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研究期刊

新时代，青年研究的话语方式、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深度，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如何更好地开展青年研究，助力青年成长发展？由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主办、《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编辑部承办的新中国70年青年发展与青年期刊学术论坛近日在中央团校召开。未来青年研究有哪些方向？中央团校教授陆士桢结合志愿服务研究指出，“首先要考虑怎么样实现不同视角的融合。”曾教授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的陆士桢经常告诉她的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别把文章写得像思政一样。”这并不是否定思政类文章，陆士桢解释，实际上它们有各自的体系，如何融汇贯通，这很重要。陆士桢认为，思政所回答的问题是亘古以来人类社会传承的重要问题，社会学更多解读青年的社会本质，全面分析一个年轻人在社会发展中的所有问题，是一种很重要的基础性的理论分析视角。而政治学视野下的青年研究，更多关注现存社会激烈的斗争。“在这三个角度要怎么样实现融合，这是一个方向。希望将来有更多人从这一角度做一点分析。”陆士桢说。同时，她还指出，做好青年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实践探索，进行一些创新性的研究。“老说过去的话没用，青年不爱听，理论上也没有价值”。做青年研究，研究什么，为什么研究，如何研究？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风笑天作了回答。风笑天认为，青年研究要能够指导青年，“带领青年一代更好地发展、成长”。同时，他还谈到，青年研究要服务于青年。风笑天分析，这个在以往似乎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我们研究青年，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帮助青年、服务青年，这也是现在的青年政策、国家的研究政策方向。”参照通用人工智能追求，结合青年研究中的通用算法，中央团校教授肖峰则通过AI的符号主义、联结主义、行为主义三种分型，与青年研究中的理论研究、时政研究、对策研究进行对比，从全新的角度探讨了青年研究的“通用算法”这一问题。“人工智能对青年研究有这样一种分析，是不是可以启示我们，青年研究可不可以走向一种通用呢？”肖峰提出，未来青年研究中是否能够打破目前三个范式的壁垒，融合出一种通用的青年研究方法。作为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从精神分析角度，对青春期不同阶段的青年成长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她认为，做好青年研究，首先要研究青年行为，这就需要观察和设计观察。其次，是人格。“青年人格刚刚定型，青年中不同的人格有什么样的特点，哪一些是客观向上的，哪一些是‘佛系’的，‘佛系’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李玫瑾提醒，有些人天天向上，但他们的不确定性也很多。“青年的表现和内心不一致，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李玫瑾认为，这就需要研究青年的认知。实践中，如何开展青年的问题研究？李玫瑾认为，对青年要理解、包容、启悟。“我们现在引导为主，但是理解不够，如果不理解，引导是没用的。”她表示，要在包容的过程中进行引导。“现在的引导缺少纵向的研究，空间思维非常充分，但是时间思维不到位”。一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让长期从事0-6岁婴幼儿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洪秀敏开始关注青年群体。“我们不断放开生育，为什么生育率反而持续走低？“洪秀敏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婴幼儿照护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聚焦青年家庭婴幼儿照护方面的困境，她所在的课题组对东中西部13个城市20岁-34岁青年家庭展开调研。调研发现，目前青年家庭在养育婴幼儿过程当中碰到很多现实问题。洪秀敏举例说，亲子互动失调，目前家庭式的照料主要依靠老人，能够提供给青年家庭的机构照护实际上非常少。同时，青年家庭在生存需求方面，对婴幼儿的免疫接种、成长的检查和评估等方面，社区医院提供的并不是特别契合青年家庭的需求。青年家庭在亲子互动方面想获得的需求，比如怎么平衡对两个孩子的爱，怎么解决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等都有很多的困惑，现在科学育儿的指导远远不够。对此，洪秀敏提出建议：第一，如何能够针对青年家庭照护的困难问题，提供一个支持性的网络，增进他们的获得感；第二，如何精准把握青年家庭需求，增加普惠优质的托儿服务的有效提供；第三，加大对于养育压力比较大的、比较危险的青年家庭的关注，提高他们抗风险的能力。青年研究如何取得创新性理论成果，如何更好地指导实践？论坛交流中，《新华文摘》原总编辑张耀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薛二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童小军、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袁潇等17位专家学者聚焦青年发展展开学术交流。