际贸易。以前资源型区域与加工型区域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问题，如资源型地区存在的利益双重流失问题(平价调出资源、市场价格买进制成品)。怎么对资源型地区，粮食主产区，重要生态功能涵养区进行利益补偿等都是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布局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两种形式的分工能否最终形成，关键是要解决好区域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共享，建立能够形成区域优势互补，分工格局合理的利益关系协调共享机制。此外，区域优势互补分工格局的形成，还要把政府规划引导与区域之间的适度竞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排斥区域竞争的作用。观察发现，区域的适度竞争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例如，国内某个区域内存在两个“龙头”城市，它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明显。虽然偶尔会出现一些负面情况，但总体来看，竞争确实促进了两地经济不断朝前发展。这与它们适度的竞争，既竞争又合作，由此带来的发展活力和动力密不可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把握好竞争的“度”和界限。政府的规划引导有利于避免各地重复建设。比如，现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连通对接过程中要加强统筹布局，因为这类项目往往投资巨大，各自为政容易造成资源浪费或已有优势得不到充分利用。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如何处理这里的界限或关系都亟待深入研究。

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缩影，是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迅猛，一些特色产业集群带、民营经济发展热点地区成为带动沿海地区、中部经济带崛起的一个个经济增长极。从经济学增长极角度，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下面图示所展示的部分区域，恰恰是选择了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他们充分利用好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在当地宽泛灵活的营商环境下，以民营经济为主导，带动了更大范围的经济发展。因统计原因，所列数据均为2018至今的参考项，未尽详准。仅供经济发展的决策者、研究者探讨借鉴。

在位于上海临港的上海南港码头，新出厂的汽车等待装船转运（2019年6月27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2020年，长三角地区在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展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三省一市围绕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凝聚强大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参观者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的一个实验室预处理单元前驻足观看（9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新经济新动能增强一体化发展活力在革命老区江苏盐城，呼啸的海风正成为助推该地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深入推进，这里的风电产业汇集了大批跨江北上的风电企业，绿色新能源正成为这座城市的支柱产业。“近年来，盐城新能源产业始终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长速度。”盐城市委书记戴源说，目前该市正打造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融合的供应链，为新能源产业全球合作、技术研发应用、数据共建共享打下坚实基础。事实上，盐城积极利用长三角资源和产业协同优势，挖掘绿色新产业、新机遇，只是三省一市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缩影。新能源增添新动力，新基建催生新动能。上海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表示，上海正紧抓推进新基建的机遇，聚焦5G、区块链、AI等新技术，大力推进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引导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开放应用场景，推动行业性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引导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工作人员在联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忙碌（3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 周牧 摄安徽省着力促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基础设施新型化，引入阿里、用友等云服务商来皖开展业务。仅2020年上半年，安徽省就新增2800家企业与云资源深度对接，较去年同期增长87%。此外，科大智能、长江工业大数据等皖系企业与长三角地区的中国商飞、阿里巴巴、徐工信息等企业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开展深度合作。“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产业处有关负责人表示，安徽省经信部门联合沪苏浙签订智能网联汽车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汽车产业合作明显加快，蔚来汽车高端新能源乘用车智能工厂建成。企业家代表在浙江湖州参加长三角企业家联盟启动仪式（6月6日摄）。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从“三张图”到“一张图” 跨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形成今年以来，长三角各地加快制度创新，积极发挥制度创新策源地功能。在仅挂牌1年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三地已协调推进统一规划编制，从原来的“三张图”变为如今的“一张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张忠伟表示：“探索跨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是示范区的核心使命。我们将重点围绕规划管理、生态保护、土地管理、项目管理、要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和公共信用等8个方面率先开展一体化制度创新，示范引领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列车行驶在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北段延伸工程花桥段（上海安亭站至昆山花桥站）兆丰路站附近（8月21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张忠伟认为，生态绿色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未来，示范区将加快探索生态友好型高质量发展新模式，以水为脉，保护水生态、提升水品质、做好水文章，以青浦西岑科创中心、汾湖高新区等发展，形成蓝色创新珠链，探索发展路径，展示示范效应。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主任马春雷透露，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三省一市通力协作共推出实施了69项制度创新，签署了132项合作协议，建设了67个合作平台，制定了56项规划和相关政策。