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医学院博士

全球四大顶尖医学高校：伦敦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简称UCL，建校于1826年，位于英国伦敦，在UCL的学者及研究人员中其中有15名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距今最近的奖项之一，是2014年UCL的John O'Keefe教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英国国家医学研究中心设在伦敦大学学院。它有着6次获诺贝尔奖的殊荣，现今有超过721名科研人员，每年有超过2千700万英镑的预算。全球四大顶尖医学高校：剑桥大学 剑桥大学医学院是独立的、自治的实体，有它自己的收入和财产，自行负责本科生的招生, 每一个学生，都属于一个学院。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就是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阿法拉教授、医生马克都在学院任教。毕业生就业率全英第一，医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为99%以上，毕业生主要在医院、研究、教育和科学等领域工作，升读研究生比例为37%。全球四大顶尖医学高校：哈佛大学 在科学部医学哈佛医学院(HMS)的大学教师在与哈佛艺术和科学的跨学科项目提供了四个生物医学博士学位的：生物和生物医学科学(包括化学和教师从该部的生物分子药理学，细胞生物学，发育和再生生物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病理学，并从其他部门，医院和科研院所的其他教师)，三个方案，从医疗学校和大学教师：免疫学，神经科学和病毒学。全球四大顶尖医学高校：牛津大学 提到医学院我们会想到青霉素。今天用得最广的抗生素，1955年为牛津的爱德华·阿布拉罕发现。牛津也致力于将分子生物学应用于临床，将核磁共振原理应用于 医疗诊断，在发现人体的免疫系统和应用基因工程技术于临床问题方面，牛津亦起领导作用。该校在艾滋病毒、移植手术和遗传病研究等方面也很有潜力。全球四大顶尖医学高校，剑桥大学仅第三，第一名当之无愧！你怎么看？

作为一个科学大国，英国是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的？他们是否能走出一条和中国不同、社会成本更低而行之有效的防疫之路？为此我们采访了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英国于 1 月底确诊第一位来自中国的输入性新冠患者。截至 3 月 8 日，新冠患者确诊数量为 273 例，位列欧洲第六位，排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和瑞士之后。3 月 6 日出现第二个死亡病例，为一名 80 多岁男性。随着武汉疫情的暴发，1 月底英航和维珍航空暂停了往返中国大陆的所有航班，随后英国政府派专机从武汉和周边地区撤侨 300 余人。陈铮鸣介绍说，尽管如此，英国整体还算比较淡定和理性。对通过其他航班或途径抵英的旅客或返程的公民，如来自湖北省，或中国其他地区但有相关症状（如发烧），则英国政府要求居家自我隔离 14 天。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其他限制和规定。图 | 英国的新冠患者每日新增数目趋势。（来源：BBC）图 | 中国境外的新冠患者每日新增数目趋势。（来源：BBC）整个 2 月份，英国的疫情相对稳定，只有 20 余人确诊，且绝大多数为输入性，并在很短的时间内隔离了密切接触者，有效地防止了疫情的扩散。近一周多以来，随着意大利疫情的急剧恶化和输入性病例的增加，英国的感染人数也出现了快速上升的趋势。为此，英国政府出台了完整的防疫计划，以应对疫情的蔓延。英国政府公布的防疫计划共分 4 个阶段包括围堵、拖延、研究和减损。目前的防疫政策仍集中在围堵阶段，主要是及时诊断并追踪和隔离所有密切接触者。如疫情进一步恶化，出现广泛的社区传播，则考虑转入防疫第二阶段，即拖延和 “社会隔离” 阶段，相关措施包括休学、休市、休工，以避免短期内出现疫情的大暴发，并尽量拖延至夏季，使医疗机构能有更充足的资源从容应对病人的诊治。陈铮鸣说，在新发疫情面前，政府应该实事求是，及时通报疫情发展包括可能出现的最坏的结果，以及相关的个体和社会的防疫措施，这可能是避免无谓恐慌和疫情蔓延最好的“疫苗”。图 | 全球新冠疫情分布。（来源：HEALTHMAP）“这不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英国也做了最坏的打算。”DeepTech：意大利为什么会成为欧洲的重灾区，而且感染者中病死率这么高？陈铮鸣：意大利成为重灾区有偶然的因素，也可能有其必然的因素。首先意大利是旅游胜地，到访的中国游客人数甚多，每年超过 150 万人次，而中国赴英游客最高纪录是 27 万人次。另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目前在意大利生活、工作、定居的温州人约有十几万，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春节前后人口流动非常频繁。同时温州是湖北以外中国疫情最为严重的城市，因为温州人在武汉经商的特别多。这样无形就增加了疫情在意大利扩散的风险慨率。（DeepTech 注：截至 3 月 9 日，温州确诊数量为 504 例，是湖北省以外确诊病例最多的中国城市。）意大利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直到 1 月 30 日才暂停了飞往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航班。在这之前，已有大量来自温州或中国其他地区的游客抵达意大利。此外，即使禁飞也并不能完全封锁住疫情传播，尤其是在欧洲人口流动十分频繁，人们仍然可以从欧洲其他国家自由进入意大利。另外，新冠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而意大利人是非常热情的民族，有见面互相拥抱和接吻的习惯，这就增加了病毒传播的可能性。意大利的新冠病毒病死率比中国还要高，大约 4%。目前死亡病例中，平均年龄高达 81 岁，绝大部分患者生前都有其他健康问题，这可能相当程度上导致了高死亡风险。DeepTech：英国也有来自意大利的输入病例吧？陈铮鸣：英国境内疫情绝大多数都是输入性的，特别是从中国、意大利、钻石公主号等重点区域来的旅行者，以及从新加坡君悦酒店参加商业会议回来的超级传染者。第一波是从中国过来的新冠携带者，第二波主要来自欧洲大陆。2 月下旬正好是学生放假，有一个 10 天左右的假期，很多人就到意大利去度假滑雪，最近陆陆续续发生的很多病人都与意大利有关。目前英国被传染的患者相对年纪较轻，所以病死率没有意大利那么高。从意大利各地度假回来的人目前大都采取了居家隔离措施，但是否能有效地防止发生广泛的社区传播，目前形势并不乐观。DeepTech：英国政府制定了四步走的行动计划，看起来有条不紊，这样的举措来应对新发疫情是惯例吗？陈铮鸣：英国是比较崇尚科学、重视科学的，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喜欢讲科学规矩、讲科学套路。循证决策这一点很重要。