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社科院 博士

如果你询问一个不了解当下考博行情的人，可能他还会告诉你当前2020年考博才刚刚开始，甚至还会宽慰你说都还没有开始呢？但是，本文将告诉你，别太天真啦，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即将完成十分之一。也许你会震惊，你看，大部分院校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还没有发布，你怎么能够得出上述结论呢？是的，确实是不少院校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还未发布，但是现实也绝非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下面从多个角度进行说明，希望能够引起你的警觉。根据相关统计，当下我国高校全年招收博士生10万人，那么你算一下1万人占10万人的比例是不是十分之一。清华大学当前每年的招生人数已经突破3000人大关，而当前的信息是大部分院系已经于上周完成9月份的博士招生工作。而计划招生7000多名博士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已经发布2020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春季入学博士生网报时间为2019年10月10日-10月25日，虽然只有硕博连读，但是人数也不少，而且中国科学院大学还有直博生招生，仅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就招收直博生26人，因此招收直博生1000多人轻轻松松（112个研究所、18个院系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单说来，仅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10月份就可以确定录取人数在3000-5000人。浙江大学2020年拟招收直博生的导师就接近3000人，另外诸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南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等院校都已经启动直博生招生工作。可能在部分专业看来直博生招生名额有限，但是很多专业的招生人数则特别多。仅以北京大学某学院为例，其拟招收99名博士生，全部采用推免制（直博、硕博连读）。以上总总虽然没有进行过认真计算，但是可以自信地告诉大家，人数远大于1万人。文末会附上已经发布的招生简章。2.当下博士研究生的招收途径主要有：申请考核制、硕博连读、直博生、普通考试制以及各种专项计划。那么你说说当前上述几种招生模式占的比例为多少？申请考核制占总招生人数的一半你有意见没有？硕博连读、直博生占据总录取人数的百分之10-30，你有意见没有？如果你没有意见，那么我就可以清楚地告诉你，直博生招生下个月就全部完成了，10月中旬之前基本上可以确定录取名单，而直博生的比例在很多高校中已经接近10分之1，你信不？另外硕博连读的选报工作不少院校当前也已经陆续开展，因此对采用直博生、硕博连读招生方式的高校，本月末基本上就完成了十分之一的招生任务。3.根据我们有限的记忆，当前已经发布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不含直博）的院校已经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广州中医药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航天十一所、军事科学院、西北工业大学、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福建师范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等院所。文末会附上已经发布的招生简章。想必上述3点已经能够证明全国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即将完成十分之一，只不过确实如很多人想的那样，不少学科的招生工作，特别是人文社科专业的招生工作才刚刚开始。但是也不要大意，诚如当你还不知道何谓考博时，直博生正在快速扩张，硕博连读继续发力一文所言，法学专业即将诞生前100名2020级法学博士研究生，而每年法学博士的招生总人数为1600人，也很快到达十分之一的比例，毕竟接下来的一个月将会有大批的申请考核办法发布。

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博士已经正式开始招生了，硕博通老师发现，很多想报考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博士课程班的同学问很多一样的问题，经过两个月的记录，筛选，我将同学们都会问的问题汇总成条目分享给大家：问：硕士学的是其他专业能就读吗？答：我们对你硕士所读的专业没有要求，只要你目前所从事的行业与金融或经济相关或者你之后有想朝金融经济方向转型的想法，都可以参加学习。问：全日制博士与在职博士有什么区别？答：统招博士与在职博士的区别在于，在职博士是宽进严出，统招的是严进宽出，在职的博士主要是以发表论文、写专著、省部级奖项等为获得学位的条件。问：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博士是否可以使用？答;近3年内的都可以，但得是在核心期刊发表的。问：异地学员如何上课，可以通过视频学习么？答：不可以，但是如果因为工作原因确实安排不开，可以请假，请教务老师把课件发给你，或者跟下期班补课。问：需要准备哪些资料？