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学研究方向

来源:光明日报一门年轻的学科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研究对象到内容，从研究方法到体系都仍然处在探索之中。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最早是从19世纪2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对城市土地经济和土地区位经济的研究开始的，这些研究重点关注了城市区位、城市土地市场的价值分配等内容。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A·韦伯发表的《工业区位论》阐述了城市的工业区位问题，为工业区位理论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严密的研究方法，但他把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包含在其区域经济或地租理论之中，城市经济学并没有真正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农村人口大量转入城市，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诸如住宅、交通、环境等一系列城市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为了探索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寻求解决的方法，开始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20世纪40年代末，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了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诸多问题。城市经济学的正式诞生，可以从1956年纽约大都市地区研究项目算起，胡佛和弗农合著的《都市解析》被认为是城市经济学的起点。也有人认为，城市经济学的起始是以1964年美国区域科学专家威廉·阿朗索《区位和土地利用》一书的出版为标志的。因此，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当前，城市研究、城市带研究和城市协同发展研究已成为城市经济学世界范围的学科热点。我国对城市经济问题研究的高潮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挥大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建立以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成为党和国家重要的建设方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这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均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批城市经济学教材和专著在我国陆续出版，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我国最终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始城市经济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出版了国内最早的城市经济系列教材之一。现在，在国内无论综合性大学、文科学院、理科学院，均有日益增多的原来从事其他经济学科、社会学科、理工学科（如区域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环境科学、规划学）的教师不断转向到城市经济学研究队伍中来，城市经济学在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近期值得关注的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市发展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城市发展本身也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和挑战，有待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者不断探索，分析城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总结城市经济学的重要规律、丰富城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提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建议，为我国城市经济学的发展添砖加瓦。仅就中国城市经济学研究而言，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有待城市经济学研究者们进行重点研究和持续探索：一是城市化问题研究。2018年我国的城市人口达到了8.3亿，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9.58%。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的城市化路径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因此，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首先应从指导和规划城市发展各个阶段的方针、政策开始，通过了解这些方针政策出台的背景、形成的过程、产生的效果，来研究我国城市各个发展阶段的发展动力，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其次，对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中所采取的一些重要举措、具体方案的研究，重点关注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中小城市的合理发展问题以及如何激发经济发展较慢城市的发展动力问题。研究中可以重点发挥交叉学科的研究优势，对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进行深入分析，并对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效益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其中的规律。最后，加强对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并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规划。比较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化成功的经验，并将其运用到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失败的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代价，在推动我国的城市发展中真正取得后发优势。同时，城市经济学需要重点关注创新在城市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强调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树立创新发展的意识，注重通过不断创新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二是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规模扩张与质量提高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城市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应结合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情特点，对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在城市经济增长研究方面，可以重点研究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具有一般性的城市经济增长模型，还可以重点关注城市经济增长与发展政策之间的关系等主题。在城市发展研究方面，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城市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涉及城市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平衡、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的内容，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这一研究领域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研究，应主要从以人为本这一基本原则出发，重视讨论城市公共资源的建设和配置，注重人文价值在城市建设中的体现，并关注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三是城市体系和城市群问题研究。城市体系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各种不同性质、规模和类型的城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城市群体组织，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相互关联、起各种职能作用的不同等级城镇的空间布局总况。城市体系是经济区的基本骨骼系统，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城市带动区域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城市体系的结构与布局，是城市化在空间上的主要表现。当城市化发展到较高程度，城市间的相互影响增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发展就成了重要的研究内容，比如，研究如何有效地按地域系统组织生产和进行行政管理，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最佳社会效果。对当前我国城市体系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研究城市体系的形成过程、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等重要问题。其中，城市群、都市圈的研究是城市体系研究的重中之重。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大城市为核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也是当前我国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研究城市群的分工合作、经济联系和城市群治理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现实意义。四是城市内部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问题研究。随着微观数据可得性的逐步提高，城市内部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问题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指城市中不同功能区的分布和组合，利用城市土地利用、人口通勤和房地产等微观数据，研究者可以对城市中各种经济活动的运行空间、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发展模式进行丰富的经验研究，也可以对以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进行检验。例如，通过分析城市土地这一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可以对城市土地供求、地租理论、城市空间演变和城市规划效率等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从而深化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五是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治理问题研究。城市治理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城市政府必须担当起重要的调节者角色，因此优化政府部门在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是研究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有待明晰，许多观念有待改进，此类研究工作仍不能放松。城市治理相关问题既包括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地方发展问题和城市规划问题等城市经济学的传统问题，也包括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建立关于城市传统文化的保护体系、平衡城市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矛盾、城市文明的建设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等城市经济学中的新问题。（作者：孙久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

