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问题研究

6月8日，越南国会表决通过了《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VFTA）。越南经济学家将该自贸协定比喻为"连接越南与欧盟的高速公路"。世界银行预测，如果越南能充分利用与欧盟的自贸协定，到2030年将带动越南出口增长12%，拉动国内GDP增长2.4%，并使数十万人摆脱贫困。走出去智库(CGGT)特约研究员杨耀源认为，虽然根据该协定，越南—欧盟贸易中约99%的关税将取消，但并非所有在越南制造的商品都能享受零关税。根据欧盟原产地原则，出口产品的原材料必须原产于越南、欧盟或已同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其他国家。目前，越南向欧盟出口的大多数商品的原材料都是从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进口。越南—欧盟自贸协定给越南企业带来了哪些机遇？又有哪些挑战？今天，走出去智库(CGGT)刊发杨耀源先生的分析文章，供关注越南—欧盟自贸协定的读者参阅。1、近年来越南企业面临着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同类企业，尤其是中国同类企业的强有力竞争，越南企业在欧洲市场处境艰难，主要原因是越南产品价格通常比其他国家/地区高10-20％，导致越南商品在欧盟市场占份额较小。2、EVFTA对越南进口欧盟市场商品享受优惠关税条件的同时，也对其生产流程和质量控制给予严格要求。3、越南物流业的根本弱点是越南港口、仓库、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物流服务成本高昂，通常占年度GDP的20-25％。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全球经济前所未有的冲击，对越南外贸活动造成诸多不利影响。根据越南工贸部最新研究报告，近期获得越南国会批准的《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VFTA）被认为是在全球贸易前景尚存较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对越南经济重新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越南企业带来更多元化市场机会的有效方案，是疫情后企业保持增长势头的加速器。事实上，近年来越南企业面临着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同类企业，尤其是中国同类企业的强有力竞争，越南企业在欧洲市场处境艰难，主要原因是越南产品价格通常比其他国家/地区高10-20％，导致越南商品在欧盟市场占份额较小。欧盟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欧盟每年进口约23380亿美元，越南在欧盟市场份额约为2％，此前越南对欧盟出口42％以上享受特惠税率零税率。而EVFTA作为新一代FTA，通过更强有力的市场开放承诺和将进口税削减100%承诺，对越南经济和企业出口迎来重大机遇，主要体现在：●一是拉动越南GDP增长。EVFTA生效后第一个五年，拉动越南GDP增长2.18%-3.25%；第二个五年，GDP增长4.57%-5.30%；第三个五年，增长率为7.07%-7.72%。●二是贸易总额增加。EVFTA生效后，预计到2025年，越南对欧盟出口总额增长42.7%，进口总额增长33.6%；到2030年，越南对欧盟出口总额增长44.37%，进口总额增长36.7%。●三是预计为越南的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两大领域吸引到更多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四是国家预算收入促进越南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预计在2020年至2030年阶段，越南国家预算收入将增加70000亿越南盾。●五是为越南广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外资企业数量增加，并且预计每年将为越南创造146000个就业岗位，到2030年可帮助10万至80万人实现脱贫。然而，机遇总是伴随着挑战。EVFTA生效后，越南部分企业会面临严峻的挑战：首先是越南汽车企业发展面临十字路口。新冠疫情全球持续蔓延影响了全球汽车工业，部分汽车工厂关闭，由此导致2020年全球经济实际GDP下降3.0％。越南汽车业也不例外。根据越南汽车制造商协会（VAMA）的报告，截至2020年5月底，该行业仅注册11,761辆汽车，其中包括7,796辆乘用车、3,652辆商用车和313辆专用汽车。2020年前五月，越南整个汽车市场下降了36％。据估计，越南汽车供应70％是国内组装的，而进口组装汽车则占剩余的30％。由于越南汽车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越南的汽车工业仍然主要依赖进口零部件，越南国内汽车企业必须为生产汽车零部件的进口材料和供应品缴纳税收和高额费用，而由于越南此前做出对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承诺，从2018年开始，由东盟各国100％制造并进口到越南的车辆税率为0％，因此越南国内企业汽车的价格结构高于从东盟进口的汽车。EVFTA生效后，从欧盟100％制造并进口到到越南的汽车进口税率将在55％至75％之间，加大了对越南国内汽车企业竞争。其次，EVFTA对越南进口欧盟市场商品享受优惠关税条件的同时，也对其生产流程和质量控制给予严格要求。以2017年10月越南渔业部门遭到欧盟委员会“黄牌”警告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根据越南渔业总局的信息，目前越南海产品出口方面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挪威、中国和俄罗斯，在东南亚排名第一。但是，2017年10月，越南从欧盟委员会收到关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黄牌”警告，这一事件极大地影响了越南海鲜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尽管越南政府、渔民组织、渔业企业已努力解决非法捕鱼问题，然而，越南拥有3260公里的海岸线（不包括岛屿），约111,000艘渔船（主要是小型船），要彻底解决非法捕鱼的问题，对于越南政府是一项耗费人力、时间的艰巨任务。再次，原产地规则的要求是越南必须克服的主要挑战之一。即使产品是在越南制造的，欧盟进口商也不一定承认该来源，因为越南产品总体上高度依赖进口原材料。与主要出口制造业和加工业一样，大部分投入仍从其他国家进口（例如，电子产品占62％，汽车则占53％）。以越南纺织品行业为例，越南大多数纺织品企业依然处于执行缝纫和切割阶段，而不生产原材料（织物和纱线）。根据越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纺织工业中投入材料的价值约占67.1％，其中大部分原材料是从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上述国家和地区没有与欧盟签署FTA）进口。根据EVFTA规定，不享有税收优惠。此外，进口原料价格受国际市场波动，对进口原料的依赖将是越南纺织行业企业的一大挑战。因此，越南政府应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加强越南纺织服装制造企业及纺织服装业的配套产业协调发展，提高服装和裁剪企业原材料本地化率，重点是染色和织物生产，以及提高越南本土纺织公司（尤其是服装公司）的生产能力。最后，EVFTA生效后，需要越南对开放市场、确保竞争和商业合作及透明度方面做出明确承诺，放开国家管控。得益于越南外向型经济，地理位置优越，海岸线长且政府投入建立通江达海、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越南物流业发展具有巨大潜力。然而，该行业的根本弱点是越南港口、仓库、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物流服务成本高昂，通常占年度GDP的20-25％。其中，占渔业产品成本的12％，木制品成本的23％，蔬菜成本的29％，大米价格的30％。整体比泰国多6％，比马来西亚多12％，比新加坡多300％。EVFTA生效后，这给其国内物流业务带来更大的压力，因为欧盟的竞争对手非常发达，并且潜力巨大。面对上述挑战，同时充分利用EVFTA带来的巨大商机，越南企业需要制定计划来克服当前的局限性，从而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具体来说，一是越南企业需要了解开放服务市场的承诺，以发现新的风险，计划提高服务质量、专业性以及维护顾客的方法。二是企业提高信息技术水平，并增加科技成果在行业的应用水平。三是企业还需要加强人力资源培训，以确保员工的专业能力；改善资本规模，管理能力和业务活动范围，尤其是要利用与欧盟投资者的合资机会。同时，政府应加快实施更多促进营商环境的政策，为越南企业的业务活动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专家介绍杨耀源走出去智库（CGGT）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东南亚政治与经济、越南问题。在《当代亚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东南亚研究》、《南洋问题研究》、《东南亚纵横》等国内相关领域核心期刊论文数篇，撰写数篇智库类文章得到《人民日报内参》、中央编译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丝路瞭望》杂志刊发，发表论著《大国海权兴衰启示录》（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来源：走出去智库作者:杨耀源

“ 本文对构建中的印太秩序进行分析,提出本土实践是塑造地区秩序的重要变量。本土实践是指基于实践共同体地方背景知识,在国际互动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界定互动基本规则和基础架构的实践。当前,印太地区的重要本土实践包括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制度秩序进程,和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发展地区主义进程,其中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东盟中心”、发展地区主义和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将对印太秩序产生重要塑造作用。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外交学院教授魏玲，文章来源于《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引言：四国机制足以构建印太秩序吗?近年来，一些国家纷纷正式提出“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以下简称“印太战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了四国机制(Quad)，提出要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那么，四国机制足以构建印太秩序吗?什么是构建地区秩序的核心要素?在印太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哪些行为体或者地区进程将要发挥重要塑造作用?在提出观点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各方提出的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以及四国机制的宗旨、功能和建设进展。首先，从美国方面来看。希拉里·克林顿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期就曾提出过印太概念，只不过尚未将之发展成为正式战略。当时的大战略是以亚太为重心，提升美国在地区的战略和安全存在，实行“亚洲再平衡”。2016年，以中菲南海争议出现转圜为标志，南海紧张局势逐步降温，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基本宣告失败。2017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2018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印太战略正式进入实施阶段；2019年，美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将印太地区界定为“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西海岸的广阔区域”，指出该地区的大国战略竞争是秩序之争，且明确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如果说美国的印太战略在早期还是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考量并重，那么最近几年的发展表明，该战略的军事和安全要素日益强化和突出，地缘政治目标日益明确。与亚洲再平衡战略相比，美国的印太战略有两个鲜明特色：一是要强化印度的战略作用，以印度制衡中国；二是构建美日澳印四国军事与安全合作，形成民主国家伙伴网络，主导两洋的海上秩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早在2006年就提出了关于印太战略和四国战略合作的构想。2019年，日本官方发布的印太战略文件将之定性为“全面综合的概念”，在地理上覆盖亚洲和非洲两大洲，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地区秩序原则主要包括法治、自由航行和自由贸易；主要目标是通过提升互联互通和自贸安排实现地区经济繁荣，通过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实现可持续和平。澳大利亚将印太地区界定为从东印度洋，经东南亚，到太平洋的整个区域，包括印度、亚洲北部和美国。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经济伙伴都位于该地区，其经济活力对于澳大利亚的增长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澳大利亚在该地区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维护地区稳定，并建立相关规则，以在地区权力结构的演变过程中保证自身利益。印度的印太地理概念主要侧重于印度洋，包括从南非到澳大利亚的整个印度洋区域，其中包括波斯湾在内的西印度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印度的印太战略沿袭了其战略自主的外交原则，注重维护战略要素平衡和相关关系平衡。2018年，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特别强调了印太概念的包容性和东盟的作用。2019年，印度外交部设立了印太专门机构，这表明印度将加大对印太战略和相关地区进程的投入。美日澳印四国机制始于应对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核心小组”(Tsunami Core Group)，当时只是四国联合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型外交模式。2007年，安倍在印度提出构建“自由繁荣”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并称一个突破地域限制的大亚洲正在形成之中。在这一时期，安倍还提出“价值观外交”，呼吁民主国家携手形成“自由繁荣之弧”。在日印走近的背景下，四国开始加强安全合作。2007年9月，四国联合新加坡在孟加拉湾举行了海上军事演习。但是，此后随着四国国内政局变化，合作式微。