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博士

来源：投中网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来自湖南长沙的免疫细胞治疗初创企业思为康双喜临门。先是12月11日，在《我要投资》第二季收官战中拿下冠军，收获了最高奖“星势力奖”。紧接着，思为康又乘胜完成了新一轮4000万融资。作为思为康的战队导师，澳银资本董事长熊钢也难掩激动。这是熊钢第一次参加一档综艺节目，也是做投资二十余年来从未有过的综艺新体验。尤其是思为康一路“逆袭”的过程更是令人感慨。据悉，《我要投资》第二季是一档大型创投类节目，由长沙高新区依托湖南广电优势资源打造，在湖南国际频道和腾讯视频同步播出。节目组从全国征集的数百个创业项目中，挑选出24个参与节目录制，赛制贴近创业公司融资的真实过程，激烈而残酷。对熊钢来说，担任战队导师就像是在组建一只创业团队，融入了自己二十余年的投资经验，其实也是对澳银资本投资理念的一次检验。冠军之师“钢之队”“放飞理想，舒展抱负，激情昂扬在创新之路，齐共挑战，不畏险阻，同舟共济在创业征途。”这是《我要投资》第二季节目中，熊钢作为导师带领的“钢之队”的战歌，由队员们原创。在比赛中，“钢之队”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如队歌所唱的，“不畏险阻，同舟共济”。实际上，最终冠军花落“钢之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在节目前半段，思为康并不是最被看好的一个参赛项目。思为康所在的CAR-T（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有攻克癌症的巨大潜力，是一门非常有前景的技术。但问题在于，目前国内选择该方向的创业公司之多，已经可以用拥挤来形容，其中不乏明星大牛。作为医疗领域的资深投资人，熊钢自己看过的CAR-T公司也多得数不过来。毫不意外的，在节目中多位评委都指出了这一点。因此思为康在节目中亮相之初并未得到太多的关注。思为康创始人胡壁梁是一位海归博士后，师从被称为“CAR-T之父”的宾大教授Carl H.June，技术背景无可挑剔，属于典型的科学家创业。但这样背景的创始人，往往会在“商人”的一面有所欠缺。在节目的最后一轮PK中，胡壁梁坦言融资是自己的短板，经验非常少，希望自己慢慢能扮演起一个“合格的角色”。而长远来看，胡壁梁计划拿出一部分股权，招募一位商业方面的合伙人，负责商业运作和投融资。在第一轮打分中，熊钢只给思为康打出了中规中矩的70分。熊钢向投中网表示，思为康这家公司的优缺点都很明显。思为康的临床研究很扎实，但商业化运作能力和组织能力看起来偏弱一点。熊钢对此有些担忧：“第一控制人是技术人才，周边围绕着他转的也容易全是技术人才，整个企业会越来越技术化，商业人才和组织人才就会无形中边缘化，越来越难以立足。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而思为康最终完成逆袭，应该说正是“钢之队”整体能力的均衡，一定程度上补足了胡壁梁这位科学家型创业者的短板。为了能够清晰、直观的说明白CAR-T艰涩的技术原理，以及思为康技术与传统技术的不同，在节目最后一轮展示中，思为康别出心裁的让几位工作人员穿上模型道具，扮演T细胞和肿瘤细胞，演了一幕小话剧。更大的“杀招”是，思为康还请到了使用思为康CAR-T细胞疗法成功康复的两位白血病患者，以及他们的主治医生。在患者亲身讲述治疗过程的时候，现场投资人也纷纷被打动并为之落泪。思为康CAR-T细胞疗法的临床安全性和高性价比由此得到成功展示。正是这一轮理性与感性并存的展示，思为康征服了现场所有投资人，从而逆袭夺冠。而这一轮展示的方案，其实是“钢之队”集体“头脑风暴”的成果。在挑选战队成员时，熊钢费了很多心思。从自己二十余年的投资经验出发，熊钢深知创业是对综合能力的考验。在组队时，熊钢有意选择了四位各有特色的创业者，而不是清一色的技术派博士。在“钢之队”中，思为康创始人胡壁梁、揽月机电创始人杜金榜都是技术人才型的创业者。当下技术创新是股权投资的主旋律，技术派人才最受青睐，思为康和揽月机电最终分别获得了第一名和第四名的好成绩。千寻科技创始人刘巍在熊钢看来则是一位市场能力和组织能力很强的创业者，组队后她也的确起到了凝聚整个“钢之队”的关键作用。湘移农林在初选中虽然得分不高，但其创始人宋希的商业敏感性、商业策划能力非常强，他是现场感染力最强的一位创业者，让现场嘉宾御泥坊董事长戴跃锋直呼：“实在太能说了。”事实证明，这一战术取得了很好效果。熊钢表示，“钢之队”是组织、技术、商业三大要素是最均衡的一个战队，团队的凝聚力非常强。在整个竞赛过程中，“钢之队”的成员们感情非常好，合作融洽。节目赛制非常激烈，在战队微信群里，后半夜大家还在热火朝天地讨论比赛策略，互相出主意。熊钢表示：“在我看来，一个战队是一个整体，就相当于是组建一家企业。选择战队成员的时候，组织、技术、商业各个方面我是一并考量的。我选人一定不是同质化的。”是节目也是实战在节目中，熊钢展现的是投资人理性冷静的一面，点评犀利，往往直指要害让创业者紧张冒汗。熊钢打分也非常严格，经常打出导师最低分。在熊钢看来这不是问题，因为在澳银资本的投决会上，大家言语甚至更加直接犀利。熊钢从没有把《我要投资》节目当成是娱乐，完全是按照投资的标准去评判项目的。“我觉得这个节目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对投资一个项目的场景再现。我从来没有把它当做演个戏或者做一场投资秀。”熊钢向投中网表示。事实上也是如此。就在节目录制结束后半个月，熊钢就带着澳银资本的投资团队奔赴长沙考察节目中的项目。熊钢透露，澳银至少有七个项目后续做了深度跟进，目前有一个项目已经过了投决会，很快就会实施投资。在两个多月的节目录制之后，熊钢感到参赛的创业者有明显的成长。在这个节目之外，创业者很难有机会得到如此高强度的训练，接受资深投资人密集的点评。熊钢表示：“创始人的能力提高是全方位的，融资能力、传播能力以及可能深层认知上的提高都有可能。”很多创业者不擅长跟投资人沟通，但节目结束后，熊钢发现大家“看问题的同频共振好很多了，不会出现鸡同鸭讲。”熊钢本人也很有收获。除了收获投资项目之外，熊钢还有机会过了一把“主教练”的瘾，运用澳银资本十多年来、上百个项目积累的战术经验，在节目录制中进行了一场浓缩的实战演练。熊钢表示，投资是一个逐渐逼近的过程，首先是选择项目，过程中还有投资干预，在关键的时候给出关键的指引和意见，把项目的优势凸显出来。最终战队逆袭取得理想的成绩，让熊钢非常有成就感。100倍回报神话实际上，差不多同时，熊钢在节目外还取得了另一场“大胜”。5月份于创业板上市的化学发光免疫诊断龙头新产业生物，目前股价较发行价涨了329%。澳银资本是新产业生物的第一个机构投资者，账面回报已经突破了100倍！澳银资本在2010年投资了新产业生物，而从2010年到2019年，新产业生物营收增长了50余倍，利润增长了150多倍，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新产业生物的成功，也是澳银资本坚持的投资理念结出的硕果。首先，澳银资本看准了赛道。2010年前后澳银资本注意到了IVD领域将迎来爆发，IVD的几个主要子赛道有生化诊断、免疫诊断、分子诊断等。新产业生物专攻免疫诊断中的化学发光技术，是免疫诊断的主流技术。因为技术门槛较高，在十年前该领域被罗氏等跨国公司垄断。同时，新产业生物的创始人饶微给熊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饶微不仅对技术有一股执着，而且对商业高度敏感，并且有很强的管理能力，熊钢认为是一位难得一遇兼具技术、商业、管理才能的企业家。2010年左右是Pre-IPO投资的鼎盛期，但新产业生物当时还看不到上市的可能，如果要投必须做好长期持有的准备。出于对赛道和创始人的看好，澳银资本决定下注。此后新产业生物的发展果然没有让投资方失望，从2011年开始，每年的业绩增长连续超过预定目标。当时澳银资本也看过其他一些标的，但回过头来看新产业生物跑的最快、最稳。据了解，澳银资本新一期基金即将落地，医疗将继续是澳银资本的投资主线之一。熊钢总结澳银资本的投资有两大方向，一个是“往天”，一个是“往人”。所谓往天，不仅指航天，还包括支撑未来航天的AI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等等；“往人”则是指医疗，包括医药、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疫情以来医疗领域投资持续走热，竞争激烈。熊钢表示，在医疗的几大细分领域里面都有可能投出下一个百倍回报的项目。