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研究杂志

12月16日，由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主办、《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编辑部承办的“青年学术期刊与青年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旨在促进青年学术期刊适应新时代期刊的发展，推动学者与编者的互动交流，开辟更广阔的学术天地，打造新的学术品牌，共同为我国青少年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会议仅仅围绕青年学术期刊如何适应共青团改革、聚焦青年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图一：“青年学术期刊与青年发展”研讨会现场学校党委书记倪邦文出席会议并致辞，党委常委、副校长陆玉林主持会议并做了总结发言。陆士桢、张耀铭、仲伟民等专家和期刊编委会委员、编辑等出席会议。会上，风笑天（南京大学教授、博导）、李玫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博导）、张华（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委副书记、副秘书长）、张良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姚建龙（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教授、博导）、石国亮（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马中红（苏州大学教授、博导）等专家学者被聘为《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的编委会委员，倪邦文为他们颁发了聘书。图二：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为新编委会委员颁发聘书。倪邦文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央团校的改革情况。改革后中央团校将着眼党的青年工作大局，把握党在青年工作领域特色鲜明的政治学校这一根本定位，聚焦团干部教育主责主业，通过剥离学历教育，创新办学方式，突出政治培训，努力为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和共青团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学校的改革对《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的办刊宗旨、定位和内容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要用学术的视角、学术的语言来解读党的理论主张、政策，并贯穿到青年工作当中去。要研究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机制。要研究青年、青年工作、青年组织和青年政策，通过办好期刊来推动学校的学术发展和智库建设。《清华大学学报》主编、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仲伟民在致辞中表示，近几年青年学术期刊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在更名后，成绩显著，期刊的定位越来越明确，聚焦当代青年工作研究；主编编辑策划意识不断增强，名家文章越来越多。但是，在全国期刊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青年学术期刊与其他综合性期刊一样，面临巨大的挑战。青年学术期刊如何在突出工作重点和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加强研究青年领域的问题，如何从青年的“圈子”中突围出来，立足青年又不局限于青年，值得研究思考。《新华文摘》原总编张耀铭在发言中祝贺《中国青年社会科学》这一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全国的学术期刊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拐点，青年学术期刊概莫能外。办好一个期刊，重要的是领导要高度重视，要认识到期刊在学校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灵活的办刊机制，给予宽松自由的发展空间。同时期刊要注重跨界研究与专业研究相结合，不拘一格，培养跨界研究的学术人才，将期刊打造成青年研究的智库平台，提高学校的文化软实力。《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原主编、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姚申回顾《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后，肯定了所取得的成就，强调一个优秀的主编对一本学术期刊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体现在对社会热点的关注、选题的策划、刊物特点等的把握上。他希望《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在综合刊物向专业刊物的转型中，突出科学性和前瞻性，重点抓好青少年研究，以及青少年关心的社会政治等重大问题，同时不要被评价体系牵制，办好自身刊物。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良驯阐释了目前国内青年学术期刊的定位和价值，强调期刊要有鲜明的特色，要有实践研究。要建立学科化的青年研究体系，借助其他学科理论研究青年问题，重点关注社会化的青年，聚焦青年价值观、青年公共政策，突出在共青团工作和青年工作领域中的优势，在竞争中提升自身的学术水平。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委副书记、副秘书长张华认为，研究青年问题要有开放性的思想、拓展新的学术平台，不仅聚焦国内青年本身，还要放眼国际、关注国际青年动态。同时，青年学术期刊要壮大作者队伍，发表具有时代感的文章。青年发展与青年参与是目前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要在国际上讲好中国青年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全国高校校报协会理事长张树辉表示，青年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青年问题和青年工作的研究，也离不开青年研究队伍的培养。青年学术期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进入新时代，我国的青年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青年社会科学》也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应该聚焦青年群体与个体的全面发展以及青年面临的全新挑战。《中国青年社会科学》主编周晓燕汇报了近年来的期刊工作。她表示，将认真听取专家们的建议，在办刊宗旨和办刊内容上做出调整，准确把握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青年发展的重大决策，紧紧抓住当今青年发展的重大机遇，在推动青年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新的学科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努力开辟一个更加广阔的学术天地，打造一个新的学术品牌。南京大学教授、博导风笑天提出，刊物的发展要考虑社会评价，沿着学术规范化的道路来推进。青年类学术期刊的发展要关注“青年心理”、“青年教育”、青年职业发展、青年婚姻家庭、青年组织、青年工作、青年问题、青年亚文化等8个方面，体现研究的学科化，应以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等学科为基础。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党委书记陆士桢在发言中表示，《中国青年社会科学》期刊要成为整合当前国内青年研究最高学术成果的阵地，成为展示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研究成就的重要平台，成为彰显党的群众工作、青年工作的旗帜，将期刊建设成为党在青年工作的智库。《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可以培养一批党的青年工作的理论队伍，从政治与学术相统一的角度入手，加强对政党政治视域下的青年研究，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着力构建青年政策体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原主编、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原理事长潘国琪认真对2018年《中国青年社会科学》进行了总体评价，认为《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在选题策划方面围绕重大事件和活动策划栏目、组织稿件，体现出编辑团队的政治敏感性；专题策划有助于对问题研究的深化、避免碎片化。总之，全年文章的学术质量较高，在编校上达到了优秀，特别是引文的精准度值得点赞。希望编辑团队再接再厉，将编校质量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南京大学学报》原主编、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朱剑将《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发表的论文应该划分为三大版块：理论研究和共青团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依托传统学科的跨领域青年的研究。这三大版块的论文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对其文章质量标准要求也应有所区分。目前的青年研究存在一定的封闭性，亟需突破；办刊既要满足学科发展的需求，也要重视期刊评价，从评价中发现期刊中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南京大学CSSCI中心负责人沈固朝认为，目前期刊界主要从被引和被摘转的角度评价刊物质量，有其合理性，也存在一定的误区，未来应创新和改进方法，吸引学术同行共同体参与评价，实现从以影响因子指标的评价，以学术创新力为重点的转型。青年类学术期刊应认清青年工作与青年研究相结合这一特点与定位，拓宽研究领域；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带动青年社会科学发展。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石国亮认为，期刊的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公共的前沿学术平台，要突出期刊的规范化发展，增加高质量意识，推行匿名评审制度，尽量采用在线匿名审稿系统，以提高期刊的质量；要坚持研究的问题导向和学科化发展方向，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要强化青年学术期刊的超前意识，突显自身的特色，打造青年学术期刊的权威影响力。苏州大学教授、博导马中红认为，作为青年学术期刊，应当承担起搭建一个学术对话平台的责任，抓住青年的核心问题，用学术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希望我们的研究不是伪命题，而是真问题；希望我们的研究领域不局限于青年，要有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介入，发现新的青年现象；希望我们能研究众多青年现象背后的关联性，用新的研究方法，真正建构起中国青年理论与青年文化研究的框架。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陆玉林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感谢各位专家和学者为《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的发展贡献宝贵的思想和智慧，大家的建议深刻而中肯，对期刊的定位和发展提出了真知灼见。我们将细化研究办刊工作并抓好落实。希望各位专家和学者为期刊组约优质稿件，推荐优秀人才；更希望大家撰文赐稿，在我刊上发表最新的研究成果。相信诸位专家和学者的鼎力相助一定能够有力推动青年研究的发展和共青团智库的建设。（周晓燕 刘向宁 作者周晓燕，为《中国青年社会科学》主编；刘向宁，为《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副主编）

