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性研究和回顾性研究的区别

扩展阅读： 雅昌艺术网关于“以冒用'雅昌'名义骗取艺术品等犯罪行为”的声明 ▲ 艺术家 徐冰2017年12月1日开幕的艺术家徐冰同名个展“徐冰”，展现了从1987年开始创作的《天书》，到2017年创作的《蜻蜓之眼》，时间跨度三十年。通过这次具有回顾性与专题性的最大规模徐冰个展，可以看到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与不停变化的世界发生对话，但又随着变化而不断的实验和推进。 人的边界到底在哪儿？从离开武汉合美术馆的“徐冰”个展现场回到北京，挥之不去的是对展览的印象。就像“蜻蜓之眼”这部影片本身的作用，不仅是现实世界的种种镜像，更提供了如何观察了解“急速变异世界”的方法。在观看徐冰作品的经验中，你永远找不到，作品到底要告诉你什么?于三十年前创作《天书》的经验作对比，徐冰在谈及创作《蜻蜓之眼》的过程带给他的感受时认为：“今天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变得越来越不清楚。”《蜻蜓之眼》这件作品本身就颠覆了人们既定的判断标准。《蜻蜓之眼》到底是不是电影?因为无法填写电影节要求填写的主演是谁?摄影师是谁?这是一个故事片，还是纪录片?还是实验电影? 监控怎么定义?直播是不是监控?真人秀是不是监控? 这81分钟的故事片，收集了一万多小时的监控素材，却没有一帧图像是人为拍摄，它比任何写实主义的电影都更是写实主义的电影。同时，它不仅证明了“楚门的世界”之真实存在，而且我们就处在“楚门的世界”的想象之中。并揭示了监控影像进入了后监控影像时代的现实，而任何用来评判通常电影的标准，在这里都是失效的。对于影片所呈现的那个无法言传的看得见摸不着，又真实作用于这个现实的存在，引用尹吉男教授对《蜻蜓之眼》的评价“我们生活在比较复杂的精神和心理空间之中。这个空间当中包括有现实的部分，还有一些是现虚的部分，还有现实和现虚之间高度交融，这是影片最重要的探索。” ▲ 《蜻蜓之眼》海报 旧作又是对新作核心部分最好的注释那么，徐冰以类似《蜻蜓之眼》这类作品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和非同寻常的思维方法在探索什么呢?或许徐冰所说 “人的边界到底在哪儿?”是对这个疑问一个回应。也正如尹吉男教授所说：“徐冰是对人有兴趣，对人的可能性有兴趣。”徐冰不停的寻找与当下的感觉能够相契合的艺术方法和语言，是因为“有话要说，又要说到位。”当站在展览现场，看2015年徐冰的作品《凤凰》的纪录片时，仿佛这件作品创作的时间应该在此时。与当时艺术圈以视觉语言为关注点相反，在文学界和哲学家界，《凤凰》却激起了强烈的兴趣，它所揭示的关于劳动、阶层、资本与政治的多重意味，令人看到一种针对当下中国复杂现实的触动心弦的表达。对于社会底层来说，由人们熟知的劳动工具制作而成的《凤凰》具有天然的亲切感。彼时旅居美国十多年的徐冰，被“财富中心”的工地现场震惊了——“我惊讶的是，这么现代化的大厦，竟是由工作和生活条件这样差的一群民工，用这么原始的方式盖起来的。”由此，徐冰想做一件“不曾有过”的作品，因为中国的当下正是人类文明史上“不曾有过”的语境。徐冰在美国18年的创作生活没有为展览的费用犯难过，用他的话说“美国的生活很奢侈，非常单纯，真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而回到中国，做第一个作品凤凰，就遇到找钱的问题。然而如果没在中国生活就不会有前后相差7年的两件《凤凰》这组作品，“因为在美国单纯的生活，不会让我有创作凤凰这种作品的理由。”《凤凰》的艺术语言不同于一般概念上的现代艺术作品，而是显示出“中国方式”艺术创造的特殊魅力。是今日中国社会、文化、欲望、氛围、复杂性以及问题的“表达物”。意大利学者亚历山大·鲁索看到凤凰后说：“这是我看到的少有的不受西方当代艺术影响的，今天中国的艺术作品。”从《凤凰》到《蜻蜓之眼》，或者从《天书》、《地书》、《鬼打墙》、《后约全书》、《何处惹尘埃》等等作品可以看到“作品与作品之间形成一种彼此激活、互为阐释的关系。”正如徐冰对自己创作的认识：“新作帮你发现那些旧作中已经有的东西，那些旧作又是对新作核心部分最好的注释。”“这辈子像是由什么东西在催着走，又像是在找回什么丢了的东西。”徐冰1977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1990年后旅美18年，直到2008年回国，如今是他在国内的第十个年头。从此次“徐冰”的最大规模的回顾性专题个展中，突出的一点是对艺术家创作方法的呈现，在进入展厅大门的上方，便悬挂着徐冰的创作思想文本“你生活在哪，就面对哪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也借由此次展览的因缘，雅昌艺术网与艺术家徐冰展开对话。 Q&A Q：雅昌艺术网 裴刚 A：艺术家 徐冰 人的边界到底在哪儿 Q：这次展览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完整地呈现了您的工作方法，那么您的思想动力是从艺术的知识和历史本身来？对艺术的这种风格流派现象的分析中来？研究中来？还是从生活中面对的问题中来？尤其是包括“蜻蜓之眼”和这次展出的《缓动电脑台》、《触碰 非触碰》，看到过去不太熟悉的那部分。 A： “蜻蜓之眼”确实是看起来形式上是和过去不一样，其实他是我的作品的延伸，思想方法、艺术方法是一样的，跟过去是一脉相承的。我确实喜欢使用这种社会现场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材料。它和《地书》在方法上更接近的，都是使用一些还在生长中的材料和不成熟的材料，所以他才从开始有想法到做完、做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这些材料在我有想法的时候他还不成熟，等到这个制作的过程中最后这个材料才我慢慢成熟起来，丰富起来，我才得以完成，是这么一个关系。最后，个人的作品都是在制造一个自圆其说的系统。就像《天书》是三十年以前的了，那个时代很多东西是清楚的，到了现在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变得越来越不清楚，这是电影所提示的。从任何一个领域思维的角度，从哲学也好、宗教也好、法律、道德、肖像权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电影本身是什么？包括我们人的边界到底在哪儿，所有这些领域其实都无法面对这个电影所给我们提出来的。是电影背后，今天的世界给我们提出来的。回过头来看，我发现这些作品，看上去是非常巨大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又是虚幻的，可是事实本身是虚幻的，他不知道，就像尹吉男昨天说的“现虚”。 ▲ 《背后的故事》展览现场 Q：一个现实和现虚的对应关系。 A： 其实我的作品都有这个性质，包括《背后的故事》。那是一幅绘画吗?还真不是一幅绘画。因为不是宣纸和画布构成的，但那幅“绘画”却这么生动，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幅绘画，不是旧概念的“绘画”。 Q：“现虚”的构成似乎在很多作品里都有显现，就像《何处惹尘埃》。 A： 因为，这里面确实有要面对的社会现场和事件。艺术家怎样去发言?或者是艺术家怎么样去表述自己的态度?并不是直接说这个事，而是就这个事情，来表述真正想说的那一部分，是这样的关系。比如说我在布展的时候，又重新看了作品《凤凰》。那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作品了，这么快。但是当时弄出来以后其实艺术圈的人并不那么喜欢，原因都是我们还是太从艺术本身来考量艺术作品了。 Q：艺术圈太关注视觉形式上的面貌? A： 这些东西都不是关键。这次很多人再次看了以后，都觉得这个作品真的是有前瞻性的。好像当年在说十年以后，今天北京发生的事情，要回去再好好看这个作品。《凤凰》真是在谈整个城市化进程中，这一部分人群生活的状况和他们为这个国家所创造的事情，再就是他们的理想。