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杜琼芳】 今天一则绍兴鸭子将出征巴基斯坦治理蝗灾的消息一度占据了微博热搜头条位置，对此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采访了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所家禽研究室从事家禽研究工作的卢立志研究员，他对环球时报英文版表示确有此事。此前他也曾和浙江绍兴诸暨的养鸭厂国伟禽业公司在2000年针对新疆蝗灾有过牧鸭治蝗的合作。“现在我们要把牧鸭治蝗的技术完善起来，不仅运用到我们自己国家的治蝗工作中，也可以对一带一路国家如巴基斯坦进行技术输出，帮助他们治理蝗虫。巴基斯坦也派博士过来学习以及参与研究，打算在疫情结束之后和我们一起去新疆试验治蝗技术，”卢立志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不过卢表示，巴基斯坦目前遭遇的这波蝗灾，我们中国的鸭子赶不上了。“我们的鸭子起码要等到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才能过去。现在巴基斯坦治蝗主要还是靠农药，以生物方法治蝗占的比重很小，但在慢慢想办法增加它的比重，”卢立志说。卢立志表示，农药会产生环境污染，而生物防治没有污染，而且这种鸭子能节省饲料，产生经济效益。增加生物防治的比重对环保和发展经济都有好处。而计划参与此次牧鸭治蝗的绍兴诸暨企业国伟禽业的负责人李国伟告诉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一旦巴基斯坦方面有需要，他们就能开始供货。李国伟表示，他们的鸭苗生下来饲养一个月后，长到1斤左右就可开始治蝗工作，长到两个月的青年鸭是最佳的。“这个鸭是在绍兴鸭的基础上由多种鸭品种杂交配种的新品种，因此血缘多，优点多，具有抗病能力，繁殖能力都很强的特点，耗料少，产蛋多，产的蛋是青壳蛋，破损少。”绍兴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综合调研处处长谢军对环球时报英文版表示，参照以前以鸭治蝗的经验，发现绍兴鸭的治蝗效果比较好，且绍兴这家企业养殖的鸭子数量较多，能满足外国治蝗的需求。

吴孔明院士在观察棉铃虫生长情况。杨现明摄/光明图片团队成员在田间调查害虫发生情况。赵胜园摄/光明图片吴孔明院士在指导学生做实验。马健皓摄/光明图片团队成员在田间开展草地贪夜蛾越冬调查。赵胜园摄/光明图片【解码“新动力人群”】 2018年盛夏，一个燠热的夜晚，28岁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生孙小旭，躺在中老边境线附近一个小村的木床上，浑身是汗，心里老憋屈了。一年前，孙小旭考上了中国农科院的博士，师从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亲友们都认为，他走上了一条高端、前沿、闪闪发光的科学之路。没想到，2018年春节刚过，他就被导师派到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勐朗镇勐滨村长驻。语言不通，生活不便，与各种害虫为伍，天天被女朋友电话埋怨……这条科研道路，实在一言难尽。“云南南部是一个重要的季风通道，很多迁飞性害虫都是从这里飞入国境，其中就包括‘超级害虫’——草地贪夜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兼副院长吴孔明说，“正是因为我们的农业科研工作者在这里常年驻守，我们才能屡屡及时研发出对重大入侵性农业病虫害的防控技术，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强大科技支撑。”1.“扎根土壤，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2018年2月27日一早，在北京魏公村中国农科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吴孔明指着中国地图的西南一隅，对博士一年级的孙小旭和硕士三年级的赵胜园说：“这里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昆虫迁飞通道，有很多虫子进来出去，在这里肯定能做出成果。”于是，这两位都是1990年出生的师兄弟，当天就从北京出发，先飞到昆明，再转机飞到澜沧。当地农科局派人去机场接到他们，并把他们送到试验点上。“当时，车开了几个小时，越走越黑，越走越偏僻。”孙小旭回忆道，“我们的驻地离边境线只有几公里远，中国移动都提示我们说，你已来到老挝边境。”“这是我在考察中选定的试验点。”吴孔明说，“在这里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外来入侵害虫的行动轨迹，并在第一时间进行昆虫繁育，观察其习性，开展相关科研。”每天早上，孙小旭和赵胜园都要到几个农户的屋顶上，从诱捕昆虫的高空灯旁边，把装得满满的集虫袋取下。上午的工作，就是逐一清点每个袋子中的各种昆虫，数数量、做标本，还要投喂、观察培养中的昆虫，并解剖分析特定昆虫。“这样我们能准确掌握各种昆虫的迁飞周期，并及时发现首次入侵中国的害虫。”赵胜园说。“我们其实也是在为国家守‘边疆’，只不过我们守的是农业病虫害的边疆。”孙小旭说。中午过后，他们要到试验田中去观测害虫的分布、生长情况。当地太阳很毒，有一次，孙小旭觉得脖子很痒，伸手本想抹一把汗，却抓了一层皮下来——脖子被太阳生生晒曝了皮。“农业科研从来都是要坚持问题导向的。这个导向来自产业需求，更来自国家需要。”吴孔明强调，“农业科研人员成长没有捷径，到田里研究对一个人成长至关重要，只有深深扎根于基层土壤，才可能成长为参天大树。”2.“下好先手棋，率先与‘超级害虫’宣战”2018年4月，面临硕士毕业的赵胜园必须回北京了，他要去准备论文答辩。此后的近7个月时间里，只有孙小旭一个人在试验点驻守。整天待在村里，博士学业如何完成？“吴老师每周都会与我们通电话，对我们的学业和实验情况一直了如指掌。重要实验阶段，他更是每天都与我们通电话。”孙小旭说。2018年11月底，由于气温下降，过境昆虫减少，孙小旭离开试验点，到北京去完成一些在村里无法开展的室内实验。在中国农科院，他与博士一年级的赵胜园又相遇了。而此时的吴孔明，却一直在担心着一件事：“我派博士生们到云南驻点监测，主要是为了守候草地贪夜蛾。虽然尚未发现它们入境，但我坚信它们迟早要来。”2019年1月，吴孔明决定要在云南再增加两个试验点，形成对草地贪夜蛾迁飞入境的监测链。孙小旭和赵胜园再次奉命出发，到瑞丽市和江城县搭建新的试验点。草地贪夜蛾，为什么会让吴孔明如此念念不忘？“这是一种原产美洲的‘超级害虫’，超级能生、超级能吃、超级能飞，可以造成玉米、小麦、水稻等多种作物的绝产。”吴孔明介绍，在草地贪夜蛾于2016年入侵非洲后，他就预感到它们极有可能入侵中国。“农业科研特别是病虫害防控必须下好先手棋，只有提前布控、预警，才能及时拿出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尽量减少和避免病虫害灾难性暴发。”吴孔明说。果然，这一次孙小旭和赵胜园到达云南江城后，就听说已经有人发现了草地贪夜蛾的行踪。由于草地贪夜蛾是一种全新的入侵性生物，当地同行在昆虫形态学上还拿不准，都不敢正式确认、报道，便邀请吴孔明院士团队协助开展鉴定。于是，赵胜园留在江城，孙小旭返回澜沧，与草地贪夜蛾的鏖战开始了。孙小旭回京期间，有当地雇工帮忙收集、冷冻昆虫。他回到试验点后，把2018年12月11日收集的一个成虫做成标本后，发到吴孔明组建的专家群里，大家一致认为，这就是草地贪夜蛾。“当时就觉得值了，我们这一年的守候，没有白费。”孙小旭说。2019年10月，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助理研究员杨现明也被吴孔明派到云南，来到昆明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金源乡金源村，与在澜沧、瑞丽、江城的试验点遥相呼应，共同专注于草地贪夜蛾的科研分析工作。“我刚到云南时，去田间调研，看到一块地上没有种东西。农民们告诉我，本来种了小麦，但麦苗被虫子吃光了。”杨现明说，“我们就去地里仔细看，青苗被啃得只剩下一点根，往土里一挖全是虫子。”“当时我们非常震撼，真切感受到农业科研工作者肩上的巨大责任。”杨现明说。3.“耐得住寂寞，还要心中有热爱”“近两年来，草地贪夜蛾入侵，可谓是我国最令人心忧的农业问题之一。”吴孔明说，好在2019年上半年，团队就通过室内实验筛出有效药物名单，提交给农业农村部。