论坛期间，《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召开了编委会会议，就期刊转型定位、编辑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论坛向陆士桢等8位对期刊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专家学者颁发特殊贡献奖荣誉证书，向陈立思等41位专家学者颁发获奖作品证书。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成果，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发表论文及专利。在学术研究发表论文的道路上，多少年轻教师，研究生们因为资历，职称，国家级社科项目等因素尝尽了苦头。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世界一流的学科，需要有一流的研究性老师和学生。如果学术研究要看老师的职称，科研项目，这对年轻教师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也不利于年轻教师的成长。正是因为这种制度，国家流失了多少优秀的人才？许晨阳当初严厉拒绝了高薪职位邀请，但是在北大教学六年后，他为什么再次回去。这样的例子还有多少，这里暂不做讨论。今天咱们主要讨论国内发表论文流程和国外发表论文流程性的差异问题（今天暂时不谈论文中介，后面专门讨论）。南大核心期刊（CSSCI简称C刊）上发文在南大核心刊物上上发表论文，其中影响因子高的期刊，需要提高作者的详细简历，研究团队的详细简历，如果还没有评定职称，直接被拒稿。拒稿的理由也很奇葩：论文创新性不够！短时间拒稿还算不错的期刊，起码给你有反馈。还有些很多期刊则明文规定，投稿后如果两个月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建议作者另投它刊物。在国内C刊上没有被发表的论文，翻译后很快会被SCI期刊录用，且影响因子还不低。这样的“怪事”时常发生，为什么？有人反思过吗？国内期刊审稿，首先看“论资排辈”：两院院士、长江学者，万人计划，教授，副教授，按照学术地位逐级递减。再看论文有没有科研项目支撑。申请科研项目，也是同样的道理，话语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学者饶毅曾怒斥：几位老院士围着一个处长赔笑 ，揭露学术腐败！C刊版面费和数据库收费也很有意思。如果论文被录用了，需要作者交版面费。如果要查询论文，还需要购买数据资源。只有科研机构，高校购买了数据库，才能看到论文信息，单独浏览和下载都需要收费。这种既收作者的版面费，又收科研机构，高校的数据库费用，按道理来说服务应该会更好，但实际结果就是年轻学者研究学术处处遇到困难。在这种条件下会让学者耐心逐渐丧失，有些学者评上职称后，就不在做学术研究了，原因也许是关卡太多了吧！国外期刊普遍SCI期刊上发文在SCI上发文，其中影响因子高的期刊，只要你论文水平不够，会很快（两周之内）收到回信邮件。邮件里明确指出你哪些地方创新不够，他们论文量较大，建议作者去哪些对应的期刊。反馈信息中作者也能看出自己哪些不出，有时编辑还会建议做哪些实验和其他相应的分析研究会更加号，反馈信息比较具体，不像国内编辑“创新不够”几个字打发了。如果被SCI期刊录用了，一般不会全文一字不改的录用，而是编辑会提出修改意见。修改意见有大修改和小修改两类，作者只要按照编辑给的修改意见一条一条落实了，论文质量提升了，对于研究者来说，科研水平进一步提升了。在SCI上发文，不会要求作者提供详细的简介，职称。编辑回信一般都是称呼Doctor xx……编辑给的拒稿意见还是修改意见都能帮助作者，这种氛围有人不喜欢吗？国外论文录用收费有两种情况：1.收作者版面费，则论文公开，外网都可以下载；2.不收作者版面费，需要在相应收费数据库下载论文，单独下载论文需要额外交钱。说道这里，C刊这种既要收版面费，又要收数据库费用的服务有更深的体会了吧！感想和建议对比外发南大核心期刊和SCI期刊后，年轻的学者们，如果你在C刊发表过程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建议花点功夫翻译成英文在SCI上发表吧。刚刚开始翻译论文比较痛苦，长久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双一流学科建设中，学术期刊要不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水平，给年轻学者给予更多的支持。只有一代代青年学者成长起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才更加有希望。——END——今日话题：关于研究生以及青年学者发表论文中遇到的“那些事”欢迎留言讨论

编者按当代青年是伴随互联网技术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是网络原住民，政治参与深受网络的影响。摸清青年意见表达的规律，对青年政治参与进行正确和有效引导，让青年了解国家的政治运行机制，在接触社会问题、感受民生冷暖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思考为国家建言献策，这对于培养青年的政治参与意识与主人翁精神大有裨益。本期摘编“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相关研究若干篇，供阅读参考。一、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内涵青年政治参与是指青年通过法定程序或相关渠道，为满足自身需求和自我发展，通过行使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利，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表达政治观点，进而达到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政治行为。