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博士研究生有多少

博士是我国学位体系中的最高学位，拥有博士学位意味着一个人的能力已经从实习阶段进入了学术阶段，博士也是我国科学研究未来的“主力军”。而每年我国大约有5万左右是博士毕业生，这基本上和美国差不多，大约是硕士毕业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如下如是各个地区研究生毕业人数。2016年博士毕业生人数由上图可以看出，我国的博士毕业生分布和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是相似的，北京、江苏、上海三个地区每年的博士毕业生人数最多，其中，近半的博士毕业生来自这三个省份。当然，就博士毕业生来说，在很多“省份”仍旧是“稀缺”的，比如重庆、河北、河南、福建、云南、江西等中西部地区，每年的博士毕业生也就几百个人。为什么要读博？首先，对于很多名校的毕业生来说，硕士和博士的待遇实际上是差不多的，而且读博还需要多花3-5年的时间，对于单身女青年来说，读博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然而，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会选择读博？一是理想和情怀。从小学开始，我们的理想随着自己的长大而慢慢“变小”，从开始的科学家、发明家，到现在只要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理想在随我们越来越远。而当硕士毕业，似乎儿时的理想又离我们如此的近，而读博让你走上学术之路，从此踏上实现儿时理想的舞台。二是现实让我选择读博。对于很多普通大学的硕士生来说，有些不吃香的专业，毕业后不上不下，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如果家庭不算富裕，毕业后买房买车又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而读博毕业到高校，一套安置房，解决配偶工作等等，足以吸引大量的人选择读博，当然，随着博士毕业生的增加，这类待遇正在缩水，中西部可能还有，东部高校、科研单位引进博士可能这类待遇少了。中国博士学位含金量多高？实际上，我国很多的学历学位并不被国外认可，甚至港澳台的也不承认大陆的很多文凭。那么我国的博士含金量有多高呢？小编没有找到很好的例子来说明，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各大高校人才引进的要求来看，起码我们自己的大学，对自己培育的博士认可度是不高的。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国内一流名校，人才引进基本上只要一些国外的名校，自己培养的博士基本上很难直接留在本校，只能到国内的二流大学，继续做科研，而二流大学的博士，只能去三流大学，三流大学的博士只能去九流大学了。我们虽然博士毕业生和美国相当，但含金量就差了一大截，这与我们的博导制有关，导师带的博士越多，自己的“收益”也会越多，就如曾经有一个博导一同时带了47名博士，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中国博士过剩了吗？犹如前文所说的，我国博士学位的含金量参差不齐，那么我们的博士过剩了吗？从数量上看，我国是一个产博的大国，每年博士毕业生超过5万人，这和美国是相当的，但从质量上，还有差的比较多。因而小编认为，从数量上看，我们的博士实际上已经过剩了，但从质量上看，博士仍旧还是稀缺的，不然我们的那么多名校为什么不招自己的博士呢？反而还要大量的外国“博士”？

文｜冷丝栏目｜丝说考研曾经是香饽饽的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头衔，如今也风光不再。北大未名湖结冰了随着博士研究生的扩招和毕业人数大幅增长，博士也不吃香了，就业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博士生招生和毕业人数近十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博士早就不是香饽饽。根据中商数据提供的信息，博士生招生自2009年到2016年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而2016年开始，每年以增长1万余人的速度急剧上升，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的博士生招生已经接近10万人。博士生招生和毕业情况（中商数据）国家的总体布局是，扩大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填补社会急需人才的缺口。从国家开始扩招博士研究生这一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并没有将博士学位看得过重，而是看重博士的培养质量和满足社会的需求。海外博士大规模回国就业，这也与国内高校博士毕业生形成了竞争关系，博士早就不是香饽饽了。读博士当然是为了增加砝码，这也是很重要的人生规划。博士学历虽是一纸文凭，却是发展的筹码之一。尤其是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博士学历本身就是各种评价体系的重要标准，评职称、晋级、科研评奖，甚至包括解决家属户口等，持有高学历在许多关键时候就相当于持有通行证和优惠证。冬天里的清华大学无论是在高校还是科研单位，高学历人才依然受青睐。持有博士学历的毕业生不仅给自己建立起进入社会的信心，也会多一次敲门的机会。但是，考博的风险依然存在。博士研究生毕业时，大多青春年华已逝，年龄劣势 凸显 ，就业面反而越来越窄。但毕竟多读几年书，付出的成本也更多 ，就业期望值肯定比较高，要求自然就多。然而可供选择的岗位却少，同时，大多博士毕业生由于缺乏工作经验，而无缘于中高层技 、管理岗位。同时，由于人才市场的双向选择以及就业政策的约束，加上用人单位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许多企业在招聘博士时显得更加谨慎和理性。绿草如茵的复旦大学当前社会中“唯学历高”的年代逐渐被淘汰，高学历不一定能给企业带来高收益。因为，许多博士的年龄与阅历不成正比，毕业时年龄一般在27-30岁左右，但大多是“直线型”研究生，缺乏社会经验，思想比较单一，可塑性不高。长期单纯的实验室研究生活又会使人觉得他们办事稍欠灵活，人际交往过于死板。而对于招聘博士，由于企业在初期的人力资本上需要更多的投资，他们会更注重求职者的技术和经验，许多工作可以由硕士和有经验的本科生胜任，且待遇要求明显低于博士 ，这对企业来说拥有更高的“性价比”，是获取利润的途径之一。博士毕业生未来的就业形势也会紧张，就业需要灵活化。对于注重质量的企业为博士提供的岗位数量十分有限，博士毕业生也正遭遇“学历歧视”，随时会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在严峻的市场竞争中，提高个人的就业核心力比高学历来得更具竞争性，博士研究生在求职时更需要从实际出发，摆正心态，适当降低期望值。美丽的武汉大学在当前危机共存的就业环境下，先择业再就业不仅是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提倡的就业途径，博士研究生也应适时调整自己的期望值，早早丢弃“一职定终身”的固定模式，争取求职的更大主动性。先就业，不一定要专业对口、地区发达、工资很高，而是在基层工作中先储备更多的实战经验，危机过后再重新择业，将自己的就、择业过程变成一个不断上升的发展模式。我国目前虽然处于经济下行期，但也是处于经济上升和转型时期，应用型和复合型的人才是企业今后用人的趋势。正因为如此，真才实学并具备实际工作经验的高尖端人才，将有很大的需求空间。博士毕业生在掌握了深层的理论知识后，通过的工作经历与经 验积累，这对于二次就业将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浙江大学老建筑高学历是否会被无限贬值？如果学历不再论英雄，是否会让更多人不再潜心科研？研究生培养单位将如何真正培养出就业行业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等等？冷丝认为，这些问题都值得有关教育部门和社会深思。

一提到博士，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高级知识分子，高级人才这些相关词语。作为学霸中的佼佼者们，博士这一群体不仅拥有着极高的学历，而且还会因为博学而通达受到我们的仰慕和尊敬。在这个学历至上的时代，能够考上博士的同学，真的可以算得上是同龄人中的人生赢家。不少网友对于目前中国一共有多少博士，博士的含金量究竟如何等问题一直感到困惑，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真实的答案，很有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中国目前一共有多少博士？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博士和博士生的区别。博士指的是完成了课程与科研工作，并且顺利通过学业考试，独立撰写完成学位论文，并经过论文查重、专家审查，最后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被成功授予博士学位的人。而博士生指的就是在读研究生，与前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存在不能够毕业的风险。1978年时，我国招录并培养了第一届博士生，这一届博士生的人数只有18人，这一年则成为了我国博士培养的“元年”。从教育部在2019年下半年发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一年研究生招生的总人数是85.80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招生76.25万人，博士研究生招生9.55万人。而这一年毕业的研究生共有60.44万人，其中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数为6.07万人，占到了总毕业生人数的10%左右。粗略估计，从1978年至今我国共有博士毕业生90万左右，占到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万分之七。虽然博士招生的人数有所上涨，但是在短时间内依然不会出现博士大幅度扩招的情况。博士的含金量还高吗？对于这一问题，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有的人认为当下学历贬值的速度太快，读博的时间还赶不上博士贬值的速度。还有的人从博士总量上来考虑，认为当前博士的总人数占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博士的含金量依然不可忽视。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并没有标准的答案，因为当我们抛开毕业的院校和专业来思考答案的话，很容易出现错误。博士的含金量如何，至少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待。1、文科博士的含金量确实要低一些。在十年以前的时候，高校的教师队伍缺口是非常大的，不管你是什么专业的博士，毕业后在大学任教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看来，高校文科博士的岗位基本上快要饱和，需求变得越来越小，而毕业的博士生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含金量确实会降低不少。