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研究生历史

出于对历史的喜爱和对写作的追求，90后陕西青年坚持写汉史，被出版社连续拒绝18次仍坚持不懈，从2013年至今，7年出版了6本书。6月18日中午，华商报记者见到了陕西90后作家令狐马，他本名赵勇，汉中人，目前在西安一高校工作。近日，令狐马写作的《王莽：我理想中的天下》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推出，他试图用“真实又好看”的笔触，揭秘这位历史风云人物的成败得失，让当代读者了解那段熟悉而又陌生的历史。令狐马最早写汉史要追溯到7年前，“2013年9月到2015年6月，我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读研。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追求，是我生命中必须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暗下决心，上研究生期间必须在这方面要取得一点成绩，否则工作后继续坚持会很难。”令狐马说，2013年4月30日，自己写下了汉代通俗历史读物的第一个字，之后连续写了30万字的初稿，这也是鞭策自己不能放弃。“之后我不断修改初稿，不断联系出版社。联系了18次出版社，被拒绝了18次，出版社拒绝的理由基本就是说我没有名气，而且汉史已经有了，其实我总结为自己的作品不够好。为了写书，2014年春节也没回家过年。刚开始身边也没有人支持，但我不愿意放弃。熬到2014年7月15日，终于有出版社答应出书。”令狐马说，这下总算看到希望了，后来有了作品，便有了继续走下去的信心。2015年起，令狐马相继推出了《你不知道的汉朝：刘邦开国》《你不知道的汉朝：文景之治》《权力的构建与传袭：汉武群雄》（上下）《被遗忘的传奇：汉宣大帝》等作品，共计约190万字。2017年11月出版第五本书《被遗忘的传奇：汉宣大帝》后，过了两年多才出了《王莽：我理想中的天下》，“这本书差点就出不来了，太难写了，2018年年底我按时间线写完了初稿，但是不满意，又用了半年时间推翻重写，2019年6月交稿。今年4月出版，期间一直在修改。”令狐马说，历史首先要真实，每个点有据可查，同时还得好看，“让普通读者爱看，也不能为了幽默而幽默，对历史缺乏深入分析、理性思考。这本《王莽：我理想中的天下》也不例外。”6月18日，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卫民说，《王莽：我理想中的天下》对王莽、王莽的改革以及王莽发迹过程中西汉后期的历史进行了较为完善和深入的解读，内容尊重史实，表达方式接地气，有助于人们了解那段熟悉而又陌生的历史。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双怀则表示，《王莽：我理想中的天下》详细讲述了王莽及其时代的历史。作者将复杂枯燥的历史内容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出来，不仅讲故事，也对人物和事件发表评论。故事情节动人，紧凑连贯，评论逻辑严谨，一针见血，使作品既真实又好看。【来源：华商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官网今日发表讣告，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孙立群教授，于2020年2月10日病逝，享年70岁。孙立群1950年4月15日出生，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并获博士学位，长期长期以来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工作。据相关资料显示，孙立群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授中国古代史30余年，所开课程有“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士人史”等，广受学生好评。其主持的“中国古代前期史”课程，曾入选天津市精品课程。2006年11月，孙立群曾在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节目《百家讲坛》上讲《吕不韦》，其中有关吕不韦是秦始皇生身父亲的论点曾引起广泛争议，孙立群也是从那时开始为大众所熟知。2007年3月，孙立群在《百家讲坛》讲了《李斯》，当年5月，讲了《我读经典之解析〈韩非子〉》，当年9月，还讲了《范蠡》。2008年5月，他在《百家讲坛》上讲了《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其中，他讲范蠡和西施的故事吸引了广大观众，易中天称赞他的主讲风格是“满腹经纶，胸有成竹，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值得一提的是，他讲的《李斯》也让他一度陷入争议。据悉，除参与《百家讲坛》之外，孙立群曾参与编写教材及专著十多部，如《中国古代士人生活》、《中华文化通志·社会阶层制度志》、《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等。网友评论来源：北晚新视觉网综合 北京日报客户端、网友评论流程编辑：TF015

红网时刻4月1日讯（通讯员 陈永豪）4月2日（周五）晚19:00，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主讲岳麓书院讲坛第435期，主题为“秦汉儿童的世界”，拟讲述秦汉儿童的生存状况，分析他们的社会地位，理解他们的内心精神等问题。【讲座信息】主 题：秦汉儿童的世界时 间：2021年4月2日（周五）19:00—22:00地 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内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主讲人：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主持人：陈松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主 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 办：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 岳麓书院历史系协 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发展基金 大成国学基金【主讲人简介】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1984年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3月至2003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副教授，教授；2003年3月至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2007年9月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访问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客座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第四届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岩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校外专职研究人员，南京师范大学鸿国讲座教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为：秦汉史、秦汉考古文物研究、出土文献研究。