比如 1990 年代疯牛病时期，英国对奶牛怎么传播病毒做了大量公共卫生研究，再根据研究的证据不断调整应对方案。此次应对新冠病毒的疫情，英国政府也汇集了大量的专家，包括流行病学、公共卫生以及临床专家，由他们制定出一套科学的行动方案作为指南，然后政府决策，而不是说匆忙上阵。这不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英国也做了最坏的打算。首相约翰逊称，不排除五分之一的劳动力同时患病的可能。当然这个是最坏的结果。从科学角度来讲，这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应该告诉民众可能出现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要相信民众的判断能力。“中国的有些措施在英国同样可行，而有些不可行，且社会成本过高。”DeepTech：有报道英国属于内紧外松的这种做法，似乎跟新加坡做法有点像。陈铮鸣：我觉得目前疫情还是一个过渡阶段，还会继续恶化，后期对英国政府和医疗体系的挑战极大。目前患普通感冒和流感的病人很多，加上医生和护士短缺（大约有数万名护士岗位空缺），医疗体系已经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未来肯定要根据疫情的发展来研判并逐步调整防控措施，以及作出必要的取舍。中国的有些措施在英国同样可行，而有些不可行，且社会成本过高。除伦敦外英国的人口密度较低，这对疫情防控相对有利。相反，英国的社区没有围墙的，四通八达，根本无法像中国那样对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另外民众可能也不答应。DeepTech：英国学术界、科学界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做了哪些工作？陈铮鸣：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在 2 月初就出台了一个研究计划，拨款 2000 万英镑，用于开展疫苗、药物以及流行病学研究。近期，政府又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加快研发步骤和力度。科研方面，牛津和帝国理工学院做了不少工作，包括疫苗和疫情预测。1 月中，帝国理工的一个团队根据有限的海外感染人数数据，较为准确地评估出了武汉的疫情。牛津的传染病研究实力非常强，新冠病毒的疫苗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现已小批量生产，可能 5、6 月份就可以进入人体试验。此外，牛津的一个团队和中日友好医院曹彬团队合作，共同参与瑞德西韦临床试验。DeepTech：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英国社会的认识有什么样的演变？陈铮鸣：最近一段时间媒体报道密度明显加大。除了报道疫情和政府措施外，也有很多专家来解读。此外，也有大量公益性广告，进行健康宣教。其主旨是让民众充分知情，正确认识相关病症以及应该采取的防控措施。武汉疫情初始是一个教训。由于大家不知情，都很盲目，感觉没事，一旦宣布人传人以及封城以后，大量民众产生恐慌情绪并蜂拥到医院，这就导致第二波、第三波的病毒传播和医院交叉感染。当然这跟医疗体制有关。英国目前增设了高通量的电话专线，万一出现可疑症状先拨打电话，有专人收集相关信息并提供诊疗建议。当地的公共卫生机构会派人上门，或者让患者到指定机构去采样做检查。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直接去医院就诊发生交叉感染的风险。图 | 英国政府对怀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者的建议：不要去医院、社区诊所或急诊，首先拨打专线电话，自我隔离，报告信息，检测，听从医务工作者的建议。（来源：BBC）DeepTech：英国民众对戴口罩是怎样的认识？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戴口罩的建议一致吗？陈铮鸣：对于戴口罩，东西方有明显的文化差异。我到这里住了 30 年，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人戴口罩。只有病人到医院里去看病，为了防止打喷嚏的飞沫，才需要戴口罩，对正常人是没有必要戴口罩的。如果戴上口罩在大街上，英国人就会认为一个病人到处走动是危险的。所以这也引发了一些冲突。目前英国将近 7000 万人只有 200 多例确诊，全民都戴口罩不现实，对预防病毒感染的效果也不会明显。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新冠病毒个人防护指南建议是，在出现相关症状或在照顾疑似患者或确诊患者时才需要戴口罩。很多人戴了口罩不洗手，或者戴口罩方法不正确，反而会增加感染风险。当然，随着疫情的变化，人们的心理和风险预期也可能发生明显的改变。DeepTech：在中国口罩不是一个小问题，其实还衍生了一些次生的问题，比如说不戴口罩就不能进超市，不能进入商场，甚至在大街上不戴口罩会被抓起来。中国是不是对口罩的作用夸大了？陈铮鸣：大家刚开始对疫情不重视，重视之后却是恐慌，于是出现拼命抢口罩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大家自觉不自觉把戴口罩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安慰，尤其是在目前疫情已得到完全控制的地区。要全社会完全摘口罩并非易事，可能还需要做很多铺垫和宣教工作。“在英国，这个循证决策的过程是一种传统。”DeepTech：能不能介绍一下此次疫情中的英国政府跟专家的关系，以及其首席科学家的运作模式？陈铮鸣：发生新生疫情时，政府不可能拍脑子来做决策，首先要从科学层面来进行评估。首席科学家会召集各个领域的专家，包括流行病学、临床、疫情模型预测等各个领域专家来提出各种预案以及应对措施，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英国，这个循证决策的过程是一种传统。在这基础上由政府拿出具体的行动方案，这个行动方案不完全是考虑医学的，它要考虑最坏的结果和最好的结果，包括物资调配、防御工作（社区防御、机场安全等等）。因为牵一发动全局，一旦决策错了或做过头了带来的影响也不得了。当然这个方案也不是一成不变，它也可能不断调整。100 年以前，英国在应对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也犯过错。当时的社会相对比较专制，有两个非常深刻的教训。第一，西班牙大流行持续了 2 年，来了三波。其实第一波影响不是很大，后面两波影响更大。第二，英国当时担心民众恐慌，也是封锁消息，一些游行聚会也没取消，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疫情的恶化和蔓延。DeepTech：请谈一下中国政府和专家的关系，因为在中国疫情中，一些专家的表现也有不合理的地方。陈铮鸣：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个专业的声音。专业的声音第一就是要实事求是，第二要及时通报和解读疫情和防控措施。信息公开了以后，人们的解读就不会差别太大。中国的疫情通报和解读中，早期似乎更侧重临床治疗，而缺少针对疫情的专业分析和解读。比方说有人经常提到所谓的拐点，但对于什么叫拐点并没有给出清晰的定义。