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行业研究

1.1　中国内地城市经济体量分析广东经济规模接近韩国，江苏超澳大利亚，粤苏鲁浙豫5省经济规模超过全球前二十大经济体门槛。根据中投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2024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深度分析及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19年，中国内地经济总量约14.36万亿美元，约占2018年全球GDP份额16.7%，占美国2019年GDP总量的67%。当前中国内地各省经济总量可分为四档，一档是超过5万亿元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5省，其中广东、江苏、山东经济总量超万亿美元；二档是介于3-5万亿元的四川、湖北、福建、湖南等8省；三档是介于1-3万亿元的陕西、辽宁、江西、重庆等13省；四档是1万亿元以下的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5省。按照世界银行统计的2018年全球经济体经济规模比较，中国内地有5省经济规模超过全球前二十大经济体门槛（瑞士，0.71万亿美元），13省经济规模超过全球前三十大经济体门槛（尼日利亚，0.40万亿美元），22省经济规模超过全球前五十大经济体门槛（秘鲁，0.22万亿美元）。其中，2019年广东、江苏生产总值折合美元分别为1.56万亿和1.44万亿，经济规模在第12位的韩国和第13位的澳大利亚之间；山东超第17位的荷兰，浙江、河南超第18位的沙特阿拉伯；全国排名第22名的贵州相当于全球第47名的葡萄牙。图表　2019年中国分省份GDP数据来源：地方统计局1.2　中国西部地区产业转型方向从宏观层面来看，所谓的产业转型是根据国内外经济与科技发展的现状与未来态势，采取针对性的产业、财税和金融等制度与政策，对一定区域内特定时期的现有产业结构的不同方面进行再调整。从微观层面来看，所谓的产业转型是对技术、劳动力、资本及资源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各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重新进行配置与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将这些生产要素从落后或衰退产业转移到先进或新兴产业的过程。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来说，以劳动力与土地为代表的传统部门比较优势逐渐丧失，面临巨大的同质化竞争压力与转型的实现需要，尤其是纺织、服装、食品、玩具、皮革和制鞋等产业转移最为迫切，这为西部地区的产业转型发展创造了历史机遇。从当前西部地区的现实状况与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看，西部地区也具有了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条件与基础。根据中投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2024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深度分析及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西部地区欠合理的产业结构，使得西部地区经济缺乏稳定、持续的动力源与保障，极大地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促进西部经济良性发展，已成为西部地区产业转型的现实选择和必然要求。对西部地区产业进行转型，不仅要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客观要求相一致，而且还应能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效益及有利于区域间协同发展。为此，西部地区产业转型的方向应着力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调整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促使各产业协同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实际上是如何将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在各产业之间及产业内各部门之间进行再分配与整合的过程。因此，建立合理的产业间及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关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产业转型的意义与要求就是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在产业结构发展现实与其所处客观条件之间搭建一种相对平衡状态，进而促使各产业快速协调发展。对三次产业结构的分析表明，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协调发展的互动机制，如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的主导产业未能体现，先行发展的基础性产业也未能得到及时起步，导致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难以有效地促进三次产业正常、合理的演进。因此，西部地区产业转型的首要问题，是理顺并调整各产业间的比例关系，使各产业及产业内各部门能各司其职、各就各位，从而形成互为促进的协调发展关系，进一步推动各产业的深层次转型与发展。二、积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产业粗放型发展、产品低层次加工与生产及相对落后的技术水平，是造成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与经济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其中，技术水平对前者影响巨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西部地区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是实现其产业转型的关键。一方面，西部地区要用新技术改造作为西部地区支柱的能源、原材料等传统产业，提高这些产业的知识与技术含量，使之重新焕发生命力，且随着技术的进步还能催生新的富有生命力与竞争力的产业，逐步舍弃劣势或无后劲的产业，推动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另一方面，根据西部地区自身实力与特色优势条件，大力提升技术优势，走跳跃式技术研发道路。开发西部优势技术不仅能诱发西部新兴产业的出现与成长，也能增强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并能积极推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从而形成西部地区特有的产业结构体系。西部地区需要更新思维模式，树立危机意识，用超前的思维，破除传统固化的做法，将发展优势技术的迫切性与现实性放在战略的高度上来认识。三、大力提升产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重构支持产业革新的配套体系生产满足需求，需求促进生产，需求水平和结构的变动必将推动产业结构相应的转型。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也逐渐升级，多元化、多品位的社会需求呈现日益增长的趋势。这为供给不断适应和满足需求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然而，西部地区古板的产业发展形式过分依赖政策支持和低度化产业结构来维持经济增长，对市场需求变化缺乏应有的、及时的反应能力，导致需求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大为弱化。因此，西部地区必须构建提升产品研发水平的相关行业配套体系，特别是要增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相关支撑体系，以达到密切产业关联关系，延长产业产品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与层次之目的，从而实现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变，即由粗放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积极重构一个有效的支持产品研发能力的产业配套系统，对西部地区至关重要。只有这样西部地区的新兴产业与优势产业才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促使西部地区产业成功转型。1.3　中国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2019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合计84580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6.1%。京津冀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不断实现新突破，像北京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速创近5年新高；河北省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是前三年总和的3.5倍。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合计84580亿元中，北京、天津、河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35371.3亿元、14104.3亿元和3510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同比增长6.1%、4.8%和6.8%。根据中投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2024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深度分析及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19年三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不断实现新突破。其中，北京产业发展聚焦“高精尖”，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3%和5.5%，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4.7%和58.9%（二者有交叉）。天津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规模以上工业中，智能制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规模以上服务业中，新服务、高技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分别同比增长14.8%、19.3%和12.4%。河北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7个百分点。其中，风能原动设备、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和显示器件制造的增幅均在30%以上。三地科技创新保持活跃。北京创新驱动发展指数连续8年稳步提升，截至2019年底，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32件，比上年增加20件；北京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4.9%，增速创近5年新高。天津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均突破6000家。河北创新主体数量猛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增数量超过2000家，总数是前三年总和的3.5倍；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1.1万家。2019年，京津冀区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上年提高5.5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9个百分点。其中，北京、河北、天津分别为83.5%、63.5%和51.3%。