主要著作有《秦汉交通史稿》《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秦汉社会意识研究》《秦汉儿童的世界》等。【内容简介】儿童期是人生极其重要的阶段，儿童的生活情状是我们研究社会历史必须认真注视的对象。讲座拟根据出土文物及文献记载，考察秦汉儿童的生存状况，分析他们的社会地位，理解他们的内心精神，有助于更为全面、更为真切的认识秦汉家庭和社会生活。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也可以因此更加清晰。【报名通道】非常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来听讲座，报名请点击https://h5.sosho.cn/activity/detail.html?id=20239 填写报名表实名参加讲坛，参加活动免费。由于麓山南路实行交通管制（部分单行道，详见相关通知），敬请尽量公共交通出行（地铁四号线，湖南大学站）。报名成功后页面会显示已报名，讲座当天也会收到系统信息，请于开讲前半小时内前往讲坛签到处，领取入场券后入场。报名成功但无故未签到，将被列入黑名单，影响以后参加书院活动。敬请关注岳麓书院微信公众号（hudayuelu），或加入岳麓书院讲坛QQ群（群号：289234773），了解更多资讯。非常感谢关注、宣传及参加讲座，期待到时岳麓书院见。岳麓书院讲坛第435期报名二维码

探索史学历史 促进史学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中国70年史学史研究的繁荣发展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新中国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的显著成就，主要表现为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研讨受到关注和重视，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更高发展阶段。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每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历史，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史学有史学史。中国史学史以研究和阐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探索与发展历程在中国史学史上，关于史学史的意识乃至史学史的思想，早已有之。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首次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受梁启超影响，有些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研究。20世纪40年代有几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著面世，包括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这几部著作反映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草创时期的学术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迈上探索与发展之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为新的探索与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时期，其标志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后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大讨论。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的许多史学工作者参与研讨，就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范围和内容以及发展规律等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涌现出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起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史学史研究路径的作用。如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史学史的定义、对象和任务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署名师宁的文章《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指出：中国史学“无论在史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都有自己的灿烂的成绩和创造性的发展”，在今天仍有其科学价值。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史学史研究者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必须善于区别精华和糟粕。在这里，作者把史学史研究的主体、客体和主客体关系都讲到了。同时，根据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订的计划，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历史系开始招收中、西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培养这方面的研究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踏上新的发展之路。一些高等学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史学史研究机构，1981年《史学史资料》更名为《史学史研究》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逐年增加，加之全国性的中外史学史研讨会经常举办、海峡两岸史学史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史学史研究形成生机盎然的局面，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面临新的时代要求，肩负重大历史责任。中国史学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比如，积极探索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方法和路径已成为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这就要求史学史对我国史学的学术遗产作认真清理，并对其中的优秀内容进行转化和发展，为当前史学发展所用，以彰显史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这对于中国史学史发展而言是新的发展机遇。