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副产品产业研究

中商情报网讯：南宁市农产品资源丰富，粮食、蔬菜、乳制品、淡水产品产量多年稳居广西首位，火龙果、晚熟杂交柑橘种植规模和产量全区第一，是全国最大的火龙果生产基地（火龙果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近五分之一），水果、蚕茧、肉类产量居广西第二，有绿水江牌香蕉、力拓牌大米等一批农产品知名品牌以及南宁香蕉、横县茉莉花茶、上林大米、上林八角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农产品），具有发展农产品电商的先天优势。但是，农业现代化、标准化、信息化程度较低，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兼业化、低端化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农产品依然存在“滞销、进城难”问题。因此，有必要充分抓住新一轮信息化发展机遇，进一步加快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深化，为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扫清障碍。南宁市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政府积极推动农产品电商发展出台一系列支持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文件。2011年南宁成为全国首批23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次年市政府就下发《2012年南宁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目标任务》，并陆续出台《南宁市电子商务发展规划》、《南宁市电子交易管理办法》、《南宁市进一步加快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若干意见》、《加快推进南宁市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工作方案》、《南宁市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南宁市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规划（2016-2020）》、《南宁市促进电商精准扶贫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从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知名电子商务平台引进、电商人才培养、金融政策扶持等多个方面推动全市的电商发展。近年来，南宁市通过不断强化农村电商人员队伍、物流配送体系、创业就业环境等软硬环境建设，加快突破农业产业化、产品标准化、品牌化等电商发展制约瓶颈等措施，不断加快电子商务进农村的工作。截至2017年底，全市已有横县、宾阳、上林3个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农产品资源丰富，电商交易规模不断扩大2017年南宁市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17.67亿元，比2016年的16.62亿增长了1.05亿元，增长了6.32%。预计到2018年全市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将达20亿元。从卖家数量看，截至2017年12月底，南宁商家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设的网店有7000多个，占广西全区的四分之三。而2017年南宁市生产水果248.32万吨、蔬菜585.4万吨、茶叶4225公斤，农林牧渔及服务业总产值达到700亿元，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与农林牧渔及服务业总产值比值仅为2.5%，农产品电子交易化的比率比较低。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农产品电商平台建设成效明显南宁市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主要分为自建电子商务平台、应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两种，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全市共有7个自建电子商务平台，其中南宁市商务局与市两新组织党工委联合建设“党旗领航电商扶贫”网销平台通过知名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上搭建网上店铺的形式，提供农产品网上销售服务，是政府部门自建的比较成功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而“舌尖网”、“供销优品”、“八桂鲜”、“易菜篮”等是较为典型的企业自建平台，尤其是“易菜篮”，以农产品直供方式从田间到厨房全程冷链运输配送到家，入选了国家工信部“信息消费创新应用示范项目”。截至2017年12月底，南宁商家利用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主要有微店（微信）、淘宝、京东、苏宁易购、天猫、阿里巴巴、供销e家（供销社）、邮乐网（邮政）等，销售的主要品种为茶叶、水果、乳业、畜禽、蛋类、水产等特色农产品。农产品电商物流环境不断向好1.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南宁市交通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增加，2017年完成行业（不含铁路、轨道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96.33亿元，同比增长10.02%，比2016年提高了2.72个百分点。相继建成南钦高铁等4条高铁、来宾至马山、马山至平果、南宁新外环等多条高速公路及南宁东站、新机场航站楼、西乡塘客运站等一批重大项目，南宁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一千万人次大关，“12310”高铁经济网、“一环六射一横一纵”高速公路网初步形成；截至2017年年底，全市内河港口吞吐能力超过1800万吨；公路总里程突破1.28万公里，实现了“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公路”。2.全市快递行业快速发展南宁市快递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初步形成了以邮政速递、中铁快运、民航快递等为代表的国有快递企业，以顺丰、申通、宅急送等为代表的民营快递企业和以DHL、FedEx等为代表的外资快递企业多元共存的良好局面。2017年南宁市亿元快递物流企业已超过3家，已有39个快递品牌进驻，全市获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有178家，快递从业人员约19000人，建成日均处理量10万件以上分拨中心7个。3.农村物流体系不断完善通过合理规划和布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支持面向农村的城乡仓储物流平台建设，构建了适应农村电商发展的物流配送体系。截至2017年底，横县已建成1个农村淘宝县级物流仓储中心和130个村级物流驿站，宾阳县所有乡镇实现快递全覆盖。依托村邮乐购，邮政EMS村级覆盖率达70%；菜鸟物流村级网点51个（农村淘宝），综合村级物流网点覆盖率达80%。互联网基础设施强势推进大力实施“宽带南宁”战略和“互联网+”行动，截至2017年12月，南宁市互联网出口总带宽5520G，同比增长94.37%；50M以上家庭宽带接入用户数占比提高到32.2%；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1.14亿G，户均流量13.21G，同比增长107%；IPTV用户数54.7万户，广电宽带用户数38.68万户，同比增长117.8%。固定宽带建设方面，城区实现了光网全覆盖，农村地区行政村光纤接入通达比率98%，互联网宽带接入通达率99.99%。移动宽带建设方面，南宁市已建设开通的移动基站3.46万个，其中4G基站数量1.76万个，同比增长34.39%。移动4G高速宽带网络基本实现了城乡全覆盖，行政村覆盖率97.8%。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强势推进，为全市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信息化支撑。农村电商网络服务体系基本建成通过用足用活国家、自治区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工作的相关政策，规划建设县级电商服务中心、电商产业园、乡村电商服务站（点），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目前，南宁市已建成县级电商服务中心6个，分别为横县、宾阳县、上林县、兴宁区、西乡塘区、邕宁区；农村电商产业园6个，分别为横县3个、宾阳县2个、上林县1个；完成村级服务点（体验店）超1600个（其中已覆盖行政村561个），全市发展农村电商氛围深厚，行政村农村电商覆盖率达65%，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横县、宾阳县县级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集O2O中心、溯源中心、培训中心、企业孵化区、创客空间等功能区于一体，可提供品牌注册培育、电商培训、创业孵化、网络营销策划、网站托管等多种服务功能。培育出一批县域农副产品电商品牌通过引进乐村淘、一亩田等大型农业电商企业，与阿里巴巴集团达成合作协议，实施“农村淘宝”项目等举措，农产品电商得到快速发展，培育出横县茉莉花茶、甜玉米、木瓜丝酱菜、富硒香米、粽子，宾阳县古辣香米、洋桥芋头、新圩土制红糖、百桂米粉、胜哥沙糕，隆安龙眼、荞麦粉、雁江香米、霸王花、姜母红糖，武鸣那羊香米、百香果，上林县的维度泥鳅，西乡塘坛洛土鸡等一批农副产品电商品牌。农产品电商模式多样目前，南宁市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模式主要有B2C、B2B、F2C、O2O、地方特色馆模式、农村服务站模式等。例如，采用B2C模式的主要是一些农户分散经营的大宗农产品例如江南区西瓜的销售；B2B主要是香蕉、茉莉花等产业规模较大的农产品的龙头企业，例如金穗农业集团有限公司、金花茶业等；采用F2C模式的主要是一些在淘宝、京东、微信等网上平台上开店的农户，规模一般较小；采用O2O模式的典型有易菜篮、乐村淘和威宁公司主导投资的宁家鲜生；地方特色馆模式的典型就是南宁市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在淘宝网络平台上开设特色农产品馆——南宁馆，用于推进农副产品在网上销售；农村服务站模式目前主要是淘宝、苏宁易购、京东、邮政等电商农村建立的服务站，如农村淘宝、村邮乐购等。南宁市农产品电商发展面临的瓶颈与制约因素农产品电商规模较小近年来，南宁市电子商务交易额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但作为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产品电子商务在电子商务交易额中的比例比较低。2017年南宁市重点企业电子商务交易额2500亿元，而2017年全市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仅17.67亿元，占重点企业电子商务交易额的比重不足1％，交易规模相对较小。农产品电商区域发展不均衡全市农产品电商可以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横县、宾阳，是7区5县中农产品电商发展最好的二个县区。尤其是横县，各类农村电商平台的村级服务站总数达700多个，占全市的60%以上，作为南宁市唯一的产业扶贫典型材料上报国务院扶贫办。第二梯队是上林县、马山县、隆安县，邕宁区和武鸣区，这一梯队的县区农产品电商发展相对横县、宾阳县较为滞后，目前主要是通过引进电商平台，推进农村电商村级服务点（体验店）、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等农产品电商硬件基础建设，其农产品电商处于起步阶段。第三梯队的是青秀区、西乡塘区、江南区、良庆区、兴宁区，主要是城区，第二、第三产业基础条件好，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较低。农产品电子商务自建平台知名度低尽管有淘宝、京东等全国性的电商平台参与到本市的农产品电商发展中来，但是大部分农产品电商自建平台普遍存在网站建设滞后、规模小、知名度较低的问题，目前基本没有全国知名的农产品电商自建平台。一些相对较大的电商平台例如南宁“党旗领航电商扶贫”网销平台主要以提供供求信息为主，大部分农产品电子交易支付等功能不能实现，也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同时，自建平台上雷同农产品太多，同质化经营严重，多数农产品没有形成品牌或品牌竞争力不强，知名度不高。大多数农产品的交易市场还没有配备相应的信息设备，不能将农产品市场的信息充分展示，虽然已有物流网和农业信息网络平台等相关网站，但针对农产品的加工与仓储等流程的专业化网站建设并不完善，不能适应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需求。农村电商基础设施薄弱物流成本较高。尚未形成完善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电子商务进农村最后一公里问题还没有完全破解；农产品在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方面运营主体规模小、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不强，尚未形成完整的农产品产业链，导致农产品物流资源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增加了物流成本。农产品配送能力薄弱。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建设仍以农业生产基地到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主，批发市场到零售店和零售店到客户的末端渠道建设滞后。鲜活农产品预处理加工设施、冷链物流、冷冻仓库建设落后。村级电商服务站运营能力还需提升。