《新青年》运用媒介传播的力量，推动“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引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面对喧嚣的舆论环境和剧烈的时局变化，《新青年》不断设置议题，运用公关和广告的手段展开宣传，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发展局面。《新青年》的许多做法不仅在当时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在当今的媒介环境下依然具有借鉴价值和意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引领者和推动者，《新青年》杂志在传播新文化、启迪新思想方面贡献卓著，打破了封建主义思想对人的束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胡适在1923年曾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5日，这一年正是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刊物出现的第一百年，民间报刊发展迅猛，新报刊层出不穷，竞争激烈。在11年的发展历程中，《新青年》经历了从一开始的艰难起步，到中期的同人杂志，再到后期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的曲折过程。《新青年》的成就来自持续不断的观点和内容输出，也离不开陈独秀等人的苦心策划和经营，运用各种传播技巧和手段引导舆论，制造话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播策略。　借助事件传播 制造热点话题在《新青年》的办刊历程中，陈独秀多次参与和引导思想、观点的论争，进行议程设置，制造舆论焦点话题，使刊物受到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最为经典的是陈独秀为应对刊名雷同事件所进行的主动传播。《新青年》创刊时名为《青年杂志》，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所办杂志《上海青年》名称部分雷同，随着《青年杂志》影响力日趋提升，《上海青年》倍感竞争压力，于是写信给群益书社，责成《青年杂志》改名。为避免麻烦，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开始，《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这一更名行动本是被迫与无奈之举，但是在陈独秀的巧妙处理下却成为促进刊物发展的绝佳机遇。在更名后第一期，杂志篇首刊登了陈独秀的文章，重新定义“新青年”这一概念，提出要以“生理心理”的标准，而非“年龄”来区分新旧青年，“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新青年之资格也”。这一期杂志还刊登了一则通告，告知读者杂志更名事宜，“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变被动为主动，赋予“新青年”三个字鲜明的时代意义与先锋的思想价值，也让《新青年》有了更加精准的办刊定位，可谓一个转危为机的经典公关案例。注重通信栏目 营造互动氛围创刊伊始，《新青年》沿袭了《甲寅》杂志的做法，设置“通信”栏，从第一卷一直持续到第九卷。在创刊“社告”中阐明了“通信”栏目的功能——“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第一卷到第三卷的“通信”栏是编读互动的“公众论坛”，第四卷以后由于《新青年》转为同人杂志，“通信”栏成为作者团队“自己的园地”。无论何种定位，“通信”栏无疑都构建了新文化运动中思想交锋的公共空间，重要人物和观点在此悉数登场，营造了良好的互动氛围，激烈的论辩让讨论议题获得了更大的传播力，也让杂志的新锐观点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通信”栏之所以广为传播，与陈独秀对该栏目的内容定位和互动模式的适时转变息息相关。从内容定位上来看，与一般的“通信”栏不同，在办刊过程中《新青年》“通信”栏事务性咨询的属性不断弱化，而讨论和辩论性质愈加明显，讨论的核心议题也大多是《新青年》关注的两大主题：孔教问题和文学革命。陈独秀相信“真理愈辩愈明”，鼓励“析理辩难之文”在本刊发表，向读者开放言论的公共空间，让不同的观点自由论辩。这一转变强化了“通信”栏作为严肃而正式的“公众论坛”的角色，同时也明确了读者投稿的选题和标准。从互动模式上来看，“通信”栏的发展经历了很大变化。早期的“通信”栏中，来信者包括学者、教师、学生、军人、工人等，稿件来源非常广泛。陈独秀也常常参与互动，以记者之口或读者之口表达自己的意见。在“通信”栏上，陈独秀经常署名为“记者”回答读者的提问，久而久之，读者也将《新青年》的“记者”默认为陈独秀和几位编辑，这也构成了《新青年》的一个传播特色。1917年初，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这相当于给《新青年》打了一个“广告”，从此吸纳了大批北大知名学者和教授充实到作者群体之中，编辑部从上海迁往北京，《新青年》的编读互动模式开始转向封闭。从第四卷开始，《新青年》取消了“投稿章程”，改为主要由编辑部同人供稿，“通信”栏由开放转向封闭，渐渐成为同人“自己的园地”。对此，当时社会不乏批评之言，但这种改变让“通信”栏中的论战更为激烈，讨论也更加深入，《新青年》标新立异的独特风格更加深入人心。　重视经营和广告 广拓传播渠道在民国初年竞争激烈的报刊市场上，《新青年》发展速度令人惊讶，创刊不久印数就突破千册，仅两年时间，发行量就高达15000多份，这主要归功于群益书社的苦心经营，从出版发行到广告传播都下了很大功夫。借助群益书社已经建立的发行渠道，《新青年》得以迅速拓展到各大城市。第一卷第二号刊登的“各埠代派处”中，就列有国内49个省市地区，涵盖了全国的大中城市，同时在新加坡还有两个代派处，说明杂志创办初期就已经有了较好的发行基础，良好的渠道建设有效助推了销量的增长。此外，群益书社在出版发行中抓住销售良机，在《新青年》发展巅峰时期重印前五卷合订本，不仅在半年前就进行“再版预约”，还刊登系列广告进行宣传，大力促销，告知读者“要研究以后的思想会如何变迁去，就不可不知道现在的思想是如何变迁来的”，“那通信栏里真有许多好材料现在也还是不能不看的”，销售策略为“五卷合卖，不能选择”。可见，当时群益书社的发行网点和促销策略已较为成熟。促进杂志销售的另一个手段是广告，《新青年》刊登的广告数量较多，在第一卷中每期广告约占1/4篇幅，可分为交换广告和付费广告两类。交换广告主要是与群益书社其他出版物或市场上同类杂志相互帮衬，互为宣传。《新青年》上的广告包括群益书社书籍广告、亚东书局的书籍广告、各种新创办报刊的交换广告等，如第七卷第三号的“新刊一览”就列出了33种期刊。《新青年》刊载的有偿广告数量较少，以文化类为主，“广告价目，另有说章， 如蒙惠顾，即行奉告”。《新青年》的广告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变迁和文化市场的动态，也为杂志自身拓展了传播渠道。作为20世纪初期影响较大的杂志，《新青年》运用媒介传播的力量，推动“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引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面对喧嚣的舆论环境和剧烈的时局变化，《新青年》不断设置议题，运用公关和广告的手段展开宣传，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发展局面。《新青年》的许多做法不仅在当时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在当今的媒介环境下依然具有借鉴价值和意义。（本文系黑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黑龙江大学专项资金项目“基于短视频平台的哈尔滨城市形象塑造研究”（RWSKCX201920）阶段性成果）（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广告系主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连璧精彩推荐：擘画发展蓝图 完善国家治理——我国“五年规划”历程回顾与展望「强国教育丛谈」探索大数据时代高校传媒教育的创新路径在新发展格局中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来源：中国青年报原标题：怎样支持青年学者独立发表学术成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曾参加一份核心期刊的学界座谈会。好多位参会者，不约而同地提到该刊发表的一篇论文，此文很优秀，但作者只是一位硕士生。大家纷纷感慨，这个级别的期刊居然发硕士生稿子，太难得了。刘宁回忆起自己念博士时，就在本学科最好的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等她做了博导，却从学生那里得知，很多期刊一看是博士生论文就直接拒绝了，或者让学生加上导师名字再投。她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人文社科核心期刊发表博士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占总发稿量的比例大多在4%以下，硕士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已基本绝迹。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学者，发表论文也比较困难。今年两会，刘宁带来了“人文社科期刊要多支持青年学者”的提案，提出“由于杂志的相关评价体系存在不合理之处，对青年学者发表论文存在明显歧视，亟须从改进期刊管理机制入手，树立关心青年学者的刊物导向，对青年学者独立的论文发表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距离毕业还剩一个多月，法学博士生阮清的工作还没有完全落定。阮清说，在找工作的简历上，论文发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有的大学在招聘时就说得很明白，要发几篇C刊；有的尽管不说，但如果论文没发够，在看简历时就会把你筛掉”。北京一所知名高校的青年教师程静感慨，从事自己这个专业方向的学者本身就少，所以引用率偏低。