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什么

1、增长极理论：经济增长不是均质的，而是根据部门、产业门类和地区的不同具有不同的速度，常常伴随着区域极化的现象；某些主导地位的部门和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产业门类集中在一定区域内，发展成为具有高度规模经济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增长极；增长极本身增长迅速，对周边的拉动效应明显。增长及理论对经济增长在空间和地理上非均质化这一现象的经验描述和总结，是与均质增长这一新古典传统的决裂，空间变量的引入丰富了抽象的经济分析。不过通过增长极理论促进和改善经济不发达地区与的发展，这一目标从来没有实现过。在时间过程中，增长极概念的应用遇到巨大困难，甚至遭到批评。如发动机产业的确定、增长极门槛值的确定，以及增长极辐射范围的确定都十分困难。我的思考：在农村欠发达地区龙头产业的带动非常明显，龙头行业对整个地区的经济结构的引领作用特别突出，在某些地区，尤其是淘宝村，几乎都是做同一个产业或者相关配套产业。既然作用非常明显，也不用纠结于如何确定增长极的阈值、增长极的发动机等。政府制定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让市场自发产生增长极的发动机。图片来自网络，和本文无关2、出口理论基本思想：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是由该地区的出口经济部门所唯一决定的，区域外的需求构成了区域发展的源动力。根据出口理论，一个地区的经济可以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出口导向的基本部门，满足区域之外的产品和服务需求。第二个是非基本部门，满足区域内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出口理论刻画区域内的经济良性循环，促进区域经济在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服务外部的第一部门。不过，出口理论存在不同的意见。图片来自网络，和本文无关（1）区域经济增长的其他需求变量，如投资和消费被忽视。（2），服务部门的功能被低估。服务部门不仅涉及区域创新可能性和创新能力，而且常常影响出口部门竞争能力的变量，因而在两个部门之间存在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而非单向的依存关系。（3）解释小区域更有效，区域越大，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对跨区域的需求依赖越小。（4）实际应用中遇到困难，如两个部门的精确划分、区域经济边界模糊等。3、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图片来自网络，和本文无关增长及理论和出口基础理论强调区域发展的单一影响因素，即聚集效应和出口需求；而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试图尽可能地考察区域经济增长的所有要素，以及他们之间的功能关系。三个代表性模型：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模型、Horst Siebert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和源自新增长极理论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4、新经济地理学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代表人物是Paul Krugman。该理论将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主要归因于规模报酬递增。图片来自网络，和本文无关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企业和产业倾向于在一定的区域内聚集，而不同的行业通常在不同的地点聚集。Krugman首先构造了两区域模型，其中只存在于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农业部门被假定在空间上固定的，是完全竞争。工业部门被认为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分析表明，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取决于向心力和离心力共同作用，影响两种力量的因素由三个：企业的规模报酬、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根据这一模型，在运输成本很小和要素流动性强的假设下，工业企业会由于规模报酬递增而在两个区域中的一个区域内聚集，从而形成“中心-外围模式（Core-Periphery-Pattern）”。空间聚集一旦形成，由于规模报酬递增会产生循环往复的因果关系，因而聚集会保持并强化下去。不过由于离心力的平衡作用，聚集不会是无限制的。图片来自网络，和本文无关庸俗的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算起，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几百年的时间了。期间随着社会的变化，经济学自身不断演化，成为现在的样子。不过任何一门学科最终的目的是解释社会，预测未来。那么经济学做到了吗？从上面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理论来看，经济学家门为了能够发表论文，为了能和数学扯上关系——建立模型，否则期刊不会录用——已经把现实问题抽象到极致。抽象的优点是能够方便地理解和计算，也容易形成一门学科。但是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则降低太多，那么怎样才能得到一个折中的结果，既能解释经济现象，又能为期刊所接受？极度抽象简化，是经济学家们不得已而为之经济学的极度抽象弱化了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测，显然这不是经济学界的本意。从另一个角度看，任何经济现象都不会孤立于整体社会发展，而是所有社会发展的关系总和。因此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也不能仅仅从经济层面，而是要深入到现象之后，寻找促使经济现象发生的诸多因素。经济学者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开始深入研究经济现象背后的动因，每个动因都可能包含多个变量。不断增加的变量、变量间复杂的纠缠，变量在现实世界的解释，都变得非人力可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大数据，即意味着多维度、多尺度、多形态的数据集合，这里不仅有结构化的二维数据，还有声音、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数据存储方式。另一个层面是数据量大，物联设备的进步使得采集数据的场景迅速增加，比如每天街道上摄像头就会产生天量数据。如果物联汽车进入生活实际，每一辆形式在街头的无人驾驶的汽车都是360度无死角摄像机组，其产生的数据量几乎不敢想象。生产的每个环节、供应链上的每个链条都产生大量的数据，之前只能装作看不到，现在则可以将这些数据综合利用起来，进一步分析经济行为。人工智能是大数据的技术维度。天量的数据面前，个人的手工力度可以忽略不计，只有用人工智能技术。比如上面的天量视频数据，可以用机器视觉技术发现、比对、搜索、定位等。机器学习技术完全可以助力经济数据，得到汇总、分析甚至预测。

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正在渐次铺开。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实践为区域经济学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在受访学者看来，立足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伟大实践，区域经济学研究应从经济实践中寻找灵感并转化成有用理论，更多地进行区域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迎来转型机遇伴随着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逐步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我国形成了“三群两带”新战略格局，即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和黄河生态带，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动能，在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的同时，强调区域间的均衡协调发展。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密认为，区域经济学的发展是实践探索和理论推进相互迭代的结果。区域经济学在新形势下面临双重发展机遇：时代赋予的转型机遇、中央战略部署的顶端机遇。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表示，区域发展实践与区域经济学理论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郑州大学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张合林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就及经验为我国区域经济学创新发展带来最大机遇；我国区域经济实践为区域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内涵。在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教授刘清春看来，区域经济实践对区域经济理论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而丰富的区域经济实践为我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完善，提供了可靠例证。　