2020年8月26日，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草地贪夜蛾防控效果比预想要好，目前没有造成大的危害。2021年1月7日清晨，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宝藏镇水城村，已经是博士三年级的赵胜园起床后的第一件事，还是去收虫子。“在这里做感兴趣的科研课题其实还是快乐的。”2019年1月起就待在水城村的赵胜园说，让他感到艰苦的事情，其实是孤独。2020年疫情期间，他一个人被困在试验点。“有一个多月，我一个人都没见到。”他说。“越在这里驻守，越感到农业科研的重要性。”赵胜园说，“农业科技的主战场，还是在田间，只有在农业第一线，你才能发现和解决科学真问题。”有同样感受的，还有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陆宴辉。陆宴辉也是吴孔明的学生。近10年来，他和研究生们每年在3月至11月的棉花生长期，都驻守在新疆的6个试验点，每天的日常，就是到地里去观测、捕捉、分析各种害虫。“从事农业科研，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吃苦能力，都是非常关键的。”陆宴辉说，“在农村蹲点，在田间发现和解决科学问题，是我们从吴老师等前辈身上传承下来的科学品德。”学高为师，身正为范。20世纪80年代，棉铃虫成为危害我国棉花产业的主要害虫。风华正茂的吴孔明一头扎进棉花主产区，持续十余年从事棉花害虫的生物学、控制技术和转基因抗虫棉的环境安全研究工作，成功破解了棉铃虫控制难题。“耐得住寂寞，一辈子做一件事，是农业科技人的常态。”吴孔明说，“年轻农业科技工作者必须了解‘三农’，热爱‘三农’，才能真正为国家、为农民、为农业作出应有贡献。”链接草地贪夜蛾：是夜蛾科灰翅夜蛾属的一种蛾，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一只雌蛾可产下超过1000颗卵，幼虫可大量啃食水稻、玉米、小麦等多种农作物。2016年起，草地贪夜蛾散播至非洲、亚洲，已在多国造成巨大农业损失。（本报记者 罗旭）来源：光明日报

近日，男演员翟天临因一纸通知书惹上了大麻烦。昨天，北京电影学院对此事启动调查，北京大学也作出回应。翟天临因饰演杨修而大火要知道，我国有严格的学位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情况，经评定可以撤销学位资格。说起这一条例，是在39年前的今天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新中国学位制度也于那一天建立起来。学位授予仪式当时，为了制定既符合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学位制度，《学位条例》起草小组搜集了美、英、日本、苏联等国家的学位条例和其他相关法规，还搜集编印了《旧中国及台湾学位制度资料》。经过一年多的整理与编辑，最终成型。在把《学位条例（草案）》送到人大审议前，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讲了一个故事。李先念在主持讨论《学位条例（草案）》时说：中国第三任大使赴印尼上任前，印尼曾来电询问新任大使是“将军还是博士”？国务院研究后认为，派遣的姚仲明同志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他长期从事文艺工作，有一定的成就，因此回复是“博士”。姚仲明印尼十分高兴，派博士说明了中国对印尼的尊重和支持。不过李先念也严肃地说，今后要依法办事，不合规定就不得授予任何学位。39年过去了，我国授予硕士、博士学位超过800万，2019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更是创下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有媒体称，2019年报考硕士研究生人数达到290万，较上一年激增52万。近10年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学位授予量占总量近8成。学位制度的建立，对培养、选拔、使用专门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专门人才起了很大作用。对国家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有促进作用。2016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研究形成了《学位法（参考稿）》，出台《学位法》的各项条件已基本具备，让“规定”正式变成“法”。此外，2017年初，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到2020年，“保持研究生培养规模适度增长，在学研究生总规模达到290万人”。2018年，我国在学研究生数量已达264万。

有一本书叫《苦难辉煌》，金一南将军（注：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的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国防战略委员会专家委员）写的。他说古今中外干大事的人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挥金如土；第二个爱才如命；第三个“杀人如麻”。彭剑锋老师在这三个特点的基础上，又总结出第4个特点：学习如痴。纵观中国商界，凡成大事者还都具备这四个特征。编 辑：程灵素 来 源：正和岛挥金如土所谓挥金如土，实际上就是企业家能够为企业“舍得砸钱，舍得分钱，善于分钱”。企业家都是有赌性的，敢冒风险，敢负责任，敢为未来舍得投入，舍得对未来的战略做长期的投入，舍得砸钱进去，舍得分钱。1.任正非和段永平把股权分光了在华为，任正非设立全员持股制，根据表现和工作年限来拿分红，所以华为的核心骨干离职的很少。随着华为利润的逐渐扩大，越是工作年限长的老员工，分红越多。任正非坚持把股份分给所有人，自己只剩1.42%。步步高发展至今，也是一家全员持股制公司。段永平当年是因为经营者持股的问题从小霸王出走的。段永平认为，必须有更先进的激励机制，否则会失去发展的原动力，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那么，大家没钱怎么办呢？段永平出钱来借给大家，挣钱了从红利里面还，赔了就不要了，这就是气魄。段永平说：成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我是占最大股的，因为很多员工手头没有现金。很多专家讲你应该用期权，期权其实是没有用的。如果不是上市企业，有期权没有用，就算是上市企业，如果不是一个成长性非常高的企业，期权也没有用。我想的办法是把自己的股份稀释了，当时我占最大股，有70%多，现在我的股份连原来的1/4都不到了。股份我全都送给员工了，怎么送的呢？白送也不行。我借你一块钱的现金，你买我一块钱的股份。然后你欠我一块钱，你也不用还我，将来用股份的利润，或者股份增长的股息还我。段永平已经十几年不管事了，而且主动将股权稀释到一两成，这期间，没有人替代他，企业也没有败落，而是顶住了手机换代的风险，转型之后，OPPO和VIVO跟华为、小米继续厮杀，甚至在渠道上占据明显优势，研发上也没有落下。陈明永也好，沈炜也好，都跟随了段永平二十多年，领悟了段永平“大舍即是大得”的道，愿意将利益分享给打拼的兄弟们，还有跟随多年的代理商。OPPO和VIVO一年好几十亿利润，骨干们都拿着几千万几百万的分红，这是段氏思维的红利：将自己的股权分光，让所有打拼的兄弟一起分享。2.贾国龙：2018年，西贝分钱分得会更彻底2017西贝年会上，贾国龙发下去7000万，并称2018年还要发1.2亿元。“2018年，西贝分钱分得会更彻底。”这样做的目的是啥？贾国龙说，“海底捞的组织力靠张勇的大方舍得，华为的组织力靠任正非的大方舍得，西贝也一样。”企业这么多人，怎么让人不懈怠？“我觉得体育竞赛就特公道。为什么运动员在场上永远那么热情，第一他在比赛，第二裁判约束他不能犯规。”于是“裁判制度”被引入西贝。每季结束后，裁判组就顾客体验等七大项对各门店做排名，突出的团队和个人能按定好的规矩分钱。运行一年后，贾国龙又发现，组织力要持续，就要制造一种公平，多劳多得。但组织发达到一定程度，利润就不可避免地会向头部聚拢，产生“食利阶层”。食利阶层投资之后，不用干活，却享受分红。