2010年，浙江省发改委牵头制定《浙江省产业集聚区发展总体规划》，根据规划，浙江将布局14个省级产业集聚区，涵括杭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宁波梅山物流产业集聚区等。自规划发布，到如今已经历时10年，这些产业集聚区设和发展都卓有成效，比如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和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根据2020年6月8号的杭州市政府公开信息显示，2016至2018年期间，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产业增加值从1063.3亿元增加到1711.6亿元，高新产业增加值从997.8亿元增加到1597亿元，工业增加值从137.6亿元增加到185.8亿元，税收收入从218.3亿元增加到376.2亿元，国家高新企业从237家增加到607家。累计引进国千人才178名、省千人才239名、市级521人才99名。此外，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依据省市党委政府的战略定位，积极推动区域经济高速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双创”成效突出，区域经济发展实力提升。二是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明显，省级考核名列前茅。三是传统制造业借力提升，产业智能化加快转型。四是“一号工程”着力打造，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是全省第一个获批的产业集聚区，温州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产业集聚区的开发建设，自2011年《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实施以来，产业集聚区开发投入持续加大，基础框架日益完善，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产业集聚区已开发建设面积30.8平方公里，占重点规划区总面积的51%，高于全省14个产业集聚区平均水平（33%）。2011-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29.5亿元，其中基础设施投资241.6亿元，占投资总量的56.2%，基础框架已全面拉开。围海造地高速推进，空间拓展较快，为温州从沿江城市向沿海城市推进提供有力支撑。2014-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于全市平均增速，地区生产总价值突破11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50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1亿；城市发展枢纽和交通枢纽双重效应充分彰显，城市服务功能不断提升，城市化率达到60%；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核心区初显城市新区形态，一批工业项目实现产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250亿元以上。融象观点：以产业集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布局产业集聚区发展逐渐被各级政府所重视，产业园区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助推器，亦是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融象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吴烨维认为，产业集聚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其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产业集聚促进经济增长动力：产业集聚通过规模效益以及外部效应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与加快技术创新，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从而促进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资源共享实现成本降低，协同发展提升资源利用率和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另一方面，产业集聚加速知识溢出和创新体系在区域内的流动，促进创新发展，形成新业态、新模式，给域内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其二、产业集聚增强经济增长稳定性：产业集聚能够降低经济风险，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同产业链的企业集聚，分工合作、协调发展，此模式可降低外界因素带来的风险，同时缓解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在遭遇外界不确定风险时，产业链企业可在短时间完成创新、转型及升级，提升企业竞争力，抵抗如政策调整、市场风险、技术变革等带来的波动风险，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此外，对于地方政府和产业、资本而言，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规划，“因地制宜”发挥区域资源禀赋优势，进而创造产业集聚效应的最大化，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首要基础。融象产业研究院，专注产业与资本研究，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区域发展特点，深度挖掘大数据应用价值，形成产业链报告和智库，推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发展，实现新突破。不止于此，融象产业研究院特聘各领域产业研究专家，进一步加强对产业发展的业态研究和市场分析，在产业发展战略、新兴支柱产业发展趋势、招商引资等方面为区域政府、产业园区提供咨询指导和智力支持，为域内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来源：经济日报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指示精神，为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决策依据，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组创建了“经济质量差距模型”，测算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差距，定量分析了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并将全国分为5个经济质量区，现发布《2019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供参考。经济质量差距的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市场机制强、政府作用好、创新能力强、生态友好、社会和谐、开放共赢、全要素生产率高的持续、均衡的发展。评价模型：在传统经济学模型通常涉及“市场作用、政府调控、科技创新”三类要素（老三元）的基础上，将“生态能否承受、社会是否接受、国际市场是否打开”三类要素（新三元）纳入经济学模型，构建了包含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的“经济质量差距动态模型”，简称“经济差距模型”。指标体系：包括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6个一级指标，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等26个二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GDP等90个三级指标。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本报告原始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省市区统计局，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学会公布的数据，个别数据采用指数平滑法计算获得。采用改进的DEA－CP模型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各省市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省市区经济质量分区与差距指数计算经济质量差距并进行分区，分三步。第一步是计算六类要素的差距指数，即计算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在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科技创新、生态资源、社会和谐、全球化六个要素的差距指数，得到2790个反映经济差距的基础数据；第二步是根据基础数据计算出各省市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第三步是将31个省市区分为经济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中等质量区、中低质量区和要素缺乏区5个区域，见表1。高质量区经济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大于80，包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4省市，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配置均衡、利用效率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板不明显，或者短板容易补齐（图1）。经济高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质量仍然有很大潜力，但需要多要素全面发力、均衡发展，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创新、贸易体系创新乃至文化创新“六大创新”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试验、示范、带动作用。广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00，居第1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五类要素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或并列第1。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经济高质量区以广东省为例，用90个指标定量分析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广东省经济高质量的最大优势是全球化，6个三级指标中5个居第1位，短板是社会指标，13个指标均未能达到全国第1位。从26个二级指标、90个三级指标分析，广东省仍然有许多指标低于其他省市区，经济质量进一步提高的任务仍然很重，需要在市场、政府、创新等方面全面提升、均衡发展。江苏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8，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三类要素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生态、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1.53、87.25和55.90，分别居第4、9和3位。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2，居第3位。市场、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政府指数为90.08，生态、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3.88、60.14和48.14，分别居第3、5和4位。上海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1，居第4位。市场、政府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社会指数为93.70，居第7位，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12、61.86和59.2，分别居第4、20和2位。中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60－79之间，包括山东、北京、福建、天津、河南、湖北6个省市区（图2），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较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类要素配置比较均衡、效率较高，经济质量有明显短板，但通过努力能够补上短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高质量区进一步发展经济质量需要通过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种方式，学习、推广经济发达省市的经验，同时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技术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创造一些新模式、新策略，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山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6，居第5位。市场指数为97.67，居第6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89.62和86，分别居第6、10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25、54.8和38.12，分别居第6、6和5位。北京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5，居第6位。科技指数、社会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市场指数为83.62，居第13位，政府指数为95.07，居第4位，全球化指数为30.79，居第6位，生态指数只有64.66，居第18位。福建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0，居第7位。