同样，对于疫情的结束，目前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可能在不同的地区要采用不同的标准，不能一刀切。比如埃博拉疫情的结束是最后一个患者出院后两个潜伏周期内没有再出现任何病人。若没有明确的标准，就难以把握和掌控，民众也会产生迷茫，对民生和经济生产的恢复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DeepTech：你认为中国适合英国这样的首席科学家制度吗？陈铮鸣：应该可以，也不一定是一个科学家，但是应该可以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担当这个角色。这里并不是说由他来做决策，因为任何人的科学认识可能是有局限的，他是领队，来协调、召集。DeepTech：这次疫情中出现了双黄连等事件。为何中国出现急病乱投医的现象和心理这么强烈？陈铮鸣：涉及的因素可能有多方面，包括一些文化的因素。其一，媒体喜欢捕风捉影，当然在国外也有这种情况。其二，科学家对具体事物的把控也很重要。英国的科学家有许多传媒方面的训练，比如怎么面对媒体，怎么进行新闻发布，也有主管部门审核和把关。把故事讲好，分寸把握很重要，如把握不当，就会产生误导。其三，特殊时期，政府和民众希望有好消息。由于这方面的压力和需求，研究人员就可能走捷径。其四就是利害冲突。比方说我开了一家药厂，我同时也是首席科学家，我来推销这个东西可能就会涉及利益目的。在国外，对这种学术规范很严格。最后就是文化。中国民间比较相信偏方、秘方。历史上欧美也有传统医学和各种根据经验产生的疗法。但近几十年来，通过采取科学的方法来验证，淘汰糟粕，去伪存真，现在的治疗就很科学化和规范化。中医药是个宝库，但要进一步发扬光大，走向世界，需要有更多的科学证据，尤其是严格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的证据。陈铮鸣简介（来源：牛津大学）陈铮鸣，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人口健康与大数据研究所教授。1983 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并获医学学士学位。1992 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2006 年晋升为牛津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现任牛津大学纳菲尔德人群健康系中国项目部主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名誉教授及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2009 年创建中国牛津国际人群健康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常见慢性病（如中风、缺血性心脏病、癌症）的临床药物疗效评估、转化医学、慢性病的环境及遗传病因学研究以及发展中国家慢性病控制策略。近 20 年间共领导完成了近十项大规模随机临床试验及流行病学研究项目。

路透社报道，医生和传染病专家说，专家们才刚刚了解新冠病毒引发的大量健康问题，其中一些可能在今后的岁月对患者的健康带来挥之不去的影响。除了让病人喘不过气来的呼吸问题外，病毒还会攻击许多器官，某些情况下会造成严重损害。心脏病专家托波尔博士说，开始以为只是呼吸道病毒，结果它还攻击胰腺，心脏，肝，脑，肾和其他器官。这些开始时并不了解。除了呼吸窘迫，患者还可能出现凝血障碍，导致中风，以及严重的炎症，进而影响多个器官系统。这种病毒还可能引起神经系统并发症，从头痛，头晕，味觉或嗅觉丧失到癫痫发作和精神错乱。而且康复可能是缓慢的，部分的且费钱的，对生活质量有着巨大的影响。芝加哥西北医学中心的心脏病专家萨迪娅可汗博士说，新冠病毒广泛而多样的表现有些独特。有心脏病的人得了流感也很有可能引起并发症，但新冠病毒在肺部以外所带来并发症的程度令人吃惊。这将给幸存者带来巨大的医疗支出和负担。在重症监护室或呼吸机上医治数周的患者需要花大量时间进行康复。住院1天可能需要7天来恢复，年纪越大就越难，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医生越来越多地注意到那些无需住院的轻症患者，这些患者在感染后的几个月里依然遭受痛苦。美国疾控制中心传染病副主任巴特勒周四在一次电话简报会上对记者说，正在进行研究以了解感染带来的长期影响。他说听到一些传闻讲有人长期疲劳，呼吸急促。他也说不清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牛津大学的索尔兹伯里博士周二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写道，虽然冠状病毒症状通常在两三周内就会消失，但估计十分之一的人会出现长期症状。索尔兹伯里说，她的许多病人胸部X光正常，没有炎症迹象，可仍然没有恢复正常。她写道，如果你以前一周跑3次5公里，现在一段楼梯跑完后就感到气喘吁吁。你可能不停咳嗽，精疲力竭，无法工作。对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如初的恐惧很现实地摆在面前。西北医学院神经传染病主任克拉尔尼可博士查阅了目前的记录，发现约半数住院患者有神经并发症，如头晕，警觉性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嗅觉和味觉紊乱，癫痫发作，中风，虚弱和肌肉疼痛。这个发现已发表在《神经病学年鉴》上。他已开始为患者开设门诊，研究这些神经问题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日日曰不清楚新冠达到目前如此严重的程度是一开始就这样的，还是经过变异后毒性增强了。从媒体的报道来看，疫情之初好像还挺轻的，免疫力强的人好好休息下可能也就自愈了。随着疫情的发展，情况越来越严重。别的不说，那些去世的医生就好些正值壮年的。现在来看，说新冠已构成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秩序的严重挑战，一点不过。在疫苗等科技手段问世前，也只有通过社会自律，个人自律来对抗疫情了。

高考落幕快一周的时间了，不少家长都希望孩子考上理想的大学，其实，高考不能决定孩子一辈子的命运，家风却可影响孩子的一生。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山西应县这两位老人不一定懂，但他们一直再这样做，身体力行，为孩子们树立起父母的榜样！高平向记者介绍家庭成员家中有一名博士就实属不易，如果家中有9个博士呢？在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有这么一户普通家庭，母亲务农，父亲是位木匠，家中竟“云集”了1位院士、9位博士、2位硕士，在当地被传为了佳话。母亲是最好的导师5月30日下午，记者驱车赶到了应县广新小区，在一处住房内，见到了这些博士们的父亲高存喜和老人的大女儿高平。简短了解后，记者得知，高存喜的老伴杨桂莲在4月份因病离开了这个大家庭。因为还没释然，老人目前不想回自己的家，在二儿子高禄和女儿高平家交替暂住。“父亲和母亲恩爱了60余年，他看见熟悉的东西就会想起老伴来。”高平说，我们这个母亲真的是太优秀了，家中的兄弟姐妹能成气候，无一不与她的良好教导有关。高平边说边望向了窗外，给记者说起了杨桂莲的故事。