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京7月12日电(记者刘巍巍)记者11日举行的2019年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高新区分会场活动上获悉,西京医院副教授、江苏美凤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魏旭峰携项目落户苏州高新区江苏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园,拟建立符合GLP(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标准的医疗器械临床前研究大动物实验服务平台。魏旭峰介绍,该平台将以大动物实验技术服务为核心,完善实验动物术前、术中及术后监管和数据采集,承接医疗器械研发、申报、推广所需的大型实验动物及动物实验,并向CFDA提供相关动物实验报告,打造规范化第三方服务平台。位于苏州高新区的江苏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园成立于2009年,是由苏州高新区联合中科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共建的国家级医疗特色产业基地,目前入驻企业总注册资金达20亿元,总投资超过70亿元。除大动物实验服务平台项目外,此次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高新区分会场活动共吸引350名海内外人才携500余个创新创业项目参与对接,并举行引智机构集中签约、领军人才企业投融资签约、人才服务流动站挂牌等活动。一年一度的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高新区分会场活动,是苏州高新区目前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收效最显著的人才交流、项目对接、信息互通平台。活动自2009年举办以来,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高层次人才前来对接洽谈。截至目前,苏州高新区通过这一活动累计吸引落户项目635个,注册资本超50亿元。苏州高新区是1992年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一。目前,全区人才总量达到25万人,高层次人才3万人,累计集聚各类领军人才1200多人次。区内集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43家、瞪羚企业92家、上市企业16家、新三板挂牌企业47家、首批科创板企业1家。2018年,苏州高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56亿元,工业总产值3500亿元,在国家高新区排名中名列前茅。(完)
据白云区人民政府网消息,近日,熠品临床前研究与检测中心的揭牌仪式在白云区医疗健康产业园举行。熠品是一家长期致力于医疗器械、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的公司,是目前国内实验室资产最重、技术服务能力最强的CRO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临床前研究是指药物进入临床研究之前所进行的化学合成或天然产物提纯研究,药物分析研究,药效学、药动学和毒理学研究以及药剂学的研究。其主要目标是评估新产品的安全性,加快药物发现和简化药物开发过程,并阻止有害和有毒的产品进入流通环节。据悉,今年3月,白云区区政府签约熠品医疗器械研发外包与检测基地项目,仅8个月就完成了土建施工和设备调试并如期竣工开业。熠品医疗器械研发外包与检测基地项目是白云区推进生物医疗器械产业、扩大招商引资、承接高质量产业转移的重要成果,是白云区“七大产业”之一,也是白云区医疗健康产业园的支柱性企业。
11月13日,熠品临床前研究与检测中心揭牌仪式在贵阳白云区医疗健康产业园举行。贵阳市市场监管局药品安全总监周亚娴,白云区委书记宋旭升,白云区委副书记、区长步岚,熠品(贵阳)质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余锐,苏州独墅联盟副会长缪伟琦,金玖生物董事长韩克兵,意大利国家质量研究院IMQ总监王旭辉,深圳宝润科技董事长李树峰等出席。据悉,熠品是一家长期致力于医疗器械、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的公司,是目前国内实验室资产最重、技术服务能力最强的CRO机构(临床研究机构)。 揭牌仪式上,区委书记宋旭升首先对熠品临床前研究与检测中心顺利揭牌表示诚挚祝贺。他指出,熠品顺利揭牌彰显了白云速度、白云效率,熠品医疗器械研发外包与检测基地项目自今年3月签约以来,仅8个月就完成了土建施工和设备调试并如期竣工开业,充分体现了白云区大力支持熠品项目的信心和决心。白云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青睐与产业的支撑,熠品医疗器械研发外包与检测基地项目是白云区推进生物医疗器械产业、扩大招商引资、承接高质量产业转移的重要成果,是白云区“七大产业”之一,也是落户白云区医疗健康产业园的支柱性企业,进一步扩大了白云区医疗器械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他强调,双方精诚合作必然前景可待、未来可期,白云区一定会拿出最大诚意、最优政策为熠品项目做好服务,解决实际困难,促进双方合作共赢、共创佳绩。 