2、热门专业的博士缺口巨大，含金量十足。例如人工智能专业，大数据处理专业和芯片研发专业等类型的热门新兴专业，博士的缺口是巨大的，含金量要比普通博士高出不少。而像一些所谓的“天坑专业”，即便是博士毕业，就业压力也很大。3、毕业院校的层次直接决定了博士的含金量高低。虽然博士招生数量在不断地增加，但是名校博士的人数还是有限的。大部分新增的博士点都是位于普通院校，即便是同一个专业的博士生，由于学校层次的差距，和名校博士生相比也会存在含金量上的差距。总的来看，我国目前的博士总人数和博士占总人口的比例依旧处于较低的水平，含金量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也足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不过从较长的时间考虑的话，随着博士毕业人数的逐年增加，就业的压力也会不断地增长。看完博士的总人数和含金量以后，你有什么想法，会不会选择读博呢？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已授权。文化纵横——致力于中国文化重建和价值重生。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过去数十年里取得重要成绩，但也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一种典型的看法是，研究生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太多，应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规模。本文作者认为，这种“一刀切”的解决方式看似痛快，实际上行不通。他认为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不能仅从教育本身，还要从社会角度来考虑研究生培养问题，真正的要害是教育资源错配：那些无意以学术为追求而希望借高学历来实现升官、发财或出名者的大量涌入，那些不太有必要大搞研究却争着设硕博点的专业的增加，实际上对有志也有潜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造成了无形的挤压。这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尽管本文发表于9年前，却对理解今天的问题依然具有参考意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尽管“文革”前——当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中国的少数著名高校就开始了研究生教育，但无疑，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过去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巨大成就。仅就每年获得学位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数量而言，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做事就肯定会出问题；而且问题还不老少。其中一种比较普遍，而且很致命的批评是，目前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规模太大，学位授权单位和“点”太多。而对应措施，除了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提高研究生导师自身素质外，最主要是压缩研究生教育。例如有学者建议：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纯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大学，只招收硕士研究生；少部分研究型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全国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这种看法在学界有一定代表性。他的某些判断和建议有道理，但我不完全同意他有关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判断，特别是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一种加强行政监管的思路。我认为，无论是分析、判断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还是提出必要和可行的调整，都应当基于中国社会的语境以及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不是基于抽象的教育理念或局促于某个学科；尽管我不排除政府的作用，但我认为，调整和改革必须更多交给事实已存在的（广义的）教育市场、受教育者和教育机构，而不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彻底整顿”。质量有问题？ 中国的研究生数量急剧增长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后；毕业生的平均质量也确实下降了。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了？更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国社会很不利？质量下降和数量增加之间肯定有因果关系，但是什么样的？回答似乎一目了然；但我的分析会展示，答案并不那么确定；许多答案甚至取决于定义。从宏观上看，一个社会的无论哪个层面的教育，一旦开始从精英选拔向更多人扩展，无论社会和个人（教师和学生双方）做出何等努力，学生的平均教育质量都一定趋于下降。这个铁律，与社会的教育投资、教学软硬件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的刻苦程度无关。关键是，教育质量不仅仅取决于教育者，还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潜质，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虽然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自己，但人的天赋不同，通过教育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可能就总是有限度；即使天赋相近，由于求学者的偏好不同，对未来职业和收益的期待不同，也会影响他学习意愿和学习的自觉投入。教师和其他外部条件不决定一切。同样面对孔子的循循善诱，弟子三千中，也只有七十贤人；颜渊“欲罢不能”，而宰予却大白天睡觉，乃至令孔子感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因此，虽自诩“诲人不倦”，孔子对那些思维不灵活的学生并不坚持这一原则；强调“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不认为人的自然禀赋或学习能力是相同的。假定任何社会全部人口中，颜渊类、宰予类以及介乎其间者比例大致稳定，那么随着教育的从精英向大众扩展，学生平均质量就一定下降。如果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只招收一位学生，碰巧招到了爱因斯坦或颜回，那它或他/她的教学平均质量就是任何其他学校或老师不可企及的；而既然并非所有求学者都是潜在的爱因斯坦或颜回，教育扩大导致学生平均水平下降则是必然。事实上，所有国家的无论所有层次的教育一旦从精英开始走向大众，是渐进地还是急剧地，其毕业生的平均质量都下降了。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正经历这个宿命，快速地；但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更为迅速。20年前，我听到中国教育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说，中国大学生平均水平比许多发达国家一点不差（隐含地是，还可能超过）：而今天，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23%的中国，教育界人士就很少这么说了。这表明研究生平均质量与教育条件和导师有关，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关系那么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本身的素质，即所谓“人才”。数量增加，平均质量就下降。这似乎是教育的悲哀。但真是吗？也许用平均质量作为判断标准本身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教育界视野局促，对自身能力缺乏自知之明、夸大了教育功能。判断标准应是社会效用的；据此，更有意义的标准，无论对教师、学校还是国家，应当是也从来都是其“培养”的少数顶尖人才的水平。我们不是根据宰予，而是根据颜回、曾参来评判孔子的。若是关注顶尖人才，尽管缺乏经验调查数据，我还是推断，30年来中国培养的研究生的质量很可能在不断提高，尽管若做得更好些，可以提高更快些。若是人才最重要，那么问题就是，现有的尽管问题多多的研究生招生体制是否把有潜力的人才排斥出去了？只要不存在或出现这个现象，那么问题就不是太大，因为这些人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社会科技学术创新具有决定意义。而教育规模扩大有再多问题，也不至于排挤了这些有潜力并有意愿的求学者，相反，一些在先前教育规模过小的条件下无法获得研究生教育的仍然有天分者很可能因此获得了这种教育，从而很可能是整个社会选拔培养的优秀人才绝对数量增加了；这就是教育规模扩大的收益之一。这不是说没有人才遗漏；有，一定有，任何时代的任何筛选机制都不可能将天下人才尽收囊中。而教育条件总体而言更是大大改善了。20年前中国的研究生尽管个体潜质很好，但实际所受教育培养比较有限；当时有一些优秀导师，但数量很少，整体而言高校科研院所经费严重不足，图书资料陈旧，实验条件缺乏，学术前沿的信息渠道不畅通，有些学科的学术自由宽松度也显然不如今天。当时的研究生毕业后是大多比较出色，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培养的成果，令人怀疑。我更倾向归功于这些学生自身的学术潜质和意愿，加上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各方面急需人才，学科急剧地恢复性扩展，他们得以早早进入了教学科研一线，迅速成为生力军、开拓者甚至是领军者。今天尽管由于学生多了，不爱学习、学不进去乃至混文凭的人在数量上甚至比例上都可能比之前多了，老师关心学生不够，甚至有些老师不负责任，但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通讯都有了迅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都大大改善了，学生的外语能力更强了，互联网使关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人有了更宽更快的了解渠道，对于好学且能学的特别是有天分的人来说，我认为，研究生的培养环境还是改善了。因为，如果学术潜质和偏好是天分，那么这些变量就不大可能因为有其他某些同学不爱学习而改变。