1942年，杨桂莲出生在应县杏寨乡辛坊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自幼便失去了父亲。后来，杨桂莲的母亲生病，她很早又辍学在家，照顾起她的妹妹和两个弟弟，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高平说，“母亲在世的时候常讲述过去的艰辛故事，意在培养孩子们坚忍不拔的精神。”1957年，杨桂莲遇到了命运同样坎坷的高存喜。高存喜自出生后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相似的境遇把两个坚强的人紧紧地绑在了一块。高平向记者讲了几段生活中的故事：在吃穿问题上，母亲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自己吃锅底，有时是“刷锅水”；衣服破了，第一时间就会补上，衣服脏了，一定会尽快洗干净，但是有个原则，自己的事必须自己做，做得还必须严谨认真。在学习上，母亲对考试成绩并不是很上心，但是如果孩子们不用功，她就会严厉批评。她要求孩子们多读书，不要轻易浪费时间。这个大家庭的合影高平说，“母亲常说一句话，‘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勉励我们要刻苦勤奋。到现在，家里成员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养成了早起晚睡，认真看书的好习惯。”高平告诉记者，除了坚韧、勤奋之外，母亲留给他们还有一样法宝——善良。“对家里人尽孝道很正常，如果对外人也乐善好施就更可贵了。”高平回忆说，母亲在应县城里租房子供孩子们读书时，房东是两位老人，由于处在非常时期，老人们年纪也大，经常食不果腹，母亲就常把有限的食物分给他们。后来，母亲搬离了出租屋，得知其中一位老人去世后，义无反顾接起了照顾剩下那位老人的责任，直至老人老去。高平说，“不论做什么事，善良是前提。我们这一家博士就是因为牢记母亲的向善教诲，路才越走越宽。”84岁的老人高存喜说起自己的老伴也是称赞不已，“她主内，我主外，教育孩子都是她做，根本不用我操心。我只负责多打工挣钱，养家糊口。我们家能有今天，主要就是她的功劳。”孩子们个个都很优秀记者边聊边环顾着高平的住所，不大的房间内，布置了各种书籍和照片，其中以一张2016年照的全家福最为显眼。“这张照片几乎把家里成员都聚到了一块。”高平的丈夫韩庆明自豪地说，这张27人的照片中有1个院士、9个博士、2个硕士、2个本科。韩庆明是一名技术型人才，在部队维修了20多年飞机后转业到应县一家银行，目前已经退休。韩庆明向记者介绍了家中的这些成员：高平这一代，一共兄弟姐妹6人，两女四男，其中高福、高山、高峰是三位博士。高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又是一名博士生导师；高山是牛津大学博士生，目前是苏州大学的一名教授；高峰是高存喜最小的儿子，是四川大学的副教授，也是博士学位。韩庆明说，“他们这一代很优秀，没想到他们的孩子更优秀。高平兄弟高禄和高山的孩子中有1个博士，2个硕士。高福的孩子高宁达，26岁就成为了剑桥大学的在读博士生。我和高平的2个孩子也都是博士，弥补了我们俩没成为博士的遗憾。”韩庆明介绍，他的儿子韩鹏程目前就在美国亚特兰大居住，是埃默里大学的一名博士后，她的妻子王奇慧与高福在同一个单位，是一名中科院博士生，目前在做微生物学研究。“算上高福的妻子和高峰的妻子，家中正好9位博士，2位硕士。”高平说，“在朔州乃至整个山西恐怕都没有一个家庭有这么多的博士生。”高福成为家族骄傲老人期待一代更胜一代。高福院士高平对记者说，这么多优秀的孩子，其中以弟弟高福最为瞩目，他的一段抗击埃博拉病毒经历更成为了全家人的骄傲。“高福小时候比较调皮，但是做事很认真。这次在母亲的葬礼上，他就发现棺材上有个楔子掉出后，凹凸不平，自己折腾了一个下午，弄好后才放下心来。”高平说，这个弟弟除了特别认真之外，还乐于参加活动。“在校期间，一直是班里的班长或体育委员。国家恢复高考后，他参加高考，最后被山西农业大学兽医专业录取。”高平回忆说，高福一开始报的是太原理工大学，成绩超了却没被录取。为此，他们还专门去太原查询情况，结果人家说眼睛有点近视。“其实我知道弟弟根本没有近视，回来的路上，他没多说话，不过以后的学习劲儿更足了。”没过几年，高福就考入了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最终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生资格，从此开始了卫生领域的卓绝之行。1995年，高福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相继在英国牛津大学，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4年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并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曾先后主持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医学院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说起这些头衔，高平滔滔不绝。但最让她对这个弟弟刮目相看的是他与“埃博拉”的无畏战斗。2014年，埃博拉病毒现身西非，快速蔓延的疫情超乎了人们想象，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面临了巨大的威胁和考验。9月16日，以中科院院士、病毒微生物学家高福为代表的中国医疗和疾控团队前往疫情严重的塞拉利昂。这支五六十人的团队，在出发前就写好遗书、在经历多重生死考验后，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得到了国际的高度认可。高福（右一）及其团队在移动实验室检测“高福在疫区曾经因为高烧差点送了命。一个院士，如果不是出于对国家和人道主义救援的良心，谁会去那个水深火热的地方，上那个生死战场？”高平说，弟弟正是用生命考验向世界人民、祖国人民诠释一个中国伟大科学家的责任担当。在记者聊起高福的过程中，高存喜也是满脸笑容，“每个孩子都很优秀，高福现在靠前，但将来说不定还会有更优秀的。”老人边说边向记者指着全家福照片中的第三代那排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再看到家中出些新的院士。”高存喜说，现在已经有了一个6岁的重外甥，身体也不如从前了。但常常会教育他们要多回家乡走动，看看他，看看家乡的翻天覆地变化，为家乡的发展支支招。“故乡是割不断的根，在外的孩子走得再远，事业再辉煌，也不能丢了这份乡情。”高存喜说。来源：河南高教