揭牌仪式结束后进行了交流座谈,白云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区招商服务中心主任蒋芳菊介绍了白云区区情并做招商引资推介,随后各企业互相交流经验。宋旭升指出,白云区将以今天的揭牌仪式为契机,继续以最大的热情、最优惠的政策和最优质的服务为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高效、优越的发展环境,并借助产业园牢牢抓住行业发展势头,把握行业发展机遇,以商引商,形成合力,营造产业发展良好生态,让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在白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产业新城、品质白云”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区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编辑:徐冰娅统筹:汪东伟编审:干江沄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记者侠克)记者29日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获悉,北京市将启动研究型病房规范化建设,初步计划试点建设5个左右的示范性研究型病房,用于开展药物和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观察等临床研究。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医疗水平的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也离不开医药健康产业创新。研究型病房可以成为医务人员开展新技术、新方法、新药品和新器械创新研究的策源地和试验田,以推动医学创新进步,并最终走向临床应用,使患者得到更好救治。据介绍,北京市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具有药物和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资格的医院择优实施研究型病房建设项目。每家医院研究型病房的病床一般不少于30张,床位数一般掌握在医院现有编制床位数的10%左右。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科教处处长宋玫介绍,增加的床位主要用于临床研究,而非医疗保障。病房运行过程中,会根据科研项目的推进情况进行考核评价。此外,由于临床研究存在不确定性,研究型病房可不纳入医院平均住院日、床位周转次数、病床使用率以及相关费用计算及考核。据悉,北京市将通过多渠道资助和支持研究型病房与高校、科研机构在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研发、生命科学前沿技术的转化研究、生物医学新技术的应用研究等方面开展联合攻关。同时,北京市级财政还将对纳入建设规划的示范性研究型病房给予一次性建设经费补贴和基于考核结果的奖励经费保障。(完)
葛均波院士团队在手术中。本文图片 中山医院供图中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个经心尖二尖瓣夹合器,进入上市前临床研究。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教授团队使用中国自主研发二尖瓣器械ValveClamp,为一例高龄、高难度、极重度二尖瓣反流患者,完成了心脏不停跳的微创二尖瓣修复。2月25日,中山医院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表示,该例患者手术效果满意,术后恢复良好,当日患者已康复出院。这意味着,中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个经心尖二尖瓣夹合器进入上市前临床研究阶段。术前食道超声显示二尖瓣大范围脱垂及极重度反流植入双夹合器后反流为轻度据院方介绍,该例患者是一名78岁男性,合并症较多,基础心功能差,传统外科手术风险极高。术前超声评估显示,患者后叶脱垂范围极大,反流颈宽度达13毫米。严重二尖瓣反流导致该名患者心功能很差,血压较低。葛均波团队分析患者病情后,选择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二尖瓣器械,为患者实施经心尖二尖瓣夹合术。术中,手术团队反复数次尝试单个夹合器夹合后,发现患者仍有中重度二尖瓣反流,遂采取双夹合器技术,即为患者植入两个夹合器,术后患者反流即刻减少至轻度。院方称,该手术是ValveClamp首例采取双夹子技术的手术,证明了该器械行双夹子技术是安全、可行的。手术的成功显示了ValveClamp强大手术效果及优越的器械性能,证实了该器械即使对病变解剖挑战性大的患者也能顺利完成手术。据悉,ValveClamp是中山医院与企业共同研发的世界首个经心尖二尖瓣夹合器,原始创意和专利源自葛均波团队,相对于国外同类器械,具有操作简便、夹合范围更大、适应证更广等优点。区别于传统外科手术及目前胸腔镜下的微创手术,ValveClamp经心尖二尖瓣夹合术无需开胸及切开心脏,无需心脏停跳,只在心前区切开3厘米切口,穿刺心脏送入器械进行手术操作,是一种“在跳动的心脏上完成的超微创手术”。其12例探索性临床研究已在2018年下半年完成,目前3-6个月随访结果非常满意。