直到2017年，随着特朗普正式提出“印太战略”，四国合作才再次升温。10年后的四国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被称为“四国机制2.0版”，其核心是四国海军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合作。日本在推动四国合作中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在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和退出“跨太平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的形势下，通过四国机制保持和强化美国在地区的战略存在和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持续崛起，希望通过四国合作制衡中国，防止中国主导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构建。2017年，在“马拉巴尔”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中，美日印三国都派出了航母，重点进行被认为是针对中国海军的反潜演练，强化海域协同作战能力。“马拉巴尔”年度军演已被看作是印太防务合作的平台。美日澳印四国机制已初步发展成为包含双边、三边和四边战略合作的准同盟联合体。但是未来其是否能够主导印太秩序构建，大多数研究者持怀疑态度。首先，从目前已发布的四方战略文件和表态来看，四国的印太战略愿景和战略优先议程并不一致，这一点从各方印太概念所涵盖的具体地理范围差异就可以看出来，因而四方不可能结成真正紧密的联盟。其次，四国既想平衡中国崛起，又想分享中国增长，追求多重利益最大化，导致其内在逻辑自相矛盾，因而发展存在很大局限性。第三，四国之间本身存在一些矛盾和摩擦。比如印度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要素之一，但美印只是战略伙伴，而非真正的同盟；美印的战略重心分别在太平洋和西印度洋；美印贸易摩擦、印俄防务关系和伊朗问题等也妨碍了双方安全合作。此外，“美国优先”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同其他国家的摩擦和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显然，上述分析只考虑了美日澳印四国机制的内生局限性，没有考虑印太战略实施的具体情境和实施对象，也就是该战略的事实战略重心东亚，及其地区进程发展历程和现实情况。尽管美国在其战略构想中也计划逐步扩大合作范围，尤其是加强与越南等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但是这个战略存在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损害了东盟自身团结和东盟在地区进程中的制度中心地位，而这正是地区安全进程中的最重要经验与主导实践；二是该战略要应对的不断崛起的中国是地区增长的引擎，中国是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的中心，与各方利益深度融合、经济深度相互依赖，因而印太秩序构建不大可能绕过中国，更难以出现各方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那么东盟和中国是否制定了印太战略呢?东盟经过几年的讨论，已于2019年正式发布了《东盟印太展望》。东盟认为，印太是具有紧密联系的一体化的地区，其范围包括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东盟的印太愿景包括4个核心要素，即东盟中心；对话、合作、不对抗；所有地区成员共同发展与繁荣；海上合作。在东盟的愿景中，东盟中心是地区构建的基础原则，合作应以东亚峰会等东盟主导的机制为平台来展开。在这份文件中，东盟还列举了构建印太秩序的4个具体合作领域，即海上合作、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合作。从中国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官方并未正式采用印太的提法，中国学界认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实质是美国主导的遏制中国的战略，对其地缘政治目的和有可能引发的地区冷战普遍感到担忧。另一方面，虽然从未提出过印太战略，但是中国通过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和近年来倡议推动的共建“一带一路”，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中缅、中巴经济走廊等项目建设，事实上正在影响着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本文将印太定义为以东亚为地缘战略重心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两洋区域，其中东亚峰会成员是印太秩序构建中的主要行为体。针对既有研究的不足，文章拟从地区进程视角，采用国际实践理论，提出本土实践是塑造地区秩序的最重要变量。当前，印太地区的重要本土实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制度秩序进程，二是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发展地区主义进程，其中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美日澳印四国安全机制背离了基于共有知识的本土实践，难以主导印太秩序构建。东盟与中国不仅是印太秩序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且将要发挥重要的塑造作用。一、本土实践与地区秩序(一) 国际实践的概念与假定本小节基于对国际实践、背景知识和地方能动性的基本假定，将本土实践界定为，由地方行为体构成的实践共同体基于共同的地方背景知识所进行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模式化的绩效行动。本土实践是地区主导实践，它界定地方行为体互动的基本规范、规则和议程，构建行为体相互关系的基本社会内涵，对地区秩序发挥重要塑造作用。实践是产生适当绩效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模式化行动。国际实践则是指世界政治中的实践活动。国际实践理论具有比较突出的社会建构理论特征，其基本假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实践的主体是共同体。参与实践的行为体并不是全方位高度相互认同，而是在参与特定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共享目标、利益和行为规范，因而实践共同体具有较强的背景性、针对性和议程性。参与实践的行为体虽然有可能在其他方面具有较大差异性，但是在参与这一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是具有较强的共同体属性的，即共享身份、规范和利益。实践共同体构成国际实践，没有共同体这样一个实践主体，就不存在国际实践。其次，实践具有社会属性，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被社会认可的模式化行动。此处强调的是国际实践发生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中，该时空背景即带有强烈的社会规范性，也就是说受到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塑造和影响，社会规范对国际实践所建构的国际体系发挥重要的基础和塑造作用。模式化行动意味着实践行动遵循比较成熟、行之有效，且被参与实践的行为体普遍接受的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该实践行动反复出现。比如，东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两种国际体系，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日本德川体系，这两种体系都表现出很强的实践性。一方面它们依赖于具体的时空背景，具有地域性、时代性和地方文化传统特征；另一方面，它们都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高度模式化行动呈现的。第三，实践是过程性的，是做事情和产生适当绩效的过程。这里强调的是过程和绩效。过程意味着结构的相对弱化和目标结果的开放，绩效意味着实践的正当性和持续性，要依靠不断产生具有实质意义的成果、不断强化实践过程本身来维系。这里并不是要弱化结构，而是否定结构给定或结构恒定的假定，强调结构的开放性，以及行为体的能动性和实践绩效在结构塑造中的建设性作用。而且，实践的过程性意味着实践本身也是不断变化和演进的。实践发生于特定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中，并不断被政治文化背景、参与实践的行为体以及实践行动本身所塑造。(二) 背景知识与地方能动性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中的地方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地区主义新浪潮兴起，地区一体化快速发展，地方性成为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来源。早先爱德华·卡尔在探讨国际关系学科起源的时候就曾指出，国际关系理论是盎格鲁-撒克逊理论。这也恰恰证明，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是地方性的。冷战结束后，彼得·卡赞斯坦指出，国际秩序是由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地区体系界定的，地区在全球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对国际体系具有根本意义的塑造作用。阿米塔夫·阿查亚和巴里·布赞呼吁，要把地区研究和地区主义纳入到国际关系的核心研究议程，研究基于地方物质和理念基础的本土实践及其在全球秩序构建中的能动作用。本土实践基于地方背景知识。本土实践共同体就是地方文化共同体，背景知识在其中起到重要的塑造作用。约翰·塞尔将“背景”定义为一套使国家能够实现其愿景的各种能力的组合，这些能力本身并非是愿景的一部分，也不是提前预备的。伊曼纽尔·阿德勒和文森特·波略特指出，“背景知识”主要由互主期待和倾向构成，嵌于实践之中，只能从实践中去考察。秦亚青认为，“背景知识”是在历史进程和反复实践中天然自发形成的，具有特定的时空性；反映“文化人”的世界观，类似于米歇尔·福柯的“优先的历史”和皮埃尔·布迪厄的“惯习”。还有学者指出，“背景知识”不仅仅是实践共同体心照不宣的、默认不变的知识；通过行为体的反思，以及规范性和功能性的活动，背景知识可以成为默认知识和共有知识的结合，并有效实现自身的制度化。上述研究对于“背景知识”的解读尽管不完全一致，但是都承认了背景知识的时空性，以及背景知识与实践的互构和相互强化。为什么二战后美国主导构建的地区安全同盟在欧洲获得了成功，而在亚洲遭遇了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行为体的抵制。冷战早期，东南亚国家将美国主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看作是一个威胁，是威胁到他们刚刚获得的民族独立的新版西方帝国主义。导致威胁认知、去合法化和抵制实践的正是亚洲国家被西方殖民的共同历史经历。这种历史经历使他们产生了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集体信念，而东南亚条约组织恰恰被看作是西方新型殖民统治的工具。共同历史经历和集体信念构成了当时亚洲国家国际实践的背景知识，决定了亚洲国家采取抵制外来干预、维护自身中立的战略和政策行动。重视世界政治中的地方性和背景知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地方行为体在体系秩序构建中的能动性。地方能动性是塑造地区和全球秩序的重要力量。康灿雄指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导致冷战结束后关于亚洲冲突与结盟的预测都错了。亚洲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人口构成等方面与欧洲迥然不同，是否会像欧洲国际体系那样发展还有待观察；国关研究要做出正确的预测需要更好地理解亚洲。阿查亚指出，二战后亚洲地区进程的制度化是规范竞争与调和的结果，本土观念和优先认知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亚洲国家通过对主权与合作等国际规范的本土化塑造了地区安全与秩序。与普世化或国际化思维不同的是，地方行为体并不是被动接受国际规范和国际规范倡导者的改造；他们对于国际规范的接受是有条件的，他们会基于历史形成的本土规范体系，对国际规范进行建设性的本土化改造。上述研究突出了地区和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地方行为体的能动性。社会学中的“能动”是指人的微观层面的活动，“能动”与结构是社会学中“一对充满张力的核心概念”。能动是塑造社会结构的核心机制，包括能力和意图两个重要内容，主要通过实践来实施。“能动”强调了行为体实践活动的主体性、反思性和生成性。主体性指行为体参与实践的意愿、意图和动机，也就是说能动性实践是主体能动活动。反思性指具有理性和认知能力的行为体能够对自身行为进行持续性的监控，反思性是实践得以持续的前提，也是塑造和再造结构的必要条件。生成性是指能动实践生成结构和体系。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系统是“社会关系跨越时空的模式化”，是“被再生产出来的实践活动”。因此，能动实践就是结构本身。结构既是物质(或资源)的，也是理念(或规则)的，是社会关系的模式化，是持续能动实践的再现和再造。地方能动性通过基于地方背景知识的本土实践产生作用，塑造地区结构和地区秩序。(三) 本土实践与地区秩序基于上述概念辨析和假定，可以将本土实践定义为，由地方行为体构成的实践共同体依赖于共同的地方背景知识所进行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模式化的绩效行动。本土实践与国际实践的重要区别在于，地方背景知识和地方能动性在实践过程起到主要的塑造和推动作用。比如，同样是考察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安全结构，除了研究为什么东南亚条约组织会失败以外，还有学者研究为什么会在1967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什么这些异质性大、甚至相互竞争的国家能够形成并不断深化合作，构成“一个东南亚”。在权力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东南亚条约组织失败，东盟却能够成功?显然本土社会互动过程发挥了更为关键的塑造作用。如果把地区行为体参与的国际实践看作是一个实践集合，那么基于地方背景知识并充分赋予地方行为体能动性的本土实践就是其中的主导实践。主导实践是实践集合中最具根本性意义的实践，在实践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它决定行为体互动实践的基本架构和参照系，导致某些实践、行动或战略可以产生，而其他一些则完全无法实现。主导实践的主导性不仅体现在它自身具有超越其他实践的强度和韧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生成能力。主导实践能够为实践共同体建立实践标准、建设物质和规范的基础架构、设立实践议程、组织互动，并在实践共同体成员中间创造共同使命感和共同责任感。因此可以说，本土实践界定了地方行为体互动的基本规范、规则和议程，塑造了行为体相互关系的基本社会内涵。假定国际体系的根本属性是其社会性，其中共有规范、规则和期望对国际互动进行管理并使之具有可预测性，那么，国际秩序可以被界定为一种特定模式或者安排，它能够维持国际社会的运转并保证其基本目标的实现。这样一来，国际秩序就具有很强的规范性，是基于规则的互动，参与互动的行为体必须对国际事务的基本目标和实现手段达成具有主体间意义的共识。共识是行为体的共有观念，它体现于规范结构之中，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基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演化和发展的。简言之，国际实践建构国际秩序，基于地方背景知识的本土实践是建构地区秩序的主导实践。因此，构建印太秩序的关键动力是该地区的本土实践。目前印太区域的地理范围主要涵盖太平洋和印度洋，而作为具有社会规范意义的区域，其涵盖的范围主要是东亚峰会成员，即除美日澳印以外，还有东盟、中国、韩国、新西兰、俄罗斯。之所以采用东亚峰会成员范围，是因为这些行为体已经深度参与了多重多元的两洋地区主义实践，是本土实践和地区秩序构建的利益攸关方。自冷战结束以来，具有主导意义的本土实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东盟中心”的地区制度和规范建构进程，其中东盟发挥着枢纽作用；二是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力和优先议程的发展地区主义进程，中国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未完待续）■