学科建设取得长足发展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学学科不断拓展新的研究视角、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获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周密总结了以下几点。第一，学科地位不断提升。在面向国家急需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解决上，区域经济学科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学科交流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年会等大型会议成为学科交流发展的重要纽带。第三，理论成果不断推进。在区域产业分析、区域扶贫与协调发展理论、实证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城市群发展等重要主题上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理论成果。第四，课程设计的科学性不断提高。张合林认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学家已推出了诸多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成果，比如，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域观经济学等。此外，区域经济学学术团体不断壮大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我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谈及我国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刘清春表示，从区域发展理论来看，主要包括区位论、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区域产业结构理论、区域产业布局理论和区域创新理论等。从区域关系理论来看，主要包括区域合作理论、区域贸易理论、区域竞争力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等。从区域经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规划、区域经济政策。如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形成，是区域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创新成果。多学科融合协同攻关未来，在推进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有两个重要转向。周密认为，一方面，将从唯技术论转向思想和技术的有效融合。另一方面，将从借鉴引进为主转向自主创新为主。这就要求我国学者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寻找更多经济灵感并转化成有用理论。陈建军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需要区域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生态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攻关，进而形成交叉学科，以此解决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张合林认为，推进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需要多方面着力。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方面的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方面的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刘清春建议，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区域性、综合性与开放性，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等多门学科，加快形成区域经济学学科的科学思维体系，推进多种研究方法的交叉互补，对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为应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必须有效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才能更具生命力。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22日第1952期 作者：本报记者 张杰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缩影，是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迅猛，一些特色产业集群带、民营经济发展热点地区成为带动沿海地区、中部经济带崛起的一个个经济增长极。从经济学增长极角度，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下面图示所展示的部分区域，恰恰是选择了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他们充分利用好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在当地宽泛灵活的营商环境下，以民营经济为主导，带动了更大范围的经济发展。因统计原因，所列数据均为2018至今的参考项，未尽详准。仅供经济发展的决策者、研究者探讨借鉴。

第十七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年会暨“区域绿色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现场本报讯 （摄影冯慧萍）10月13日，第十七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年会暨“区域绿色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在兰州大学举行。本次年会将围绕“区域绿色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这次的会议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召开的，把“区域绿色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两个理念相结合，深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通过交流与探讨，将对西部地区特别是甘肃地方经济发展探索高质量的发展路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孙久文教授发表演讲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孙久文教授在开幕词中充分肯定了兰州大学区域经济学学科点在探讨区域绿色发展新机制，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创新，促进美丽中国建设等方面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使得“区域绿色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的主题研讨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第十七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大会上充分地反映了全国各高校在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方面所做的持续努力，也充分反映了各位经济学学者在响应和回应国家和区域需求方面所作的学术努力。当前，兰州大学正在全力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快一流大学建设步伐，为建设美丽西部，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共同推动全国区域经济学科的建设与提升，为区域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参与大会的嘉宾在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前合影留念（中国日报甘肃记者站）