当《凤凰》在夜晚亮灯以后，现实的沉重感全都消失了，都被洗得干干净净，就剩下凤凰星系一样这种很平很浪漫的灯光，一个与现实毫无关系的东西，这又是底层的方法。底层的方法是现实中没有的东西，在哪里得到个寄托。民间的方式就是这样的，所以把这个作品放在整体展览的最后，这是它的价值，他放在那里是随着整个的文化进程、社会进程的变化中来判断的。 Q：1988年您的《天书》和艺术家吕胜中的《彳亍》一起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那时候这样的方法就已经有了。昨天讲《蜻蜓之眼》的时候，您也讲到。“声东击西”、“假戏真做”，作品真正指向的并不是表面的视觉图像，而是其它，令人捉摸不定，对于您的创作而言意味着什么? A： 这其实是沟通的方法，有的时候不沟通达到沟通，通过给思维制造障碍而打通你的思维。我老说像电脑死机了一样，再重启的时候一定是通路更合理，重组更大，我的很多作品都是用这个方法在起作用，“英文方块字”的文字其实都是不好用的文字，和正常文字功能性的一部分作用是相反的，不是正向反，是另外一部分。 ▲ 《天书》展览现场 通过作品建造自己的循环体系 Q：《凤凰》和《蜻蜓之眼》都有一种庞大的无法捉摸的内容在里边。但《五个复数系列》的木刻，视觉上特别实，每一条线一板一眼的给人非常古典的感觉，包括文化动物，视觉现场的感觉也很强烈，很实的效果，您的方法在每个时期还不太一样?包括《文化动物》这些作品都是不同时期在不同的影响下形成的。 A： 一定的，每个时期确实不一样，像书法可以无限的写下去，写一辈子也写不到真正最好的程度，如果什么都不做，我就是做我的书法，达不到真正最好的程度，因为书法这个东西太敏感。人的每个阶段和整个人的状况是相关的，其实是这么一个东西，你的境界无限的高，你的书法会达到一个不断的东西。当时那些木刻都是我在中国向老先生学习木刻时候的作品，一定有这个痕迹和那个时候的艺术观和对艺术的认知。到了美国，我希望我的作品是现代的，在语言上是西方可以接轨的，现在看来这些认识都是误区了。那个时候的作品一定会表现出这样的思想痕迹，因为这些作品对我来说都带有习作的性质。这些都放在一起，再反观那个时候作品的时候，是帮助你发现那个时候作品中本身存在的东西，后来作品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理由和原因。其实那些木刻的符号，有点儿像文字。当你做了很多文字作品以后最后会发现原来这些因素在那个时候就藏着呢。虽然你并不有意识在说这些话和用这些材料，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因素就是你，基因就是你身上携带的。那些作品又可以帮你解释后来的作品，虽然那些作品不成熟。虽然我们的灵感和思想的动力来自于艺术之外，但是我们最终做的事情其实是我们一辈子通过这些作品建造自己的循环体系。这个体系是相互解释、相互帮衬的，相互注视的，虽然外在的形式不一样。因为我认为那个形式不重要，这些是来自于社会现场的启示，其实本身是封闭的。 ▲ 《地书》工作室 展览现场 我们把文字的外包装比实质功能更重要 Q：福柯说后现代社会是一个“话说人，不是人说话”的社会，“知识型”对今天社会的影响巨大，包括您的作品《汉字的性格》，是否也有相通之处? A： 那个作品是谈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和我们汉字的关系，其实中国今天为什么成这个样子，这种能量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当然和这个或和那个制度有关系，但是一定还有别的原因是我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当然国际思想界也意识不到的东西，那个作品在挖掘这些东西，到底汉字跟我们的思想方法等等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关系。 Q：您现在已经有很长时间关于“文字”方面的创作，您现在怎么看? A： 这类“文字”的作品，并不是我的有意为之，也不是我的计划。我做完这个作品回过头一看，原来我的作品那么有文字、有兴趣，理论家就开始帮助分析为什么对这个有兴趣，这里面的蛛丝马迹等等，各种理由就可以说出来，自己也在不断地反省。当然里头有各种各样的，有很多原因。比如，我就认识到文字确实是一个人类文化最基本的概念元素。你触碰它，对它一点点的改造和改变，对人的思维最本质的部分特别有效。这也是历代统治者认识到的，再有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书上都写到，我们这代人各种各样的背景和阶段，让我们对文字有一种特殊的，很错位的关系。我个人生活背景是在北大环境里长大，图书馆这些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一种不同的体会，通过这些作品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最后我发现文字对于我，是作为一个材料，这个材料是和《背后故事》里的垃圾性质是一样的。文字本身最核心的部分，是工具层面的，其实是没有文化含义的，工具就是一个工具，没有问题，就像一堆垃圾一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对文字的使用，是使用文字的另外一部分，是它的外包装的部分。这部分是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也来自于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我跟文字的一个错位关系。我老说文字，就像点心盒一包月饼。月饼本身是文字功能的部分，是为了吃的，他的粮食和我们为他消化的需要，味觉等等，但是月饼的设计，上投入的图案和包装盒，那个不是为了用的，但包装的部分有文化含义。像我家里挂一辈子，内容已经不重要了。怎么写的是他的外包装的部分，这部分是我们把文字打扮的比他本身实质的部分还重要。所以你对文字的触碰和改变，就像对《背后的故事》里垃圾的改变一样。一幅不存在的中国山水画，这画不存在，不是画布也不是宣纸的画，是不存在的画，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画。就像《蜻蜓之眼》是一样的，我们在看有时间线索的、空间线索的一个故事，其实那些不同年代的时间随时提示我们，这个东西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是这样的关系。 ▲ 《凤凰》模型 ▲ 一组《凤凰》模型 《蜻蜓之眼》的外壳越好 艺术的张力越大 Q：您的另外一个工作方法“表里不一”，跟声东击西是同样的方式。 A： 这还是一个沟通方法。就像我非常认真的在写《英文方块字书法》，其实他跟中文没关系;就像《蜻蜓之眼》我认真地做一个传统电影，跟《天书》是一样的;但是如果用传统的有限思维的去看《蜻蜓之眼》，用一个传统电影的价值观和传统电影概念来看，一定是不符合那个要求的。但我就是引导观众把《蜻蜓之眼》当一个传统电影看，这是一个戏仿传统电影的方法。我希望别人当电影看，其实我真的想说的是传统电影只是一个外壳，这个外壳做的越好，他的艺术张力和力度越大，反转性越大。因为我如果用这些材料去做一个实验电影，他就没有这种力度和反转性，因为和一般人思维的线索太一样了。艺术家、徐冰、当代艺术家，用这些材料一定是一个实验电影，他要不断地表现和炫耀自己的实验的精神，实际上我认为在这个电影中不需要炫耀实验性，因为本身具有极强的实验的核心，他是这么一个关系，他是这样的东西。 Q：比如说文字，本身也不是在炫耀结构的合理性或者是美感，也不是在讲一个文字本身功能性所讲的故事，这些都不重要了。观念本身所指向的人怎么去看所见的现实和文化，包括《蜻蜓之眼》在呈现今天的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的局面，一个问题，您在哪边发现这个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您在70年代插队的那些经历也都积淀在后来作品中，包括“因地制宜”根据现实的环境和问题做作品。