目前，全市虽然建成了不少村级电商服务站，但网点业务内容单一，营销实绩较少，仅从事网上代购、充值等便民服务，网上代卖和网销农副土特产品、旅游产品还需提升。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一是涉农网站少，且缺乏专业水准。多数网站信息以宣传和服务为主，真正从事农产品交易和为交易服务的较少；许多涉农网站信息更新慢、内容抽象、缺乏吸引力。二是农产品网销标准化进程亟待加快。许多农品还不符合网上营销的条件，没有进行质量认证，注册品牌商标等。三是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工具不足。农产品电商发展所必须的预处理设施、冷库、冷链建设需要相当的资金，这些涉农项目回收风险大，加上当前各大银行普遍面临去杠杆压力，因此较难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农产品电商自有品牌缺乏南宁农副产品丰富，香蕉、茉莉花、甜玉米产业规模居全国之首，是全国“南菜北运”和“西菜东运”基地。虽然横县茉莉花茶、力拓牌大米、横县甜玉米等农产品在网上热销，但大部分都是依托原有的土特产品牌进行的销售，电商销售的农产品基本没有形成有影响力和竞争优势的品牌，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品牌。专业人才紧缺电商运营中心即使是发展较好的横县也普遍缺乏电商专业技术人员，不具备高水准的品牌及营销策划、设计、包装、宣传、运营服务能力，电商企业和网商创业者迫切需要提供电商销售技术指导和服务;大部分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利用网络平台推广农产品的能力、采用电子商务技术降低与客户交易成本的能力都比较低；大部分农产品电商从业人员专业知识、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对网络店铺管理、信息采集和发布，市场行情分析和反馈等营销缺乏系统认识,而高等院校电子商务专业的优秀人才基本不愿为农村地区服务，这都极大制约了南宁市农产品电商的快速发展。南宁市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对策建议进一步加大组织引导做好顶层设计。积极借鉴浙江、广东等农产品电商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加快解决本市农产品电商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降低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制度成本。把农产品电商纳入扶贫开发工作体系。重点支持贫困村网店建设，鼓励有农产品资源的村镇、贫困村、贫困户网上开店或与电子商务企业合作，开展农特产品线上销售，提升贫困户创业增收能力。利用粤桂扶贫协作茂名、南宁两市对口帮扶的契机，推动上林、马山、隆安三个县与广州茂名市电商扶贫产业对接协作，进一步促进电商精准扶贫工作，助力南宁市脱贫攻坚。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进一步梳理典型案例,将农村青年创业故事、企业发展经验、产业基地运营模式等进行宣传推广。完善农产品网络销售体系拓宽农产品网络零售渠道。引导农户通过淘宝、京东、苏宁等知名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开设网店；引导农民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自建农产品电商网站，培育农产品网络销售品牌；积极探索跨境电商、微商、网红营销等新型电商业态，拓展网络零售业务，增加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构建多层次农产品网上销售渠道。依托“南菜北运”信息平台，积极推动南宁市茄子、苦瓜、冬瓜、南瓜、豆角等蔬菜产销对接。推动西瓜、香蕉、甜玉米等大宗农产品在知名涉农商品信息平台进行网上批发、大宗交易等电商业务。引导海吉星水果批发市场、五里亭蔬菜批发市场、金桥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农产品交易市场发展网络分销业务。鼓励个体农户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及网红等方式开展农产品网上直销。引导和支持金穗香蕉产业示范区、十里花卉长廊示范区、中华茉莉花产业示范区等现代农业园区开展“网上农产品直销”和“时令农产品预订”等网络直销。鼓励生鲜农产品采用“网订店取、网订店送”电商模式，促进网上直销。适时开展季节性农产品网上促销。依托第三方网络团购促销平台，或者通过举办广西“三月三”电商节、扶贫日促销以及其他网络购物节等网络促销活动，适时开展西瓜、火龙果、百香果、香蕉、龙眼等季节性特色农产品团购促销活动。提高自建平台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优化平台细节，提升顾客体验。优化平台网页设计，考虑如何增加亮点，吸引进入平台网页的用户的注意力，增加用户下单可能性。增加平台支付方式的种类与数量，使得支付更加便捷。与知名网站开展合作。鼓励平台与知名度大的电商交易平台如淘宝、京东、天猫等开展合作，进行合作网站登录，即使用淘宝、京东等网站的账号便可登陆到农产品电商平台进行购物，提高交易平台的访问量形成较大潜在流量和潜在销售订单。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增强品牌引进，销售国内部分特色农产品，扩大平台销售的商品范围。增强农产品品质，将本市的一些地标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如上林八角、南山白毛茶、横县茉莉花、上林大米等打造成为农产品爆款，凸显平台特色的同时，增加销售。完善商品信息，在提供基本介绍和商品全方位实物拍照图片的同时，增加商品供应商资质信息、商品历史信息、视频信息甚至在田间地头的种植信息等。扩大商品供货渠道，农产品电商平台可积极与商业信誉等级高的农业开发公司或专业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深度合作，扩大平台直采规模，保证商品来源可靠性，也便于后期进一步开展商品溯源机制的建设，更好的保证商品品质。重点打造一批有一定基础的平台。对目前南宁市已经有一定影响力的电商平台，例如“舌尖网”、“供销优品”、“八桂鲜”等，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高其知名度和覆盖面，打造成为区域知名电商品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县级快递仓储物流中心，加快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点布局，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加快冷链物流建设，打造以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南宁市农产品交易中心、五里亭蔬菜批发市场、南宁国际综合物流园（玉洞冷库）、金桥农产品批发市场、广西华穗农产品物流中心等核心的农副产品冷链物流服务网。发展产地预冷、冷链运输、冷库仓储、定制配送等全冷链物流，构建适应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物流配送体系。强化与邮政、“四通一达”等重点物流快递企业的合作完善农村电子商务配送和综合服务网络，解决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提升农户家庭宽带接通率，提高宽带速度，降低宽带资费，加大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等网络终端设备在农村的普及率。完善农产品电商服务体系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认真组织实施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工程、农业标准化建设工程、农业投入品整治工程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能力提升工程、监测预警工程、追溯工程。完善农产品检验检测和安全监控等设施建设，加强对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贮藏、运输等环节的质量管控，保障农产品质量。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通过贴息贷款，小微企业集合贷款等方式，支持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零售市场、仓储物流设施、连锁零售等服务设施建设。继续实施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探索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林权、宅基地使用权、农产品订单为担保，授予信贷额度的抵押贷款模式。加大对电商创业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授信和贷款支持，简化农村网商小额短期贷款手续。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积极实施“一品一策、品牌强农”战略。在继续壮大“横县茉莉花茶”、“力拓大米”、“‘绿水江’牌香蕉”等品牌影响力的同时，鼓励农产品电商企业开展农产品深加工、深度挖掘农产品文化，在甜玉米、龙眼、茶叶、酱菜等目前电商发展较好产品领域培育形成一批高附加值、具有文化内涵的名特优农产品，提升农产品触网销售的竞争力。强化电商品牌的宣传推广。继续开展“我为家乡代言”活动，结合特产、电视、网红、网络直播等资源，提高农产品品牌知名度。鼓励农产品销售商家效仿“褚橙”的做法，注册自己产品的商标，通过包装、品牌策划，将当地民俗文化与农产品相结合，塑造一批像横县茉莉花茶、力拓大米等知名度高的农产品品牌。壮大专业人才队伍通过整合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资源，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带头模范的作用，鼓励基层党员尤其是乡镇干部、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返乡青年等积极投身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实践，为家乡产品代言，带动农民脱贫致富。进一步强化和淘宝大学等专业电子商务服务机构合作，重点组织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加培训，培育新增电商网商，壮大电商队伍。

杞县综合显示中心映象网讯（见习记者 王韶卿 文/图）杞县按照河南省委、省政府和开封市委、市政府对杞县的发展战略定位，以产业集聚区为依托，加大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力度，狠抓重点项目建设，承接产业转移，加快转型升级，形成了以农副产品深加工和新材料新能源为主导的两大产业发展格局，努力打造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县，杞县产业集聚区被河南省人民政府评为“十快产业集聚区”。在河南泰昌食品有限公司了解建设情况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杞县农产品资源丰富，常年种植小麦80万亩、大蒜60万亩、玉米120万亩。以丰富农业资源为依托，着力培育了一批龙头企业：相继引进和培育了投资26亿元建设的杞县牧原生猪一体化项目，投资26亿元建设的单体规模亚洲最大的开封大用有限公司种畜禽产业化项目，投资6亿元建设的河南金穗面业有限公司面粉、食品加工项目，投资3亿元的河南泰昌速冻食品项目等，随着这些龙头企业的建设和投产，年加工粮食150万吨，年生产饲料210万吨，年出栏、加工生猪370万头，年屠宰白羽肉鸡1.5亿只，形成了从基地到加工，再到龙头企业带动的百亿级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河南省泰昌食品有限公司河南（素斋）速冻食品加工基地项目是杞县为壮大农副产品深加工主导产业链条引进的重点项目，于2016年10月开工建设，计划投资3亿元，占地85亩，总建筑面积达8万平方米。该项目是一家专业生产、分销、出口素斋食品和清真食品为主的企业，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年生产速冻食品6万吨，收入4.3亿元，创利税1.2亿元，解决就业1000余人。同时，可有效带动杞县及周边地区的蔬菜种植、小麦种植、牛羊养殖和面粉加工等产业的发展。在杞县潘安食品了解农产品深加工项目特色农业，引领跨越发展多年来，杞县致力于特色农业种植，全力打造“金杞大蒜”品牌，坚持由特色农业引领农副产品重点企业完善产业链条，助推经济发展。目前，杞县大蒜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全国首位，“金杞”牌大蒜品牌价值达50.24亿元，大蒜加工企业达130余家。以总投资8亿元的杞县潘安食品项目为依托，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成立了大蒜研发成果转化基地，建立了“中国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河南杞县教授工作站”和“开封市大蒜深加工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配套建设了大蒜交易市场，开通了网上交易平台，2016年，大蒜年总交易量达150万吨，网上大蒜交易额达23.2亿元。目前，杞县围绕“大蒜”，进一步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形成了种植、交易、储藏、研发、加工、销售等完整的产业链条，增加了农副产品附加值，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2016年，依托大蒜产业4000多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杞县潘安食品有限公司蒜业食品深加工项目由杞县大蒜深加工的龙头企业潘安食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项目占地83亩，投资8亿元，年加工大蒜3万吨，成品蒜片9000吨、蒜粉3000吨、黑蒜700吨，冷藏能力3.5万吨。公司蒜片车间于2015年9月份建成投产，生产能力为16200吨/年；黑蒜车间已于2016年4月份建成投产，生产能力为700吨/年；原材料库、研发中心大楼已投入使用。此外，还配套建设了大蒜交易市场及蒜业产品网上交易平台。