明朝末年，中国曾有一位号称世界第一船王的人士——郑芝龙。郑芝龙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他从一介贫民开始，迫于生计才在从事海商行业，最后却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私人力量，建立起了自己的海上帝国。除了自己的丰功伟绩之外，他最为人称道的就是生出了郑成功这样的超级民族英雄。郑成功继往开来，依靠着郑芝龙留下的基业反清复明、收复台湾，为沿海一带海商及东南亚华侨进行保护。现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日本、台湾省等地还留存着广泛的郑成功崇拜，这一切都要从郑芝龙的海上帝国开始说起。图1-1. 海边城市贫弱少年郑芝龙郑芝龙于1604年出生在福建安海港一个名叫南安的地方，郑氏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南安本地居民基本都姓郑。在明朝晚期，贫家子弟出海做生意是一种风尚，毕竟考科举的难度太大，做海商则能“以二十倍的利润”赚大钱！但是海上航行最为凶险，同时代与郑芝龙一起出海的同族郑氏子弟中，在大海中淹死的不在少数。郑芝龙很幸运，在妈祖的保佑下，大海的风波没有伤害他的性命。图2-1. 妈祖天启三年（1623），郑芝龙前往澳门，投奔当时在澳门作行商的母舅黄程。到了澳门后，靠着脑子聪明，他很快就学会了葡语，并在同时入了天主教。葡萄牙在历史上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小国家，长期受北非摩尔人的统治。因此在加入基督教世界后，葡萄牙成为了狂热的天主教国家。受洗加入天主教，为郑芝龙在与葡萄牙人做生意又增添了一重便利。不久之后，郑芝龙便做起了葡萄牙人的“通事”。“通事”类似于翻译和中介的结合体，为东印度公司和东南亚各地做生意进行沟通。图2-2. 耶稣受洗当然，郑芝龙的这一切都离不开母舅黄程的照拂。同年（1623年），郑芝龙从澳门出发，前往日本平户岛为母舅黄程运送一批货物。彼时的他可能没有想过，这一趟生意会给他带来强大私人海上基业的根基，会使他日后成为威震世界，实际掌控暹罗、交趾、真腊、占城、吕宋等东南亚国家周边海域的海上霸主！平户岛，位于日本西部，与朝鲜隔海相望，属于平户藩的一个岛屿。平户藩包含三个岛屿，平户岛、壹歧岛及对马岛。图2-3. 游戏《对马岛之鬼》此三岛上居住的就是在东亚臭名昭著的“三岛倭寇”，即朝鲜半岛人士所称的“三岛倭寇”，明朝人称的“倭寇”。当然，明朝时期在中国东南沿海劫掠的还有海盗王直带来的九州浪人，但那是后话。平户藩三岛为什么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倭寇岛呢？还要说回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元朝海军两次进攻日本均告失败。平户藩作为日本与中国及朝鲜最靠近的岛屿，被忽必烈选作了登岸地点。元朝的入侵失败后，平户藩主为了报复，便开始大肆在朝鲜沿海地区劫掠（当时朝鲜有小中华的称号，甚至崇祯死后，朝鲜仍旧沿用崇祯年号）。朝鲜人于是将他们称之为“三岛倭寇”。图2-4. 游戏中的对马岛武士形象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三岛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肆虐，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受命讨凶，其对手正是当时的平户藩主松浦隆信（第25代家督）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天启年）时，平户藩主成了松浦隆信的孙子，与之同名同姓的另一位松浦隆信。平户藩作为当时日本为数不多的对外通商口岸，地理位置就在日本长崎县北部。图2-5. 平户岛地理位置示意图明朝，平户藩历史上曾有过的这两位同名同姓的藩主。一位是第25代家督，曾与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在福建等地作战。一位是第27代家督，即郑芝龙时代与其有亲密接触的人士。郑芝龙初到平户岛时，即受到当时的平户藩主松浦隆信的召见。因为当地的华侨首领李旦势力颇大，松浦隆信因此对他照顾有加。图2-6. 日本神户海外华人过春节彼时，李旦在海上经营多年，是当时海上不小的一股海盗势力。在和郑芝龙慢慢有了生意上的联系之后，李旦渐渐觉得郑芝龙做事靠谱。看重于郑芝龙的能力，他认其为义子，郑芝龙则“以父事之”。不久后，郑芝龙即在平户岛定居了下来。郑芝龙在平户定居的这段时间，逐渐在当地有了些名声，因为其字一官，所以当地人都称之为“平户老一官”。这个称呼一直在民间被保留了下来。图2-7. 平户老一官在平户，郑芝龙还结识了当地的一位华侨之女田川氏。田川氏的父亲乃是祖籍福建泉州晋江的铁匠翁翌黄，翁翌黄在平户当地娶妻、生子，晚年在平户定居。这里所说的田川氏，即郑成功之生母。直到现在，日本平户还保留着每年纪念郑成功的习俗。每年郑成功的诞辰，当地人都会敲锣打鼓，举行祭祀活动。并且，在当地的海滨，还留有郑成功的儿诞石纪念碑。为什么郑成功的儿诞石会立在一块海滩上呢？这是因为一个传说。传说田川氏生产郑成功之前的一天，她去平户当地一块称为千海滨的地方散步，回家的途中便腹中剧痛难忍，在这块海滨诞下了郑成功。为此，当地人就在田川氏当年生下郑成功的地方立了儿诞石以作纪念。图2-8. 儿诞在平户定居期间，郑芝龙与当地华侨大加结交。他与颜思齐等28人结拜为契兄弟，拜颜思齐为首领，立下“同生死”的誓言。这28人，便是日后郑芝龙海上集团的核心力量！后来与郑芝龙在厦门大战的大海盗刘香，也在这28人之列。图2-9. 海岸边的小船最强海盗郑芝龙天启四年（1624年）6月15日，郑芝龙与颜思齐等人在长崎举行隆重的结拜仪式。同年8月份，郑芝龙等人离开日本。那时，荷兰人侵占澎湖失败，被明军从澎湖赶了出来。从澎湖灰溜溜逃跑之后，因为明朝曾许诺荷兰人可在台湾进行通商，他们便来到了台湾，最早在台南驻扎。图3-1. 澎湖跨海大桥郑芝龙凭借之前的葡人通事经验，也跟随荷兰人到了台湾，继续担任荷人的通事。这其中，天主教徒的身份和语言天赋又为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荷人在台湾驻扎后，仗着山高皇帝远，他们便不走了。不只如此，他们还大肆侵占台湾，在台湾建了两座城池，The Fort Zeeland（热兰遮城），The Fort Provintia（普罗民遮城）。以后，在郑成功收复台湾时，针对热兰遮城上下两城结合的独特构造，郑军和荷军还进行过一番斗智斗勇的较量。图3-2. 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荷兰人退守台湾后不久，郑芝龙等人便离开日本在海上漂泊。依靠海上贸易的暴利，郑芝龙的势力不断扩张。他们离开日本时（1624年）只有13只船，等到1627年时就有了船只两百余艘。在1625年9月颜思齐死后，众人推举郑芝龙作了首领。从此，郑芝龙便一发不可收拾，其在海上的才华彻底得到显现！属于他的海上帝王时代即将来临！彼时，郑芝龙裂变式的强大海上势力逐渐吸引了明廷的注意。图3-3. 细胞分裂过程于是，于1628年郑芝龙接受了明廷的招安。其实 ，对于是否接受明廷招安，郑氏集团内部还有不同意见。1627年开始，明廷就屡次向他抛来招安的橄榄枝，但是郑氏集团内部很犹豫。直到1628年，郑芝龙才正式决定接受招安。此后，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海战。郑芝龙相继消灭了“海盗”商人李魁奇（1629年）、扬六（1629年）、扬七（1629年），钟斌（1631年）、褚彩老（1631年）、刘香老（1635年） ，势力得到极大扩充。与刘香老的一战，标志着郑芝龙和曾经亦商亦盗的海商集团彻底一刀两断，郑氏集团在保留了海上强大力量的基础上，开始在权力场上越走越远！彼时，郑芝龙手下号称有船只万余艘，直接拥有三千艘！图3-4. 故宫雪景飞黄腾达郑氏家族天启七年（1627年）9月19日，万历驾崩。同年10月2日，朱由检继承皇位，于次年改年号“崇祯”。崇祯元年（1628年），在将近两年时间的摇摆之后，郑芝龙接受了明廷的招安。此后，郑芝龙正式开始了船王的生涯，其最令人觉得解气和爽快的事迹便是以绝对优势将荷兰东印度公司彻底打服。图4-1. 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复制品崇祯六年（1633年），郑芝龙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爆发金门海战，大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由此，郑氏集团彻底控制了海路、收取各国商船舶靠费用。当时，郑氏家族掌控海路的手段是实施朱印船制度。所谓朱印船，即持有郑氏家族令旗的船只。有郑氏旗帜，即郑氏家族允许在海上通行。不持有令旗的，则不受郑氏保护，一般情况下会被当地海盗劫掠一空。因为郑氏的这种做法，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屡屡被劫。在生意被阻的情况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又纠结各方势力与郑氏作战。但结果却是是屡战屡败、屡败又屡战、屡战还屡败。打到后来，荷兰东印度公司终于明白，自己其实一直是被按在地上摩擦的那个角色。在海上力量上，郑氏家族俨然成为了当时世界最强！郑芝龙也赢得了世界第一船王的美誉！图4-2. 福建南安郑芝龙在此后至明朝灭亡时期的主要事迹如下。崇祯八年（1635年），郑芝龙奉明廷命令讨伐刘香，于虎门处大胜。崇祯十七年（1644年），南明弘光皇帝册封其为南安伯，福建总镇。此时，明朝已经正式宣告灭亡，南明政权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倒台后，紧随其后的便是隆武政权。隆武政权期间，郑氏家族才真正算是飞黄腾达、权倾朝野。短短一念之间，郑芝龙本人被封平虏侯，郑鸿逵被封为定虏候，一门两侯爵。时年二十一岁的郑成功也被封为忠勇伯，赐国姓，可谓是位高权重。图4-3. 石像生当时，郑芝龙为隆武政权的武将首领，黄道周是隆武政权的文臣首领。明朝的旧例一向是文左武右，可是在隆武帝第一次召集群臣宴会的时候，郑芝龙偏偏要站在黄道周的上位之上。黄道周乃崇祯老臣，崇祯初年作少詹事时候他便不惧强权，公然弹劾杨嗣昌。他当然不满郑芝龙如此行为，便当庭驳斥、与之辩论。没想到，隆武帝竟然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郑芝龙一方。自此，黄道周知道自己不为郑芝龙所容，便请命督广信，在江西募兵。如此，可以看出当时郑氏家族在当时的地位了。图4-4. 位高权重可惜的是，隆武皇帝天性权力欲望极强。身为亡国之君，却不懂得适时放权。他在文臣和郑氏集团之间大搞帝王术，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只是因为害怕郑芝龙把握朝政。结果却使得郑氏家族彻底与其离心离德。隆武二年（1646年），隆武帝北上亲征，在郑氏集团的消极抵抗下。施福（施琅的叔叔）在仙霞关未抵抗便放清军进入闽北，郑芝龙更是坚决随清军将领多罗贝勒博洛投降清朝。隆武帝于当年在汀州身死，关于死因的说法纷纭复杂、难辨真假。隆武帝虽身死，但南明命不当绝。图4-5. 泉州美景清军南下进入南安时，将郑成功生母田川氏逼死（田川氏于1645年，即隆武元年从日本来到中国）生母惨死，生父叛明归清，年轻的郑成功勇敢地“哭孔庙”“烧儒服”，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郑成功本人曾随大儒钱谦益读书，是正统儒生。并且，据日本方面的文献传说，郑芝龙曾拜师 宫本武藏的徒孙学习二刀剑术，即二天一流。郑成功七岁以前在日本居住，据说也曾拜师“指南 花房某”学习二刀剑术。）图4-6. 二刀剑术参考文献[1] 吴凤斌. 郑成功父子时代与日本华侨[J]. 南洋问题研究, 1983(3):17-30.[2] 国家地理纪录片《郑成功古船传奇》：https://url.cn/IFcnPngE?sf=uri[3] 李文玉. 崇祯朝士论困局与明末政治文化解析——以对温体仁的评价为例[J]. 史学集刊, 2019, 181(02):64-74.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一场未知的旅途——下南洋之路民国时期，政治动荡、战乱频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躲避战乱与改善生活，不少来自福建、广东等地的中国人选择下南洋谋生。在乱世的年代，人们买船票并非容易的事，必须靠抽签才有机会得到一个宝贵的船位。船舱挤满了下南洋的人，他们大多没有行李，只有几套衣服和一张船票。而我的阿公（闽南人、潮汕人、客家人通常称呼爷爷、奶奶为阿公、阿嬷），正是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第三次浪潮中的其中一员。20世纪30年代末，年幼的阿公和弟弟两人背起行囊，踏上了下南洋之路。这一离开，便是四十年。我的阿公——黄顺裕，1926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乃东南亚的转口贸易中心，当时有许多从中国南来的船只停靠在新加坡岛。瞭望茫茫大海，阿公带着离乡的伤感、迷茫与希望，在长达一个月的航程里坚持了下来。在新加坡落脚后，他在当地华人经营的传统咖啡馆当“咖啡仔”（服务生），赚取微薄的薪水。几年后，阿公乘坐火车来到了英属马来亚的巴生港，开启崭新的南洋生活。抵达巴生后，阿公开始在北港从事码头搬运的工作。根据父亲黄振华所述，码头工人会利用铁钩插入麻袋，用力向上一提，将麻袋放到肩上，便于在货船和仓库之间搬运与卸货。而传说百余年前，在港口码头当苦力的工人合众捡起草药、购买猪肉。肉骨汤烹煮简单、价格便宜，配以饮茶享用，足以让辛苦工作的华工们温饱一餐。肉骨茶成了一代又一代南洋华人的专属记忆，亦成为如今马来西亚华人最具代表性的食物之一。细细品味肉骨茶的飘香，总让人忆起华人在南洋打拼的故事。当年阿公在码头工作时所使用的工具之一——铁钩。铁钩上的锈迹斑斑是岁月的沉淀，是阿公当年依靠双手劳动来谋生的最佳证明。1948年，英国宣布成立“马来亚联合邦”，而行政权仍然操控在英国钦差大臣的手里。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与独立运动的推进，英殖民政府和反殖组织的矛盾日趋白热化。曾为二战期间抗日主力的马来亚共产党，于战后成为合法政党，通过合法渠道发动群众、组织示威游行，却遭到英殖民当局的取缔。在与马共展开武装斗争后，英殖民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为此，英殖民政府颁布戒严令，并实行居民登记，也不允许人民随意赴中国。在乱局之下，阿公从此在马来亚落地生根，故乡就此成了远方。后来在一次机缘的巧合下，阿公经亲友介绍结识了阿嬷。两人大约于1950年结婚，并于1953年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伯黄振兴。我的阿嬷——施金莲，1932年出生于英属马来亚，祖籍为中国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历经各族人民一系列的反殖民斗争后，英国最终同意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在新的政体下，《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宪法》第17条登记公民权（独立日时居留于联邦之人士）指出：“年龄届满18岁或以上在外国出生，在过去7年中有5年居留在马来亚联合邦，同时愿宣誓效忠，且通晓马来语者，即可登记公民权。”