取得显著成就走过70年的探索与发展之路，中国史学史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一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撰述，旨在总揽全局、疏通脉络、揭示规律，而各种专著则又各有侧重、风格不一。概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著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先面世的两部著作，即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和刘节著《中国史学史稿》，它们都以断代史观念为框架进行撰述。之后出版的张孟伦著《中国史学史》大致同此。第二种类型是以社会形态划分作为撰述内容的框架，如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在理念上与此书相近者有施丁著《中国史学简史》。第三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进程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白寿彝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谢贵安著《中国史学史》。第四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态势和特质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仓修良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等。第五种类型是把中国史学史概括为3个阶段形成整体框架，即：“从‘史’的产生到第一次系统总结”(先秦至唐前期)；“分支系列发展，古典史学的终结”(中唐至清中期)；“社会格局屡变，史学不断更新”(晚清至民国)，参见谢保成著3卷4册《增订中国史学史》。由此可见，撰述内容在结构上的不同类型，反映了研究者对于史学史的整体把握与发展状态的不同认识，显示出各自的特点。但它们之间也有基本的共同点，即都彰显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成果积累的丰富性。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断代与专题研究的开拓，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深入发展的表现。数量众多的断代史学史与专题史学史，以及史家传记、史学名著评介、史学史资料编年、史学史文献整理等专著不断涌现，形成异彩纷呈的发展态势。首先，断代史学史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先秦史学史、秦汉史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汉唐间史学史、六朝史学史、隋唐五代史学史、宋代史学史、辽金元史学史、明代史学史、明清史学史等，这些断代史学史研究各具特色，如许殿才著《秦汉史学研究》内容充实、分析深刻；胡宝国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思路开阔、立论新颖。其次，专题史学史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关于官修史书研究，分别有唐、宋、明、清的官修史书研究(包括明清实录研究)，论述朝廷修史制度、作用、成就及其局限。关于修史制度研究，有牛润珍著《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王记录著《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等等。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胡逢祥等著3卷本《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是一个史学群体积20余年之功而成的鸿篇巨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作了详尽的论述。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专题史学史研究。一是关于系统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中国史学成就的论著，如桂遵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张剑平著《新中国史学五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等等。二是关于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史金波、关志国所著《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一些学者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论集，因研究对象不同、视角不同，可谓“百家争鸣”、各具特色。如朱维铮著《朱维铮史学史论集》、李红岩著《中国近代史学史论》、瞿林东著《唐代史学论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港、台地区的学者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多有建树，如李宗侗著《中国史学史》、杜维运著《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等等。理论研讨日趋热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理论探讨受到关注和重视，这是史学史研究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表现。这是因为史事反映人们的感性认识，理论则反映人们的理性认识，是认识史学的高级阶段。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出版。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是力图在这方面作出总结的著作。于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以及现已出版5辑的系列论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汇集了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讨论范围宽广，多有别出心裁之作。朱佳木主编的《唯物史观与新中国史学发展》反映了唯物史观在历史学各领域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此外，于沛主编的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纲领宏大、论述翔实，是一部开创性著作。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研究。