潘安食品与中国农业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成立了研发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开封试验站大蒜研发成果转化基地”，建立了“中国农业大学杞县教授工作站”，柔性引进以中国农业大学郑志安教授为首的研发团队，依托研发中心先进的检测实验设备，精益求精、匠心研究，开发大蒜素、大蒜胶囊、蒜油、大蒜功能饮料、保健品等系列产品，提升大蒜附加值，延长产业链条，助推杞县大蒜不断飞向新的高度。实现三大产业融合发展杞县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农业产业化示范县”，紧紧围绕“农”字做文章，力足做活、做大、做强，紧紧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着力打造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县。着力打造“粮经饲统筹、农林牧结合、种养加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在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的同时，积极实施国家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的发展战略，努力打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投资37亿元的开封龙宇化工、投资15亿元的东磁新能源等项目相继入驻杞县，杞县产业集聚区被河南省工信厅评为“全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杞县两大主导产业的迅猛发展，壮大了第一产业的基础，促进了第三产业的繁荣，形成了以中原万商城、杞国新城为代表的功能完善、独具特色的商业区，杞县特色商业区被河南省人民政府评为“十快特色商业区”。行者无疆，只为筑梦巅峰；审时度势，再创百业繁荣。杞县县委、县政府抢抓中原城市群建设、郑汴一体化发展、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等发展机遇，依托杞县的大交通优势，以更大的手笔，更大的气魄，更大的格局，努力把这座文化底蕴厚重、特色产业突出、发展势头强劲的历史文化名城打造成中国产业之城、生态之城、魅力之城、幸福之城！

黑龙江省食品与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发展情况如何？作为第二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前期组织院士专家深入黑龙江省调研的相关研究课题之一，5月20-22日，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组织的“黑龙江省食品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转型升级研究”项目，第二阶段专家调研组赴哈尔滨重点企业调研，并召开项目研讨会。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大连工业大学教授朱蓓薇，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江南大学教授金征宇，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孙文志，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秘书长王苏，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王靖，黑龙江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哈尔滨商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石彦国，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江连洲，上海理工大学教授艾连中等参与调研期间的活动。在为期三天的调研中，专家组先后走访了哈尔滨北大荒豆制品有限公司、黑龙江省万家宝鲜牛奶投资有限公司、哈尔滨(百威)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并针对上述企业在资源再利用，副产品研发，产品创新力及与新的消费需求对接等方面提出了建议。通过前后两个阶段的专家调研和研讨，参与“黑龙江省食品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转型升级研究”项目调研的专家一致认为，目前，以食品工业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业是国民经济中唯一集农业、制造业、现代物流服务业于一体的战略性、全局性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我国食品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对推动区域社会与经济发展，带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扩大就业机会均具有重要作用。参与调研的专家指出，黑龙江省食品与农副产品加工以水稻、玉米、大豆、肉、乳及山林产品资源为主，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发展食品产业有独特的资源优势。与资源优势相比，黑龙江省食品与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则面临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不合理，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加工企业规模小、产品品牌优势不强、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资金短缺严重等问题。此外，稻米、玉米、大豆、肉、乳、山林产品作为黑龙江的特色食品与农副产品加工原料，具有加工产业链长、产品品种繁多的特点，需要的高新技术也多，技术在产品附加值的创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黑龙江省食品与农副产品加工企业83.75%是中小加工企业， 这些企业对高新技术的渴求和应用渴望不强，导致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功能性、多样性、方便性、绿色加工均未体现，缺乏市场竞争力。中国食品工业已进入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并行的新阶段，食品产业处于“转型与价值提升”的重要节点，未来企业的竞争力在于产业链安全的建设、产品的差异化定位和健康内涵所形成的价值。由此，专家们也提出黑龙江省食品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发展方向应在改善企业经商环境、产业合理布局、提高农副产品加工业精深加工技术水平、加强品牌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据悉，此次调研系第二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高端智库咨询服务专题调研。中国科协年会是我国科技领域高层次、高水平、大规模的科技盛会，也是大科普、综合交叉、为举办地服务的综合性年会，年会由中国科协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每年举办一届。2019年中国科协年会将于黑龙江省举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哈尔滨5月23日讯 黑龙江省食品与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发展情况如何？作为第二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前期组织院士专家深入黑龙江省调研的相关研究课题之一，5月20-22日，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组织的“黑龙江省食品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转型升级研究”项目，第二阶段专家调研组赴哈尔滨重点企业调研，并召开项目研讨会。“黑龙江省食品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转型升级研究”项目研讨会现场。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肖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大连工业大学教授朱蓓薇在会上发言。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肖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大连工业大学教授朱蓓薇，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江南大学教授金征宇，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孙文志，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秘书长王苏，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王靖，黑龙江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哈尔滨商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石彦国，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江连洲，上海理工大学教授艾连中等参与调研期间的活动。在为期三天的调研中，专家组先后走访了哈尔滨北大荒豆制品有限公司、黑龙江省万家宝鲜牛奶投资有限公司、哈尔滨（百威）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并针对上述企业在资源再利用，副产品研发，产品创新力及与新的消费需求对接等方面提出了建议。项目调研组专家实地了解豆制品生产企业情况。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肖摄 通过前后两个阶段的专家调研和研讨，参与“黑龙江省食品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转型升级研究”项目调研的专家一致认为，目前，以食品工业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业是国民经济中唯一集农业、制造业、现代物流服务业于一体的战略性、全局性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我国食品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对推动区域社会与经济发展，带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扩大就业机会均具有重要作用。参与调研的专家指出，黑龙江省食品与农副产品加工以水稻、玉米、大豆、肉、乳及山林产品资源为主，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发展食品产业有独特的资源优势。与资源优势相比，黑龙江省食品与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则面临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不合理，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加工企业规模小、产品品牌优势不强、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资金短缺严重等问题。此外，稻米、玉米、大豆、肉、乳、山林产品作为黑龙江的特色食品与农副产品加工原料，具有加工产业链长、产品品种繁多的特点，需要的高新技术也多，技术在产品附加值的创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黑龙江省食品与农副产品加工企业83.75%是中小加工企业， 这些企业对高新技术的渴求和应用渴望不强，导致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功能性、多样性、方便性、绿色加工均未体现，缺乏市场竞争力。中国食品工业已进入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并行的新阶段，食品产业处于“转型与价值提升”的重要节点，未来企业的竞争力在于产业链安全的建设、产品的差异化定位和健康内涵所形成的价值。由此，专家们也提出黑龙江省食品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发展方向应在改善企业经商环境、产业合理布局、提高农副产品加工业精深加工技术水平、加强品牌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据悉，此次调研系第二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高端智库咨询服务专题调研。中国科协年会是我国科技领域高层次、高水平、大规模的科技盛会，也是大科普、综合交叉、为举办地服务的综合性年会，年会由中国科协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每年举办一届。2019年中国科协年会将于黑龙江省举行。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报告篇幅略长，接近2万字，建议先收藏慢慢消耗——【本报告重点内容】多级供应链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非效率因素仍旧存在生鲜供应链分环节的财务成本分析供应链整合者对超额收益的获取和多余成本的降低生鲜经营壁垒：超前的时间和大规模资本投入建立的护城河一、多级供应链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非效率因素仍旧存在1.1我国生鲜供应链现状：上下游极度分散+中游多层级上游：以“小农生产”为主，集中度低上游极度分散，农村经纪商层级无法避免。自古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即以个体“小农生产”为主，至2016年年底，我国有2.3亿农户，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达2.1亿户。