随着中国疫情的转好，中国的一些药物和疫苗要找到合适的志愿者，还是要“走出国门”，这个也要提前布局。文 | 《财经》特约撰稿人 斯远 编辑 | 郝洲4月4日，不含中国在内，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100万。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称，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4月4日15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1119109例，死亡病例为58955例，且新增趋势并未有减速迹象。其中，美国确诊病例数最多，达278458例；意大利死亡病例数最多，达14681例。从3月26日美国确诊病例首超中国，到现在有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五个国家确诊病例超过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震中”名副其实地转向了欧美国家。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移，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灾难？《财经》特约记者采访了牛津大学纳菲尔德人群健康系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陈铮鸣教授陈铮鸣于1992年获得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2006年晋升为牛津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2009 年创建中国牛津国际人群健康研究中心并担任执行主任。近 20 年间，作为一名横跨东西方的医学研究者，陈铮鸣共领导完成了近十项大规模随机临床试验及流行病学研究项目。欧美疫情暴发超乎预料《财经》：你怎么看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和欧洲的暴发态势，有没有超乎你的预料？陈铮鸣：不光是美国，包括欧洲所有国家的疫情发展势头和蔓延程度，都超出了我的预料。比如说英国，现在每天确诊人数已超4000人，截至4月4日15时，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38690例，死亡3611例。这比我两周以前的预期要高得多。《财经》：为什么会这样？陈峥鸣：这说明前期的防控工作做得不到位、不及时，尤其是在1月-2月的围堵阶段，没有把围堵“口袋”扎紧，很多病例散在社区中。另外，在疫情暴发初期，（欧美国家）也没有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人群隔离措施，导致疫情快速蔓延。当然，新冠病毒确实很狡猾、很诡异，有很多轻症、无症状感染者，而且又适逢流感高发季节，（新冠肺炎）容易被忽视和混淆，再加上病毒检测能力跟不上，这些都给防控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传染病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个感染的病人漏检了，给它足够时间，就会造成大面积感染。比如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在那个人口流动率非常低的时代尚且如此，现如今，频繁的人口流动给了传染病更多的传播机会。一些欧洲国家虽然在1月-2月采取了包括停飞中国航班等措施，但在国内并没发生明显的社区感染，因此很多大型的聚集性活动并未受任何影响，赛马会、大型露天音乐会、马拉松照常进行，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疫情。 《财经》：确诊人数的快速增加也与检测力度加强有很大关系吧，这有什么积极意义？陈铮鸣：是的，美国疫情的快速“暴发”，与其近期加大核酸检测力度有关。通过全人群的检测，可以及早地诊断和隔离感染者，并及时筛查出重症病人进行干预和治疗。德国在这方面是欧洲各国中做得最早和最好的。德国目前的感染人数高于英国，但死亡人数远低于英国。一方面是大范围的检测筛查出了大量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对高龄和高危患者进行干预，防止病情加重，降低病死率。 《财经》：你认为全球疫情的拐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陈铮鸣：现在还很难预测。这次疫情的发展，第一波是中国，现在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第二波是欧美国家，现在还处于急剧上升阶段，乐观估计也得两三个月以后才会得到有效控制。现在最担心的是第三波，包括东南亚（如印度）、南美和非洲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民众卫生习惯、医疗条件等与中国和欧美国家的差距都比较大。新冠肺炎疫情在这些国家蔓延只是迟早的问题，但蔓延的程度会有多大、多快，现在还很难判断。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要发挥科学家作用《财经》：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并已经向一些国家派遣了救援医疗队。目前来看，你认为中国有哪些经验可以被疫情严重或可能暴发的国家借鉴？陈铮鸣：中国政府和科学家第一时间公布了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序列，公开发表了很多研究论文，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研究信息的公开，第二波疫情波及国家的核酸检测、抗体诊断等工作就无从谈起。临床诊治方面，针对不同病人病情的治疗方案，中国专家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对其他国家对新冠肺炎的治疗起到了重要影响。防控方面，中国的社区防控很有借鉴意义。比如早期筛查，易感人群的鉴别、隔离等，社区隔离措施的落实情况将直接影响疫情发展和控制的效果。欧美一些国家也在建方舱医院。以英国为例，3月31日，伦敦第一家方舱医院已经建成，伯明翰、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都在建类似中国的方舱医院，或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在发展中国家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因为这些国家往往人口比较密集。我之前跟王辰院士沟通过，可以总结制定出一个建设标准，比如需要配套哪些设施，规模大小如何设定，形成一套详细的建设参数。（编者注：王辰院士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正是他在中国疫情暴发初期提出了建立方舱医院的建议）此外，欧美国家也需要借鉴中国公众戴口罩的经验。我的一个博士生团队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戴口罩有利于疫情防控的论文。欧美国家的公众由于观念问题不愿意戴口罩，只有拿出科学数据，他们才会相信和接受。 《财经》：这次新冠病毒在全球的大流行可以说给了人类一次沉痛打击。中国武汉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封城”措施，印度、南非也采取了“封国”措施，但如何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你认为该如何发挥好科学家尤其是医学专家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陈铮鸣：这个问题很重要。