20世纪60年代，白寿彝提出史学遗产中“有正确的历史观点”，这推动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研究。瞿林东主编的3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遗产。吴怀祺主编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这一领域极具规模的首创之作。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明代历史理论研究》《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1902—1949)》等。李振宏著《当代史学平议》，是一部具有较强现实性的理论著作。这些理论成果，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伴随着伟大祖国前进的步伐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在新时代，中国史学史应继续推进各方面研究走向深入，并着重发挥自身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和成果丰富的优势，努力在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瞿林东（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 | 潘文捷编辑 | 黄月1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网，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传玺，因病医治无效于2月27日去世，享年94岁。张传玺是山东日照人，他初中毕业就考上了山东大学，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之后，这辈子就和历史结缘了。读到大三，他被提前安排了工作，在青岛当教师。1956年夏天，已经是青岛四中教导主任的他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师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主修秦汉史专业。在翦伯赞身边，他系统地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翦伯赞有一篇收录在中学语文教科书里的《内蒙访古》，读者可能会有印象。这篇文章的很多资料是身为学生的张传玺查找的，那时候他还当了记录员、调查员。张传玺曾回忆说，翦伯赞对他的培养方法是“文献阅读和实际考察并重”。在翦伯赞的指导下，他不仅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有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汉魏丛书》及与秦汉史有关的其他文献，汉简、碑刻及其它金石资料，有关秦汉时期的遗址、墓葬资料，中国学者的秦汉史专著和论文，欧美和日本等国汉学家的论著。此外翦伯赞还要求张传玺也要懂得考古，因此他去过黄河流域的大城市，也去过各种考古工地、博物馆。他也需要懂得如何进行民族调查，所以1958开始，有一整年时间他在云南带领调查组调查傣族和彝族。这也是他研究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开端。那时候，全国史学界正在进行土地制度问题的大讨论，秦汉土地制度是讨论的关键阶段。张传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与中国古代历史实际结合，写出了北京史学会后曾组织学术讨论的重要论文。在此基础上，张传玺从研究土地私有制问题扩展到研究契约问题，并且由于研究土地制度问题的需要，开始研究铁器牛耕、盐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此后也研究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问题。除此之外，他在中国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北京史、民族史等方面也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毕业后，张传玺留下给翦伯赞继续当助手，就这样又跟了他六年时间，直到“文革”。“文革”时翦伯赞被打倒，张传玺也要接受劳动改造，那时候他养了300多只鸡，被称为“鸡司令”。1978年，他和妻子一起张贴名为《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的大字报，张传玺起草，妻子抄写，6000多字，16张纸，寄给相关人士。翦伯赞后来被昭雪据说与此有关。张传玺后来还撰写了《翦伯赞传》。普通读者可能会了解张传玺为公众做历史普及的一些读物。他参与了“新编历史小丛书”的编辑，写作了该丛书中《秦始皇》《春秋战国史话》等既能展现当代史学高度又面向大众的小书。在专业领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网的讣文中称，张传玺一生撰写学术著作30余种，学术论文200余篇。主要著作包括《秦汉问题研究》《张传玺说“秦汉”》《从“协和万邦”到“海内一统”》《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中国历代契约粹编》《契约史买地券研究》等，其中不少著作代表着史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他也一直活跃在中国古代史教学研究的一线，教学时间长达60年。张传玺常常说自己如何得益于和翦伯赞学习的那些日子，这让他在黄金时代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生前接受访问时，张传玺意识到念书之风不如过去，一些年轻人缺乏史学功底。他认为这和硕博教育的时限有关，也和评职称的要求有关，这些都会“误导他们走捷径”。他说，虽然现在发表文章的机会很多，但是一定“要用功，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不要急于成名，更不要为成名而成名。”参考资料：张传玺教授讣告https://www.hist.pku.e.cn/tzxw/512354.htm张传玺：做翦伯赞的学生至今得益https://cul.qq.com/a/20130520/009633.htm张传玺访谈录（1）：195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https://mp.weixin.qq.com/s/4KmeED8h_Ro9Luuqt5L2AQ大家访谈｜沉痛缅怀张传玺教授https://mp.weixin.qq.com/s/as2XOAoyoZpsOzf49MCENw

著名历史学家、秦汉史学泰斗、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彭门创作室导师、中国孔子网专家安作璋先生于2019年2月20日晚因病在济南逝世，享年94岁。安作璋先生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历史学会副会长，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山东地方史、齐鲁文化史、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安作璋先生一生著作等身，代表作如《秦汉官制史稿》、《刘邦评传》、《山东通史》等，无一不是学界巨著。作为山东省最年高德勋的史学泰斗，安作璋先生的去世，无疑是中国史学界的巨大损失！安作璋先生千古！