（摘编自:张良驯、郭元凯，《青年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研究》，载于《人民论坛》，2020年第24期）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与发展，为青年提供了一种便捷易得的政治参与机会和平台，网络成为青年政治表达的窗口和首选渠道，青年政治参与也因此主要表现为网络政治参与，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外，形成了民意表达的特殊渠道，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摘编自:靳娜、张爱军，《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多元诉求与内在张力——基于中青网的大数据分析》，载于《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同青年政治参与结合的结果是，无论是制度化政治参与还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都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拓展了新的线上参与途径，后者在改变传统线下参与模式的同时，也通过线上线下互动参与的方式在参与主体、参与意愿、参与范围、参与效能等方面极大地改变了政治参与的传统样态。（摘编自:方俊、蒋艳，《技术赋权与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政治参与》，载于《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二、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动机青年参与网络政治的动机丰富多样:一是从众动机。在虚拟环境中，动机更多的是个体自身主观性表达，而不是跟随大众意见，青年通常是个人独自参与网络政治。但随着网络政治参与的大众化，以及意见领袖、极化等现象的出现，青年群体网络行为的从众动机也日益凸显。二是社交动机。社会交往的需要对青年参与网络政治有一定的影响，随着大量博客群组的出现，网络虚拟群体的形成与网络群体认同将日益成为青年网络行为的重要驱动力。三是个人提升动机。研究表明，“丰富个人知识”在青年参与网络政治动机中排名第一，希望通过网络参与来提升政治地位的青年还是少数，更多的青年还是希望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思想境界，以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同。（摘编自:孙凌寒、何欣，《多元而积极向上的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动机》，载于《青年探索》，2014年第6期）青年期是一个人从政治的不成熟状态走向成熟状态的过渡期，在此期间，青年的政治主体性和政治利益观念逐步生成，并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增强。第一，从诉求表达的主题分布及发展趋势看，青年通过网络表达利益诉求的数量近年来大幅增长，其中政治权益类、就业创业类和教育发展类议题关注度较高。青年的政治主体性逐渐凸显，政治权益意识逐渐增强，现实生存需要是诉求的主要原动力。第二，从诉求表达的情感分析看，理想化情感容易让青年将社会政治问题理想化，影响其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承受力。第三，从诉求表达的时间特征看，年初“两会”的召开、年终党政机构的考核都激发了诉求表达的数量增加，这说明青年对政治体系中政府回应性的把握。（摘编自:靳娜、张爱军，《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多元诉求与内在张力——基于中青网的大数据分析》，载于《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三、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特征当代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容涵盖了国家政治的各个领域，与传统政治参与相比更加宽泛；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内容还具有聚焦性特征，特别是当某些影响较大的政治类事件发生时，青年网民的政治参与聚焦性表现特别明显。（摘编自:刘辉、王越、韦文笔，《从社会行动视角看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载于《青年探索》，2014年第6期）青年群体拥有较为相似的经历、爱好、心态和群体性的身份认同，因而能够迅在互联网平台集聚，形成具有庞大人群基础的网络参与主体，其整体意志表达呈现出越来越高的组织性；在组织层面以广泛动员为基础，以组织关系构建为依托，以意见领袖为枢纽，展现出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摘编自:张宇，《青年网络迷群的政治参与及意志表达》，载于《人民论坛》，2020年第28期）首先，青年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新时代青年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与以往青年相比，他们的个性意识、竞争意识以及权利意识更加凸显，敢于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来表达自身多样化利益诉求，推动青年问题进入公共政策议题，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其次，青年政治参与形式更多样化。