日本的商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济学，一类是经营学。日本经济学包括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和经济思想史六大方向，每个专业方向上还有具体的专业分支。日本最著名的大学群——七所帝国大学，是大部分留学生首选目标，那么，读经济学的同学们，有哪些不可不知的特点呢？1.东京大学东京大学是帝国大学之首，也是日本排名第1的国立大学，在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东大排名24位。东京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科明确规定外国人不能申请其“研究生”，可以直接出愿参加修士考或博士考。直接考试难度很大，如果你一定要通过“研究生”入读东大的商科，那么可以考虑申请其他研究科。比如，工学研究科教授，大多是跟区域经济学和金融工程相关的；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教授，基本跟经济史和经营史相关的；情报理工学系研究科的教授，几乎都是围绕金融工程做的研究；综合文化研究科的教授，课题研究以经济制度、国际经济为主。2.京都大学京都大学在日本国立大学中排名第2，在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38位。京都大学人文气息浓厚，学术地位很高，与东大齐名。京都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科教授很多，各个专业分支上都有教授在研究。申请京都大学需要走AAO审查，比较看重学生的出身院校，被录取的学生当中基本都是来自国内985或211院校。经营管理大学院偏向MBA，也是可以申请的。3.大阪大学大阪大学与我们国内浙江大学相当，在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72位。大阪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分支齐全，但是有几个方向教授很少或几乎没有，需要同学们注意的，比如经济制度、进化经济学和行动经济学。4.东北大学位于日本仙台市的东北大学，曾是鲁迅的母校，在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79位。东北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科各个专业方向齐全，没有什么特定的限制，几乎都可以申请，且设有三个辅助的研究中心。5.名古屋大学名古屋大学在世界排名110，日本国立大学第6，与我们国内上海交通大学实力相当。经济学专业各分支齐全，但微观经济学、进化经济学、经济制度、行动经济学和博弈论这几个方向教授很少。6.九州大学九州大学与国内南京大学在世界排名差不多，124位，是日本西部地区举足轻重的综合国立大学。九州大学经济学偏向计量经济学方向，开设在经济学府中，分为两个专攻：经济工学和经济系统，比较看重学生的数学背景。7.北海道大学北海道大学在日本简称“北大”，在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139位，是日本一流的国立大学。北海道大学的经济学在修士阶段更偏向实证研究，理论经济学方向的教授比较少，总体来说，各个方向都有相关的教授在研究。以上就是帝国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特点了，你还有哪些问题和看法吗？欢迎在评论区交流互动~

2018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和发展水平等均呈现协调发展的态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良好，中部地区继续成为全国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表现不俗。2019年，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保持协调发展的态势，继续朝着各省份相对差距不断缩小的方向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巨大活力，诸多热点地区涌现。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更好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仍面临许多挑战。下一阶段，需重视当前存在的难点问题，并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加大推动协调发展的政策力度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处理好城乡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进一步加大推动协调发展的政策力度。要进一步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业体系，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研究表明，区域之间城市发展的差距相对较小，区域发展差距主要体现在区域之间农村发展的差距上。农业、农村和农民是区域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只有这个薄弱环节实现了现代化，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实现现代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就是农业的现代化，只有农业发展成为集约高效的现代化产业，国家才有可能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才有基本的保障。要进一步促进全国各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首先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这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共识。今后，要进一步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大农村公共服务领域投入、降低农村居民使用基础设施和享受公共服务的成本等方面，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并配合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加快实现城乡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同时还需积极构建全国统筹的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还要看到，区域经济运行与治理机制尚不完善也是当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需积极建立政府有效引导、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重视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各区域之间互联互通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这得益于我国城镇化的长足发展和区域间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上相比较，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一现状与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也相去甚远。应该看到，一定规模以上的居民点的数量及其分布的密度，直接决定了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的高低。当前，我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数量尚难以承担我国区域经济实现更高水平一体化发展的要求。还要看到，现有的城乡居民点体系中，还存在许多没有完全实现直接连接的“堵点”，严重影响了城乡居民点体系整体经济效益的发挥。总体来说，两点之间以直线最短，三点之间以“三角形”最经济，构建城乡居民点之间较为完善的、全覆盖的“三角形”交通网络连接体系，就成为进一步提升区域互联互通的又一个关键因素。解决这个难题的对策也是很清楚的，可考虑增加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数量，以及按照“三角形”交通连接模式，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点之间的交通网络体系。尤其是着力完善交通运输体系中存在的“短板”，比如“断头路”“绕弯路”等，有效解决线路质量不高、运输安全设施不足、交通信息化水平不高、交通通勤班次和频率较低等问题，为更好构建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打下更坚实的基础。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要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在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空间布局等方面需着力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当前，我国已经实施了一系列“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和生态修复等大型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生态环境质量与国家标准的要求还有不小距离，改善生态环境和治理污染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一方面，要强化资源综合利用。使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吃干榨净”，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点。对此，需加大投入，积极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先进技术的研发，并对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给予有力度的政策优惠和财政支持。另一方面，需在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的同时，大力发展生态环保产业。要实现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环境容量、发挥自然净化功能，就需要在产业布局上持续优化。在这一进程中，不仅要做好“减法”和“除法”，还需做好“加法”和“乘法”。所谓“加法”是指在不限制经济活动总量的情况下，大力发展修复生态的产业和治理环境污染的产业，特别是在目前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其他产业的发展给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难以避免，对此可优先考虑通过大力发展生态环保产业加以解决；所谓“乘法”是指大力发展各种废物循环利用的“静脉产业”，在有效消除对生态环境不利影响的同时，又能推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在此进程中，需充分重视生态环保产业的发展，发挥出其在优化产业布局中的积极作用，更好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正在渐次铺开。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实践为区域经济学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在受访学者看来，立足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伟大实践，区域经济学研究应从经济实践中寻找灵感并转化成有用理论，更多地进行区域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迎来转型机遇伴随着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逐步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我国形成了“三群两带”新战略格局，即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和黄河生态带，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动能，在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的同时，强调区域间的均衡协调发展。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密认为，区域经济学的发展是实践探索和理论推进相互迭代的结果。区域经济学在新形势下面临双重发展机遇：时代赋予的转型机遇、中央战略部署的顶端机遇。