本文转自【第一财经日报】;国产医疗器械厂商上周末迎来重大利好。12月5日,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正式启动。中科院院士、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担任中心主任。葛均波在大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表示:“2021年底,全国性介入治疗协同研究网络单位将达500家以上,有望开发并推广20至30项心血管及肿瘤介入新技术,研究制定10项以上国际水平的临床实践指南或行业标准,转化5至10项创新介入器械。”中国介入患者规模世界最大中国介入治疗患者数量、规模已位居世界之最,介入医学产业在中国具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介入治疗是在医学影像引导下进行非直视下诊疗的新学科,是与内科、外科并驾齐驱的第三大学科,也是心脏、血管、肿瘤等疾病的三大治疗手段之一。相比其他学科,介入学科的发展历史较晚。自介入治疗引进中国以来,几乎所有设备器材完全依赖进口。推动高端介入设备、器材国产化,解决中国百姓看病贵的“卡脖子”问题势在必行。根据中国介入医学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下称“介入医学产业联盟”)去年底统计的数据,我国医疗器械产业产值近五年平均增速在15%左右,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平均增长水平。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由2014年的2556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5304亿元,预计2020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将超7000亿元。总体来看,中国医疗器械出口尚处于成长期,发展空间相对较大。据介绍,国内介入领域目前多以各个内外科的亚专科形式存在,尚未形成总体学科发展思路,管理模式如人员准入培训、诊疗规范指南、质量控制等方面还不完善。葛均波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新成立的中心希望规范化管理中国的放射介入治疗,把病人作为一个整体处理,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还说道,成立后的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将以临床应用为导向,技术推广和创新成果转化为目标,通过医、生、理、工多学科交叉,基础与临床研究结合,建设高质量临床数据库和生物样本库,开展高水平临床研究和国际合作,建设规范的人员和技术推广培训系统。中国介入医师分会统计,2018年,我国介入治疗患者新发病例每年超过30万例,平均每位患者按照治疗3至4次来计算,5年内正在介入治疗患者累计预计达到300万人。“以介入为主的综合治疗已经成重要手段。”葛均波表示,“可以预见,介入医学产业在中国具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介入耗材国产化率不足15%介入治疗主要依靠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CT、B超等影像设备引导,以及支架、微球和导丝等器材实施。其中根据使用用途不同,又可以将高值医用耗材市场分为骨科植入、血管介入、神经外科、眼科、口腔科、血液净化、非血管介入、电生理与起搏器等。21世纪初,我国启动介入医学国产化创新,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推进速度较慢。截至去年年底的数据显示,就大型设备而言,国产CT仅三家,DSA仅两家,B超设备制造商不超过两家;而介入耗材国产化率不足15%,80%以上的耗材仍依赖进口。这也令中国介入医学市场成了外国大公司的“摇钱树”,其在中国销售的同类产品价格远高于欧美市场。而随着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工作的落地,以冠脉支架为例的介入器材设备大幅降价趋势已定,未来创新医疗器械设备的国产替代也将成为大势所趋。业内认为,中国介入市场的整体规模和发展前景可观。介入医学产业联盟援引数据显示,国内包括冠心病介入(PCI)、起搏器植入、除颤器(ICD)植入、心律失常导管消融以及阴极射线显像管(CRT)等五大介入耗材与设备的增速均在10%以上。预计未来5至10年,外周血管介入器械、介入瓣膜器械、电生理消融器械、神经介入器械等细分市场分别有望增长至50亿元以上的全球销售规模。但中国企业要占领市场最终要靠自主原创研发实力。“中国现有大型介入设备的改进、创新主要集中在外观、软件设计上;而介入治疗所使用的耗材和器械的基础材料方面,仍须依赖进口,现有的国产产品创新主要在内部结构和功能提升方面。”葛均波表示。葛均波认为,此次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势必将推动我国介入医学设备器材的国产化,特别是解决其“卡脖子”的核心设备,如计算机、影像探测器、高压发生器等,以及介入耗材和器械,包括支架、球囊和导丝等的基础原材料和抗凝、抗菌等核心工艺。多个瓣膜产品未来数年有望获批在近期举行的一场2020年成都国际心脏瓣膜病介入治疗会议上,葛均波特别对经导管心脏瓣膜病介入治疗领域的前景表达乐观。他表示:“经过十余年飞速发展,中国经导管瓣膜治疗技术已逐渐发展成熟,数量及质量均飞速发展,紧跟国际潮流。随着创新型器械不断进入临床,国产化前景值得期待。”