新时代青年参与政治活动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形式，以网络政治参与为代表的虚拟参与日益成为主要的参与方式，并且呈现出“线上”与“线下”政治参与边界虚化、相互交织的局面。最后，青年政治参与主题日益丰富和务实。青年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既关注整体的国家利益和政党政治，也关注个人利益和价值在政治参与活动中能否实现。（摘编自:张良驯、郭元凯，《青年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研究》，载于《人民论坛》，2020年第24期）四、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信息技术给青年政治参与带来的影响复杂多样，尽管网络政治在促进社会公正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它同样有可能通过消耗过多时间和精力而导致青年政治参与的意愿降低，可能由于互联网本身的去中心化而导致无序化参与。（摘编自:方俊、蒋艳，《技术赋权与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政治参与》，载于《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理性与非理性共存。青年在网络政治参与中往往带着强烈的“英雄”情怀，加之由于互联网的匿名制、难以追踪性、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相对分离等，部分网上言论表现为宣泄情绪、批评指责，有时还会影响其现实社会的行为。网络谣言在青年网络政治参与中产生和传播。网络信息的发布，都是通过服务器自动完成的，尽管部分网站和论坛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对虚假的信息进行删除，但无法做到完全精准及时和彻底。（摘编自:漆光鸿、王剑英、杨志强，《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容、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七个中文论坛相关资料的文本分析》，载于《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10期）五、工作启示青年在政治发展上的未定性和可塑性，是青年工作者对青年进行政治引导的基本依据和空间所在。面对青年群体的政治诉求，党政部门和共青团组织要不断提高青年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通过引导青年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合理表达政治诉求，培育青年的政治关注度和政治认同感，推动我国政治文明的向前发展。（摘编自:张良驯、郭元凯，《青年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研究》，载于《人民论坛》，2020年第24期）第一，加强电子政府建设，拓展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容和空间。要提升社会治理的透明度，满足青年的知情权，公布政府的电子邮箱和论坛，提升在线服务功能，不断丰富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容和形式；要借助微博、微信、电子布告栏等新兴的网络传播方式，同广大青年构建一个迅捷、高效的沟通和反馈平台。第二，准确研判网络舆情，做好网络沟通和回应工作。要积极搭建与青年网民之间高校沟通的平台，把单向的信息发布网站变为互动性网站，提供举报、投诉和信访服等服务，进行民意调查活动，为与青年互动对话提供公共网络载体。第三，完善青年网民的利益表达渠道，秉公处理青年的诉求。要适度提高弱势青年在决策制定和调整中的博弈能力，充分考虑和照顾他们的利益；要进行网络维权平台建设，打造线下高效的政府处理机制，以负责任的心态解决和回复青年网民的诉求。第四，合理监管和引导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善意对待青年的质疑和批评。要不断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开展网络法治建设，加强网络监督；要加强引导青年学会理性地表达诉求，减少并平息部分青年网民的非理性情绪。（摘编自:陈龙国，《当代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特点及其对虚拟社会治理的启示》，载于《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11期）在当前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共青团要引导青年积极参与网络政治生活，为国家治理政策的制定献言献策。一是转“被动”为“主动”，要发挥自身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的组织能力，突破以往工作局限，利用网络技术传播速度快和影响力大的特点，扩大参与主体范围，并使青年在参与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增强政治自信。二是变“单向”为“双向”，实现线上参与和线下引导相结合。打造“智慧团建”系统，加快形成“互联网+共青团”工作格局，加快建设虚实结合的“青年之家”服务平台。三是化“管理”为“服务”，做好网络政治参与的舆情引导。共青团应发挥自身协调作用，做好日常政治信息发布工作，建立完善的舆情监督机制，创造良好的网络政治空间。（摘编自:廖梦雅、倪宪章，《共青团引领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探析》，载于《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年第2期）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来源:团干部之家