而导师也并非决定性因素，孔子、老子和柏拉图都是谁指导的？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期待规模扩大后的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超过20年前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目前这批人还没有获得充分的机会展示其实力，部分因为中国科研学术人口的年龄结构——文革后最早进入高校科研机构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今大都在壮年时期，占据着绝大多数最重要的学术科研位置。上面说的主要还是一些有学术传统的学科。但一定不要忘记，在过去30年里，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兴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当年的无线电系哪儿去了？电机系又哪儿去了？一系列新的院系专业出现了。即使一些系或专业名字没变，但知识体系也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计算机系；例如经济系的基础理论就不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价格理论。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我们必须把学科发展和分工因素考虑进去。说这个因素，是因为这会对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中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某些学科中顶尖研究生数量和平均质量下降。20多年前，中国的顶尖文科学生大多进入了文史哲，理科则大多进入了数理化，这些学科产生了“一时间多少豪杰”的现象。而如今，文科高考高分学生更多选择了经济、法学、管理和金融，理科学生更多选择信息、生物、材料和各种工程。很自然，有些学科中培养的顶尖研究生数量会少一些，甚至有些学科“门庭冷落车马稀”，勉强保持招生数量导致平均质量下降了。但从社会角度来看，这表明学科不可避免的消长更替，实际上是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的重新配置，可能更有利于各学科的全面和协调发展，有利于新学科的创造和拓展，并因此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变动，应当从社会总体收益上看，从各学科的边际收益比较上看，而决不能固守本学科。上面的分析已表明考察研究生培养质量不能局促于本学科甚至教育圈。而坚持这一眼光更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如今对许多人来说，几乎是一种社会福利或准福利了。我个人并不赞同把高等教育视为社会福利，人人都有一份。但问题不是你我是否同意，而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已把或正在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类似福利、要求国家和社会向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东西，因此，过去10年来社会对研究生教育有一种逐渐增长的消费需求，而不论消费者是否真的打算并适合从事科研和教学。在此我不讨论这种消费需求对不对，是否理性；甚至我愿意承认其中有不理性的、机会主义的成分。但问题是面对这种需求，教育能怎么办？若有人感觉自己因“文革”失去了高等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机会，因此希望并强烈敦促自己并不打算从事研究教学的孩子考研和考博；有人恪守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理念，不管自己有无能力从事科研和教学，还是希望读研，拿个文凭留在手中；还有人为了便利自己在官场或学界晋升，想有个研究生文凭。怎么办？这种需求并非少数。教育是否有某种义务满足这种需求？我说没有；按照传统教育定义和我们根深蒂固的教育信念，不应当，甚至感到讨厌。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目前的研究生筛选机制根本无法有效甄别各类考生。怎么办？换用其他机制又很容易引发社会对公正的猜疑。这种社会需求和种种相关的社会心态事实上都在塑造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而且，这些需求真的一点合理性、一点点社会效用都没有吗？教育真的不应有而且真没有满足诸多个体这种小小的个人幸福（包括虚荣心）的社会功能吗？我完全同意，教育界应当以培养更多高质量学生为追求，甚至是信仰，并以此判断一个教育体制、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的优劣。但对于社会来说，这个标准是不够的或如今不够了，更非惟一的；甚或社会主要不应采取这个标准，标准应当是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对社会来说，教育的意义总体上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 数量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扩张，从社会角度来看，有收益，但也要坚持从这个角度，考察这个收益的成本或代价。不能“一好遮百丑”。最明显的问题是，由于相当数量不打算也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这使资源本来就紧缺的高校和教师无法集中资源培养真正有能力、有潜力而且有意愿从事教学科研的研究生，并因此不利于对于中国研究生教育和科教兴国具有决定性和指标意义的顶尖人才培养。这是我最担心的。还有一些高校或其中某些学科（特别是一些广义的文科）放松甚至可能是没有标准，招收了一些缺乏基本学术资质的官员、商人或其他人士读研、读博士，成了变相的买卖文凭，败坏了学风，败坏了教育。目前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批评意见，大多集中在这两方面。我都同意。但从社会角度来看，问题更大，更多。问题之一是社会资源浪费。研究生数量剧增，不打算或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他们耗费数年时间学习自己不感兴趣或强迫自己感兴趣或是伪装感兴趣的知识或技能，加上他们为考研支付的时间和精力（有的连考多年），这是相当大的社会成本；不仅他们本人或家庭为此支付了时间、精力和金钱，还有社会失去的他们若就业可能创造的财富。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研究生是公费的，这意味着纳税人（部分）支付着他们的学习费用；即使是全自费，从社会角度看，也同样耗费社会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还不能算很富裕的社会，这种耗费值得痛心。但人们更经常忽略的是研究生教育扩张对教育功能的另一种伤害，并因此是另一种社会资源浪费。这需要我们理解研究生特别是学位制度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信息功能。如果仅仅是为学习知识，哪怕是考虑规模效益，也未必需要办大学、办研究生院，设立各种学位。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及相伴的学位制度有其他重要的社会功用。功用之一是节省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特别是随着社会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更需要劳动力产品标准化，而大学、研究生教育以及学位制度本可以向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些基本信息，大大节省市场上选择人才的成本。用人单位可以借助学历和学位大致或初步了解求职者的基本资质，缩小自己的筛选范围；求职者同样可以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而节省费用。研究生教育数量剧增，平均水平降低，特别是研究生知识和能力严重参差不齐，研究生和相应的学位制度的信息功能就弱化甚至丧失了。这种状况如今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已出现。至少在某些行当，如今用人单位不再简单看学位，还看重甚至更看重本科是哪个学校，看重研究生毕业于哪个学校、哪个学院、哪个专业甚至哪位导师；许多人曾经迷信“海龟”，如今对“海龟”也不再那么盲目迷信了，道理都一样。当丧失或部分丧失了这种功能后，研究生教育的学位和学历对社会就意义不大了，而只是或更多是对自己有心理暗示和满足的符号。这其中受伤最大的是那些有真才实学并愿意从事科研学术研究的毕业生，因为社会很难根据其学历和学位判断他或她的实力。生活中伯乐总是少的。有实力的研究生必须同实力明显不如他或她的研究生一起重新竞争本来对他/她更为合适的工作职位，他/她的就业变得更难了，而且可能失去，例如科研教学职位。当众多求职者都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之际，这些学位对社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用人单位就不得不对每个求职者的资质重新严加审查，或借助其他更有意义的但不那么正式的标识来获得相关信息，就业市场会出现一些新的标准，表现为一些隐性的但有效率的歧视。还有一个损失是，某些著名高校或专业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学术无形资产因此被零打碎敲地出卖了。这种状况也伤害了研究生教育的消费者。物以稀为贵。当标准降低，很多人都能达标，只要有意愿或有钱或当了官就可以上，当然还会有人考研，但人们从考上和毕业中获得满足会大大降低。说的是研究生本人作为亲历者从中获得的固有满足感，而不是从社会对研究生的赞美评价中获得那种满足感。同样考试满分，在没有伴随其他收益的前提下，一个人凭真才实学，一个人请他人代考，只有前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才有骄傲和自豪，而后者也许会庆幸，却没有骄傲和自豪。人可以骗社会和他人，却骗不了自己。近年中国研究生消费意愿一定程度的降低也许部分反映了这个问题。还可能有一种潜在的长远伤害，对中国的伤害。这就是中国民众可能产生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即所谓“土鳖”不如“海龟”。这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整个教育界都是不公平的。更进一步，这会造成某些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转向西方教育，求取满足自己或孩子的研究生教育的消费需求，国内大量财富会向国外流，进而造成中国高校教育资源进一步紧缺，需要国家，实际是纳税人，加大教育投资。这种情况其实目前已经有了，还不少；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都有。不少人花费了数十万人民币到某个西方国家的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读一年研究生学位，其知识含量并不比中国的主要高校甚至一般高校的某些专业研究生教育的知识含量更高。