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表示，区域发展实践与区域经济学理论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郑州大学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张合林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就及经验为我国区域经济学创新发展带来最大机遇；我国区域经济实践为区域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内涵。在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教授刘清春看来，区域经济实践对区域经济理论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而丰富的区域经济实践为我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完善，提供了可靠例证。　学科建设取得长足发展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学学科不断拓展新的研究视角、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获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周密总结了以下几点。第一，学科地位不断提升。在面向国家急需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解决上，区域经济学科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学科交流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年会等大型会议成为学科交流发展的重要纽带。第三，理论成果不断推进。在区域产业分析、区域扶贫与协调发展理论、实证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城市群发展等重要主题上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理论成果。第四，课程设计的科学性不断提高。张合林认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学家已推出了诸多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成果，比如，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域观经济学等。此外，区域经济学学术团体不断壮大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我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谈及我国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刘清春表示，从区域发展理论来看，主要包括区位论、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区域产业结构理论、区域产业布局理论和区域创新理论等。从区域关系理论来看，主要包括区域合作理论、区域贸易理论、区域竞争力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等。从区域经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规划、区域经济政策。如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形成，是区域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创新成果。多学科融合协同攻关未来，在推进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有两个重要转向。周密认为，一方面，将从唯技术论转向思想和技术的有效融合。另一方面，将从借鉴引进为主转向自主创新为主。这就要求我国学者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寻找更多经济灵感并转化成有用理论。陈建军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需要区域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生态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攻关，进而形成交叉学科，以此解决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张合林认为，推进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需要多方面着力。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方面的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方面的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刘清春建议，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区域性、综合性与开放性，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等多门学科，加快形成区域经济学学科的科学思维体系，推进多种研究方法的交叉互补，对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为应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必须有效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才能更具生命力。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22日第1952期 作者：本报记者 张杰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三大体系#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10月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经济学科意义尤其重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经济学研究以中国及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阐释，解读中国实践，推进学科建设，提升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规律性认识，体现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鲜明特色。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丰富的实践内容与思想理论成果。何立峰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代背景、根本立场、政治保障、制度基础、主题主线、发展理念、实现路径、内外关系和工作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紧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明确了中国经济该怎么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中国经济该怎么办；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明确了中国经济该怎么干。赵长茂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理论飞跃，创造性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涉足、前辈先人未曾预见、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理论的创新性，可以从理论范畴创新、理论板块创新和方法论创新三个维度来把握。其中的新范畴包括：“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等。其中起构建框架格局作用的新理论板块是全面深化改革理论、市场决定性作用理论和新常态经济发展理论。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和“短板思维”等科学方法论的运用创新，是其重要特征。总体来看，经济学界的相关研究阐释，围绕“五个统筹”的框架展开。一是统筹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着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关系，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三是统筹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关系，大力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四是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五是统筹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于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谢伏瞻提出，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大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谢伏瞻还提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的概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是新时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成果。有学者表示，脱贫攻坚如期实现，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更将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一大成果，中国特色的脱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观、反贫困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燕继荣提出，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也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关于新发展格局，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新发展理念的深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丰富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学者们认为，新发展格局将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协作、社会再生产的四大环节同新发展理念契合，连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轨道，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经济运行的新特点新规律，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论方法。新发展格局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将其学理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重要任务。蔡昉提出，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途径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是促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力量。中国可以从自身增长的经验中提炼规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循环问题，同时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其中，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促进双循环的重点。高培勇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此为基础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框架。刘志彪等提出，双循环过去也有，现在的主场在我国，主场全球化使内需成为新的全球化战略工具、资源和重要手段，中国既是世界供给中心，又是需求市场中心。能不能形成双循环体制，关键在于开放，尤其是对内开放推动统一市场建设，破除区域壁垒，加速生产要素流动，形成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李稻葵认为，扩大内需既是在外部形势严峻、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重要战略布局，也是由我国经济自身发展阶段决定的。