面对一个重大的、未知的新发传染病，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做决策必须要科学，不能拍脑袋做决定。有些决策出发点好，但最后起到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摸清传染病流行的规律、特征，然后才可能制定有效的、与时俱进的防控措施。英国有一个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制度，涉及不同的领域。目前有两位科学顾问经常和英国首相同时登台参加疫情新闻发布会，一位是总科学顾问，另一位是医学科学顾问，相当于首相的左膀右臂，他们一方面参与决策，另一方面把正确的科学理念传播出去，与民众进行有效沟通。但也不是说有了这个制度，所有的决策就都完全正确，因为科学研究也是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因此，除了不能让科学家缺席，还要形成让科学家畅所欲言的氛围。比如说英国推出群体免疫的措施后，很快就有几百名科学界人士联名写信进行质疑，政府也很快进行了政策调整。《财经》：面对这样一次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各个国家在疫情防控中该如何展开合作？陈铮鸣：面对疫情，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我认为各国之间一定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加强合作。医护方面，我认为中国在对外救援上要关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医疗设施、医护人员水平等相对要弱一些，一旦疫情暴发就会手忙脚乱。因此，中国政府可以提前做好部署和规划，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做好疫情防控、救治工作。药物研发方面，在武汉开展的瑞德西韦临床试验，其实就有牛津大学一个团队的参与，他们在方案制定、设计等方面提供了支持。但接下来，随着中国疫情的转好，中国的一些药物和疫苗要找到合适的志愿者，还是要“走出国门”。这个也要提前布局。比如某个疫苗研制出来了，一期临床试验结束后就需要找到新冠肺炎患者来做进一步的临床试验，那就需要到其他疫情仍然严重的国家开展，这个必须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沟通渠道。疫情过后，各个国家肯定会进行反思，更需要互相借鉴学习，从其他国家的防控经验中发现各自的不足。现在全球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摆，疫情结束以后，如何携手并进、促进而非减弱全球化的进程，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议题。总而言之，面对这种全球大流行的传染病，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合作精神，在物资、医务防控人员、经验等方面不仅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

梁z，英国牛津大学在读博士，很有才华的、很努力、很有悟性的一位小哥哥，人超级nice，小哥哥初印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会助力你看到远方更美的风景，听一下前人的经验和建议，会助力我们少走弯路，梁同学在雅思学习和申请牛津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建议，快来看一下吧~~去除繁芜的一个前提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应该有一个或几个明确的中心目标，并能够简化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围绕它们行动。拥有中心目标而不善于约束自己的人，也容易被各种暂时的兴趣所牵引，迷失在追逐兴趣的汪洋大海里，最终一事无成。英国初印象其实，我在国内也是做研究的，关于英国与大陆，自己也有比较的 :在学术方面，英国大环境比较宽松，这边医学院博士，毕业时不像国内有文章要求，压力相对较小；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分的是比较开的，虽然工作时长比较短（9：00——5:00），周末双休 ，但上班的效率较高；牛津的生活节奏相对慢一些，对于研究生或者读书阶段的人来说， 这里更适合学习，反而没有大城市的快节奏。Q:近期才出去，在英国还适应么？A:出国留学，就要适应不同的文化，现在很多人出来后，还按以前生活方式走，我觉的这样没有太大的价值，出来读书，从饮食 、个人习惯遵从对方就可以轻松一些。除学习本身， 更重要的是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背景，不止要适应人家的语言， 更重要的是人家的生活方式 。Q:很好奇，很多小伙们都会吐槽英国的伙食，你怎么看？A:其实关于适应，最重要的还是吃，如果按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一定是非常不习惯的。这边的蔬菜比肉贵很多，而且，我们烹饪经常用到的酱料在这边很难买到，很贵，经济成本比较高，我个人特别适应的一点就是：每天保持一定的运动量，感觉吃什么都还可以啦 ,其实，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恐怖，这边也有很多中餐馆，经常吃花销就比较高，跟个人想法有关啦，来这之后，自己几乎没吃过中餐馆，除非是和朋友聚餐。 我觉的适应一个国家的饮食文化还是比较重要的。Q: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会担心人身安全么：A:对女生，这种担心会比较多一些，男生的话，会相对少一些 。牛津是一个小镇，整体来说，治安会相对好一些。不像伦敦这么乱（比较复杂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校园安全有保障：西方的很多国家会存在治安问题，比方说美国、拉丁美洲，犯罪率是明显高于中国，但是校园内部一般都是比较安全的。牛津这么小的镇，也会发生很多刑事案件的，总的来说，国内还是比较安全的，如北京的核心城区，真的是世界上比较安全的地方了。哈哈~高能来袭，接下来，真的是干货满满~~关于雅思学习的感悟：申请牛津时是有小分限制的，而我当时的情况又比较着急，在2-3个月内要出分，这里十分感谢贾小岗老师帮了很多忙，让我在口语和写作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关于口语内容要比语言更重要其实，大部分中国考生的口语和写作都比较差，我跟着贾老师学习之后，口语是没有太多失误的，我发现大家对处理口语是有很多误区，比方说很多人背模板，我是很不推荐这种方式的，如果是中文的套路还ok、因为你是准备很多联词去美化，但是英语说会显的特别生硬 ，我准备套路最多的一次是反而是考的最差，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做套路的时，会特别的不自然 口语考官印象分就很低，如果你上了6.5这个档的印象分时，即使稍微有点不流利 也是没关系的，我觉的贾老师的一个观点特别好就是雅思是对语言的考察，我们和贾老师练口语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模板的，反而更关注的内容的本身，出来后，你会发现这一点也很重要，其实发音、语法等因素，不是影响你正常交流的点。