1986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轰动国内外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深度报道。时隔三十多年，三星堆遗址又火了。今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上，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的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又一次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作为当年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深度报道的第一人，当年曾担纲《光明日报》考古报道的记者白建钢，更是兴奋不已。三星堆遗址1929年发现，1934年开始挖掘，1986年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清理出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金杖等。白建钢是那次考古发掘的见证者，也是“三星堆”遗址深度报道的第一人。1986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用三分之二版面报道了三星堆遗址的惊人发现，引起世界轰动，驻北京的各国新闻机构纷纷到光明日报社购买有关新闻照片转载，光明日报社一时宾客盈门，全球许多大媒体都转发了光明日报的报道。轰动来源于前所未有的价值定性、第一次在媒体明确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宣告只有埃及、希腊、罗马才有的一些文明在中国古代惊人存在，并且达到相当高度，填补了世界文明史空白。白建钢毕业于西北大学，本科学习考古，秦汉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原本被分配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了新闻媒体，在光明日报陕西记者站任职。由于他拥有考古、历史双重学科背景，在考古报道方面出类拔萃，报社领导让他专门负责全国重大考古成果的采访报道。他采写的秦始皇陵、秦公一号大墓等考古报道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去三星堆遗址采访之前，白建钢刚刚和光明日报辽宁记者站的同事完成了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系列采访报道，参加在沈阳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会议。会议期间，四川省三星堆遗址考古队队长赵殿增对白建钢说：“我们在三星堆发现了一批文物，很重要，欢迎你去报道。” 白建钢先前往采访，然后请求报社派摄影记者支援，摄影美术部记者吴力田后期前往成都，拍摄三星堆重要文物。白建钢抵达广汉时，已经是1986年的11月。此前，只有新华社发了豆腐块新闻，没有公布照片，没把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的意义说透。作为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思想文化大报，光明日报如何报道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白建钢思索一个个采访报道方案。当时，三星堆遗址的文物已搬进四川省博物馆文物库房，为了方便采访，考古队把他们的住处安排在紧邻四川省博物馆的旅社。他们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博物馆和四川大学之间，紧张地采访拍摄。白建钢说，因为三星堆的出土器物太过奇特、迥异于中原文明，采访过程就是他向专家请教求解的过程，他要在报道中解读三星堆文明的来龙去脉，讲透三星堆背后的故事。他多次去四川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请教了古蜀史专家、世界史专家，在四川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寻找与三星堆同时代的文物，将三星堆置于世界文明中去审视，但凡有一点蛛丝马迹他都不放过。三星堆遗址的采访历时一个月。白建钢说：“我是以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研究采访对象，拿出写论文的精神写三星堆报道。每一字、每一句都反复推敲，并找到对应的论据。最后的成稿，我请童恩正教授审阅，经他确认后，我的心里才有了底。”白建钢讲了这样一个插曲：写好稿子，他借四川省博物馆一辆自行车，去四川大学给童恩正等专家审阅。回来路上，装采访本和原稿的皮包被小偷扒走。他急忙去路边派出所，出示记者证，告诉所长：“我代表光明日报出来执行重要采访任务，这稿子对国家和四川省极其重要，报社要上头版头条，材料被偷，重新写不出来，事情天大，请协助。”所长马上派几个民警沿街缉拿小偷，找线人排查街上毛贼，让他在所里等。白建钢失望之极、坐立不安。幸运的是一小时后，皮包找回来了，采访本、稿件等东西都在。稿子中的《三星堆目睹记》，用拟人散文体，活灵活现写无言的三千年古物和枯燥难读只有少数人明白的考古论题，在中国考古新闻中是第一次。专家不觉浅，民众被吸引，非“醉后狂洒”，也存灵感，丢了真不知道还能不能重现。白建钢说，我应该写一篇报道，表扬成都这个派出所那一小时惊心动魄事迹，留下他们对我帮助、对三星堆博物馆贡献的记录。那时光明日报每天只有4版，版面金贵，没来得及动笔，永远成为遗憾。关于三星堆的采访，白建钢特别感谢赵殿增研究员，他说：如果没有赵殿增提供线索，就不能及时报道三星堆遗址发掘重大成果，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可能受到影响，即使仍能轰动世界，也许遗址就变成工厂、楼房、公路等等，一失足成千古恨。近日三星堆出土的陶器1986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在头版用三分之二版面刊发了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成果的报道。此后，《光明日报》又连续刊发了白建钢采写的《铜像之王》、《头像之谜》、《黄金面罩》《天外来客》、《神树和羊》五篇“目睹记”，引发全国乃至世界关注。在此之前，关于三星堆的报道没有人和西方青铜文明做过比较。而白建钢的报道，以科学方法，从学术角度，对三星堆的价值进行世界范围重估，并对它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大胆猜想、小心求证，让世人看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古蜀文明。白建钢说，自己虽然只是一个考古记者，但是在受众和专业之间架起了桥梁，让西方更了解东方，让东方也了解西方，这就是媒体人的责任与价值。多年后，四川知名考古学家范勇先生“十年磨一剑”，著《解谜三星堆》，对白建钢留言：“兄对三星堆的报道，至今我记忆犹新。我谈三星堆文明的专著即将完稿，书中将对此有涉及。在历史文化旅游方面，你是当之无愧的先锋。”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白建钢改行从事经济工作，曾去日本名古屋爱三工业株式会社商业访问，该企业高管学历高，常常问他中国古代历史考古问题，白建钢给他们的讲述，自然令他们吃惊、喜出望外。董事长率理事、部长等集体请白建钢吃饭，问，“白先生，你究竟喜欢研究历史，还是喜欢赚钱？” 白建钢答：“喜欢研究历史，不喜欢赚钱，”日方又问：“那你为什么还要赚钱？”白建钢做了个往口袋装钞票动作，答：“为了创造历史。”此刻在场的日本人起立鼓掌，表达敬意。“轻轻地我走了，就像我轻轻的到来”。以后白建钢携中国五矿驻外干部李庆经理陪韩国大公司客人访问广汉中国二重，去三星堆博物馆参观，买票进入，没有说我是谁，不认识任何人，没想过找任何人，心中激动万分。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新华社发）用生命创造过历史，不要回报，“不带走一片云彩”，对得起伟大祖国对自己的栽培，对得起自己所处的民族崛起变革时代，斯是永恒最大财富，不因时间而消失。这就是白建钢的信念。（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勇）来源：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勇