“期刊编辑就不愿意发你的文章，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文慧教龄10年，她的专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针对性的核心期刊几乎没有，她只能投给相关的民俗、艺术等类别，“僧多粥少”。文慧表示，“越是不那么顶尖的高校，就越想在科研方面往上冲，对青年学者的论文要求反而越高。我们学校一半的讲师都因为发不了论文而评不上副教授”。而像阮清所在的“双一流”大学，“可以发校内核心期刊，也可以用出国访问、联合培养等方式折抵”。“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一家传媒类期刊的副主编引用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名言，倡导多采用中青年专家学者的文章。为了向年轻人提供机会，这家期刊连续举办了十几届学术论文竞赛，还在微信公众号开设了面向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栏目。除了发表难，刘宁指出另一个问题：人文社科领域的论文，师生合作署名现象，近些年日益泛滥，“大量本应学生独立署名的文章，现在是以师生合署出现在期刊上的，占期刊全部发稿量的10%-30%”。“导师指导学生写作论文，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的科研能力，其指导工作属于份内的职责。”刘宁说，“一些导师对学生不认真指导，甚至没有指导，但学生的论文都要与其合署，这更是对学生成果的侵占”。文慧的同学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导师没时间写文章，就指派给自己的学生写，然后导师署“一作”，学生署“二作”；但有的学生并没有那个水平，只能“凑”“攒”，期刊看到导师的大名，居然也发了。然而，对导师而言，给学生文章署名有时也是无奈。阮清的导师比较“传统”，指导学生写论文从不署名，这反而给学生带来困扰——导师不署名，论文发不出去。她的一位师姐，写的论文连导师都觉得好，但因为导师不署名，一直发不了，不得已又延期了一年才获得博士学位。上述传媒类期刊的副主编认为，学术期刊向名家倾斜主要还是评价体系在起作用。一方面，名家的观点更加成熟，容易被更多人引用；另一方面，高校的评价体系也注重学术成果发表平台的层次，“一些同行为了保证影响力不得不这么做”。“当然，那么多的期刊追逐为数不多的名家，让名家也有点尴尬和无奈。”这位学术期刊的管理者说。某人文社科类C刊的编辑思南认为：“只要有好作品，就能发出来。联合署名是平衡的结果。看了博导的名字，多多少少会下载来看看，如果有新颖之处，就会引用；如果一个硕士生独立署名，不会有下载量，更不要说引用率了。”程静注意到，有些高校已经修正了评价体系，一些期刊尽管不在核心名录范围内，但只要在这个学科里比较权威，学校就认同在这些期刊上发文满足对青年学者、博士生的考核标准。她建议，在对学者进行考核时增加对专著成果评价的比重，“但有的专著可以花钱出，这有赖于整个评价体系的完善”。程静希望：“不是看这篇文章发表在什么等级的期刊，而是看这篇文章解决了什么问题，通过同行评议来进行实质评价。”刘宁建议，改进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将青年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发稿量，作为期刊评价的重要指标。“建议规定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刊发数量不应低于刊物全年发稿总量的10%。”刘宁说：“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包括在读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在站工作的博士后和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教师，他们是学术研究生力军，也是现代学术的未来与希望。”（除刘宁外，其他采访对象为化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2020年05月26日 07 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传播的重镇，拥有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的学术类期刊86种，形成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学科结构最完整、综合实力最强的原创型学术期刊群。为维护学术出版秩序，抵制学术不端行为，打击假冒期刊诈骗活动，我们郑重声明如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学术期刊属于公益性学术出版物，不向作者、发文单位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也从未委托任何商业机构进行征稿、组稿活动。凡是打着中国社科院期刊编辑部或合作单位旗号收取费用的，即是假冒期刊，请注意保留证据并发送给我们。我们汇总后，将统一交有关部门处理。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学术期刊建立了规范完善的审稿流程和发稿制度，严格实行同行评议和匿名审稿。文章质量是我院期刊录用稿件的唯一标准。我们抵制任何形式的人情稿、关系稿、有偿稿，也欢迎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我们进行监督。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学术期刊坚决反对学术不端，如果发现稿件存在抄袭、剽窃、造假、不当署名、一稿多投等问题，将立即作出退稿或撤稿处理，并至少在5年内拒绝接受作者投稿。四、为打击假冒我院学术期刊进行的诈骗活动，现将全院83种学术类期刊（不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欧根尼》）的投稿网址、电子信箱公布如下（见附件），请广大作者投稿前仔细核对，避免上当受骗。联系人：刘普 耿显家联系电话：010-85196258 010-85885160电子信箱：qkc-kyj@cass.org.cn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2019年7月24日期刊 投稿地址人文社科综合1. 中国社会科学http://www.cssn.cn, sscp.cssn.cn2. 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http://www.cssn.cn, sscp.cssn.cn3.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http://www.cssn.cn, sscp.cssn.cn4. 国外社会科学http://www.ssaj.org.cn，ssaj@cass.org.cn5.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http://www.skyyjsyxb.org6. 台湾研究twyj-tys@cass.org.cn历史学7. 历史研究lsyjtg2019@126.com8. 世界历史sjlsbjb@163.com9. 世界史研究（英文）whscass@163.com10. 史学理论研究http://sxllyj.cass.cn11. 中国史研究动态http://zgsyjdt.zgsyjzzs.org12. 中国史研究http://zgsyj.zgsyjzzs.org13. 近代史研究http://www.jdsyj.org14. 抗日战争研究krzz-jd@cass.org.cn15. 当代中国史研究http://www.ddzgs.org16.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http://www.zgbjsdyj.com考古学17. 考古http://www.kgzzs.com18. 考古学报方志学与年鉴学19. 中国地方志http://www.zgdfz.cn20. 中国年鉴研究yearbook3021＠163．com哲学21. 哲学研究wephilosophers@126.com22. 哲学动态zhexuedongtai@126.com23. 世界哲学wpcass@163.com24. 中国哲学史zhgzhxshyj@163.com25. 科学与无神论w8078@sina.com马克思主义26. 马克思主义研究http://www.mkszyyj.org27.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sszx@cass.org.cn宗教学28. 世界宗教研究sjzjyj@cass.org.cn29. 世界宗教文化religion@cass.org.cn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30. 世界经济与政治sjzbjb@cass.org.cn31. 欧洲研究cjes@cass.org.cn32. 美国研究http://mgyj.ajcass.orgmgyj@cass.org.cn33.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http://www.oyyj-oys.org34. 欧亚经济http://www.oyjj-oys.org35. 当代美国评论car@cass.org.cn36. 国际经济评论ier@cass.org.cn37. 拉丁美洲研究http://www.ldmzyj.org38. 当代亚太bjb-yts@cass.org.cn39. 西亚非洲http://www.xyfzqk.org40. 南亚研究nyyj@cass.org.cn41. 日本学刊http://www.rbxk.org42. 当代韩国http://ddhg.ajcass.org文学43. 文学评论http://www.wxpl.org44. 世界文学sjwxtg@126.com45. 文学遗产http://wxyc.literature.org.cn46.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wgwxdt@aliyun.com47. 外国文学评论目前只接受纸质投稿，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1154房间《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 10073248. 民族文学研究http://www.mzwxyj.org49. 中国文学批评http://www.cssn.cn, sscp.cssn.cn语言学50. 中国语文http://www.zgyw.org.cn51. 方言http://www.fyza.org52. 当代语言学http://www.ddyyx.com53. 民族语文mzywbjb@cass.org.cn经济与管理54. 经济研究http://www.erj.cn55. 经济管理http://www.jjgl.cass.cn56. 经济学动态http://www.jjxdt.org57. 世界经济http://www.jweonline.cn58. 中国工业经济http://www.ciejournal.org59. 中国经济史研究http://www.zgjjsyj.org60. 中国农村经济http://zgncjj.crecrs.org61. 中国农村观察http://zgncgc.crecrs.org62.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http://www.jqte.net63. 财贸经济http://www.cmjj.org64. 财经智库financialminds@163.com65. 金融评论jrpl@cass.org.cn66. 