（注：以上分值都是相对值，不是绝对值）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指示精神，为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决策依据，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组创建了“经济质量差距模型”，测算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差距，定量分析了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并将全国分为5个经济质量区，现发布《2019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供参考。经济质量差距的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市场机制强、政府作用好、创新能力强、生态友好、社会和谐、开放共赢、全要素生产率高的持续、均衡的发展。评价模型：在传统经济学模型通常涉及“市场作用、政府调控、科技创新”三类要素（老三元）的基础上，将“生态能否承受、社会是否接受、国际市场是否打开”三类要素（新三元）纳入经济学模型，构建了包含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的“经济质量差距动态模型”，简称“经济差距模型”。指标体系：包括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6个一级指标，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等26个二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GDP等90个三级指标。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本报告原始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省市区统计局，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学会公布的数据，个别数据采用指数平滑法计算获得。采用改进的DEA-CP模型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各省市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省市区经济质量分区与差距指数计算经济质量差距并进行分区，分三步。第一步是计算六类要素的差距指数，即计算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在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科技创新、生态资源、社会和谐、全球化六个要素的差距指数，得到2790个反映经济差距的基础数据；第二步是根据基础数据计算出各省市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第三步是将31个省市区分为经济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中等质量区、中低质量区和要素缺乏区5个区域，见表1。高质量区经济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大于80，包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4省市，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配置均衡、利用效率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板不明显，或者短板容易补齐（图1）。经济高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质量仍然有很大潜力，但需要多要素全面发力、均衡发展，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创新、贸易体系创新乃至文化创新“六大创新”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试验、示范、带动作用。广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00，居第1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五类要素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或并列第1。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经济高质量区以广东省为例，用90个指标定量分析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广东省经济高质量的最大优势是全球化，6个三级指标中5个居第1位，短板是社会指标，13个指标均未能达到全国第1位。从26个二级指标、90个三级指标分析，广东省仍然有许多指标低于其他省市区，经济质量进一步提高的任务仍然很重，需要在市场、政府、创新等方面全面提升、均衡发展。江苏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8，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三类要素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生态、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1.53、87.25和55.90，分别居第4、9和3位。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2，居第3位。市场、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政府指数为90.08，生态、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3.88、60.14和48.14，分别居第3、5和4位。上海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1，居第4位。市场、政府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社会指数为93.70，居第7位，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12、61.86和59.2，分别居第4、20和2位。中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60-79之间，包括山东、北京、福建、天津、河南、湖北6个省市区（图2），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较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类要素配置比较均衡、效率较高，经济质量有明显短板，但通过努力能够补上短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高质量区进一步发展经济质量需要通过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种方式，学习、推广经济发达省市的经验，同时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技术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创造一些新模式、新策略，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山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6，居第5位。市场指数为97.67，居第6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89.62和86，分别居第6、10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25、54.8和38.12，分别居第6、6和5位。北京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5，居第6位。科技指数、社会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市场指数为83.62，居第13位，政府指数为95.07，居第4位，全球化指数为30.79，居第6位，生态指数只有64.66，居第18位。福建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0，居第7位。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8.70和88.03，分别居第11、8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8.74、28.93和28.48，分别居第7、14和7位。天津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4，居第8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98.29和89.13，分别居第5、7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9.77、39.43和25.17，分别居第7、27和10位。河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3，居第9位。市场指数为94.09，居第7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8.53和78.31，分别居第8、9位，社会、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79、29.00和20.45，分别居第21、13和13位。湖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1，居第10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4.44和82.62，分别居第11、15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6.59和73.31，分别居第10、11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7.30和27.84，均居第8位。中等质量区中等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45-59之间，包括江西、安徽、湖南、重庆、辽宁、四川、广西、河北、海南、陕西10个省市区（图3），共同特征是市场、政府、科技等六类要素配置基本均衡、要素利用效率中等，90项指标中基本没有排名位居前列的指标，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但多数短板能够补上，发展潜力大、后劲足。经济中等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首先需要补上经济质量短板，特别是科技创新、全球化方面的短板；其次要采取差异化发展方式，寻找并扩大自身发展优势，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江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9，居第11位。市场指数为92.68，居第8位，生态、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5.97、71.91和70.45，分别居第11、19和17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2.9和19.92，分别居第17、15位。