再进一步，过度扩张的研究生教育有可能导致中国教育在国际上缺乏足够的品牌效应，甚至摧毁中国高等教育已有的无形资产。这会非常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增强其科教文化的软实力。如果中国主要高校的研究生不能成为某种品牌产品和放心产品，即一听说毕业于北大或清华，各国科教机构都争着要——还不限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教学研究，如果世界各国还没有如今中国人对哈佛、普林斯顿、剑桥、牛津等西方高校研究生的那种迷信甚至迷恋（这都是有的），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软实力就不够。中国的软实力不可能仅仅靠多办一些孔子学院来有效增加。在当代中国，尽管社会转型已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却未必为这些看来本不该进入研究生教育的人提供了他们愿意接受的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选择上研究生并非不理性，他们的选择对自己也许就是最好的。若这一点成立，那么，可以说，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科毕业生的隐性失业；当然，鉴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可以说，研究生教育扩张是一种必要的提前的人才储备。这一推论有一定根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引发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而作为对策之一，教育部就以多种方式扩招了一些研究生，还通过对某些职业导向的研究生限制收费来降低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成本，就是一些典型例证。我还说了，一些没有从事科研学术的潜力和意愿的人进入了研究生教育；这个命题至少隐含了两个可质疑的未明言假定。一是有关受教育者，似乎所有人在进入研究生教育之前就可以也应当明白自己愿意干什么和能够干什么。这个假定不现实。除少数天才为自己的强烈偏好驱动外，大多数人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甚或就没有稳定的职业偏好。职业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逐渐自我发现的，部分也是社会塑造的产物。我个人就有这样的经历。现代社会应当创造更大的空间，让更多人在社会生活（包括在学校）中不断自我发现和自我调整，允许他们在职业选择犯一些“错误”。这不就是我们渴望创造的个人自由要素之一吗？并因此也是一种社会福利？其中的另一错误假定则是有关教育者，似乎教育者可以预先精确知道研究生教育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据此确定最佳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并只选择或更多选择那些将从事科教工作的人进入研究生教育；否则就是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假定同样错误。从教育的实际状况来看，有时浪费是必须的，是效率的保证，并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效率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所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研究生教育社会收益的整体价格的一部分。砍掉一点？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 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其平均质量下降了还是提高了，因此应予以简单肯定还是否定，不是应批评多一点还是应赞扬多一点。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任意评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当初能否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同样的收益，或以同样的价格获得更大的收益——我认为从理论上看本来是可能的。但现在问题已经在这里了，还为撒了的牛奶哭泣没有必要，也没收益，再严厉的批评都是无的放矢。眼下的最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改善。对于行动者来说，最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从这里前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根本反对上述学者的思路：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数量。我就从他的建议开刀。因为他的这一思路为学界不少人分享，甚至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大致倾向这一主张；也因为这个建议大刀阔斧，痛快淋漓，不仅大快人心，而且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就看领导有没有决心。但我的分析结论是，刘先生的建议看似可欲，实不可欲，也行不通。不可欲，因为后果很糟，甚至会出人命。这绝非夸张。不说对北大清华这样的著名高校的博士点——其实也并非都强——谁能下手；即使那些近年来刚刚获得甚至勉强获得博士点的地方院校，也很难砍掉。这里有一个棘轮效应，或行为经济学上的禀赋效应，你给了人家的东西，很难拿回来了。某校可能是经过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久的努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时间金钱，好不容易才获得一个博士点，或是增设了一个点，现在你要砍它，砸人家的饭碗，人家会束手待毙吗？这涉及太多的既得利益（不带贬义）了。为申报博士点引进的教师；已经或期待获得博导头衔的老师；在读的和备考的博士生；若这个点是在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就涉及在任领导的政绩；若是前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则还要加上对前任领导的评价；甚至有关一个学校的生死存亡。结果会师资流失，当地民众和舆论的议论，当地党政领导的干预，甚至不能排除校方明里反对暗地默许和支持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而请注意，该学者建议至少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而不是砍掉一半的博士点，这意味着全国至少要砍掉183所高校，假定一个城市大致有两三所高校失去全部博士点，这意味着要准备有60—90个甚至更多城市出现突发事件。谁敢动这个奶酪？教育部敢吗？但我的这些设想都多余了，是我太天真和较真了，因为事情根本走不到这一步。即使要做这事，教育部也一定要借专家评审。但专家下得了手吗？即使学术标准最严格的专家，一旦真到了某校，就可能就下不了手了，至少下不了那么多，那么快。所有的人在这类问题上都是，甚至应当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想想“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我这不是批评专家学者言行不一，而这是孔夫子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远庖厨”的原则。而且，评审是集体行动，人们大都希望自己做好人，别人当恶人；就算有个别铁面无私学术至上的专家，也不顶事。更何况我怀疑有没有这样行动而不是言辞的铁肩担道义的专家。并不全是推论，我也有这种经验。我参加过法学学科的评审，见过评审专家，我也是其中之一。大约在10多年前起，当时全国只有200个法学本科专业之际，在所有相关会议上，我都听见主要高校法学院校长建议教育部组织评审砍掉一批不合格的法学本科专业。但评审的结果是——全国如今有630多个法学本科专业了。评审意见中，最严厉的要求也就是整改。博士点会有例外吗？因此，这个“砍点”的事，就算教育部在社会、学界或上级压力下启动了，也行之不远。“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死在这些主张“出师”的专家学者手中。最多砍两三个点，做做样子。而大多数点会因此继续，而且经过评审后，这些点的正当性更强了。这其实不是全部的麻烦。别说真砍点，即使对博士点来一次全面的督促整改和检查，也可以预料，对许多学校也近乎灾难。相关学校和博士点会有大量动作，规定的和自选的，合法的、非法的和灰色的，耗费资金人力无数，而这些人力物力本可以也应当用在教学科研上的，高校的资金会进一步紧张。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上下合谋，你好我好大家好。会是这样吗？我相信必定是这样。想想前几年的全国高校教学评估中的一些情况。这是整顿吗？有可能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吗？这是折腾。“彻底整顿”则是大折腾。而建国以来，我们总结的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砍点”的建议出局了，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我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不可思议的建议会在一些著名高校的教师心中获得更多共鸣，会被《南方周末》当做有魄力的教育改革建议？这反映了在中国高校和媒体中，包括在许多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反对教育管理过度行政化的学者和教育家心中，包括一些标榜自己有改革意识的媒体，其实骨子里有强烈的计划经济和教育行政管理的情节。一遇到问题，他们不是从市场找出路，不是仔细分析内里的复杂因果关系，而是一拍脑袋，然后全力劝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甚至政府来大动作。这其实是中国教育，不仅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研究生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问题就与教育行政管理有关。这不全是批评，我知道这是历史，也尊重历史。问题是当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却还试图走老路，走回头路，这就不太对头了。这里还有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更大的身份和地位问题。许多学者和教育家忧国忧民，有学术责任感，这很好。但还要问的是，什么环境塑造了他们以这种方式忧国忧民？会不会其地位和位置令他们有一种偏见？注意，忧国忧民和学术责任感并不自动消除偏见和盲点，有时甚至会强化某种偏见。