在实验室关闭期间，Saurja DasGupta以唯一作者的身份写了他生平第一篇综述。虽然文章一度被拒，但他没有放弃，还学到了很多。“我在决定是否要送审前看了您的手稿。很抱歉地通知您，您的手稿将不会被送去接受外部评审。”当我醒来看到这份邮件时，那应该是2020年5月底吧，我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很快就要解除封锁了。居家隔离的这段日子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写这篇文章，有一瞬间，我感到所有的时间都打了水漂，到头来居然一事无成。于是，我又回去睡觉了。作为实验生物化学领域的一名研究员，我当初并不知道封锁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渐渐地，我想到了一个不算新的主意：何不写一篇文献综述？博士快毕业时，我开始对RNA分子在拥挤的细胞环境中的行为感到好奇，疫情来袭时，我刚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关在波士顿的公寓里，我终于有机会好好读一读RNA在拥挤环境中行为的相关文献了。由于这个工作和我的主要研究项目并不直接相关，于是我决定单干。想到自己之前没有任何写综述的经验，这个任务令我有点激动。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写综述并不简单。大部分期刊只发表它们邀请的资深独立研究人员撰写的综述。高昂的发表费用进一步缩小了我的选择范围。在找到了几本愿意考虑非特邀综述文章的期刊后，我的工作也开始了：埋头看文献、做笔记、列出综述大纲。起初，我想对所有文献来个全面总结。但后来发现，我很难舍弃那些一开始看起来很重要，但后来证明并不重要的结果。我不停地添加更多的信息，导致最后的文章表述不清、没有明确的主旨。就这样，我把我的非特邀综述投给了目标期刊。我前后写了两个月，但投稿后才三天就收到了拒稿信。编辑说我的文章不够清晰、缺乏重点。我内心的一部分将快速拒稿归咎于我刚进入学术界不久，而且不是领域内的大咖。但是，与其一味地给自己找借口，我还是决定修改一下手稿，投给另一本期刊。我先逼自己用一句话总结文献。这个练习帮助我理解了我想写的这篇综述的核心信息。现在，我只需要将我查到的文献结果围绕这个核心信息进行组织就行了。我的核心信息是：分子拥挤喜欢折叠的RNA结构并会因此刺激RNA催化。这虽然谈不上什么突破，但它能帮我把综述内容概念化。这个过程教会了我做一名无情的编辑是多么重要。我慢慢明白，如果一条信息删掉后并不影响表达叙事，那它就不需要出现在文章里。我肯定有什么地方做对了，因为第二次投稿（向另一份期刊）并没有一开始的障碍，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要求大修的邮件。这些修改包括一位编辑和四位审稿人的七页评注。刚开始，这些意见让我害怕和不知所措。一位审稿人称赞了我作为青年研究员的勇敢尝试，但是，他们的建议好像常常延申到了综述的范围之外。在一篇一篇看完了审稿人建议的论文，并在手稿中添加了相关信息后，是时候自信地回复每一条审稿意见了。虽然我常忍不住想回复：“这个建议超出了综述的范围”，但他们的观点还是让我的手稿增色不少。我们中的很多人都遇到过很苛刻或是很无礼的评注，但撰写综述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吸纳好的建议，忽略那些刺耳的语气。在封锁期间靠自己努力完成了这篇综述，也让我的居家生活更有规律了。我每天都有起床工作的理由，再不用看着我那无组织的日程表发呆了。我还学会了在没有导师的专业编辑下写作，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进步。我会建议不能去实验室的青年研究人员写文献综述。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能让你一口气读完几年来你一直想读的文章，还能让你发现新的研究方向。不过，在开始前要保证以下几件事：你的综述非常应时，能填补领域内的一个空白。你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能够批判性地解读研究结果，评价当前的认知缺口和未来的可能方向。你所在领域有期刊接受非特邀的综述投稿，（最好）不收取文章处理费。是的，我的综述最后成功发表了

《隐秘的角落》主要讲述沿海小城的三个孩子在景区游玩时无意拍摄记录了一次谋杀由此展开冒险的故事。学霸朱朝阳、从孤儿院逃出的严良和普普，为一个所谓的给普普弟弟治病的借口勒索杀人犯张东升，在故事的发展中，先后有几人丧命，最终张东升落入法网，而学霸朱朝阳差点落入张东升的陷阱……这部剧只有短短的12集，但是故事很引人入胜，我们从中应该可以看到，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应该关注价值观和道德方面的培养，教育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然学霸的智商用在了违法犯罪之上，那后果不堪设想……少年犯罪在每个国家都有，原因也很多，一个是家庭原因，父母对孩子平时缺少教育，没有告诉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的父母甚至虐待孩子，导致他们在身心上面的失衡；一个方面是交友不慎，很多小孩在学校被一些社会青年带坏，或者是去一些不健康的娱乐场所，被那些奢靡的社会风气影响，导致了他们被坏人利用；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青少年一时的冲动引起造成的犯罪。