您的浏览器不支持此视频格式四川独臂考古人赵宠亮。四川首次大规模启动古代石刻文字调查与整理，计划用5年时间，联合各地文物部门，对四川现存清代（含）以前的古代石刻文字遗存进行梳理，形成20余万张石刻文字拓片。“这些资料是最珍贵的原始素材，必将成为巨大的资料宝库。”赵宠亮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全面深入，这些石刻文字的价值将日益凸显。这是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遗珠。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川，散落各处的古代石刻文达5万处，那些由两汉三国，经唐宋，至元明清，跨越2000余年的文字，被镌刻在佛院经窟、悬崖峭壁、墓葬石碑、古代建筑上，正裹挟着时代记忆呼啸而来。这也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抢救。今年，四川首次大规模启动古代石刻文字调查与整理，计划用5年时间，联合各地文物部门，对四川现存清代（含）以前的古代石刻文字遗存进行梳理，形成20余万张石刻文字拓片。浩瀚工程的背后，主导者是一位独臂学人。夹在而立与不惑之间，35岁的赵宠亮觉得时间越来越紧迫，他想要从历史的风雨侵蚀中，救出那些长久静默遗失在野外的古代石刻。仅存左手，依然能触摸和感受那些遗失在历史中的痕迹。过去年月中，赵宠亮从家乡河北永年走出，在北京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业。作为历史学者，他在考古现场触摸历史烟尘，从浩瀚文献中抓住梦想红绳，他敬畏时间又要与之争抢。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他的办公室长久安静，沿墙摆放的宽大书柜被塞得满满当当，那些书本，跟随着他跨越大半个中国，最终安放在成都。这条路，赵宠亮走得顺遂也波澜。曾经，在决定考研时，他提前联系导师，坦诚相告，确定老师不介意收下失去右臂的学生；在将赵宠亮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时，主管单位也向四川省文化厅再三确认招聘信息，明确这位学者不需要任何辅助，能够像科研工作者一样工作。于赵宠亮而言，尽管只有一只手臂，他依然可以扼住命运的喉咙。抢救历史“这个石碑，我们上次去都还在，现在就没了。”照片中，树林空地上，倒在杂草丛的石碑只余半块。赵宠亮有点着急，如今古代石刻文字正以每年几十上百处的速度在减少，被破坏甚至消失。这让他心里难安，他希望自己的团队再快点，追赶上正在消失的古迹，“想给古代石刻文字安个家。”让石刻“活”过来 将完成5万处古代石刻文字调查赵宠亮的办公室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楼，临窗，办公桌上的书籍堆了半米高。旁边的会议室里，3000余张古代石刻拓片正在陆续整理，像对待婴孩般，赵宠亮用左手轻抚拓片，目光珍惜。转过身，他的右边臂袖，衣管空空。对于散落在四川各处的超5万处古代石刻，赵宠亮想留住它们。“石刻是另外一种出土文献，古代人会将很多大小事情刻在上面。保护好它们，就是对文化的传承。”在野外，他见到明代都察院的禁止早婚的石刻，上面记载，男子低于十五六岁娶妻，父兄要受到惩罚。还有对修桥铺路的记录，村头一座桥，30多年里，前前后后几个人修过。甚至还有离婚告示、乡规民约、家风家训……明代都察院禁止早婚示谕碑。赵宠亮眼中，这些都是历史的馈赠。四川古代石刻文字时间久、数量大、内容多、类型全。这些石刻文字大多不见于传世文献，也不见于地方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特点。可如今，因风化、人为、基建等破坏，石刻文字正在加速消失。所幸，保护早已开始。以赵宠亮为代表的一个团队，正在对四川古代石刻文字调查与整理，计划用5年时间，联合各地文物保护和管理部门，对四川现存清代（含）以前的古代石刻文字遗存，分阶段、分区域地进行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以实物照片、拓片和影像记录等多种形式，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调查、整理，以期形成20余万张石刻文字拓片。事实上，这也是四川首次对古代石刻文字进行最全面调查、梳理、记录研究的系统性工作，这在全国范围来看也是一项创举。“这些资料是最珍贵的原始素材，必将成为巨大的资料宝库，为我们和后人提供了诸如巴蜀地方史、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社会史、书法艺术史等各方面研究无穷的宝贵资料。”赵宠亮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全面深入，这些石刻文字的价值将日益凸显。就眼前而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积累了3000多张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拓片。就在今年11月，这些历史的记忆，将在四川省图书馆进行专题展出。独臂学人面对石刻，赵宠亮是保护者。面对命运，赵宠亮觉得自己是被保护的人。于人生而言，残忍的是得到后再失去，还是从未得到过？这个命题，赵宠亮从没仔细想过，因为他也说不清自己属于哪一类。幼时失去右手他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失去右手那年，赵宠亮还是个走路趔趔趄趄的“小团子”。那年正月里，一大早，家里人到门前地里做农活，只留下酣睡炕上的他。当家里人估摸着回来做早饭，有说有笑打开房门，却是让人目眦欲裂的一幕：原本平躺在炕上的小娃娃，已经有一半的身子掉到火炉里，圆滚滚的右手插入烧得通红的煤火中，白白嫩嫩的脸上，半边的皮肤烧焦蜷缩成一块。一声尖叫，母亲将已经昏迷的小娃娃从火堆中一把扯出。火急火燎抱到县医院，经验丰富的医生被吓得眼皮一跳，“烧得太严重了，抱回去吧，这孩子救不回来了。”接下来的半年，不想放弃的父母央求村里的赤脚医生，每天上门为孩子打消炎针，一天三针的治疗下，赵宠亮竟然奇迹般地慢慢活下来了。但被烧得炭黑的右手，却在烧伤后一个月的时候，“吧嗒”，掉下来。“我就这样没有右手。”其实，对于这一段记忆，赵宠亮几乎是空白的。他从父母年复一年的后悔愧怍中还原整个过程后，会小大人一样地安慰着爹妈，“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没事。”他感恩自己还能活着，更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慢慢的，他在狭小的家乡，发现了更广阔的世界——那些历史留下的痕迹。一路读到博士他终于走入历史研究的大门历史的痕迹是什么？太行山东麓，邯郸市以南，河北永年区，赵宠亮的家乡。