我认为有。最重要的是，这种“砍点”一般不会落在自己学校，自己学院，自己头上，甚至不用自己去执行——波斯纳法官说过，若是让法官亲自执行，他判死刑就会更慎重。这个建议的背后或多或少有一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尽管看起来超然。我访问过一些边远省份的大学，那里的条件确实很弱，师资极为困难，不但难以引进，甚至留不住人；许多高校因此希望有一个博士点，在一定程度上就为了培养和吸引师资，也希望从当地或中央政府多获得一些教育资源。这些校长院长想获得博士点也许有个人的政绩追求，但这不是全部；他们也想尽可能为本校师生和当地人民谋求些利益，做些实事。一位只关心个人政绩的领导当然很坏，但一位连个人政绩完全无动于衷的校长院长有可能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利益吗？我们这些位于北京、上海、武汉的著名高校的学者也许会认为，这些学校的水平太低了，他们根本不应把精力放在争取博士点上，应当放在教学科研上。我同意。但如果当地教学科研在重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博士点，我们该怎么办？想想30年前，中国设立硕士、博士点之际，哈佛、牛津是不是也可以居高临下指责：“你们中国居然还想设博士点？”应当有一种社会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太坚持原则的人常常因为他没有或不愿换位思考。 来点实在且可行的 反对诉诸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彻底整顿”的方式来压缩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不意味我主张维护现状，或拒绝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切行政措施。我只是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过了宏图大志，大刀阔斧的创业时期，需要更为精细审慎的雕刻和打磨。我在这里提出三项具体措施。具体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缺乏一般性思路和方向。恰恰相反，我力求从具体中展示一种思路，反映我对中国研究生教育更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我的追求方向。（1）首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明令禁止各高校从非科研学术机构招收在职博士生。有关的弊端已经有很多分析讨论，我只简单再说几句。这样做不大可能因此造成人才的遗漏。因为只要不在科研教学结构，在职博士生，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都不大可能有足够时间和精力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招收这类在职博士生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什么从事学术科研的前景。我不否认其中某些人对学术科研有一定兴趣，但这种偏好不必须在博士学习中满足，他完全可以自我提高或通过继续教育来提高。博士教育既非业余爱好也非继续教育。此外，他既然不愿意放弃现有工作来攻读博士，也足以表明他/她的学术偏好还不够强，上或不上博士对他的满足都增减不大，也就不大可能过多损害他的幸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在职博士生往往是官员，通常高校对他们都降低了招生标准。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学校并非慈善家，它也是要回报的，被招博的官员也可能给予回报，无论是对学校还是对导师。这既会导致招收官员读博的学校或导师获得额外的利益，更多高校会就此展开竞争，对全国高校的教学科研造成重大损害；也会导致这些官员运用手中权力不公平地分配资源，其实是以权谋私。此外，博士招生名额目前是稀缺资源，在职官员占有了，在学术上可能排挤一些更有实力和能力的学术竞争者；到官场上或某些职场上，则可能排挤一些实际工作能力更强但没有博士学位的竞争者。这同时不利于中国的学术和中国的政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很难。招官员读博在理工科以及某些文科院系很少，倒贴钱让官员或商人读数学或物理学博士，他也不会读。这类院系事实上常常是博士名额招不满。只是许多学校为完成招博任务，便于向社会和主管部门交代，也防止下一年招生名额减少，便把这些空额转到一些所谓“好招生的”专业，那些学科知识不系统、不严谨、考试标准很容易放松的专业。据我所知，有的大学一个不大的学院每年博士招生名额超过150人，超过或接近该学院每年本科招生人数。可以想见（或不能想见），如此招收的博士生水平会如何，而在职博士生往往进入的就是这类学院和学科。这种情况在一些高校已持续多年，也是这些学科研究生水平难以提高甚至学术声誉逐年下降的主要症结。就此采取行政措施，不会有什么不利的重大社会后果。（2）第二，除非是专门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在那些主要靠个人天赋、无法有效积累和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行当，不设研究生学位，或让市场逐渐将之淘汰。说得更明白一点，我反对在影视表演、戏剧表演、相声小品表演、绘画书法以及诸多体育运动项目设立研究生学位，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尽管可以在这些行当设立真正的“研究”生。多年来，已有不少学校设立了这些学位，甚至开设研究生班，我认为就学位制度而言，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并非轻视这些行当，恰恰相反，我非常尊重，甚至正因为尊重。因为在这些行当要想杰出需要的天分更多，而不是知识传授或学术研究；研究生教育对这类人才成长基本没什么实际助益。这也并非否认这些行当有知识和技能，我只是说，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非常不同，这些行当所需要的往往是“无言的”或“默会的”知识，既很难通过训练来提高，也无法有效积累和传递。这些特点在艺术圈内非常典型：杰出艺术家的发生几乎是横空出世或旱地拔葱；即使从时间上看，似乎有前人，其实前人与后人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说句刻薄但真实的话，在这些行当中，往往是最没有希望成为顶尖的人才会努力争取学位。肯定有人痛恨我的这一分析，坚持认为广义的“艺术”可以拓展研究生教育。反对理由可以是，第一，之前有师徒制，并且曾出现过代代相传的辉煌。看似代代相传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是代代相传呢？艺术中师徒制的核心并非知识和技能的有效传授和累积，而是师傅借此发现有天分的人才，以及师傅的行界声誉为后辈天才提供崛起的便利，且交相辉映，师傅也会因此获益。赵本山有什么师傅？拜赵本山为师的人又有谁——至少就目前而言——达到了赵本山的水平甚至当年赵本山的水平。这也不是师傅不用心或学生不用功。常香玉不可能对孙女不用心；梅兰芳也不大可能对梅葆玖不用心，但小常香玉的艺术成能同常香玉相比吗？梅葆玖先生可以同梅兰芳相比吗？广义的艺术界，子女承父母业不算少，极少有人达到父母的水平，更不说超过了。如果看透了这一点，在广义的艺术（不是艺术史或艺术学理论之类的，这些其实并不是艺术）行当中开展即使是师徒制的研究生教育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即使不能培养艺术大师，不会大大改善学生的职业表现，但些许提高也好呀——社会不仅仅需要大师，也需要一些“中师”或“小师”。这种观点仍然不理解艺术的特点，不理解艺术的社会需求特点。艺术大致是“武无第二”，是“一招鲜吃遍天”。极小的差别，有时甚至完全是个人特点，就决定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差异。你很难说葛优比另一位优秀演员强在何处，但到了市场上葛优的电影票房上亿，而另一位从各方面看都似乎不逊色的演员可能就几百万甚至没有票房。艺术需求的规律是很难接受替代。差一点就是差，只有最好，没有次好，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马太效应在艺术圈内非常显著，而现代媒体的发展使这种情况更严重了——迈克尔。杰克逊一个人就几乎占据了全世界的同类演出的市场。在当代，以培养“中师”或“小师”为目的的研究生教育没什么实在的意义。（3）第三，应逐步放开对职业导向的研究生教育以及某些实际并非学术导向的所谓学术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生的收费。中国近年来研究生数量激增和始终旺盛的社会需求，除了其他因素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市场缺乏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无法协调供求。虽然一些学校的EMBA教育收费管制已经放松，但对其他一些职业导向的专业硕士学位收费还管的比较紧。2009年，为防止就业难，教育部推出了针对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法律硕士项目（有学生称其为“法骡”项目，因其混合了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特点），并且全国一刀切，把价格限定很低。这其实不利于这个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产生这类研究生的品牌，不利于优秀的毕业生。中国各高校的教育水平显然有差别，不仅在品牌上，而且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也有差别，可调动的资源也不同；并且，至少有些学校对这类项目有比较长远的打算，希望创设品牌。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于所谓的“民生”考量的措施打乱了各高校的规划；事实上是迫使各个高校放弃自我创新发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规划和追求。此外，至少有些职业导向或名为学术导向的研究生毕业后会有较高的收入，而当限制价格之际，他们为教育支付的货币费用不足以购买他们实际获得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他们至少花费了部分纳税人的钱来追求自己获利颇丰的职业。这种状况对于那些职业回报不高的但社会又不可缺少的专业的研究生是不公平的，不利于中国各个学科的全面协调发展。在理科中，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数量多，职业导向明确，市场需求较大，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其实都不从事教学科研，收入颇丰；而学数学的人较少，但国家需要，预期回报偏低；对这两类学生若不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作出学费调整，对整个社会不利，对这两类学生也不公平。但这不可能靠教育部来管，因为即使同一专业，各大学的研究生去向也不同。研究生教育因此一定要放权给高校，放权给高校就是放权给市场。