创作内在的方法不变，使用了那些最不起眼的，大家都已经习惯的，或者是最廉价的。 A： 对，这种东西的转换是最有效的。 Q：就像《背后的故事》里面的那些工业垃圾，大家都在使用这些廉价材料。 A： 大家对它不太思索，因为是一个最没有问题的材料。 Q：好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看法。 A： 没错，就像《烟草计划》似的，因为我们对烟的态度，其实烟草本身是植物，人类给它赋予了太多人的价值判断，当你从最原始的身份去重新看待它的时候，它的另一面就被揭示出来了。实际上和《文化动物》、《天书》都是一样，几乎和所有的作品都是一样的，并不是在谈戒烟或者是判断烟草怎么回事，其实是在探讨人和烟几百年历史的纠结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弱点，是这么一个关系，其实人类和烟草的纠结，反映是人。所以重新判断它的时候，会有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 容易被误读的徐冰 Q：您的作品往往又容易被人误解，就像《凤凰》，其实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视觉上如何去看。包括隐含在工业垃圾背后的那些民工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生命在社会之中的问题。 A： 我们把《凤凰》放到这个展览的最后，后来再看这个作品的时候真的给我很多的启示。十年以前的作品，其实真的好像是在说今天的事。再去看这个作品会有这种感觉，底层人群在城市化过程中;或者说改革开放以后的过程中;他们的状况和他们的贡献;他们的处境和整个大的背景的关系;包括他们的理想。最后暮色把这些洗得极其干净，真的表达底层的愿望和理想。 Q：白天跟夜晚完全不一样。 A： 毫不一样。 Q：包括那些文字《天书》、《地书》。一般人很容易接受有兴趣，因为和习惯性日常的经验太不一样了，但是好像又无法去介入，去理解它本身的意义，就像看《凤凰》和《蜻蜓之眼》，去看您的其他几件作品，很习惯用一个固定的价值判断套用您的作品，会产生误解。 A： 用一个传统观影的经验和标准看这个电影一定是看不懂。 Q：您是容易被误读的人。 A： 容易看不懂。 Q：这些方法无论是“表里不一"还是"指东打西"都是这样的方法，都不太容易直接的去理解。大家太容易习惯性的去看表面的东西了。这个展览正好是要呈现背后的。 A： 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艺术总归还是要给人们带到新的地方，是一个过去没有到达过的地方。 Q：现在再去看过去的作品，其实过去和现在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可能有一些当时的年龄和处境的痕迹。这些痕迹可能是当时的，但是主线创作方法、思考的方法是以一贯之的。 A： 肯定的。确实是这样的。 A： 谢谢! 后记在徐冰回头看自己的过往工作的时候，他认为：“这世界急速的变异，越找线索越多，越发的不清楚，想说又说不清楚的话就越发的多。前人创造的说话方式，包括自己以前用过的，没有一个能直接拿来再用的，都已经不是当下要的这种感觉了，只能忙着去找、去试验新的方式，所以就做了这么多东西。”从艺术家的创作历程，以及作品与作品的之间的关系去观察自己的时候，徐冰认为：“结果其实是修造了一个与外界无关的，只属于个人艺术内部的、封闭的系统;作品与作品之间形成一种彼此激活、互为阐释的关系;新作帮你发现那些旧作中已经有的东西，那些旧作又是对新作核心部分最好的注释。只要是你自己决定去做的，没有哪一个是不属于这个循环线索里的。现在看来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会越变越乱，如果你还有话要说，又要说的到位，那只能接着实验，寻找新的艺术的表达法，找到了才算做了艺术家该做的事情。”作者： 裴刚编辑：张莉

从去年到今年，在全球范围内，癌症早筛正迎来前所未有的热度。在国内，2020年，累计16家有明确早筛业务的企业完成了共63亿元融资；在国外，巨额收购频现——Illumina 80亿美元收购旗下子公司Grail，Exact Science 21.5亿美元收购Thrive。到诺辉健康上市，这种热度攀至巅峰。在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以高发癌症居家早期筛查和检测服务为主业的诺辉健康登陆港交所，开盘暴涨185%，市值突破300亿港元。然而，在魔幻的资本热度背后，全球范围内真正获批上市的肿瘤早筛产品屈指可数，大多企业仍然处于底层技术开发和前期研发阶段，投入和亏损是常态。即便诺辉健康的结直肠癌产品常卫清已经拿到注册证，与“7年研发，超过1亿美元”的高额成本相比，2020年常卫清的销售收入仅3757万元，不过是“杯水车薪”。这样一热一冷的局面，不禁让人对当前的癌症早筛市场充满疑问。接下来，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说清楚这些问题：现阶段的癌症早筛究竟因何而热？与传统早筛检查有哪些区别？早筛产品开发的壁垒在什么地方？哪些癌种的产品在研发上走得最快？从研发到产业化落地，普通人距离用上这些早筛产品还有几道坎？肿瘤早筛非新概念，技术更迭带来新机会去年9月，在南京举办的一场创新投资峰会上，世和基因高调宣布了进军肿瘤早筛市场的战略，并基于其自主研发的多组学肿瘤早筛模型MERCURY，启动了10万例肿瘤早筛检测的金陵队列研究专项。在此之前，成立于2013年的世和基因专注于肿瘤精准治疗领域。“最开始我们主要是做晚期的用药，但也一直想把检测往前推，因为肿瘤早期患者治疗的获益要比晚期更大。”世和基因CMO张宪向亿欧EqualOcean谈及了当时的考虑。除了需求层面，技术层面是世和基因考虑的另一个维度。张宪指出，此前通过影像学方法、一些癌症标志物的检测可实现早筛的目的，“但从技术本身来看的话，影像学检测可能存在放射性的问题，或者说诸如肠镜、胃镜之类的检测手段是侵入性的”。在张宪看来，液体活检是更有前景的方向。他认为，基于非侵入式血液检测的液体活检非常便捷，不过由于早中期肿瘤释放到血液里的信号非常微弱，对检测的灵敏度、能否捕捉这样的信号有非常高的要求，倘若检测灵敏度能够比较高、真正能够预测肿瘤的话，是存在比较大的前景的。基于这样的判断，世和基因开发出MERCURY模型，该模型结合了液体活检、CNV分析、甲基化分析及世和自主NOAH算法。前期数据验证结果证明，在肝癌、肠癌和肺癌早筛应用中，MERCURY模型在特异性98%下，检测敏感性高达80%-95%。“最终我们累计做了3000多例的前期研发，证实了我们的技术对于区分早期肿瘤跟健康人群有良好的性能。”张宪具体说道。不止是世和基因，被称为“基因检测第一股”的贝瑞基因也在更早的时候，将其拥有的肿瘤业务转让给子公司福建和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和瑞基因由此成立。其业务涵盖“一早一晚”，“早”即早期的筛查，“晚”则为中晚期的肿瘤用药基因检测。和瑞基因CEO周珺在接受亿欧EqualOcean采访时谈及了他对目前整个肿瘤早筛市场的感知。在他看来，目前一二级市场对早筛的关注度确实已经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整个产业落地的情况也在稳步推进。不过他也指出，肿瘤早筛并非一个新概念，部分瘤种基于影像、蛋白等技术的传统筛查方法早已存在，如肺的低剂量螺旋CT、乳腺的钼靶、肝的甲胎蛋白检测（AFP）和超声。“在追逐热点的同时要理清这个概念，我们现在所说的肿瘤早筛的大机会到底在哪？”在周珺看来，这个机会在于以NGS（高通量测序）技术为代表的分子检测技术运用之后，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观测更复杂的维度，把各类数据和早期信号都获取下来，做一个更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且可以随着检测数量的增长，不断升级与提升性能。他认为，这次肿瘤早筛技术新浪潮的产品核心形态有三个特征：以算法为核心、以数据驱动、可自我迭代。 