列车在商合杭高铁浙江安吉县境内行驶（6月28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要素自由流动 长三角迈向更高质量一体化来自江苏南通的神马电力，去年入驻上海的虹桥绿谷广场，把工程总包、海外拓展等业务放在上海，把智能制造工厂放在南通，借助上海的人才、金融优势整合全球资源，把电网工程建设新解决方案推向世界。神马电力董事长马斌说，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该公司通过引进来、走出去，从一家小作坊发展成为上市公司，新技术、新产品获得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相关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导权。今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发挥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等优势，积极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在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阮青看来，长三角各城市正强化合作思维和主动服务精神，聚焦规划对接、战略协同、专题合作、市场统一、机制完善，提高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性，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和一体化布局，在深化区域分工合作中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人在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车间内忙碌（2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 周牧 摄在传统园区共建“飞地经济”模式的基础上，上海和浙江着力打造的“创新飞地”和“人才飞地”已成为长三角资金和人才要素一体化实践的热点。如上海张江（衢州）生物医药孵化基地、嘉善国际创新中心（上海）、瑞安市（安亭）飞地创新港等“创新飞地”已在“研发在上海、生产在浙江”协同创新模式方面进行了实践。“双招双引”一体化趋势成为三省一市的共识。正如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张为付所言，长三角地区正扣紧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打破资源条块分割，去除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门槛，实现三省一市科技资源、人才优势和教育成果的协同利用和开发，协调发展的新动能正成为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记者：郑钧天、程士华、屈凌燕、杨绍功）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6月30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来源：东莞日报社i东莞】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领域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奇迹，但经济发展地区间非平衡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和促进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为了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我国已在 1999 年、2004 年、2007 年先后启动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全域性城镇化战略体系，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也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从趋异转向收敛。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多个核心城市及其周围紧密联系的邻近城镇在空间集聚的作用下组成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已经逐渐取代单一的大城市或都市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以及城镇化的主要载体。我国早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已将城市群作为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体形式，并在“十三五”规划中再次强调，要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建设 19 个城市群，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依靠城市化与城市群发展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发育最成熟和最具竞争力的三大城市群，对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促进城镇化进程起到巨大作用。因此，研究这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动态演变趋势及其收敛性有助于揭示我国城市群的发育过程和发展规律，对于推动我国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以及促进各地区均衡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城市群的概念最早由欧美学者提出，早在 1915 年，格迪斯在研究城市演化形态时提出“Megalopolis”的概念，而将“Megalopolis”概念延展到城市群概念的是法国地理学家 Gottmann，他对美国东北海沿岸地区部分城市进行实地调研，认为一个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带动周边城市，这些规模相似的城市共同组成都市群，多个都市群又会形成一个“大都市带”，这个“大都市带”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群，“大都市带”的提出标志着城市发展体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虽然众多学者对城市群概念表述并不一致，但是关于城市群核心特征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城市群不再是单体城市而是一个城市共同体。本文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按子群分解方法度量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群内差异、群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并按照三大城市群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以进一步揭示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差异及来源，计算结果如表 1 和表 2 所示。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及群内差异。本文通过绘制图 1 揭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和群内差异的变化趋势。根据图 1 可以清晰的发现，以 2004 年为基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年均下降 0.34%，其中从分阶段来看，2004～2006 年期间呈现上涨趋势，年增长率为 1.7%，在 2006～2017 年这一阶段内除 2015 年向上波动外，其他年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 2006 年最高达到 0.4233，在 2017 年下降到 0.3423，可以看出虽然在考察期内存在一定的波动，但是总体呈下跌趋势。