心脏瓣膜介入治疗市场是百亿级美元规模的新赛道,2019年全球心脏瓣膜市场接近60亿美元,其中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市场规模超过40亿美元。据TCT(美国经导管心血管治疗会议)预测,2025年,主动脉瓣膜的经济价值就将超越冠脉支架。研究机构弗若斯特沙利文(F&S)预计,2018至2025年间,中国TAVR市场将以65%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 达到9.6亿美元。葛均波表示,目前中国TAVR手术数量持续增长,他期望国产肺动脉瓣、三尖瓣介入瓣在未来数年内获批,并逐步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时,数项经皮三尖瓣介入治疗(修复)器械能逐渐获批进入临床,推动三尖瓣介入技术发展。“随着瓣膜治疗效果的提高,并发症的减少,越来越多的患者会接受经皮瓣膜置换治疗。”葛均波表示,“目前国产化器械逐步引领技术发展,已成为主流瓣膜相关器械,而且国产化器械的创新越来越多,在某些细分方向更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在器械CRO领域,德能医学在不断地扩大服务范围。从沈阳、北京到上海、广州,德能医学陆续开设分公司,提供器械CRO服务。从北到南,德能医学已经服务了数百家客户,经手的项目包括无源类、有源类、以及IVD的NGS二代测序、多重荧光定量PCR、磁微粒化学发光法等众多产品。德能医学CEO刘晓微介绍:“德能医学是一家专业从事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与注册代理、质量体系辅导的综合性CRO公司。”现阶段,德能医学在创新医疗器械审批方面重点布局,承接了动脉支架定位系统、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系统、微血管吻合器、全降解鼻窦药物支架系统、射频超声手术系统、智能AI疾病诊断筛查系统、骨科手术导航定位系统、多项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等产品的临床试验工作。发力创新医疗器械产品的临床试验,是因为德能医学看到了国家政策对于创新医疗器械的扶持,并积极响应。刘晓微说道:“自《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等政策实施以来,加速推进了创新性强、技术含量高的医疗器械产品上市,同时加快了高端医疗器械国产化替代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前国内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是国外高端医疗器械或细分领域领导者的追随者,现在国内企业已经能够自主创新。从模仿、追随,到自主创新,国内企业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国内企业创新的部分产品已经在国际舞台遥遥领先。”刘晓微表示:“我们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全力服务于创新医疗器械的临床试验与申报注册工作,目前已接手多项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德能医学希望在我国优质创新医疗器械的技术成果转化方面出一份力,让更优的产品更快走向市场,满足临床需求。”提供全国范围内服务,每年出证数十张德能医学的总部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从发展初期就开始通过与国内众多申办方的紧密合作,承担了大量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与注册代理服务工作。经过多年的积累,德能医学在北京、上海、沈阳、广州等地分别成立了北京汇能通、上海骄虹医药、沈阳威可达、广州德能等分公司,各公司协作配合,逐步形成了全国性服务网络。刘晓微表示:“由于经济、政策、企业地理分布等因素,现目前,公司业务主要发力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客户。”德能医学作为医疗器械临床试领域资深的CRO公司,业务内容以医疗器械的临床试验全过程外包服务为主体,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也可定制临床试验部分外包服务,如临床监查、医学数据统计、项目稽查等,还为客户提供注册、法规咨询、质量体系咨询等多方面一站式服务。据刘晓微介绍,德能医学经手的项目包括无源类产品,如紫衫醇涂层PTCA球囊导管、膝关节/髖关节假体、注射用修饰透明质酸钠等;有源类产品,如双频等离子高频手术系统、乳腺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装置、双水平正压通气治疗机、腹膜透析机等;敷料类产品,如创面修复凝胶敷料、医用可降解防粘连膜、妇科凝胶等;耗材类用品,如医用组织胶、止血材料、肠外营养输液袋等;IVD产品,如EGFR等基因突变联检试剂、大肠癌试剂、阿尔茨海默症检测试剂等。医疗器械初创团队为什么要选择德能医学呢?刘晓微表示:“大多擅长医疗器械研发的个人或团队,借助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的优势,成立了初创企业。但也因为新版《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实施后,临床试验愈加规范和严格。