“如果食利阶层利益不受控制，组织就难以做到基业长青。”贾国龙于是又提出：“西贝要节制股东欲望。真正按贡献分钱。要把钱分给干活的人。”“老板越往下分利，对人越信任，员工干得就越好，老板的成就感也就越大。”这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 “企业家意识的觉醒”。爱才如命所谓爱才如命，就是企业家都是人才痴，求贤若渴、爱才、惜才，见到能人眼睛就发光，就不想撒手；企业家都是人性大师，懂人性、洞悉人性、善与高手过招。1.雷军打了90多个电话就为一个人雷军有一个观点，要用最好的人，在核心人才上面，一定要不惜血本去找。在刚创办小米的时候，雷军每天要见很多人，向他们每个人介绍自己，“我做了什么事，我想找什么人，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见面聊聊。”结果失败的比例很高，那时雷军每天恨不得从早上谈到晚上一两点，但还是迟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所以他内心承担着巨大的煎熬。但他还是相信事在人为，创业者招不到人才，只是因为自己投入的精力还不够多。为了找到一个非常出色的硬件工程师，雷军说他曾连续打了90多个电话。为了说服他加入小米，几个合伙人轮流和他交流，整整12个小时。这也不禁让人想到业内流传很久的另一个故事：平安马明哲求才若渴，谁在行业里冒尖了就会被他盯上，他可以让猎头公司的高管在你办公室楼下的咖啡店上班，一两个星期天天找你说喝杯咖啡，从来不怕被拒绝。2.杨国强：碧桂园3年面试一万多名博士生2010年，碧桂园刚从金融危机裁员创痛中走过来时，总部200余人，坐落在三线小城顺德，杨国强对人才的渴求也到了迫不及待的顶点。他对时任人力资源总经理彭志斌说：“你能不能帮我搞一个盒子，把一个人装进去，按钮一按，出来就可以知道这人是60分还是70分？”GE在1990年发动全球人才招揽计划，其万里挑一选拔方式，最初启发了彭志斌。2013年，他们拟就“全球30%硕士、70%博士”新招聘计划。该计划促使杨国强做了一个新决定--启动“未来领袖计划”，全球广招名校博士。到2016年底，入职碧桂园的博士超400人。但杨国强仍不满足，他向内部发出动员令：2017年还要新招300名博士，其中至少有200名博士是海外招聘，海外启用。3年时间，彭志斌总共面试了一万多名博士生，在彭看来，他们共同点是情商与智商同高，人际互动能力强，较少愿意投入科研工作，而希望快速实现人生价值。他们属于学术派博士中的另类，这也是碧桂园博士选拔标准，“我们要的都是‘奇葩’”。“杀人如麻”所谓杀人如麻，就是有成就的伟大企业家都有点霸气，甚至匪气，不怒自威，气场足。做事雷厉风行，说一不二，赏罚分明，奉行能力绩效导向，在制度和规则面前，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不讲情面，你违反了制度，违反了规则，就要杀你。1.一直推崇问责制的马斯克并不遭人烦对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来说，很多问题都可用裁员解决。因为马斯克一直推崇问责制的管理方法，他曾说：“如果你想解雇某人，应该马上解雇，否则就是浪费彼此时间。”一位特斯拉前员工称，曾有两个HR副总裁因工厂常有工人受伤被开除。2015年，马斯克曾因对特斯拉中国业务失望要求减裁职位。他称要亲手开掉那些不称职的员工，裁员近180人，占中国区员工总数的30%。在SpaceX火箭发射失败时，马斯克曾一次把一个部门的人都裁了。硅谷资深人才专家兼硅新社创始人张琦认为，“马斯克是一个目标导向性的人，处理人情很冷淡。但很多被他裁掉的人不恨他，正是因为他的目标比较公益化，站在了正义的制高点。因此，他总能开掉一批人，也有能力吸引愿意追随他的人。”2.刘强东：因为打卡开除高管刘强东称自己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说谎。在京东，只要有人说谎被他发现，哪怕他是副总裁，也一定会将他开除。京东曾经有个高管，因为上班打卡这样一件小事，被刘强东开除了。刘强东说：我们对总监级别以上的高管，迟到、请假这些事是不做强制要求的，更不会因为迟到而惩罚。但我们内部有这样一个制度，就是在年底和升职加薪时，对员工有个综合分析，包括参考过去的考勤记录。这个高管为了追求一份完美的考勤记录，便让秘书帮他打了两回卡，其中一次还是因为要送孩子去上学。可能对很多公司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更何况还是高管。但在京东不行，“我确认了这件事，并且这个高管承认之后，我马上就把他请走了。”这是京东的一条红线，谁也不能碰。“关于诚信，我也通过自己言传身教，让京东人学。为此，我损失一个亿也在所不惜。”学习如痴所谓学习如痴，就是真正的伟大的企业家，都崇尚知识的力量，善于行动学习，向一切优秀的人学习，勇于自我批判，不断实现自我超越。1.张瑞敏：平均一周肯定会读两本书以上书籍海尔董事局主席张瑞敏说，自己平均一周肯定会读两本书以上，算下来一年会读一百多本书。张瑞敏介绍自己的两个读书方法：第一，读书时要把自己放进去。如果读书不把自己放进去，可能你读了以后什么都忘记了。他一开始读的更多是管理学方面的，后来包括读哲学、古典文学，都是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摆进去。第二，抓住20%要点。张瑞敏认为一般书都是“八二开”，20%是非常核心的东西，80%是为了描述核心而产生，“抓住20%的要点，就抓住了书的核心”。他会迅速把书浏览一遍，找到非常有用的地方，再集中仔细看。在阅读时间上，张瑞敏也是利用各种零碎时间加起来读，“到现在，可能读书就像吃饭睡觉一样，不看书，会觉得少了什么，没有人逼着要这么做。这么多年累积起来，当然读书的量就比较大了。”网上流传的在某机场抓拍到张瑞敏在读书2.张一鸣：工作前两年每天一点回家张一鸣说第一份工作他就成长很快，不是因为技术最好，更不是有经验。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学习的能力。首先，张一鸣工作不分你我。做完自己的工作后，对于大部分同事的问题，只要张一鸣能帮助解决，都去做。当时 Code Base 中大部分代码他都看过了。新人入职时，只要张一鸣有时间，他都给人家讲解一遍。通过讲解，自己也得到成长。工作前两年，张一鸣基本每天都是十二点一点回家，回到家继续编程。“我是因为兴趣，而不是公司要求。”所以，他很快从负责一个模块，到负责整个后端系统，一开始带一个小组，后来带一个小部分，再后来带一个大部门。其次，张一鸣做事从不设边界。当时他负责技术，但遇到产品上有问题，也会积极地参与讨论，想产品的方案。很多人说，这个不是我该做的事情。但是，做更多事情，让他得到很大的锻炼。参与产品的经历，对张一鸣后来转型做产品有很大帮助；参与商业的部分，对他现在做公司很有帮助；跟销售总监见客户的经历，对他组建今日头条的销售团队很有帮助。张一鸣举过一个反例。他有个前同事，理论基础挺好，但每次都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完就下班了。他在那家公司待了一年多，但对网上的新技术、新工具都不去了解。他就需要有人帮他做后半部分，因为他自己只能做前半部分。如果前端、后端、算法都去掌握、至少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很多调试分析，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做。3.自我批判——任正非等华为5位高管被罚款2018年1月17日晚，华为下发了一份通报，称因经营质量事故和业务造假，对主要责任领导作出问责：任正非罚款100万；郭平罚款50万；徐直军罚款50万；胡厚崑罚款50万；李杰罚款50万。在作出上述处罚的同时，当天华为总裁任正非还特意发表了题为《从泥坑中爬起来的是圣人》讲话。内容也都是围绕自我批判！任正非把自我批判分为思想批判和组织批判两部分。其对自我批判的核心思想有三点：1、自我批判，不是自卑，而是自信，只有强者才会自我批判。也只有自我批判才会成为强者。2、自我批判是一种武器，也是一种精神。3、提倡自我批判，但不压制批判。为什么不提倡批判，因为批判是批别人的，多数人掌握不了轻重，容易伤人。“任何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都是在磨难中，百炼成钢的。别人的非议都会促进炉火熊熊。缺点与错误就是我们身上的渣子，去掉它，我们就能变成伟大的战士。”参考资料：《一个伟大企业家的四大特质》华夏基石e洞察《把股权分光的任正非和段永平，为什么企业反而越来越大？》互联网大视野《雷军：创业公司招人与留人的方法》36氪《刘强东：有这7种特质的人，我一定重用》插座学院《海尔张瑞敏的读书方法和书单》和讯读书