为争取权益，已成家的阿公申请登记为马来亚公民，并于1958年顺利取得公民权。阿公于1958年申请马来亚公民权的官方法律文件。据悉，阿公是为了想延迟退休，为家庭挣一份钱，因而在填写个人信息时谎报了年龄。文件显示阿公的出生年份为1928年，实则上比真实年龄小了2岁。朴实的南洋生活在南洋结婚后，阿公聘请几个干建筑活儿的工人，盖了一间小屋。我的父亲便是在那间亚答屋（源于马来语：Atap。）里长大，度过了快乐、纯粹的童年时光。亚答屋的墙面以木板制成，而陡斜的屋面则是用棕榈叶铺盖，极具传统的南洋建筑特色。亚达屋内凉爽通风，正应和赤道国家炎热的气候。但由于亚达屋的构造材料属于易燃品，因此容易引起火灾。每当听见远处发生火灾时，阿公便带着一家大小急忙地收拾东西逃命。所幸的是，阿公一家人所住的亚答屋未曾遭遇火灾的肆虐。直到他们搬走的几年后，当地的多个亚答屋在一场大火中全被烧尽。右侧的房屋乃当年阿公一家人所居住的地方。手握奶瓶、只穿着一件短裤和拖鞋的小孩正是我的父亲，少妇及她抱着的孩子是隔壁家的邻居。位居照片中的两人，左边是经常串门的邻居小孩，而右边则是正值换牙期的二伯。码头工作采取三班制的轮班，阿公有时是清晨上班、晚上下班，偶尔则晚上上班，清晨下班。阿公利用下班的闲暇时间，在住家附近找了一片废弃的荒地，用以种植甘蔗、波罗蜜等热带水果。据悉，那片小小的果园也曾是父亲和伯叔们放学后的玩乐之地。阿嬷把成熟的甘蔗削皮切成均匀的片，用竹签串起10到20个左右的甘蔗片。在马来亚独立前后，华语话剧在各地盛行一时。戏台一搭，各类流动的小贩蜂拥而至，等待人潮的出现。二伯放学后，便会将那些“甘蔗串”拿到戏台附近售卖，一串约两分钱硬币（当时的马币市价）。观众一面观赏话剧，一面吃水果解渴。颇有几分创意的甘蔗售卖方式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而赚到的收入得以些许减轻阿公一家的财务负担。黄家五兄弟的童年合影。后排左起为三伯、大伯和二伯，前排左起为五叔、父亲。作为一家之主，阿公扛起了全家重担。但为帮补家用，能干的阿嬷除了处理家务以外，也经常烹煮面条、米粉和咖喱，一早摆在自家门前售卖。在回忆的过程中，父亲愧疚地说道：“当时我和弟弟两人还小不懂事，起床后便开心地享用母亲煮的早餐，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每每忆起那碗米粉的味道，才真正体会了父母当年的不易。”在困窘的生活环境下，阿嬷也曾替他人洗衣服、带小孩。年轻旺盛的三伯则在家门前兜售美味小食、零嘴，还有当时非常流行的“地甘”（源于马来语：Tikam，一种儿童抽奖游戏，流行于1960到80年代的东南亚。），吸引了不少住在附近的大人、小孩前来消费。阿嬷与父亲、伯叔们于2006年的合影。左起为五叔、父亲、阿嬷、二伯、大伯、三伯。在南洋站稳脚跟的阿公始终惦记着中国的亲人，尤其是他日夜念想的母亲。独立初期，马来亚延续了英殖民时代的敌对共产国家政策。因此与中国邦交每况愈下，人民之间的往来也受到严格的管制。直到1974年，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访华，正式打开了中马两国建交的一扇门。随着中马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双方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友好交流与合作逐渐开展，马国政府才稍微放宽公民访华。在经过多次申请后，阿公终于踏上返乡之路，回到中国探望年迈的母亲与兄弟。离家四十年后，阿公终于有机会返乡。上排左起为叔公（三爷）、大伯公（大爷）和阿公，坐着的是祖嬷（曾祖母）。在南洋生活的日子里，阿公常让二伯代笔写信，内容多是问候远方的亲戚朋友及报平安。据伯叔的回忆，每次写信时阿公的神情总是特别严肃，更不愿让周遭的人干扰他的思绪。在那个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一纸素笺写满的是阿公对家乡的眷念，而寄出后便是几个月漫长的等待。阿公省吃俭用，时不时就通信汇钱给泉港老家。在阿公去世后，父亲五兄弟依旧实现他的心愿，每逢过年过节寄钱回乡，直到中国亲人的生活改善了才停止。华人移居南洋，因素不外乎是战乱、饥荒、旱灾等。这些移民一般来自闽粤地区的农民家庭，教育水平低，因而大多数为文盲。虽然阿公并不识字，但他清楚知道：教育可以改写人的命运。十分重视子女教育的阿公，始终用双手赚来的血汗钱培育孩子们成人、成材。早年下南洋的艰苦经历，锤炼了阿公作为海外赤子的民族精神。在多源流环境中，阿公秉持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在包容和学习他文化之时，也坚守自身的民族文化。在阿公眼里，华文是华人文化的根。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要持续构建自己与祖籍故土的文化联系。除了三伯以外，阿公让大伯、二伯、五叔及父亲在巴生港口青年华小接受小学教育。而大伯和二伯小学毕业后，继续在华文独立中学（按：在马来西亚《1961年教育法令》的实施下，一些华文中学坚持母语教学，拒绝改制为国民中学或国民型中学，因而被迫成为自行筹措经费的独立中学。多年以来，马来西亚华人民间出钱出力，维护与发展华文小学、华文独中。）接受母语教育。当时阿公这份不可言喻的坚持并不被二伯所理解，早已计划要到国民中学念书的他曾在一气之下将报名表一手撕烂，表示内心的不满。或许来到了全球化的今日，我们才懂得了阿公当年的苦心。艰苦奋斗的平凡一生在马来亚独立后，联盟政府从英殖民政府手中收回了本地的矿产与土地资源，并于1955至1970年间展开三个阶段的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政府大力改善乡村的医疗、卫生、水电、公路及通讯等基本建设，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人民的生活素质逐步得到提升。1980年代初，大伯、二伯和三伯先后步入了社会，正式进入职场。虽然当时的生活仍不富足，但相比以前阿公肩上的负担小了一些，全家人也从原本的亚答屋搬迁到新式的单层排屋。照片为（左起）阿公、外曾祖父及舅爷在单层排屋外悠闲地喝咖啡。劳碌了大半辈子，阿公却没有“享福命”。1985年，阿公在码头工作时血压突然飙升，晕眩而从集装箱高处坠下，结束了59年奋斗的平凡人生。阿公在南洋开枝散叶，在他的晚年，马来西亚对他来说是一个承载着一代人汗水与梦想的地方。南洋都市——巴生，更是留下了许多华人先辈创建家园的历史印记。大堂姐黄爱凌曾忆起，阿公带着年幼的她骑自行车去兜风，路途上唱着一首闽南歌曲《工厂妹》。这些幸福的时刻留在后世人的脑海中，只愿时光的更迭永远不会磨灭这些珍贵的记忆。阿公离世后，大伯、二伯和三伯合力出资供父亲与叔叔深造，两人后来皆毕业于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创办的高等教育学府——拉曼学院，完成了阿公的期望。黄家五兄弟相互扶持、赡养阿嬷，并相继成家。2003年，父亲考获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的资格证书，成为一名会计师。我的父亲母亲于1997年6月1日结婚，并分别在1998年与2000年诞下姐姐和我。下南洋，望南洋自中国改革开放后，中马两国的邦交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民间的往来也越来越频繁。2005年，二伯与父亲开启了重返中国福建的寻根之旅，追溯阿公曾经的足迹。父亲回忆道，这趟旅途令人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尤其在祭拜祖先时，父亲总不禁回望那些烙印在我们身上源远流长的文化印记。父亲到访中国福建的亲友家，与大奶奶、三奶奶合影。牌匾上“江夏流芳”的字样，表明了黄氏的渊源。在战乱的年代，尚未成年的阿公离开了母亲的怀抱，驶向未来和远方。于他而言，南洋或许是迫使他放下亲情牵绊的绝望之地，却也是开创新梦想的希望之地。21世纪的今天，马来西亚正朝着先进国的方向发展，人民当年艰苦的日子已逐渐散去。从华侨到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演变，在马的南洋华人已从祖籍地认同发展为对马来西亚族群、国家的认同，从而改变了对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的选择。第一代、第二代的华裔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伴随历史的积淀，创新出一套与当地特色融合的文化习俗。作为第三代华裔，我生长于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互生共荣的国家——马来西亚，也成了这片土地的继承者。下南洋，望南洋。在现代人心中，“南洋”或已成带有怀旧色彩的词语。祖父辈在这里所经历的过去、扎根的历史，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独有的乡愁。如闽南老歌《爱拼才会赢》所言：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阿公的身影已经远去，留下的是他面对艰苦生活的勇气、信心与力量。愿带着华人先辈们顽强的生命力，怀着那股浪漫主义的情怀，永远吟唱南洋华人的不朽之歌。后记：对我来说，阿公曾经是一个陌生的存在。没有见过的身影与面孔，却经常听见他的人生故事。历史是记忆碎片的拼凑，很庆幸能在长辈的口述中一点一滴地勾勒出属于阿公朴实而美丽的一生。记得初来北京留学时，很多人问我：你的中文怎么说得这么好？那是下南洋的华社先辈在多源流环境中扎根民族文化，为维护华教鞠躬尽瘁，薪火相传。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感谢阿公在南洋脚踏实地创建了家园，也始终坚持让父亲和伯叔们接受母语教育，让我们从来没有遗忘自己的“根”。而在找寻这宝贵的家族记忆中，这些历史再一次赋予了我们内心前进的力量。参考文献[1]马来西亚及其东南亚领国史[M].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2013.[2]李金生.一个南洋，各自界说：“南洋概念的历史演变”[J].亚洲文化，2006.[3]庄国土.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J].南洋问题研究，2008.[4]高荣伟.下南洋: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大迁徙[J].湖南工人报，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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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丧失与晚期占婆政治模式的变化文：牛军凯1471年越南黎朝圣宗攻占阇槃城后，黎朝南方边界延伸到今富安省、庆和省交界的石碑山。占婆余众建立了占城、南蟠、华英三个小国，均附属于黎朝。南蟠、华英可能属于山地民族政权，与越南史上的水舍、火舍有关，占婆历史从此进入晚期阶段。马斯帛洛认为“占婆历史遂至是告终。其仅保之地，虽晚至17世纪末年……然地瘠兵少，不足与言为国矣”，然而占婆政权实际上仍然存在。越南研究占婆史的学者梁宁认为，“1693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占婆由一个国家变成了内路政权（指广南政权）领土的一部分，其后变成了越南国家的一个省”。目前更流行的看法是由法国学者P.B.Lafont和Po Dharma等人提出的，他们认为，占婆政权的真正灭亡当在十九世纪前期阮朝在顺城地区进行“改土归流”之后，即1832年以后。在这之前，尽管有顺城镇的设立，但占婆地区仍有自己的国王，越南政权称之为顺城藩王，占婆仍是有相当独立地位的政权。虽然占婆政权迟至十九世纪前期阮朝在顺城地区进行“改土归流”之后才真正灭亡，但其政治模式与早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晚期占婆主要位于今庆和省、平顺省和宁顺省。年，占婆国王婆杺反抗广南政权的斗争失败。广南政权以潘朗江为占婆边界，潘朗江以西仍为占城国。广南政权在今庆和省地区设置泰康、延宁二府，占婆地区只剩今平顺省、宁顺省。1692年，占婆国王婆挣反抗广南政权失败，次年，占城国号被取消，改为顺城镇。1697年，广南政权在潘朗以西设平顺府，下辖安福、禾多二县；又在顺城之地设平顺营，下辖潘朗、潘切、麻离、甫谐等道，管理当地的安南人。平顺营与顺城镇平行管理，顺城镇管辖占族人。西山王朝后期，阮主恢复平顺地区后，仍设平顺营和顺城镇。1808年，平顺营改为平顺镇。1824年，平顺镇改为平顺府。1828-1832年，占婆人再次反抗越南政权，被阮朝镇压。1833年，阮朝废顺城镇，设宁顺、咸顺二府，对占婆人地区“改土归流”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晚期占婆仍拥有不少港口。根据十九世纪越南文献《通国沿海渚》，庆和、平顺和宁顺三省的主要港口有十八个，分别是：庆和省：（北）闲海门，广七百寻，水潮深十五寻，水落深十四寻二尺；筑块海门，广二十五寻，水潮深三寻，水落深二寻三尺一寸；芽酋海门，广二千六百九十七寻，水潮深二寻，水落深一寻；虬熏海门，广六十四寻，水潮深一寻四尺，水落深一寻二尺七；（南）闲海门，广五百三十八寻，水潮深一寻一尺，水落深三尺一寸；柑棂海门，广八百万寻（？），水潮深十三寻三尺，水落深七寻四尺（金兰湾）。宁顺省：麻汶海门，广五十寻，水潮深一寻一寸，水落深二尺十一寸；潘朗海门，广五十寻，水潮深一寻一寸，水落深一尺二寸；歌那海门，广三十寻，水潮深三尺五寸，水落深一尺二寸。平顺省：泳瑶海门，广十二寻，水潮深一尺六寸，水落深六寸；廊龙海门，广三十四寻，水潮深一尺八寸，水落深六寸；洊海门，广三十七寻，水潮深一寻九寸，水落深二尺二村；潘哩海门，广八十五寻，水潮深四尺五寸，水落深二尺五寸；甫谐海门，广三十一寻，水潮深四尺五寸，水落深二尺五寸；潘切海门，广五十六寻，水潮深一寻一尺四寸，水落深四尺四寸；麻离海门，广五十寻，水潮深三尺五寸，水落深一尺五寸；罗夷海门，广八十寻，水潮深三尺八寸，水落深二尺五寸；扶眉海门，广四十二寻，水潮深四尺，水落深一尺五寸。虽然港口的数量不可谓不多，但除了庆和省的（北）闲海门和柑棂海门等少数港口外，大多数自然条件一般，无法成为有吸引力的国际贸易港，只能与周边国家进行小范围的贸易。一些西方文献对这一点有所反映。如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皮列士曾在东方游历，并著有介绍亚洲各国的著作《东方志》，他认为占婆没有好的港口：（占婆）在柬埔寨土地的那边，沿海。这是个大国，产大量的米、肉和别的食物。国内没有停泊大船的港口，沿河流有很少的城镇。吃水较浅的船只在高潮时驶入，在低潮时会在入口处搁浅…….国王是一个异教徒。他有很多臣属，富有，靠农业为生。人们都有马匹，他和别的国王打仗，主要是交趾支那国王…….海上的活动很少，船多在国内行驶。这里有许多吃水不深的船，因为水不深，运载着国内的商品以及国内生产的制作衣服的布料，驶往暹罗和交趾支那。这里没有著名的港口，国内没有摩尔人。如果仅从地理角度讲，年前，占婆所控制的地区还是拥有可能成为优良港口、可以停泊大船的海门的，如上文所指出的庆和省的（北）闲海门和柑棂海门。柑棂海门地区就是今天越南中部最重要的深水军港——金兰湾。然而失去了众多传统重要海港的占婆，其海洋经济空间已经大为萎缩，开始以河流流域作为主要的地方政治单位，其港口主要是潘朗、潘切、芽庄等河口港。因此，占婆是因为政治体制的原因，而在当时没有开发可供近代船舶停靠的海港。年后，占婆地域范围主要包括平顺和宁顺省的五个地区：潘朗、潘切、潘里、甫谐、甫针，这些地区应该是河流流域脉络体制地方政权的延续。但失去古笪（庆和）地区，使占婆真正不再拥有可以成为近现代海港的优良港口。不过拥有悠久海洋贸易史的占婆人并未完全退出国际贸易的舞台，有资料显示，1636、1639年占婆曾与澳门进行贸易。1680年，占王曾派使者到雅加达与荷兰人联系。然而在越南阮氏广南政权势力日益南侵的背景下，占婆人无法停下退离海洋的脚步。广南政权在控制占婆地区的过程中，有大量的京族人进入占婆地区。十七世纪末期，广南政权专为京族人设立了平顺府和平顺营，与顺城镇平行。尤其是平顺营，其管辖的范围与顺城镇互相交叉。由此，占婆王（顺城藩王）不再能够单独控制占婆地区。与此同时，由于占婆地区历史上与马来关系密切，海产丰富，京族人非常想控制这个地区。在平顺府和平顺营的行政安排下，京族人逐渐控制了占婆地区的海港，占婆人日益远离海岸。正如西方学者莽甘所认为，占婆在近代海外交通地位下降是因为，十七世纪以来，占婆被阮主政权限定在潘朗江以南，政治上置于阮主控制之下。