很多的初创医疗器械企业同仁在解读规范和实践操作中会遇到多种难题,需要专业的临床试验CRO公司解决他们头痛棘手的临床试验问题。”“德能医学作为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临床试验分会副理事长单位,做为从国内数百家CRO公司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协会给予我们一定荣誉的同时,也赋予我们更多的责任,我们需要更有责任心地服务好客户。而且,德能医学依靠经验资深的团队、丰富的医院资源及多渠道平台资源可为企业提供更快捷高效的服务。”简而言之,德能医学提供的CRO服务可以帮助或指导初创团队解决临床试验问题,这也降低了初创企业的成本并提高了拿到注册证的速度。而德能医学凭借专业的人才既可以帮助到企业,也可以获得盈利,实现一种双赢。截止目前,德能医学已经帮助数百家企业拿到二、三类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专业化是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具有高度专业性,器械CRO的门槛也因此提高。而人员的专业性与经验、专家资源、沟通渠道等方面就体现了器械CRO企业的实力。刘晓微认为:“专业化是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之道。专业能力是维持客户关系的根本,只有专业才能赢得客户信赖。专业能力是个人和公司取得绩效的基础,只有专业,个人和公司才能长期发展。”凭借这个理念,德能医学的团队成员90%以上都具备医药学专业本硕背景,且从事多年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相关工作。团队的核心成员有连续十多年GCP等相关培训与服务实施经验。在服务企业过程中,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方案的设计与医学数据的统计都由团队中持有高级执业统计师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员负责。同时,德能医学还在外部聘请行业专家与临床主任担任公司顾问。值得一提的是,德能医学CEO刘晓微是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临床试验分会主任委员专家、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动物实验产学研与生物学评价分会秘书长、北京生物医学统计与数据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高级执证统计师。刘晓微从2005年开始从事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工作,是国内最早从事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的从业人员之一。十余年的临床试验一线工作,刘晓微服务了国际、国内客户数百家,具备丰富的经验,并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其中,德能医学已和上百家医院临床试验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丰富的临床试验机构资源,涵盖了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等地域。刘晓微同时表示:“德能医学长期专注于临床试验,并与审评部门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关系。”事实上,德能医学多品类、大数量的项目经验足以体现其自身实力。而对于未来,德能医学也早有规划。刘晓微表示:“未来,德能医学将在医疗器械,尤其是创新医疗器械的临床试验和注册外包服务领域扎实前行。我们持续重点专注于为全国的医疗器械研发、生产企业和注册人提供临床试验和注册一站式便捷服务。”
来源:智通财经网智通财经APP讯,先健科技(01302)公布,公司的LAmbreTM左心耳封堵器系统于2019年5月15日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研究用器械豁免(IDE)批准。IDE旨在通过对试验用器械临床前资料的审核,初步确定器械应用于人体的安全性,从而以较为简化的方式让医疗器械制造商通过临床试验观察和收集试验用医疗器械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资料,为医疗器械的上市前审批申请提供信息支撑。除明确豁免的情况外,所有高安全级别要求的医疗器械在美国境内开展临床试验之前都必须向FDA进行IDE申请并获批准。此次该公司顺利获批IDE,标志着LAmbreTM左心耳封堵器系统正式迈出了登陆美国市场的第一步。公司预期该产品一旦获准进入美国市场将会为公司带来较强地业绩增长,并将进一步促进和推动公司其他优秀创新产品进入美国和全球其他主流市场。LAmbreTM左心耳封堵器系统由公司历经10余年自主研发,在产品设计和技术上均具行业先进性。目前该产品已经在中国和欧洲市场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并开始逐步进入东南亚、拉美等市场。公司有信心该产品在完成美国上市前临床研究后,顺利获得美国FDA的上市批准,并期待该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上市销售。