生产经营非常分散，集中度较低。受制于生产源头农户的分散性，以及各地生鲜品种、质量、价格不统一，农村经纪商需要对当地生产状况、语言等十分了解，且备受村民信赖的农村经纪商去各家各户收购生鲜，一定程度上，起着整合生鲜的作用。因获取各地生产信息成本高及信任机制影响，中间商很难跨越经纪商直接向农户采购，使得当前供应链无法避免的增加了农村经纪商层级。中游：损耗高、冗长交叉的多级批发模式仍占主流生鲜从农户到消费者至少经过4层的供应链十分冗长。由于上游极为分散，为了满足农产品在不同区域和不同季节时的需求，我国多年来形成了稳定的以多级批发市场为主的生鲜流通体系，即分散的农户生产商品后，由大量经纪人收购，运输至产地批发市场，随后由销地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商等分销至零售端农贸市场、超市等，最终到达终端消费者。由于供应链冗长，农产品经过每层环节的储存、运输、装卸后损耗较大，叠加运输成本、人工成本等，层层加价，使得产销两地产品差价较大，而当前生鲜零售终端毛利率普遍较低。多级分销市场也使得从生产源头地到终端消费者的完整流通过程呈现出多元交叉的特点。零售商可从二、三级批发商进货，也可从产地、销地批发市场进货，资源整合能力较强的零售商如永辉超市会一定比例的直接与农户或合作社签订订单；多级批发市场也会从农户、产地、销地批发市场进货；生鲜在不同“角色”之间的流通多元交叉，没有统一规划，使流通效率下降，商品难以溯源。生鲜直采电商频现，但盈利形势尚不明朗。近年来一些依托互联网而生的开放平台式供应链体系正在形成，如以善之农、美菜、宋小菜为代表的农产品电商企业，通过收集下游小B端订单，整合上游农户资源，实现规模采购和运输。但总体来说，由于物流成本、资源整合成本高昂，目前电商盈利较低，普遍亏损。以2011年成立的经营状况相对较好的善之农为例，2017年虽首次扭亏为盈，但营收、净利规模很小，企业自由现金流经常为负，毛利率低于8%，到目前还没有跑通稳定的盈利模型，电商未来经营趋势还不能判断。综合来看，目前国内生鲜供应链仍以冗长、高损耗的多级分销模式为主，整合能力强的超市直采只占采购的一定比例，电商直采盈利能力较差，长期经营效果尚未显现。但减少供应链的中间环节，提升采购效率一定是未来生鲜流通的趋势。下游：以农贸市场为主，超市、电商齐头并进带动直采当前生鲜零售以农贸市场为主，未来超市直采为必然趋势。由于超市生鲜购物环境整洁、其价格较农贸市场更有竞争力，消费者开始转变只去农贸市场购买生鲜的传统观念。从下游生鲜终端渠道销售数据来看，2016年73%生鲜通过传统农贸市场交易，仍稳居零售端市场主体地位，其零售摊位的分散性限制规模化采购，使中间商整合难度提升，增加了中游流通环节。超市生鲜销售占比仅达22%，远低于美国、德国、日本超市生鲜销售超70%的占比，但其始终保持稳定的快速增长，还有很大渗透空间。电商份额虽占比较小，但上升速度较快。2017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交易规模约为1391.3亿元，同比增长59.7%。未来随着超市生鲜销售占比进一步提升，将带动生鲜大规模采购，有助于其跨越多层中间批发环节，更大比例的向基地或源头农户采购。1.2、供应链多层级主要系上下游、产销地分散我国多级供应链历史演变1949-1952年，国营企业占据农产品市场主体地位，农产品匮乏使生鲜跨区域、多品种需求很小。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采取自由购销市场体制。到1952年底，国营商业的商品批发额达批发总额的60%，商品零售额达零售总额的34.4%，国营商业在零售市场占主体地位。由于此时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差，国家通过集体汇编、图上作业等物流技术，实施农产品运输。由于农产品匮乏，此时消费者还未产生对生鲜更高质量的需求，仅仅在附近区域消费，因此商品采购主要在各区域本产地。1953-1978年，农产品以统购统销为主，物流建设未受重视。1953年为稳定粮价、保障农产品供给，国家对重要的农副产品如生猪、鸡蛋、水产品等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因购价低，生产积极性不高，生鲜品种很少，叠加政府禁止跨区域交换或贩售，使农产品无需进行大规模的跨区域运输。因此生鲜农产品的物流发展没有受到重视，只建设了数量不多的运输车，仓储、配送中心寥寥无几。因此，我国生鲜供应链在物流建设方面起步晚、基础弱。1979-1984年，农产品逐步减少统购统销，实行“双轨制”，向市场开放过渡，奠定农产品物流基础。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国家逐步减少统购统销的品种和数量，同时恢复和发展集贸市场和传统农副产品市场。1983年，国家允许长途贩运，农产品上市流通量的迅速增加以及不同地区的农产品价格差异，诱发了农产品贩运和流通，形成了一批集贸市场，并随之出现数量有限的专业户，从而奠定了农产品物流的市场基础。1984年为稳定市场价格，推行蔬菜“双轨制”，对70%-80%的大路菜实行计划收购，对20-30%的精细菜放开经营。由于两个市场并存，“好菜自己卖，坏菜卖国家”的现象很普遍，国营蔬菜公司亏损严重，为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1985-1995年，全面放开价格，生鲜品种大幅扩大，批发市场迅速发展。1985年，政府对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等鲜活农产品的经营和价格全面放开。蔬菜产量和品种迅速增加，产销区域范围大幅扩大，不同地区对蔬菜需求不同使得蔬菜需要在全国内跨区域流通，但是小规模的集贸市场无法组织和分销大规模农产品的异地交易。为了解决各类区域性、小规模集贸市场面临全国性农产品大流通的问题，农产品批发市场由892个（1986年）增加至1509个（1991年）。产地、销地批发市场逐渐取代了国营蔬菜公司，占据主流地位。在零售市场上，由于终端市场低门槛、低投资，很多人涌入贩菜行列中，当时的生鲜零售经营者主要是当地的商贩、城郊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受消费者高频、分散、便利性购买需求的影响，生鲜零售摊位、菜店等大都分布在消费者住所附近。生鲜零售经营者的生鲜大都从上级批发商采购。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以“农户+各级批发商+农贸市场+消费者” 模式为主的生鲜供应链逐渐稳定，符合我国当时生产和消费的需要。1996-至今，超市、电商生鲜经营迅速发展，推动直采模式。受大型国外连锁超市率先经营生鲜的影响，1996年北京、深圳等地的超市打破只经营日常生活用品、加工食品的传统，将生鲜加入零售商品当中。同时由于农贸市场的经营缺乏有效监管，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购物环境差等问题接连暴露，政府开始重视农贸市场改建，发布多项政策鼓励农贸市场超市化改革、农超对接等，逐步引导连锁超市直接与产地合作社产销对接，推进“超市+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流通模式。1996年超市经营农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几乎为0，2016年生鲜超市渠道销售占比增长至22%。生鲜电商近两年也保持快速发展，同比增速保持在50%以上。超市、生鲜电商等多种新零售渠道的出现不断推进直采模式发展，同时转变中国城市居民生鲜消费观念。但受上游产品生产分散、物流成本高昂等多重因素影响，目前以农贸市场作为终端销售渠道的比例仍然较高。我国多级供应链形成原因1）国土辽阔，生鲜种类繁多，且产、销地分散生鲜种类多样，中间商难以全品种运输。中国生鲜种类繁多，据统计我国的食用蔬菜有229种，常用蔬菜高达150种，而美国常用蔬菜只有几种，2015年中国蔬菜产量占世界蔬菜产量份额达61.03%。一个批发商通常只会运输某几种或十几种蔬菜，难以全面覆盖。产、销地分散，产全国卖全国。为了方便农民经验可复制，各大产区倾向于种植一、两个核心品种，导致一个产区的产品上市后销售压力很大，需要进行全国分销。由于生鲜季节性明显，单个销地需要全国各个产地轮流支撑以实现全年不间断销售，从而决定了中国的农产品市场是“产全国卖全国”。由于生鲜品种的多样，产、销地的分散等自然因素影响，大大增加我国生鲜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难度。2）上、下游分散，阻碍中间商规模采购从上游看，农户及合作社的分散极大增加了下游统采难度。我国“小农经营”导致生鲜生产极为分散，农村合作社是目前与农户距离最近、最便捷的整合方式，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虽然已达193.3万家，整合了一定数量的农户，但是合作社规模均比较小，2018年上游平均50户/个（合作社）的整合度甚至远远低于美国2001年1000户/个（合作社）的整合度，且美国农户人均耕地面积达1600亩，远超我国90%农户拥有的10亩耕地面积。若去除不达标合作社数量数据，每个合作社吸纳的农户数量更低，此外还有高达1.3亿的农户未入社。较高的生产分散度，使最靠近农户这一源头的下游，无论是经纪商，还是批发商、零售商，必须与“千家万户”的农户面对面，大大增加采购成本，降低流通效率。我国上游实质上仍以个体种植为主，农户经营的分散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主要系：合作社管理、科技水平低，融资难，农民合作意愿受地域影响，追求政府补贴为主，一定程度阻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和规模壮大。 管理、科技水平差，合作社收益不大。合作社社员均是农户，缺乏科学的管理素质和技术创新观念，在内部运行、财务管理、科技运用、生鲜市场动向洞察、各种政策法规把握等方面都很匮乏，大大制约了合作社规范的快速发展。 融资难，资本投入少，技术落后，无法扩大规模。由于合作社组织结构松散、信用体系不健全使得担保责任主体不清晰，且融资时多以土地、劳动力、技术抵押，贷款变现难，融资公司不愿意借款，虽有政府补贴政策，但资金缺口大。因此合作社资金主要来源是社员出资，但其投资意愿较弱，资金少，生产流动性资金缺乏。 农民受地域、关系影响，合作意识不强，不愿意与外地农户合作，更愿意和相同村庄的附近村民联合入社，“一村多社”现象普遍，阻碍了合作社联合发展。 法规不健全，很多合作社形同虚设，只为享受政府补贴。很多合作社是因一些涉农企业为了各种财政扶持、税收减免与金融服务等优惠政策钻了法律的空子而成立，农民根本不了解合作社，也无法享受到加入合作社的收益，使得合作社未取得实绩。日本农协发展主要由政府在法律、财政、教育各方面推动：1947年开始，政府推动建设农协。为保护自耕农民，日本推出了农协法，并设立由政府扶持的农协。由于农业原料优先供应农协，且购买价格更低廉、补贴丰厚，到1950年全国99%以上农民均加入了农协。但因农民合作意识不强，很多农协只有名头，类似于我国当前合作社状态。1955年开始，政府发布法律推动农协逐步稳定发展和合并。政府推行了多部法律、在全国开展5次农民运动，给予农协强力的保护和支持，使各级农协在经营上趋于稳定，并形成了基层-县-中央三级农协体系，这与日本村-县-中央的行政体系一致，也有利于实施各项农业政策。随后由于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和法律推动，小农协不断合并为大农协。70年代开始，农协以农村全民发展为重心。农协不仅仅局限在原料提供、产品销售等层面，而是在经济、教育、文化、保险、医疗等多方面为农民提供服务，不断向农村各领域渗透，与农民发展相互促进。90年代开始，农协三级体系改革为二级体系。为提高效率，日本农协将基层-县-中央三级组织体系改革为基层-中央二级，并将基层农协进行合并。到2015年，从最初的1万余家减少到约700家。美国合作社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有赖于其全国性农业组织对农户合作理念的转变：美国合作社最早于1810年成立，到1869年一直处于萌芽阶段。1870-1920年，农户合作意识加强。在合作社数量快速增加时期，“农业保护者协会”（格兰其、农场主联盟）、“全国农场主协会”为了维护农场主利益纷纷成立，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促进其合作互助，使合作理念深入农村，并改革其生产和流通领域，为农民提供储运、代销农产品，批发原料等服务。1921-1932年，美国立法使合作社成立和运行规范化。政府极力支持合作社，“合作社大宪章”、“合作社销售法”发布，规范了合作社成立和内部运行条件，严格的“一人一票制”防止资本对合作社的控制，并进一步加强对合作社的扶持。1933-1945年，美国合作社信贷体系、经营制度逐步健全。美国通过“农场信贷法”建立了12个地区性合作社银行和一个中央银行，专门用于向农村合作社提供贷款，同时合作社管理、会计制度逐步完善，使合作社开始正规化经营。1945年以后，美国合作社数量骤减。为提高竞争力，经营成熟的合作社加强“垂直一体化”发展，从生产到销售处于不同环节的合作社开始合并形成产业化，合作社数量不断减少，规模越来越大。综合来看美、日上游整合的历程，其发展动因主要源于注重合作意识培养、产业化发展、法律法规健全、财政支持完善、农业科技创新，这也正是我国当前合作社发展及扩张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户较强的合作意识为上游整合奠定了基础。美国早期多个全国农业协会对农户进行合作教育，日本农协在对农户生产、销售的指导过程中也培养了农户合作观念，使农户在经营上有很好的合作意识，对合作社整合接受度很高。产业化发展带动上游整合。在美国，一个专业合作社一般只经营一种或两种产品，然后深度开发该产品，其销售、运输、储藏、加工等由相应的农业技术合作社、生产资料供应合作社、销售合作社、农业设备合作社等提供服务，不同环节合作社合并将大大提高单个合作社竞争实力和效率从而推动其快速整合。而日本农协从初始就整合资源，统一负责农产品生产资料购买、加工、销售等实现农产品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模式，使农协收益大大提高，上游较好的整合效果促使其可以继续扩大规模。 法律法规的健全推动合作社规范化发展。美国的多项法律为合作社规范发展，同时为不被资本掌控提供了条件，使农户作为合作社收益主体，推动合作社快速发展。日本发布的经过28次修改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农业基本法》、《农协合并成法》等多部法律确立农协的地位并给予其发展指导，由法律和市场共同推动基层农协的整合。 财政补贴、信贷体系健全使经营资金充沛。美、日除每年的拨款、低息贷款和较低税收政策外，特别注重农业金融信贷建设。日本从最初设立农协时，就十分重视信用合作社业务，其全国农协银行现今为日本经营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农民无需担保即可贷款。美国建立“联邦农业信用管理局-中央银行-12个地区土地合作银行”的融资机制，农户只需以土地作抵押即可得到贷款，融资很便利。