所谓子不教，父之过，家庭里面父母教育举足轻重。同时，高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由山东师范大学申报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期刊全文数据库建设与研究”今天上午举行启动仪式，五年内，包括《新青年》、《小说月刊》在内的近万种近现代期刊将实现全文数据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层次最高、最具权威的项目类别，选题强调侧重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化具有重要作用的重大问题。山东师范大学成功申报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期刊全文数据库建设与研究”项目，汇集了刘增人、陈子善等多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领域专家，将用5年的时间，对1872年到1949年期间的近现代文学、涉文学期刊进行详尽整理，并实现全文数字化。据初步统计，这项工程将收集期刊10000多种，总计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册。项目完成后，《新青年》、《小说月报》等难得借阅的史料文献，会很方便的供大家数字化查阅。

一位年轻研究者可能遇到的众多难题之一是出版时的著作权问题。想想你最初的几篇学术论文 :一位年轻研究者可能遇到的众多难题之一是出版时的著作权问题。想想你最初的几篇学术论文 :它们应该署谁的名字?为什么?很多年轻研究员会把这些问题留给他们的导师，但也有很多人不会。根据我的经验，这个问题是出版过程中会导致冲突的众多问题之一。幸好编辑们在论文里看到的“名誉作者”越来越少了，至少在主流期刊中是这样，因为指导意见特别要求“所有的作者必须对文章做出了实质性贡献”。这意味着所有的作者必须经常在网上签署（或勾选）他们确实对作品做出了智力贡献的证明，以便他们能够被列入论文末尾的“贡献声明”: “XY和AB合作撰写了这篇论文，CD对数据分析作出了贡献，同时EF发展了这个研究课题“。然而，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所说的，在动笔之前想清楚你自己对论文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也一定要在论文开始前做一张清单，列出其他作者和他们的地位。我在洛杉矶时，有过一位同事，他在开始一个项目的任何研究之前，都会首先决定成果的著作权，他从实际执行这项工作的人开始，继续列举贡献者的名字，形成一篇名单。在许多科学领域里，一篇多人论文，列在最后一位的作者通常是监督者或者研究的领导者，或在最初为研究赢得资金，使研究得以开展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能够避免未来研究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期刊编辑最常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著作权争议，一旦一篇论文被出版社采纳，人们通常会感觉他们对研究的相对贡献没有充分地体现在他们在作者名单的名次上，所以，请在你们开始写论文之前就对这件事达成一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尤其是在早期，曾经遭遇过几次这样的问题。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一次我被美国的一位资深同事邀请去实地研究。我花了一整个夏天搜集数据，准备分析。“这一切都很棒”，他对我说，“让我们把这些整理成文吧”。在这件事中，我最致命的错误是没有问他“那谁是第一作者呢，你还是我?”。你会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资深同事们的观点可能差异很大，一些人会比另一些人更能允许比他们年轻的研究员觊觎第一作者的位置。我写出了文章，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稿子的第一位，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位资深同事再也没回复我的后续邮件。不过，当时我在英国而他在美国。所以我们没法坐下来喝杯咖啡，把这件事谈清楚。我作为查尔斯沃思编辑团队成员之一针对此问题，建议作者：沟通是关键。不要害怕问同事问题，尤其是关于论文著作权的问题，并且尽量试着在开始写论文之前，就和同事在这种棘手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未来网高校频道9月25日讯（记者 杨子健 通讯员 高艳蓉）近日，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北京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相继公布立项通知，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共获批4项。据介绍，近年来，该院课题研究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课题研究的规格和层次较高。疫情期间，科研处精心统筹科研项目申报工作，多次研究部署申报工作，今后将持续汇聚研究力量，不断提升课题研究质量，扎实推进研究工作，助力学院建设发展。