在新航道时，有一位重庆的同学，我们交流时就尝试着换一种思维——英语问，中文答 。发现即使用中文回答，依然有很多问题是答不上来的，转变一下思维，这说明你的内容出了问题，不光是语言本身，雅思真实的考场就是当人家问 why_为什么时，如果这个答案不是你想回答的真实情况，这就很难答了，所以，内容要比语言更重要一些，语言只是交流的一种工具而已。听说写三者结合听力、写作、阅读三者之间的关联太强了，一般这三块的得分不应该差很多，出现偏颇是因为我们喜欢抓住一点去突破。在自学时总结的经验——会把听力场景的句子当做口语的素材，转化为口语的东西，会学很多地道的表达 ，短时间内备考掌握大量用法是不太可能的，知晓考试中常见的用法就行，其实听力中经常用的场景口语也会经常用到，不要把他们分的太开 。这样，即练习了口语，听力也得到了提高。雅思考试宜速战速决我准备雅思考试时间比较短，需在2-3个月内拿到成绩，当时，很多老师也觉的不太可能。经验总结：人是有惰性的，特别是不会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太努力的。拉长战线是没有太大意义的，高质量的学习状态会比长期的准备更好一些。适合去实战一下，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准备，每次考完都去总结和反思。实用的备考推荐：教材：自己是1-2周，把市面上能买到的教材都买到了，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些教材都翻了一遍，然后挑选适合自己的，根据需要，选择重点复习。口语：当时报了新航道的口语快线，我要强烈推荐一下，其实，上这个课的学生并不是雅思针对型的考生，其实 Chris老师也是帮了很大的忙。其实在说的时候，外国人的说法和我们还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应试时part2特别的重要，part1和part3很多习惯性的表达不太好准备出来， 在现场随便被问到的一些小问题或者一些你没有准备的问题，会给考官留下你是一个native speaker还是一个beginner的印象。跟口语快线的外教老师交流多了，虽然不能速成，但是短时间内会更流利，现场会对一些小问题反应特别的快，给考官留下的印象也特别的好，这些地道表达是考官印象分的关键因素之一。 申请准备身心准备：申请的时，把自己的目标和方向放高一些很多同学申请时会特别的没信心，觉得自己的本科学校不好或者自己的英语水平不高而选择给自己状态很相符的东西，过来后 ，我发现其实每一个学校，每一个专业，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平均水平高并不代表最低标准，尤其是一些好的学校，比方说牛津、 剑桥 、帝国理工，是没有最低标准的，他们不会因为纯粹英语不好或者你的本科成绩不好就拒绝你，他们非常看中推荐人和科研经历。准备时要因人而异，申请要明确到学校、专业。确定后，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比方说在读的学长学姐，他们可能会跟你提供一些特有信息 甚至RA的机会。另外，英国很多专业会有专业审查的，自己拿到预录取没注意，出现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签证方面，建议很早的把这些东西准备好，网上也会有很多攻略，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对新航道的评价：对于学习机构，自己比较看中历史和师资 ，特别是老师。 新航道在雅思培训方面的资源不是最丰富的吗，当时就想试一下吧，后来觉得挺好的，我是非常推荐贾老师的班的，贾老师给我的感觉非常的好，这也是我一直在新航道，没在其他机构的一个原因之一~~ 还有,这里的助教都特别的nice，在很多地方对自己的帮助很大，不光是在课堂上，课后的辅导，很多出国的情况他们都非常的了解，提供了很多的有用信息，我觉的这一点也是很不错的，哈哈，助教资源还是挺丰富的~~咨询戳这里！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与牛津大学签署合作协议，三方联合设立“高层次医学创新人才培养合作奖学金”。本奖学金将选派国内医学院校优秀的应届博士毕业生或新近（一年内） 博士毕业生，进入牛津大学医学科学院系进行学习研究。协议名额每年不超过10人。2020年的网上报名及申请受理时间为2020 年3月1日-10日。申请人应在此期限内登录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http://apply.csc.e.cn） 进行网上报名。具体申请条件请参考网站信息。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是德国知名的研究型大学，跻身于德国7所顶尖研究型大学之列，也是德国政府通过精英计划推选出来的11所“精英大学”之一。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该校签署的合作协议，国家留学基金每年资助不超过50名学生赴该校攻读博士学位或进行博士联合培养。2020年该项目申请截止时间为2020年1月4日。有关申请时间、方式等相关信息请以国家留学网公布信息为准。（以上信息来自国家留学网）

就在人们感叹第一批90后即将迎来30岁的时候，1991年出生的博士李琳已当上教授、博导了，为90后带来全新的注脚！昨晚，她还上了微博热搜……说到教授，人们印象中或许多是气质儒雅的中年人或白发苍苍的老者。其实这种印象已经out了!近年来，国内高校、科研院所中，年轻的教授、博导层出不穷。南都记者从该校公开资料中发现，在学校高层次人才风采栏中，这位1991年出生的女博士，职称已经是教授，研究领域为单细胞表观基因组学，人才类别为优秀学术骨干。校方简历显示，李琳自2014年获电子科技大学学士学位，2014年9月至2019年6月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开发单细胞多组学测序技术、研究哺乳动物生殖系细胞发育和疾病发生发展进程中的表观遗传学调控。近些年，她主要从事哺乳动物生殖系细胞发育过程的研究与单细胞多组学技术的开发，在Cell(《细胞学》顶级基础医学杂志)(2015，封面文章)、Nature Cell Biology(《自然细胞生物学》、顶级杂志《自然》的系列刊物，拥有极高的影响因子)(2018)、Cell Research(2017，封面文章)等上发表学术论文，相关科研荣获 “201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和“2015年度中国生命领域十大进展”。南都记者获悉，从今年9月10日开始，由李琳担任PI(学术带头人)的科研项目已进入驻站博士后和特聘研究员招聘阶段。南方医科大学及其基础医学院公开的信息显示，李琳所在的基础医学院同时有钟世镇、姚开泰两位院士坐镇。据悉，年轻科研人员逐渐崭露头角，在科研、教育中挑大梁，在南方医科大学并不鲜见。除了李琳外，出生于1980年的高学飞、出生于1981年的官道刚、出生于1989年的汪妹等人也在此次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引进“优秀学术骨干”之列。