这表明“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中国家采取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效果比较明显，显著缩小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差异，但目前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仍存在较大差异，各级政府应继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此同时，从图 1 中还可以看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群内差异变化趋势，在 2004～2014 年期间，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群内差异最大，其次是京津冀城市群，最小的是长三角城市群。在 2015 年以后，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群内差异超过珠三角城市群。具体来说，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群内差异在考察期内变化相对平稳，总体略微上涨，年均涨幅 0.18%。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群内差异在考察期内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年均下降分别为 0.49%、0.5%，并与总体差异变化趋势呈阶段性一致。结论：一、在考察期内，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总基尼系数呈现波浪式下降的趋势，珠三角城市群内的基尼系数最大，京津冀城市群的基尼系最小，但在部分年份高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间差异最大，其次是珠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最小；二、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全局 Moran 指数 I 显著为正，即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受到空间因素的影响出现空间集聚的现象；三、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系数均小于 0，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存在绝对收敛趋势，当加入控制变量时，三大城市群的系数均小于 0，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充分考虑各自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不同水平影响因素的影响下，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收敛于相同的水平，但不同变量对不同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得到以下启示：一、城市群间差异是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珠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间经济差异最大，地区间差异主要由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之间差异引起，因此政府应强化城市群优势产业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区位条件，利用自身优势，发展一批特色产业，不断提升经济竞争力，缩小地区间差异；二、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加强各城市间经济合作交流，吸收发达城市的发展经验，促使形成以经济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涓滴效应”局面；三、在注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下，由于各地区在不同影响因素发展的水平下存在差异，因此为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政府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如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要素投入、提升工业化水平、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等，这即能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又能促进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

1.1　中国内地城市经济体量分析广东经济规模接近韩国，江苏超澳大利亚，粤苏鲁浙豫5省经济规模超过全球前二十大经济体门槛。根据中投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2024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深度分析及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19年，中国内地经济总量约14.36万亿美元，约占2018年全球GDP份额16.7%，占美国2019年GDP总量的67%。当前中国内地各省经济总量可分为四档，一档是超过5万亿元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5省，其中广东、江苏、山东经济总量超万亿美元；二档是介于3-5万亿元的四川、湖北、福建、湖南等8省；三档是介于1-3万亿元的陕西、辽宁、江西、重庆等13省；四档是1万亿元以下的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5省。按照世界银行统计的2018年全球经济体经济规模比较，中国内地有5省经济规模超过全球前二十大经济体门槛（瑞士，0.71万亿美元），13省经济规模超过全球前三十大经济体门槛（尼日利亚，0.40万亿美元），22省经济规模超过全球前五十大经济体门槛（秘鲁，0.22万亿美元）。其中，2019年广东、江苏生产总值折合美元分别为1.56万亿和1.44万亿，经济规模在第12位的韩国和第13位的澳大利亚之间；山东超第17位的荷兰，浙江、河南超第18位的沙特阿拉伯；全国排名第22名的贵州相当于全球第47名的葡萄牙。图表　2019年中国分省份GDP数据来源：地方统计局1.2　中国西部地区产业转型方向从宏观层面来看，所谓的产业转型是根据国内外经济与科技发展的现状与未来态势，采取针对性的产业、财税和金融等制度与政策，对一定区域内特定时期的现有产业结构的不同方面进行再调整。从微观层面来看，所谓的产业转型是对技术、劳动力、资本及资源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各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重新进行配置与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将这些生产要素从落后或衰退产业转移到先进或新兴产业的过程。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来说，以劳动力与土地为代表的传统部门比较优势逐渐丧失，面临巨大的同质化竞争压力与转型的实现需要，尤其是纺织、服装、食品、玩具、皮革和制鞋等产业转移最为迫切，这为西部地区的产业转型发展创造了历史机遇。从当前西部地区的现实状况与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看，西部地区也具有了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条件与基础。根据中投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2024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深度分析及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西部地区欠合理的产业结构，使得西部地区经济缺乏稳定、持续的动力源与保障，极大地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促进西部经济良性发展，已成为西部地区产业转型的现实选择和必然要求。对西部地区产业进行转型，不仅要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客观要求相一致，而且还应能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效益及有利于区域间协同发展。