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8.70和88.03，分别居第11、8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8.74、28.93和28.48，分别居第7、14和7位。天津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4，居第8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98.29和89.13，分别居第5、7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9.77、39.43和25.17，分别居第7、27和10位。河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3，居第9位。市场指数为94.09，居第7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8.53和78.31，分别居第8、9位，社会、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79、29.00和20.45，分别居第21、13和13位。湖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1，居第10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4.44和82.62，分别居第11、15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6.59和73.31，分别居第10、11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7.30和27.84，均居第8位。中等质量区中等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45－59之间，包括江西、安徽、湖南、重庆、辽宁、四川、广西、河北、海南、陕西10个省市区（图3），共同特征是市场、政府、科技等六类要素配置基本均衡、要素利用效率中等，90项指标中基本没有排名位居前列的指标，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但多数短板能够补上，发展潜力大、后劲足。经济中等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首先需要补上经济质量短板，特别是科技创新、全球化方面的短板；其次要采取差异化发展方式，寻找并扩大自身发展优势，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江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9，居第11位。市场指数为92.68，居第8位，生态、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5.97、71.91和70.45，分别居第11、19和17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2.9和19.92，分别居第17、15位。安徽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2位。市场、社会指数分别为88.83和71.74，分别居第10、20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0.26和63.60，分别居第13、1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3.51和19.03，分别居第11、17位。湖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3位。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2.34和80.04，分别居第17、5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67.06和64.01，分别居第15、2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8.64和17.84，分别居第15、18位。重庆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4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2.46、74.97，分别居第16、10位，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66.54和65.38，分别居第27、15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2.91和20.63，均居第12位。辽宁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5位。市场指数为90.45，居第9位，社会、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69.3、63.84和61.49，分别居第23、29和19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5.75和24.25，分别居第16、11位。四川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6位。市场指数最高，为82.96，居第14位，政府指数为60.98，居第20位，社会指数为61.04，居第29位，生态指数为74.37，居第12位，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6.75和26.08，均居第9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1，居第17位。生态指数为86.94，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39、57.78、11.56、73.85和17.57，分别居第19、22、22、15和19位。河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0，居第18位。政府、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01、66.99和20.36，分别居第13、14和14位，市场、科技、社会指数分别为78.76、17.35和69.24，分别居第20、19和24位。海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9，居第19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第1，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6.78、78.17，分别居第12和9位，政府、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2.16、3.84和15.25，分别居第28、29和23位。陕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6，居第20位。科技、政府指数分别为35.61和69.56，分别居第10、14位，市场、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3.30、73.68、65.12和19.18，分别居第26、14、16和16位。中低质量区经济中低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在30－44之间，包括黑龙江、山西、吉林、内蒙古、宁夏5个省市区（图4），共同特征是经济要素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匹配不均衡，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一些要素短期内很难弥补。中低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学习发达国家、发达省份的经验，缩小经济质量差距；另一方面，对一些短期内难以缩小的差距，则要面对现实，挖掘、再造自身优势，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力争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2，居第21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9.67和76.65，分别居第8、21位，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92、14.98、59.45和16.26，分别居第25、20、22和21位。山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1，居第22位。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7.61和65.31，居第13、17位，市场、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5.93、12.37、45.88和14.11，分别居第22、21、25和24位。吉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9，居第23位。市场、社会、政府、科技指数分别为79.49、75.79、66.76和19.11，分别居第18、14、15和18位，生态、全球化指数为30.78和13.64，分别居30、26位。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8，居第24位。社会指数最高，为72.61，居第18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9.67、59.86、5.86、54.75和13.09，分别居第24、21、27、24和28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3，居第25位。社会指数最高，为83.76，居第12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1.97、50.30、6.83、39.35和13.69，分别居第23、24、26、28和25位。要素缺乏区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小于30，主要包括贵州、云南、甘肃、新疆、西藏、青海6个省份（图5），共同特征是支撑经济发展要素短缺、很难实现要素合理匹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需要外部注入新的经济要素，才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数量、质量差距。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不高，不是有关地方政府与企业工作努力不够，而是缺乏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要实现与全国其他区域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素缺乏区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在自身努力创造新优势的同时，需要注入外部经济要素，加大对这一区域的定向支持，让其补上发展短板，如生态建设专项补贴、技术援助政策、人才政策等。贵州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9.6，居第26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96、44.34、8.78、56.61、58.16和13.27，分别居第25、27、25、30、23和27位。云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0，居第27位。生态指数为64.81，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1.84、37.62、8.8、67.38和15.88，分别居第27、31、24、26和22位。甘肃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2，居第28位。市场指数为60.39，居第28位，社会、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7.55、38.04、10.5、40.12和12.89，分别居第25、30、23、26和29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7，居第29位。全球化指数为16.91，居第20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45.21、44.51、3.79、69.89和32.36，分别居第30、26、30、22和29位。西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6，居第30位。生态指数为61.65，居第2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1.45、55.21、0.10、53.47和12.14，分别居第31、23、31、31和30位。青海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4，居第31位。社会指数为72.64，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72、39.23、4.09、27.55和11.68，分别居第29、29、28、31和31位。课题主持人：王宏广、孙世芳、武德安课题组其他成员：尹志欣、朱姝、张俊祥、金秋、由雷、李文兰、刘溟、吴浩、谢慧、裴文