中国人口科学http://www.zgrkkx.com67. 劳动经济研究http://www.ldjjyj.org68. 城市与环境研究http://www.csyhjyj.com69. 中国与世界经济（英文）https://mc.manuscriptcentral.com/cwe70. 中国财政与经济研究（英文）cfer@cass.org.cn71. 中国经济学人（英文）editor@chinaeconomist.com72. 中国城市与环境研究（英文）cjues@cass.org.cn社会学73. 社会学研究http://www.shxyj.org74. 青年研究qsn@cass.org.cn75. 社会发展研究http://www.shfzyj.comnisdbjb@cass.org.cn法学76. 法学研究http://www.faxueyanjiu.com77. 环球法律评论http://www.globallawreview.orgglawreview@cass.org.cn78. 国际法研究http://www.guojifayanjiu.orgcril_cass@126.com政治学79. 政治学研究zzxyj@cass.org.cn民族学80. 民族研究http://www.mzyj.net.cn81. 世界民族sjmzbjb@cass.org.cn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82. 文献与数据学报http://www.wxysjxb.com新闻传播学83. 新闻与传播研究http://www.xwycbyj.org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2010年，《北京文学》六十年的时候，我曾在《文艺报》写过一篇文章《〈北京文学〉：六十年的历史，十五年的记忆》。所谓十五年的记忆，就是我曾经在《北京文学》工作了十五年，从大学毕业，二十三岁，一直到2000年，三十八岁。整整十五年。离开《北京文学》的二十年里，我几乎没参加过《北京文学》的活动，但它像个影子一样，时常伴随着我，挥之不去。至今，经常有人介绍我的时候还会说，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还有人甚至误以为我还在那儿任职，向我投寄稿件。有一年，我参加台湾作家张大春的长篇小说《城邦暴力团》的读者见面会，我和敬泽、止庵等做嘉宾，敬泽那时是《人民文学》主编，会后某大报在发表综述的时候竟然给我安的头衔是《北京文学》主编，让我好生不自在。说句真心话，我非常感激《北京文学》，它让我在大学刚一毕业，就能迅速地与文学靠得那么近，接触到了那么多我心仪的大家，同时也让我见证和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变革和九十年代的辉煌。我能变成今天的我，《北京文学》是我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阶梯。除了撰写上面的文章之外，我还写过一篇调查报告《1990年代前后〈北京文学〉的几点考察》。之后再也没有写什么，但我的很多文章，都会不自觉地涉及到那个时期的经历或背景。林斤澜“他的笑似乎是带着永久回响的，它保留在喜爱他的人的耳膜里、刻在人的记忆中”说起《北京文学》，真的有说不完的故事，很多人物如昨日般历历在目。还是先说说主编林斤澜先生吧。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我说：“林斤澜先生是那种即使不在了也不让人相信他真的离去的人，他的笑声是独一无二的，满含着达观、幽默、健康、机智、深邃和神秘。而且他的笑似乎是带着永久回响的，它保留在喜爱他的人的耳膜里、刻在人的记忆中。”如今，林老已经离开我们十一年了。1985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文学》杂志社，四个月后，林老和李陀先生便开始主掌《北京文学》。编辑部从上到下几乎所有的人都跃跃欲试、热情澎湃，准备迎接新的变化。那个时候的《北京文学》阵容强大，搭配合理：作家林斤澜先生任主编，评论家李陀先生任副主编，陈世崇先生做执行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傅用霖先生任副主任兼小说组长，编辑有作家刘恒、陈红军、章德宁、傅峰、赵李红、刘英霞，还有我和吕晴（作曲家吕远的儿子）。林老的周围团结了一批老作家，有汪曾祺、王蒙、张洁、高晓声、陆文夫、李国文、黄裳、章品镇、林希等。李陀先生则更多地集结了中青年作家，有张承志、陈建功、郑万隆、韩少华、张欣辛、刘索拉、刘庆邦、莫言、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有这些老中青的国内一线作家的鼎力支持，《北京文学》办得有声有色，虽然只有不到五年的时间，但是却赢得了至今被文坛津津乐道的声誉和影响。我作为他的手下有幸多次聆听林老的教诲。那个我经常引用的高尔基与列夫·托尔斯泰讨论和比试噩梦的轶事就是他亲口讲给我听的，后来我找来原出处的那本书《文学写照》，发现高尔基的记述并没有林老讲得精彩，我才知道，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解读其实是一次新的文本阐释，也可能是一种超越。记得有一回，我去当时他在西便门的家里聊天，他非常高兴，拿出一瓶马爹利酒，给我足足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半杯。我们畅谈文学、人生，还有那些难得的文坛趣事，喝得非常尽兴。我喜欢听林老讲话，林老也喜欢我这个倾听者。林老的夫人谷叶是钢琴家，所以，我们的聊天通常是在隔壁琴房缓缓的钢琴伴奏中展开。我的意念有时会被琴声吸引过去，落下了林老的某句话，林老发现后只是呵呵一笑，自己举起酒杯抿一口，然后重复一遍刚才的话，我们继续交谈。有一次，我带着作家余华去看林老，恰巧林老临时有事出去了。我和余华坐在楼下的马路牙子上等他回来。那时余华刚刚有些小名气，长相清秀，不大爱说话。我一边抽烟，一边和他聊着闲天，一直等到天色暗下来，林老终于回来了。林老在楼门口看见了我们，连说对不起，然后一定要留我们在家里吃饭。林老是美食家，也好喝酒，席间不断地给我们夹菜。他夸赞了余华的突变，写出了《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这两篇让文坛陌生的短篇作品。林老作为短篇小说大家，在写作理念上一定与余华有不小的差异，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对晚辈的呵护和鼓励，他支持编辑部重点推出这两篇作品。小说发表后，读者叫好，评论界却一片沉默。但是在林老和李陀先生的支持下，《北京文学》又推出了他的中篇小说《现实一种》，差不多同时，《收获》也发表了他的《一九八六年》。直到李陀先生在《文艺报》撰写了一篇重要评论《阅读的颠覆：论余华的小说创作》之后，似乎才一下子唤醒了评论界。余华终于被文坛认可，且一路红火起来。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文学》已经不好发表余华的作品了，1992年《收获》杂志刊发了余华的七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活着》（长篇《活着》的前身），已经卸任主编两年的林老，专门打来电话，兴奋地说，他最近读了余华的新作《活着》，是一篇杰作，劝我一定读读。那时候我们谁也想不到，包括林老，这本书在二十多年后，会发行到1000万册。1999年底我离开《北京文学》，之后与他逐渐联络少了，但在一些文学的聚会上还能经常听到他那独一无二的笑声，他对我的关注和关怀依然让我感动。2008年，我主持编辑出版了他的自选集，厚重的一大本。这是他一生中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也可能是他最漂亮的一本书。老人家非常高兴，可惜那天因为我临时出差没能亲自把书送到老人手里，后来也没有时间去看望他一次，这成了我终生的一个遗憾。在林老的告别会上，播放的是一首甲壳虫乐队的《黄色潜水艇》，节奏活泼而欢快，这使我想起当年汪曾祺先生的告别会，播放的是圣桑的大提琴曲《天鹅》，曲调优雅而温柔。我想这两首曲子应该都是两位老人生前最喜欢的音乐，两位老人以各自的乐观方式，拒绝了哀乐，在音乐的选择上达成了默契，从而也让我们永远地记住了那一刻。浩然是个中国农民文学的标志性作家，但不一定是一个合适的办刊者1989年8月，作家浩然接替了林老，担任《北京文学》主编。浩然先生与林老不同，他是农民出身的作家，对农民和农村作家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他主政《北京文学》时期，比较多地关注并集中推出了一系列农村题材的作品。作者多是基层的远郊区的作家，他们非常熟悉当下的农村生活，但是在艺术和思想深度的把握上还是有不少欠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一期刊物中以头条的位置发表了北京平谷区农民作者陈绍谦的小小说25篇。在大家看来，这些作品按照《北京文学》的选稿要求，属于勉强达到发表水平，而浩然先生如此大张旗鼓地推出，确实让人意外，也自然引起文坛的非议。有一些作家甚至联合起来，拒绝为《北京文学》写稿。《北京文学》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浩然先生肯定是新中国之后一位重要的作家，但不一定是一个合适的办刊者。他那时居住在河北省三河县，主编着当地的一家文学杂志《苍生文学》，刊名是以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命名。有人甚至说，他是以《苍生文学》的标准来办《北京文学》。——这些往事我就不想深入地谈论了。我只想说，浩然是一个好人。他一辈子保持了农民的本色，关心农民，并毫无保留地帮助农村的写作者。作家刘恒（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就曾这样评价浩然：“我一直敬重他的人品。”也正是他的人品、他的善良和宽容，让他没有固执己见。1993年，浩然先生感到了外界的抵触和压力，于是决定不再过问编辑部稿子的事情。于是也就有了年底的“新体验小说”这个曾引起国内文坛轰动的文学实践。这次活动将陈建功、郑万隆、刘恒、刘庆邦、刘震云、毕淑敏、李功达、徐小斌、邱华栋、徐坤、关仁山等这些有影响的中青年作家重新拉回到《北京文学》的周围。在1994年至1995年的一年时间里，《北京文学》连续发表了毕淑敏的《预约死亡》、刘庆邦的《家道》、刘恒的《九月感应》、徐小斌的《缅甸玉》、关仁山的《落魂天》等二十几篇引起文坛关注的作品。我的那篇《新体验小说：作家重新卷入当代历史的一种方式——纪念“新体验小说”倡导一周年》的文章，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表在《北京文学》1995年第4期上。这篇文章让我后来从事文学批评，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更让我敬佩的是浩然先生虽然不介入刊物的编稿工作，但是依然关注刊物的发展和建设。那个阶段《北京文学》正处于办刊经费不足，四处化缘，以维持刊物正常运转的困难时期。我们的编辑经常会花相当大的精力去找企业拉广告、找赞助。而浩然作为《艳阳天》《金光大道》的作者，在大众中尤其是在郊区县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有些乡镇企业就是看在浩然的面上，才愿意给我们赞助。有些重要场合，在需要他出场和站台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给我们以支持。而对青年作家尤其是基层作者的培养和扶持，他也会义不容辞。1996年我出任《北京文学》副主编之后，经常组织作家聚会，一次是1996年在北京顺义召开的北京新生代作家笔会，他特地从三河赶来参会。另一次是1998年在雁栖湖召开的北京郊区作家笔会，他恰好在平谷深入生活，听说我们在此开会，主动来看望大家。就是在这次会上，他送给我了他刚刚出版的自选集，并给我题写了“作家靠作品活着”的赠言。1999年底，浩然先生辞去了《北京文学》主编。2000年春节，我与作家陆涛专程到三河，给浩然先生拜年。他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不放。那时候我也离开了《北京文学》。