安徽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2位。市场、社会指数分别为88.83和71.74，分别居第10、20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0.26和63.60，分别居第13、1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3.51和19.03，分别居第11、17位。湖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3位。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2.34和80.04，分别居第17、5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67.06和64.01，分别居第15、2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8.64和17.84，分别居第15、18位。重庆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4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2.46、74.97，分别居第16、10位，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66.54和65.38，分别居第27、15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2.91和20.63，均居第12位。辽宁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5位。市场指数为90.45，居第9位，社会、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69.3、63.84和61.49，分别居第23、29和19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5.75和24.25，分别居第16、11位。四川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6位。市场指数最高，为82.96，居第14位，政府指数为60.98，居第20位，社会指数为61.04，居第29位，生态指数为74.37，居第12位，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6.75和26.08，均居第9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1，居第17位。生态指数为86.94，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39、57.78、11.56、73.85和17.57，分别居第19、22、22、15和19位。河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0，居第18位。政府、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01、66.99和20.36，分别居第13、14和14位，市场、科技、社会指数分别为78.76、17.35和69.24，分别居第20、19和24位。海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9，居第19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第1，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6.78、78.17，分别居第12和9位，政府、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2.16、3.84和15.25，分别居第28、29和23位。陕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6，居第20位。科技、政府指数分别为35.61和69.56，分别居第10、14位，市场、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3.30、73.68、65.12和19.18，分别居第26、14、16和16位。中低质量区经济中低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在30-44之间，包括黑龙江、山西、吉林、内蒙古、宁夏5个省市区（图4），共同特征是经济要素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匹配不均衡，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一些要素短期内很难弥补。中低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学习发达国家、发达省份的经验，缩小经济质量差距；另一方面，对一些短期内难以缩小的差距，则要面对现实，挖掘、再造自身优势，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力争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2，居第21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9.67和76.65，分别居第8、21位，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92、14.98、59.45和16.26，分别居第25、20、22和21位。山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1，居第22位。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7.61和65.31，居第13、17位，市场、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5.93、12.37、45.88和14.11，分别居第22、21、25和24位。吉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9，居第23位。市场、社会、政府、科技指数分别为79.49、75.79、66.76和19.11，分别居第18、14、15和18位，生态、全球化指数为30.78和13.64，分别居30、26位。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8，居第24位。社会指数最高，为72.61，居第18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9.67、59.86、5.86、54.75和13.09，分别居第24、21、27、24和28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3，居第25位。社会指数最高，为83.76，居第12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1.97、50.30、6.83、39.35和13.69，分别居第23、24、26、28和25位。要素缺乏区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小于30，主要包括贵州、云南、甘肃、新疆、西藏、青海6个省份（图5），共同特征是支撑经济发展要素短缺、很难实现要素合理匹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需要外部注入新的经济要素，才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数量、质量差距。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不高，不是有关地方政府与企业工作努力不够，而是缺乏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要实现与全国其他区域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素缺乏区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在自身努力创造新优势的同时，需要注入外部经济要素，加大对这一区域的定向支持，让其补上发展短板，如生态建设专项补贴、技术援助政策、人才政策等。贵州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9.6，居第26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96、44.34、8.78、56.61、58.16和13.27，分别居第25、27、25、30、23和27位。云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0，居第27位。生态指数为64.81，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1.84、37.62、8.8、67.38和15.88，分别居第27、31、24、26和22位。甘肃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2，居第28位。市场指数为60.39，居第28位，社会、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7.55、38.04、10.5、40.12和12.89，分别居第25、30、23、26和29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7，居第29位。全球化指数为16.91，居第20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45.21、44.51、3.79、69.89和32.36，分别居第30、26、30、22和29位。西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6，居第30位。生态指数为61.65，居第2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1.45、55.21、0.10、53.47和12.14，分别居第31、23、31、31和30位。青海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4，居第31位。社会指数为72.64，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72、39.23、4.09、27.55和11.68，分别居第29、29、28、31和31位。作者：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组课题主持人：王宏广、孙世芳、武德安课题组其他成员：尹志欣、朱姝、张俊祥、金秋、由雷、李文兰、刘溟、吴浩、谢慧、裴文来源：经济日报