不要总是担心市场会出问题，市场不理性。其实市场一定会迫使想生存下去的高校理性起来，只追逐货币收益的学校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研究生教育需求的前瞻 因此，我的建议并非是头痛医头的对症下药，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都基于我不大相信行政主导，而更信任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期发展和实际存在的市场。许多学者都批评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我理解他们批评的实际是变相的买卖文凭，大肆办班挣钱这类对于大学来说近乎饮鸩止渴或杀鸡取卵的行为。这不是市场化，而是市场化不够的表现。而且不要以为不讲市场化就没有教育市场了。教育市场一直都隐性存在的，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教育需求——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想一想1977年恢复高考时，为什么考分最高文科学生更多选择了中文、哲学和历史，其次是经济，却很少有人选择法律。并不是那代人对文学历史哲学特别爱好，而是因为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三个学科的某些知识也似乎比其他学科的知识更有用，文革造成的收益想象实际上塑造了那一代大学生的专业选择。而到80年代中期，尽管还没有提市场经济，文学就失去轰动效应，经济、法律、管理、金融等专业就开始大行其道了，尽管这时大学生就业仍然是国家包分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教育的市场，需求和供给问题也没消失。据此，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数量的增减，就必须放在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综合考察。上面三个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就考虑了当下和未来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哪怕分析判断有偏颇，也并非出自我个人的好恶。在这三个方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即使不采取积极措施，但只要不采取其他激烈措施，不按常理出牌，我估计，在这三个方面都会向我建议的方向变化。就总体和长远而言，中国人的研究生教育需求会稳定下来，甚至可能下降。在目前一浪高过一浪的考研浪潮中，我的这个预言看起来很不现实。但我坚持这个预测。必须看到过去30年里，特别是过去15年来的研究生教育需求激增，是中国社会文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环境和政策引发的。由于“文革”后必要的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政府官员的选拔上，在各个行业的职称晋升制度中，都强调了学历，由此引发了不仅是一大批政府官员考研和在职读研，事实上更大量的是高校领导和教师考研和在职读研。作为一个普遍社会现象，追求高学位，其中难买有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和因素，但更有传统中国社会关于教育和职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其影响下，几乎每个家庭只要可能都会敦促孩子追求高学历。一系列特定的时代因素也夹杂进来了，一些因文革或自认为因文革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的父母对孩子有特别高的学位期待；市场经济社会引发的激烈就业竞争；不少女大学生试图用更高的学历克服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高校对师资的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的经济和教育调整；以及其他我在此不可能也不打算一一提到的具体因素，共同创造了日益增长的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持续了将近30年。是，将近30年；因为近年来这个需求势头实际上已经弱化。首先是市场，然后是社会和舆论都开始改变那种一味追逐高学历的社会氛围。转折点或许已经出现。最重要的标识是，尽管近年来考研的考录比列下降——这标志着考研更容易了，成本降低了，教育供给增加了，但这个本应刺激研究生消费的价格信息并没有导致随后几年考研人数的增加。事实上自2006年以来考研人数就稳定了并有所下降。如果不是因为2008年下半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教育部为保大学毕业生就业采取了某些应对政策，这个态势完全有可能持续下去。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的扩张，原先没有学位但希望获得学位的人，无论是在政界还是科教学术界，大都已经获得了学位。更年轻的一代的官员，特别是是年轻一代高校教师，许多在进入职业前都已获得了硕士、博士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在职学习这块需求已经大大减弱了。社会风气也已开始了某些变化。2004年7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向党中央上报并联合印发了《关于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具体意见。在干部晋升上，学历的意义比之前降低了。国务院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的大专学历，已经受到媒体的关注，并且受到了甚至是过度的赞扬。受关注和赞扬表明还很罕见，但这有可能是一个风向标，意味着在各行各业，学历都不再是决定性的，人们更关注实力了。其他因素也在重新塑造着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职业的发展，就业和成就自己的渠道更多了，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和偏好趋向有更多的自觉，对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成本和实际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考上大学、研究生甚至博士的社会评价仍然很高，但至少已不再具有“光宗耀祖”的传统意味了。新一代父母也许仍希望但不再像前一代父母那么强求子女获得高学历了；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不大轻易接受父辈这类期待和要求了。简而言之，社会对研究生学位的需求日益务实了。这一点在艺术研究生教育市场上最为明显。尽管不少高校先后设立了艺术类研究生，但真正杰出的有市场号召力的艺术人才很少进入研究生教育（甚至根本就没进过高校，例如葛优），进入的对学位也大多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学历和学位并不有助于其事业或实质性收益，相反可能耗费他/她的一些成本，至少是时间和精力。也有跻身艺术界的人士试图通过研究生学历或学位来改善自己的事业，但消费者对此是不买账的。谁关心迈克尔·杰克逊或麦当娜的学历？10年前不少人议论甚至谴责巩俐想读北大社会学系的在职硕士，巩俐放弃了，事业和成就毫无影响。未成明星的演员，即使获得了较高学历，大多是在艺术院校任教或“两栖”。研究生学位和学历对他们其实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一个例子是90年代初设立的书法博士。据报道，就读者大部分为专业从事书法教学的大学教师，此外还有些日韩留学生。最重要的是，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书法博士孤独守望传统艺术”。我非常尊重这些孤独的艺术人士；但我们所有人都摆脱不了市场，而市场正减少这类研究生的需求。可预期的中国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会进一步弱化就业竞争，进而弱化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一个最大的变量是中国的人口构成，几十年来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已经造成全国的特别是城市地区的小学、中学生数量锐减；这个人口现象必定会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需求，然后是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从供给的一面来看，全国主要高校的教师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更专业化了，不再期望有许多人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有很高的兴趣。真正的哲学家或数学家什么时候关心过社会是否关注自己呢？关注自己有多少学生呢？学术职业化和高校教师收入增加也促成了年轻一代教师更重视学术的传统和尊严，对研究生的潜质更为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从关注招收研究生的数量转向了关注质量。如果这一代学人形成并确立了这一传统，可以预见，这会比刀切斧砍式的行政措施更能有效压缩或稳定研究生数量，并逐步提升研究生的质量。因此，我判断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个转型期，至少为转型准备了一些条件。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将主导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在当前这种情势下，政府主管部门采取某些稳妥的措施，不仅适时，更是可能。只要不出“昏招”，市场也会自我调整。但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还会有另一个重要发展机会。这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文化影响力的增加，外国来中国留学的研究生数量可能会急剧增加。这种状况在许多发达国家就出现过，至今仍在延续。美国至今吸纳着大批中国、印度等其他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留学生；在欧洲，在澳洲，加拿大，也都有这种情况。事实上，德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保持其博士产出第二大国的地位，很大因素就在于其对外国留学生敞开了研究生教育的大门，尽管这个门太大了点。如果这一点为真，中国未来的研究生教育也许会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但所有这都只是预测。成事在天，我们只能谋事，也应当谋事。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作者苏力。