十七世纪以后，仍然居留于顺城地区的占婆人基本上都远离了沿海地区，占婆人逐渐成为一个完全的农业民族，正如《大南一统志》所反映的，平顺地区的土民（占人）“习野性拙，只事耕农，并无别业”。随着海洋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晚期占婆在文化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占婆地区是一个大的曼陀罗地区，有共同的文化和宗教。其宗教中心有两个，分别是北部的美山圣地和南部芽庄的Po Nagar圣地。美山是国家保护神湿婆的信仰中心，Po Nagar是湿婆之妻国家保护女神的信仰中心。1471年占婆边界被迫南迁，失去了美山宗教中心。国家保护神连自己的圣地都不能保护，遑论保护占婆国家。因此，晚期占婆的湿婆崇拜逐渐弱化，本土信仰兴起。南方的Po Nagar女神不再是湿婆之妻，仅仅是国家保护女神和古笪之神。年，占婆失去潘朗江以东，也失去了Po Nagar圣地。Po Nagar女神虽然仍具有国家保护女神之名，但其职能则主要是大地之神和创造之神。占婆文化具有二元特性，美山圣地和Po Nagar圣地分别位于山谷和海边，代表着山与海、阳性和阴性、槟榔部落和椰子部落。因此，Po Nagar女神一直承担着海神的角色。京族人南进的同时，吸收了Po Nagar女神信仰，将其改造为适应于京族人生活习惯的天依阿那女神，仍然承担着海神的角色。失去Po Nagar圣地后，占婆人继续了Po Nagar女神的信仰，但随着占婆人的生活完全转向以农业为主，Po Nagar女神承担的职能也转向了以保障农业丰收为主。如在宁顺省有德村宗教仪式上，占人的颂词是：您是国家的缔造者您创造了繁盛的树木和森林您创造了水稻，教人民耕种尊敬的国王可以闻到勤劳人民生产的芬香的大米和香木Po Yan Inu Nagar女神给国王一朵大米的彩云贤能的国王种出了大米不同的种子长出了同样芬香的稻粒创造之母不喜欢暴力，帮助那些温和的人民可敬的神，我们向您伸出我们的手晚期占婆的另一个重要神祗是由国王演变而来的Po Rome神，该国王本是十七世纪末的占人国王，曾主持修建了多个水利工程。在占人的信仰中，该神是一个主管水利之神，有关水利建设的事情都要向他咨询和请求保佑。占塔Po Rome是敬奉他的庙宇，这也是占婆史上最后一座占塔。在该塔中，神的形象带有明显的湿婆特点，有八只手，但不被看作和湿婆有任何关系，反映了印度化的占婆文化向本土文化的回归。在古代占婆的政治经济中，海港有着重要的地位，海洋活动举足轻重，其政治模式表现出典型的河流流域脉络体制政权的特征。1471年，占婆发生了巨大变化，其领土主要局限在南方的古笪南部和潘陀浪地区，17世纪中叶以后，更局限在潘陀浪地区。因此晚期占婆的港口主要是今越南庆和省、平顺省、宁顺省的港口，其中虽然也有如（北）闲海门和柑棂海门等条件较为优越的海港，但大多数先天不足，难以成为有吸引力的国际贸易港。由于失去了众多传统的重要海港，占婆的海洋经济空间大为萎缩，待到1697年平顺营设置以后，随着京族人政治势力的扩张及对占人地区海港的逐步侵夺和控制，占人被迫离开海洋，局限于内地，成为一个完全的农业民族。由于失去了河流流域脉络体制政权建立的必要条件之一——以海港为基础、以海洋贸易为核心的海洋经济，占婆的政治模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文化也围绕农业而重建。占族人地区成为完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区。本期《越南历史研究》周刊为占婆历史研究专题。现下国内对于占婆历史的关注并不多，但占婆在越南漫长的南进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即便是在境域几与今无异的西山和阮朝，我们也可以窥见占人的踪迹，所以我们策划了占婆历史研究专题。此篇是牛教授的《海港丧失与晚期占婆政治模式的变化》，原载于《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探讨了15世纪后占婆政治模式从河流脉络体制政权向农业政权的转变。

从1819年英国开始间接殖民统治新加坡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宗乡会馆作为民间组织参与了华人社会诸多事务，与其他组织共同维持了华人社会的良性运转，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学界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经过几代学人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近20年来，随着中新关系的发展，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以下简称“会馆”）研究进入高产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研究水平的成果。会馆数量众多，创立时间不一。早期的介绍性研究主要体现在华人华侨史的综合性著作中，如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方雄普和许振礼《海外侨团寻踪》（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都对会馆做了简要介绍。除此之外，也有部分著作将其纳入华人社团史的研究中，如石沧金就将其纳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发展的不同阶段加以论述（《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史研究》，暨南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此外，关于会馆的研究主要发表于涉及华人华侨研究的杂志，如《东南亚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八桂侨刊》等，其研究内容则涉及会馆的教育功能、社会功能以及会馆的特点等方面。会馆的教育功能。中华民族素来重视教育，新加坡华人通过“会馆办学”继承、弘扬了这一优良传统，提升了华人群体的文化素养，学界的讨论一般以二战为界。对于二战前的办学情况，王玉娟在社会整合视域下梳理了华校会考的历史演变与制度建设，分析其影响，指明会考经历了“民间肇始”到“中英官方主导”多个阶段，促进了新马华文教育的统一化、规范化（《社会整合视阈下的制度建构：二战前新马“华校会考”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至于“会馆办学”如何运作这一问题，汤锋旺以20世纪前半期若干所新式学校为例，结合相关文献进行阐释，认为“会馆办学”在人员组成、经费状况以及教学用语方面都体现出社群化的特点（《二战前新加坡华人“会馆办学”研究》，《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4期）。此外，汤锋旺与其他学者还对会馆下属学校的经费问题与办学宗旨进行了深入研究（汤锋旺、李志贤：《20世纪前期新加坡华人会馆学校社会经济史研究——基于潮州公立端蒙学校经费的分析》，《世界民族》2014年第4期）。二战后，随着国际形势发展，会馆办学情况有所变化。刘宏发现，战后初期华校职工与学生的社会构成仍以本方言群体为主，但逐渐吸收了帮群外的学生，社群化特征逐渐消逝（《论二战后新加坡华人社团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社会经济的视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赵娜娜则认为，华校逐渐采用了当地的而非过去照搬中国的教材和学制，更多从当地实际出发，适应社会需求，为所在国培养人才（《二战后新马粤籍华侨华人社团文教功能的发展和变迁》，《八桂侨刊》2018年第2期）。由于时代局限，会馆办学不可避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童家洲指出，早期会馆兴学存在强烈的帮派和地域观念，缺乏统一领导和筹划（《略论新加坡华族会馆兴学育才弘扬华族文化的贡献》，《八桂侨史》1994年第3期）。王立芳认为，早期会馆学校领袖对如何培养华族子弟适应社会缺乏明确概念，经费不足，教学内容陈旧，设备简陋（《崇文阁：神与教育的联结——试论近代新加坡神庙羽翼下的华侨学堂》，《闽台文化交流》2007年第1期）。此外，也有学者的研究关注会馆的基本情况，如吴明罡考证了会馆学校的学生数、课程设置等（《近代南洋华侨教育研究》，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同时，若干研究成果涉及会馆的文化意义，如研究者探究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会馆侨校传播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认为它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华侨积极投身到抗战当中（亓延坤：《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承与发展——以华族春节为个案》，暨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颜海波：《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救国思潮在南洋侨校传播及影响探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会馆的社会功能。一般而言，政府管理职能的缺失往往会导致社会支离破碎，但这一时期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却不一样，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间组织的纽带作用。不少学者指出会馆具有较强的社会功能，如曾玲论述了会馆前身或附属机构——坟山对于华人社会的作用，认为坟山通过设立总坟界定了华人族群成员身份，促进族群认同（《坟山崇拜与19世纪新加坡华人移民之整合》，《思想战线》2007年第2期）。胡红梅、李朋飞则分别关注了会馆属下的广惠肇方便留医院和同济医院，两人认为它们维护了本社群的身体健康，推动了卫生事业发展，更强调了上述医院利用超帮群的组织空间和架构，加强了社群内部的聚合，推动了华人帮群进一步的整合进程（参见《新加坡广惠肇方便留医院研究（1908—1942）》，华侨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新加坡同济医院研究》，华侨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学界还讨论了会馆的其他社会功能，认为会馆老人乐善局的创设照顾了孤苦伶仃、体弱多病的老人，资助了无钱返乡者；附设的仲裁委员会便于同乡纠纷的解决；会馆为成员提供贷款用以发展事业（李路曲：《新加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宋海群、魏炜：《英属时期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的社会职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6年第4期等）。会馆的特点。会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但传入新加坡后兼具当地特色。学界注意到，会馆具有更大的组织灵活性和伸缩性，功能更加多样化（丘立本：《从历史的角度看东南亚华人宗乡组织的前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还有研究者以比较视角剖析会馆的特点。如陈衍德从创立背景、结社宗旨与目的、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几方面比较了东南亚与西欧闽籍华人地缘性社团，认为新加坡华人社团层次多、种类多，彼此联系更为密切（《东南亚与西欧闽籍华人地缘性社团的比较》，《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6期）。童家洲发现，相比日本华人会馆，新加坡会馆更为重视文教事业及传统礼俗的传承（《日本、新加坡华侨地缘社团的发展演变及其比较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一些学者还将会馆与当地会党进行比较，认为它们在19世纪的成长具有共时性，两者的领袖很大程度上属于同一类人（邱格屏：《世外无桃源：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三联书店2003年版）。会馆的内部情况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有学者认为会馆之所以数量众多、生命力强，根本原因在于地缘和方言因素发挥了重要的黏合作用（庄国土：《论早期东亚华人社团形成的主要纽带》，《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李勇、任娜和陈衍德考察了会馆的结构特征。李勇发现闽帮总机构经历了恒山亭坟山组织、天福宫庙宇组织、现代华人社团组织三阶段，制度化程度不断提升；任娜、陈衍德分析了福建会馆的历史轨迹，认为它的决策权逐渐由个人向集体转移，会员范围不断扩展，网络渐次衍生，收入来源多元化，其历史是一部文化适应与社会适应的历史（李勇《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建构的个案研究——以“福建人”闽帮总机构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任娜、陈衍德《一个华族社团的结构与功能演变——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历史轨迹》，《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2期）。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学界对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的研究日趋活跃，成果不断增加，但仍需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一方面，已有成果大多以中文资料为研究基础，英文史料的使用较少。另一方面，研究领域存在不平衡现象，教育文化层面的职能获得较多关注，其他层面的成果相对较少。相信在诸多学人的努力下，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研究将会迈上新台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加坡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15BSS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捷克斯洛伐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研究（1938—1945）”（2018TS053）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宋海群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20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将迎来百年校庆。今年起，厦门大学启动“为吾国放一异彩——厦门大学与伟大祖国”系列报道，在各省级行政区的主流媒体上报道厦大与地方的校地情缘，将在百年校庆前夕出版专著《为吾国放一异彩——厦门大学与伟大祖国》。今天《厦门日报》为您刊发厦门大学和厦门百年校地情缘文章鹭江深且长 南强绽芳华——厦门大学和厦门的百年校地情缘记者：江曙曜 许若鲲 蔡志成 佘峥陈嘉庚“宁要厦大，不要大厦”，为厦大树立了永不磨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教育追求。图为群贤楼前的陈嘉庚雕像。陈嘉庚目光深邃，注视着前方。近处，是昔日郑成功练兵的演武场；远处，是连接台湾海峡通向太平洋的万顷碧波。这座伫立在厦门大学群贤楼前的厦大校主雕像，有着非同一般的意涵——雕像底部的石基上，嵌着一块长方形碑石，上面镌刻着“中华民国十年五月九日，厦门大学校舍开工，陈嘉庚奠基题”。