这里在战国时期，曾是赵国建造信宫、修建王陵，王侯群臣聚会之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很多时候，村民种地时，会挖出古代的陶瓷碎片和铜钱。儿时的赵宠亮，会蹦跶着跑到田间，向叔叔大爷们索要，小心翼翼用作业本包起来，像宝贝般珍藏在抽屉里。村里的长辈们也乐意把挖到的古代陶瓷片、铜钱等“破烂”送给这个总是笑嘻嘻的小孩。他们没想到，当年奄奄一息的独臂娃娃，未来会走得那么远。赵宠亮喜欢读书，在身边小伙伴读到中学就出去打工的年代，他一路读到高中，并顺利考上河北师范大学。做父亲的，曾多次告诉孩子，让他大学毕业后，能回到县里的中学，“做个老师，能养活自己就行”。没曾想，赵宠亮越读越远。本科毕业，赵宠亮想前往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秦汉史大牛王子今教授。考研前夕，因为担心导师介意学生断臂，赵宠亮先给王教授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王教授温暖的话语给了他莫大的鼓励。“没事，你先安心考试”。挂完电话，他又拨给父母，告诉他们自己决定读研，如果考上公费就读，否则就回乡当中学老师。最终，赵宠亮顺利迈进北京师范大学。现在回忆起来，他觉得那时的自己，终于走入历史研究的大门。在这扇门里，他一待就是6年，于懵懂中成长。研究生毕业，又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赵宠亮于人大攻读博士学位。尽管只有一只手，赵宠亮仍然能够自如地翻书做笔记。他用残余的右臂压住书，左手翻页和笔记。如是这般，在20多岁的黄金时代里，啃遍了秦汉史研究的论著。北京6年，美好纯粹。除了看书，赵宠亮逛遍城内专业展览。每当故宫、国博和首博有历史展览时，他便和同学坐着2毛钱的公交车，穿梭在北京城里，在一个个橱窗前，留下被惊艳后的感慨。恬淡生活博士毕业那年，赵宠亮面前有三个选择：进入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入西安的西北大学任教；还有就是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但在此之前，他甚至没有到过成都。安家成都51万字的著作填补领域空白“犹豫过。”赵宠亮坦言，他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满满一屋子书，他坐于其中，安安静静做研究，“后来觉得可以换个城市感受一下，加上四川本身就历史悠久，又有很好的文化政策，当时听说这些年，一批北大、复旦、吉大等著名高校的毕业生都到了四川考古院，我想这个单位肯定不差，就这样来了成都。”刚开始，因为不确定赵宠亮具体的身体状况，作为考古研究院人事管理单位的省人社厅，还以为需要派专人帮他用电脑打字，甚至照顾生活，“后来一看，我用左手打字的速度，比不少人双手打字都快。”打字是快，可做学问却是要坐得住冷板凳。就在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第2年，赵宠亮出版专著《行役戍备——河西汉塞吏卒的屯戍生活》。全书脱胎于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共51万字，共810处注。通过利用出土简牍、传世文献和考古调查发掘资料，从吏卒的来源与退役、工作与休沐、功过与奖惩、医疗卫生状况与死亡抚恤等方面，对汉代河西地区屯戍吏卒的生活进行细致讨论，把错综复杂，难以阅读的各种西北汉塞简牍遗存条分缕析，有序分类出来，推进西北汉简研究的深入，被业界评价为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那两年，赵宠亮住在单位附近的合租房，一件衣服一穿就是三四年，简单到极致的物质生活下，他自觉充实，“来四川后，将研究地域放在西南，开始研究巴蜀地区的汉代石刻文字，还申请进入川大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13年，赵宠亮有了心仪的女朋友。2014年，他结婚了，新房买在双流，掏光积蓄后，首付还找导师、领导借了一部分。“那时院里的领导还时不时帮我参谋下房买在哪里，这些关心和帮助，让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如今，赵宠亮觉得自己已经完全适应了这座城市的节奏。他每天上班回家，花在路上的时间要将近3个小时，不过并不难熬，因为他有新的计划，要教2岁的女儿背诵古时的开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内容很好，而且都有着语言的韵律美，我自己默念几遍，就差不多到家了。”秋来成都，阳光正好。下班节点，赵宠亮走出单位，安静大门外，二环路上人潮喧闹。他斜挎着包，融入人海之中，眼光温柔平和，他的前方有家园，后方则是热爱的事业。对·话“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被命运照顾的人”第一次下古代墓葬是什么时候？赵宠亮：研一时，跟王老师去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下到黄肠题凑的木椁墓里。“黄肠题凑”，是汉代墓葬的一种葬制，只有天子和诸侯王级别的才可使用。所谓“黄肠”，就是柏木黄心；“题凑”即将黄肠的头部按一定方向在棺椁外垒成一圈木墙。虽然已过去2000多年，但黄肠题凑依然坚固如初，当时很惊叹，佩服不已。第一次去考古工地，是去了西安市长安区神禾塬，那可能是秦夏太后的陵墓。这位夏太后，就是秦始皇的奶奶。“亚”字形的墓规模很大，已经发掘完毕正在回填，依然很震撼。陪葬坑正在发掘，但也被盗扰严重，很是遗憾。说到盗墓，你会看现在流行的各类盗墓小说吗？看，我早年就在论坛上守着看《鬼吹灯》的更新，里面有不少情节确实是从现实而来。比如洛阳铲，最早是真的广泛用于盗墓，后来才成为考古学工具。到现在，学会使用洛阳铲来辨别土质，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还有《鬼吹灯之云南虫谷》提到的“死漂”，也应当是借鉴了云南抚仙湖水下考古所遇见的实际情况。但是小说毕竟是艺术创作，和现实不同，像小说里的“粽子”，这个就真没有遇到过。而且，在实践中，那些被盗墓毁掉的历史古迹让人心痛，对于历史文物，我们都要坚持保护先行的。那除了盗墓题材，还有不少历史小说被搬上荧幕，你会看吗，会吐槽吗？会看，但是偏向于历史正剧，比如《汉武大帝》这种。至于考究，确实会有点职业病，比如，现在古装剧里演员骑马时都会出现的马镫，事实上，马镫的出现并没有那么早，最早是在西晋的陶俑中才第一次出现类似马镫的形象，可是很多历史设定在西晋之前的电视剧，都会有马镫。再比如，一些电视剧里的颜色，过分亮丽，这也是和历史不符合的。但是我们一般只会同行之间说两句，不会说逢人便讲，毕竟，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习惯。都说今年秦始皇很忙，在各种电视剧里和各种人谈恋爱，你是研究秦汉史的，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戏说？这样的电视剧我还真没看过。事实上，适当的戏说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历史。比如前面热播的《芈月传》，那段时间就有很多人去翻阅史书来了解当时的历史。但是过分的戏说就是在哗众取宠，不尊重历史了。就说那些抗日神剧吧，真的没法看。对于未来，你有怎样的期待？我一直很感恩，觉得自己是被命运照顾的人。对于以后，没想过那么长远，用心做好眼前的事，未来自有出路，毕竟我相信，任何都是最好的安排。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殷航 受访者供图