2018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和发展水平等均呈现协调发展的态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良好，中部地区继续成为全国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表现不俗。2019年，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保持协调发展的态势，继续朝着各省份相对差距不断缩小的方向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巨大活力，诸多热点地区涌现。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更好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仍面临许多挑战。下一阶段，需重视当前存在的难点问题，并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加大推动协调发展的政策力度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处理好城乡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进一步加大推动协调发展的政策力度。要进一步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业体系，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研究表明，区域之间城市发展的差距相对较小，区域发展差距主要体现在区域之间农村发展的差距上。农业、农村和农民是区域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只有这个薄弱环节实现了现代化，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实现现代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就是农业的现代化，只有农业发展成为集约高效的现代化产业，国家才有可能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才有基本的保障。要进一步促进全国各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首先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这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共识。今后，要进一步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大农村公共服务领域投入、降低农村居民使用基础设施和享受公共服务的成本等方面，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并配合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加快实现城乡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同时还需积极构建全国统筹的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还要看到，区域经济运行与治理机制尚不完善也是当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需积极建立政府有效引导、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重视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各区域之间互联互通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这得益于我国城镇化的长足发展和区域间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上相比较，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一现状与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也相去甚远。应该看到，一定规模以上的居民点的数量及其分布的密度，直接决定了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的高低。当前，我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数量尚难以承担我国区域经济实现更高水平一体化发展的要求。还要看到，现有的城乡居民点体系中，还存在许多没有完全实现直接连接的“堵点”，严重影响了城乡居民点体系整体经济效益的发挥。总体来说，两点之间以直线最短，三点之间以“三角形”最经济，构建城乡居民点之间较为完善的、全覆盖的“三角形”交通网络连接体系，就成为进一步提升区域互联互通的又一个关键因素。解决这个难题的对策也是很清楚的，可考虑增加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数量，以及按照“三角形”交通连接模式，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点之间的交通网络体系。尤其是着力完善交通运输体系中存在的“短板”，比如“断头路”“绕弯路”等，有效解决线路质量不高、运输安全设施不足、交通信息化水平不高、交通通勤班次和频率较低等问题，为更好构建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打下更坚实的基础。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要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在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空间布局等方面需着力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当前，我国已经实施了一系列“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和生态修复等大型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生态环境质量与国家标准的要求还有不小距离，改善生态环境和治理污染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一方面，要强化资源综合利用。使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吃干榨净”，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点。对此，需加大投入，积极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先进技术的研发，并对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给予有力度的政策优惠和财政支持。另一方面，需在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的同时，大力发展生态环保产业。要实现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环境容量、发挥自然净化功能，就需要在产业布局上持续优化。在这一进程中，不仅要做好“减法”和“除法”，还需做好“加法”和“乘法”。所谓“加法”是指在不限制经济活动总量的情况下，大力发展修复生态的产业和治理环境污染的产业，特别是在目前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其他产业的发展给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难以避免，对此可优先考虑通过大力发展生态环保产业加以解决；所谓“乘法”是指大力发展各种废物循环利用的“静脉产业”，在有效消除对生态环境不利影响的同时，又能推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在此进程中，需充分重视生态环保产业的发展，发挥出其在优化产业布局中的积极作用，更好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原标题：一大批“国家重点”来了，区域经济对大学有多重要？要振兴教育先发展经济最近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陆续获批，中西部高校表现抢眼，风头甚至盖过了东部高校。也有地区比较安静，比如东北。事实上，依托昔日的老工业基地，它还有很厚的高等教育家底。进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时代，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联越来越紧密。浪潮数度澎湃，各地动作频繁，一切皆非定数。启动近日，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陆续获批，据第三方高等教育数据服务机构青塔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1月，获批数量已经超过50家。为带动地方基础研究和基地建设，2003年前后科技部设立“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计划，作为培育基础研究国家队的预备队。建设实验室科研条件是最基本的，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是地方所属的大学、科研院所等实体法人单位。