陆铭提出，未来中国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释放制度红利。严成樑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构建，需要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起来。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卢锋提出，中国经济以其结构性优势与韧性，未来追赶速度可能超过预测水平。刘伟、陈彦斌的研究显示，预计2020—2035年中国的实际GDP年均增速将达到5.3%左右，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将达到2020年的2.1倍，从而完成翻一番的增长任务。有学者提出，立足于新时代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学理论正肩负着突围与重构的新时代历史使命。有学者综述近20位访华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新中国70年的评价。他们认为，政府公共部门在中国道路中的基础作用，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权力完全屈从于金融资本的被动角色，中国道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丰富了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制度选择。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范式研究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者们普遍认为，恩格斯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两个伟大发现的直接推动者。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由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转向经济批判、从经济事实出发研究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具有深刻影响。有学者提出，恩格斯晚年进一步深入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丰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最早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和根本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近年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历史考证版中译本的陆续出版，我国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当代价值。尤其是运用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的论述，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研究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平台的特征，以及阐述经济社会大循环的市场经济规律等重大现实问题。当代帝国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部分中国学者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哈维、帕特奈克和史密斯等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最新争论，涉及南北依赖关系、全球财富流向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适用性等。关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具体形式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学者提出，垄断金融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商品链成为帝国主义的国际分工形式。有学者提出，当代帝国主义具有五大特征和特性。一是生产和流通的新垄断——生产和流通的国际化和资本集中强化，形成了富可敌国的巨型跨国垄断公司。二是金融资本的新垄断——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畸形发展的经济金融化。三是美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及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四是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一霸数强”结成的国际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成为全球地缘政治与文化冲突的经济基础。五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寄生腐朽性急剧增强。还有学者梳理了西方左翼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进展。21世纪以来，他们围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思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以及剩余价值来源等焦点展开学术论争，提出生态不平等交换论，分析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长期趋势。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与方法出发，我国学者还对一些经济范畴与现实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关于财富理论，洪银兴指出，财富概念不只具有马克思的一般规定，还能反映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不能孤立地创造财富，需要同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创造财富，由此产生全要素生产率思想。财富及财富分析既要系统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包含的丰富的财富理论，又要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由此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关于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宏观动态、经济结构等问题，冯志轩、刘凤义利用1996年至2009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发现中国的全劳动生产率增速处于40个经济体中的最高水平。乔晓楠、李欣关注了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与资本循环的运动中存在的一些从事非生产劳动的非生产部门，它们不创造价值，但发挥着特定的非生产职能。关于后凯恩斯主义，李黎力提出，后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具有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性。李帮喜等提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个重要流派，新卡莱茨基经济学在21世纪给出了一整套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有学者提出，数学模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范式。简单套用西方数理模型，会导致研究离中国现实越来越远，无法识别把握世界大变局的量变和质变。一些著名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编辑部号召，破除“唯定量倾向”。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定量思维，金碚提出的基于史论、综合分析政治社会文化互动作用的“域观经济”范式，具有观察当今世界的方法论优势。一些研究利用拓扑学研究信息多样传递的动态网络结构图，通过弹性网络方法的应用提高了国内经济学相关实证研究的有效性。在管理、运筹、数学、计算机领域，一些学者开始为全球经济增速测度贡献新模型、新算法，包括新的计算软件。例如对生产率内涵边界的测度，陈诗一等能源、环境、气候等领域的国内学者，已经在全要素生产率中探索纳入能源、环境、生态等新指标，以形成符合现实需求的经济发展新指数。三、重大经济问题研究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经济的关系。张燕生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全球平均实际GDP下滑29.6%，其中四分之一是由于全球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巴曙松认为，虽然当前明显的逆全球化趋势并未出现，但如果应对不力，经济全球化将进入至暗时刻。也有文章认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中美贸易摩擦，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经受住了考验，总体保持了稳定。关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动。有学者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资本家不顾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强制工人劳动，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制度的“资本至上”，造就了无可挽救的“灾难资本主义”。有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将朝着内向化、区域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纵向分工链条逐渐收缩，横向分工链条向邻近国家或区域集聚。其纵向并购的垄断性尤其依托数字经济的寡头势力。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开放型经济“共轭环流”地位，可从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黏性与韧性、配套跨国公司发展、推进自贸区发展、实现供应链互动循环和促进其集群升级等方向着手。有研究发现，不同区域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存在差异。加快推动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要从协调区域专业化分工、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等方面努力。有研究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在于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双螺旋跨越，嵌入全球创新密集型产业。伴随着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比重的逐渐上升，推动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这同时也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调整变化。2020年，主要发达国家再次进行全球产业链回缩和替代战略调整。鞠建东等认为，当前全球价值链已呈现 “北美—欧洲—亚洲”三足鼎立区块格局，美国、德国、中国分别为其核心节点。刘志彪提出，未来的产业竞争，不再是产品内分工格局下的国际代工厂与跨国公司为争夺订单的竞争，而是产业链对产业链、产业集群对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全球供应链可能的内向化发展态势，将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二是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有学者认为，中国利用全球价值链重组和产品工序的分解，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正溢出效应”，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大稳健”。还有文章提出，随着一国全球价值链主导能力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平抑经济波动、抑制贸易保护的作用逐渐明显。关于区域协调。