这里，就是厦门大学百年历史的起点。1921年5月9日，这所中国最靠近大海的私立大学在此破土动工。一所大学和一座城市的百年，从此开始了交织和交融。而其大背景，演绎的是中国追赶世界的宏伟史诗。1921年的世界，很不平静。这一年，伤亡逾三千万人的“一战”结束不到三年，协约国向德国递交了战争索赔账单；这一年，中国已是民国10年，但外有列强环伺，内则战乱不止；这一年，孙中山在广州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与北洋政权分庭抗礼……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诞生。“当此风雨飘摇之际，国势岌岌可危，岂能久待？不如先将一部分青年培养，亦可救国。”陈嘉庚选择的救国图存之策， 是培养人才。这一年，一千多万人口的福建省，还没有一所大学。这位厦门人创办厦大的目的，正是坚信“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 ，全在乎教育”。百年过去。兼具世界眼光与本土情怀的厦门大学入选国家公布的A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今日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厦门大学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居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也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2017年，厦门大学入选国家公布的36所A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百年厦大走出了40余万名毕业生。实现这个理想的根本力量，是中国命运改变，可以肯定的是，还有厦门这座城市。人们从未停止过这样假设:如果厦门大学这棵大树，不是长在厦门这片土壤上，会是什么样的景象？没有厦门大学，厦门会是什么样？一致的观点是:没有厦大的厦门，一定不是现在的厦门，而没有厦门的厦大，也不是现在的厦大。探究厦门与厦门大学千丝万缕的情缘时，首先看到的是:厦门是陈嘉庚的家乡。高等教育研究者认为:一所著名大学由当地人回乡创办，这样的关系，也是中国高教史上的唯一。其背后的深意是，厦门这座开放包容的城市，给予陈嘉庚放眼世界的教育眼光，同时也让他充分意识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他办的学校要坚守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厦门这座城市的特质，也赋予厦大特殊色彩。厦门作为中国最早的五口通商口岸，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最早的交融地之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厦门作为经济特区，是中国的“窗口”和“试验田”。恰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金砖厦门会晤上所说:“厦门的发展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历程的一个缩影。”所有这些，使土生土长的厦门大学从其诞生之始，就集现代大学理念和扎根中华传统文化于一校，成为一所兼具世界眼光与本土情怀的优秀大学。同时，厦大又以全国高端的人才和智慧，提升了这座城市的格局。一座城，一所大学，成就了彼此，改变着彼此。1校地世纪情缘厦门大学的创办，和厦门近代城市框架的拉开，几乎同步，交相辉映，同鸣共奏回顾厦大百年历史，自然而然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当时厦门是啥模样？翻阅厦门地方史，1920年的一件大事是——当年的12月，就在厦门大学校舍破土开工前的五个月，鹭岛史上第一条马路在老城区动工兴建。这条马路从提督路码头修到浮屿，长700米，取名开元路。此后十几年里，思明南北路、大同路、中山路、厦禾路、鹭江道陆续建成，现在我们熟悉的厦门老城区，就是那个时候拉开框架的。百年后的今天，厦门成为驰名中外的高素质高颜值之城，厦门大学则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从这个角度看，厦门大学的创办，和厦门近代城市框架的拉开，几乎同步，和弦同鸣。当然，每所大学和它所在的城市都有千丝万缕的情缘，不过，不能用普通的眼光来看待厦门大学和厦门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厦门大学”是以厦门地名命名，还因为这所大学就是由当地人创办的，而且，血脉传承至今。1890年，陈嘉庚迈出国门，海外经历让他认识到教育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20岁的陈嘉庚拿出父亲给的用于结婚的2000银元，在家乡集美创办了第一所私塾。1913年，陈嘉庚回到厦门，他更加坚信中国崛起须从教育入手，他相继创办了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不过，后人回顾这段历史，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陈嘉庚在集美建立起完整的教育王国后，还要创办厦门大学？陈嘉庚陈嘉庚的研究者认为，当时的陈嘉庚已经意识到:大学不光以文化人，更是以文化人的“母机”，它是教育体系中的“火车头”，能够更好地带动其他各类学校学科的高质量发展。跳出学校来看，厦大的创办，从某种意义上，使陈嘉庚办学目的更加清晰——最初，一些人只是把这位厦门人等同于当时的捐资兴学者:办学的直接目的是让同姓同宗的子弟有书可读，或是为了使地方的贫寒之士有学可上，但是，厦大创办之后，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其实是把财产和精力奉献给这样一个愿望:改造国家、改造社会。厦大成立于1921年4月6日。但很多人不知道，它成立后又等了近7年，才获得合法资格。1928年3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就厦大立案发出131训令，厦大因此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批准立案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先于南开、复旦、燕京、金陵、东吴、圣约翰等知名高校。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考察组认定厦大“基金充足，成绩甚佳，各种设备亦极完善，方之他处，有过无不及”。事实上，厦大最开始并不被看好——蔡元培当初也认为厦大“不宜速办”，蔡元培在当时国内教育界是一言九鼎的人物，很多资助人也都持观望态度。现在看来，厦大能顶住压力开张，短时间内形成庞大的学科规模，延揽国内第一流师资，是因为陈嘉庚这位厦门人倾资相助的巨大投入和无比坚定的办学信念。77年后的2005年，厦大接受了中国大学最重要的本科教学评估，在所有评价的19个大指标中全部得到优。在当时已经完成评估的综合性大学中，是第一所获得这么优异成绩的高校。在评估总结会上，专家不约而同谈到他——陈嘉庚。陈嘉庚“宁要厦大，不要大厦”的故事，让所有专家都难以忘怀。人们最终悟出其中的含义，陈嘉庚为厦大得分增添了重重的砝码——在专家眼里，如此专注于教育的嘉庚先生为厦大树立了永不磨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教育追求，这样的大学，她的立校之本崇高而又稳固。这是很多人不曾意料到的:从某种程度上看，和花费不菲的现代化设备相比，嘉庚精神穿越时空，更加熠熠生辉。往回看，没有厦门人陈嘉庚的坚持，厦大极有可能像其他私立大学一样昙花一现，中国高等教育也就少了一个传奇。而没有厦大的厦门，也不会像现在那样让人喜爱和难忘。2厦门滋养了厦大厦门和厦大共生互荣，联系日益紧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厦门市就和当时的国家教委签订共建厦大的协议，为高校和所在地的共建提供了范本从历史角度看，厦大之所以能成为现在的厦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位于厦门，这从97年前那条鱼就可见一斑。1923年，厦大动物学系美籍教授史莱德（S.F.Light）在厦门海域大量发现脊索动物演化发育的“活化石”文昌鱼，研究成果发表于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科学》（第58期）。全球各地生物研究机构纷纷来信索购文昌鱼标本，厦大科学研究由此闻名。应该说，厦大不少优势学科与厦门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厦大的海洋学科，被业界称为“以一院之力抗衡中国海洋大学一校的海洋科学”，当然，这是玩笑，不过，有一定道理——教育部官方最近一轮学科评估显示，厦大与中国海洋大学的海洋科学学科同为A+学科；厦大的东南亚研究、台湾问题研究和南洋问题研究等，也是因厦大地处厦门，从而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和文化资源。厦大和厦门的交融，在过去三十年达到新的高度。上世纪90年代，厦门市和当时的国家教委签订了共建厦大的协议，这被认为是提供了校地共建的范本，当时国家教委评价:首开先河。厦大校长张荣说，现在看来，这个“首开先河”仍有十分深刻意义，从某种角度看，它引领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改革:投入机制和服务方向——高校办学经费来源更加多元化，部属大学同样要更加坚定地做好服务地方的工作，努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矗立在厦大思明校区的基金楼，有人对它的名字百思不得其解，它是校地共建留下的美好物证。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春节，厦门市领导到厦大拜访，原本是例行公事的走访，却留下一幢楼和一个基金——在看到当时厦大办学资金的窘迫之后，厦门市委、市政府出面，1993年至1994年，厦门26家外经贸企业先后捐资约2000万元，建立“厦门外经贸企业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基金楼就是使用该基金两年收益的首项工程。不久前，国际电化学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厦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田中群教授披露25年前的一件事——1995年，国际电化学第46届年会在厦门召开。“在当时算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国际会议。”田中群说，年会能放在中国举行，标志着我国电化学科学与技术研究水平已经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很多国际专家都到会作专题报告。不过，厦大喜忧参半——没有合适的地点开会，来了800多人，有300多位老外，厦大当时最大的会场是建南大会堂，却被踩点的国外专家否决——当时是夏天，建南大会堂没有空调，对西装革履的与会者来说，太热了。田中群说，厦门迅速伸出援手:厦门市委市政府把会议室腾出来，给大家开会用。不仅如此，开会的五天，厦门市领导和机关干部吃了五天盒饭，把食堂让出来给参会的学者用餐。田中群说，很多外国学者知道后非常感慨，说从没见过一个地方政府对学术会议、对高校如此重视。田中群说，因为那次会议，厦大的电化学走上了世界舞台。中国大学有两个重要的工程——“211工程”和“985工程”，厦大都是首批入选的高校。为支持厦大进入中国这两个影响深刻的重点高校建设项目，厦门多方面倾注了自己最大的支持。2001年2月，为了支持厦大“985工程”一期建设，教育部与福建省、厦门市第二次“握手”，签订共建厦大协议，按1∶1的比例共建厦大。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3年，厦门向厦门大学投入1.5亿元的共建资金；“985工程”二期时，2006年5月，厦门市政府与厦门大学又签订共建协议，投入1.2亿元资金，重点支持厦门大学“985工程”二期科技创新平台和基地建设、厦大医学院、厦大国家科技园、厦大师生自办和联办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厦大软件产业研发公共平台。现在看来，厦门提供的共建经费，意义不同一般——厦大进入“211工程”和“985工程”，办学实力得到大幅提升，为现在厦大进入“双一流”（一流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支持还在继续，今年5月，厦门和厦大宣布建立市校合作联席会议制度，这被认为标志着厦门和厦大的合作进入新阶段。福建省委副书记、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在会上说，厦门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厦大发展，努力成为厦大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坚强后盾和有力依托。3厦大反哺了厦门不可否认的是，即使远离北京、上海这样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厦门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仍然与日俱增，这其中，厦大功不可没因为厦大，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踏足厦门，或者和厦门有了某种关联。1928年，厦大算学系聘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杨武之教授，他带着妻儿回国任教。杨武之的儿子叫杨振宁，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尽管杨振宁在厦门只待了一年，但是，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在这一年经历了很多第一:他和母亲“初次住入有现代设备的住所，这里有电灯、自来水和卫生设备”。厦门的生活，让杨振宁大开眼界，不但住上了漂亮的校舍，还第一次用上了电，第一次见到香蕉，第一次喝到牛奶，第一次吃到牛肉，也第一次用上抽水马桶。1929年，杨振宁离开厦门，但他的心里，应该是有一处角落装着厦门。66年后的1995年，第19届国际物理统计大会在厦大举行，杨振宁是与会嘉宾之一，厦门人又惊又喜: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厦门上过小学！杨振宁的母校——演武小学的一些老师和学生还拜访了这位老学长。杨振宁写下了一段话:“1928年至1929年，我在厦大校园居住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演武小学前身的一个小型的教室里读书，读小学的一二年级，老师是一位汪先生。对那一年，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我还有极好的回忆。美丽的海，美丽的天，是我人生历程的一部分。”上世纪90年代，杨振宁牵头与丁肇中、田长霖等世界一流学者在香港成立了“陈嘉庚国际学会”。杨振宁在会上称颂，陈嘉庚先生倾资办学、发展民族教育、培养建设人才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厦大让杨振宁和厦门相识，而杨振宁又以他的方式，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厦门。百年间，这种奇妙的情缘从未间断过。大约在杨振宁离开厦门后，11岁的晋江少年李焕之从香港回到厦门，就读双十中学。多年后，李焕之成为一名大作曲家——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编写的和声与管弦乐队配器，以及钢琴伴奏谱，经过周恩来总理批准成为正式版本；他创作谱曲的管弦乐曲《春节序曲》，是每年春晚的必奏曲目；人们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好》，也是他创作谱曲的……李焕之曾感慨道:我的音乐爱好是母校培养的。这其中，就有一位叫陈梦韶的双十中学老师，他毕业于厦大。