在这份名单里，西部高校占据了大头，风光无两。比如依托青海大学的三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再如依托昆明理工大学的非人灵长类生物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昆明理工大学还一家“开”了2所实验室。实力不如东部，关注度不如西部，中部高校在名单中并没有再次塌陷。武汉纺织大学十年磨一剑，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孵化出来了；太原理工大学身处煤炭大省，煤基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一直叹息“我河南太难了”“我大河北太空白了”的朋友，此次不会失望。交通工程结构力学行为与系统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石家庄铁道大学，术业专攻；小麦玉米作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河南农业大学，支撑产粮大省。相比中西部，东部高校这次低调多了。原来，实验室的建设布局，是中西部地区“重点布局”，而东部地区“适当布局”。不过，翻了数遍名单，少见东北高校的身影，有网友期待道，“接下来应该就是东北地区了”。确实，根据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年度计划，结合实地考察，成熟一个，即启动一个。区域围绕区域特色，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通过科技创新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是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目标任务。中国人民大学教育评价研究中心主任周光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已经进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时代，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耦合度越来越高。产业的转型升级越来越依靠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发展越来越依靠区域经济的支撑。“十四五”期间，国家提出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标志是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首先是建立高质量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科研水平与地方经济挂钩成为共识，有大学才会有知识创新，区域的发展建立在知识创新的基础上。眼下，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实现区域现代化，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当以知识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取代了以传统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区域竞争悄然变格局。2020年前三季度GDP数据披露时，人们发现中国城市TOP10南方占据9席，北方只剩北京，一时舆论热议“南北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中国内地城市GDPTOP30，南方21个，北方只有9个，即北京、天津、青岛、郑州、济南、西安、烟台、唐山、大连。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发展，办高等教育也需要砸钱。高等教育资源的位移，与经济重心的东移、南移近乎同步。周光礼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动能日趋衰竭，与区域经济缺乏活力直接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向区域经济转变，大批行业高校被划转地方，成为地方大学。行业高校主要服务行业、支撑国家战略；地方高校主要服务地方，支撑区域发展。周光礼指出，由于行业划转高校的优势学科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低，导致地方政府出钱办高等教育，却为外省培养人才。于是，个别地方政府出台政策，省属高校毕业生必须在本省就业，若就业比例低于政府规定，将对有关高校实施罚款，即把政府拨款收回。这样，部分地区地方经济不活跃，给高校的拨款本就不足，又因毕业生不在本地就业对高校实施罚款，高校财政日趋枯竭，导致教师大量流失。坐吃山空，雄厚的家底在最近几十年被消耗。盘活进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时代，无论哪个地区都不敢轻易放松。中部几大“高教洼地”，近来地方强校集中向省会迁徙的诉求频频。位于晋中的山西农业大学将注册地悄然变更为省会太原，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在郑州建设龙子湖校区，位于马鞍山的安徽工业大学迁址合肥的建议和盘托出。东部即使一线，也正掀起一轮新建大学的浪潮。从广州的黄埔大学，到宁波的东方理工大学，再到济南的中国空天信息工程大学，这些筹建中的“后浪”，是未来中国高校的一股新兴力量。高等教育的多元发展，事实上遵循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逻辑。周光礼指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在区域层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所发挥的作用比国家层面发挥的作用更大。昔日的“共和国长子”，与产业布局相伴而生的，是扎实的高等教育结构。时至今日，东三省仍坐拥250余所本专科院校，4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7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以及一众老牌地方强校。抛开“双一流”不论，东北有“兵工七子”的沈阳理工大学、长春理工大学，有电线电缆行业“黄埔军校”哈尔滨理工大学、煤炭行业“黄埔军校”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还有原卫生部直属的11所医科大学之一的中国医科大学……在教育部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东三省共有13所高校的56个学科被评为A类学科，其中6所非“双一流”高校同样拥有王牌学科：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中药学专业获评A+，东北财经大学3个学科入选A类，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工程获评A-，力压部分理工类985高校。不过，在资源的自发流动与配置下，东北高校的一大动作是出走。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下鲁粤，走出了哈尔滨、威海、深圳“一校三区”的格局；东北大学出走佛山，2019年东北大学佛山研究生院招收第一届研究生。面对东北依旧厚实的高等教育家底，关键是如何去盘活它们。周光礼认为，要振兴东北区域高等教育，首先就是要发展经济。其次，高校要转变观念，要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的“等、靠、要”，树立市场经济时代的竞争、变革、进取意识。在区域高等教育时代，大学的发展强调区域特色，且皆有发展。

文/俞杨最近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陆续获批，中西部高校表现抢眼，风头甚至盖过了东部高校。也有地区比较安静，比如东北。事实上，依托昔日的老工业基地，它还有很厚的高等教育家底。进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时代，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联越来越紧密。浪潮数度澎湃，各地动作频繁，一切皆非定数。启动近日，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陆续获批，据第三方高等教育数据服务机构青塔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1月，获批数量已经超过50家。为带动地方基础研究和基地建设，2003年前后科技部设立“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计划，作为培育基础研究国家队的预备队。建设实验室科研条件是最基本的，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是地方所属的大学、科研院所等实体法人单位。在这份名单里，西部高校占据了大头，风光无两。比如依托青海大学的三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再如依托昆明理工大学的非人灵长类生物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昆明理工大学还一家“开”了2所实验室。实力不如东部，关注度不如西部，中部高校在名单中并没有再次塌陷。武汉纺织大学十年磨一剑，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孵化出来了；太原理工大学身处煤炭大省，煤基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一直叹息“我河南太难了”“我大河北太空白了”的朋友，此次不会失望。交通工程结构力学行为与系统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石家庄铁道大学，术业专攻；小麦玉米作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河南农业大学，支撑产粮大省。相比中西部，东部高校这次低调多了。原来，实验室的建设布局，是中西部地区“重点布局”，而东部地区“适当布局”。