2020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贯穿全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命题。有学者认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是通过城乡的开放和发展，打造一个共建共享共荣的城乡生命共同体，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建设下的城乡共治，是城乡融合的关键。区域差距的发展趋势、政策变迁，以及财税、金融和产业政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路径，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关注焦点。有学者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框架进行系统解读，提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发展目标的监管考核，需要驱动各地方政府对区域高水平均衡达成行动一致性偏好。除了缩小实体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均衡，虚拟经济的区域不平等同样需要关注。有学者认为，新时代我国南北差距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老问题，虽然南北经济差距自2013年开始逐渐拉大，但2016年起我国南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逐渐趋同。还有学者认为，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差异，是造成南北差距的重要因素，而结构红利的倒U型转折是内在原因。关于国家创新体系。有学者对中国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制度环境、竞合关系与创新绩效进行解读，认为开放式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虽然与外资的合作有利于企业利用先进国家科技进步的扩散效应，但路径依赖和竞争关系扭曲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技术创新政策对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需要数量和质量相结合提升创新绩效。互联网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尤其是低生产率企业和中小企业获益明显。创新发展一直处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228.3，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14位。2020年，国家创新体系研究视角发生转变。安同良等提出，创新是系统中各方参与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协同结果，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应从复杂经济学视角予以重新审视，需要在复杂性视域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1+N”多层次创新系统。关于数字经济。经济学界对其特征及其给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重大影响展开了讨论。许宪春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的年均实际增长率，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前者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有学者对数字经济总量进行测度，认为数字经济尚未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些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范畴作了重新界定，认为融合的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产业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溢出效应，不属于数字经济的统计范畴。还有学者提出，数字产业链的特殊性在于，数据既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要素投入，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传播介质。数字贸易口径的统一与否，触发了国家间关于税收制度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争议。杨虎涛认为，新一代数字经济意味着全球生产链和劳动力市场的重构，将使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大为缩小，束缚传统服务业的全球化地理空间将不复存在，从而出现机器化的知识生产。数据的特点是重复使用、趋于零的边际成本、强大的规模经济和网络共享效应，极易形成垄断。数字大资本集团与金融集团的融合，更容易剥削和控制劳动者和消费者，使政府监管和社会治理陷入困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因此而被激化。与数字经济相关，学界对数字货币的性质、影响和监管等展开了激烈讨论。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关于收入分配。2019年，我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引发新热议。“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学者预计，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在2023年前后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但还将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诸多挑战。扩大内需需要持续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有研究认为，劳动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率存在倒U型关系。缩小收入差距，加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前进步伐，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学者认为，不仅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功能需要进一步强化，累退性的税收制度设计也必须改变。还有学者提出，技术进步阶段从转移型向替代型的过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契机，而技术进步方式和自主创新的需求规模变化则是关键。关于财政现代化。杨志勇提出，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是中国70多年财政政策的共同关注点。按照西方模式破解中国财政可持续之谜无异于缘木求鱼。吕炜等提出，仅从地方政府视角探讨中国未来发展路径已呈较大不适应性，中央政府适时调整了赋权方式，推动了改革目标的实现。财政金融两大体制密不可分。在地方公共债务问题上，尤其需要统筹二者。在隐性金融分权创造的弱融资约束环境下，税收分成对地方公共债务依存度和负债率均有正向刺激作用，成为地方公共债务持续增长的制度因素。这为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提供了新思路。高培勇强调，安全已经构成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经常性和关键性考量。其中，财政安全最为重要。有学者认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集中在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及完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维度。有学者发现，财政分权在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和计划外经济增长三个方面的效应不同步，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关于货币政策与金融安全。刘伟、苏剑提出，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及中间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方面，正在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孙国峰提出，现代货币理论税收驱动货币的模式与现实不符，错误地运用宏观会计原理，功能性财政势必引发严重通货膨胀。张成思提出，偏离（远离）金融价格核心指标的数量型金融理论终将因“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科学性缺陷”而退出历史舞台。有研究分析，金融资本货币因素的强大作用，使经济周期越来越易于摆脱工业社会实体经济的基础性约束，脱实向虚。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推动新的金融经济周期理论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显学。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冲击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股价与汇率下调，资本流入减少，产出水平和消费者价格下跌。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相比，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往往伴随更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其中的银行融资渠道比市场融资渠道风险更高。银行在网络中的关联位置与强度，显著影响银行流动性比率。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高维统计方法和识别策略逐渐兴起，高频数据与动态分析方法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如时变GDFM（tvGDFM）模型，或将Diebold-Yilmaz关联性指数用于主权信用违约掉期（SCDS）利差的风险传染网络分析。对此，杨子晖、张明、周颖刚、梁琪、王君等学者也都提出了研究观点。还有学者认为，我国银行业和非银行业与金融系统的违约风险相关性较高，股份制商业银行对金融风险传染的影响更大，在系统性风险上升期，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具有稳定器作用，宏观审慎风险防范机制应秉承差异化监管理念。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下的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内在关联性，成为研究亮点。有学者提出，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防控输入性风险，是现阶段我国维护金融市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举措。金融科技风险、中小银行风险防范与化解，以及来自美国的现代货币理论等，也引发国内学界热烈讨论。关于粮食和能源安全。为新发展格局筑牢安全基底是经济研究的焦点，尤其是保障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在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观的指引下，有学者从打造粮食生产供需改革双轨机制，注重供给数量向供给价格和粮农收入转变，由保障生产向保障生产、流通和储备转变，以及促进粮食生产方式从耕地向立体转变等维度，提出深化农业供应链改革、保障粮食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建议。2020年下半年，能源安全备受关注。经济学界围绕能源开发、能源消费、能源结构等问题展开研讨。新时代我国能源发展成就斐然，但仍需从完善能源价格的市场机制、构建有效竞争的能源市场等方面深化改革。从全球能源效率变动的结构看，虽然技术进步使得能源强度有所下降，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占比的提升和各国产业结构与投资率的差异，抵消了全球部分能源效率的提升。