答：报名需要携带的资料：身份证原件、复印件、硕士学位原件、复印件、一寸照片4张、报名费800元。问：导师如何选择？答：在课程第二学期，双向选择。问：英语有什么要求？考试是参加国家统考么？答：入学考试不考英语，毕业后申请学位时研究生院有英语考试，这个考试难度为四级到六级。问：发票如何开？答：社科院统一开具发票问：针对于有的学员认为我们就是一个课程班如何回答？答：我们不是课程班，因为我们是可以申请博士学位的，我们在职班的学分社科院研究生院是完全承认的。问：费用可以优惠么？答：不能优惠，这里是社科院，正规办学。问：博士论文有导师指导么？如何能保证通过？答：有导师指导，不能说保证你通过。要认真对待。问：社科院博士最亮点的优势是什么？答：国内唯一可招收在职博士的院校。具有单双证通道。社科院是国家部级单位，与教育部平级，再一点我们的师资力量与博导，没有任何一个院校可比。问：入学考试都考什么？有考前指导么？答：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考的是与经济相关的主观题，面试是社科院院所领导做单独沟通，了解学员的的综合能力。问：报名的程序是怎么样的？答：填写报名表-----发送入学考试通知------进行笔面试------发放录取通知书。问：申请博士学位需要哪些条件？答：硕士学位满五年、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篇以上、或论文3篇加个人专著一部、省部级科研奖项3等奖提名、通过研究生院的考试问：应届硕士毕业生是否可以报考？答：可以。问：博士学费是多少？答：现代服务与投融资128000 ，产业经济学：138000问：在境外获得的硕士学位可以读博士么？答：硕士在国家学位办做过认证就可以报读。问：只有硕士学位，没有学历可以报博士么？答：可以，有硕士学位即可。问：博士学位证书是哪里颁发的？也是国务院学位办么？答：该学位证书是国务院学位办统一颁发的，和统招毕业的学位是一样的。问：申请博士学位有名额限制么？录取比率如何？答：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满足条件，我们就授予学位。没有录取比例问：课程设置是怎样的？ 答：政治理论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选修课，跨学科选修课。问：师资配备情况？答：大部分为社科院导师、研究员；部分外聘知名教授，专家。问：如果经常出差，确实没时间上课，学分怎么修？答：提前和教务老师打招呼。安排调课，回来后补课。补修学分。问：毕业论文有什么要求？答：结业论文3万字以上，毕业论文8-10万字问：除了上课还有什么增值服务没有？答：移动课堂，联谊活动。社科院论坛与讲座免费参加。问：申请学位考试考什么科目?答：马列，经济综合，英语，问：刚毕业的硕士可以读吗?答：可以，只要具有硕士学位就是可以报考的问：博士课程共修多少学分？答：32学分问：博士发表文章的主要刊物名称?答：目前有3个系列可选：一是（北核）北京大学图书馆，1000多个检索目录。二是（南核）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500多个检索目录。三是社会科学院，700-800个检索目录。问：博士有年龄要求,超过要求年龄也是可以申请的吗?答：一般45周岁一下。如果年龄超过，会考虑学生的综合社会层次，有机会破格录取。如果同学们有其他上面没有包含的问题要问我，欢迎留言或者加硕博通老师百家号后，私信回复常见问题，更多问题会出来。私信回复招生专业，会出来2020年所有社科院在职博士招生专业，私信回复上课地区，会出来2020年社会科学院在职博士开设课程班的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已将“《易经》与预测学”纳入2019年博士生（全日制）招生计划。该消息是从2019年9月5日在京举办的全国易学实战应用大赛启动仪式上获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已将“《易经》与预测学”纳入2019年博士生（全日制）招生计划。该消息是从2019年9月5日在京举办的全国易学实战应用大赛启动仪式上获悉的。周易预测学被社科院纳入博士生招生计划。笔者经过查询查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官网，在2019年招生计划中，查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2019 年博士招生专业目录，“《易经》与预测学”作为研究方向之一列在 010102中国哲学（1）下面的02，导师是谭德贵。该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孙晶当场宣布。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政府人文社科方面的权威机构，已经认可“周易预测”的学术地位，并纳入学科建制，开始着力培养掌握周易预测的人才。周易预测从此再也不是某些人眼中江湖流传迷信骗术。《易经》是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多年的文化传承，同时也是一部能够充分反映出中国文化和东方智慧的巨著，凝聚了上下5000多年来历代先贤们的智慧结晶。群经之首，万经之王---《易经》易经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渊源，文化的枢纽。儒、释、道以及其他诸子百家无不是从易经中吸取营养而提出创立了自己的一派学说的。 《易经》是一部以自然辩证法为支点，从人生观、世界观的高度，指导人的思想、行为。充满了辩证思维，充满了真和善的动机，充满了忧患意识，同时也贯穿着进取精神。《易经》语言高度精炼，富于想像，善用比兴，且有音乐性。《易经》教人认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的，对反对迷信，分辨哪些是江湖骗子的把戏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它是远古的精神文明、民族智慧的结晶。