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来自湖南长沙的免疫细胞治疗初创企业思为康双喜临门。先是12月11日，在《我要投资》第二季收官战中拿下冠军，收获了最高奖“星势力奖”。紧接着，思为康又乘胜完成了新一轮4000万融资。作为思为康的战队导师，澳银资本董事长熊钢也难掩激动。这是熊钢第一次参加一档综艺节目，也是做投资二十余年来从未有过的综艺新体验。尤其是思为康一路“逆袭”的过程更是令人感慨。据悉，《我要投资》第二季是一档大型创投类节目，由长沙高新区依托湖南广电优势资源打造，在湖南国际频道和腾讯视频同步播出。节目组从全国征集的数百个创业项目中，挑选出24个参与节目录制，赛制贴近创业公司融资的真实过程，激烈而残酷。对熊钢来说，担任战队导师就像是在组建一只创业团队，融入了自己二十余年的投资经验，其实也是对澳银资本投资理念的一次检验。冠军之师“钢之队”“放飞理想，舒展抱负，激情昂扬在创新之路，齐共挑战，不畏险阻，同舟共济在创业征途。”这是《我要投资》第二季节目中，熊钢作为导师带领的“钢之队”的战歌，由队员们原创。在比赛中，“钢之队”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如队歌所唱的，“不畏险阻，同舟共济”。实际上，最终冠军花落“钢之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在节目前半段，思为康并不是最被看好的一个参赛项目。思为康所在的CAR-T(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有攻克癌症的巨大潜力，是一门非常有前景的技术。但问题在于，目前国内选择该方向的创业公司之多，已经可以用拥挤来形容，其中不乏明星大牛。作为医疗领域的资深投资人，熊钢自己看过的CAR-T公司也多得数不过来。毫不意外的，在节目中多位评委都指出了这一点。因此思为康在节目中亮相之初并未得到太多的关注。思为康创始人胡壁梁是一位海归博士后，师从被称为“CAR-T之父”的宾大教授Carl H.June，技术背景无可挑剔，属于典型的科学家创业。但这样背景的创始人，往往会在“商人”的一面有所欠缺。在节目的最后一轮PK中，胡壁梁坦言融资是自己的短板，经验非常少，希望自己慢慢能扮演起一个“合格的角色”。而长远来看，胡壁梁计划拿出一部分股权，招募一位商业方面的合伙人，负责商业运作和投融资。在第一轮打分中，熊钢只给思为康打出了中规中矩的70分。熊钢向投中网表示，思为康这家公司的优缺点都很明显。思为康的临床研究很扎实，但商业化运作能力和组织能力看起来偏弱一点。熊钢对此有些担忧：“第一控制人是技术人才，周边围绕着他转的也容易全是技术人才，整个企业会越来越技术化，商业人才和组织人才就会无形中边缘化，越来越难以立足。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而思为康最终完成逆袭，应该说正是“钢之队”整体能力的均衡，一定程度上补足了胡壁梁这位科学家型创业者的短板。为了能够清晰、直观的说明白CAR-T艰涩的技术原理，以及思为康技术与传统技术的不同，在节目最后一轮展示中，思为康别出心裁的让几位工作人员穿上模型道具，扮演T细胞和肿瘤细胞，演了一幕小话剧。更大的“杀招”是，思为康还请到了使用思为康CAR-T细胞疗法成功康复的两位白血病患者，以及他们的主治医生。在患者亲身讲述治疗过程的时候，现场投资人也纷纷被打动并为之落泪。思为康CAR-T细胞疗法的临床安全性和高性价比由此得到成功展示。正是这一轮理性与感性并存的展示，思为康征服了现场所有投资人，从而逆袭夺冠。而这一轮展示的方案，其实是“钢之队”集体“头脑风暴”的成果。在挑选战队成员时，熊钢费了很多心思。从自己二十余年的投资经验出发，熊钢深知创业是对综合能力的考验。在组队时，熊钢有意选择了四位各有特色的创业者，而不是清一色的技术派博士。在“钢之队”中，思为康创始人胡壁梁、揽月机电创始人杜金榜都是技术人才型的创业者。当下技术创新是股权投资的主旋律，技术派人才最受青睐，思为康和揽月机电最终分别获得了第一名和第四名的好成绩。千寻科技创始人刘巍在熊钢看来则是一位市场能力和组织能力很强的创业者，组队后她也的确起到了凝聚整个“钢之队”的关键作用。湘移农林在初选中虽然得分不高，但其创始人宋希的商业敏感性、商业策划能力非常强，他是现场感染力最强的一位创业者，让现场嘉宾御泥坊董事长戴跃锋直呼：“实在太能说了。”事实证明，这一战术取得了很好效果。熊钢表示，“钢之队”是组织、技术、商业三大要素是最均衡的一个战队，团队的凝聚力非常强。在整个竞赛过程中，“钢之队”的成员们感情非常好，合作融洽。节目赛制非常激烈，在战队微信群里，后半夜大家还在热火朝天地讨论比赛策略，互相出主意。熊钢表示：“在我看来，一个战队是一个整体，就相当于是组建一家企业。选择战队成员的时候，组织、技术、商业各个方面我是一并考量的。我选人一定不是同质化的。”是节目也是实战在节目中，熊钢展现的是投资人理性冷静的一面，点评犀利，往往直指要害让创业者紧张冒汗。熊钢打分也非常严格，经常打出导师最低分。在熊钢看来这不是问题，因为在澳银资本的投决会上，大家言语甚至更加直接犀利。熊钢从没有把《我要投资》节目当成是娱乐，完全是按照投资的标准去评判项目的。“我觉得这个节目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对投资一个项目的场景再现。我从来没有把它当做演个戏或者做一场投资秀。”熊钢向投中网表示。事实上也是如此。就在节目录制结束后半个月，熊钢就带着澳银资本的投资团队奔赴长沙考察节目中的项目。熊钢透露，澳银至少有七个项目后续做了深度跟进，目前有一个项目已经过了投决会，很快就会实施投资。在两个多月的节目录制之后，熊钢感到参赛的创业者有明显的成长。在这个节目之外，创业者很难有机会得到如此高强度的训练，接受资深投资人密集的点评。熊钢表示：“创始人的能力提高是全方位的，融资能力、传播能力以及可能深层认知上的提高都有可能。”很多创业者不擅长跟投资人沟通，但节目结束后，熊钢发现大家“看问题的同频共振好很多了，不会出现鸡同鸭讲。”熊钢本人也很有收获。除了收获投资项目之外，熊钢还有机会过了一把“主教练”的瘾，运用澳银资本十多年来、上百个项目积累的战术经验，在节目录制中进行了一场浓缩的实战演练。熊钢表示，投资是一个逐渐逼近的过程，首先是选择项目，过程中还有投资干预，在关键的时候给出关键的指引和意见，把项目的优势凸显出来。最终战队逆袭取得理想的成绩，让熊钢非常有成就感。100倍回报神话实际上，差不多同时，熊钢在节目外还取得了另一场“大胜”。5月份于创业板上市的化学发光免疫诊断龙头新产业生物，目前股价较发行价涨了329%。澳银资本是新产业生物的第一个机构投资者，账面回报已经突破了100倍！澳银资本在2010年投资了新产业生物，而从2010年到2019年，新产业生物营收增长了50余倍，利润增长了150多倍，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新产业生物的成功，也是澳银资本坚持的投资理念结出的硕果。首先，澳银资本看准了赛道。2010年前后澳银资本注意到了IVD领域将迎来爆发，IVD的几个主要子赛道有生化诊断、免疫诊断、分子诊断等。新产业生物专攻免疫诊断中的化学发光技术，是免疫诊断的主流技术。因为技术门槛较高，在十年前该领域被罗氏等跨国公司垄断。同时，新产业生物的创始人饶微给熊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饶微不仅对技术有一股执着，而且对商业高度敏感，并且有很强的管理能力，熊钢认为是一位难得一遇兼具技术、商业、管理才能的企业家。2010年左右是Pre-IPO投资的鼎盛期，但新产业生物当时还看不到上市的可能，如果要投必须做好长期持有的准备。出于对赛道和创始人的看好，澳银资本决定下注。此后新产业生物的发展果然没有让投资方失望，从2011年开始，每年的业绩增长连续超过预定目标。当时澳银资本也看过其他一些标的，但回过头来看新产业生物跑的最快、最稳。据了解，澳银资本新一期基金即将落地，医疗将继续是澳银资本的投资主线之一。熊钢总结澳银资本的投资有两大方向，一个是“往天”，一个是“往人”。所谓往天，不仅指航天，还包括支撑未来航天的AI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等等；“往人”则是指医疗，包括医药、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疫情以来医疗领域投资持续走热，竞争激烈。熊钢表示，在医疗的几大细分领域里面都有可能投出下一个百倍回报的项目。（文章来源：投中网）