强大资金支持解决经营资金周转难题，为其经营规模的扩大创造了条件。 大力推动农业科技化发展，提高生产率。因务农人员数量越来越少，且人口老龄化，日本极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农协内部建有完整的教育体系，对农民进行科技教育和人才培养。美国联邦政府自1996年始就着力于农业研究、教育以及农业科研攻坚战略计划，每年20亿美元投向农业科研、推广、教育，使农业科技不断创新，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率，为农业规模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此外，日本农协以农村全面发展为主的观念，与农户相互促进发展。农协在农村的服务触角很广，包括原料供应、技术指导、教育培训、农产品加工、存储、销售，以及信贷、保险、医疗保健等，保障了农民生活水平，让农民与农协相互信任，使更多的农户加入农协并专注于生产、培育新产品等；相应地，农户的高收益也进一步促进农协发展。从下游看，我国小B企业的分散，使几家批发商难以满足众多门店、摊点的供应。 餐饮企业分散增加供应商采购难度。在餐饮市场我国130强连锁餐饮店门店数只占总餐饮门店数量的6.2%，尽管当前我国餐饮门店数是日本的9倍，但在门店集中度、市场规模集中度上都远远低于日、美。若去除中国的肯德基、百胜、星巴克数据，其门店集中度会更低。分散的餐饮门店因对各生鲜的品种需求多样、质量标准要求不一，一家餐饮店很难由一家批发商供货齐全，加大供应商采购难度。因单个出口订单量很大，一些批发商更愿意做出口业务。 在生鲜零售端，农贸市场销售占比达73%，大量分散的摊点、门店进一步冲击生鲜规模供应。 我国小C的需求多样性拓宽了生鲜流通区域。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使消费者对生鲜品种、新鲜度要求很高，购买一般为高频、低量；美、日多食冷冻品，通常一次购买一周所需食材，且生鲜品类较少。因此中国的生鲜需在全国更高频、更大范围的运输、流通。整体上看，上下游均具高度“分散性”，中间商既无法实现规模化采购，也无法实现规模化销售，若与中间商的流通呈现沙漏状，显而易见其整体效率非常低，稳定的多层级分销体系反而纾解了上、下游流转不畅的局面。3）中间商单体资金量、规模小，垫资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弱生鲜市场价格波动大，个体户批发商风险承担能力弱。由于生鲜供给受气候、市场行情影响较大，叠加其易腐性，因此价格敏感度高、波动大，往往在批发市场一天内同一品类生鲜价格就会有不同程度的波动，使生鲜批发市场充满高风险，故在流通环节需要抗风险能力较强的物流链来消化市场风险。我国批发商多为个体户，单体资金量小、规模小，风险承担能力弱，从而需要更多层级、更多数量的中间商来共担风险。日本农产品批发市场由于多采用拍卖制，激烈的竞买使小型批发商被淘汰，少数有实力的批发商发展为大型株式会社，资金雄厚、规模较大的背景使得为数不多的大型批发商可承担一定的市场波动风险。零售业账期长，个体户批发商垫资能力弱。国内零售企业普遍占用供应商资金，为稳固销售渠道，上游批发商需垫付1月左右的仓储、场地租用、运输、包装等资金，而委托批发商代销或赊销买断的农村经纪商也需先垫付购货、包装、运输、装卸、租用场地等资金，承担批发商1月以上的账期。由于中间商资金量小，垫资能力弱，一旦某环节出现垫资困难，可能会导致其流通过程瘫痪，因此在收到销货收入前，生鲜流通所经历的层层装卸、运输等成本需要更多数量、层级的中间商分担，长久下来形成了稳定的多层级的批发体系。而日本批发市场货款结算账期很短，零售商一般需在在3-7天之内向批发商付款，批发商需在1-4天内向供货人付款。资金回笼快，使批发商可更大规模的采购，流通效率更高，供应链层级更少。1.3、多级供应链仍存在损耗率高及非效率的问题多层运输、装卸，损耗率大幅提高。多级供应链涉及流通环节众多，且由于其“产全国销全国”的市场特点，长途运输不可避免，国内批发零售冷链物流尚不完善，运输环节损耗率较高。产品最终达到消费者手中花费时间较长，国内生鲜农产品25~30%的损耗率相较于美1~2%、日5%非常高。信息流转不畅，致使农产品抢购滞销、批发商亏损情况频现。1）生鲜价格暴涨暴跌陷入恶性循环。由于供应链太长，远离市场的农民通常只能根据去年行情选择种植品种，或者从批发商、农村经纪商那里获取市场信息，但这些信息都是很滞后的，如果去年销售较好的生鲜在今年大规模种植反而会造成供给过剩，其他品类供应匮乏，导致农产品滞销、抢购现象，第二年农户继续根据今年的市场选择热销产品，又会使此品类明年价格暴跌。从而导致生鲜价格暴涨暴跌情况陷入“怪圈”。2）价格变动信息传导慢致使批发商严重受损。市场价格传导机制受阻，生鲜在流通中的价格波动无法及时传至各级批发商，可能会使其收购价反而高于售价严重亏损，因而批发商承担的价格风险较高，若其囤货，则风险加剧。而较高的价格风险又需要多量、多层的批发商共担，使得信息流转不畅与供应链冗长相互制约的局面难以被打破。批发商“舍近求远”，造成资源、效能非效率问题。主要体现在：1）多级供应链使各地市价不一，批发商受利益驱使追逐“远市”。批发商并不总是直接将生鲜批发到距离最近的批发市场，而是先将“单品菜”运往知名度高、吞吐量大、销售更快的批发市场销售后，再配以多品种的高价蔬菜运往其他批发市场，主要系批发市场因辐射范围、品类数量、地理位置等而被划分为不同层级，不同层级间因各自为政的逐利性，其销货速度、销货量、生鲜差价均不相同而产生获取更高利润的机会，供应链层级越多，批发商获利机会越多，资源非效率越严重。若超市采取直采，去除供应链中间层，则生鲜在内部统一销售管理，没有其他中间商参与，即可直接避免因供应链不同层级追求更高利润造成的不效率问题。以批发商从内蒙古呼和浩特经销土豆为例，若直接将30吨土豆以0.3元/斤差价批发至距离更近的北京批发市场，则全部售完大致需要5日，扣除运费0.4万元，此趟利润为1.4万元。但若先将土豆运输至距离更远的寿光批发市场，以0.2元/斤售卖20吨获利0.8万元，由于寿光市场吞吐量大，只需1日即可销售20吨，相较北京市场5日才能销售30吨，其风险更低，剩余10吨土豆再配上20吨差价更高的芸豆共同运输至北京批发市场，扣除1万元运输费，这趟距离更远的运输利润为1.8万元，比直接运输至北京的利润高0.4万元。2）市场信息不对称，批发商被迫销往“远市”。多级供应链使得市场信息不畅，批发商可能无法准确掌握较近的批发市场价格、需求信息，不愿意贸然进入，而距离更远的批发市场吞吐量大，销售风险更低。例如在贵州省贵阳市一直缺乏中高品质蔬菜，但省内黔东南蔬菜年外销量为10万吨左右。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黔东南不知道贵阳市场需求如此大，也不了解贵阳消费者在什么时间段需要哪些蔬菜及价格等信息，导致菜农不敢贸然大规模进入贵阳市场。其农委总农艺师甚至仍在外考察广州批发市场，帮助黔东南菜农找市场，其表示如果早知道贵阳市场有如此强烈的合作愿望，肯定更愿意与贵阳方面洽谈。由于供应链多层级，农户与下游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农户只能向信息更透明的远地的批发市场运输，造成效率不效率问题。销售的生鲜难以溯源，食品安全存在较高隐患。生鲜经过在多级供应链中的流通中，经过层层加工、包装、运输，溯源信息难以保存，一旦出现质量问题，甚至很难追溯同一品类生鲜不同源地，由此容易造成食品安全存在较高隐患。超额收益的分散使消费者承担更高的生鲜价格。当前生鲜产地的收购价与终端售价的差距很大，其中大部分是因运输、包装、挑拣等环节的必要成本加价。尽管生鲜的流通利润在经过地头、各级批发商、到终端零售商的分摊后，每个环节的利润率均很低。但在较长的供应链上，农村经纪商对各地不同生鲜市场的品类、价格、质量等信息的了解、多级批发商对市场风险的承担仍分散了一定的超额收益，若能够减少供应链环节，使收益可以集中在农户、零售商上，生鲜零售价可以进一步降低。二、生鲜供应链分环节的财务成本分析国内生鲜供应链的发展历史以及存在的问题前文已分析清楚，大众所认为多级供应链产生的中间成本并不是完全没有必要，而可以分为：1、 货物流通所必须的成本，包括燃油费和车辆租赁费用2、 中间商承担资金和风险，并通过经验取得的超额收益3、 由于流通的低效率产生的多余成本其中第一项是难以消灭的成本，而第二和第三项成本可以通过供应链的整合消除，我们通过拆分国内多级供应链上各个可能环节的参与者的财务结构来分析可以消除的成本。2.1、农产品经纪人：轻资产低风险，主要依靠个人关系和交易撮合农产品经纪人是最接近生产者的一环，他们通过作为本地人的关系优势成为生产者的代表。由于农产品的季节属性，一个地区一年中一个品类收货的时间短则半个月，长则5个月，而代办的工作时长和当地的优势品类数量以及其主理的品类有关。蔬菜经纪人的经营成本科目较少，由于其主要起信息中介作用，在接到订单后根据订单大小决定雇佣工人数量，主要成本在于临时雇佣工人的工资。案例一：陕西苹果经纪人。雇佣工人平均工资100-150元/天， 一车货（3-4万斤）可在两天内由5名工人采购完成。经纪人环节会根据情况加价0.05-0.1元/斤，需求紧俏时更可高至0.2元/斤，平均加价倍率2.5%，剔除工人工资的净利率约1.9%。苹果的收货时段约为每年一个月，经纪人根据关系强弱分别接单3-15车不等，刨除成本后的年化净收入为8.9—20.9万元，陕西2017年平均工资6.74万元，代办超额收入2.2—14.1万元。案例二：安徽多品类蔬菜经纪人。经营包括番茄、黄瓜、辣椒等多种蔬菜，在1-3月、4-6月及10-次年4月均有不同品类蔬菜收货上市。雇佣工人的平均工资约120元/天，根据情况加价0.05—0.09元/斤。平均一个月可接10车订单，每车约3.5万斤，则刨除成本的年化净收入在6.6-23.4万元，安徽2017年平均工资6.51万元，代办超额收入0.09--16.89万元。农产品代办收益源于深耕建立的、难以被替代的关系。总体调研了解到，在多级供应链体系中代办很难被代替，在直接与农产品种植者协议采购的过程中，批发商和农户信息不透明，存在虚报价格、抬高价格的情况。同时，在签订采销协议后也存在违约率相对较高，关系不稳定的现象。即使是经营同一品类生鲜七、八年的批发商都反应，需要代办在当地进行联系、协调。外来采收商很难取得种植者的信任，需要一个深耕当地关系的人作为代表；采购过程中会突发很多问题，包括采购量、品质、时间、运输等各种突发情况，需要代办实时跟进，利用方言、情面、威信进行协调。所以，虽然财务分析显示代办的加价倍率很低，但由于资产轻没有过多风险，而相对丰厚的收益即是对这种长久以来深耕建立的、难以被替代的关系的补偿。2.2、一级批发商：风险收益较高，信息不对称提升议价能力一级批发商从农产品经纪人或直接从农户处购进农产品，经过处理后运送至大型产地批发市场或直接运至销地批发市场出售。一批商的支出包括采购成本、雇佣成本、仓储物流成本、上下游的代办费、销地批发市场进场费，起到大规模整合运输的作用。案例一：陕西苹果一批商。本身是合作社性质，整合了33家农户的产品苹果种植，在收获期可以输送11.55万斤自产苹果，此外超出合作社的需求则委托当地农产品经纪人采购。采购价格约3.75元/斤，加价1.25元/斤，加价倍率33%。在加价的1.25元/斤中，仓储成本0.2元/斤，人工+物流成本0.42元/斤，折损0.1元/斤，此外，上下游的代办费用0.16元/斤（产地代办0.06元/斤，销地代办0.1元/斤），销地批发市场租金+管理费0.3元/斤（收取销售额的6%）。同时，根据年份不同，销量在4-5车/月不等，年销售量180 -220万斤，则刨除成本的年化净收入在12.6-15.4万元，陕西2017年平均工资6.74万元，超额收入5.9-8.7万元。案例二：江苏水果一批商。商品全部来自于经纪人的代理采购，主要做梨、芒果、柑橘等品类。平均加价倍率约35%，其中仓储、人工、物流、折损、代办、进场分别支出3.5%、3.4%、6.0%、3.0%、3.2%、5.0%。年销售额约250-300万斤，则刨除成本的年化净收入21.6-25.9万元，江苏2017年平均工资7.82万元，超额收入13.7-18.1万元。一批商超额收入的来源：存货的风险收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议价能力。一批商构成了国内多级批发体系的主要环节，他们像血液携带氧气一样流通于全国范围。我们认为批发商可以设置较高的加价倍率，且获得普遍较高的超额收益主要系以下几点：1、 存货的风险收益。由于批发商承担中间流通任务，理想情况下在得知市场供给短期大幅提升、价格大幅下跌、销售情况恶劣的信息后，批发商可以停止流通以防止损失；但实际情况是，具备一定规模的批发商在销售季之前便会预判价格走势并通过预订、囤货等方式提前锁定库存。所以，一名常年经营农产品的批发商无法保证每年盈利，只能在多年平滑利润后总体盈利，他们承担存货跌价损失的风险带来的收益。2、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议价能力。批发商承担存货风险获得了超额收益，但种植者同样需要面临商品价格暴跌、亏损出售或瓜果烂在地里的风险，而农民的收益普遍较低。我们认为其中原因主要系批发商掌握价格信息而农民获取困难。当前的供应链体系中，在不同地区、不同品类的价格信息没有完全数字化流通的情况下，批发商在不同市场、地区运输中可广泛获取信息并采取相应措施，而种植者只能被动接受，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议价能力的区别，这也是2010、2016年大蒜价格暴涨的情况下，批发商赚的满盆钵满，而蒜农普遍仅实现正常销售的原因。2.3、二级批发商：受益于地区之间的供给差异二级批发商主要在大型城市的一级、二级批发市场之间，或大型城市、周边城市的中心批发市场之间运输农产品。我们实地调研了上海的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西郊国际（主打水果）、江桥市场（主打蔬菜）、江杨北路市场（主打水产品）和上海农产品批发市场。虽然没有明确的分级，但根据调研情况看西郊国际、江桥、江杨北路市场的商贩一般来自农产品产地，为上海的一级批发市场；上海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品有较大比例来自前三个批发市场（也有部分产地直供），从价格上比价也普遍高于其他批发市场，可以定义为满足浦东商品需求的上海二级批发市场。案例一：上海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二批商。进货渠道主要为江桥批发市场，小部分商品来自产地采购。一般加价倍率为35%。由于经营模式不同于一批商，二批商没有采购时所需的产地仓储设施，由于采购和销售均由自己完成遂没有代办费用，运输费用相对很低，但人工费用和进场费较高。总体来说人工、物流、折损、进场费用占比分别为8.0%、2.0%、5.0%、7.0%，毛利率、净利率为28%、5.5%。虽然盈利能力较一批商强，但由于周转率低（销货量低），每年销售量在130-150吨，则刨除成本的年化净收入9.6-11.5万元，上海2017年平均工资8.56万元，超额收入1.0-2.9万元。二批商的超额收入来源：地理位置因素带来的需求难以满足。相比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货物周转量小，所需要承担的存货风险更小；其对于信息的摄取弱于一批商，尤其是在大型城市内部运输的二批商。所以二批商平均超额收益明显弱于一批商，而他们的超额收益主要源于地理位置原因造成的需求无法满足，例如上海浦东的小B需要更加便利的采购渠道而不是到浦西甚至虹桥以西20千米的西郊国际采购水果。