作为社科院一名学子，无数次仰望这些厉害的师长和师兄师姐~社科院大学是2017年才成立的，在这之前主要是社科院和社科院研究生院培养人才。历史上社科院的名人太多太多了，简单说一些我记得的。郭沫若，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前身）陈寅恪，曾任史语所历史组组长顾颉刚，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zān]，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赵元任，清朝著名诗人赵翼（瓯北）后人 。光绪十八年（1892年）生于天津。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罗常培，毕生从事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其学术成就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音韵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李方桂，语言学家。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汉族，广东新会人，出身药商家庭，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范文澜，字芸台，后改字仲澐（一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冯友兰，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季羡林，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金岳霖，男，字龙荪，祖籍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出生于湖南长沙。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著有《论道》、《逻辑》和《知识论》。从1952年以后一直在哲学研究所任教，副所长。潘梓年，江苏省宜兴县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杰出的新闻斗士，潘汉年堂兄。创办了《新华日报》，并被毛泽东钦点为第一任社长，因此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1954年调中国科学院筹建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筹备出版《哲学研究》。创办了《自然辨证法研究通讯》，推动了全国的哲学研究。汤用彤，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195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又任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夏鼐（nài），原名作铭，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夏鼐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沈从文，男，原名沈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钱钟书、杨绛，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钱钟书曾任社科院副院长，这一对夫妇应该是家喻户晓啦。何其芳，原名何永芳，生于重庆万州，现代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友渔，男，山西灵石人，原名张象鼎，字友彝。中国法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学家。法学所第一任所长。瞿同祖，历史学家。湖南长沙人。1978年进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一直到去世。王家福，著名民法学家，2009年,王家福荣膺年度十大法治人物。他的得意弟子、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为恩师宣读了颁奖词:“他用50年时间做了两件事: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法学泰斗王家福,以法兴邦,推动中国法治理念进步;桃李天下,奠基法治中国稳健前行。”2018年荣获百名改革先锋称号。梁慧星，著名民法学家。社科院博士，王家福弟子。孙宪忠，著名民法学家，社科院博士，王家福弟子。胡云腾，二级大法官，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曾任法学所副所长。王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法学会会长。还有太多太多的学术大家，可以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有一半的大师出自社科院或者在社科院工作过。