产品注册必经之路，前瞻性研究拉开差距在开发新一代肿瘤早筛产品的过程中，已有的传统检测手段是始终无法回避开的一座“大山”。“比现有检测手段更早观测到这件事情不能自说自话，我们必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去看、运用前瞻的方式，能不能证明我们的产品和推广服务比现有的筛查路径或者‘金标准’有更优异的表现，而回顾性研究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周珺具体说道。他将癌症早筛的产业化路径概括为四个阶段：底层技术开发-回顾性研究-前瞻性研究-产业化落地。其中，回顾性研究是指在已知患病的样本或人群中进行技术验证，而前瞻性研究则是在真实世界中对不确定患病人群进行筛查诊断。周珺向亿欧EqualOcean指出，只通过一些回顾性的研究无法观测到真实世界的情况，同时回顾性研究会带来一些偏差，因此前瞻性研究成了不可替代的部分。“往三四年前，对此认同的还不多，但现在可以看到，基本头部的团队都认同了这说法。”不过，由于需要观测到足够多数量的阳性结果样本，前瞻性研究往往需要保证足够大的入组人数，而随着试验人群的增加，多中心的试验成为必需，研究的组织难度随之提升。加上至少需要3年的随访，上亿元的资金投入，是否有能力开展前瞻性研究是布局肿瘤早筛领域企业间竞争最重要的差异化因素。更重要的是，前瞻性、大规模临床研究还是癌症早筛产品获得注册证的必经之路。此前在“常卫清”的上市发布会上，诺辉健康CEO朱叶青回忆产品研发过程时说道，在临床试验之初，他们曾反复问药监局一个问题——中国到底能不能审批一张癌症早筛的注册证。药监局的回复是：“我们从来没说不能有这张证，但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做大规模前瞻性的多中心临床试验。”为此，诺辉健康历经7年研发，投入超过1亿美元，临床试验前瞻性入组 4245 例受试者，完成了中国首个前瞻性、大规模、多中心癌症早筛注册临床试验“Clear-C”， 最终拿下了国内首个具有癌症早筛产品意义的注册证。和瑞基因也早在2018年就启动了PreCar肝癌早筛项目，该项目是国内首次、且唯一一个基于NGS技术开展的超大规模肝癌早筛前瞻性队列研究项目，也是目前全球最大、进展最快的肝癌前瞻性队列研究。和瑞基因对此的总投资已超过亿元。也正是基于这项研究，去年8月，和瑞基因发布了肝癌早筛产品“莱思宁”。该产品不仅可以较传统金标准提前6-12个月区分肝硬化和肝癌人群微弱的分子生物学差异，还可监控肝癌复发，为患者提供精准的术后动态监测，有效延长生存期。除了诺辉健康与和瑞基因，去年11月，康立明生物也宣布启动“中国体检人群结直肠癌早期筛查项目——SDC2基因甲基化技术筛查结直肠癌应用多中心研究”。几天前，泛生子则更新了肝癌早筛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最新数据，基于对1615名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患者的随访，其产品HCCscreen（TM）实现了88%的灵敏度和93%的特异性。泛生子称，将在第二季度启动肝癌早筛产品的注册临床试验。研发结果符合预期，肠癌和肝癌产品引领市场从目前开展的前瞻性研究来看，多数研究集中在肠癌和肝癌两大癌种上，有明确产品发布的也多是这两大癌种。周珺向亿欧EqualOcean指出，瘤种的选取跟瘤种本身的生理特性、生物学基础，以及企业选择的技术路线是相关的，目前能看到的结直肠癌和肝癌的进展，他们所用的技术路线，以及瘤种的生理特点均存在较大的区别。对于结直肠癌，目前对其生物学原理、发病机制的理解和研究较为透彻。同时由于其病程非常长，从早期的息肉到腺瘤进而发展至恶性肿瘤需要十年以上时间，只要在过程中对发现的一些迹象做干预，后期预后效果就比较好。目前在临床上，结直肠癌筛查主要依赖大便隐血检测（FIT）和结直肠镜检查两种手段，但各有缺陷。普及度高的大便隐血检测虽然操作方便，无创、非侵入且价格便宜，但灵敏度有限，只有60%左右；而结直肠镜检查虽是诊断的“金标准”，准确率高，但由于其具有侵入性创伤，且需要复杂严格的“清肠”准备，患者依从性相对较低，不少人听到“肠镜”就望而却步。因此，在结直肠镜检查和大便隐血检测之外，迫切需要一项兼具非侵入性、灵敏度高的检测手段来作为支持和补充。早在2014年8月，FDA就批准了美国早筛企业Exact Sciences推出的非侵入型、大便DNA结直肠癌筛查试剂盒Cologuard，该试剂盒通过分析粪便DNA和血液生物标志物来筛查结直肠癌，被证明能够在平均风险群体中发现92%的癌症和69%的晚期癌前息肉。在国内，基于结直肠癌血液样本的博尔诚“思博定”早已于2015年获批上市，基于粪便样本的康立明“长安心”和晋百慧“睿肠太”于2018年获批上市，同样基于粪便DNA检测的诺辉健康“常卫清”则在去年11月拿下了注册证。对于肝癌，周珺介绍，在中国肝癌的疾病临床转化路径非常清晰，80%以上都是从病毒感染到肝硬化最终发展至肝癌，且针对肝癌的药物治疗多年未有特别大的突破，早期手术一直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案。因此，临床对于肝癌的早期筛查和干预存在迫切的需求。目前，AFP联合B超检测是肝癌临床筛查的推荐方案，但这种筛查方法对早期肝癌的诊断灵敏度不足，且病人的依从性也较差。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披露的数据，目前国内的肝癌早诊率仅23%，近80%的患者就医确诊时已是中晚期。临床上也迫切需要开发一种针对肝癌的，适用于广泛人群的无创、有效、经济、 实用的筛查手段。“结直肠癌选取检测的样本多为粪便，是因为肿瘤生长方向和肿瘤DNA释放的方向，通常是脱落到肠道里头；而肝脏血液供应比较丰富，和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有密切的关系，适合采用外周血检测的方式，去捕捉肝癌早期在外周血里释放的微小肿瘤信号。”周珺指出。因此，不同于基于PCR检测技术的粪便肠癌早筛产品，肝癌早筛产品以浓度较低的循环肿瘤DNA（ctDNA ）为检测对象，多采用NGS 技术。目前全球尚无肝癌早筛产品获批，和瑞基因和泛生子均在开展前瞻性研究，作为申报体外检测产品（IVD）产品的数据支持。周珺强调：“倒推到三四年之前来看，中国癌症早筛领域研究更多还是基于一些海外团队的研究情况，做初步借鉴并摸索自己的方向。肝癌和结直肠癌经过这几年的研究，在临床上交出了最符合预期的数据，因此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持续受到市场的关注。”从LDT到IVD，从院内到院外由于没有正式拿到产品注册证，和瑞基因去年发布的产品莱思宁主要通过LDT模式，也就是实验室检测服务（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销售，首批落地范围涵盖国内数十家三甲医院及临床机构。LDT这一模式多应用于基因检测企业开展肿瘤伴随诊断及早筛，通过院内取样、院外检测，企业实现收费和盈利。该模式此前在合规性上曾颇受质疑，不过近期发布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被认为监管已对LDT逐步放开。LDT模式最大的问题可能还在于，单家医院的覆盖范围极其有限——这也注定了其服务模式没有规模效应，要想做大规模，只有覆盖更多的医院。相比LDT，持证销售是更兼具合规和规模效应的销售模式。一旦产品获得药监局批准，就可以从第三方外检模式走向IVD模式，获批试剂盒可进入医院采购名单，成为医院常规检测项目。周珺指出，就IVD检测试剂盒的申报，监管部门与和瑞基因保持持续的沟通。和瑞基因会同时推进这两个产业落地的路径，一方面基于LDT的模式扩大覆盖与推广，一方面通过重大专项加快IVD申报进程。诺辉健康的常卫清也是如此。直到2020年11月底，常卫清才获得NMPA创新三类医疗器械批准。在此之前，常卫清主要是作为LTD服务面向体检中心进行推广；获批后，常卫清才作为IVD产品在医院和医疗机构进行销售。除了上述的产业化路径，对于具体的销售和推广渠道，周珺将其总结为CBG，即Clinic、Business、Government，分别对应跟临床、商业机构、政府部门的对接。