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原标题为“数量与质量——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和回应”，篇幅所限，内容有编删。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2019年9.26日，小西刚给课题组的3个博士新生、1个博士后添置新的台式机，便于他们处理数据和撰写论文。近5年，我们课题组的博士招生人数变化不大，大约是3-4个博士生/年。部分朋友听闻的"一个博士生导师每年带几个博士生"真的很少见。但是，我们专业、所在学院、整个学院的博士生招生人数却是有显著增长的，因为每年都在引进新的青年教师（博士），同期也有不少教授遴选为博士生导师。这也是不少学者常提到的"研究生扩招"，换句话说，也是不少人有所感觉的"学历贬值"。之前，我的导师曾说过：要是我们提升学历的速度赶不上学历贬值的速度，硕士生、博士生就白读啦！比如，你读研3年、同学工作3年，要是不努力，单单"混"个硕士学位，那么读研带来的变化将达不到你的期望。1.我国有多少博士？博士：博士研究生通过在校学习与研究，完成课程学业与学位论文的撰写，经论文查重、外审等流程后，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被校学术委员会授予博士学位的人。也许，上面关于博士的定义有点拗口，通常的说"已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叫博士"。同理，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叫博士生。不过，便于称呼、简化，通常也将在读博士生喊为"××博士"（更加顺口）。我国有多少博士的数据每年都在快速增长，因此往往统计的不太准确，比如每年6、12月有2批博士研究生被授予博士学位。以教育部2019年7月发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为例，其中：2018年招收博士生9.55万人，在学博士生38.95万人，毕业博士生6.07万人。自我国1978年培养第一批18名博士生（上图）开始，博士生招生人数持续在增长（增长率有不小的浮动）。2013年11月，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在论坛介绍中提到，博士生招生快速发展，实施研究生教育35年来，已培养逾50万名博士人才。2014年之后，我国每年博士授予人数大约在5.5-6.0万人左右，以最大数据估算即：50+2.5（2013年下半年）+6+6+6+6+6+3=85.5万人折算上之前"逾50万人"，截至2019年9月，我国已培养的博士约为90万人左右。之前，小西也提到2018年博士招生9.55万人，毕业仅有6.07万人。这个比例（63.56%）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约有2/3的博士生4年学制内无法正常毕业（延期）。因此，我建议不要盲从读博。2.博士现在的待遇水平如何？博士的待遇放到个体上，差异性非常大。博士常见的几个求职选择：① 留高校、研究院所做一名科研工作者。比如，进入高校做教师（青年教师=青椒），普通大学讲师引入的话，待遇在10-12万元/年；"双一流"大学特聘副教授、教授引入的话，待遇在24-30万/年。当然，诸如"青千"、"优青"等高层次引入的话，待遇可达到50万元/年以上。除了工资的基本收入，还有可观的安家费（或给套房），如根据人才层次15-100万不等。同时，为便于科研工作，会配套不低的科研启动费，如不少高校是30-60万/人。优秀的博士，甚至可以和单位"谈条件"，如解决配偶工作（如进财务、图书馆等，有编制）、解决孩子读书难题（如入学单位配套优质中小学、幼儿园等）。在地方引入博士时，会给予一定的住房补贴，如长沙是1.5万元/年；直接落户或给予较高的落户积分等福利。② 进入企业，从事研发等工作。之前，华为发布的一则通知激发不小的争议，其中关键的是给予博士200万的年薪。我记得一个HR曾和我说过一句话：你想要百万年薪，没问题、真的不多，只要你值这个价，那公司就捡到宝了。而且，能拿这样的年薪，需要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压力同样不小。不过，小西熟悉的几个博士进入企业的，待遇都是不错的，待遇基本上达到20-25万/年。其中，大部分博士工作几年后就"跳出来"，自己创业。另外，部分博士会选择考公，待遇的话和单位、定职有关，待遇的话并没有额外的增长。不过，在很多单位，博士工作努力、成绩出色的话，有更大的提拔机会（成不成还得综合参评选拔）。如今，博士的总体情况是"博士仍然稀缺，重在提高质量"。也许，不少博士单工资收入不高，部分科研成果好的博士年终绩效（科研奖励）是非常高的，去年我们一个优秀同事年底拿了30多万。年后，就看到她换了一辆新车。但是，双非大学等普通院校的不少老师没有足够的课题和经费，也发不出好文章的话，单工资收入真的不高，扣完各种费用后到手四五千/月的博士不少。看了博士的人数和待遇，你还有想法读博吗？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我国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在校生最多的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教育大国，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数量和教育质量，仅次于美国。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在第四轮研究生专业评估检查中，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做出来科学的评价。指出：经过近十年来的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已经驶入发展的快车道，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高层次自主培养能力大大增强，有力支撑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为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了大批具备先进理论知识的科技人才，用人单位对研究生的工作，整体满意度达到98%以上。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像全民教育的发展，本科毕业生每年达到380万以上。也就是说，目前在高校就读的全国本科学生有1500万以上，每年在招聘现场，有很多的本科毕业生，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都在激烈的竞争有限的岗位。有人比较详细形象地说：招聘现场是本科生一操场，硕士生一礼堂，博士生一会场。有人感觉我国研究生已经饱和，用人单位消化不了那么多的研究生，研究生学历越来越贬值，未来必将会和本科生一样达到烂大街的境地。那么我国目前一共有多少硕士研究生？那么到底我国这些年来一共培养了多少硕士研究生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根据教育部学位中心统计。自1995年以来。我国共招收研究生人数。771万人。就是说目前我国有600万左右拥有研究生学历的高素质人才，另有170万人在读研究生，这些人员分布在科研、教育、卫生各行业。2018年我国考研报考人数达到238万元，录取人数超过了60万。今年报考人数更是创纪录达到290万人，今年的录取人数也将在70万左右。2018年全国研究生培养单位有835个，学科11562个。在读研究生人数238.21万人，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共60.28万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二的研究生教育大国。为我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这771万名研究生看起来数量特别庞大，但具体到占我国人口的比例来看，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5%左右。也就说200人里边只有一名拥有高学历的研究生，比例是非常低的。从这组数据来看，研究生在我国还属于稀有人才，含金量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在这个招聘竞争中，还是很有优势的，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报考研究生的原因？在企业招聘中从工资待遇，就可以看出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差距。硕士研究生的平均为6000元左右，本科生的平均起薪仅有4000元左右，而且就职后层级岗位差别也非常明显，研究生基本上都安排在层次比较高的岗位，本科毕业生大多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即便是进入国有单位，甚至是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待遇差距也很明显。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同学，一般都安排在比较重要的岗位，更容易得到职务上的升迁。总体上看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群，在我国还属于凤毛麟角，是各个单位的抢手货，在求职中，基本上处于主动地位。可能个别研究生在求职中遇到困难，这主要是研究生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对工作岗位的要求也很高，甚至于在他面前有好几个工作岗位，只是因为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又不想降低求职标准，也就暂时放弃了这些工作机会，再到求职市场寻找自己更理想的工作岗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最后大多都能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岗位。总之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所以奉劝那些已经在读的研究生，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认真钻研专业知识，努力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加强能力的培养，这样的人才再就业市场才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对于正在考研的同学，要积极备考，为了自己的目标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争取一战成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为顺利进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网12月3日讯（记者 董小迪）教育部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三五”高等教育工作有关情况。