相对来说，主要城市与周边区域之间的二批商所获取的收益可能更高，主要系周边区域的整体需求较低，一批商出于周转率的考量不愿直接去销售，进而造成的商品缺乏使二批商获得相对收益。2.4、农贸市场商贩：净利率高但销量低，主要依靠细节化的经营农贸市场商贩是直接与广大消费者接触的最主要渠道，国内通过农贸市场销售的农产品占比超70%。农贸市场商贩所需支付的成本包括采购、运输、折损、进场费用，我们采访的摊贩平均加价倍率在45%，运输、折损、进场费用占比分别为1.0%、11.0%、8.0%。在每年销售8.5-9.5万斤农产品的情况下（较高水平），则刨除成本的年化净收入8.8-9.9万元，上海2017年平均工资8.56万元，超额收入0.28-1.32万元。农贸市场商贩的超额收益：源于对最下游分散需求的管理、损耗率的降低，以及位置优势。从一批商、二批商、农贸市场商贩的财务指标上看，随着供应链的下沉加价倍率和净利率逐渐提升，每个个体所承接的农产品销售量逐渐减少，总体的超额收益在降低，到了农贸市场商贩一级，也仅是赚取平均工资，而商贩获取少量超额收益主要来自对于下游多种多样需要的适应以及对于易损生鲜的精细管理所带来的损耗率的降低；同时，由于商贩所在的农贸市场常位于生活区，获得摊位、门店的位置也是超额收益的来源。三、供应链整合者对超额收益的获取和多余成本的降低通过前文分析，多级供应链的整体加价可以分为成本、常规收益（平均工资）和超额收益。而成本中包含必须成本（员工薪酬、运输仓储和销售的基本费用）和多余成本（多次搬运造成的损耗、非效率问题的损失）。所以对于供应链的整合者来说，超额收益和多余成本是可以通过经营所摄取的，这也是公司归母净利润不断增长的源泉。3.1、多级供应链价值的挖掘，超额收益的获取概括来说，多级供应链中的超额收益源于：1、农产品代办：通过本地人优势或深耕多年的、无法被代替的关系，以及熟悉程度；2、 一级批发商：承担存货跌价风险所获收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议价能力提升；3、 二级批发商：地理位置因素导致的部分地区需求难以满足；4、 农贸市场：对最下游分散需求的管理，精细管理带来的损耗降低，以及核心区位优势。所以，我们分别分析供应链的整合者对于这些问题的措施。良好的沟通与稳定的合同：对于代办建立起来的关系的突破对于大型供应链企业及超市企业，农产品经纪人的超额收益可以由两方面解决：良好的沟通与稳定的合同关系。农产品类标准化较低的商品交易中，沟通不畅是导致冲突及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及时有效的沟通是降低交易风险、减少交易成本并形成长期良好合作关系的有效方式。根据刘刚《契约型农产品渠道中的龙头企业与农户关系稳定性研究》的分析，沟通分为正式和非正式沟通：1）正式沟通，建立有效的信息分享机制。由于国内分散的上下游格局和信息的数字化流通程度较低，对于农户来说很多信息难以获取或者获取成本高昂，良好的信息共享体系是增进互信的有效措施，企业在信息数字化流通设施建立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2）非正式沟通，“自己人”关系的建立。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一个建立在“私人联系网络”上的体系，这在广大农村中显得尤为明显，且不同的社会关系会呈现“特殊主义”的特征，“自己人”和“外人”会受到区别对待。企业经营中通过长期深耕来达到一线人员与农户的良好的私人关系可以产生良好的互动，降低契约型农产品渠道中的冲突和违约倾。但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说，由于企业采购的广泛性，单个地区关系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稳定的销路、有效的合同签订，降低违约风险的成本。稳定的合同的签订是维护渠道稳定的另一重要因素。对于农户来说，生产最大的不确定性是生产资料的价格、天气因素和下游销路，在国家稳定生产资料价格的政策以及大棚种植的推广下，销路的不稳定是农户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虽然批发商不面对最下游消费者，但其销售情况同样面临波动，很多情况下无法与农户签订长期的供销合同；而规模化企业的销售量大而稳定，对于农户来说是更好的选择。同时，具备对机会主义及强制终止的惩罚功能的合同，将有效减少合作方隐瞒信息、投机的可能性。对于存货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的消灭企业在农产品价格波动中具备更强的抗冲击能力。在供给减少导致价格上涨情况下，批发商进货价格高昂但是在批发市场的销售价格往往很难提升很多，由于费用固定导致亏损，甚至出现销地价格高于收购价格的“倒挂”情况。而面向规模化客户以及终端消费者的企业可以通过提升价格缓解成本提升的压力。当供给过剩导致价格下跌的情况下，批发商的加价空间更小并更难以覆盖中间成本；企业仍可以维持适当的价格保持盈利。总结起来，生鲜零售企业在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下的议价能力较较批发商更强，原因在于，1) 采购和价格体系相对独立。首先企业在长期经营中培养了稳定的货源供应，采购体系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整个市场，除极端天气因素导致的大幅减产外，采购价格波动相对较小（部分生产基地以大面积大棚种植为主，受天气、季节影响较小，且农产品专供某一家生鲜企业，价格体系完全独立于市场波动）。2) 终端消费者的需求弹性较低。其次，零售公司面对的分散的终端消费者的农产品（必需品）需求的价格弹性较低，而批发商所面对的采购者、小B端的弹性较高。价格波动带来的销售额的变动显著小于批发商。3) 多品类销售平滑波动。当零售公司及其他供应链公司经营的品类较为齐全时，少量品类价格波动带来需求的变动可以由其他替代品类平滑。对于企业来说，消除信息不对称本身就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如上文分析，一批商对于上下游的信息量的优势是形成超额收益的重要因素，对于企业来说，从采购到销售环节的完全打通，首先解决了多级供应链环节之间，由于时间、空间、信任等原因造成的信息阻隔，也通过流程化的体系建设完成了信息的数字化流通。企业建立全程信息化管理系统信息透明化、操作智能化：1. 以销定采：生鲜平台实现大数据系统快速反馈终端需求，从源头产地建立生产标准。2. 自动补货系统：当商品库存量低于商品的安全库存量时，系统将自动提示进行补货。有效减少门店库存量，提升门店服务质量，加速存货周转，降低商品损耗，提高经济效益和作业效率。3. 仓储管理系统：家家悦上线采购移动系统：公司为采购员配备了智能移动终端，总部采购部将订单发给采购员；采购员收到订单后按单采购，再将源头发货信息发给物流中心；物流中心接收信息转为收货预告；物流中心收货后，将收货信息发回采购员。物流中心收货时应用传感技术将收货信息自动传输到系统中，减少人为干预，减少差错；在拣选过程中，使用平板电脑确认、分拣，分拣环节采用标签体系，同时根据系统中的门店配货要求立即发货，实现即收即拣即发，减少损耗、避免仓储损失。4. 排线派车系统：终端配送上快速计算承载、统一分配、合理调运、正确规划、全面安排，优化物流路线。对于地区需求差异和非效率问题的解决：无差异门店和仓储的扩展门店和仓储设施的扩张消除差异化供给。二级批发商在大型城市内部不同区域进行商品转送以及在大型城市及周边城市地区进行传送的超额收益，源于地区差异导致的一级供给不足。同时，由于批发市场逐渐形成的级别差距，品类丰富程度、销货速度和价格的优势往往吸引批发商支付更高的成本前往交易，多余成本最终将由消费者承担，造成非效率问题。对于规模企业，虽然不同地区消费者消费能力不同，但通过广泛铺排仓储物流基地和门店，所有商品进行整体调配，网点之间不存在差异化。地区直采使天津郊区的蔬菜直接运至天津门店，而不是运至北京的中心仓再运回天津市区。核心位置展店提升聚客能力，损耗率控制需统一管理通过对零售摊贩的调研和财务分析，由于最贴近需求变化较小的终端消费者，零售摊贩的利润波动较小，利润率较高，但由于总量较小的原因利润总额低于上游环节。对于零售公司而言，长期经营门店所积累的精细化运营经验将有效解决分散的顾客需求。同时得益于雄厚的资本实力可以进行快速的门店扩张，尤其是近年来到家业务、社区生鲜的兴起，零售终端深入到社区周边开店以及送货服务已经明显冲击农贸市场的销售情况并降低这一块的超额收益。但是，由于农产品标准化低、易腐的特性，大规模的管控需要从整个供应链到门店运营、人员管理等多方面进行协调，这相较于经营品类少、面积较小的摊贩而言更难进行管理。3.2、多余成本的降低：减少物流节点、提升冷链覆盖，损耗率得以降低减少物流节点，搬运次数下降传统生鲜物流模式下，商品需经过至少三级转运——产地集贸市场/农产品收集者+产地批发商+销地批发商，其中涉及搬运次数至少8次；企业整合供应链后，配送模式基本分为三种：1.配送：供应商将商品送到公司配送中心，再由配送中心统一配送到门店。生鲜产品主要采用配送，配送中心会对商品进行统一分类、加工、整理等处理，有效控制和降低生鲜产品的库存和损耗。2.直通：供应商将商品送到公司配送中心，不入库，直接配送至门店。部分采购量小但又是各门店必备的产品，供应商因成本等因素无法直送至店铺则采用直通：在配送中心作短暂停留后由企业配送至门店。3.直送：供应商将商品送到门店。相较于当地供应商供货且直送至门店，配送至物流中心更高效的商品，以及速冻食品、糖果和巧克力等不易保存的商品，采用直送模式。三种送货模式的搬运次数分别为4/3/2次，直接减少商品在搬运过程中的损耗，降低损耗率。整合企业较高的资本实力允许大规模冷链建设及冷链费用支出传统供应链仅保证最基本的冷藏需求，批发商的预冷机、冷藏车、冷库设备不完善，普及程度低，断链严重。大多数批发商仍然采用保温车内放置冰块等方式达到低温运输效果，生鲜损耗居高不下。2017年，我国果蔬、肉类、水产品冷链流通率分别为26%、39%、43%，对比发达国家水平（95%）差距巨大。国内冷链覆盖比率低，除政府前期的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较小外，对于民营经济主要有两点原因：1、个体经济基础薄弱，无法担负大规模资本投入或费用支出。由于大部分批发商规模较小，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入以建设冷链系统，且在低净利率的模式下无力支付较高的冷链托运费用。相较而言，规模化公司具备自建冷链设施的能力，且有能力支付冷链物流费用以降低损耗。2、传统供应链上参与者对于冷链重视度较低，例如冷链运送的第一环节预冷非常重要，是否经过预冷处理损耗差距达20%，但是预冷设备在国内的普及率不到10%，大部分生鲜产品直接进入流通环节通过冷藏车运输，这样不仅能耗更高、商品损耗也大。龙头公司下游的品质要求较高，冷链建设更为完备，易果生鲜作为国内首家生鲜电商自建“云象供应链”和“安鲜达冷链物流”，与阿里深度合作，专注为包括盒马、猫超生鲜、饿了么在内的阿里生态内新零售、新餐饮赋能，逐步完成B2C向B2B延伸转型，现有24个物流基地，总面积20万平方米，日处理能力超过200万件。美菜网对标Sysco自建“美鲜达”物流体系致力打造2B生鲜电商平台，建立了30个仓储中心，拥有5000辆冷链运输车。四、生鲜经营壁垒：超前的时间和大规模资本投入建立的护城河市场对于优秀的生鲜经营公司所拥有的壁垒存有疑问，或了解壁垒的存在而无法具体分析。我们根据前文中所阐述的生鲜企业通过经营可以获取的多级供应链中的超额收益和可以降低的多余成本，进一步分析生鲜供应链的经营壁垒。4.1、采购端品质把控：基地+买手直采整合分散上游在源头采购中货源的寻找、品质的把控、议价能力的提升以及产品的追溯均是企业需要面临的问题，当前已形成以家家悦为代表的基地采购和永辉超市为代表的买手采购两种主要直采模式。家家悦基地采购：长期磨合试错建立起的稳定互信合作机制家家悦作为首批农超对接企业，主要采购渠道为基地直采（>80%）：公司已建立了覆盖全国20+省市的采购网络，与200多个合作社及养殖场建立直接合作关系，与100多处基地签订了5年以上的长期合同。采购员（200+人）能够及时、稳定地采购全国各地有特色且平价优质的生鲜产品。作为糖酒采购供应站起家企业，家家悦供应商渠道强势、网络发达。供需双方长期大量磨合试错，建立的稳定互信合作体系短时间难以逾越。我们认为，公司的采购网络是通过长期的积累建立起来的，包括可以提供稳定高品质货源的基地，通过专家指导和巡查控制源头品质，以及深度合作的基地拥有优先采购权以保证商品的稳定供应。这种合作的建立需要家家悦和生产基地互相验证、建立互信并形成长期合作机制，无论是公司稳定销路的验证、基地高品质稳定供给的验证都是在长期大量磨合试错中完成的，短期之内难以逾越。永辉超市的买手团队：以体系化运作为基石，积累时间与学习成本当地采购—“买手”文化：公司“生鲜买手”深入农田，取代“农产品经纪人”职能主动寻找当地种植农户合作，旨在提供新鲜丰富受众喜爱的生鲜产品，把控企业灵魂货源。降低企业采购成本，做到无中间环节的直接采购，最大限度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损耗。“买手”承担商品开拓、品类管理和信息传递功能。与“买手”相比，生鲜采购员则更注重交易条款，比如商品进价，进场费用，返点，付款帐期等等；而“买手”更注重品相差异化与供应链建设，努力发开质优价廉的商品。“买手”对商品的了解程度，直接决定了所采购商品的市场竞争力。“买手”作为供应链环节第一环，向上面对广泛农户，要求掌握当地农产品资源，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了解当地农产品生产周期与季节规律，对农产品品种质量有必要的鉴别能力，对相应产地的产量和价格波动敏感；向下面对物流运输及需求终端，要求其精通农产品营销渠道，品类管理相当熟悉，能合理安排生产、收获及转运计划。永辉超市生鲜产品采用 “基地采购”+“当地采购”为主的采购渠道，直采占比>60%。公司拥有1000+人的强大的、经验丰富的“生鲜买手”团队， 以842万字的采购手册指导标准化管理，深耕全国广阔农田保证公司货源价格低、品质好。团队掌握着全国各地生鲜产品的价格、质量和生长周期等信息，生鲜采购技术已形成公司技术壁垒。我们认为永辉在“买手制”方面的壁垒在于以下方面：1) 培养买手的时间和学习成本短期内难以超越。首先，买手的是公司在十余年间经营的同时逐渐培养起来的。和Costco相似，永辉通过提供稳定增长的、行业领先的薪酬水平或给予股权的方式，以及良好的公司文化，多管齐下使得团队稳定性高（前期的买手可能是管理层的亲信或亲属），买手在充分了解公司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建立其对于生鲜单品采购的体系认识。这种时间成本和学习成本是公司的隐形资产。2) 采购体系和品牌影响力是买手工作的基石。永辉的买手机制并不是仅仅依靠一个个买手单枪匹马可以解决问题，而是形成了体系、平台和独特的方法论。与Costco相似，永辉的买手也可以被竞争对手“挖走”，但永辉所建立的体系难以被复制，新平台即使可以提供更高的薪水和工作环境，体系上的差异可能导致采购工作难以顺利推进。同样，买手与最上游的稳定关系中永辉作为全国生鲜采购龙头的背书也是极为重要的，这种在部分地区建立起来的品牌声誉是短时间难以超越的。3) 全国采购视野和对数字化流程的适应决定买手对于批发商的优势。对于生鲜品类的深入了解并不是买手的唯一竞争力，因为广大批发商经营单一或几个品类商品可达十余年，对于当地品类了熟于胸。