临床试验是一种需要多学科知识相互交织以逻辑严密的方式产出真实数据的科学项目,从项目目的来分,大体上可以分为医疗产品上市之目的和非上市目的两大类。由于受到来自于监管机构的上市前严格审查和上市后市场用脚投票优胜劣汰机制的压力,为医疗产品上市之目的而进行的临床试验相对非上市目的而言,产出数据的质量较高。其中,相对于药品,为上市之目的的医疗器械的临床试验的复杂度、投资力度和时间跨度相对较低,但这并不妨碍医疗器械的临床试验也有其鲜明的产品特色。我们借《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新条例》”)修订之际,和大家聊一聊为在中国上市之目的而进行的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的特点。临床评价和临床试验临床评价的方式包括两种:一种是临床试验;另一种是通过提供同品种医疗器械临床文献资料或数据进行评价。所有风险级别的医疗器械都需要通过临床评价,但并非所有的医疗器械都需要进行临床试验。从申请人的商业角度来看,显而易见,临床试验成本高昂,如果可以的话,采用后者的方法是优选。旧版2014/2017《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旧条例》”)明确规定“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备案,不需要进行临床试验”;同时,监管机构就符合条件的第二类或三类医疗器械制定“免试”目录,被列入目录的产品无需进行临床试验。《新条例》改变了旧版的上述架构安排,为便于比较和理解,我们列表新旧比对如下:《新条例》《旧条例》《新条例》实施后,理论上来讲,第一类备案的医疗器械如果被监管部门认为临床文献资料、临床数据不足以确认产品安全、有效的,则仍然需要临床试验;而原先在《旧条例》项下“免试”目录内的产品,在《新条例》实施后,有可能需要重新评估临床试验的必要性;有意思的是,原先并不在《旧条例》项下“免试”目录内的产品,比如质子设备,医用磁共振成像系统,在《新条例》实施后,根据其不同的临床评价指南,在满足特定条件的前提下,有可能不再需要进行临床试验。《新条例》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更具弹性的临床试验决策机制,打破了原有相对僵化的管理框架,赋予申办者更多的类似“谁主张谁举证”的发挥空间。在这一新机制下,有更多的医疗器械产品可能不需要再以“重新发明轮子”的方式进行临床试验,节约成本,加速审批,这也符合医疗器械根据风险级别不同进行松紧有序管理的监管思路。临床试验审批与备案《新条例》第27条规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临床试验申办者。逾期未通知的,视为同意。”确定了临床试验审批默许制,其目的是降低临床试验审批的时间成本和不可预见性。事实上,这已不算一条新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2019年3月发布的《关于调整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审批程序的公告》中已经提出“自临床试验审批申请受理并缴费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未收到器审中心意见(包括专家咨询会议通知和补充资料通知)的,可以开展临床试验。”此次新法将这一规定落实到了医疗器械监管方面最高层级的立法文件中。事实上,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必须前置审批的情形仅适用于部分的三类重大风险医疗器械(多为植入类产品),《新条例》保留了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不时制定更新临床试验必须审批的产品目录的权力。而无论是否审批,临床试验前,申办者均应当向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备案。机构的选择临床试验必须在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而有资质的机构数量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临床试验的高效开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申办者的投资成本。《旧条例》已将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资质管理改为备案制,降低了临床试验机构的入门门槛,释放了临床试验机构资源,减少了排队时间。截至21年3月,根据药物和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备案系统的数据,备案的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已经达到996家。《新条例》继续保留机构备案制,势必增加可选择机构的数量,赋予申办者更多的市场自主选择权,也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削减机构由于资源稀少而获得的“朝南坐”的议价能力和可能的机构腐败。目前国内的临床试验机构多为公立医院,我们希望机构备案制度可以进一步打开大门,吸引更多的民营甚至外资医院加入,营造多元化的临床试验基地资源。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在中国进行医疗器械的临床试验,如果试验中采集的人体样本或数据涉及中国人类遗传资源,就有可能需要向科技部申请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相关的批准或备案。