来源：中国青年报原标题：怎样支持青年学者独立发表学术成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曾参加一份核心期刊的学界座谈会。好多位参会者，不约而同地提到该刊发表的一篇论文，此文很优秀，但作者只是一位硕士生。大家纷纷感慨，这个级别的期刊居然发硕士生稿子，太难得了。刘宁回忆起自己念博士时，就在本学科最好的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等她做了博导，却从学生那里得知，很多期刊一看是博士生论文就直接拒绝了，或者让学生加上导师名字再投。她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人文社科核心期刊发表博士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占总发稿量的比例大多在4%以下，硕士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已基本绝迹。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学者，发表论文也比较困难。今年两会，刘宁带来了“人文社科期刊要多支持青年学者”的提案，提出“由于杂志的相关评价体系存在不合理之处，对青年学者发表论文存在明显歧视，亟须从改进期刊管理机制入手，树立关心青年学者的刊物导向，对青年学者独立的论文发表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距离毕业还剩一个多月，法学博士生阮清的工作还没有完全落定。阮清说，在找工作的简历上，论文发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有的大学在招聘时就说得很明白，要发几篇C刊；有的尽管不说，但如果论文没发够，在看简历时就会把你筛掉”。北京一所知名高校的青年教师程静感慨，从事自己这个专业方向的学者本身就少，所以引用率偏低。“期刊编辑就不愿意发你的文章，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文慧教龄10年，她的专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针对性的核心期刊几乎没有，她只能投给相关的民俗、艺术等类别，“僧多粥少”。文慧表示，“越是不那么顶尖的高校，就越想在科研方面往上冲，对青年学者的论文要求反而越高。我们学校一半的讲师都因为发不了论文而评不上副教授”。而像阮清所在的“双一流”大学，“可以发校内核心期刊，也可以用出国访问、联合培养等方式折抵”。“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一家传媒类期刊的副主编引用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名言，倡导多采用中青年专家学者的文章。为了向年轻人提供机会，这家期刊连续举办了十几届学术论文竞赛，还在微信公众号开设了面向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栏目。除了发表难，刘宁指出另一个问题：人文社科领域的论文，师生合作署名现象，近些年日益泛滥，“大量本应学生独立署名的文章，现在是以师生合署出现在期刊上的，占期刊全部发稿量的10%-30%”。“导师指导学生写作论文，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的科研能力，其指导工作属于份内的职责。”刘宁说，“一些导师对学生不认真指导，甚至没有指导，但学生的论文都要与其合署，这更是对学生成果的侵占”。文慧的同学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导师没时间写文章，就指派给自己的学生写，然后导师署“一作”，学生署“二作”；但有的学生并没有那个水平，只能“凑”“攒”，期刊看到导师的大名，居然也发了。然而，对导师而言，给学生文章署名有时也是无奈。阮清的导师比较“传统”，指导学生写论文从不署名，这反而给学生带来困扰——导师不署名，论文发不出去。她的一位师姐，写的论文连导师都觉得好，但因为导师不署名，一直发不了，不得已又延期了一年才获得博士学位。上述传媒类期刊的副主编认为，学术期刊向名家倾斜主要还是评价体系在起作用。一方面，名家的观点更加成熟，容易被更多人引用；另一方面，高校的评价体系也注重学术成果发表平台的层次，“一些同行为了保证影响力不得不这么做”。“当然，那么多的期刊追逐为数不多的名家，让名家也有点尴尬和无奈。”这位学术期刊的管理者说。某人文社科类C刊的编辑思南认为：“只要有好作品，就能发出来。联合署名是平衡的结果。看了博导的名字，多多少少会下载来看看，如果有新颖之处，就会引用；如果一个硕士生独立署名，不会有下载量，更不要说引用率了。”程静注意到，有些高校已经修正了评价体系，一些期刊尽管不在核心名录范围内，但只要在这个学科里比较权威，学校就认同在这些期刊上发文满足对青年学者、博士生的考核标准。她建议，在对学者进行考核时增加对专著成果评价的比重，“但有的专著可以花钱出，这有赖于整个评价体系的完善”。程静希望：“不是看这篇文章发表在什么等级的期刊，而是看这篇文章解决了什么问题，通过同行评议来进行实质评价。”刘宁建议，改进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将青年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发稿量，作为期刊评价的重要指标。“建议规定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刊发数量不应低于刊物全年发稿总量的10%。”刘宁说：“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包括在读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在站工作的博士后和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教师，他们是学术研究生力军，也是现代学术的未来与希望。”（除刘宁外，其他采访对象为化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2020年05月26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