在2018-2019年区域经济学专业考研学校排名中，排名第一的是浙江大学，排名第二的是西安交通大学，排名第三的是华中科技大学，以下是区域经济学专业考研学校排名具体名单：很多同学考研存在盲目性，金融学是报考热门，关于本专业考研却有一些你可能不知道，但最 好提前了解的事。经济学下面有2个一级学科，分别是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从理论层面上说，一个是搞学术研究的，一个是偏重就业的。但在实际情况上看，也并不尽然，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些专业，现在就业也不错。而且，经济学专业内专业壁垒和跨度不大，也就没有明确的专业界定，都是经济学硕士，面对的工作岗位有区分，但可以互通。在一级学科下面，有16个二级专业，其中理论经济学6个，应用经济学10个。它们的共性是前三科考的基本上都是政治、英语和数学三、然后第四门考的是专业课，通常是经济学综合，内容因专业不同会有调整，参考书也不一样。国民经济学、世界、环境与人口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中，除了钱还关注人、环境的专业，需要指出的是，国民经济学、世界、环境与人口经济学隶虽然不属于同一个一级学科，但均侧重于理论研究，研究的课题也是人、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而劳动经济学，偏重于应用与实践，主要就解决大型经济体，例如企业，地区经济与劳动力配置、发挥的关系，从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西方经济学与世界经济：这两个专业是理论经济学下，就业前景，但同时也是报考压力的专业之一。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的崛起，与欧美、中东、中亚等经济体的合作与发展，都为学习这两个专业的同学提供了良好的就业平台。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机会与风险是并存的，在所有的经济学专业中，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的考试难度，分数线和复试压力都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作为应届本科生，除了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还要对国际形势、政治发展都有较好的把握，除此之外，复试对英语的要求也会因院校不同而偏高。政治经济学：先讲明，这是一个有误解的专业，大家都认为这是讲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应用，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剩余价值的那些东西。学习这种理论，未免有些过时。事实上，这个专业，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有典型、有针对性的专业。毕业后，既可以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同样还可以进入各种企业，特别是国企工作。另外，这个专业是我们国家开设早的经济学专业，也就意味着，开设院校数量较多，尤其是一些在地区经济中，扮演者“智库”角色的院校，基本上覆盖了国。第三，因为偏见，所以这几年学生报名热情相对于其他经济学专业有些偏冷。这门专业，普遍考试的专业课是801经济学，也就是有政治经济学部门。金融学：经济学领域竞争为激烈的专业之一，相对于理论经济学下的西方经济学和世界经济，金融学更加侧重于实战和金融领域。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学只是统称，其下面分布的各大方向，例如货币银行、证券投资、公司理财等等，都代表着不同的就业走向。甚至，往往在一个院校内，多个学院都开设有金融学，只是方向不同。这一点同学一定要清楚的了解，不能以偏赅。数量经济学与应用统计专业：从名称上很容易被学生所忽视，一看到“数量”和“统计”等字眼，就容易联想起纯技术性的专业。但事实上，这两个专业无论是在学习上、实践上还是就业上，都是很好的从事经济学工作的通道和桥梁。我们知道，经济学是一样与数学密不可分的专业，其大量的内容，比如经济产品建模和数学建模有很大程度的联系与相似。其核心岗位，往往都是出身于具有较强数学功底的人。当你听到保险精算师、特许财富管理师这样的工作岗位实，你是否还会认为这是一个纯技术性的岗位么?国际贸易：涉足领域广、跨度的经济学专业，从字面意思的贸易方向，还可涉足跨国经营、国际运输与物流、品管理、贸易保险、贸易法等多个职业领域。选择这一专业的同学，仅仅了解到专业是远远不够的，要针对院校，进行深入分析，另外，对英语要求偏高。区域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应用性较强的经济学，一个是研究地区经济，在特定区域例如西部开发、东北老重工业基地改造、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台海经济等问题上的研究与实践，一个是研究行业经济的，针对某个行业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进入企业的经济研究部门或从事经济类工作是主流去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往年的毕业生中，进入银行、金融领域的毕业生也有相当的比例。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面板数据，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各自内部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空间集聚和空间溢出特性；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作用路径不同，其中，金融从业人员集聚对珠三角城市群存在显著促进作用，银行存款集聚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教育和科技支出的作用尚不明显；三大城市群对外开放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存在分化。金融资源的趋利性、自由性和高速流动性决定了金融资源存在向发达地区聚集的动力。金融资源分布呈现非均质和不连续等特点，金融资源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逐步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产业集聚区。长三角城市群背靠长江经济带，服务业发展领先，借助于上海市的金融资源溢出，已形成大规模金融集聚区；珠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金融业聚集程度较高，但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依然存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受益于独特的行政力量优势，吸引了大量金融机构总部的聚集，从而带来庞大的金融资源聚集，但对周边地区带动作用不明显。金融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金融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主要体现在金融集聚的发展阶段之中。在金融集聚初期，为追逐更高利润，金融资源会选择向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集聚，进而形成金融集聚区。如京津冀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资本、人才、技术等因素均向北京市聚集，而周边省市金融发展相对缓慢，此时集聚效应占据上风。在金融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边际效应出现递减甚至为负时，金融资源会趋于向周边地区扩散，空间溢出效应开始显现，周边地区借助于资源“辐射”，金融产业迅速发展，形成区域性金融集聚区。如长三角地区，上海市作为全国性金融中心，金融资源不仅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也向周边城市溢出，从而在长三角城市群形成区域性的金融集聚区。从上可知，金融集聚主要通过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两个途径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基于金融集聚的形成机理和国内外学者研究，本文归纳了金融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如图所示。图 金融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 效应一：金融集聚带来集聚效应。金融集聚发展初期，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因素向同一区域聚集，带来产业革新和技术创新，配套设施、相关产业也随之发展，形成金融中心。此时集聚效应开始显现，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金融集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机构成本。一是大量金融机构聚集于同一地区，地理空间距离被压缩，缩减了金融交易流通环节，有利于减少摩擦，降低交易成本。二是金融集聚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辅助性行业发展完备，金融机构可共享这些设施，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第二，金融集聚产生网络协同效应，增强信息共享。一是由于地理空间的压缩，加速了信息流动和信息共享，有效降低信息搜寻和甄别的成本。二是金融集聚区内的金融网络促进各机构间互相交流，通过信息共享和业务合作建立信任关系，降低交易中的违约可能性，从而降低监督管理成本。第三，金融集聚产生创新效应,促进技术和服务升级。一是金融资源的集聚带来高层次人才的聚集，人力资本的提升带来先进的金融理论知识和技术，金融创新速度更快。二是得益于网络效应，新的理论知识和金融技术能较快地向其他机构传播，加快集聚区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三是金融集聚区内较强的同业竞争压力，促使机构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效应二：金融集聚带来扩散效应。在金融集聚区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源不仅会促进本地区发展，也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具体包括极化效应和涓流效应。极化效应是指金融发展水平高的核心区，高效的金融产业会压缩周边地区低效率金融的发展空间，壮大本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进而通过各种渠道带动周边城市经济发展。涓流效应是指金融聚集核心区机构向外围扩张，建立网点或分支机构，进行投资活动等，在资源流动下推动周边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为本地企业提供发展资金，实现了资源合理配置，在极化效应与涓流效应下向周围地区辐射，带动周边经济增长。三大城市群回归结果对比分析第一，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金融集聚均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金融集聚的作用主要依靠银行存款即金融资本的集聚，而珠三角则主要依靠金融从业人员即人力资本的聚集。可能原因是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地区目前仍主要依靠投资驱动，而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本投入对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已经起到比较显著的作用。第二，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升级，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珠三角城市群不存在作用。京津冀地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除北京市外，其余城市占比多集中在30%到50%之间，第三产业发展平均水平相对较低，因而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整体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数据多集中在40%到60%之间。珠三角地区作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承接了大量国外产业转移，但各城市产业分工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同质竞争。第三，固定资产投资对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实际情况来看，三大城市群所在地区也是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最高的地区。第四，教育支出对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存在抑制作用，对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作用，可能是由于珠三角城市间经济增长水平差异较大，对如揭阳、潮州、云浮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支出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占其地区财政支出的比例相对更大，而广东、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虽然教育支出绝对值不低，但其财政支出总量大，教育支出占比会相对较低。三大城市群的科技支出均未能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可能是由于各城市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过低，绝大部分城市所占比重不超过5%，部分城市所占比重甚至不足1%。