但批发商无法成为买手的核心原因在于，买手在长期工作中累积的是全国，甚至全球采购视角，他们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不同单品拥有深度理解并且可以跨区、统一调配采购，视野的高度决定其采购过程可以缓解部分季节、气候等非人为因素。同时，永辉买手对于企业数字化、流程化采购的适应也是普通农产品经营者无法比拟的。4.2、基础夯实的规模优势形成的壁垒通过长期、稳定的扩张所形成的的基础牢固的规模优势本身就是企业极为重要的壁垒之一，并表现在多个方面：1. 采购和销售规模提升议价能力。前文阐述的生鲜企业在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实现更加稳定的销售和利润，需要通过长期、大规模的采购实现采购成本的相对稳定，并且通过客户粘性实现销售价格的相对稳定。2. 规模优势和造血能力支撑可持续的资本投入。规模优势体现在拥有资本的规模上，例如近年来专职供应链服务的企业以及从下游向上游整合供应链的企业兴起，其基础是前期大量的资本投入，包括供应链的信息化、机械化建设以及核心地理位置的生鲜门店的铺设。资本投入可以通过风投、融资解决，但由于供应链需要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实现效益，在新业态的盈利模式未能明确的情况下，资本投入是否可以支撑到盈利阶段，是当前新型生鲜业态面临的严峻问题。而已经形成稳定的造血能力的企业，可根据盈利情况调整投入规模，形成良性循环。3. 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初创企业，一次极端天气、一次商品断供或一次价格战可能导致大面积亏损倒闭，而规模化企业风险承受能力大大提高。此外，规模优势的确立需要时间的积淀，短时间大规模的资本投入铺设的门店和供应链网络可以实现议价能力的快速提升，但零售渠道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且直接面对消费者，在精细化管理、人员配置方面往往出现问题。 总结：通过分析国内当前的多级供应链的现状和发展历程来看，在1996年之前政府调控是影响农产品种植和流通市场的主要因素，农产品市场经历了开放、封闭再逐渐开放的过程，随着开放程度的逐渐提升，地区供需不平衡催生了一大批流通商的出现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层级的增加，农产品由田间到餐桌的加价倍率逐渐提升。但需要明确的是，多级、繁复的供应链是当前极为分散的种植和消费体系、国内个体较低的教育和资产水平以及众多原因共同的结果，是有意义、并且适应当前国情而将在未来长期持续存在的。但是，由于每一环节不同因素所产生的超额收益，以及一些多余成本导致的系统性损耗，多级供应链中仍有极大的利益值得挖掘，并将创造价值。我们不否认通过持续的、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将催生一批极具实力的供应链服务企业以及生鲜终端零售商，但优秀的企业如永辉超市、家家悦等通过多年深耕供应链建立起了时间、学习及规模壁垒是新型资本型企业难以短期超越的。未来随着农产品种植单位集中度的提升、生鲜标准化的提升以及下游需求的整合，生鲜供应链的整合企业有望持续发掘多级供应链中的价值并诞生如美国Sysco一般的食品供应链巨头。（报告来源：兴业证券

中商情报网讯：据中商产业研究院产业地产情报库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1-8月全国农副食品行业投资TOP20企业排行榜已揭晓。据榜单显示，进入榜单前十企业分别是：广东苏宁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临沧瑞玺生物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七一酱园酿造有限公司、甘肃神农珍稀菇业有限公司、寿桃（中国）食品有限公司、洛浦县利田香农食品有限公司、泌阳县产业聚集区管理委员会、江苏裕灌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桃源县经济开发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江苏阿惠食品有限公司。其中，广东苏宁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最活跃，1-8月其在农副食品行业用地拿地面积排名全国第一。据了解，广东苏宁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项目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物流设施;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其他农产品仓储等业务。据中商产业研究院产业地产情报库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年初，广东苏宁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在从化市拿下一宗新增工业用地，用于公司农副食品制造业项目建设。以下是2019年1-8月全国农副食品行业投资TOP20企业详细排名情况：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更多资料请参考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农副食品行业市场前景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同时中商产业研究院还提供产业大数据、产业规划策划、产业园策划规划、产业招商引资等解决方案。

中商情报网讯：据中商产业研究院产业地产情报库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1-8月全国农副食品行业投资TOP20企业排行榜已揭晓。据榜单显示，进入榜单前十企业分别是：广东苏宁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临沧瑞玺生物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七一酱园酿造有限公司、甘肃神农珍稀菇业有限公司、寿桃（中国）食品有限公司、洛浦县利田香农食品有限公司、泌阳县产业聚集区管理委员会、江苏裕灌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桃源县经济开发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江苏阿惠食品有限公司。其中，广东苏宁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最活跃，1-8月其在农副食品行业用地拿地面积排名全国第一。据了解，广东苏宁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项目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物流设施;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其他农产品仓储等业务。据中商产业研究院产业地产情报库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年初，广东苏宁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在从化市拿下一宗新增工业用地，用于公司农副食品制造业项目建设。以下是2019年1-8月全国农副食品行业投资TOP20企业详细排名情况：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更多资料请参考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农副食品行业市场前景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同时中商产业研究院还提供产业大数据、产业规划策划、产业园策划规划、产业招商引资等解决方案。

鞭牛士报道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传统的农业产业链面临着多重挑战，以小农户经营为主的传统商业模式，由于产业链过长，生产者与消费者无法实现精准对接，易导致信息流失真、交易成本过高。6月11日，清华大学课题组发布《新电商重塑中国农业产业链发展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报告认为，近年来，以拼多多为代表的新电商平台在农产品上行领域加快实践，正在带动旧日低效、高耗损、高成本的农业传统体系重构，通过催化“云农业”发展，促进农产品现代化生产机制的建立与发展。课题组由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尹成杰担任顾问指导，成员包括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学院、农民日报社等相关机构的专家学者。尹成杰表示，这一研究报告通过扎实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案例，回答了现代农业建设的重大问题，讲述了新电商如何重塑现代农业建设的新故事。新电商农货上行带动产业链重塑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农村电商市场规模将达到16860亿元，预计未来五年农村电商市场的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38.9%。清华大学课题组认为，传统农产品产业链和农业发展仍面临农业加工链短、服务功能滞后，先进要素投入不足、要素配置效率低，农产品附加值低及农业总体生产效率低等多元挑战。“该课题的研究角度，从案例实际出发，分析中国农业产业链的发展与重塑，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实践到理论的提升。”《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唐园结表示。课题组调研了阿里、拼多多、京东等国内主流电商带动农村电商发展的相关案例，在肯定传统电商带动工业品下行之外，报告认为，新电商平台正在超越传统电商成为农村电商发展主流，拼多多扎根农村，推动农产品上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拼模式”成为了其中的典范。截至目前，拼多多拥有年活跃用户6.28亿，2019年，拼多多平台农（副）产品成交额达1364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109%，进一步扩大全网农产品上行领先优势。通过创新的“拼”模式，拼多多将时间、空间上极度分散的农产品交易，变革、汇聚成为短期内的同质化需求，从而突破农产品成熟周期短暂的时间限制和地理销售半径有限的空间限制，让互联网的信息流通和规模优势，真正覆盖中国农产品上行，大幅拓展了农产品消费的市场纵深，一定程度上催化了中国未来“云农业”的发展。据拼多多发布的《2019年农产品上行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的12个月期间，拼多多平台农（副）产品年活跃买家数达2.4亿，较去年同比增长174%，复购率超过70%。其中，初级农产品的年活跃买家数达1.6亿，较去年同比增长165%，实现了超高的农产品消费粘性。中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增长趋势图资料来源：商务大数据，2013-2018年《中国电子商务报告》以及商务部公开数据。课题组顾问指导、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尹成杰表示，新电商正在成为当前农村电商发展的主流力量，重塑农业生产要素，推动了产业链整合与价值链提升。尹成杰强调，新电商带动的农货上行模式，直达供应链上游，加速了商品流通效率，相对于传统的C2C、B2B电商模式，这种“需求整合供应链”的模式，帮助农产品稳定了需求量，从而稳定供给，并帮助农户降低了专业性营销技能要求，强化了区域性、特色优质、品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报告认为，新电商平台通过倒推农村电商自身模式的不断创新，进一步为农产品供应链完善、农业产业链延伸、三产融合以及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创造了机遇，推动了农村地区信息、人才、资本、土地、科技等要素的重配，带动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并联合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我国农业向信息化、智能化、规模化发展。拼多多“三化”模式助力扶贫攻坚2020年是脱贫攻坚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年，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2020中央一号文件继续聚焦三农，提出“有效开发农村市场，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等相关政策，农村电商、数字乡村建设仍为当前农业农村建设重点。在带动消费扶贫方面，以拼多多在“三区三州”扶贫助农的相关案例为分析对象，报告认为，在推动农货上行的过程中，新电商运用AI、5G和物联网技术，正在推动农村地区内生动力发展，加速贫困地区实现造血式脱贫，其中，拼多多的信息化、智能化、规模化模式（简称“三化”）引起了课题组的关注。2019年，拼多多与云南省政府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启“多多农园”项目，以创新的“农货智能处理系统”和“山村直连小区”模式构建了以贫困档卡户为生产经营主体、以当地特色农产品为对象的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条，陆续落地云南怒江州、保山、文山、临沧等地区，为当地咖啡、雪莲果、茶叶等优势农产品打通了上行渠道，使当地特色农产品形成了长效稳定的产销通道，解决了贫困地区的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和销售问题。下述数据说明了拼多多“三化”模式带来的积极效应。截至2019年底，拼多多平台来自国家级贫困县商户的年订单总额达372.6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130%，其中，大部分为农产品订单。注册地址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商家数量达157,152家，较去年同比增长540%；年订单总额达47.97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413%。在新冠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2月中旬，在农业农村部的指导下，拼多多联合各方力量发起成立了“全国农产品产销对接服务公益联盟”，通过重新规划平台农货系统的产区系信息、物流数据，同时辅以网络直播带货、内容电商等方式，优化了农产品上行网络，有效缓解了农产品滞销问题。截至目前，拼多多市县长助农直播已超100场，覆盖湖北、陕西、新疆、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吉林、内蒙、安徽等20多个省及自治区，超180位市县区主要负责人进入助农直播间带货，推动近100个特色农产区产品加速对接6.28亿消费者，帮扶农户超过35万户。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亦是农村电商发展的重要一环。报告显示，在即将到来的新基建热潮里，中国的电商平台和相关物流企业早已未雨绸缪。以京东、拼多多、阿里等为代表的主流电商平台，近几年投入了相当大的研发支出，用于物联网、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图像和视觉识别及智能物流设备等基础设施搭建，来提高运营效率并改善客户体验。例如拼多多这两年致力于推动农产品上行专用电子面单，对农产品物流与普通包裹做区分，通过供应链的大数据分析推动订单和快递流的加速更新。