国产芯片史上，2001年是个关键年份。沿着2001年的起点，方舟、中星微、展讯三家星光熠熠的公司，由于各自未竟的遗憾，尚不能跑赢摩尔定律，改变国内缺芯的窘况。从这些领军人物及其企业的成长、突围、困局和无奈中，我们能看到，国产芯片贫血是综合性发育不良的结果，中国芯的强大可能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文｜AI财经社 罗拉编辑｜赵艳秋2001年，中国芯片业明星人物邓中翰，在索尼家门口吃了闭门羹。当时，他与同事专程飞到日本，目的是向索尼公司推销“星光一号”——一款主攻笔记本电脑摄像头的数字多媒体芯片。在此前，靠这款自研芯片，邓中翰创立的中星微公司已经拿下飞利浦和三星。他们以为有上述品牌的背书，索尼应该也有戏。但索尼丝毫没给面子。原本约定恰谈50分钟，但刚谈了5分钟，对方就不客气地起身谢客：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做的这种研发，索尼是这个领域的鼻祖，我们在这上面有几千项专利、几百个产品。如果你要想学习的话，可以到商店里看一看，或者去展览上了解详细情况。时间短到邓中翰还没来得及介绍公司。接下来的一幕更具戏剧色彩：邓中翰走出索尼公司，甩下一句英文：I will be back（我会回来的）！在2001年的中国半导体行业，邓中翰和中星微被塑造为一个灯塔式的存在。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按照媒体报道，中星微的“星光一号”芯片，打破了中国“无芯”的历史，“同神州飞船、水稻基因组并成为世纪交替年代的重大科技成果，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书写了新的辉煌篇章”。但在国内如此骄傲的企业，走出国门照样碰钉子。这像极了国产芯片行业的整体写照：产业刚起步、没有话语权、举步维艰。国产芯片史上，2001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发展集成电路第一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2001年还诞生了多项国内“首次”：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与方舟科技公司合作研发了方舟1号CPU；邓中翰在中关村点亮国内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媒体芯片“星光一号”；在北京海淀区中科院计算机所旁的一栋小白楼，学院派“龙芯”课题组正式成立，崇尚毛泽东思想的胡伟武，带着师生要做出独立于Wintel（微软+英特尔）之外的技术体系；海归派博士武平、陈大同等人创立展讯通信，以行业黑马的姿态杀入市场，次年便研发出第一颗手机芯片……看似不错的良好开局，在18年后回头看，并没有扭转中国“缺芯”的尴尬境地。探究一个科技产业为什么没有做起来，是个极其复杂的话题。但从领军人物及其企业的成长、突围、困局和无奈中，我们或许能窥见一二。11999年，汉卡发明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被柳传志踢出联想。他坚持自主研发CPU，这与联想当年的“贸工技”战略重点南辕北辙。六旬科学家正失意时，加拿大华侨李德磊找上门求助。李德磊的公司中芯微（方舟科技前身）为日立公司做芯片设计类外包。但日立刚解除了合同，李德磊的公司瞬间陷入危机。倪光南得知对方有一支做CPU的完整队伍，如果用上自己的人脉和信用，那他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梦，就可以嫁接到眼前这家垂死的公司上面。李德磊也没有拒绝。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他自然不会无视倪光南背后的无形资产。但这种结合从开始就埋下隐患——商业组织里，最要命的便是同船不同心。大家目的地不同，总有人要湿身离场。事后看，“方舟”搁浅也是种必然。不过在当时，双方还是维持了一段载笑载言的日子。在倪光南的奔走下，李德磊公司获得深圳一名民营企业家投资的2000万元。政府也开始关注这家民营芯片公司。2001年7月，倪光南心心念的自主研发CPU——“方舟1号”面世。此前两个月，他刚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身份加入方舟。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媒体盛赞“方舟1号”改写了中国“无芯”的历史。这种“鉴定”同年也被用来评价邓中翰的“星光1号”数字多媒体芯片，邓中翰当时还获称“中国芯之父”。由此可见，国人当年对于芯片行业的落后现状是多么地介怀。倪光南助手梁宁曾撰文记述“方舟1号”面世之隆重：中国工程院前任院长宋健、前任副院长朱高峰亲自担任鉴定委员会正、副主任，现场发布会由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主持，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等几名部委领导，都去了现场并发言。CPU造出来了，如何进入市场成了关键问题。此时，倪光南与李德磊产生第一次重大分歧。 前者利用自己的关系，为方舟拉来第一个客户。该客户毅然从英特尔转投方舟阵营，但李德磊却拒绝供货。“他们爱买不买。”据李德磊下属向媒体回忆，在李德磊眼中，那些小客户就是“要饭的乞丐”，而他不愿意做“要饭的头”。李德磊要挣大钱——当年政府启动了NC（网络计算机）采购，目的是要推动NC产业链的发展，这才是大订单，所以李德磊不把市场开拓当回事。据说在倪光南和李德磊得力干将刘强的极力说服下，方舟才建立了市场部。但由于李德磊对市场厂商的态度，市场部包括倪光南本人定位都很尴尬。5个月后，倪光南被迫离开方舟，就像两年前他被逼离开联想。不同的是，为了芯片梦，他在离开后还在持续帮方舟科技找资源、找钱、找人。2002年，中关村管委会还以中关村软件园名义入股方舟5000万万元，占股5%。 但事实上，方舟科技仍是李德磊的家族企业，他及家人总占股70%以上。李德磊将宝压在政府NC采购上，但“方舟1号”的现实困境是生态。用梁宁的话说，绕得过英特尔，跨不过微软。即便是到现在，电脑的核心也是英特尔+微软，二者组成了“Wintel”天团，在这个天团周边，围绕着错综复杂的马达加斯加生态。2004年12月28日，北京，英特尔迅驰广告而当年为了规避知识产权，方舟选择了一个有别于“Wintel”的技术路线——自主CPU+Linux操作系统。可到头来发现，没有那个马达加斯加生态。电脑上的浏览器、Office、播放器....都要重新开发移植。当年政府各部门采购了几万台NC。但用户很快发现，NC上的工具，打不开其他电脑上发来的文件。早年媒体报道，一些学校校长，每逢领导来视察，就会拼命诉苦：NC不能用啊，让我们换PC吧。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生态，NC市场迟迟打不开，2004年，方舟被传陷入资金危机。李德磊即刻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转做来钱快的小灵通。一名前员工对《IT时代周刊》回忆，李德磊曾说“方舟3号”是狗屎，国产CPU无市场。他还给员工们算了一笔帐：小灵通芯片每年出售上千万片，几年利润可以上亿美元。而此前，“方舟3号”已被列入国家的“863课题”，政府拨了研发经费1538万元。芯片产业前期离不开烧钱，按说1000多万也不算大数目。要知道，当年为了扶持三星半导体自主研发，韩国政府甚至动用了韩日建交时，日本支付的战争赔款。但让人们难以接受的是剧情是，李德磊的直接放弃。这一标杆性项目，瞬间倾颓。李德磊的苦衷也是实情：拨款太少了，根本不够给研发人员开工资。很明显，自主芯片梦是倪光南的，但不是李德磊的。 所以当触摸到现实的骨感轮廓后，李德磊出于商人本能，选择了断臂求生，哪怕是场面很难看的撕破脸。行业人士也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国家的长期战略，不能强行绑缚在一个商业企业身上。方舟后来一只手伸向房地产行业，有媒体记录了“方舟大厦”在建时，李德磊曾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真正赚钱的是房地产，不是高科技。”方舟闹剧后，倪光南院士背负着沉重的歉疚，向科技部“负荆请罪”。李德磊干将刘强失望之下也离开公司。刘强后来创立上市公司君正，继续做芯片，小米手表、360摄像机都是该公司客户。