创建于1951年的南方医科大学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1979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2004年8月整体移交广东省，更名为南方医科大学。该校是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中唯一的医学院校，全国首批、广东省唯一一所“部委省”共建高校，全国首批开设八年制本硕博连读临床医学专业的8所高校之一，全国首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近年来，国内高校、科研院所中，年轻的教授、博导层出不穷。1、刘路在2012年，地处湖南的中南大学，就曾破格聘任攻克国际数学难题的22岁在校学生刘路为中南大学正教授级研究员。2、宫勇吉1989年出生的宫勇吉，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导。出生于1989年的山东，自小就是“别人家孩子”，高三时就被保送到了北大，后出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在材料与新能源方面有卓越的成就，28岁就当了教授。3、杨树1990年6月5日生，同样是年轻美女博士，安徽合肥人，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而后前往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微电子方面成就突出，目前在浙江大学担任教授一职。4、顾实1990年9月出生，2017年加入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现担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计算神经学和神经影像数据分析的研究。主要从事神经学方面的研究，现在任电科大教授。5、刘明侦出生于1990年的重庆，毕业于英国著名大学，后又在剑桥大学攻读了研究生学位，并在牛津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现为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博导，并任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副院长。

那些在19岁之前就拿到博士学位的天才们，最后一位的父亲会40多种语言。1.卡尔·威特卡尔·威特(Karl Witte)1800年7月1日出生于德国萨勒河畔的哈勒市洛赫小村，是19世纪德国的一个著名的天才。卡尔·威特八九岁时就能自由运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英语和希腊语这六国语言;并且通晓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尤其擅长数学。9岁考入莱比锡大学，10岁进入哥廷根大学。13岁出版了《三角术》一书。年仅14岁就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事实上，卡尔目前仍然是《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中"最年轻的博士"记录保持者)。16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23岁他发表《但丁的误解》一书，成为研究但丁的权威。与那些过早失去后劲的神童们不同，卡尔·威特一生都在德国的著名大学里授学，在有口皆碑的赞扬声中一直讲到1883年3月6日逝世为止。2. 金雄镕金雄镕，1962年3月7日生于韩国，世界上IQ最高的人之一，儿时智商已达到210。他5个月能走路和说话，7个月能写字和下棋。2岁学微积分，4岁时就能读能写日、韩、英、德四国文字。1966年，进入韩国汉阳大学物理系特别班学习。1969年，被编入韩国建国大学4年级。1970年，进入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进行热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研究生研修，并在15岁前获得了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74年，在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进行研究工作。1978年，回到韩国，转攻土木工程领域，并获得了博士学位。2007年，在忠北大学工作。2014年3月至今，任信韩大学教养学部教授。3. Balamurali Ambati出生于印度的美国眼科医生Ambati 四岁时开始做微积分，11岁与人合作研究艾滋病。13岁时,他在纽约大学完成了他的本科学业。1995年,当他17岁时,他毕业于纽约西奈山医学院，成为一名医学博士。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医生和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Ambati24岁便完成他所有的医疗培训。4. 露丝·劳伦斯1985年,13岁的露丝劳伦斯毕业于牛津大学数学系。第二年,她获得了第二个硕士学位,不过这一次在物理领域。后来1989年17岁的时候拿到了数学博士学位。5. 诺伯特·维纳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是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1894年11月26日生于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1964年3月18日卒于斯德哥尔摩。维纳在其70年的科学生涯中，先后涉足哲学、数学、物理学和工程学，最后转向生物学，在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一生发表论文240多篇，著作14本。他的主要著作有《控制论》(1948)、《维纳选集》(1964)和《维纳数学论文集》(1980)。维纳还有两本自传《昔日神童》和《我是一个数学家》。1903年，他开始上学。1906年（12岁），高中毕业，同年9月入读塔夫斯学院修读数学。1909年（15岁）时他已取得学士学位，入读哈佛大学研究动物学。一年后他往康乃尔大学转读哲学。1912年，18岁的他取得数理逻辑的博士学位。维纳的父亲里奥·维纳是波兰籍犹太移民，母亲是德国籍犹太人。里奥是哈佛大学斯拉夫语族的讲师，他用他自创的高压方法培育诺伯特。凭他的天分再加上父亲的培育，他成为神童。维纳的父亲里奥维纳是语言学家，又有很高的数学天赋。他出生于俄国，智力早熟，13岁就会好几种语言；他朝气蓬勃，富于冒险精神，18岁那年单独一个漂洋过海，移居美国；他刻苦自学，凭掌握40多种语言的才能，成为哈佛大学斯拉夫语教授。这位才气横溢、不畏艰难而又性情急躁的人决心要使儿子在学术上超人一等。维纳认为他父亲是天生的学者，集德国人的思想、犹太人的智慧和美国人的精神于一身。从童年到青年，维纳一直在父亲熏陶下生活，并逐步成长为一个学者。大家对此有何想法？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