同时，教育和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需要长期的积累。第五，对外开放水平在三地的作用出现了分化，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作用不显著，而长三角城市群对外开放水平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珠三角城市群的对外开放水平则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均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对外开放程度已经较高，当前的主要任务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单纯提高外资利用水平难以继续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差异极大，例如天津市2017年人均利用外资额为2516.48美元，远超过其他13个城市，地区整体对外开放水平有限。对于发展的建议（一）主要结论一是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特征，各城市经济发展存在空间集聚和空间溢出特性，即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发展是互相联系的，经济发达城市对周边城市存在溢出效应。二是三大城市群的金融集聚均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作用路径不同，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主要依靠金融资本聚集推动经济增长，珠三角城市群主要依靠人力资本聚集推动经济增长。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金融发展的提质增效需要逐步从资金驱动向智力驱动、创新驱动转变。三是产业结构升级对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对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珠三角各城市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产业分工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竞争。目前京津冀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低，各城市在调整产业结构时，应统筹兼顾，注意合理分工，避免同质竞争。四是固定资产投资对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固定资产投资仍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五是教育支出对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存在抑制作用，对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作用，科技支出对三大城市群均无显著作用。依靠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投入促进经济增长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长期积累和转化的过程。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必须持续加大对教育与科技的支持力度，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和科技创新水平。六是对外开放水平对三大城市群的作用出现分化，对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对长三角城市群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珠三角城市群起到了抑制作用。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差异极大，应借鉴长三角城市群经验，创造更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环境，提高外商投资额和利用效率。（二）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提升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结合研究结论，京津冀城市群在建设发展中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升对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源的吸引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有待提高，核心城市对区域发展带动作用不明显，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为促进金融集聚的发展，吸引金融资源流入，应不断完善市场运行机制，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鼓励创新型金融机构入驻，打破地域间的分割，加快金融开放步伐，促进金融资源的省域流动。二是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地区产业分工，促进良性竞争。京津冀城市群建设应加强统筹协调，优化配套政策以激发产业升级动力，避免建设上的重复性和同化性，防止金融资源浪费。在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应充分发挥北京金融管理、天津金融创新运营和河北金融后台服务的功能，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三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金融配套设施和服务机构。目前河北省基础设施建设远落后于京津两地，金融集聚溢出效应不足。京津冀城市群在继续发挥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的同时，应将基础设施投资更多地向河北省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平衡地区间差异，增加资源双向流动效率。四是加大财政对科技及教育的支持力度，鼓励科技创新。京津冀地区为实现可持续性协调发展，财政必须坚持对教育和科技的扶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五是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外资利用效率。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应结合“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化金融开放改革创新，借助《外商投资法》颁布的契机，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导向，合理出台配套政策，提高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和效率。吴炎芳，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三大城市群对比分析，经济问题，2020年08期

来源：经济日报原标题：2019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注：以上分值都是相对值，不是绝对值）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指示精神，为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决策依据，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组创建了“经济质量差距模型”，测算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差距，定量分析了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并将全国分为5个经济质量区，现发布《2019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供参考。经济质量差距的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市场机制强、政府作用好、创新能力强、生态友好、社会和谐、开放共赢、全要素生产率高的持续、均衡的发展。评价模型：在传统经济学模型通常涉及“市场作用、政府调控、科技创新”三类要素（老三元）的基础上，将“生态能否承受、社会是否接受、国际市场是否打开”三类要素（新三元）纳入经济学模型，构建了包含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的“经济质量差距动态模型”，简称“经济差距模型”。指标体系：包括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6个一级指标，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等26个二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GDP等90个三级指标。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本报告原始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省市区统计局，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学会公布的数据，个别数据采用指数平滑法计算获得。采用改进的DEA-CP模型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各省市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省市区经济质量分区与差距指数计算经济质量差距并进行分区，分三步。第一步是计算六类要素的差距指数，即计算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在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科技创新、生态资源、社会和谐、全球化六个要素的差距指数，得到2790个反映经济差距的基础数据；第二步是根据基础数据计算出各省市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第三步是将31个省市区分为经济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中等质量区、中低质量区和要素缺乏区5个区域，见表1。高质量区经济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大于80，包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4省市，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配置均衡、利用效率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板不明显，或者短板容易补齐（图1）。经济高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质量仍然有很大潜力，但需要多要素全面发力、均衡发展，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创新、贸易体系创新乃至文化创新“六大创新”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试验、示范、带动作用。广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00，居第1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五类要素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或并列第1。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经济高质量区以广东省为例，用90个指标定量分析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广东省经济高质量的最大优势是全球化，6个三级指标中5个居第1位，短板是社会指标，13个指标均未能达到全国第1位。从26个二级指标、90个三级指标分析，广东省仍然有许多指标低于其他省市区，经济质量进一步提高的任务仍然很重，需要在市场、政府、创新等方面全面提升、均衡发展。江苏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8，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三类要素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生态、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1.53、87.25和55.90，分别居第4、9和3位。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2，居第3位。市场、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政府指数为90.08，生态、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3.88、60.14和48.14，分别居第3、5和4位。上海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1，居第4位。