离开方舟后，倪光南、刘强反而交往更近，两人都是技术派。倪光南无意中提起一段往事：李德磊曾在酒桌上透露刘强是他的侄女婿、自己人，这致使倪光南长期刻意疏远刘强。但刘强听说这事后一脸蒙：他与李德磊没有半点沾亲带故。李德磊心思之深，是倪光南这种技术专家看不透的。原北京副市长刘志军落马后，法院认定的诸多受贿中，有一例是李德磊夫妇赠送刘志军在加拿大留学的儿子两万加元。理由是感谢刘在方舟科技资金困难时提供过的帮助。俱往矣。这段伤“芯”往事，只留下一个堂吉柯德式的收尾。沉没的“方舟”，成为国产芯片史上一处布满铜绿的遗迹。2此时，另一艘大船正在芯片海洋中寻路。“我经常用船来形容我们的公司，车分左右边，在路上也不能随意开，海洋却是通往全球的。中星微就是茫茫大海里面的一条船，我希望它能够不断探索出新的领域、新的道路、新的资源，而不是作为驻留某个地方的一个小岛，停滞不前。”这是中星微创始人邓中翰说的。邓中翰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9年受邀参加50周年国庆观礼后，从硅谷回国，创办中星微，信息产业部是其主要股东之一。由于中关村办公场地不足，中星微生在北土城附近的一间简陋的仓库里。在所有芯片创业者中，邓中翰是最为聪明的那拨人。他第一时间看到“路上不能随意开车”这一现实。邓回国创业时， 国外芯片寡头早已崛起，英特尔、德州仪器、三星半导体已分领域、分层级瓜分了市场。深圳中星微大厦就像在悠长的高速公路上，这些企业在最右侧车道，受着芯片行业那个著名的“摩尔定律”的驱使，一直高速飙车。而从原点追赶是一件极难的事，有时还会变成无用功，比如“方舟”项目。于是，中星微选择从市场竞争相对不那么白热化的点切入——做多媒体芯片，像当年PC的摄像头芯片、手机的音乐芯片。历史上，三星半导体也采用了类似战略。三星没有从CPU这类明珠芯片入手，而是选择从存储、驱动等相对周边的芯片入手。事实证明中星微的选择是对的，并由此占据PC摄像头芯片这一细分领域60%以上的国际市场。包括曾将中星微拒之门外的索尼，后来也成为该公司的客户。倒是应了邓中翰在索尼门外撂下的狠话。这些成果被媒体宣传放大后，足以满足国人的自尊心。虽然有业内人士指出，中星微所攻领域并不是核心芯片，在国际产业链上并没有影响力和议价权，但中星微却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被迅速打造为光芒四射的中国芯领军企业。创始人邓中翰成为国家级半导体工程“星光中国芯工程”的总指挥，顶上了“中国芯之父”的盛名，企业拿到的政府资助最多，2005年第一个在纳斯达克上市。此后，邓中翰还成为中国工程院最年轻院士（41岁入选）。邓中翰的优等生气质，为中星微发展定了基调，某种程度上也算一种桎梏。员工说，邓中翰是从来不见客户的。他的工作日程表中，最重头的是技术开发，其次是投资者关系、政府关系和日常管理。中星微有“红色创投”背景，邓中翰曾两次受邀到北戴河度假。第二次是2008年盛夏，科技部官员打来电话，问他月底是否在国内，中央邀请他去北戴河度假。他紧忙说有时间。当年全国共有60人接到邀请，大都是有海外留学背景、回国创业的专家。比如前中国首富、当年光伏行业的领军人物施正荣。这也让邓中翰深入思考并与其他创业者探讨一个问题：如何将各自在商业上的设想，与国家意志结合起来，以创新满足国家和市场的需求？按邓中翰设想，中星微要做苹果、索尼那种引领世界潮流的公司。邓中翰当年接受《创业家》采访时也坦言，他和公司主要的精力仍然在做研发而不是盈利上。中星微的大股东有政府背景，政府不指望短期内的财务回报，而是希望他们坚持自主创新，把“星光中国芯”工程做大做强。遗憾的是，集合众多资源，中星微依然未能做大做强。2005年上市后，创始团队忙于“各种星光”，离市场有些远。与之相对的是，PC、手机属于消费市场，风云变换，中星微没有跟上节奏。比如，当年中星微针对手机开发的“音乐芯片”，是挂在手机主芯片外的一颗专门播放音乐的芯片。可是很快，手机主芯片企业如联发科，都在自己的芯片中集成了音乐功能，这一下子让中星微失去了市场，还没有及时找到其他出路。联发科等的降维式打击，让中星微丢掉家门口的领地。2008年起，由于核心业务受到冲击，中星微陷入长达四年的亏损。2011年，中星微宣布进入安防视频监控领域，营收情况有所好转。但这家企业的“星光”也就此黯淡了下去 。2015年从美国退市、2016年借壳回A股，也都波澜不惊。邓中翰和中星微一度在媒体上消失。有一次还是在歌唱家妻子谭晶的相关文娱报道中，提到邓中翰的名字。在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邓中翰的发言还是熟悉的味道：他再次重申中星微将数亿枚芯片打入国际市场，“彻底解决了中国无芯的历史”。他也提到两年前，中星微开发的中国首款嵌入式神经网络处理器(NPU)芯片——星光智能一号诞生，标志着中国在该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新近与公安部牵头制定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国家标准，让中国成为“此领域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标准的国家”。只是这些第一的价值有多高，行外人参不透。3相比放弃高速路、改走海路的中星微，行业另一领军企业展讯通信更爱高速路飙车。在20世纪初的芯片创业潮中，展讯的运作模式最为市场化，选择的阵地也是正面战场，做核心芯片，技术实力业内公认更高——当然，由此也注定这家公司的命运更为多舛。2001年，受当时信息产业部鼓励，武平、陈大同等人从硅谷回国，筹建展讯通信，设定目标是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基带芯片。政府承诺将通过央企为展讯投资3亿元。此前 ，中国发布《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吸引了一批海归投身科技创业浪潮。相比其他硅谷回来的海归，展讯创始人武平身上有层模糊的悲剧色彩——展讯一开始就为钱所困。他们回归后才发现，政府承诺的资金要分批次到账。为了维持公司研发运转，武平等人不得不到海外资本市场找钱。就连展讯的竞争对手——联发科曾经都是这家公司的投资人。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投的是人——他看到了武平商业计划书上的科研人员阵容，便立即拍板投资。当然，后来随着展讯变成联发科的对手，这部分股份被其他投资人赎回。为了筹钱，展讯股权架构变得极为复杂，且创始团队股份一再被稀释，武平本人持股不足5%，最后失去公司控制权。这是他在创业之中特别遗憾的事情。但缺钱的展讯在市场表现上很争气。2003年，展讯自主研发了手机核心芯片，为公司带来1亿元以上的收入。在展讯的客户名单中，有当年出货量之王的夏新、波导等“机王”身影。2004年，展讯还率先研发出TD-SCDMA手机的核心芯片。凭借一股气，它在2007年冲上美国纳斯达克。展讯在纳斯达克上市只是鲜花簇拥有时并非好事，捧花前行更容易会遮蔽视线。冲顶后，展讯内外矛盾渐次爆发，内部管理问题、外部市场战略均遭遇挑战。比如武平力主收购的美国美国射频 （RF）芯片公司Quorum，当时代价是7000万美元，但一直打不开市场，后续还有持续亏损。这令展讯在随后的金融危机面前，毫无辗转腾挪之地。当2009年后Quorum为展讯打开新市场后，武平已经被迫出局。武平对TD-SCDMA研发的执着也受到质疑。中国3G商用是2009年的事，当时由于商用迟迟没有时间表，拖垮了一批TD芯片公司，展讯拿出5亿元投入其中，是否符合商业规律？在多年后同《创业家》记者的一次交流中，武平承认自己有私心——他是技术理想主义者，研发TD也是想为国家通讯产业做点事，这等于把一家商业公司绑缚上国家产业战略的车轮。在市场上，展讯又为反应慢半拍持续交了昂贵的学费。国外友商曾给展讯起了个绰号——“2Q”，不管说什么都会延迟两个季度(Quarter)。而在芯片巨头都遵从的摩尔定律中，芯片每18个月性能提升一倍，成本降低一半。硬件技术迭代周期虽比软件和互联网要长，但也是分秒必争，一步落下可能前功尽弃，展讯就这样被落下了。联发科一度抢走了90%以上的国产手机市场。原因令人惋惜。陈大同看到的是内部管理问题。他曾在一次行业会议上坦白剖析当年展讯的问题，企业上市后，因为政治斗争打击了士气，公司至少有一半以上的项目，没完成就停了下来；公司总监级别以上的管理者，大半都想走。更为奇怪的是，在公司内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芯片成本，甚至负责成本控制的部门、产品负责人甚至CEO，都不知道芯片成本。为此还出现过销售和客户谈好价格，但回来发现成本做不到的问题。