有学者提出，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总的来看，2020年我国经济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为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执笔：钟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科学部相关阅读：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历史学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文学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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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年会暨“区域绿色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现场本报讯 （摄影冯慧萍）10月13日，第十七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年会暨“区域绿色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在兰州大学举行。本次年会将围绕“区域绿色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这次的会议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召开的，把“区域绿色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两个理念相结合，深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通过交流与探讨，将对西部地区特别是甘肃地方经济发展探索高质量的发展路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孙久文教授发表演讲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孙久文教授在开幕词中充分肯定了兰州大学区域经济学学科点在探讨区域绿色发展新机制，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创新，促进美丽中国建设等方面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使得“区域绿色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的主题研讨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第十七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大会上充分地反映了全国各高校在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方面所做的持续努力，也充分反映了各位经济学学者在响应和回应国家和区域需求方面所作的学术努力。当前，兰州大学正在全力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快一流大学建设步伐，为建设美丽西部，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共同推动全国区域经济学科的建设与提升，为区域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参与大会的嘉宾在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前合影留念（中国日报甘肃记者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但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问题。东西差距逐步拉大，城乡差距越来越明显，贫富差距的加大都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问题。东中西地区的经济不平衡发展，东南沿海地区与省内不同地区的经济的不平衡发展，都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根据2019年全国各省/直辖市统计年鉴，我们可以得出2018年全国各省/直辖市人均生产总值，见图1。图1: 2018年全国各省人均GDP[1]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2018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北京市为139678元，最低的甘肃省为31405元，北京市的人均生产总值为甘肃省的4.4倍多。根据我国区域划分，我们可以发现，人均生产总值排名前十的省市中，有9个在东部地区，1个在西部地区(内蒙古)；排名在十一至二十的省市中，2个在东部( 辽宁省、海南省)，4个为中部省市，4个为西部省市；在排名最后的十一个省市中，有1个为东部省市(河北省)，4 个为中部省，剩余6个皆为西部省市。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东中西部的人均生产总值基本呈现一个阶梯状，东部省市的人均生产总值最高，中部、西部发展相对滞后。这种差距的长期存在和过分扩大一方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区域性发展差异导致的人均收入地区性差异还有可能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摆脱落后，加快发展速度所面临的一项战略挑战。2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尽管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是普遍的，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2]。2.1 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70%以上工业和交通运输设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工业化水平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在建设时期中央对内陆增加了资金投入，但由于底子薄，基础设施薄弱，虽然内陆地区有所发展但仍然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20世纪80年代国家政策进一步倾向与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国家在投资、财税、外资外贸、金融等方面都给予相当优惠的政策，允许东部地区先富，从而带动中西部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发展速度很快，东中西差距日益加大。90年代末期，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由于交通、人才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中西部还是无法快速发展，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2.2 体制影响东部沿海地区最早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最早对外开放，这些地区首先采用新技术、新思想，建立了比较优势，法制建设相对健全，而中西部在这些方面都落后于东部。“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3] (道格拉斯.诺斯，2008) 国内学者在运用制度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区域性经济发展差异方面，林毅夫(1994) 通过分析1978年至1984年我国农村农业生产制度的改革与农业产出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得出在此期间农业生产制度由集体制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变迁对农业增长率的提升具有重要贡献。[4]郭克莎(1996) 认为，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是中国经济改革最主要的内容，非国有经济比重的上升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特征。他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制度变量来分析我国区域工业发展速度，得出非国有工业尤其非公有工业的比重上升较快的地区，工业发展速度也较快。[5]孙斌栋，王颖(2007)分别以非国有经济比重和合成的制度指数作为测度制度变迁的指标，把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率对包括制度在内的经济增长诸要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与资本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6]。2.3 区位原因我国虽国土辽阔，但山地、高原、盆地、丘陵占近90%，平原不到12%。这少部分平原就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气候适宜，优良港口，与海外贸易往来密切，铁路线路四通八达，便利的交通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地域辽阔的中西部地区，平原面积小，多山地，可供利用土地面积少，交通不便，与东部地区联系不密切，阻碍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2.4 教育原因东部地区人口素质高，受教育水平高，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优质的劳动力资源，而西部地区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中西部地区发展。随着国家对教育的投人，这一现象有所好转，但是中西部地区人才大量外流造成东部人才过剩，而中西部紧缺的严重后果。2.5 资源比较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但是如果没有转变为经济优势，仅仅自然优势是不可能维持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中西部占有土地优势，土地面积占全国陆地面积的86%，一次能源探明储量占全国总量的比重，石油为68%，天然气为76%，水能资源为70%，45种主要矿产资源累计探明储量潜在价值87万亿元，中西部地区占90%。但是，中西部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成果的能力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充裕的自然资源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参考文献[1] 数据来源: 2019年各省/ 直辖市统计年鉴[2]王梦奎，李善同.中国区域社会经济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3]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47.[4]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M].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6-106.[5] 郭克莎. 地区工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及其与工业发展的关系[J].经济学家, 1996(4) : 72- 81.[6] 孙斌栋, 王颖. 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中国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 2007(12):3-11.