这个春天，三星堆彻底火了，继三月央视直播《三星堆新发现》，4月12日，三星堆“聚宝盆”3号坑在再次传来好消息，一件完整的圆口方尊被成功提取，这也是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完整首件圆口方尊。在大众传媒、社交媒体的加持下，“三星堆”商标被抢注，“三星堆”表情包出炉……三星堆1929年发现，1934年开始挖掘，1986年出土了大量珍贵遗物、2021年新发现6个祭祀坑……在绵延近百年的发掘历程中，1986年那次清理出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金杖等 ，堪称“之最”。原《光明日报》编委会唯一明确负责全国考古报道记者白建钢是那次发掘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三星堆”深度报道、引爆三星堆震撼世界第一人。1986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发深度报道《广汉县青铜雕像群室内清理工作展开》，震动世界，此后有了三星堆“世界第九大奇迹”的说法。改革开放初期考古报道热潮涌动今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上，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移动互联网时代，通过媒体直播，引发三星堆考古全民围观热潮，三星堆多次冲上社交媒体热搜。自1986年大量出土后，三星堆在2021年，又结结实实地“复火”了一把。作为三星堆深度报道第一人、原《光明日报》全国考古专题记者白建钢，从3月以来，微信就没“消停”过。接连不断的信息都是在向他求证，三星堆的种种……白建钢现居深圳，因此本报记者有了这次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采访机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记者与“前辈”白建钢相约，白老师打开记忆的匣子，上世纪的一段精彩故事扑面而来。白建钢毕业于西北大学，本科学习考古，秦汉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原本被分配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的他，进入了新闻媒体，在《光明日报》专门负责全国考古成就的采写工作。“那个时候，媒体高度重视考古报道。看似专业性极强的考古报道，它不仅是给中国人看，更是给全世界看。”白建钢说，“那会中国刚改革开放，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到底能不能改革？历史上的中国是什么样，能不能恢复昔日荣光？可以说当时世界对中国考古的关注度和对中国改革理论的关注度并驾齐驱。”白老师感叹，当年《光明日报》给他极大的自由，“报社任命我为全中国考古专题记者， 自己决定选题，自己决定去哪里采访，编辑部对自己稿子很少改动，报销飞机票。”专家型记者深入蜀地采访1个月因为拥有考古、历史双重学科背景，采访写作又极其认真，年轻的白建钢凭借他的考古论文及秦始皇陵、秦公一号大墓、辽西红山文化等报道，很快在行业内打响了名声。在去三星堆之前，白建钢就已经是文博考古圈的“熟脸”。谈及与三星堆的机缘，白老师回忆说，“当时，我在沈阳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的会议，四川省来了一个代表，是他们考古队的副队长 ，他跟我说，‘我们三星堆发现了一批文物， 很重要 ，欢迎你去报道。’”于是乎，就有了白建钢的三星堆调查之行。1986年7月，三星堆两大祭祀坑相继出土大量器形独特精美的文物，当时各大媒体都发了简讯。“其实当时三星堆已经有媒体报道过了，但发的豆腐块，没说通透，看着不解渴。”。白建钢去到成都的时候，已经是1986年的11月。怎么报，如何报？白建钢心里自有一套。他先被考古队安排在紧邻四川博物馆的旅社住处，为了方便去馆里比对器物。“这肯定不是3、5天能解决的采访。”白建钢说。当时，因为三星堆的出土器物太过 奇特、迥异于中原文明，没有专家敢说，它是从哪儿来？经历了什么故事？“没有专家敢说，当然就没有记者敢写，最后出来的只能是一个泛泛的简讯。”白建钢说。而他要做的，就是给三星堆“求解”，解读三星堆文明的来龙去脉，讲透三星堆背后的故事……这是一块硬骨头，决定了要啃白建钢就卯足了全力。四川大学图书馆及有关教授、四川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广汉县，他都“跑断了腿”。他要去寻找与三星堆同时代的文物，将三星堆至于世界文明的范畴中去审视。这样的方法，正是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正道”。为此，白建钢请教了古蜀史专家、世界史专家，翻遍了《山海经》、《史记》。“《史记》里有关于古蜀国的记录。”白建钢说，但凡有一点蛛丝马迹，他都不放过，拿出写论文的精神写报道。苦心经营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一头扎进三星堆研究中，白建钢在成都一呆就是一个月。11月，四川已经入冬，因为没有暖气供应，湿冷的冬天让白建背上布满了湿疹，鲜血淋淋红藓，打针包扎，但他依然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在图书馆、博物馆、四川大学之间。“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把三星堆说明白了。”白建钢心里很清楚，学者们暂时还不敢发言、说话，他一个记者，写出来的考古报道，稍有差池，都会背上骂名，不仅会毁了个人前程更会连累报社。所以，每一字、每一句，他都反复推敲，并找到对应的论据。“最后的成稿，我给童恩正教授过目，经他确认后，我的心里才有了底。”白建钢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四川的冬天正是腊梅怒放的季节。白建钢熬过无数不眠之夜、战胜皮肤感染流血……经历1个月的高度神经紧张，他终于完成着这篇“大稿”。谁曾想，一个小插曲差点将他击倒。他回忆说，完稿后，他誊写在稿纸上，装好信封，骑上自行车，请童恩正教授把关归来。不想，路上遇到小毛贼，将他放在自行车后座的公文包给顺走了。“当时感觉天都塌下来了！包里没钱，但是我的稿件以及所有采访资料都在里面。如果真的不见了，这稿子要我重写一遍，是没有办法100%复原的。”白建钢说，“我手心都在冒汗，立刻就去报警了，好在那个派出所的警察同志特别靠谱，动用了所有警力，一个小时就给追回来了。”说起这一段，白建钢至今仍心有余悸。终于，在1986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大版面刊发了这篇报道。此后，《光明日报》又连续刊发了白建钢采写的《铜像之王》《头像之谜》《黄金面罩》《天外来客》《神树和羊》五篇“目睹记”，引发全国乃至世界关注。要知道，在此之前，关于三星堆的报道没有人和西方青铜文明做过比较。而白建钢的文章，以科学方法，从学术角度，对三星堆的价值进行世界范围重估，并对它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大胆猜想、小心求证，让世人看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古蜀文明。巧的是，白建钢在西北大学的同学高大伦后来去了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担任院长（现已退休），如今同学小聚，高大伦还笑言，“现在还有人在说，三星堆是外星文明，这都是白建钢开的头！”让东方了解西方，让西方了解东方。白建钢说，自己虽然只是一个考古记者，但是在大众和专业之间架起了桥梁，让西方更了解东方，这就是媒体人的责任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