华为任正非曾评价展讯：“这帮海归技术不错，但不懂市场”。2008年以后，联合创始人陈大同离开展讯。2009年2月，武平辞去CEO职务，淡出展讯。接受《创业家》采访时，武平还在强调：“我在不在展讯没有关系，但展讯一定要留在中国，这是我回国创业最大的初衷，也是展讯未来长久发展的根。如果我要做一个国外的公司，那我回中国来干吗？”2013年底，展讯从纳斯达克退市，国家队清华紫光宣布对展讯完成收购。紫光采取了“买买买”战略。第二年，紫光又买下展讯竞争对手锐迪科，两家公司在2016年合并为紫光展锐。数据显示，2017年在中国芯片设计公司中紫光展锐营收排在第二位，位列于华为海思之后，紫光展锐目前是国产芯片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不过，展讯在几年间经历了上市、退市、被收购、整合等一系列“大折腾”，命运起伏让人唏嘘。4沿着2001年的起点，不难看到，展讯、方舟、中星微三家星光熠熠同时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芯片公司，由于各自未竟的遗憾，尚不能跑赢摩尔定律。但未来尊重产业规律、少犯错、让自己更强悍的存活下去，或许也是一种情怀输出。正如一名芯片行业老专家语重心长地向AI财经社强调，“集成电路是实体行业，不是互联网经济，在各种会议上放狠话、放卫星这种模式，是行不通的。 ”换言之，芯片搞不来大跃进，产业贫血是综合性发育不良的结果。芯片业周期长，环节多，还要有不随大流、创新、冒险、容错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教育体制，未来可能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投入，才能向前跃进一大步。可供参照的是，高通创始人艾文·雅各布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前布局CDMA研发，这才成就了几十年后的智能手机芯片霸主。但在当下，置身其中的人，只能沉下心来，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杜琼芳】 今天一则绍兴鸭子将出征巴基斯坦治理蝗灾的消息一度占据了微博热搜头条位置，对此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采访了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所家禽研究室从事家禽研究工作的卢立志研究员，他对环球时报英文版表示确有此事。此前他也曾和浙江绍兴诸暨的养鸭厂国伟禽业公司在2000年针对新疆蝗灾有过牧鸭治蝗的合作。“现在我们要把牧鸭治蝗的技术完善起来，不仅运用到我们自己国家的治蝗工作中，也可以对一带一路国家如巴基斯坦进行技术输出，帮助他们治理蝗虫。巴基斯坦也派博士过来学习以及参与研究，打算在疫情结束之后和我们一起去新疆试验治蝗技术，”卢立志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不过卢表示，巴基斯坦目前遭遇的这波蝗灾，我们中国的鸭子赶不上了。“我们的鸭子起码要等到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才能过去。现在巴基斯坦治蝗主要还是靠农药，以生物方法治蝗占的比重很小，但在慢慢想办法增加它的比重，”卢立志说。卢立志表示，农药会产生环境污染，而生物防治没有污染，而且这种鸭子能节省饲料，产生经济效益。增加生物防治的比重对环保和发展经济都有好处。而计划参与此次牧鸭治蝗的绍兴诸暨企业国伟禽业的负责人李国伟告诉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一旦巴基斯坦方面有需要，他们就能开始供货。李国伟表示，他们的鸭苗生下来饲养一个月后，长到1斤左右就可开始治蝗工作，长到两个月的青年鸭是最佳的。“这个鸭是在绍兴鸭的基础上由多种鸭品种杂交配种的新品种，因此血缘多，优点多，具有抗病能力，繁殖能力都很强的特点，耗料少，产蛋多，产的蛋是青壳蛋，破损少。”绍兴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综合调研处处长谢军对环球时报英文版表示，参照以前以鸭治蝗的经验，发现绍兴鸭的治蝗效果比较好，且绍兴这家企业养殖的鸭子数量较多，能满足外国治蝗的需求。

周口日报·新周口客户端记者 杜欣 通讯员 张静“光照不良、肥水不足、果实得到的养分少或不均匀时，也容易出现畸形果。”“种瓜，出三个叶后就应该掐头，留三个枝，枝出三到五个叶继续掐头。掐头晚了会造成减产，目前应继续掐头。”“养猪场投资大风险大，不能一味贪大求快，要吸取其他地区养猪场成功经验，稳重求进，做好生猪防疫和消杀工作。”“肾结石这个病以现在的医疗水平应该用腹腔镜治疗，患者痛苦小、费用低。”“要充分挖掘淮阳的文化特色、自然资源特色，以特色叫响品牌、吸引游客。”近日，来自河南农大、农科院、安钢集团、周口市中医院、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12名省派专家人才以及2名省派博士服务团成员，结合自身专业，分别深入田间地头、养殖场、医院、企业、太昊陵景区进行调研指导，为淮阳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传经送宝”。在冯塘乡刘庄行政村产业扶贫基地日光大棚，农大的李胜利教授围绕大棚的建设和管理、蔬菜瓜果种植技术、优质果品生产和市场对接进行了指导；在朱集郑小楼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验田里，农科院的王志勇、常高正教授手把手教群众掐头、浇水、滴灌管道铺设、病虫害防治技术。当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带头人郑运启说：“有了专家提供技术指导，自己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信心更足了。”在两个农牧企业，农大付彤、王新卫教授以及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天增董事长深入了解企业经营发展状况，与企业负责人沟通当前养殖行业现状，交流养殖经验，规划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在太昊陵景区，博士服务团成员周全明和刘闯博士与景区负责人就景区现状、庙会情况、游客构成、旅游资源开发前景进行了交流，为后续淮阳区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提供思路。在淮阳区中医院，市中医院一行三人向该院捐赠中医健康养生手册500份，之后深入病房手把手指导腹腔镜治疗肾结石手术。在淮阳新华食品机械厂，安钢集团的技术专家吕开强详细了解了该厂存在的技术难题和困难,现场讲解并提出改进措施。据了解，淮阳区委人才办非常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使用工作。一是结合实际，精准引进。在引进人才时，进行充分的调研，掌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人才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引进。比如，从农大和农科院引进的5名种养殖业方面的专家人才，就是结合该区农业大县的特点，为下一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储备人才。二是真情关爱，因材施用。为了表示对到到淮阳区帮扶的专家人才的重视，组织了省派专家人才助力淮阳脱贫攻坚欢迎会，给省派专家人才和结对帮扶单位提供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为下一步帮扶工作计划的制定和落实奠定基础。会上，市政协副主席、淮阳区委书记马明超代表区委、区政府介绍了该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情况，并安排相关单位做好对接和专家人才的生活保障和服务工作。参会人才也纷纷表示，将把淮阳当成“第二故乡”，结合自身优势，充分发挥专业特长，服务淮阳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来源：周口日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