原创：赵晋平赵晋平作主旨发言国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 11月14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86届改革发展国际论坛“开放型世界经济”平行会议上作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主旨发言。现将其中的主要观点（成文时略有增补）介绍如下。我始终认为，区域经济合作是多边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内在需求。因此，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诸多议题中，我想重点谈谈当前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第一，受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冠疫情冲击的叠加影响，各国对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企业跨境投资布局的区域化特征日趋明显，为加快推进以贸易投资协定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新机遇。分析表明，自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不断对中国等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以来，亚洲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出现新变化。以计算机零部件贸易为例，2017年至2019年期间，亚洲区域内贸易占全球比重上升了1.7个百分点，说明区域内国家正在加快从区域内采购零部件并增加面向区域内国家出口的供应链调整。其中中国从区域内进口占全球比重提高1.6个百分点，向区域内出口上升0.7个百分点，韩国也达到类似水平。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区域化特征十分明显。这主要受美国加征关税因素的影响，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进程。今年1—9月，中国对东盟贸易实现增长，占比明显上升。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等区域外市场的重要性有所降低的新变化也印证了这一点。应该看到的是：供应链调整背后推手是企业的跨境投资布局调整。前几年，中国企业对东盟等国家的直接投资实现大幅度增长，中国企业公司内贸易成为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实现稳定的重要支撑力量。在国际经济环境仍然十分错综复杂，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的背景下，这样的趋势可能长期化。今年1—9月在中国对外投资基本持平背景下，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了29.7%，占比同比上升了4.1个百分点，达到16.5%；对东盟投资也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市场力量推动下的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对加强区域合作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区域各国政府提供了通过签署贸易投资协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推动力和重要新机遇。第二，美国新政府执政之后，按照拜登竞选期间关于加强和盟友合作的政策主张，美国可能重返TPP，并重启TTIP谈判。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将通过贸易协定等手段相互联手、在全球经贸规则重构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外和被边缘化的风险加大，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将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近几年，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自贸安排不断增加，成为主导区域一体化合作和经贸规则重构的主要力量。英国脱欧之后，正在谋求与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今年9月份，英国已经和CPTPP的现有11各成员分别进行双边磋商，即将开启正式加入该集团的谈判进程。CPTPP在今年8月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也讨论了所谓向其他国家开放加入申请的问题，但是其中特别强调新加入国家和现有成员要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很有可能把地缘政治因素列入其中一个入围标准。正像在过去的美国主导TPP谈判期间看到的那样，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安排实际上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尤其是有意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因此，美国政策新动向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安排，将会分化和干扰东亚地区各国的贸易政策，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的新挑战。第三，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要把制度性合作放在突出位置，促进区域内各国相互贸易投资，形成稳定高效的区域生产网络，维护地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为此建议，东亚各国要加强投资领域合作，在投资促进、投资者权益保护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形成更多实质性合作成果，通过促进企业扩大跨境投资，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区域化进程，为市场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制度环境和保障。二是加强交通物流设施领域合作，通过港口、铁路、航空、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构建安全、高效和畅通的物流大网络，为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区域化提供有力支撑；同时要促进数字技术与硬件设施联通的相互融合，提升物流网络体系的智能化水平。三是各国要坚持开放政策并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扩大投资准入开放领域，为企业投资提供更多投资机会和自由便利政策环境。四是加快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以制度、规则和法律为基础，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对冲区域外自贸安排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第四，11月15日，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10国共同签署了RCEP协定。随着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伙伴协定正式生效，将会给地区各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进一步加快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会对多边合作和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产生重大影响。RCEP今后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新进展。一是坚持高标准自由化方向，不断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逐步消除区域内市场准入和边境后壁垒。二是坚持开放原则，不断吸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新成员加入，持续拓展区域经济合作贸易投资创造效应和发展空间。三是坚持包容性合作，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印度尽早解决遗留问题，实现RCEP发起成员大家庭的大团圆；也要为许多欠发达经济体的加入建立灵活和个性化过渡期安排，让区域经济一体化惠及更多国家。四是支持成员之间通过双边和三边等形式进一步建立标准更高的贸易安排，为全面提升自由化水平积累经验。五是要做好和多边规则的相互衔接，合力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为实现更加开放、平衡、包容、普惠、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来源：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本文作者：张兴荣 刘 文 龚一泓 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区域经济受到一定冲击，但在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和宏观调控政策的支撑下，地区经济金融运行逐步改善，为下阶段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2020年上半年，尽管面临多重外部挑战和新冠疫情影响，长三角地区经济规模占全国比重上升，物价水平、就业状况、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投资、进出口及利用外资等系列指标表现均优于全国。尽管工业受冲击大于全国，但新兴产业逆势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较低的地方政府赤字率、充沛的存款资源和融资来源、较高的资产质量，以及活跃的金融市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下半年，长三角经济发展势头有望继续向好，投资复苏、消费提振和外需增长将为地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动力。在国家战略和各项支持政策的带动下，预计地区流动性将保持合理充裕，存贷款业务稳步增长，融资渠道更为丰富，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区域经济受到一定冲击，但在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和宏观调控政策的支撑下，地区经济金融运行逐步改善，为下阶段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一、区域经济运行总体好转，实现正增长（一）长三角经济规模占全国比重上升，增速高于全国水平2020年上半年，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合计11.07万亿元，占全国GDP的24.25%，占比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0.38%，高于全国GDP增速1.25个百分点（表1）。从长三角内部看，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保持第一，占长三角的42.20%，约相当于浙江（占26.27%）与安徽（占15.85%）总和。除上海外，苏、浙、皖均实现经济正增长，其中，安徽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上海，增速达1.72%，增速列三省一市第一。资料来源：各省市统计局物价水平涨幅不均衡，CPI表现优于全国，PPI则弱于全国。上半年，除江苏外，其余各地的CPI同比涨幅均低于全国CPI涨幅；而江苏、浙江的PPI分别同比下降2.3%、3.0%，大于全国的降幅 （表2）。资料来源：各省市统计局就业仍有压力，但总体好于全国。上半年，长三角地区的失业率同比有所上升，新增就业人数同比明显下降，但失业率及上升幅度总体低于全国水平。上半年长三角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75万人，占全国新增就业人数的31.1%（表3）。资料来源：各省市统计局居民收入继续提升，收入水平及增速高于全国。上半年，除安徽外，长三角地区其他省市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高于全国水平，同比增速除江苏外，均高于全国同期水平（表4）。资料来源：各省市统计局（二）内需回暖，外需持续增长消费需求下降，但整体好于全国水平。上半年，长三角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42万亿元，同比下降7.8%，但好于全国水平（-11.4%）（表5）。其中，上海消费受冲击相对较大，住宿和餐饮业消费同比下降了34.9%，阻碍了上海消费回暖的势头。资料来源：各省市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逐渐恢复。上半年，除江苏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外，上海、浙江、安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正增长，高于同期全国水平（表6）。资料来源：各省市统计局进出口总额保持正增长，在全国地位进一步提高。上半年，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额达5.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37.3%，同比增长0.2%，高于全国-2.9%的水平。进口额、出口额分别占全国的34%和39.9%，顺差占全国的72.7%（表7）。利用外资金额保持增长。上半年，长三角地区的外资实际使用金额约占全国的57.5%，同比增速3.5%，显著高于全国水平（表8）。服务业成为利用外资的重要来源，其中，上海95.3%的实际到位外资额来自服务业，服务业外资到位金额同比增长13.2%；浙江67.4%的利用外资额来自服务业，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6.8%。江苏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高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节能环保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32.1%、58.4%、41.8%。资料来源：各省市统计局、各地海关资料来源：各省市统计局、商务厅（三）三次产业加速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产业结构继续向“三二一”方向转变。上半年，长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占比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比全国高0.1个百分点。