不过，翻了数遍名单，少见东北高校的身影，有网友期待道，“接下来应该就是东北地区了”。确实，根据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年度计划，结合实地考察，成熟一个，即启动一个。区域围绕区域特色，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通过科技创新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是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目标任务。中国人民大学教育评价研究中心主任周光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已经进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时代，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耦合度越来越高。产业的转型升级越来越依靠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发展越来越依靠区域经济的支撑。“十四五”期间，国家提出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标志是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首先是建立高质量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科研水平与地方经济挂钩成为共识，有大学才会有知识创新，区域的发展建立在知识创新的基础上。眼下，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实现区域现代化，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当以知识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取代了以传统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区域竞争悄然变格局。2020年前三季度GDP数据披露时，人们发现中国城市TOP10南方占据9席，北方只剩北京，一时舆论热议“南北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中国内地城市GDPTOP30，南方21个，北方只有9个，即北京、天津、青岛、郑州、济南、西安、烟台、唐山、大连。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发展，办高等教育也需要砸钱。高等教育资源的位移，与经济重心的东移、南移近乎同步。周光礼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动能日趋衰竭，与区域经济缺乏活力直接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向区域经济转变，大批行业高校被划转地方，成为地方大学。行业高校主要服务行业、支撑国家战略；地方高校主要服务地方，支撑区域发展。周光礼指出，由于行业划转高校的优势学科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低，导致地方政府出钱办高等教育，却为外省培养人才。于是，个别地方政府出台政策，省属高校毕业生必须在本省就业，若就业比例低于政府规定，将对有关高校实施罚款，即把政府拨款收回。这样，部分地区地方经济不活跃，给高校的拨款本就不足，又因毕业生不在本地就业对高校实施罚款，高校财政日趋枯竭，导致教师大量流失。坐吃山空，雄厚的家底在最近几十年被消耗。盘活进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时代，无论哪个地区都不敢轻易放松。中部几大“高教洼地”，近来地方强校集中向省会迁徙的诉求频频。位于晋中的山西农业大学将注册地悄然变更为省会太原，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在郑州建设龙子湖校区，位于马鞍山的安徽工业大学迁址合肥的建议和盘托出。东部即使一线，也正掀起一轮新建大学的浪潮。从广州的黄埔大学，到宁波的东方理工大学，再到济南的中国空天信息工程大学，这些筹建中的“后浪”，是未来中国高校的一股新兴力量。高等教育的多元发展，事实上遵循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逻辑。周光礼指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在区域层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所发挥的作用比国家层面发挥的作用更大。昔日的“共和国长子”，与产业布局相伴而生的，是扎实的高等教育结构。时至今日，东三省仍坐拥250余所本专科院校，4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7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以及一众老牌地方强校。抛开“双一流”不论，东北有“兵工七子”的沈阳理工大学、长春理工大学，有电线电缆行业“黄埔军校”哈尔滨理工大学、煤炭行业“黄埔军校”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还有原卫生部直属的11所医科大学之一的中国医科大学……在教育部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东三省共有13所高校的56个学科被评为A类学科，其中6所非“双一流”高校同样拥有王牌学科：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中药学专业获评A+，东北财经大学3个学科入选A类，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工程获评A-，力压部分理工类985高校。不过，在资源的自发流动与配置下，东北高校的一大动作是出走。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下鲁粤，走出了哈尔滨、威海、深圳“一校三区”的格局；东北大学出走佛山，2019年东北大学佛山研究生院招收第一届研究生。面对东北依旧厚实的高等教育家底，关键是如何去盘活它们。周光礼认为，要振兴东北区域高等教育，首先就是要发展经济。其次，高校要转变观念，要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的“等、靠、要”，树立市场经济时代的竞争、变革、进取意识。在区域高等教育时代，大学的发展强调区域特色，且皆有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一门年轻的学科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研究对象到内容，从研究方法到体系都仍然处在探索之中。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最早是从19世纪2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对城市土地经济和土地区位经济的研究开始的，这些研究重点关注了城市区位、城市土地市场的价值分配等内容。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A·韦伯发表的《工业区位论》阐述了城市的工业区位问题，为工业区位理论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严密的研究方法，但他把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包含在其区域经济或地租理论之中，城市经济学并没有真正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农村人口大量转入城市，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诸如住宅、交通、环境等一系列城市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为了探索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寻求解决的方法，开始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20世纪40年代末，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了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诸多问题。城市经济学的正式诞生，可以从1956年纽约大都市地区研究项目算起，胡佛和弗农合著的《都市解析》被认为是城市经济学的起点。也有人认为，城市经济学的起始是以1964年美国区域科学专家威廉·阿朗索《区位和土地利用》一书的出版为标志的。因此，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当前，城市研究、城市带研究和城市协同发展研究已成为城市经济学世界范围的学科热点。我国对城市经济问题研究的高潮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挥大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建立以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成为党和国家重要的建设方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这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均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批城市经济学教材和专著在我国陆续出版，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我国最终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始城市经济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出版了国内最早的城市经济系列教材之一。