市场、政府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社会指数为93.70，居第7位，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12、61.86和59.2，分别居第4、20和2位。中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60-79之间，包括山东、北京、福建、天津、河南、湖北6个省市区（图2），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较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类要素配置比较均衡、效率较高，经济质量有明显短板，但通过努力能够补上短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高质量区进一步发展经济质量需要通过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种方式，学习、推广经济发达省市的经验，同时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技术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创造一些新模式、新策略，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山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6，居第5位。市场指数为97.67，居第6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89.62和86，分别居第6、10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25、54.8和38.12，分别居第6、6和5位。北京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5，居第6位。科技指数、社会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市场指数为83.62，居第13位，政府指数为95.07，居第4位，全球化指数为30.79，居第6位，生态指数只有64.66，居第18位。福建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0，居第7位。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8.70和88.03，分别居第11、8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8.74、28.93和28.48，分别居第7、14和7位。天津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4，居第8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98.29和89.13，分别居第5、7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9.77、39.43和25.17，分别居第7、27和10位。河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3，居第9位。市场指数为94.09，居第7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8.53和78.31，分别居第8、9位，社会、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79、29.00和20.45，分别居第21、13和13位。湖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1，居第10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4.44和82.62，分别居第11、15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6.59和73.31，分别居第10、11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7.30和27.84，均居第8位。中等质量区中等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45-59之间，包括江西、安徽、湖南、重庆、辽宁、四川、广西、河北、海南、陕西10个省市区（图3），共同特征是市场、政府、科技等六类要素配置基本均衡、要素利用效率中等，90项指标中基本没有排名位居前列的指标，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但多数短板能够补上，发展潜力大、后劲足。经济中等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首先需要补上经济质量短板，特别是科技创新、全球化方面的短板；其次要采取差异化发展方式，寻找并扩大自身发展优势，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江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9，居第11位。市场指数为92.68，居第8位，生态、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5.97、71.91和70.45，分别居第11、19和17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2.9和19.92，分别居第17、15位。安徽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2位。市场、社会指数分别为88.83和71.74，分别居第10、20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0.26和63.60，分别居第13、1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3.51和19.03，分别居第11、17位。湖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3位。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2.34和80.04，分别居第17、5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67.06和64.01，分别居第15、2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8.64和17.84，分别居第15、18位。重庆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4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2.46、74.97，分别居第16、10位，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66.54和65.38，分别居第27、15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2.91和20.63，均居第12位。辽宁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5位。市场指数为90.45，居第9位，社会、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69.3、63.84和61.49，分别居第23、29和19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5.75和24.25，分别居第16、11位。四川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6位。市场指数最高，为82.96，居第14位，政府指数为60.98，居第20位，社会指数为61.04，居第29位，生态指数为74.37，居第12位，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6.75和26.08，均居第9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1，居第17位。生态指数为86.94，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39、57.78、11.56、73.85和17.57，分别居第19、22、22、15和19位。河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0，居第18位。政府、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01、66.99和20.36，分别居第13、14和14位，市场、科技、社会指数分别为78.76、17.35和69.24，分别居第20、19和24位。海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9，居第19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第1，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6.78、78.17，分别居第12和9位，政府、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2.16、3.84和15.25，分别居第28、29和23位。陕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6，居第20位。科技、政府指数分别为35.61和69.56，分别居第10、14位，市场、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3.30、73.68、65.12和19.18，分别居第26、14、16和16位。中低质量区经济中低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在30-44之间，包括黑龙江、山西、吉林、内蒙古、宁夏5个省市区（图4），共同特征是经济要素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匹配不均衡，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一些要素短期内很难弥补。中低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学习发达国家、发达省份的经验，缩小经济质量差距；另一方面，对一些短期内难以缩小的差距，则要面对现实，挖掘、再造自身优势，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力争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2，居第21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9.67和76.65，分别居第8、21位，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92、14.98、59.45和16.26，分别居第25、20、22和21位。山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1，居第22位。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7.61和65.31，居第13、17位，市场、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5.93、12.37、45.88和14.11，分别居第22、21、25和24位。吉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9，居第23位。市场、社会、政府、科技指数分别为79.49、75.79、66.76和19.11，分别居第18、14、15和18位，生态、全球化指数为30.78和13.64，分别居30、26位。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8，居第24位。社会指数最高，为72.61，居第18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9.67、59.86、5.86、54.75和13.09，分别居第24、21、27、24和28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3，居第25位。社会指数最高，为83.76，居第12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1.97、50.30、6.83、39.35和13.69，分别居第23、24、26、28和25位。要素缺乏区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小于30，主要包括贵州、云南、甘肃、新疆、西藏、青海6个省份（图5），共同特征是支撑经济发展要素短缺、很难实现要素合理匹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需要外部注入新的经济要素，才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数量、质量差距。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不高，不是有关地方政府与企业工作努力不够，而是缺乏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要实现与全国其他区域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素缺乏区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在自身努力创造新优势的同时，需要注入外部经济要素，加大对这一区域的定向支持，让其补上发展短板，如生态建设专项补贴、技术援助政策、人才政策等。贵州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9.6，居第26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96、44.34、8.78、56.61、58.16和13.27，分别居第25、27、25、30、23和27位。云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0，居第27位。生态指数为64.81，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1.84、37.62、8.8、67.38和15.88，分别居第27、31、24、26和22位。甘肃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2，居第28位。市场指数为60.39，居第28位，社会、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7.55、38.04、10.5、40.12和12.89，分别居第25、30、23、26和29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7，居第29位。全球化指数为16.91，居第20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45.21、44.51、3.79、69.89和32.36，分别居第30、26、30、22和29位。西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6，居第30位。生态指数为61.65，居第2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1.45、55.21、0.10、53.47和12.14，分别居第31、23、31、31和30位。青海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4，居第31位。社会指数为72.64，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72、39.23、4.09、27.55和11.68，分别居第29、29、28、31和31位。课题主持人：王宏广、孙世芳、武德安课题组其他成员：尹志欣、朱姝、张俊祥、金秋、由雷、李文兰、刘溟、吴浩、谢慧、裴文