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表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不断深化，已全面完成“十三五”规划指标。其中，期末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已超过2人；在学研究生总规模达290万人，今年将达300万人；专业学位硕士招生占比已超过60%。“十三五”期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33万人、硕士学位339万人。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加强课程建设，发布指导文件和《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涉及1500多门研究生核心课程；深入开展“学位挤水”行动，印发《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切实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明确导师指导行为底线。2019年，我国共有研究生导师逾46万人，较2015年增加近10万人，其中，45岁以下导师增加约4.5万人。洪大用表示，我国研究生学科专业体系建设和改革更加有力，2015年以来，全国共有332所高校自主撤销1663个博士硕士点，增列了1046个博士硕士点；已完成首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全国12877个学位授权点完成自评，抽评学位授权点2292个，8个学位授权点抽评结果为“不合格”并撤销学位授权，33个学位授权点为“限期整改”并暂停招生。

在我国学历的等级分为四类，从低到高依次为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而博士是我国最高的学历，有的人考上博士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就业拿一份不错的薪水，有的人考上博士则是为了更好的深造自己，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么你知道目前我国有多少博士呢？他们的收入水平真像人们说的那样“年薪百万”吗？首先我们一起来探讨下，目前我国到底有多少博士。据网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显示，全国共授予博士学位人数80万左右。1978年是我国博士培养的起点，那年只招了18名博士，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国家逐渐重视对教育的发展，之后每年博士招收数量持续的增长。由网上一份资料统计来看：从2004年至2017年博士毕业生人数合计587821人，加上1995年至2004年博士生总人数在10—15万人之间，现在全国每年大概有约5万名博士毕业生，再参考以上图表到2019年，中国博士大致在80万左右。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收入的一个水平是怎么样的？博士生通常来说，会比普通本科生收入高3000—5000元，比研究生高1500—3000元每月，除了在待遇上比本科生或者研究生都要高出许多，博士生在其他方面也有特别明显的优势。现如今随着现代化科技的到来，各个领域的高端研究、开发人员都是相当稀缺的。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很多城市的各大知名企业都能给出相当丰厚的待遇，比如放宽一些条件，解决户口问题、给予住房补贴（或者直接可以说成是分配住房）、孩子上学受良好教育、给予充足的研究经费等等。对于其中很多优厚而独到的条件，是普通本科生与研究生不能享受到的。说到博士的具体工资，这是谁也无法给出答案的，网上说的都不能轻易的相信，只能算得上平均的一个水平，因为这关系到你的工作城市、工作单位、工作的种类等等方面的因素。我们用医生举例，医学博士工作在国外、沿海和内地工资不一样，在骨科和内分泌不一样。相对而言比较低薪的，在大学教书的博士，多数年薪大概10—20万。中层次有在外企上班的，收入30—50万一年，不包括年终奖和奖金。也有比较高薪的博士，薪资可以高到如自己创业，成功研发出一个项目，几千万甚至上亿年薪。就目前而言，博士仍然是非常稀缺的人才，同样也是高收入的人群，虽然没有网友们说的那样“年薪百万”，至少生活水平还是特别不错的，年薪几十万还是有的。所以小编觉得只要是能坚持学习深造自己，创造出自己的价值，总有一天你也会得到自己理想中的待遇。

【能源人都在看，点击右上角加'关注'】2019年我国研究生招生91.7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约80.5万人，博士研究生招生超过10万人。较1949年招生242人，招生人数增长3789倍。2020年招生人数再创新高。198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1981年教育部下达《关于做好1981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开始招收博士生”。1982年招收博士研究生302名，1984年后博士招生人数上升。1988年招生人数达到3262人，较1984年翻了10倍。数据来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辞典1999年至2009年期间，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的逐年增加是这一时期研究生招生工作的主要特征之一。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演进，本科招生的扩张必然促进研究生教育的相应发展。自1999年开始，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逐年增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在2009年达到45万人。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的增长在这一阶段趋缓，2004年，博士招生人数突破5万人。数据来源：教育部2010年以来，全国研究生招生人数由2010年的招生不足55万人，到2019年增至91.7万人。硕士研究生在2017年后由于非全日制纳入统考，招生人数出现明显的涨幅，2018年招生人数达到76.2万余人。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也有较为明显的增长，2018年为9.6万人，2019年超过10万人。整体来看，2010年至今，研究生招生规模增长速度整体有所放缓，研究生教育由外延式扩张阶段逐步向内涵式发展阶段转变。数据来源：教育部1949年到1977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增长较为缓慢，累计为两万余人。1978年到2019年的四十一年间，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招生人数累计达到1084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约943万人。我国博士研究生从1981年开始招生，自1981到2019年，招生人数约137万人。预估2020年博士招生有望突破11万，因此我国博士招生总人数达148万。研究生实际毕业生数低于预计毕业生数研究生预计毕业人数与实际毕业人数差距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下，研究生实际毕业生数却低于预计毕业生数，并且两者之间差距不断拉大。2003年预计当年研究生毕业生数为13.1万人，实际毕业生数为11.1万人，近15%未能按期毕业。到2018年，研究生预计毕业生数为77.3万人，实际毕业生数为60.4万人，超过两成的研究生延期毕业。数据来源：教育部从2003年至2018年，硕士研究生延期毕业生数增幅较小。2003年硕士预计毕业生数为96231人，实际毕业生数92241人，延毕率约4%，到2018年，硕士预计毕业生数为604003人，实际毕业生数为543644人，延毕率上涨到近10%。数据来源：教育部与硕士相比，博士延期毕业生数增幅较大。在2018年，硕士实际毕业生数是博士的将近9倍，但博士延期毕业生数超出硕士47939人，达到10.8万人。数据来源：教育部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正常毕业的研究生人数不断增多，延毕率持续增长。可见研究生毕业标准愈发严格，并且博士研究生延期问题不容忽视。博士研究生延期率逐年上升近年来我国博士研究生的延期毕业率持续上升，延期毕业逐渐成为常态化现象。2003年博士研究生延毕率约46.5%，在2012年延毕率突破60%后仍不断上升，到2018年延毕率已达到64%，说明有超过六成的博士研究生无法正常毕业。数据来源：教育部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延毕率远高于专业学位博士延毕率。从2010年至2018年，学术学位博士延毕率保持在将近60%以上，而专业学位博士延毕率最高在2017年达到40.7%。其中，受2009年专业学位研究生全面招生等因素的影响，专业学位博士延毕率从2013年的近3.6%直升到2014年的34.1%。数据来源：教育部博士研究生2018年各学科的延毕率中，管理学延毕率最高，为78%，第二是军事学，延毕率达到76.8%，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哲学、教育学、文学、工学延毕率都在65%以上。医学延毕率最低，为36%。此外，农学延毕率为63.7%，理学、艺术学延毕率则在55%浮动。数据来源：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延期毕业率逐年增长，反映出“严入严出”现象愈发普遍，博士生培养质量越来越受重视。作为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机制，研究生分流成为招生单位的重点实施工作。2017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印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完善研究生培养分流退出制度。其中指出，要畅通博士研究生向硕士层次的分流渠道，加大分流退出力度。2019年2月26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中指出，“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要落实及早分流，加大分流力度”。基于现状，研究生分流的有效推行面临不小的挑战。如今我国博士研究生毕业越来越难，影响博士毕业难度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博士生自己的研究兴趣、学术能力以外，导师指导频率及指导学生规模、科研成果发表规定、论文选题等也很重要。你怎么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转载自中国矿业大学学报，所发内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全国能源信息平台联系电话：010-65367702，邮箱：hz@people-energy.com.cn，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