1926年9月到1927年1月，鲁迅在厦大任教，陈梦韶到厦大旁听鲁迅授课，两人相知相熟，互通书信。受到鲁迅鼓励，陈梦韶改编鲁迅《阿Q正传》六幕话剧《阿Q剧本》，其中的小尼姑，就是李焕之男扮女装饰演的。近一百年后的著名社交媒体知乎，有人在探讨没有厦大的厦门会是怎样，应该说，从杨振宁和李焕之就可见一斑:位于祖国东南一隅的厦门，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它在很多历史事件中能扮演角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厦大带来的“名人效应”。一大批名家大师汇聚在风景绝佳的厦大，如国学研究院大家耳熟能详的鲁迅、林语堂、顾颉刚、沈兼士、陈万里、张颐等。当然，厦大带给厦门的，绝不仅仅是名人效应。厦大曾经有一项统计数据，每年，厦大有近四分之一的毕业生留在厦门。曾经有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9年，在厦门经济特区的各条战线上，每50人中就有1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或曾在厦门大学接受继续教育。即便没有留厦，很多厦大校友对厦门这座城市依然充满感情。厦大党委书记张彦说，在校就读的几万名厦大学生，他们毕业之后，记忆中有母校，就会有厦门。每年，厦大有近四分之一的毕业生留在厦门。2015年至2019年，在厦门经济特区的各条战线上，每50人中就有1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或曾在厦门大学接受继续教育。厦大师生和各地厦大校友不断融入厦门建设——这所教育部直属大学的师生越来越常说的一句话:厦门大学是迈向世界一流的大学，但也是立足厦门、扎根福建的大学，厦大要在做好服务厦门、服务福建的征程中辐射全国、走向世界。十几年前，厦门一家小公司找到当时厦大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戴李宗，想开展防火涂料合作。这家厦门小企业给这位大教授打开了另一片天地——他们合作拿到了隧道防火的7项国家发明专利和2项其他专利，还参与制定中国隧道防火标准。每当从机场接回客人，穿过成功大道的两个隧道时，戴李宗俨然到了自己的科研成果发布会现场，“顺道”向客人们解说隧道里所用的防火涂料就是他们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成了他的“保留节目”。用大白话说，要抵挡大火3小时的燃烧，别人家的防火涂料需要涂3厘米厚度，而厦大教授实验室的产品只需涂2厘米厚度。作为少数几个能够主持承担“中国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关键技术攻关课题的高校，厦门大学在北斗导航领域相关研究成果有效支撑了我国北斗导航地面系统的建设。十年前，厦门大学信息学科从厦大校园走到了厦门软件园，探索厦大更好地为厦门、为企业服务的希望之路——科研人员在望海路39号厦门软件园二期的厦门大学科技大厦内，建立了“导航与位置服务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导航中心”）。依托“导航中心”，厦门大学不但将导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直接辐射给区域的产业企业，而且将高校人才、技术及仪器设备等创新资源向产业企业开放，帮助传统制造业企业和高科技创业企业依托“导航中心”搭建各自的研发中心或创新实验室，帮助相关产业、企业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同时也为厦门大学自身的学科发展编织出一个良好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创新生态圈。厦门人的日常生活中，隐藏着厦大教授们的贡献——市民饭桌上的“佳辐占米”“状元米”，就是厦大教授王侯聪奔走田间30年的成果；筼筜湖从人见人躲的“臭水沟”到变成厦门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亮点之一，厦大的科研力量在其中功不可没。1988年，美国人潘维廉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厦门。30多年来，这位厦大美籍教授一直致力于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图为潘维廉和妻儿在沙坡尾。（资料图）厦大美籍教授潘维廉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服务”厦门。1988年，潘维廉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厦门，就没有离开了，这位美国人开始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2018年12月，潘维廉出版新书《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以一个外国人的独特视角，记录和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变革。2019年春节前，他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来信，信中说，你这种“不见外”我很赞赏，为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热情地为厦门、为福建代言”而点赞。4厦大从厦门走向世界从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到“嘉庚号”科考船，打开的是一扇又一扇让世界了解厦大、了解厦门的窗口。厦大和厦门已经是相依而行，共生共荣几年前，厦大开始在马来西亚建设一所功能齐全的国际大学，最终将马来西亚乡村地区从棕榈树和放牛牧场转变成最先进的教育设施，并且配有游泳池和网球场。这是中国知名大学在海外全资设立的、拥有独立校园的第一所海外分校。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在2016年开办，去年有了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引发广泛关注。厦大对外发布消息说，厦大之所以到马来西亚办分校，是因为校主陈嘉庚早年在马来西亚生活——把厦门大学的教育事业带回其缔造者起步的地方，“我们认为这具有历史意义”。厦大马来西亚分校的意义在后来凸显:它被认为是中国更广泛地推动全球影响力——也就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在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开办后的一年，2017年4月1日，厦大进行了一次网络直播:厦大自己建造的科考船从广州造船厂抵达厦门，当天中午11:39左右，它途经厦大白城海域，遥望厦大，向校主陈嘉庚致敬，这艘世界顶级科考船以“嘉庚”命名；蓝色的船身上写着英文字母“TAN KAH KEE”，这是“陈嘉庚”的厦门话读音。厦大建造了自己的科考船——“嘉庚”号，这是国内综合性大学中第一艘科考船，也是我国第一艘由高校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科考船。当天，很多厦大学生和老师在演武大桥观景平台上，看着“嘉庚号”科考船从厦大面前的大海缓缓驶过，有人拍下了始终矗立在厦大群贤楼前的陈嘉庚雕像与海面上科考船同框的画面，深情留言“校主与我们一同见证了”。他应该是知道那个历史典故的——1921年，陈嘉庚建造厦门大学第一批校舍群贤楼，他把五栋楼设计为一字排开，为的是“要能让外国的轮船来往厦门港时，能从海上一眼看到一所壮观的学府”。96年后，陈嘉庚所创办的厦大自己建造的科考船，从厦大面前的大海驶过。“嘉庚号”是国内综合性大学中第一艘科考船，也是我国第一艘由高校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科考船。它可以抵达所有的无冰海洋区，将使厦大的海洋研究从台湾海峡、厦门港湾走向深海大洋。“嘉庚号”不仅“游”过厦大，去年，它首次驶向马来西亚，当年8月15日傍晚成功靠港马来西亚——校主陈嘉庚当年事业起步的地方。之后几天，科考船面向马来西亚社会公众开放，后者登船了解海洋，了解厦大、厦门以及陈嘉庚。这种几十年后的校地回馈让人回味无穷。厦大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夏宁邵1995年来到厦门，亲眼见证并深度参与厦门市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图为夏宁邵教授带领团队进行科研攻关。（资料图）从厦门走向世界的，不仅仅有“嘉庚号”。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厦大教授夏宁邵团队用了49天时间研制出全球首个总抗体检测试剂盒，在第一时间应用于国内外疫情防控工作。迄今为止，厦大研发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已在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防控中得到大量应用，在丹麦、荷兰、奥地利、比利时、捷克等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多次各国新冠病毒抗体试剂性能对比中均得到最优评价，甚至被比利时权威媒体比喻为新冠病毒试剂中的“劳斯莱斯”，成为中国以高品质科技产品助力全球抗疫的杰出代表。如果说过去几十年里，厦门大学和厦门有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校地情缘，那么，从某种意义上，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嘉庚号”科考船、厦大科学家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等带给人们的启示是，厦大和厦门已经是相依而行走向世界，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共生共荣，与有荣焉。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门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出品记者：江曙曜 许若鲲 蔡志成 佘峥 图片来源于厦门日报图片中心编辑：罗小州 审核：杨佳音厦门日报原创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厦大校友：重磅信息发布！与你有关→→今天，厦门解放71周年！这些记忆永不能忘定了！厦门1小时直达福州！时间就在……标星 置顶厦门日报一秒找到日报君▼厦门日报社微信矩阵▼扫描二维码下载厦门日报社App“潮前智媒”轻松玩转黑科技一键get最潮新闻＆服务▼

封面题图｜《东方华尔街》文｜风马牛 （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华人在东南亚的奋斗历程是一部充满辛酸的血泪史，陈永栽就是其中一个缩影。作为菲律宾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企业家，陈永栽多次当选菲律宾首富。享有「银行大王」、「烟草大王」、「啤酒大王」、「航空大王」等诸多称号，堪称菲律宾的「王中王」。然而，这个商界传奇人物起初只是一个一无所有，每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卖香烟的华人「穷小子」。从贫穷到富有，从平凡到辉煌，陈永栽是一个活生生的梦想成真的例子。关于成功的秘诀，陈永栽认为关键要「善变」、要有「独到的眼光」。他说：房地产热了很多人挤了进来，你就要想办法退出。反之，房地产冷了，你就要赶快进去，抓住商机。许多经济现象跟股市差不多，一个企业家要有长远的眼光，眼下可能是赔钱的项目，但从长远看则可能是赚大钱的项目。做生意要善变，不断地调整经营策略。至于怎么变，则取决于市场需求。11934 年，陈永栽出生于福建晋江。4 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年仅 4 岁的陈永栽随父母远渡重洋到菲律宾谋生。可是好景不长， 9 岁那年，陈永栽的父亲生了重病，母亲带着一家人回到家乡治病。但两年后，因家乡遭遇灾荒， 11 岁的陈永栽不得不跟着叔父再次来到菲律宾，并到烟厂当童工。当时，陈永栽白天干活挣钱，晚上挑灯夜读，以顽强的毅力自修完中学和大学课程。多年以后，陈永栽对身边的朋友感叹说：能够一生坐着读书多好！毕业后，陈永栽在一家公司任实验室助理，勤奋好学的他不久就被提升为业务经理。但是，有鹰一般雄心和远见的他，并没有满足。陈永栽1954 年，陈永栽和朋友合资开了一家玉米淀粉加工厂，但很快就倒闭了。陈永栽回忆说，「那时，我没有什么积蓄，有的只是勇气，我没有活在失败的阴影里，我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跌倒后，陈永栽又继续借钱创业，买来二手机器和破旧卡车，开办了一家生产化学制品的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陈永栽庞大事业的基石。上世纪 60 年代，菲律宾对进口实行极为严格的控制，这正是国内小型工业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发展的黄金时期。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陈永栽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绝好机会。于是 1965 年，陈永栽与当年在烟厂的朋友一起合伙在菲律宾马尼拉创办了福川烟厂。最开始，福川烟厂的厂房只是一所小房子，十分简陋，里面也只有两台二手的卷烟机。当时，菲律宾烟草市场竞争已十分激烈，那么陈永栽是如何挤进市场的？创业初期，为了打开市场，永不服输的陈永栽做足了市场调研，发现中档香烟消费者众多，各阶层都喜欢。于是，他以此为突破口生产香烟，并要求质量超过其它厂家，从而打开了销路。然而生意刚有起色时，却遭遇了一场台风，福川烟厂的大多数设备被毁。遭受这一打击后，陈永栽并不气馁，反而坚定了彻底改变落后制烟设备的决心。他把世界先进的制烟生产流水线和现代化的卷烟机引进菲律宾，并在此后不断引进先进设备，使福川烟厂的设备和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工人的技术水平，陈永栽还创办了工人培训学校。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福川烟厂已发展成为菲律宾最大的烟厂，产品占据了菲律宾卷烟市场的七八成，并全面打入国际市场。陈永栽因此成为赫赫有名的「烟草大王」。2陈永栽常说的一句话是：人家不敢摸老虎屁股，我敢去摸。一件事不干则已，要干必干好。事业的追求对于陈永栽来说是永无止境的。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有了一定财富积累的陈永栽看准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业的发展前景，开始涉足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并先后创办了肥皂厂、石棉厂、电子厂、炼油厂、养殖厂、啤酒厂等一系列企业，打造了自己的企业王国。到 70 年代后期，陈永栽又将目光瞄准金融业，创办了菲律宾「联盟银行」，一度发展成为菲律宾华资三大银行之一，在菲律宾国内有近百家分行。20 世纪 80 年代，陈永栽开始进军菲律宾以外的国家。他首先瞄准的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香港，在香港设立了自己的海外发展基地——福川贸易公司和新联财务公司。1981 年，为了满足在美国大市场投资业务的发展，陈永栽在美国创办了「美国海洋银行」。此后，他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又投资创建了「厦门商业银行」。1987 年，香港股市、楼市暴跌，许多工商界人士对香港的前途缺乏信心，纷纷抽逃资金。此时，恰逢裕景花园拍卖，陈永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毅然斥资 5 亿港元标中。此后，他又在香港投资饭店、写字楼、商场、高级住宅等项目，雪球越滚越大。到 1994 年，裕景花园价值已高达百亿港元，让商界同仁不得不叹服他的远见卓识。董建华曾拍着陈永栽的肩膀称赞道：你好厉害啊！