在他看来，就这三大渠道方向而言，临床的价值是最高的。“这跟中国整个临床环境相关。肿瘤的早期筛查诊断问题是最严肃的临床问题之一，按照中国现有的临床生态，患者或者高危人群最终需要找三甲医院医生寻求临床的干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产品必须先获得临床的认可与背书，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加快进行推广”。诺辉健康则从一开始瞄准的就是C端市场，希望能够实现任何“居家筛查”。在他们的构想中，其产品未来在任何渠道都能买到，并且所有设计都是围绕居家取样展开的，通过物流把样本送到中心实验室检测。这就如同现在的一些基因检测消费，普通人线上下单，收到试剂盒后自行采样唾液，再邮寄回特定实验室，便能坐在家中查收结果了。朱叶青的发言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曾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早筛产品的应用场景一定是在医院外，但诺辉健康要找到一个临床路径，使产品具备更加明确的临床意义，才能让更多专业医生为产品背书，这也是诺辉健康从医院端转向普通消费者的关键。对于院内还是院外这个问题，某一线投资机构的合伙人廖钰（化名）指出，两大渠道铺设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院内的时间成本更高。“在院内卖，首先要让它形成收费项目，而这在医院的门诊就比较难，顶多可能只是进入三甲医院的体检中心，但鉴于医院体检中心客户多为企业的员工体检，几百的客单价注定了癌症筛查很难被列为常规选项。”“而走商业体检机构，相对来说会更容易进入一点，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这种销售渠道费用会更高。”她具体分析了两种渠道路径的优劣。眼下，另一个更有意思的销售方式是，嫁接大药企的营销网络。例如，泛生子携手正大天晴开拓肝癌早筛市场，诺辉健康与阿斯利康在中国大陆地区公立医院及药店和互联网医院推广常卫清。在廖钰看来，在这中间如果没有一个付费方做衔接，这类合作很可能只是沦为挂在纸面上的所谓战略合作。“药企主要为了卖药，他们愿不愿意做早期筛查？除非中间有个保险公司作为支付方衔接来做控费，在早期筛查和日常干预都已介入的情况下，最终用户还是得了这个病，这个时候保险去做赔付、药企针对性用药。”价格也是敏感因素，降得下来吗？实际上，不管通过哪种途径进行推广，价格都是不可能绕开的因素。目前，由于早筛产品单次检测价格较高，加上需要消费者反复购买，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癌症早筛的需求。以结直肠癌早筛产品为例，和美国相比我国相关产品费用仍然较高，约为1000-2000 元，长安心、常卫清分别定价1288元、1996元。相比之下，我国普通肠镜价格为600元左右，无痛肠镜为1000元左右。而基于NGS技术开发的肝癌早筛产品，由于检测成本更高，市场定价也普遍更高。目前市面上主流的肝癌早筛产品终端定价约在3500元左右，远高于传统检测手段的费用。“在国内，价格敏感性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国家医保暂时还没覆盖到肿瘤早筛这一领域，目前的价格收费还是一个乱象。”廖钰指出。试想这样一个场景，面对一个将近2000元的肠癌筛查产品，和600-1000元的“金标准”肠镜，普通消费者会如何选择？大概率是后者。而最后医院的选择，则必然会取决于前期消费者的选择。廖钰认为，一些中高端人群以及高端体检中心、诊疗门诊，可能能够接受前者的价格，但对于基层医院甚至三甲医院而言，市场化路径还比较艰难。实际上，不少癌症早筛企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鹍远基因同样聚焦结直肠癌早筛产品的开发，其CEO张江立此前在接受亿欧EqualOcean采访时，谈及早筛产品开发的挑战之一是成本的控制。他认为：“只有物美价廉的早筛检测，才能真正普及到基层、惠及每个群众，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突出。”他还在公开采访中强调，鹍远基因所选择的研发和市场路线，是希望开发出性价比最高的癌症早筛产品。“我们既不盲目追求高成本下的性能最优，又不为了控制成本而盲目牺牲性能，希望能够同时开发顶尖的多癌筛查产品，和百元级的单癌筛查产品。这样普通老百姓也负担得起，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国家医保也有可能买单。”在廖钰看来，诸如康立明、诺辉健康等企业敢于在早期定价，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产品卖得早。这就如同创新药一般，第一批出来的产品定价定得很高，后面的产品价格都逐渐往下滑。也就是说，当针对同一癌种的产品越来越多，乃至于现象级低价产品的出现，肿瘤早筛的价格也势必随之降低，同样的情况在创新药和消费级基因检测产品上已经轮番上演。到了这个时候，企业在商业竞争的差异点又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时候，就该看企业的销售费用和渠道铺设费用，以及产品的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控制了。”廖钰说。

近日，发表在《JAMA Ophthalmology（美国医学会眼科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来自江西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胸外科领导的研究团队在调查新冠疫情早期的住院患者发现，日常佩戴眼镜与新冠病毒低感染率存在相关性。在这项研究中，研究团队将2020年1月27日至3月13日在中国随州市增都医院（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所有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纳入研究。该团队收集了所有病例的信息，包括湖北省的接触史、临床症状、潜在疾病、视力状况和佩戴眼镜的时间等。在276名接受新冠肺炎治疗的患者中（男性155人，中位年龄51岁），只有16人（5.8%）每天戴眼镜时间超过8小时。患者中没有人戴隐形眼镜或曾进行过屈光手术。研究人员在确定这些患者都是近视眼后，又调查了湖北省的近视眼患者比例。他们在一项早期的相关研究中发现，这一比例要高得多，达到了31.5%。因此得出结论：近视眼患者发展为住院患者的比例比预期要低5倍以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性研究结果，与所有单一的研究一样，必须要谨慎对待。虽然在大流行中，眼睛的防护一直是个人防护装备（PPE）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项研究报告的差异程度令人惊叹。这并不是说研究结果可能是不真实的，而是在得到独立证实之前，我们不建议人们做出任何有悖于常识的行为改变。眼睛是病毒的窗口吗？任何病毒感染的关键步骤之一都是先试图进入人体。我们身体的大部分都被具有保护性功能的皮肤屏障所覆盖，以阻止病毒或细菌进入我们的身体；但覆盖在呼吸道、消化系统和眼睛上的屏障要薄得多，它们就是一层薄薄的薄膜。这些薄膜的作用是让氧气、食物以及光线等外部物质进入我们的身体。然而不幸的是，病毒已经学会利用这些“薄弱的环节”。这就是佩戴口罩、护目镜，以及穿防护服来保护这些“环节”的原因。尽管我们可以想象到，对这些“薄弱环节”的主要攻击来自于以气溶胶形式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颗粒，但它们到达这些地方的主要途径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的手。