我把社科院的学部委员（人文社会科学的院士）列举出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中国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5年 艾思奇 · 包尔汉 · 陈伯达 · 陈翰笙 · 陈望道 · 陈寅恪 · 陈垣 · 邓拓 · 狄超白 · 丁声树 · 杜国庠 · 范文澜 · 冯定 · 冯友兰· 冯至 · 郭大力 · 郭沫若 · 何其芳 · 侯外庐 · 胡乔木 · 胡绳 · 黄松龄 · 马叙伦 · 马寅初 · 季羡林 · 翦伯赞 · 金岳霖 · 黎锦熙 · 李达 · 李亚农 · 李俨 · 刘大年 · 罗常培 · 骆耕漠 · 吕叔湘 · 吕振羽 · 茅盾 · 潘梓年 · 千家驹 · 钱俊瑞 · 沈志远 · 汤用彤 · 陶孟和 · 王力 · 王学文 · 王亚南 · 魏建功 · 吴晗 · 吴玉章 · 夏鼐 · 向达 · 许涤新 · 薛暮桥 · 杨树达 · 杨献珍 · 尹达 · 于光远 · 张稼夫 · 张如心 · 郑振铎 · 周扬1957年 嵇文甫 · 陆志韦 · 吕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61人陈佳贵、江蓝生、刘国光、江流、冷溶、汝信、王伟光、蔡昉、靳辉明、李崇富、程恩富、杨义、朝戈金、李景源、叶秀山、沈家煊、魏道儒、黄宝生、刘庆柱、王巍、耿云志、张海鹏、陈祖武、林甘泉、陈高华、宋镇豪、王震中、廖学盛、刘树成、张卓元、朱玲、吕政、周叔莲、金碚、李扬、王国刚、张晓山、李京文、汪同三、杨圣明、高培勇、田雪原、景天魁、李培林、郑成思、王家福、梁慧星、王叔文、李林、郝时远、史金波、何星亮、张蕴岭、苏振兴、余永定、李静杰、裘元伦、周弘、黄长著、方克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33人首批95人：丁伟志、丁守和、于光远、于祖尧、仇士华、孔繁、王仲殊、王庆成、王贵宸、王耕今、邓绍基、刘世德、刘海年、刘起吁、刘楠来、刘魁立、吕大吉、朱寨、朱大渭、朱绍文、何方、何乃维、何振一、何龄修、余绳武、余敦康、佟柱臣、吴元迈、吴宗济、吴承明、吴家竣、张炯、张长寿、张守一、张泽咸、张振鵾、张椿年、李琮、李奇（女）、李步云、李道揆、杜荣坤、杜继文、杨天石、杨季康（女）、杨曾文、汪海波、汪敬虞、谷源洋、邵荣芬、陆学艺、陈燊、陈之骅、陈乐民、陈启能、陈宝森、陈栋生、陈筠泉、陈毓罴、周定一、巫白慧、庞朴、金宜久、柳鸣九、胡庆钧、赵人伟、赵风歧、姚介厚、骆耕漠、徐葵、徐苹芳、徐崇温、浦寿昌、涂纪亮、贾芝、资中筠、郭松义、钱中文、高恒、高莽、高涤陈、梁存秀、黄心川、黄绍湘（女）、葛佶（女）、董衡巽、道布、照那思图、蔡美彪、樊亢（女）、樊骏、戴园晨、瞿同祖；第二批38人：马西沙、仁钦道尔吉、吴云贵、李文俊、李惠国、陈铁民、罗希文、郎樱、侯精一、郭宏安、王宇信、王曾瑜、卢钟锋、任式楠、吕一燃、余太山、张显清、张海涛、李瑚、黄展岳、王松霈、刘文璞、孙世铮、宓汝成、经君健、郑友敬、聂宝璋、马骧聪、白钢、刘尧汉、孙宏开、杨一凡、王金存、冯昭奎、陆南泉、徐世澄、陶文钊、项启源。第三批4人：朝戈金、王震中、王国刚、何星亮第四批12人：刘跃进、陈众议、赵汀阳、冯时、陈星灿、彭卫、谢伏瞻、潘家华、孙宪忠、陈甦、邢广程、张宇燕以上是社科院的部分名人，当然我说的更多是学术界。因为社科院的老师大多数都是专心于学术研究，在这里，学术才是受人敬仰的，官员在这里大家并不会关心和崇拜。以上就是我的回答，谢谢~

中国社科院将《易经》与预测学纳入2019博士招生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ASS）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国务院直属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其前身是1955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5月7日，经党中央批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正式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中央对该院提出的三大定位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我们查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官网，在2019年招生计划中，“《周易》与预测学”作为研究方向之一列在中国哲学下面，从此再也不是某些人眼中江湖流传迷信骗术。就是因为认知度不够，这方面没有得到普及，才让很多人钻了空子。在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周易》的文化地位必须得到确认。 事实上，此次中国社科院将《易经》与预测学纳入2019博士招生计划也并非偶然。我们发现，自2017年开始，《易经》知识已经进入高考试卷。2017年高考太极图进了全国卷，让全国人民为之一惊，很多人大呼新鲜。当时的文科作文就有让谈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看法。这句出自《易经》的句子还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而文科数学试卷直接考试了太极图的知识，在理科数学中也出了一道从《易经》演化出来的《算法统筹》的内容。2018年高考中出现了《老子》有与无的相关考题。2019年，也就是今年，《易经》六十四卦又进了高考数学全国卷，相信这会带给教育界更大的波澜。不只是在高考中出现了《易经》知识的考试，直属机构201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的笔试中，常识判断题中的第十二道题也是与《易经》有关的知识。