本报记者 陈婧8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研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问题、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问题。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加大力度谋发展、依靠改革促发展是此次会议所释放出的两大信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形势更是错综复杂，尤其是中美经贸谈判过程美国不断施压。在此背景下，必须全心全意办好自己的事情。此次会议也传递出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进一步抓实抓好。具体就是要抓住区域经济互补高质量发展以及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两个关键点。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会议提到“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张立群认为，目前全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走好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对于释放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动力有巨大作用，此次会议释放出这一信号预示着要加大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力度。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上海市、广东省、辽宁省关于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问题的汇报。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头条首席经济学家徐洪才对本报记者表示，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布局从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到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都是基于本地的资源禀赋、环境承载能力和比较优势，找准战略定位，建立政策协调机制，促进产业分工协作，打造核心竞争力，实现经济一体化发展。各地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定位，因地制宜，确定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与此同时，全国一盘棋，发挥区域发展规划引领作用，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培育市场体系，促进市场分工协作，分享改革创新经验，从而产生了协同效应，释放了发展潜力。如何达成高质量区域经济布局？对此，徐洪才认为，当前各地经济发展依旧存在一定的差距，要形成优势互补，达成高质量区域经济布局，首先是要破除地方本位主义，即屁股指挥脑袋。要树立整体发展观念，防止低层次重复建设，同时对自身资源禀赋要有合理清晰的认识，形成核心竞争力，完善协调机制，形成优势互补，最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创新，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调动民营企业积极性。在市场体系培育发展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协同发展。同时，会议提到要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以往的提法是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此次具体提到商品和要素两点，实际上更加突出要素市场发展。”张立群表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持续引入市场机制，商品市场已经得到较多发展，但劳动力、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张立群认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要素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会议提及的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深化区域合作机制，都是希望通过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打通区域间的联系，在市场调节，充分优化要素资源配置，从而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与此同时，政府也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发挥好作用，加快推动实现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间的均等化。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会议指出，我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以政策协同为保障，坚持应用牵引、问题导向，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徐洪才认为，培育产业基础能力、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不仅是指各大产业内部都要向中高端发展，产业链之间也要有高效的分工协作。具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链、价值链的上游控制能力，即“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也就是独立自主，不依赖于人，不受制于人。特别是要维护关键性产业的安全，这在当前复杂国际背景下尤为重要；同时提高产业效率，即创新能力强，技术水平领先，能源资源消耗低，环境破坏少。二是产业配套能力强，生产、经营和销售，上游、中游和下游等环节配套，不掉链子，还有原材料提供、产品市场发展、销售渠道和网络等方面。三是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现代制造业，领先技术、一流产品、先进模式，都需要人才作为支撑。张立群认为，“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主要是要突破在技术供给方面可能的瓶颈，弥补薄弱环节，在前沿尖端方面追赶发达国家。要把市场引导的应用技术创新和政府主导的重大关键技术，包括基础科研的良好发展态势结合起来，更好地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及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水平。此外，会议提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张立群表示，其中重点在于强调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八字方针——即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巩固“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果，保障既有的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工作成效的连续性，然后依靠改革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提升各个产业在产业链的位置，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各个方面的关系，例如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等，这些都需要结合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依靠市场化法制化的手段，依靠制度的建设来促进经济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提到在开放合作当中形成更强创新能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张立群认为，为了推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至关重要。“我们不是关起门来搞技术进步，还是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张立群认为，要在市场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发挥好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作用，真正把中国特色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体系建立起来，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推动产业基础再造。

9月28日，在上海市经信委指导举办的“信用大数据创新应用大赛启动仪式”上，新经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由复旦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和上海市信用领域（社会信用服务）大数据联合创新实验室共同设立，未来将以实验室数据为基础，开展区域产业经济分析和相关课题研究。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上海市自2018年起在全国率先开展大数据联合创新实验室建设，致力于探索数据开放新模式、打造数据融合创新应用、促进产学研用深度结合、制定行业数据应用标准和规范，目前已开展了11个大数据联合创新实验室建设。其中，社会信用服务实验室着力解决社会信用服务领域长期数据标准不统一、来源分布散、结构格式多的痛点，将形成以全国企业工商信息、失信信息、司法、行政处罚、知识产权等横向数据，和食品安全溯源领域、集装箱货运领域、车辆维修领域、非公医疗领域、旅游等跨行业和跨领域的社会信用信息为基础的样本数据库。实验室的主要成果是完成信用服务标准清单（管理标准、共享标准、应用标准）、信用产品能力清单（产品、服务、解决方案）和信用研究成果清单（理论研究、标准研究、应用研究）的“三清单”的编制，并在此基础上搭建面向社会各领域的信用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上海信用大数据的全面应用，同时依托北京、苏州、杭州、郑州、厦门、深圳、西安的合作单位向其他省市复制推广。本次信用大数据创新应用大赛结合了黄浦区作为上海经济、行政和文化中心所在地的区位资源优势，依托上海市信用领域（社会信用服务）大数据联合创新实验室整合的开放数据、合规管理机制、公共服务平台等建设成果和黄浦区在金融服务领域、专业服务领域和商贸流通领域的集聚效应，通过开放实验室整合的数据资源和实验室线下的研发和技术验证环境，为参赛团队提供数据和研发的基础。本次大赛设置保险领域和社会服务领域两个专题分赛，采取线上和线下模式，最后将通过行业专家和大数据领域专家评审后形成比赛优胜团队。(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中国发展网讯 9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0年第三季度）于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期论坛聚焦“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动与增长极重构”，知名经济学家陈文玲、肖金成、曹文炼、毛振华、张可云联合解析。