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卫健委的建议都在反复强调经常洗手，以避免接触我们的口鼻眼。因此，眼睛前架一副眼镜可以提供额外的保护是有道理的，不仅可以防止他人呼出的病毒颗粒，还可以防止佩戴者触摸自己的眼睛。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就有报告在医院环境中因没有适当保护眼睛而感染上新冠肺炎的案例。我们也知道，新冠病毒偏爱的ACE2受体也存在于眼睛中。但作者表示该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如这是一项单中心研究，样本量较小，且戴眼镜和长期佩戴眼镜的患者数量有限，这限制了将结果扩展到更大的人群。因此，该研究结果需要通过大样本多中心研究进行验证。随这篇研究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医学系传染病科的Lisa Maragakis指出，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得出相关性结论的观察性研究，并不一定意味着两者间的因果关系；而且作者也列出了一些局限性，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对待结果。研究人员对普通人群的数据来自一项更早的研究，该研究的样本（在年龄、人口学和其他因素方面）与因新冠肺炎而入院的样本并不完全匹配。他们也不能保证一般人群中所有近视的人每天戴眼镜的时间都超过8小时。虽然眼镜不能提供与护目镜相同的保护程度，但它们可以充当部分屏障，类似于布口罩的方式减少病毒载量。Maragakis表示，这项研究具有启发性，并提出了这样的可能，即公众佩戴眼镜可能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使其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但需要进行更多回顾性和前瞻性研究，以确认本研究中观察到的关联性。论文链接：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ophthalmology/fullarticle/2770872

当前我国基层卫生事业正处在迅猛发展阶段，科研能力的提升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内涵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对于广大基层医务人员来说也是新的挑战。在日常卫生服务中，基层医务人员积累的大量经验，可通过论文形式，借助期刊渠道与读者进行交流，并促进医学知识的更新。如何撰写医学论文，是医务人员较关心的问题。下面，医刊汇编译就如何撰写医学论文及注意事项进行综述。一、文章的科学性及先进性。科学性，指观察结果的精确性，避免出现千疮百孔、具有漏洞的结果；在试验-对照类型的研究中，尽量采取随机分组的试验方法，使对照组具有可比性；具有重复性，研究结论可外推至与研究对象性质相同的其他患者。先进性，即创造性，文章应能够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具有相对的创新，这种创新既可以是理论上的，也可以是实践上的。在确定选题后，须广泛、由近及远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二、文学修养。文学修养对于医学论文能否发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或讨论医学方面问题的书面总结，需经过文学修养的修饰，形成通顺、流畅、简洁的文字。撰写医学论文时要善于应用医学术语，切忌口语化。写好后应反复修改，把可要可不要的字、句、段删去，避免空话、套话。文章不宜过长，能说明问题即可。对事物的描述应明白准确，文章应层次清晰。如一篇临床疗效观察，层次可分为前言、材料与方法、结果、讨论，必要时加小结。如果因文学技巧不熟练而导致选题较好的文章被退稿，那是比较可惜的事情。三、写好论文标题。论文标题既要能概括全文内容，又要突出主题，并具备先进性。论题是指要提出什么问题、研究什么问题、论证什么问题。一般建议论题应具体、确切、简洁，否则不容易说清楚问题。在医学领域，无数的尚未得到阐明的问题，都可当作选题，选题后要多读有关文献。四、体裁的选择1.临床疗效观察：是对某种治疗方法疗效的评价，可分回顾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2种，后者依循因果现象发生的时间顺序，证据性更强，因此更有价值。2.个案报告：由于仅报告1个病例，数量少，因此必须要有特性，如罕见的或在诊断上、治疗中有独到的经验，报告后可以引起大家重视作为经验交流。开始学习撰写论文的基层医务人员可多从个案开始练习。3.文献综述：是对文献的总结性客观描述，总结国内外对某一问题的历史、发展过程、现在状况等。撰写时需将对某个问题的各种不同看法反映出来。使读者能系统全面地了解问题，同时要避免记流水账式地罗列资料。4.试验研究总结报告：论据从试验结果而来，如病理、药理、生理的研究，以及临床研究的动物实验和检验结果分析。5.现场调查报告：是对现场环境与疾病关系的调查，如流行病学调查、职业病与环境调查等、病因调查等，也是基层医务人员常见的论文写作体裁。五、经验与教训1.读者想读什么就写什么：一线广大基层医务人员往往只有很少的时间来充实自己的知识，能解决日常工作中问题的知识、教科书上没有的知识往往是基层医务人员迫切需要的。从这些问题出发，深入浅出进行撰写，比较容易与编委和审稿人产生共鸣。2.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题材：要扬长避短，如英语程度好可多写综述，资源充沛可多写临床疗效观察，同时尽可能抓住个案机会不放过。3.退稿后再投：医务人员写出一篇稿子，是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不被刊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要轻易放弃，如国家级杂志通常稿源多，退稿后可以再投省级杂志，再退后可投市地级杂志。

医学论文写作是一门文理渗透、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既涉及医学领域的各个方面，也涉及语言、文字、逻辑学、伦理学、哲学等。但医学论文写作并不是高深莫测的，而是有其自身的一些规律的。蓝译编译认为，只要掌握了其基本规律，并具有一定的医学论文写作知识，就能够结合自己从事的医学学科通过以下三个阶段写出高水平的医学论文。一、准备阶段。前瞻性研究类医学论文写作的准备阶段，实际上是从实验论证和实验设计时开始的。因为，论证过程所参考的文献资料及实验设计的具体细节等都是为写作充分准备材料的过程。所以，论文能否写出水平，首先取决于科学、充分的实验论证和严谨、合理的实验设计，并注意实验过程的记录、资料收集和整理。论证和设计工作越充分、越严谨、越具体，写作时就会越顺利。如果论证有缺陷，设计分组缺乏可比性，实验条件控制不严或记录疏漏等，均可使写作难以顺利进行，甚至出现无法弥补的后果。临床资料回顾性论文写作的准备阶段，表面上看是从查找资料开始的，实际上是从临床病例的病历记录首页就开始了。例如，病历记载的资料不全或必要的检查未做等，就有可能不被列入应收集的资料。因此，病例记录是十分重要的。同样，其他类医学论文写作也有其准备阶段。总之，这一阶段就是充分占有资料或写作素材的阶段。当然，准备阶段还应对原始资料进行鉴别、统计分析等。例如，根据资料的性质和特点，确定写成多少篇文章等。此外，还应熟悉拟投期刊的稿约、编排规则，拟定文题和提纲等。二、写作阶段。完成一篇医学论文的撰写，通常包括初稿写作、修改、润色等步骤。当然，这些步骤并不是绝对的。对于初学写作者或写作能力不强者，可按以下具体写作步骤进行。1.初稿写作。根据掌握的素材，确定相应的论文体例后，以写作提纲为主线，争取一气呵成，连续写完。原则上要简明扼要，指出问题，说明问题，分析问题。但不必刻意追求语法、修辞、名词术语、缩写形式等方面的完善。2.修改。