其实，央视百家讲坛著名学者曾仕强老先生早就公开说过：《易经》有五十年大运，早学早受益。孟子曾说：“天生斯民，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因此，现在的整个教育界也在不遗余力的强调《易经》的重要性。“《易经》是自然科学的产物，伏羲氏当年就是领悟了自然的规律而一画开天的。只不过《易经》的学问没有停留在自然科学上……很长时期以来《易经》一直在被误解，被小用，这次中华民族再次大兴盛，应该把《易经》大用的价值开发出来！”国内外很多专家都曾预言，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易经》是一部探索宇宙人生规律的典籍。它以别具哲学思维的方式，揭示万物的变化规律，中国乃至世界各中学科都可以在他当中找到源头。《易经》纳入国家层面的各种考试，不仅体现了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还是在建立民族文化自信感的实际行动！更要让经典的智慧指导生活工作，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其实，预测只是它最小的用途，那么《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神秘的《易经》，也称《周易》，是一部既古老又新奇，既陌生又熟悉，既高深莫测，又简单容易的书，是解开宇宙人生密码的宝典。《周易》之学能垂千载之久，为历代智者、著名文人、军事家、政治家包括普通百姓家都奉若神明，必当属有用之学。孔夫子深知预测顺逆可以趋吉避凶减少过失，故披览《周易》以致“韦编三绝”，以此即可印证《周易》的价值。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 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0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马中骐在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首批博士中唯一的女博士徐功巧和导师邹承鲁院士。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 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本文原载于2013.10.22 《北京日报》17、20版

本文全网版权保护，违规转载洗稿必究！文｜冷丝栏目｜丝说教育改革根据2016年到2017年的教育部公开的数据，国内100所高校中，浙江大学博士点数量最多，其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博士点数量仅排名第11位。当然，这个数据并不包括2018年全国高校新增博士点数量。博士点数量多的国内高校有哪些？除了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之外，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和中南大学的博士点数量排名第3到第10位。前15名高校（2018年前数据）明眼人已经看出，博士点数量多少与学校办学规模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样的排名未将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在内，国科大博士生导师数量国内第一，博士点数量当然不不输于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博士生数量而言，一些传统的老牌子高校，比如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和山东大学等等，它们都有比较显著的优势。当然，就博士生培养质量来说，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无疑又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南京大学冷丝在这里提出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国内博士生培养质量如何？博士论文质量如何？人文科学、理学类等博士论文质量较高，社会科学类博士论文问题多。教育部和学位管理部门每年和每几年都要对博士论文进行抽查，比如，在2015年全国博士学位论文抽检中，各学科论文样本总体合格率为95.79%。其中，历史学100%、理学98.51%、哲学98.44%、农学96.96%、医学96.59%、文学96.43%和工学95.45%。这七个学科门类抽检总合格率在平均线以上。然而，法学是92.21%、管理学90.43%、经济学88.43%、教育学88.03%和艺术学86.52%，这5个门类合格率在平均线以下。陕西师范大学可见，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存在显著的学科差异，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教育学4个学科门类合格率全部低于总样本平均合格率，显示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问题相对突出。其一，社会科学近40%的抽检不合格论文被指出“缺少问题意识、理论关照和聚焦”以及“论述分析不能与研究问题紧密结合”的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还包括选题没有学理意义、对学科研究现状了解和把握不够深入等，这些都指向博士论文研究和撰写的一项基础工作，即提出“研究问题”。