我们两个人从上下属关系，变成了文学前辈与晚辈的关系，彼此显得更加轻松和自然。临走，他送我和陆涛一人一套他重新再版的长篇小说《艳阳天》。2008年，浩然先生逝世，我没能参加他的告别仪式，但我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我的博客上。我写道：“我有幸曾在他担任《北京文学》主编时和他共事过8年。我认为他不光是个中国农民文学的标志性作家，更是中国‘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的实践者和代表人物，同时他还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确实，浩然先生的人品在北京文学界是共识的。我非常怀念他。浩然先生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在今天也许读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他小说中那些充满个性和时代特征的人物（萧长春、马立本、滚刀肉等）依然鲜活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他的短篇小说，比如《喜鹊登枝》在今天看来依然那么清新、干净，富有新时代的乡土气息，表达了刚刚翻身后的农民的喜悦和单纯。”这算是我与他的最后道别。李陀上世纪80年代后期对《北京文学》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再说说李陀先生。他在林斤澜主编《北京文学》时期担任过副主编，同时他也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对《北京文学》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他是生长在北京的达斡尔族人，我是少年时期来到北京的蒙古族人，两个人的老家都在呼伦贝尔，所以，我与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而且我一直在内心中把他当做自己的老师，因为，在《北京文学》期间，他是对我影响最多的人。李陀先生首先是个小说家，写过《愿你听到这首歌》《自由落体》等，前者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者是“文革”后最早带有实验性的短篇作品之一。后来他又涉足电影领域，然后专事文学批评。他是80年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很多当时的文学事件和作家成名都与他有直接的关联。比如关于“现代派”的讨论，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关于“寻根文学”的缘起等等。他思维敏锐、敢于直言，不留情面。记得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一个很有名的评论家发言，他刚刚说了几句，就被李陀一句“你说得不对”给弄得下不来台。而对他喜欢的作家，他则绝不吝惜赞美之词。比如余华、马原、格非、刘索拉等等。1987年以后，文坛突然涌现出了一批“新”作家，余华、苏童、叶兆言、李锐、刘恒、格非、孙甘露、北村等，他们崭新的面目，陌生的叙事形式，让评论界手足无措，尤其是曾经在1985年以后十分活跃的一批青年批评家处于无语状态。李陀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撰写了《昔日顽童今何在》的文章，发出了“批评落后于创作”的质问，并希望这些曾经的“顽童”——青年批评家们坐下来，认真地读这些新人的作品。当然，他对这些“新”作家的创作也并非一味称颂，而是褒贬分明，且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好恶，尤其是对两个风格相似的作家，评价竟然是天上地下。比如他喜欢刘索拉，不喜欢徐星，他喜欢马原，对洪峰却嗤之以鼻。他认为一个批评家必须有独立的批评精神，不应被金钱和人情左右。记得90年代，他刚从美国回国，我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很有钱的女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他刚刚入座，就有会议方给在坐的评论家们分发红包，就是现在所说的专家费。当发到李陀时，他竟然将厚厚的信封甩到一边，起身离去。1986年至1989年初，他经常叫我去他在东大桥的寓所，给我介绍认识从各地来访的年轻作家，格非、孙甘露，还有后来的沈宏非都是那个时候结识的。记得他的客厅很小，书架、沙发、地上摞满了各种书籍。他讲话中会时不时抽出一本书推荐给我。90年代以后，李陀先生多数时间在美国生活，每年有一两个月时间回国讲学或游历。他每次回国，我们差不多都会见上一面，虽然他出国后关注的重点不在当代文学上，而专心于中国当代思想和文化研究，但依然关心国内当下文学的动态与发展，多次让我推荐年轻作家的作品，发现好的作者依然会兴奋，并且极力推荐给周围的人。每次我们见面他都会询问我的近况，尤其对我近几年的水墨创作给予了非常大的鼓励。2018年7月，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白马照夜明，青山无古今：兴安水墨艺术展”，他和夫人、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化学者刘禾，还有艺术评论家鲍昆专程前来观展。他对我开始的水墨实践非常吃惊，给予了热情的赞誉，同时也从专业的角度给我提出了建议，他尤其对我写的旧体诗和题画诗给予了表扬。我知道，他对中国古典诗词有特殊的偏好，记得那会在《北京文学》的时候，他发言到关键的时候，经常会随口背出一句古诗词来，而且引用得恰到妙处，让在座的人很是惊讶。他们原以为一个热衷搞“现代派”的人，对传统或古典的东西一定是或者蔑视或者无知。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带球过人。这是他借用足球比赛里的一句话，就是通过运球，甚至假动作，出其不意地突破对方的防线。李陀先生就是这样，他常常会给人意外之举，在你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经被他甩在身后。70岁以后的李陀先生比起80年代时的性情舒缓了许多，笑容里也是有了谦和，但他批评家的独立的品格和对事物的敏感一点也没有减弱。有一年，他回国，我试图组织一次当年与李陀先生常在一起的作家老友聚会，却被他谢绝了。他告诉我，三十年没见了，每个人的思想、经历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思想，甚至包括立场都产生分化和分歧，所以没有必要见面，有些人我也不想见，即使见了面，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况且我很忙，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我理解他的想法，便放弃了这种聚会。如今他已经年过八十，比我父亲小一岁，应该是81岁的老人了，可是在我的意识里，他依然像是一个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思想活跃，精神矍铄。去年夏天，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国，他说，他今年就不回了，想集中时间写东西，包括他的新长篇小说《无名指》，小说在《收获》发表后，引起了文坛的热议，他征求了一些好友的意见，需要做些修改。之后又是一年，今年疫情肆虐全世界，美国尤其严重。他在美国应该还好吧，我非常惦念他。2010年，《北京文学》六十年的时候，我曾在《文艺报》写过一篇文章《〈北京文学〉：六十年的历史，十五年的记忆》。所谓十五年的记忆，就是我曾经在《北京文学》工作了十五年，从大学毕业，二十三岁，一直到2000年，三十八岁。整整十五年。离开《北京文学》的二十年里，我几乎没参加过《北京文学》的活动，但它像个影子一样，时常伴随着我，挥之不去。至今，经常有人介绍我的时候还会说，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还有人甚至误以为我还在那儿任职，向我投寄稿件。有一年，我参加台湾作家张大春的长篇小说《城邦暴力团》的读者见面会，我和敬泽、止庵等做嘉宾，敬泽那时是《人民文学》主编，会后某大报在发表综述的时候竟然给我安的头衔是《北京文学》主编，让我好生不自在。说句真心话，我非常感激《北京文学》，它让我在大学刚一毕业，就能迅速地与文学靠得那么近，接触到了那么多我心仪的大家，同时也让我见证和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变革和九十年代的辉煌。我能变成今天的我，《北京文学》是我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阶梯。除了撰写上面的文章之外，我还写过一篇调查报告《1990年代前后〈北京文学〉的几点考察》。之后再也没有写什么，但我的很多文章，都会不自觉地涉及到那个时期的经历或背景。林斤澜“他的笑似乎是带着永久回响的，它保留在喜爱他的人的耳膜里、刻在人的记忆中”说起《北京文学》，真的有说不完的故事，很多人物如昨日般历历在目。还是先说说主编林斤澜先生吧。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我说：“林斤澜先生是那种即使不在了也不让人相信他真的离去的人，他的笑声是独一无二的，满含着达观、幽默、健康、机智、深邃和神秘。而且他的笑似乎是带着永久回响的，它保留在喜爱他的人的耳膜里、刻在人的记忆中。”如今，林老已经离开我们十一年了。1985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文学》杂志社，四个月后，林老和李陀先生便开始主掌《北京文学》。编辑部从上到下几乎所有的人都跃跃欲试、热情澎湃，准备迎接新的变化。那个时候的《北京文学》阵容强大，搭配合理：作家林斤澜先生任主编，评论家李陀先生任副主编，陈世崇先生做执行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傅用霖先生任副主任兼小说组长，编辑有作家刘恒、陈红军、章德宁、傅峰、赵李红、刘英霞，还有我和吕晴（作曲家吕远的儿子）。林老的周围团结了一批老作家，有汪曾祺、王蒙、张洁、高晓声、陆文夫、李国文、黄裳、章品镇、林希等。李陀先生则更多地集结了中青年作家，有张承志、陈建功、郑万隆、韩少华、张欣辛、刘索拉、刘庆邦、莫言、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有这些老中青的国内一线作家的鼎力支持，《北京文学》办得有声有色，虽然只有不到五年的时间，但是却赢得了至今被文坛津津乐道的声誉和影响。我作为他的手下有幸多次聆听林老的教诲。那个我经常引用的高尔基与列夫·托尔斯泰讨论和比试噩梦的轶事就是他亲口讲给我听的，后来我找来原出处的那本书《文学写照》，发现高尔基的记述并没有林老讲得精彩，我才知道，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解读其实是一次新的文本阐释，也可能是一种超越。记得有一回，我去当时他在西便门的家里聊天，他非常高兴，拿出一瓶马爹利酒，给我足足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半杯。我们畅谈文学、人生，还有那些难得的文坛趣事，喝得非常尽兴。我喜欢听林老讲话，林老也喜欢我这个倾听者。林老的夫人谷叶是钢琴家，所以，我们的聊天通常是在隔壁琴房缓缓的钢琴伴奏中展开。我的意念有时会被琴声吸引过去，落下了林老的某句话，林老发现后只是呵呵一笑，自己举起酒杯抿一口，然后重复一遍刚才的话，我们继续交谈。有一次，我带着作家余华去看林老，恰巧林老临时有事出去了。我和余华坐在楼下的马路牙子上等他回来。那时余华刚刚有些小名气，长相清秀，不大爱说话。我一边抽烟，一边和他聊着闲天，一直等到天色暗下来，林老终于回来了。林老在楼门口看见了我们，连说对不起，然后一定要留我们在家里吃饭。林老是美食家，也好喝酒，席间不断地给我们夹菜。他夸赞了余华的突变，写出了《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这两篇让文坛陌生的短篇作品。