初稿写成以后，应再三修改，审查是否符合要求。论文的修改，应先从文题、分级标题、结构安排等入手，然后再考虑逻辑、语法、修辞、专业术语、缩写、图表等。否则，修改得很好的段落或句子，有时不得不服从总体而删掉或者再次修改。修改时应认真推敲题目是否概括了全文的核心内容；标题与标题之间、标题与正文内容之间是否衔接紧密，是否涵盖所属内容，图表是否需要删改、简化、合并或补充与文字表达有无重复，有无设计或绘制错误，自明性如何；逻辑推理、语法、修辞、专业术语或缩写形式等均应一一推敲。3.润色。润色是修改的延续或深化。润色前最好将修改稿请有关专家或同行审阅，征求他们的意见。在以自己为主，同时又充分听取别人意见的基础上，对全文进行润色加工，做最后的敲定。三、处理退修稿阶段。论文投稿后，期刊编辑部对来稿的审定多采用“三审”制，即对稿件实行编辑初审，相关专家复审，主编终审定稿。对已决定采用的稿件，大多数还需退回给作者修改。在稿件退修之前，编辑可能已对稿件进行了初步的编辑加工，把稿件中存在的问题清理出来，与“三审”意见综台在一起后，形成了一份完整的退修意见以编辑部的名义寄回作者，指导作者进行论文发表所要求的修改。作者应认真阅读和理解编辑部返回的退修意见，按要求完成论文发表前的修改工作。若对退修意见有不同看法，可直接与编辑部商讨。

12月14日，首届中国(石家庄)国际生物医药科技发展论坛在石家庄以岭健康城举行。本次论坛由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主办，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承办。论坛以“为生命、一起赢”为主题，包括高峰论坛和五个不同主题的平行论坛。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多位国内外专家、院士、领军企业代表，千余位嘉宾汇聚石家庄，就生物医药产业的趋势与机会、如何更好地融入到全球竞争等话题展开对话交流。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医药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樊代明以“医学的反向研究”为题目，为现场的千余嘉宾带来了精彩的主旨演讲。樊代明指出，当今的医学界在基础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医学界以发表论文作为前进的标志和结果，但只有3%具有参考价值。“2013年美国FDA发布了一则消息，最好的药品是抗抑郁症的药，40%没有效果，最差的抗癌药有75%没有效果，而美国只有30%有效果就可以进入到临床了。”樊代明说，“现在诊断出来的病例比过去十年翻了一番，但是治疗并没有跟上，究其原因，一部分来源于经验主义，用医学上的同质性来分析病人的异质性。”“在医学界普遍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前瞻性研究更加科学。”樊代明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前瞻性研究是随意的可由人为控制，“它固然有一定的真理，但并不是高于回顾性研究。”樊代明指出，指南作为医生看病的参考，但每个病人是独立的个体，并不能用一种方法来解决，参考指南的方法是“蔑视和抹煞了高级医生的能力和经验”。谈到医学的反向研究，樊代明说：“经验是经历了实践的东西，经验到临床到机制，找得出机制是机制，找不出机制以效果说了算。所谓的反向是指前后反向左右反向，上下反向，顺时针和逆时针反向，以及对现有已经的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是更大的反向。”针对市面上出现的老药新用，以及药品出现的副作用的现象，樊代明都以医学上的反向研究思维进行了分析，发挥每一个药的若干的作用来取代创新药品。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我们立刻删除。

在国内以SCI论英雄的大环境下，盛产SCI的神人不在少数，今天看到这个我真的惊呆了，虽然之前也看到过不少某某博士发表很多SCI的新闻，但是大多数都是材料专业的，临床医学专业的真的不多。四川大学华西的科研氛围我是见识过的，但是遇到这样的神人还是要感叹一下，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当无数人都憋不出1篇论文的时候，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2019届毕业生邓博士在3年时间里累积发表了46篇SCI ！邓博士，2011年考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本硕博连读，自2016年至今，累计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46篇，其中第一作者41篇（是的，你没有看错，自己第一作者排名第一就有41篇，这可是实打实自己写的，不像很多人虽然文章数量很多，但是很多都是共一），共同第一作者5篇，累计影响因子大于120分!!如果是基础试验，我觉得一篇完全自己做完的SCI差不多需要耗费一个普通研究生1到2年的工作量，如果前瞻性的临床试验，光收集病例+随访也要2年时间吧，当然如果都是回顾性的临床研究就比较快了。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成绩肯定会有一些质疑，我也比较好奇邓博士发了什么样的文章，有人也去挖了一下，发现在这么多文章中，其中Original research 16篇（仅仅原创论著就有16篇，也足够秒杀很多人了），其它Comments 9篇，Meta分析10篇，另很多篇letter，这些文章平均IF都是2-3分之间。邓博士本人也对网络上的质疑做出了回复。咱先不评论邓博士的论文有没有灌水的嫌疑，这样高产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们很多人为啥1篇也写不出来呢？我觉得能做到这样，估计有以下几点：1. 对科研和专业的热爱不喜欢科研，不喜欢写文章的人，不喜欢自己所学专业的人肯定是做不到这些的。2.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不管是以拿奖学金，拿荣誉称号，还是以成为学术大牛为目标，这里面肯定有他的奋斗目标。4.合作能力强能发这么多原创论著，自己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尤其是基础试验，我猜这离不开导师课题组团队的协作。5.依托平台强大华西医院的科研氛围很好，硬件软件实力在国内都是顶尖的，所以基于高平台能高产论文也不奇怪。6.数据资源充足华西这样的顶尖平台一般资源和数据来源都比较充沛，所以也比较容易写文章。7.导师指导有方优秀的学生肯定不乏优秀的老师，能出这样的学生导师功不可没。8.超出常人的勤奋勤能补拙，这样的学生从小就是学霸，学习非常努力，所以在科研上也不会差。就是发46篇中文核心也得费点功夫，就是46篇统计源也TM得码字啊，想发46篇SCI，阅读文献基本破千了，说他非常努力没什么好说的。9.善于思考能写这么多Comments和Letter就说明平时看文献会经常思考，不然也找不到文献里的错误，更写不出Comments。10.不刷抖音，不看电视，不打游戏，不逛街，不睡觉这条是我胡乱想的，能写这么多文章，差不多几天就出1篇SCI的速度，那么每天应该没有那么时间干这些事情的吧，也应该没有不相干的事情来干扰。回想起我读硕士搞第一篇SCI的那时候，为了学做实验，巴结讨好人，感觉实验没学会我可以卖保险了。每天闷头看文献，设计实验，不知不觉趴实验室桌子上睡着了，再一抬头卧槽天亮了？在实验室养细胞的时候，细胞污染是常态，常年是凌晨1两点还在做实验，那时候有个女同学也做实验到很晚，因为她害怕，每天要我等她做完我才能走。所以我经常是最后一个从实验室离开的人。到了写文章的时候因为没写过SCI，就先写中文，然后自己翻译，绞尽脑汁在啃，写完以后再让老板求人给我改，别人每一句都能指出一个错误。投文章时候，隔几天邮箱里的回复都是“I regeret……”开头，我都快绝望了。终于熬到接收那一天，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然而现在回看，真的是一篇水的不能再水的垃圾文章了，要是现在，我分分钟就能想到类似的idea，1个月之内就能把实验做完。哎，现在老了，精力不足，乱七八糟的事情干扰也比较多，已经缺少年轻时的那股冲劲了，现在1年搞出来一两篇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哈哈哈！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呢？