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任、副书记，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二级教授张可云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就以下三个核心展开：一、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与区域格局变动；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空间动能识别；三、增长极重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空间动能培养。报告指出，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创新活力不断提升并助推经济增长，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且一些新经济增长态势较好，但投资和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上升空间较为有限。在空间上，各省份人均 GDP 存在微弱的趋同趋势，但是 GDP 不平等程度近年来有所上升。自 2013 年以来，南北差距不断扩大，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的总体差距则变化不大，但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速从2011 年开始急速下降，进而经济总量继续偏向东南沿海，各省份并未出现β趋同的情形。虽然重庆市经济总量在西部有崛起之势，但人均 GDP 较高的新兴发达城市更多在沿海涌现。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动能的主要问题在于沿海地区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而落后地区创新能力较弱、政府债务率偏高和劳动人口占比偏低是其增长动能匮乏的重要原因，同时东南沿海地区的传统增长极辐射带动范围有限，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需要依靠自身的发展挖掘出新的增长极。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及增长动能变动比较明显，而且增长极明显分化为三类，即优势增长极、新兴增长极与老化增长极。在产业结构层面，来自工业产业结构优势的旧动能先后被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和其他产业（新兴产业占较大比重）的新动能替代。同时，工业的产业结构优势逐渐演变为劣势，弱化甚至抵消了新动能的经济拉力。对于大部分省市区而言，工业的区域竞争优势才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只有极少数省市区依托金融业和其他第三产业的结构优势超过工业的区域竞争优势，将旧动能彻底转变为第三产业内高端产业释放的新动能。在区域产业结构层面，四大板块的优势增长极或新兴增长极有一个突出特点，即第三产业已取代第二产业的结构优势，但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势不足以弥补第二产业结构劣势，并支撑当地经济增长。绝大部分优势增长极或新兴增长极的驱动力来自第二产业传统的区域竞争力优势。只有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内极少数优势增长极，将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势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新驱动力。为此，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要着力开发、培育来自第三产业内高端产业的新动能，还要改造提升第二产业内工业的传统动能，增强经济韧性，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城市群是中国人口和经济增长主要空间。其中，五个国家级城市群的聚集水平远高于区域和地方城市群；空间联系方面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为显著；内部一体化在各城市群相差不大。交通网络尤其是高铁建设突飞猛进使城市群成员之间联系日益密切；随着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提升，人口将继续向主要城市群聚集，这些城市群融入全球城市网络的速度明显加快。与此同时，城市群之间差距明显缩小，中西部快速成长的城市群有助于重塑中国区域新格局。中心城市及与其高度一体化的外围地区组成的都市圈，是带动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采用偏离—份额法、局部加权回归和空间统计分析等方法，对中国中心城市及其都市圈的经济增长和内部联系进行分析后得出：（1）中西部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势头迅猛，尤其是西部地区的重庆、西安和成都这三个国家中心城市，而长春、天津和大连这三个北方的中心城市经济增长低迷，缺乏动力；（2）从距城市中心 200km、500km、1000km 和全国范围等不同空间尺度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中心城市的市场潜能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市场区位优势显著；但从交通可达性来看，位于中部地区的武汉和郑州交通区位优势最为明显，这一结论在考虑了经济份额权重之后仍稳健，未来经济增长潜力较大；（3）成都、深圳和广州都市圈整体经济增长迅猛，且都市圈内部联系紧密，综合发展实力强劲，而长春和重庆都市圈整体增速相对缓慢，且都市圈内部联系不紧密，一体化程度较低。进入新时代以来，高质量发展的主基调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代支撑经济增长的区域经济格局调整思路是：一方面要推进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之一，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应分别从区域管理的方式手段、制度安排、现实抓手和结果评估等诸多方面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形成支撑经济增长的区域经济新格局。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布局调整和优化，要求发挥优势，分类施策，重构增长极体系，纠正资源错配，释放创新活力。优势、老化和新兴三类增长极发展态势状况、面临问题与挑战各不相同，因而增强优势增长极、振兴老化增长极和扶持新兴增长极应该采取因区而异的对策。“十四五”时期，在国家新的区域政策体系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将向着均衡化与非均衡并存、区域繁荣融合与化解风险同行、以发展质量提升和不断优化区域空间结构的新的发展阶段前行。“十四五”期间的规划与政策重点是：（1）按照高质量区域发展的要求，持续优化区域空间结构；（2）构建多元的区域创新系统，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3）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承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4）通过优化区域政策不断提高空间治理能力；（5）进一步优化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十四五”时期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在完整的产业体系支撑下，重视国内大循环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这一战略基点的空间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聚焦“穷堵老”。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推动城市群与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同时构建以雄安新区等为代表的世界级增长极。“一带一路”彰显的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雄安新区建设的着力点是培育彰显中国的国际产业与技术引领力的增长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建设节约型社会应成为推动形成“双循环”格局的重要抓手。从供应链的短板来看，节约粮食能大规模减少我国对国外粮食的依赖，发展新能源汽车能大幅降低我国对原油的进口，节约钢铁资源能大量减少我国对铁矿石的进口。此外，我们还要节约资本和公共资源。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是建立一个长效机制，需要有相关的法规、政策，还要建立文化风尚，把过紧日子的信息传递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倡导节约与促进消费并不矛盾，要控制资源消耗型的消费，促进资源节约型的消费，比如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消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陈文玲指出，当今全球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当前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变化，引发全球地缘政治、经济问题，对中国区域经济的转变和调整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中国新的战略组合和战略布局使我们的区域经济发生很多重大的或者根本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国家的区域战略布局，比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等新一轮区域的战略布局。未来的区域可能有三大要素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一是大流通的格局，在硬基础设施、软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支撑下，我国的要素流动会更快；二是我们在区域经济的格局中形成了若干大城市群；三是在疫情中我们发现现在有特别强大的物流体系，还有国家的储备能力。未来我国区域布局要更好的组合国内优质要素资源，使中国成为全球优质要素的聚集中心和世界贸易中心。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所原所长肖金成指出，国际大循环的概念最早在1988年提出，当时中国对外依存度较低，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中国外贸依存度一度超过60%。在1998年东南亚货币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全球需求萎缩，中国首次面临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难题。由于消费需求难以带动，我国政府采用了扩大投资需求的方式扩大内需，兴建基础设施，降低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2018年中美贸易战后，中国再次面临外需下降的压力，这一次恐怕要真正考虑国内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受制于劳动者的收入，因此，扩大消费需求，一定要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其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和城市的消费结构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要提高消费需求，还要提高城镇化率，特别是要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再次，由于社会保障水平的落后，城镇职工存钱的意愿强于消费，因此，为了提高消费需要，还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莫干山研究院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曹文炼指出，要以政策创新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我国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是西部大开发政策创新问题，要以新的举国体制建设西部大开发，要通过政策创新解决西部融资难、政府债务重和评信低的问题。二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要通过政策创新充分利用东北的优质资源、土地资源和旅游资源，破除政策限制。三是加强对区域融资政策创新的研究，通过政策创新解决当前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严重债务问题。四是土地政策的创新，充分利用土地创造财富的性质帮助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五是要加大法治和区域经济的创新结合，区域经济的发展还要走法治的道路，包括政策创新，要建立现代的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