仁略产业研究中心导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因为大数据、5G通信技术、无人机应用等技术的进一步应用，人们在改变工作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越发感受到新技术、新业态带来的积极影响。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领域的新技术生产高技术产品的产业群，通常被称为高新技术产业。因此，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仅是海南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具体措施，也是促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篇，仁略咨询将从发展现状、政策支持、发展问题和发展方向四个方面来研究海南省三大主导产业之一——高新技术产业。01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市场规模增势足高新技术产业正逐步成为海南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2019年，海南省实现工业总产值551.1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262.1亿元，占比达到50%。同时，海南高新技术企业市场规模增速快，2019年营业收入为736.6亿元，同比增长11.3%；企业数量增至566家，同比增长48.6%，连续3年增长近50%。 引培并举搭建平台强化科技近年来，海南积极培育和引进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研院所，搭建了一批科技创新平台。2019年，海南省政府支持专项经费约1.5亿元，海南新设省级重点实验室8家，院士创新平台61家，科技企业孵化器1家，众创空间2家，全省各类创新平台和服务机构数量累计达到600家，不断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科研与创新活动活跃近年来，海南省营造了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汇聚自贸港建设新生力量。2019年，海南省重大科技计划在“陆海空”领域、人口与健康、环境资源利用等领域立项支持16个项目(37个课题)，总投资2.7亿元。同年，海南省专利申请数同比增长55.12%，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25.97%。此外，海南省科技厅成功举办了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暨海南省第五届“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海南国际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区建设暨区块链·数字资产交易技术创新高端论坛等等创新创业大赛。以园区为载体规模发展突出目前，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分布在交通便利、智力资源密集、经济基础良好的海口、澄迈、偷州等8个市县，且绝大部分高新企业位于产业园区。全省高新技术园区共19个，形成了特色发展、产业集群发展的态势，以海口国家高新区为例，该区聚集了全省33%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中狮子岭工业园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环保产业；海马工业园重点发展汽车工业；药谷工业园重点发展医药、医疗器械及保健品；云龙产业园重点发展食品饮料、农副产品深加工、旅游工艺品和休闲体育用品制造等轻工产业；美安生态科技新城重点聚焦生命健康、高碳低碳制造和前沿高新技术。02海南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支持03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问题产业发展用地不足海南在国家战略中处于重要位置，自贸区尤其自贸港的建设，对海南而言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但是，海南省经济为岛屿性经济，没有腹地支撑，缺乏大规模的人流和物流，不适合大规模发展制造环节，产业发展用地不足。同时，由于地理区位限制，海南难以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辐射转移。因此，应从自身区域特色着手，依托国家战略，寻找排他性的比较优势，争取外部产业资源导入，可在其他区域寻求制造腹地合作，形成跨区域产业链生态体系。产业基础薄弱海南省经济总量小、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产业结构层次低、工业化进程慢、缺乏核心技术等等的状况，制约了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关联性来看，当前海南省多个产业的产业链构建尚未完整，缺乏某一领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动其他产业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因此，难以靠企业大规模的空间聚集和专业化分工而形成独特的集群竞争优势。产业中坚人才匮乏在经济学中，人才是一种资源，人才合理流动的过程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人才，但长期以来，海南由于经济总量小、产业层次偏低、教育科研力量相对薄弱、人才服务配套尚显不足等诸多因素局限，导致海南人才总量不足、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不强等问题非常突出，而这就导致海南高新技术产业中坚人才的匮乏。03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发展近年来，海南省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加快5G应用项目、智慧城市、 智能工业发展，完善深海科技、南繁育种、卫星遥感等创新基础设施，以及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区块链、卫星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目前，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主要集中在生物与新医药、电子信息等领域，多为智慧密集型企业，员工中不乏“海归”和外籍专家，他们为海南的创新要素聚集贡献了力量。如科大讯飞，能将人工智能赋能于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园区、智慧城市、新基建等建设当中，提升了产业活力。2020年9月 《智慧海南总体方案（2020-2025年）》聚焦推动新型工业、热带农业等优势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智慧物流、国际航运、国际金融、智慧会展等外向型高端服务业，做优做强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信息安全、电子竞技等数字新产业，推动离岸创业创新和数据跨境服务，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建成立足南海、辐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开放型数字经济创新高地。跨区域、产业集群的链条式发展由于海南独特的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以及有限的土地空间，海南不适合大规模发展制造环节，应当开展研发、测试、保障与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环节，同时，可在其他区域寻求制造腹地合作，突破土地限制，打造跨区域产业链生态体系。此外，海南制造业逡巡的根源在于物流成本偏高，但是，当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利润空间足以让高出的物流成本忽略不计的时候，制造业的瓶颈瞬间消失。所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关键是找准突破口，形成集群和链条。2019年4月 《加快海南科技创新开放发展实施方案》支持海南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以更加开阔的胸怀吸纳全球创新资源，探索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促进人才、资金、技术、成果等要素跨区域、跨境自由高效便捷流动，形成海南科技创新开放发展新局面。2019年12月 海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加快培育千亿级产业集群，以进一步推动油气、旅游、互联网、热带高效农业以及现代物流业等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海陆空”全方位发展当前，海南省瞄准最有可能突破、最迫切需要发展的南繁育种、深海科技、航天科技等领域，正加速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面向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深海探测、热带作物、空天信息等布局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建立与自贸港相适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产学研体系，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技术研发力量，同时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2019年4月 《加快海南科技创新开放发展实施方案》提出要在海南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研条件平台，面向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深海探测、航天应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医疗旅游等方向培育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军民融合促产业发展运用航天搭载技术，对具有应用前景的微生物等送入太空进行诱变，以服务于工业、农业、食品、制药等行业，发展太空经济，是开展深度军民融合应用的大趋势。因此，军工企业与项目在整个海南高新技术产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军工企业应主动关注军用转民用与民用转军用机会；另一方面，军工企业应在合规前提下，提供军事技术（技术交易转化中心）、数据（军民融合数据库）、平台（军民两用试验平台）转民用的合作机会，吸引社会企业参与军民融合项目；创业企业可充分利用上述资源，积极探索打造创新业务。2018年4月《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在扩大开放中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加强航空、航天、深海等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推进军地共商、科技共兴、设施共建、后勤共保；统筹海洋保护开发和维权维稳，加快推进南海资源开发服务保障基地和海上救援基地建设。加大区块链产业布局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总计6次提到区块链，明确了未来海南加大区块链产业布局的方向，对于之前已经入驻自贸区港的区块链企业而言，更是具有非凡的指导意义。事实上，自2018年海南自贸区港成立以来，为吸引高科技企业入驻，海南政府不断给予利好政策。区块链行业企业可以利用在区块链领域的积累经验和技术优势，用一系列“区块链+”在政务管理、数字贸易、新基建、旅游、供应链金融和公益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全面参与到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中来。2020年6月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要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聚焦平台载体，提升产业能级，以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贸易等为重点发展信息产业。后续，仁略咨询将推出“海南省重点园区研究”专题，将分篇章介绍海南自贸港建设期间的11个重点园区。海南省产业研究——现代服务业海南省产业研究——旅游业海南省政策分析——营商环境篇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