回想奇点糕还是块小糕的时候，总觉得心脏病啥的是老头老太太们的专利，没想到等奇点糕长大成熟了，打工人卖命制也成熟了，时不时冒出的加班人命丧工位新闻，总让奇点糕忍不住规划起“护心行动”。戒烟戒酒，运动减肥，均衡饮食，早睡早起……还有啥，整点保健品？然而，遗憾的是，虽然既往的大数据研究发现，多摄入抗氧化物质，比如维生素A/C/E、β胡萝卜素之类，与冠心病风险较低存在相关性，可近期发表在JACC上的一项研究，却通过对近77万人数据的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发现，其实冠心病的发生与膳食抗氧化物质的摄入没有因果关系！[1]难怪那么多抗氧化剂预防冠心病的临床试验都没成功啊！抗氧化和冠心病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悬而未决。认为抗氧化可能对预防冠心病有益处，一方面氧化应激可以促进大分子损伤和内皮功能障碍；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吞噬了大量脂肪的巨噬细胞形成的泡沫细胞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原因之一，而有研究显示，巨噬细胞比起普通的低密度脂蛋白（LDL）更喜欢经过氧化的LDL。这就给了抗氧化预防相关疾病的理论基础。其实这事儿一度看起来非常靠谱，许多前瞻性研究和回顾性研究数据都显示，参与者血液中的维生素C、E，β胡萝卜素等的水平较高与冠心病发病率较低之间存在相关性；同样，膳食摄入含抗氧化物质的食物，也与低冠心病风险有关。但是当研究们真的设计了相关的临床研究，却并没能发现抗氧化剂和冠心病的因果益处。为啥？到底为啥？是选的抗氧剂种类不对？剂量不够？使用时间不够长？分析方法有问题？还是，抗氧化成份其实和冠心病压根儿没啥关系？观察性研究的弱点就在于，相关不等于因果，反向因果关系其实也很常见。想要确认因果，其中的一种分析方法就是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分析单一变量总是很难的，因为变量们总是互相纠缠不清，咱们读者也很容易说出例子，就比如上文提及的那些在队列中饮食健康的人们，他们非常有可能也更爱运动、生活习惯更健康、更不可能肥胖或三高——这些全都是冠心病的相关因素。此时就要感谢基因研究了，用变量相关的风险基因来作为替代的分析工具，就可以排除掉那些混杂因素了，毕竟基因分布是随机的，这可以说是天然的随机对照了。这项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三个大型队列研究：CARDIoGRAMplusCAD联合（60801病例，123504对照），英国生物银行（25306病例，462011对照），FinnGen研究（7123病例，89376对照）。总计768121名参与者。简单扼要说结论，膳食中的抗氧化物质与冠心病发病无明显因果关系！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分别分析了抗氧化物质本身和循环中的抗氧化物质代谢物与冠心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包括维生素A、维生素C、维生素E、β胡萝卜素、番茄红素等。然而这些抗氧化物无论是在单个队列中，还是在三个队列的荟萃分析中，都和冠心病无关，比值比（OR）非常非常接近1。不过，同期配发的评论中[2]，其他学者认为，这项研究并不是否定了氧化应激在动脉粥样硬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是否存在一种未知的抗氧化物质，能够通过改变脂蛋白修饰来干预发病，从而获得临床益处。

任冉/卫生部门He汀是一种具有良好抗炎作用的降脂药物，被认为是COVID-19的辅助治疗药物。然而研究表明他的汀药物可能通过诱导ACE2表达而增加风险。新型冠状病毒Castiglione和他类汀类药物的免疫调节作用表明，他们可能有助于对抗新的冠状病毒感染，Castiglione，等等；抗炎，哈利利，Fedson，等等。。然而这些药物已经被证明可以增加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的表达。因此迫切需要直接的临床证据来回答his汀类药物对住院COVID-19患者是否有害或有益的问题。的研究表明，感染ACEI抑制剂或ARB（ACEi/ARB）的患者比没有ACEI抑制剂或ARB的患者有更低的28天全死亡风险（Zhang等人，）。然而联合治疗对COVID-19个体的影响尚未被研究。为了解决这些重要的临床问题，我们进行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回顾性队列研究之一，作者强调这是一个回顾性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有其局限性，为了前瞻性地研究其他汀药物对COVID-19结果的影响，迫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首先，结论如下对13981例COVID-19例中国湖北省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其中1219例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根据倾向评分匹配后的混合效应Cox模型，我们发现匹配他汀类和非他汀类药物组28天全的死亡率分别为5.2%和9.4%，风险比调整为0.58。在Cox时变模型和边缘结构模型分析中也观察到他汀类药物的低死亡风险。研究概况：图1，概述参与者参与、排除和纳入标准的示意图。297名没有高血压病史或有高血压但没有服用抗高血压药物的参与者被排除在亚组分析之外。分析包括来自中国湖北省21家医院的13981例确诊病例。其中1219人在医院使用了他的汀药物组，其余12762人没有接受他的汀药物治疗（非他汀药物组）胸部CT显示汀组双侧病变较非汀组更常见（89.5%比83.7%，P入院时，his汀组的LDL（LDL-C）和总胆固醇（TC）比非他汀组更频繁地增加。在整个住院期间，两组的血脂水平相似。与非汀组相比，使用其他汀药物治疗的患者从症状出现到住院的天数更长，平均随访天数也更长。图2，PSM和非汀组的生存曲线在PSM队列中，汀组的死亡率（IR，0.20例/100人日；死亡率5.2%）显著低于IR，0.37100人·天）。死亡率为9.4%。对于COVID-19的次要终点，我们分析了他汀类药物的使用与有创机械通气、ICU、ARDS、感染性休克、急性肝损伤、急性肾损伤和急性心脏损伤的发生率之间的关系。经PSM校正基线差异后，his汀组有创机械通气发生率仍低于非他汀组（aHR，0.51；95%CI，0.34-0.78，P=0.002）。在PSM队列中，他的汀类治疗与其他次要结果（如急性肾损伤、肝损伤和心脏损伤）和血清CK或转氨酶水平升高无关。图3住院期间他汀类与非他汀类炎症因子的动态变化在基线差异匹配的受试者中，CRP的动态轨迹在入院后均呈下降趋势，在整个住院期间，his汀吸毒者的CRP动态水平较低。在整个随访期间，his汀组的IL-6水平低于非他汀组。同时，在住院期间，his汀药物组中性粒细胞计数动态曲线较非汀组有更显著的下降趋势。此外，为了消除审查制度或死亡造成的任何文物，对活着的参与者进行了分析。当在28天的随访期内死亡的人被排除在每组之外时，这种趋势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