没有外方单位参与的临床试验项目,如果需要采集重要遗传家系、特定地区人类遗传资源、或科学部规定种类(如罕见病)、数量(累积500人以上)的中国人类遗传资源,则仍应向科技部申请事先审批批准后方能进行。外方单位参与的临床试验项目,即使未涉及上述特定资源,只要试验中机构采集的样本或数据涉及中国人类遗传资源且该等资源需要向外方单位进行实体或数据的传输,则须向科技部进行中国人类遗传资源国际合作科学研究的审批或备案。备案程序是由2019年7月1日生效的《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针对以上市为目的的国际合作临床试验项目所引入的一项新的程序,其适用的前提条件是不涉及人类遗传资源实体材料出境的情形,旨在简化审批,提高效率,鼓励创新。今年3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的非法采集和非法出境入刑,引起了行业人士一定程度的恐慌。如何有效的合规管理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的利用,如何精准的识别中国人类遗传资源利用中的红线,成为利益各方所必须学习的重要话题。我们将在未来的文章中专项讨论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的问题。伦理审批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批对于临床试验的开展至关重要,获得伦理审批就像拿到启动汽车引擎的钥匙,伦理审批之后,申办者才能开展一系列实质性的工作,比如向机构提供试验用医疗器械、筛选并入组受试者。在为上市之目的医疗器械临床试验项目中,伦理委员会的审核和批准往往是收费服务,由于伦理委员会为机构的内设组织,不能以伦理委员会自身的名义收费,收费方应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临床试验机构,收费项目也应在申请者与机构之间的临床试验合同中列明。尽管伦理审批的申请人是申办者,但是,由于与伦理委员会的沟通和协调工作是研究者的职责,有些机构甚至不允许申办者与伦理委员会进行任何形式的直接接触,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机构的研究者向伦理委员会递交申请、回答疑问、保持日常沟通和汇报。获得伦理委员会的审批后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如果发生临床试验方案或知情同意书需要修改,试验方案发生偏离等情形,申办者应就变更获取伦理委员会的再次批准。临床试验项目中的各方关系从《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的角度出发, 我们可以发现GCP其实关注的是穿透法律实体之后项目职责的实际承担方和执行者,关注项目的有序落地执行和责任到人,比如GCP规定了研究者、伦理委员会、监查员、核查员等各类内部人员或内部组织的项目职责。从合同架构和签署主体角度而言,研究者是临床机构的内部聘用人员,伦理委员会是临床机构的内设组织,监查员和核查员为申办者或CRO的工作人员,均不具有对外独立签约独立承担责任的法律外壳,各内部人员和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均应当在法律主体之间的合同中予以明确。为直观表现该等合同关系和签署主体,我们列图如下。除临床试验合同外,在多数项目中,申办者需要委托第三方管理公司对于临床项目进行分工明确的管理,比如合同研究组织CRO,该组织几乎可以看成是申办者的项目管理和代理,申办者相当多的职责以委托的方式由其代为行使;比如临床机构管理组织,该组织帮助临床机构和研究者进行大量的行政工作,是研究者的左膀右臂。受试者与申办者并不产生直接的合同关系,其知情同意的过程由研究者完成,其在试验的过程中与临床机构形成了医疗服务关系。但是,由于试验用医疗器械的试验性,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得到完全的证实,受试者可能会受到损害,这种损害包括试验用医疗器械所产生的不良事件所导致的损害,也包括试验用医疗器械产品质量问题所可能导致的损害。基于相关法规和知情同意书中关于补偿的承诺条款,申办者和受试者之间可能会构成补偿,甚至是赔偿的关系。当然,如果受试者的损害是由诊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过错造成的,则应由临床机构向受试者进行赔偿。立法中的洞-不良事件、不良反应以及受试者损害与申办者补偿/赔偿的关系我国医疗器械监管立法框架针对不良事件的表述在逻辑上存在一个“洞”,即医疗器械监管法规无论是针对临床试验 ,还是上市后的产品,均未区分不良事件和不良反应,而统一使用不良事件。《新条例》和《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仅单一使用不良事件的概念,《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管理办法》将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定义为“已上市的医疗器械,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发生的,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人体伤害的各种有害事件。”这个定义事实上将不良事件的外延缩减到等同于不良反应。