林老作为短篇小说大家，在写作理念上一定与余华有不小的差异，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对晚辈的呵护和鼓励，他支持编辑部重点推出这两篇作品。小说发表后，读者叫好，评论界却一片沉默。但是在林老和李陀先生的支持下，《北京文学》又推出了他的中篇小说《现实一种》，差不多同时，《收获》也发表了他的《一九八六年》。直到李陀先生在《文艺报》撰写了一篇重要评论《阅读的颠覆：论余华的小说创作》之后，似乎才一下子唤醒了评论界。余华终于被文坛认可，且一路红火起来。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文学》已经不好发表余华的作品了，1992年《收获》杂志刊发了余华的七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活着》（长篇《活着》的前身），已经卸任主编两年的林老，专门打来电话，兴奋地说，他最近读了余华的新作《活着》，是一篇杰作，劝我一定读读。那时候我们谁也想不到，包括林老，这本书在二十多年后，会发行到1000万册。1999年底我离开《北京文学》，之后与他逐渐联络少了，但在一些文学的聚会上还能经常听到他那独一无二的笑声，他对我的关注和关怀依然让我感动。2008年，我主持编辑出版了他的自选集，厚重的一大本。这是他一生中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也可能是他最漂亮的一本书。老人家非常高兴，可惜那天因为我临时出差没能亲自把书送到老人手里，后来也没有时间去看望他一次，这成了我终生的一个遗憾。在林老的告别会上，播放的是一首甲壳虫乐队的《黄色潜水艇》，节奏活泼而欢快，这使我想起当年汪曾祺先生的告别会，播放的是圣桑的大提琴曲《天鹅》，曲调优雅而温柔。我想这两首曲子应该都是两位老人生前最喜欢的音乐，两位老人以各自的乐观方式，拒绝了哀乐，在音乐的选择上达成了默契，从而也让我们永远地记住了那一刻。浩然是个中国农民文学的标志性作家，但不一定是一个合适的办刊者1989年8月，作家浩然接替了林老，担任《北京文学》主编。浩然先生与林老不同，他是农民出身的作家，对农民和农村作家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他主政《北京文学》时期，比较多地关注并集中推出了一系列农村题材的作品。作者多是基层的远郊区的作家，他们非常熟悉当下的农村生活，但是在艺术和思想深度的把握上还是有不少欠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一期刊物中以头条的位置发表了北京平谷区农民作者陈绍谦的小小说25篇。在大家看来，这些作品按照《北京文学》的选稿要求，属于勉强达到发表水平，而浩然先生如此大张旗鼓地推出，确实让人意外，也自然引起文坛的非议。有一些作家甚至联合起来，拒绝为《北京文学》写稿。《北京文学》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浩然先生肯定是新中国之后一位重要的作家，但不一定是一个合适的办刊者。他那时居住在河北省三河县，主编着当地的一家文学杂志《苍生文学》，刊名是以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命名。有人甚至说，他是以《苍生文学》的标准来办《北京文学》。——这些往事我就不想深入地谈论了。我只想说，浩然是一个好人。他一辈子保持了农民的本色，关心农民，并毫无保留地帮助农村的写作者。作家刘恒（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就曾这样评价浩然：“我一直敬重他的人品。”也正是他的人品、他的善良和宽容，让他没有固执己见。1993年，浩然先生感到了外界的抵触和压力，于是决定不再过问编辑部稿子的事情。于是也就有了年底的“新体验小说”这个曾引起国内文坛轰动的文学实践。这次活动将陈建功、郑万隆、刘恒、刘庆邦、刘震云、毕淑敏、李功达、徐小斌、邱华栋、徐坤、关仁山等这些有影响的中青年作家重新拉回到《北京文学》的周围。在1994年至1995年的一年时间里，《北京文学》连续发表了毕淑敏的《预约死亡》、刘庆邦的《家道》、刘恒的《九月感应》、徐小斌的《缅甸玉》、关仁山的《落魂天》等二十几篇引起文坛关注的作品。我的那篇《新体验小说：作家重新卷入当代历史的一种方式——纪念“新体验小说”倡导一周年》的文章，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表在《北京文学》1995年第4期上。这篇文章让我后来从事文学批评，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更让我敬佩的是浩然先生虽然不介入刊物的编稿工作，但是依然关注刊物的发展和建设。那个阶段《北京文学》正处于办刊经费不足，四处化缘，以维持刊物正常运转的困难时期。我们的编辑经常会花相当大的精力去找企业拉广告、找赞助。而浩然作为《艳阳天》《金光大道》的作者，在大众中尤其是在郊区县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有些乡镇企业就是看在浩然的面上，才愿意给我们赞助。有些重要场合，在需要他出场和站台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给我们以支持。而对青年作家尤其是基层作者的培养和扶持，他也会义不容辞。1996年我出任《北京文学》副主编之后，经常组织作家聚会，一次是1996年在北京顺义召开的北京新生代作家笔会，他特地从三河赶来参会。另一次是1998年在雁栖湖召开的北京郊区作家笔会，他恰好在平谷深入生活，听说我们在此开会，主动来看望大家。就是在这次会上，他送给我了他刚刚出版的自选集，并给我题写了“作家靠作品活着”的赠言。1999年底，浩然先生辞去了《北京文学》主编。2000年春节，我与作家陆涛专程到三河，给浩然先生拜年。他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不放。那时候我也离开了《北京文学》。我们两个人从上下属关系，变成了文学前辈与晚辈的关系，彼此显得更加轻松和自然。临走，他送我和陆涛一人一套他重新再版的长篇小说《艳阳天》。2008年，浩然先生逝世，我没能参加他的告别仪式，但我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我的博客上。我写道：“我有幸曾在他担任《北京文学》主编时和他共事过8年。我认为他不光是个中国农民文学的标志性作家，更是中国‘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的实践者和代表人物，同时他还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确实，浩然先生的人品在北京文学界是共识的。我非常怀念他。浩然先生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在今天也许读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他小说中那些充满个性和时代特征的人物（萧长春、马立本、滚刀肉等）依然鲜活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他的短篇小说，比如《喜鹊登枝》在今天看来依然那么清新、干净，富有新时代的乡土气息，表达了刚刚翻身后的农民的喜悦和单纯。”这算是我与他的最后道别。李陀上世纪80年代后期对《北京文学》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再说说李陀先生。他在林斤澜主编《北京文学》时期担任过副主编，同时他也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对《北京文学》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他是生长在北京的达斡尔族人，我是少年时期来到北京的蒙古族人，两个人的老家都在呼伦贝尔，所以，我与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而且我一直在内心中把他当做自己的老师，因为，在《北京文学》期间，他是对我影响最多的人。李陀先生首先是个小说家，写过《愿你听到这首歌》《自由落体》等，前者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者是“文革”后最早带有实验性的短篇作品之一。后来他又涉足电影领域，然后专事文学批评。他是80年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很多当时的文学事件和作家成名都与他有直接的关联。比如关于“现代派”的讨论，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关于“寻根文学”的缘起等等。他思维敏锐、敢于直言，不留情面。记得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一个很有名的评论家发言，他刚刚说了几句，就被李陀一句“你说得不对”给弄得下不来台。而对他喜欢的作家，他则绝不吝惜赞美之词。比如余华、马原、格非、刘索拉等等。1987年以后，文坛突然涌现出了一批“新”作家，余华、苏童、叶兆言、李锐、刘恒、格非、孙甘露、北村等，他们崭新的面目，陌生的叙事形式，让评论界手足无措，尤其是曾经在1985年以后十分活跃的一批青年批评家处于无语状态。李陀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撰写了《昔日顽童今何在》的文章，发出了“批评落后于创作”的质问，并希望这些曾经的“顽童”——青年批评家们坐下来，认真地读这些新人的作品。当然，他对这些“新”作家的创作也并非一味称颂，而是褒贬分明，且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好恶，尤其是对两个风格相似的作家，评价竟然是天上地下。比如他喜欢刘索拉，不喜欢徐星，他喜欢马原，对洪峰却嗤之以鼻。他认为一个批评家必须有独立的批评精神，不应被金钱和人情左右。记得90年代，他刚从美国回国，我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很有钱的女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他刚刚入座，就有会议方给在坐的评论家们分发红包，就是现在所说的专家费。当发到李陀时，他竟然将厚厚的信封甩到一边，起身离去。1986年至1989年初，他经常叫我去他在东大桥的寓所，给我介绍认识从各地来访的年轻作家，格非、孙甘露，还有后来的沈宏非都是那个时候结识的。记得他的客厅很小，书架、沙发、地上摞满了各种书籍。他讲话中会时不时抽出一本书推荐给我。90年代以后，李陀先生多数时间在美国生活，每年有一两个月时间回国讲学或游历。他每次回国，我们差不多都会见上一面，虽然他出国后关注的重点不在当代文学上，而专心于中国当代思想和文化研究，但依然关心国内当下文学的动态与发展，多次让我推荐年轻作家的作品，发现好的作者依然会兴奋，并且极力推荐给周围的人。每次我们见面他都会询问我的近况，尤其对我近几年的水墨创作给予了非常大的鼓励。2018年7月，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白马照夜明，青山无古今：兴安水墨艺术展”，他和夫人、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化学者刘禾，还有艺术评论家鲍昆专程前来观展。他对我开始的水墨实践非常吃惊，给予了热情的赞誉，同时也从专业的角度给我提出了建议，他尤其对我写的旧体诗和题画诗给予了表扬。我知道，他对中国古典诗词有特殊的偏好，记得那会在《北京文学》的时候，他发言到关键的时候，经常会随口背出一句古诗词来，而且引用得恰到妙处，让在座的人很是惊讶。他们原以为一个热衷搞“现代派”的人，对传统或古典的东西一定是或者蔑视或者无知。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带球过人。这是他借用足球比赛里的一句话，就是通过运球，甚至假动作，出其不意地突破对方的防线。李陀先生就是这样，他常常会给人意外之举，在你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经被他甩在身后。70岁以后的李陀先生比起80年代时的性情舒缓了许多，笑容里也是有了谦和，但他批评家的独立的品格和对事物的敏感一点也没有减弱。有一年，他回国，我试图组织一次当年与李陀先生常在一起的作家老友聚会，却被他谢绝了。他告诉我，三十年没见了，每个人的思想、经历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思想，甚至包括立场都产生分化和分歧，所以没有必要见面，有些人我也不想见，即使见了面，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况且我很忙，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我理解他的想法，便放弃了这种聚会。如今他已经年过八十，比我父亲小一岁，应该是81岁的老人了，可是在我的意识里，他依然像是一个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思想活跃，精神矍铄。去年夏天，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国，他说，他今年就不回了，想集中时间写东西，包括他的新长篇小说《无名指》，小说在《收获》发表后，引起了文坛的热议，他征求了一些好友的意见，需要做些修改。之后又是一年，今年疫情肆虐全世界，美国尤其严重。他在美国应该还好吧，我非常惦念他。来源：千龙网