上海的第二产业上半年受疫情冲击较大，产业占比同比降幅大于全国水平（表9）。工业受冲击大于全国，回暖有待时日。上半年，受疫情影响，长三角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2.7%，降幅高于全国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5.0%，降幅略低于全国水平（表10），表明长三角地区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还有待改善。资料来源：各省市统计局资料来源：各省市统计局新兴产业逆势增长。江苏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8.8%，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5%，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6.0%；上海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增长5.5%；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8%，比规摸以上工业产值高7个百分点。（四）财政收入降幅低于全国，财政赤字率同比下降上半年，长三角地区财政收入同比下降6.2%，下降幅度小于全国水平。三省一市中，仅上海保持财政盈余，但上海财政收入下降幅度最大，且降幅高于全国水平。从财政赤字率看，长三角情况好于全国，且财政赤字率同比降幅大于全国水平，其中，安徽降幅最大（表11）。根据2019年的数据，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政府债务均未突破限额，除安徽外，其他省市的政府债务率相对较低（表12）。资料来源：万得、各省市统计局资料来源：Wind、各省市统计局二、金融运行整体稳健，存贷款在全国占比上升（一）存款同比增速高于全国，企业、住户存款增长基础稳固6月末，长三角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2.8%，增速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余额占全国比重同比上升0.5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增存款5.4万亿元，占全国新增存款的36.3%；从上半年长三角地区存款增量看，境内存款为主体，但境外存款同比增幅达21.7%，比境内存款增幅高9.1个百分点（表13）。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从存款的部门结构看，长三角地区非金融企业、住户为存款主体，分别贡献了本地区境内存款余额的38%和37%、本地区新增存款的43%和38.6%。上半年，长三角非金融企业存款新增量贡献了全国非金融企业存款的42.5%，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在全国下降的大背景下逆势增长[5]（表1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从币种结构看，长三角地区人民币存款和外汇存款同比增幅均高于全国，其中外汇存款表现更为突出，新增量占全国外汇存款增量的比重高达94.7%（表15）。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分省市看，江苏存款体量最大，余额及新增量占长三角比重分别为33.5%和37.5%；浙江存款增速最快，同比增幅16.8%，高于长三角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上海、安徽存款同比增幅低于长三角平均水平，其中安徽同比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16）。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分行（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高于全国，直接融资增幅同比上升上半年，长三角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同比增长54.3%，高于全国11.5个百分点；占全国的比重同比上升2.1个百分点（表17）。从融资结构看，长三角地区间接融资保持主体地位，占本地区社会融资增量的71.3%，占全国间接融资增量的32.4%，同比增速高于全国11.8个百分点；直接融资增长迅猛，同比增幅高达99.1%，高于全国20.7个百分点（表18）。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间接融资方式中，长三角地区本外币贷款同比增速大幅高于全国，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虽为负增长，但整体表现仍优于全国平均；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同比增幅低于全国（表19）。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直接融资方式中，企业债券融资增速略低于全国水平，政府债券和股票融资同比增速则分别高于全国24.9和49.5个百分点（表20）。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分省市看，江苏的社会融资增量规模最大，占长三角比重42.1%；浙江增速最快，高达78.5%；上海同比增速则大幅低于全国（表21）。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三）贷款增速高于全国，苏浙地区以及企业贷款是主要增长点6月末长三角地区贷款余额41.8万亿元，同比增速14.8%，高于全国1.8个百分点；新增3.6万亿元，占全国增量的28.5%（表22）。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从境内贷款的部门看，长三角地区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同比增量、增幅均高于其他部门；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为负增长，且余额占全国比重同比下降3.75个百分点（表23）。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从境内贷款的期限看，长三角地区以中长期贷款为主，中长期贷款余额及增速均高于短期贷款 （表2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分币种看，长三角地区人民币贷款占主体，且同比增速高于外汇贷款（表25）。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分省市看，江苏的本外币贷款余额及增量最大，浙江的增速最快（表26）。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分行从各省市贷款部门看，住户贷款方面，浙江的余额及同比增速均为最高，上海为负增长；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方面，江苏余额最高，浙江同比增速最高，上海增速低于地区总体水平（表27）。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分行从贷款质量看，长三角表现相对较好，江苏和浙江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同比下降，其中江苏保持“双降”（表28）。资料来源：中国银保监会及派出机构此外，金融市场成交活跃，保费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上海市金融市场成交额1068.58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4%，其中：上交所有价证券及股票成交额分别增长13.6%和增长13.5%；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额分别增长52.0%和84.2%；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额增长13.9%。长三角地区上半年原保险保费收入共计6037亿元，同比增长6.5%，占全国的比重为22.2%，同比略有提升。三、2020年下半年展望（一）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将继续向好习近平总书记8月20日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要求长三角地区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会后长三角各省市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落实举措。随着疫情在长三角地区得到全面、稳定的控制，长三角的经济活动将更趋活跃，据华东电网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华东区域当月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由负转正，同比增长7.27%。预计区域经济规模将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继续保持重要地位。（二）投资将成为拉动经济年增长重要引擎“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石、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下半年有望在长三角获得较快增长。江苏的高技术制造业、浙江的数字经济、上海的战略新兴产业以及安徽的新型制造业不断发力，将成为下半年投资的重要选项。另外，国家持续扩大金融支持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力度，亦有助于提振投资。中国是最快控制疫情的国家，长三角地区基础条件好、营商环境优，将继续吸引各类外资投入。（三）消费将加速恢复，市场潜力进一步发挥长三角地区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就业情况好于全国。上半年政府出台了多项提振消费的措施，如，发放消费券、减税降费，消费提振效应明显显现。预计下半年各项促进消费的政策仍然会持续加码，如，放松免税政策、出口转内销、鼓励居民把消费留在国内、吸引海外消费者等，消费会加快恢复到正常水平，全年有望实现正增长。（四）进出口仍将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下半年随着海外疫情的逐渐得到控制，全球市场逐步得到重启，将有助于稳定和增加中国外贸的外部需求。此外，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东盟、“一带一路”地区的双边贸易得到了明显的推进，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疫情风险程度低于欧美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稳定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长三角地区作为进出口基地，地处开放前沿，进出口将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五）存款发展态势良好，财富集聚效应显现长三角地区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有序推进，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提升，生活水平在全国处于较高地位，存款增幅高于全国。预计随着战略产业及新兴产业的逆势增长以及民生消费的快速回暖，企业盈利能力与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将有望在相互促进中稳步提升，各项存款继续保持平稳向上的发展态势。（六）融资业务平稳增长，贷款向重点领域倾斜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丰富、金融资源集聚，在间接融资保持领先全国的同时，直接融资在快速增长。在国家战略和地方支持政策的推动下，信贷投向将继续向重点领域倾斜，围绕当地经济发展特色展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1] 江苏、安徽为城镇登记失业率，全国、上海、浙江为城镇调查失业率。[2] 上海市为外资实际到位金额。[3] 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GDP×100%=（财政支出—财政收入）/GDP×100%[4] 债务率=债务余额/（财政收入+政府基金收入+国有资本收入） ×100%[5] 2020年上半年，全国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下降6572.7亿元，长三角新增5886亿元。[6]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含辖内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省外异地分支机构数据。[7] 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城市商业银行法人、民营银行、农村中小法人金融机构以及外资法人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含异地分支机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