说白了，很多博士论文是为了毕业、拿到博士学位而研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研究，这样的研究没有意义和价值。山东大学其二，社会科学中60％的不合格论存在被评审专家明确指出文献综述质量差的问题，在管理学和经济学门类，这一比例甚至超过70%。从评阅意见来看，文献综述的问题非常集中。文献梳理的基本工作量和文献的质量不够，包括文献不全面与陈旧、来源期刊不够权威以及外文文献缺乏，因而无法全面和准确呈现本学科领域与论文主题相关的研究基础和现状。其三，超过60的不合格论文在分析推理和论证的合理性、逻辑性方面存在问题，还有很多论文被专家指出概念，理论使用不当，论文思路模糊和结构逻辑混乱，以及论述分析与研究主题关联不紧密的问题，这些都指向作者研究训练的不足和理论思维、分析论证能力方面的缺失。那么，博士生培养和博士论文质量又该如何有保障呢？在博士生培养环节中，学校要加强学术规范、学术写作方面的训练，鼓励培养单位开设学位论文写作、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等公共课程，强化基本学术训练。高校必须加强博士生培养过程考核和质量把关。通过相关制度建设，强化和完善论文开题、中期考核、课程论文、预答辩等培养过程中的考核环节。加强博士生导师的质量监督意识，建立适当的责任保障机制。同时，高校必须加强对于抽检不合格论文培养单位和导师的追责，进一步提高以论文抽检合格率作为学位点评估、学位授予权和导师招生资格、研究生教育资源分配的力度。附录100所高校名单：百所高校博士点数量本文全网版权保护，违规转载洗稿必究！敬告｜冷丝所有文章首发『百家号』，如有错漏和最新信息，作者将在评论版块及时更正和补充，也请网友批评指正，谢谢您！同时严正声明『非法转载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和西湖大学都是我国最年轻的大学，至于哪个更好，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者侧重点不同？我分析如下，根据自身条件做出选择，就是最好的，欢迎大家留言探讨。主要有四方面区别：区别之一院校属性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创立于2017年5月，前身是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属于公办性质大学，经费来源国家财政。西湖大学创立于2018年2月，前身是西湖高等研究院，属于民办性质大学，经费主要来自民间筹资。区别之二师资力量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现有高级专业人员1576人，其中607名博士研究生导师。西湖大学面向全球招聘高水平学术领军人才，目前已签约37名教师，计划三年后达到210人。区别之三院系专业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截止2017年已设置有8个学院：管理学院、媒体学院、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西湖大学主要集中在三个学科门类：前沿科学、生命与健康、理学设立一级学科。区别之四人才培养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采用“本硕博一体化”和“师徒制”人才培育模式。导师由著名专家学者担任，指导2-5名学生。西湖大学类似加州理工学院，前五年只招博士生，而后再招本科生，采用“小而精”教学培养模式。信息来自网络，仅供参考。谢谢你的关注，期待你的点赞！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党中央直接领导、国务院直属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院属各单位管理岗位承担着行政、科研、人事、外事、党务等综合协调与管理职责。报名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具有良好的学风、道德修养和职业操守，廉洁自律；（三）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沟通、协调和公文写作能力；（四）身心健康，适应岗位要求，保证聘期内全职在院工作；（五）国内普通高校京外生源应届硕士毕业生年龄不超过30岁（1990年1月1日后出生），应届博士毕业生年龄不超过35岁（1985年1月1日后出生），其他人员年龄不超过40岁（1980年1月1日后出生）；（六）具备招聘岗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七）国家和该院规定的其他条件。招聘岗位及要求 ·如对专业、学历、学位、资格条件等内容需要咨询时，请与相关用人单位联系。报名方式 ·疫情期间，本次招聘不接收纸质版材料，应聘人员请于2020年9月6日17时前，下载并填写《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人员招聘报名登记表》，将报名材料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应聘单位指定报名邮箱，并抄送至邮箱：zhaopin@cass.org.cn。报名表电子版文件名和邮件标题统一命名为“应聘报名：姓名+应聘单位+应聘岗位”。每人仅可报名应聘一个岗位。报名材料：1. 《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人员招聘报名登记表》；2. 本人身份证照片（照片大小和格式：350*500，大小不超过2M，jpeg格式）转发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