一针一线创大业：90后“匠心补手”征服BBC不久前，英国广播公司（BBC）拟拍摄一部寻找中国工匠的纪录片，导演慕名联系到90后小伙儿董怀利，希望他和母亲成为其中一集的主角。这对在杭州街头给人缝补衣物的母子，何以打动大名鼎鼎的BBC呢？原来，董怀利与母亲不光能修补普通衣物，而且从LV裙子到法拉利豪车敞篷，再到传承数百年的“黄马褂”……他们都能不着痕迹地修补如新！凭借织补绝活儿，这对安徽藉“网红”母子在杭州买了房。董怀利是怎样用一针一线，带妈妈缔造财富传奇的呢？剑走偏锋，90后小伙街头补衣2011年6月的一天，董怀利提出要像母亲一样，靠到街上为人缝补衣物赚钱养家。媳妇当即数落他：“没出息！你干点啥不好，一个年轻男人到大街上去做针线活儿？”母亲也拒绝儿子成为自己的同行，理由是“缝缝补补的挣个辛苦钱，能有啥发展头”。但董怀利却不赞同，不偷不抢做生意，靠的是一针一线凭本事赚钱，心安理得。再则，谁说缝缝补补就不能做大？事实上，董怀利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子随母业”的。1990年，董怀利出生在安徽省阜阳市九龙镇五坑村。他上初一那年，父母背井离乡去杭州谋生。父亲在工地忙活，母亲王素珍给人织补衣物。因手艺精湛，母亲渐渐小有名气，每天都能接很多针线活。两年后，父母把董怀利叫到杭州读书。2007年高中辍学后，董怀利在砖绝服装厂做过学徒工，到商场当过导购员，也尝试着做过小生意，但都没有坚持下来。转眼到2011年，董怀利回安徽老家结了婚并升级当了“奶爸”。意识到作为父亲肩担责任，他才感受到空前的生活压力。可没有学历的他，又身无所长，难道这一辈子就只能做个挣扎于社会低层的打工仔吗？迷茫之际，董怀利突然想到，妈妈凭借一手精细的“女红”为人缝补竟也生意兴隆，进过服装厂的自己，何不跟着母亲做针线活儿，成为她的同行呢？至于妻子和母亲说的干这一行没出息，董怀利可不赞同。平时爱阅读的他知道，广东一个19岁的技工，凭借高超的砌活，在世界技能大赛上夺冠；温州一个专门做饮料吸管生意的老板，成为富甲一方的企业家；一位在故宫修复“龙袍”的著名专家，也是为做针线活厉害而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他相信，再不起眼的小行当，只要你能把它做到极致，都会像上述传奇人物一样大放光彩。现在中国人也崇尚工匠精神，但90后几乎没有人愿意做手工织补这种“丢脸”的工作。自己若能把母亲那一手“女红”发扬光大，也是一种技艺传承啊！于是，董怀利耐心做通家人的思想工作，毅然跟母亲上街缝缝补补。“打小，我就看妈妈给人织补，自己也跟着学了不少。加上后来又在服装厂当过学徒，所以上手还是挺快的。”董怀利说，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他苦练了两个月穿针引线、精工修补后，就在杭州繁华的延安路上接起了活儿。王素珍则搬着小板凳坐在武林路步行街头，等待客户送来修补的衣物。母子俩相距只有一站路。起初，见董怀利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竟坐在街边做“女红”，许多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甚至有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当街吹着口哨喊他“伪娘”……由于不信任他的手艺，董怀利好多天都没接到一件活儿。夜幕降临，当他落寞地回家时，一想到嗷嗷待哺的孩子，不由心如石坠。做到极致，日赚千元不是梦好在王素珍小有名气，熟识的人都亲切地喊她“王大姐”。遇到活儿多忙不过来时，王素珍就会向客人推荐儿子：“延安路的小董是我儿子，他手艺也好！”在母亲的大力推介下，董怀利渐渐有了生意。真正开始为人缝补后，董怀利才体会到母亲20年来的艰辛。因为缝补衣服是小打小闹的营生，租不起门店，气温高达38℃的炎夏街头，母子俩都坐在街边店铺门前的台阶上，一边缝补，一边等活。尽管董怀利在屁股下面加了层薄薄的泡沫垫，坐久了还是感觉下身木麻。为了防止汗水滴落到客人的衣服上，他还要不停地用脖子上的毛巾擦脸。而在寒冷的冬季，王素珍都是大包地买暖宝宝给儿子用。尤遇风雪天气，董怀利是浑身贴满暖宝宝出门的，从脚腕到膝盖，从前胸到后背。实在冻得不行，手腕上再追加一副。要不，冻伤了手还怎么织补呢？王素珍自己则不贴暖宝宝：“我把衣服穿厚些就行，里外套上三四层。我儿子他们年轻人不喜欢穿得像个熊猫似的，嫌难看。”这些年下来，王素珍已经在异乡街头的寒风料峭中落下了病根，穿再多衣服也觉得腿寒。无论酷暑严寒，雪雨风霜，董怀利都像母亲一样每天坚持出摊儿。“辛苦是辛苦，但每一分钱都是自己一针一线挣来的，感觉很充实！”董怀利说，有些客人拿来的名贵衣只是烂了个小洞而已，如果没有他们这些针线工，客人都打算把衣服扔掉了。经过他的精心修补，价值不菲的衣服看上去焕然一新，这让他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活儿多的时候，董怀利家里堆放着许多破损的衣物，从上衣、裙子到包包和沙发套等应有尽有。他时常要加班熬夜到凌晨，睡觉时手指都累得伸不直。随着手艺越发精良，董怀利的收入也从每月一两千提高到四五千元。但他没有忘记自己加入“女红”行业的初心——要做一个胸怀大志的缝补匠，把令人瞧不起的针线活儿做大！偶闻杭城有一位老奶奶，曾是浙江省博物院的文物修复师，专攻衣物面料等，董怀利就一次次携礼物登门拜访，虔诚求教。原本已经退休多年、眼花耳聋的老专家，感动于一个90后年轻人能有这片赤诚之心，破例收董怀利为关门弟子，传授给他许多宝贵的衣物修复经验。与妈妈教的不同，恩师传授的更为精细，后者是用搞科研的严谨精神去飞针走线，做织补之前要先研究衣服的颜色、纹路、布料经纬线等……随着入行时间渐长，董怀利织补过几百元一件的羊毛衫，也织补过上万元的奢侈品牌衣服。2015年初，一条国际品牌的裤子送到他手上。他花了两天时间，一针一线把裂开的裤档缝补好，收费1000元。这天，一个美女的香奈儿包被刮破个口子，她慕名找到董怀利，皱眉说：“要多少钱随你开价，但要保证修补之后没有明显的痕迹，这活儿你能接吗？”接过包观察几眼后，董怀利表示没问题。果然，在白炽灯下熬夜到黎明的他，不仅把美女的包修补如初，还顺便给她做了一次皮具护理保养。拿到包后，美女喜出望外，连连竖起大拇指夸赞小董技艺高超：“天啊，太感谢了！我本来想，要是修补的不好看就得扔掉了，五六万元买的呢！”这一单，董怀利赚了2000元。最“牛”的一个活儿，是董怀利和母亲联手完成的，并且是拿着针线包“跨省作业”。2017年7月，大连一位曾先生的法拉利跑车敞篷上刮了几个洞，4S店表示他得换掉整个车蓬，需要85万元。曾先生嫌贵，就想请人精工修补，但苦于而且找不到技艺高超的师傅，根本没人敢接这个高难度的“瓷器活”。后来曾先生的一位杭州朋友，把董怀利介绍给他，说小董在杭州是一位“网红补手”，简直没有他不能修补的东西，而且缝补之后看不出痕迹。曾先生喜出望外，辗转联系到董怀利，请他为自己修补豪车敞篷，并许以万元报酬。不料，董怀利婉拒了！坐着飞机去“补”车，一针一线赚套房事实上，这些年奔驰、宝马、保时捷的敞篷车，董怀利和母亲都缝补过。但受邀去外地补车，而且是大东北，这还是母子俩头一次遭遇。一去几天，老客户来了找不到自己怎么办？另外还有时间成本，这一趟耽误下来，很多活都要赶工。基于此，董怀利在电话中婉言拒绝曾先生说：“织补敞篷车要一直保持很别扭的姿势，哪怕补几个小时，回去骨骨节节都疼，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我妈都50多岁的人了，我不想让她再跟着受罪。而我一个人去更慢，所以，这个活儿我就不接了……”电话那头的曾先生听懂了，当即表示：“抱歉董兄弟，是我忽略了你们的时间成本。这样，我给你和母亲订好往返机票，路费、食宿等开销我全包，修补一个洞另付1万元报酬！”母子俩动了心。因为董怀利刚给全家人在杭州买了房，当时尚有十多万元欠款没还清，家里需要钱。于是，他和母亲第一次“出差”去修补敞篷车，而且是打着“飞的”。到了大连一看，曾先生的车篷在倒车时不慎被划破3处，破洞很小，二三厘米见方。董怀利看过车篷后，胸有成竹地说：“可以织补。”曾先生长吁一口气。修补敞篷车不同于一般的缝补，难度非常大，因此织补的起步价在5000元以上。母子两人在曾先生家的车库里开始织补车篷。敞篷颜色灰黑色，破损处位于左侧敞篷顶角。董怀利事先配好了三四种粗细不同的黑线，之后他仔细研究敞篷布料纹路，根据布料本来的经纬线，一根根来回补上去……在《红楼梦》里，有一段关于“晴雯病补雀金裘”的描述，董怀利和母亲的织补手法与此类似。所不同的是，“雀金裘”可以翻转，但车篷是固定不能拆卸的。母子二人只能站在小板凳上趴到车上补，一针一线显得更为不易。由于车篷里外隔绝，每走一次针线，董怀利都需要用指甲顶着针脚，时间一长，手指被戳出一个个针孔。从下午1点到傍晚6点，才补成一半；连站5小时，两人都累得吃不消。次日一早，董怀利和母亲克服许多困难，终于将敞篷的破损处织补完工。曾先生抚摸着修补过的车蓬，面露惊喜说：“简直和受伤前一模一样啊，不仔细看根本瞧不出破绽，你们娘儿俩太牛了！”这一单长途针线活儿，母子俩赚了3万元钱。如今，分别在杭州最繁华两条街上揽活儿的这对母子，俨然成了当地的两张名片。他们代表着传承千年的手艺，风雨无阻的坚持，经常被网友发上朋友圈。每天除了收街头的织补衣物，母子俩还有长期合作的裁缝店、干洗店的织补订单。温州、台州、嘉兴、上海的洗衣店、裁缝店也慕名找过来，把订单快递给母子俩，织补好了再快递回去。董怀利开玩笑地跟妈妈说：“现在北上广深的业务，咱就差深圳了！”2018年6月，浙江绍兴一位老人找到董怀利，修复了一件已有上百件历史的旗袍。后来，这位老人又拿来一件祖传清代嘉庆年间的御赐“黄马褂”，说要把上面的两个破洞修复后捐献给国家。事关重大，董怀利专门请来恩师坐阵。在老专家的严格把关下，他花了两天一夜时间，精心修复了这件文物并且分文不取。“您老有爱国之心，我们小辈也有。就当我用一针一线，为国家做了一丝贡献吧！”董怀利小心翼翼地包好织补完整的黄马褂，开心地捧给老人。2018年10月19日，英国BBC一位导演辗转联系到董怀利，表示他们将拍摄一部名为《寻找中国工匠》的纪录片，希望他和母亲、恩师能成为其中一集的主角。董怀利激动得眼眶泛红，欣然应允：“我知道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但能把中国的工匠精神传播到全世界，这太令人骄傲了！”未来，这个90后“顶尖补手”还想把自己的针线活做成大事业，先开馆授徒培养更多传承人，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成立补衣坊并与一些大牌服装店合作，为其客户提供衣物的“售后修补”服务……直到在中国做出自己的织补品牌！他坚信事业没有大小，只要用心，一针一线也能织出伟大前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曾参加一份核心期刊的学界座谈会。众多参会者不约而同地提到该刊发表的一篇论文，此文很优秀，但作者只是一位硕士生。大家纷纷感慨，这个级别的期刊居然发硕士生稿子，太难得了。