现在，在国内无论综合性大学、文科学院、理科学院，均有日益增多的原来从事其他经济学科、社会学科、理工学科（如区域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环境科学、规划学）的教师不断转向到城市经济学研究队伍中来，城市经济学在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近期值得关注的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市发展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城市发展本身也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和挑战，有待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者不断探索，分析城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总结城市经济学的重要规律、丰富城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提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建议，为我国城市经济学的发展添砖加瓦。仅就中国城市经济学研究而言，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有待城市经济学研究者们进行重点研究和持续探索：一是城市化问题研究。2018年我国的城市人口达到了8.3亿，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9.58%。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的城市化路径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因此，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首先应从指导和规划城市发展各个阶段的方针、政策开始，通过了解这些方针政策出台的背景、形成的过程、产生的效果，来研究我国城市各个发展阶段的发展动力，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其次，对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中所采取的一些重要举措、具体方案的研究，重点关注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中小城市的合理发展问题以及如何激发经济发展较慢城市的发展动力问题。研究中可以重点发挥交叉学科的研究优势，对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进行深入分析，并对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效益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其中的规律。最后，加强对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并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规划。比较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化成功的经验，并将其运用到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失败的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代价，在推动我国的城市发展中真正取得后发优势。同时，城市经济学需要重点关注创新在城市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强调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树立创新发展的意识，注重通过不断创新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二是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规模扩张与质量提高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城市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应结合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情特点，对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在城市经济增长研究方面，可以重点研究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具有一般性的城市经济增长模型，还可以重点关注城市经济增长与发展政策之间的关系等主题。在城市发展研究方面，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城市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涉及城市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平衡、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的内容，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这一研究领域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研究，应主要从以人为本这一基本原则出发，重视讨论城市公共资源的建设和配置，注重人文价值在城市建设中的体现，并关注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三是城市体系和城市群问题研究。城市体系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各种不同性质、规模和类型的城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城市群体组织，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相互关联、起各种职能作用的不同等级城镇的空间布局总况。城市体系是经济区的基本骨骼系统，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城市带动区域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城市体系的结构与布局，是城市化在空间上的主要表现。当城市化发展到较高程度，城市间的相互影响增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发展就成了重要的研究内容，比如，研究如何有效地按地域系统组织生产和进行行政管理，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最佳社会效果。对当前我国城市体系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研究城市体系的形成过程、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等重要问题。其中，城市群、都市圈的研究是城市体系研究的重中之重。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大城市为核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也是当前我国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研究城市群的分工合作、经济联系和城市群治理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现实意义。四是城市内部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问题研究。随着微观数据可得性的逐步提高，城市内部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问题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指城市中不同功能区的分布和组合，利用城市土地利用、人口通勤和房地产等微观数据，研究者可以对城市中各种经济活动的运行空间、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发展模式进行丰富的经验研究，也可以对以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进行检验。例如，通过分析城市土地这一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可以对城市土地供求、地租理论、城市空间演变和城市规划效率等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从而深化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五是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治理问题研究。城市治理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城市政府必须担当起重要的调节者角色，因此优化政府部门在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是研究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有待明晰，许多观念有待改进，此类研究工作仍不能放松。城市治理相关问题既包括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地方发展问题和城市规划问题等城市经济学的传统问题，也包括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建立关于城市传统文化的保护体系、平衡城市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矛盾、城市文明的建设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等城市经济学中的新问题。（作者：孙久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