在临床试验项目中,由于国际通行的ICH-GCP可同时适用于药品和医疗器械,并严格区分不良事件和不良反应的概念,国际通行概念和国内医疗器械的定义出现了内涵和外延的不一致,这就导致从业人员在医疗器械临床试验项目中对于此两种概念容易产生混淆。那不良事件和不良反应的区别是什么呢?根据ICH-GCP, 不良反应是指临床试验中发生的任何与试验用产品可能有关的对人体有害或者非期望的反应,试验用产品与不良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至少有一个合理的可能性,即不能排除相关性;不良事件是指受试者接受试验用产品后出现的所有不良医学事件,可以表现为症状体征、疾病或者实验室检查异常,但不一定与试验用产品有因果关系。用人话翻译一下,不良反应指产品导致的副作用(与产品有因果关系),不良事件包括不良反应,项目流程相关的损害事件(比如试验途中遭遇车祸),产品质量相关的损害事件,和其它相关损害事件的集合(与产品不一定有因果关系)。不良反应肯定是不良事件,但不良事件未必就是不良反应。由于是未上市产品,试验用的医疗器械本身自带试验性,其副作用已知,也可能未知,这也正是临床试验的目的之一。因此,对于试验用医疗器械的不良反应所导致的受试者损害,申办者应予以补偿,而非赔偿;如果试验用医疗器械在制造、运输或仓储的过程中存在质量缺陷而导致受试者损害,此等事件之性质与非医疗产品质量事故所引发的侵权赔偿责任类似,应属赔偿;而对于与试验项目有关的但与试验产品无关的损害事件或者是申办者为受试者提供的额外补贴,应属补偿。我们将受试者可能受到损害的原因、责任性质和关系按照我们的理解列图如下:笼统来说,上图四维中所描述的事件都可以被称之为不良事件,但唯有左上维度的事件在评估试验产品本身风险与收益的过程中具有科学价值。拓展性临床试验《新条例》第29条首次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法律位阶确立了医疗器械的拓展性同情使用制度,并特别强调应免费用于患者。拓展性应用是一种同情应用,其目的是在一定的可控范围内将未上市的药物或医疗器械应用于临床试验受试者以外的绝症患者,以期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尽早地福泽本已失去生存希望的部分患者。我国的医疗器械拓展性使用制度更像是既有临床试验的一种延伸,符合条件的患者必须在已经开展临床试验的机构内使用试验中的医疗器械。换句话说,如果临床试验项目已经结束,按目前的制度框架,患者很难再以个案的方式申请同情使用。同情使用制度给本已绝望的患者和家属带来了一束希望的光,但在目前的临床实践中,尽管《医疗器械拓展性临床试验管理规定(试行)》早已颁布,但受其使用的场景和条件之限制,以及临床试验各利益方立场和诉求的不同,此制度仍未真正的广泛应用。希冀本次《新条例》第29条的引入,可以进一步推动医疗产品的同情使用。结语除上文外,与药品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更多的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的特点。比如新药上市往往历经多期临床试验,且有可能倒在三期试验阴性结果之下;但医疗器械即使是新开发品种,也多数仅需要一个阶段的临床试验。化学仿制药可以通过生物等效性试验验证其有效性,医疗器械并未区分原研和仿制器械,但对于已经存在已上市的同品种医疗器械,就可能享受免于临床评价的待遇。相比新药动辄国际多中心数十家机构同时进行试验的情形,多数医疗器械在中国境内一般也就选择二至四个机构即可(三类体外诊断试剂要不少于三家)。就信息公示而言,医疗器械也无专门的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进行信息发布。正由于医疗器械迥异于药品的特点,且器械的类型和种类各种各样,行业从业人员即使有开发药品的相关经验,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躺在之前的经验上简单地进行复制粘贴。常学常新,谨以此文,与各位共勉。本文作者王忻大成上海 合伙人专业领域:争议解决、医药卫生、公司与并购、劳动与人力资源
先健科技(01302)公布,公司的LAmbreTM左心耳封堵器系统于2019年5月15日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研究用器械豁免(IDE)批准。IDE旨在通过对试验用器械临床前资料的审核,初步确定器械应用于人体的安全性,从而以较为简化的方式让医疗器械制造商通过临床试验观察和收集试验用医疗器械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资料,为医疗器械的上市前审批申请提供信息支撑。除明确豁免的情况外,所有高安全级别要求的医疗器械在美国境内开展临床试验之前都必须向FDA进行IDE申请并获批准。此次该公司顺利获批IDE,标志着LAmbreTM左心耳封堵器系统正式迈出了登陆美国市场的第一步。公司预期该产品一旦获准进入美国市场将会为公司带来较强地业绩增长,并将进一步促进和推动公司其他优秀创新产品进入美国和全球其他主流市场。LAmbreTM左心耳封堵器系统由公司历经10余年自主研发,在产品设计和技术上均具行业先进性。目前该产品已经在中国和欧洲市场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并开始逐步进入东南亚、拉美等市场。公司有信心该产品在完成美国上市前临床研究后,顺利获得美国FDA的上市批准,并期待该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上市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