刘宁回忆起自己念博士时，就在本学科最好的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等她做了博导，却从学生那里得知，很多期刊一看是博士生论文就直接拒绝了，或者让学生加上导师名字再投。她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人文社科核心期刊发表博士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占总发稿量的比例大多在4%以下，硕士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已基本绝迹。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学者，发表论文也比较困难。今年两会，刘宁带来了“人文社科期刊要多支持青年学者”的提案，提出“由于杂志的相关评价体系存在不合理之处，对青年学者发表论文存在明显歧视，亟须从改进期刊管理机制入手，树立关心青年学者的刊物导向，对青年学者独立的论文发表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距离毕业还剩一个多月，法学博士生阮清的工作还没有完全落定。阮清说，在简历中，论文发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有的大学在招聘时就说得很明白，要发几篇C刊；有的尽管不说，但如果论文没发够，在看简历时就会把你筛掉”。北京一所知名高校的青年教师程静感慨，从事自己这个专业方向的学者本身就少，所以引用率偏低。“期刊编辑就不愿意发你的文章，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文慧教龄10年，她的专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针对性的核心期刊几乎没有，她只能投给相关的民俗、艺术等类别。文慧表示，“越是不那么顶尖的高校，就越想在科研方面往上冲，对青年学者的论文要求反而越高。我们学校一半的讲师都因为发不了论文而评不上副教授”。而像阮清所在的“双一流”大学，“可以发校内核心期刊，也可以用出国访问、联合培养等方式折抵”。“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一家传媒类期刊的副主编引用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名言，倡导多采用中青年专家学者的文章。为了向年轻人提供机会，这家期刊连续举办了十几届学术论文竞赛，还在微信公众号开设了面向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栏目。除了发表难，刘宁指出另一个问题：人文社科领域的论文，师生合作署名现象，近些年日益泛滥，“大量本应学生独立署名的文章，现在是以师生合署出现在期刊上的，占期刊全部发稿量的10%-30%”。“导师指导学生写作论文，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的科研能力，其指导工作属于份内的职责。”刘宁说，“一些导师对学生不认真指导，甚至没有指导，但学生的论文都要与其合署，这更是对学生成果的侵占”。文慧的同学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导师没时间写文章，就指派给自己的学生写，然后导师署“一作”，学生署“二作”；但有的学生并没有那个水平，只能“凑”“攒”，期刊看到导师的大名，居然也发了。然而，对导师而言，给学生文章署名有时也是无奈。阮清的导师比较“传统”，指导学生写论文从不署名，这反而给学生带来困扰——导师不署名，论文发不出去。她的一位师姐，写的论文连导师都觉得好，但因为导师不署名，一直发不了，不得已又延期了一年才获得博士学位。上述传媒类期刊的副主编认为，学术期刊向名家倾斜主要还是评价体系在起作用。一方面，名家的观点更加成熟，容易被更多人引用；另一方面，高校的评价体系也注重学术成果发表平台的层次，“一些同行为了保证影响力不得不这么做”。“当然，那么多的期刊追逐为数不多的名家，让名家也有点尴尬和无奈。”这位学术期刊的管理者说。某人文社科类C刊的编辑思南认为：“只要有好作品，就能发出来。联合署名是平衡的结果。看了博导的名字，多多少少会下载来看看，如果有新颖之处，就会引用；如果一个硕士生独立署名，不会有下载量，更不要说引用率了。”程静注意到，有些高校已经修正了评价体系，一些期刊尽管不在核心名录范围内，但只要在这个学科里比较权威，学校就认同在这些期刊上发文满足对青年学者、博士生的考核标准。她建议，在对学者进行考核时增加对专著成果评价的比重，“但有的专著可以花钱出，这有赖于整个评价体系的完善”。程静希望：“不是看这篇文章发表在什么等级的期刊，而是看这篇文章解决了什么问题，通过同行评议来进行实质评价。”刘宁建议，改进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将青年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发稿量，作为期刊评价的重要指标。“建议规定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刊发数量不应低于刊物全年发稿总量的10%。”刘宁说：“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包括在读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在站工作的博士后和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教师，他们是学术研究生力军，也是现代学术的未来与希望。”来源：中国青年报

如果你是一名年轻的研究人员，你可能不会从导师那里听到太多关于加入学术期刊编委会的前景。导师甚至可能担心你成为期刊编委会成员会耽搁你的学术研究时间。 然而，成为编委会成员会给你带来巨大而持久的红利。编委会成员这个职位通常需要你每月花上几个小时与主编沟通、招募作者或审稿等任务。通常这些职位是无薪的，但是好处也显而易见。你的朋友圈将会扩展到和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同行专家，他们可以为你提供职业生涯提供咨询，或者把你介绍给学科领域的新朋友。你还将获得杂志内部编辑对出版的看法，这样可以加快你在其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速度，提高你在应聘和晋升方面的潜力。本文作者Susan D'Agostino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了担任编委会成员如何改变她的职业生涯和给她带来的好处。在我向一家著名出版商的编辑提及我在某编委会的任职之后，我获得了一次和他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那次会面后不久，我就获得了一份书约，撰写大众关注方面的书籍是我长期以来的梦想。这份书约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包括一笔奖学金，帮助我职业生涯转向数学和科学写作。我还获得了一笔国际基金赞助，支撑我的旅行和写作。一位编委会成员，和我有类似的职业提升。她在成为编委会成员时是一名博士后，在任职期间，她获得了一个理想中研究所的终身职位。在她的面试中，招聘委员会成员提到他们对她在编委会提供的服务印象深刻。另一位同事因为在编委会工作而获得了所在大学的教师奖学金提名。然而，另一位编委会成员获得了在一家声誉卓著的出版商提供的有报酬的编辑部职位，她非常喜欢。我是怎么得到这个职位的？我只是和出版商代表交谈一下并给我的专业协会主席打了打个电话。加入编委会的小窍门瞄准一到两家目标期刊。阅读他们的出版内容，熟悉所发文章的主题、格式、语气和长度。看看编委会成员的资料以确定与你的资历是否匹配，或者在不久的将来能匹配。与目标期刊的主编和编委会成员取得联系，他们经常在专业会议上召开编委会。虽然会议可能对非编委会成员不开放，但你可以参加其他小组讨论或讲座。在杂志的网站上找到他们的名字。然后，将这些名字与会议发言者和与会者的名单交叉对照。在会议上，做自我介绍，并提出事先准备好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包括：“你是如何获得编委会职位的？你的职责是什么？你每周或每月花多少时间在编辑工作上？下一次招聘新编委会成员是什么时候？” 尽量与编委会多个成员交谈，全面获取信息。如果你不能在专业会议上与编委会成员交谈，那就预约一次电话采访。在你确定了一位编辑或编委会成员后，给他们发一封邮件，请求就编委会成员的问题进行30分钟左右的电话交谈。 大多数人喜欢谈论他们的工作，所以不要担心。在打电话的时候，问一些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留意你的目标期刊招聘新编委的信息。但是要注意，通常新编委是老编委推荐，这就更有理由将你的兴趣传达给当前的编委会成员。当目标期刊发布招聘新编委会的信息后，要立刻申请。其他途径在我第一次申请成为编委会成员期间，我曾与一位出版商的代表讨论过如何编辑我研究领域的一本书。那次谈话获得了编辑的联系方式以及寻求新编委的要求。几个月后：我被任命了。如果第一次尝试没有结果，再申请一次。向值得信赖的导师寻求建议，坚持到成功。

□ 胡 波新年伊始，继一篇吹捧“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的“奇葩文”刷屏后，另一份核心期刊《银行家》又火了。有学者发现，该期刊主编在杂志开设的“父子集”专栏中，长期刊发自己的书法作品和年幼儿子的散文，至今已有数十篇。目前，《银行家》杂志社的上级主管单位山西省社科院回应称，将对杂志社进行全面整顿，对主编王松奇进行相应处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句话虽有些江湖气，但本该是纯洁的学术平台，更不能因为“学术不端”而沾染江湖气。要知道，网络是有记忆的，是会留下痕迹的，不要觉得专业学术期刊、学术论文根本没人看，就可以胆大妄为。你的文章只要一收录进“知网”，就会被更多人下载和浏览，成为一种可传播的公共产品。那些违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出格”论文，都有可能被读者“挖掘”出来。笔者也有发表论文的需求，依照平时向期刊投稿的经验来看，能够刊发如此吹捧导师文章的核心期刊，毕竟是极少数。在当下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下，为了跻身于“核心”的行列，不少期刊还是有着“核心”的焦虑，有的期刊非常注重办刊的质量，为了赢得学界的口碑，始终坚守学术的初心和底线。当然，也有期刊为了提升“影响因子”，在学术竞争的赛道上“抄近道”。笔者发现，在不少学术期刊尤其是在一些不知名、学术水准较低的刊物中，设置跟期刊本身定位和研究领域完全不搭边的“板块”的也不在少数。我们当然可以批评这些期刊定位模糊不清，浪费学术资源。但是，深层次地看，这与当下学术评价的生态系统也不无关系。众所周知，高校教师职称晋升、研究生评奖评优以发表论文为重要评价指标，这导致高校师生发表论文的总体需求增大，而一些刊物很能“认清时势”，顺势而上，什么板块都会设置，既收取了高额的版面费，也满足了师生的实际需求，供需双方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谋”。此外，一些学术评价机构对核心期刊的评价，往往也只注重“影响因子”这个单方面的定量因素，并不会考虑期刊定位、板块设置、编辑加工质量、读者满意度、社会影响力等定性、综合性因素的权重，这也是导致一些核心期刊容易产生“怪现状”的根本原因。当下，对于那些在审稿机制上存在漏洞，或并无实力维系办刊能力和要求的核心期刊而言，单靠其内部自律建立“自纠自查自改”的机制，几乎是缘木求鱼，难以起到实际作用。要改变一些核心期刊“掉价”的问题，除了要建立科学、完善、全面的评价体系，还要引入第三方评审、监督和管理的责任。政府主管部门通过建立核心期刊“黑名单制度”，对学术期刊进行相应的约束和惩罚，保证办刊的合规合法性，使其经得起舆论、学术共同体的考验，从而促进形成更加健康、有序的学术期刊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