为此，西部地区产业转型的方向应着力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调整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促使各产业协同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实际上是如何将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在各产业之间及产业内各部门之间进行再分配与整合的过程。因此，建立合理的产业间及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关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产业转型的意义与要求就是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在产业结构发展现实与其所处客观条件之间搭建一种相对平衡状态，进而促使各产业快速协调发展。对三次产业结构的分析表明，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协调发展的互动机制，如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的主导产业未能体现，先行发展的基础性产业也未能得到及时起步，导致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难以有效地促进三次产业正常、合理的演进。因此，西部地区产业转型的首要问题，是理顺并调整各产业间的比例关系，使各产业及产业内各部门能各司其职、各就各位，从而形成互为促进的协调发展关系，进一步推动各产业的深层次转型与发展。二、积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产业粗放型发展、产品低层次加工与生产及相对落后的技术水平，是造成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与经济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其中，技术水平对前者影响巨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西部地区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是实现其产业转型的关键。一方面，西部地区要用新技术改造作为西部地区支柱的能源、原材料等传统产业，提高这些产业的知识与技术含量，使之重新焕发生命力，且随着技术的进步还能催生新的富有生命力与竞争力的产业，逐步舍弃劣势或无后劲的产业，推动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另一方面，根据西部地区自身实力与特色优势条件，大力提升技术优势，走跳跃式技术研发道路。开发西部优势技术不仅能诱发西部新兴产业的出现与成长，也能增强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并能积极推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从而形成西部地区特有的产业结构体系。西部地区需要更新思维模式，树立危机意识，用超前的思维，破除传统固化的做法，将发展优势技术的迫切性与现实性放在战略的高度上来认识。三、大力提升产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重构支持产业革新的配套体系生产满足需求，需求促进生产，需求水平和结构的变动必将推动产业结构相应的转型。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也逐渐升级，多元化、多品位的社会需求呈现日益增长的趋势。这为供给不断适应和满足需求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然而，西部地区古板的产业发展形式过分依赖政策支持和低度化产业结构来维持经济增长，对市场需求变化缺乏应有的、及时的反应能力，导致需求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大为弱化。因此，西部地区必须构建提升产品研发水平的相关行业配套体系，特别是要增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相关支撑体系，以达到密切产业关联关系，延长产业产品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与层次之目的，从而实现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变，即由粗放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积极重构一个有效的支持产品研发能力的产业配套系统，对西部地区至关重要。只有这样西部地区的新兴产业与优势产业才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促使西部地区产业成功转型。1.3　中国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2019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合计84580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6.1%。京津冀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不断实现新突破，像北京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速创近5年新高；河北省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是前三年总和的3.5倍。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合计84580亿元中，北京、天津、河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35371.3亿元、14104.3亿元和3510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同比增长6.1%、4.8%和6.8%。根据中投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2024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深度分析及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19年三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不断实现新突破。其中，北京产业发展聚焦“高精尖”，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3%和5.5%，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4.7%和58.9%（二者有交叉）。天津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规模以上工业中，智能制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规模以上服务业中，新服务、高技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分别同比增长14.8%、19.3%和12.4%。河北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7个百分点。其中，风能原动设备、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和显示器件制造的增幅均在30%以上。三地科技创新保持活跃。北京创新驱动发展指数连续8年稳步提升，截至2019年底，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32件，比上年增加20件；北京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4.9%，增速创近5年新高。天津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均突破6000家。河北创新主体数量猛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增数量超过2000家，总数是前三年总和的3.5倍；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1.1万家。2019年，京津冀区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上年提高5.5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9个百分点。其中，北京、河北、天津分别为83.5%、63.5%和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