当然，陈永栽的牛人之处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接下来发生的这些事。1995 年，菲律宾国有航空公司连年亏损，濒临崩溃。他力排众议，以数亿美元收购了「菲航」 50.5% 的股份，成为有绝对控股权的私人大股东。陈永栽说，「菲航代表着菲律宾，不能垮，我要办好菲航为菲律宾争光。」那时候，别人都说他傻，劝陈永栽趁早脱手，但他坚决不肯。陈永栽表示，「物极必反，人被逼到墙角就会反弹，发挥出惊人的力量。」他还向股东们保证，菲律宾航空公司在 6 年内将扭亏为盈，否则他愿以约定的股价购入其他股东的股份，这在菲律宾商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为了让菲航走出困境，陈永栽果断采取措施，注资 40 亿美元陆续更新了 40 架飞机，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并开辟往返于上海、北京、台湾以及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地新航线。在陈永栽的努力之下，菲律宾航空避免了被清盘的厄运，从 2000 年开始扭亏为盈。陈永栽此举深受菲律宾人敬佩，当被问及为何投资长期亏损的菲律宾航空公司、又如何扭转乾坤时，陈永栽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没有置之死地的决心，哪有死而后生的变数。2000 年，陈永栽又接管了坏账累累的菲律宾国家银行。在其领导下，菲律宾国家银行扭亏为盈，一度成为菲律宾最赚钱的银行。处变不惊、越挫越勇是陈永栽的处世态度。正如他喜欢说：挑战使人越挫越勇，也让生命充满活力。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陈永栽在各地的投资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他却泰然处之，「做大大影响，做小小影响，不做就不会受影响。」正是秉承了这一信念，他并没有中断在中国的投资。陈永栽认为，「危机总会过去，这就像时钟一样，转到了 11 点 12 点，便会很自然地转回到 1 点 2 点。不能因为危机来了，就什么都不做。」也正因为此，随着中国经济腾飞，陈永栽获得丰厚的回报。2004 年，陈永栽便以 16 亿美元资产登顶菲律宾首富。当时有人他成功的原因，陈永栽说：不要说成功，我不算成功。其实，我与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特别的，有的就是努力工作，面对风险，抓住机遇。爱迪生、爱因斯坦那种为人类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才算成功。3作为一个纵横商场的传奇人物，陈永栽对做人做企业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回顾自己的一生，陈永栽认为做得最对的是「中庸之道」，做得错的是「太急」。陈永栽表示：生意人是最精明的，只要有钱赚，鬼穴也会去。办一家企业最重要的是学习别人失败的经验，了解别人为什么出问题。你了解别人的失败经验后，有了前车之鉴，就能避免自己将来也犯同样的错误。世间没有不治之症，只要找到药，就能解决问题。在陈永栽看来，「人是最大的财富，你如果好好照顾人，人心就会向着你。」陈永栽表示，商业上的敌人对他妒忌，要运用政治势力推倒他，但是始终推不倒他。菲律宾掀起排华浪潮，结果华人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陈永栽尽管非常富有，但陈永栽生活十分简朴，他既不爱抽烟喝酒，也不爱享受，除了工作，好像什么也不喜欢，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许多人觉得他很「神」。陈永栽说，「钱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重要的。我们海外华人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能发家致富，就是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和节俭。」陈永栽非常热爱中国，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教育事业、慈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此外，陈永栽十分钟情中华传统文化。他说，「我对中华文化的感情是天然的、与生俱来的。我办企业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中国文化为经，以西方文化为纬。」陈永栽从小苦读《道德经》、《孙子兵法》、《论语》、《易经》等古籍。他不仅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和历史，还为在菲律宾华人的下一代中推广华文教育和弘扬中华文化不遗余力。陈永栽说：人应该在生命的终点回首一看，发现自己为人类做了许多事情，那样才能够认为自己成功。陈永栽十分自信，他说，「如果有一天菲律宾不需要我了，我可以走，我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拿走。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头脑和十根手指。有了它们，我到世界各个地方都可以生存，不一定担保企业做多大，但一定有生存的地方。」资料来源：1.陈永栽，熟读古籍的华裔富豪，文化交流，薛颖2.永栽成功树，记菲律宾航空公司董事长陈永栽，中国外资，吴华3.菲律宾华商「王中王」——陈永栽，中外企业文化，赵清竹4.陈永栽，能够一生坐着读书多好，菲律宾首富的七种武器，华人世界，李晓栋，顾君盏5.出身寒门的菲律宾华人首富陈永栽，国际人才交流，子刚6.菲律宾首富陈永栽，侨园，胡喜盈7.独爱中国文化的菲律宾华人首富陈永栽，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佚名8.菲律宾华侨首富陈永栽，市场经济导报，章轲，邱韶华9.履险如夷 亦静亦激——菲律宾华商陈永栽创业滋味，三月风，李菁10.菲律宾陈永栽及其企业集团发展问题初探，南洋问题研究，蒋细定图片来自网络本篇作者| 大军 主编｜王滔 编审｜陈润江 顾问｜王淑琪

来源：盘古智库本文大约8700字，读完约22分钟“本文对构建中的印太秩序进行分析,提出本土实践是塑造地区秩序的重要变量。本土实践是指基于实践共同体地方背景知识,在国际互动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界定互动基本规则和基础架构的实践。当前,印太地区的重要本土实践包括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制度秩序进程,和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发展地区主义进程,其中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东盟中心”、发展地区主义和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将对印太秩序产生重要塑造作用。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外交学院教授魏玲，文章来源于《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二、“东盟中心”的实践“东盟中心”的实践可从3个方面来探讨。一是阐述该实践的内涵，二是说明“东盟中心”是如何主导东亚地区进程的，三是讨论“东盟中心”在印太秩序构建中的作用。(一) 东盟中心的内涵学界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东盟中心”进行过研究和讨论。现实主义认为，“东盟中心”最多是名义上的中心，地区秩序依然是由权力在大国之间的分布决定的；虽然东盟处于“驾驶席位上”，但是地区进程的演进方向依然是大国决定的。传统国别研究倾向于采用“中等国家”理论重点研究东盟大国。该理论认为，中等国家可以通过规范倡导对国际进程发挥积极能动作用，但是其能力受制于同盟关系和大国的自我约束。有学者借鉴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指出“东盟中心”是东亚合作网络化进程的重要特点，东盟作为网络中心节点，主要通过动态的大国关系平衡来塑造地区秩序。阿查亚指出，“东盟中心”并没有确定的内涵，其意义可能指向多个层面。最直接的内涵是，东盟处于亚太地区制度安排的中心位置，提供了制度平台，使亚太和东亚地区制度化合作成为可能。其次，“东盟中心”意味着东南亚是各利益攸关方就地区规范和地区机制展开辩论与互动的中心。此外，在东盟的积极推动者看来，“东盟中心”意味着东盟为亚太和其他次区域合作提供了范例。本文采用国际实践的理论视角，提出“东盟中心”是基于地方背景知识、在地区合作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本土实践。首先，东盟和地区合作攸关方共同构成了“东盟中心”的实践共同体。“东盟+对话伙伴”的地区合作制度架构是历史形成的，也是现实的选择。东亚地区近现代的殖民历史和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使得不干涉、地区自治和中立成为东南亚地区本土规范体系中的基础规范。因此大国主导或者军事同盟主导地区秩序进程从根本上是行不通的，地区合作只能是以东盟为中心的方式来组织。其次，“东盟中心”作为地区主导实践，构建了地区互动的基础框架、规则和主要内容，使得其他互动实践成为可能。“东盟中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行动指向。它要求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地区合作实践，东盟团结和一体化是地区进程的前提条件；它规定并不断强化“东盟+”的地区合作制度架构，其他地区化进程都需要与之相协调，并最终进入这个总体框架之中；它将“东盟方式”作为地区合作的基础规范，赋予东盟地区合作规范倡导者和议程制定者的角色；它规定了“东盟首先协商一致，再与地区对话伙伴协商一致”的地区合作决策程序。(二) 东盟中心与东亚秩序“东盟中心”作为主导实践，在冷战结束后东亚乃至亚太秩序的塑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建设是“东盟中心”实践塑造地区秩序的重要案例。“东盟中心”的实践推动建立了东盟地区论坛，使之成为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最重要平台，维护和塑造了两极格局解体后的亚太地区稳定、地区安全规范和安全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东盟中心”主要体现为东盟作为一个本土行为体在规范、制度和议程建设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首先，东盟通过对国际规范的本土化改造建立了“合作安全”的规范，即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前提条件下，接受了西方的“共同安全”理念，东盟在本土规范与国际规范的调适与匹配过程中始终把握着主动权。其次，本土化改造的主要推动者是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院(ASEAN-ISIS)，而非被视为西方代理人的国际行为体。再次，东盟地区论坛3个发展阶段的设置，即信任措施建设、预防性外交和冲突解决，是渐进、协商和最小制度化的“东盟方式”的具体体现。尽管东盟地区论坛推动地区安全合作的实际效果和效率受到一些争议，但是迄今它依然是地区安全对话的首要平台，对地区安全合作议程设定和规范规则建设发挥着主导作用。2005年建立的东亚峰会，体现了地区力量平衡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东盟对地区战略合作架构与格局的塑造。2001年，韩国牵头的东亚展望小组提出，建立东亚峰会取代东盟和中日韩合作(“10+3”)，13国各自以国家行为体身份参与地区一体化进程，共同致力于东亚共同体建设。当时，中日韩三国竞相开展与东盟的合作，中国在自贸区谈判、政治安全合作与东亚共同体建设议程等相关领域占得先机，在“10+3”合作机制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还提出愿意承办首届东亚峰会。面对大国竞争，东盟采取了多项措施，维护了自身在地区秩序构建进程中的中心地位，避免了被边缘化的风险。一是坚持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东亚峰会，维护了“东盟+”的制度架构；二是邀请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入东亚峰会，以平衡大国对地区进程的影响力；三是确定东亚峰会与“10+3”并行，其性质是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成员资格由东盟确定，强化了地区合作的“东盟方式”。2012年启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是东盟为应对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而采取的行动，目的是维护东盟在地区经济秩序塑造中的主动权和制度主导权。此前曾有过两种地区自贸安排方案，分别是覆盖“10+3”成员的东亚自贸区和以东亚峰会成员为基础的东亚紧密经济伙伴关系。由于各方意见分歧，这两种方案都只是进入了可行性研究阶段，没有实质性建设进展。然而，在东亚自贸区整合停滞不前之时，美国宣布重返亚洲，并牵头推进TPP谈判，其中包括部分东盟成员国。此举不仅对东亚自贸区的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对东盟一体化和“东盟中心”构成了冲击。于是，东盟发起RCEP建设倡议，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共同参加。2019年11月，除印度以外的15个RCEP成员国结束了全部文本谈判和实质上所有的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计划在完成法律文本审核工作后，于2020年签署协定。这一进展“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取得重大突破”；RCEP进程遵循“东盟方式”，维护了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在地区政治经济秩序演进的关键节点上，“东盟中心”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界定了地区进程的基本架构、规范、议程与走向。(三) 东盟中心与印太构建东南亚是联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枢纽，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战略地位。印太战略合作四国，美日澳印，都是东盟的对话伙伴国，也是以东盟为制度中心的东亚峰会及其他相关地区一体化机制的成员国。因此，东盟是印太秩序构建的必然参与者。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文所述，地区秩序的构建是地区实践共同体基于共同背景知识通过实践形成共有观念和规范的协商共识过程。从印太地区各利益攸关方参与地区进程的实践历程来看，地区协商共识已经形成了对“东盟中心”的路径依赖，或者说“东盟中心”已经成为了印太秩序构建实践中的地方背景知识。因此，东盟的印太秩序观和东盟参与印太秩序构建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印度尼西亚是东盟大国，在应对大国竞争、地区紧张和印太秩序构建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地缘战略从亚太扩张到印太，这与佐科·维多多总统的全球海洋轴心愿景相符。因此印尼早在2017年便制定了自己的印太概念文件，并提交给东盟峰会，希望能够在此基础上形成印太秩序的东盟共同立场。在大国竞争加剧，各方纷纷提出印太战略的情境下，印尼认为东盟必须保持其在地区秩序构建中的中心地位。在印尼的推动下，东盟于2019年6月通过了关于印太秩序的展望文件，提出了地区秩序构建的几项基本原则，包括开放、包容、透明、尊重国际法和东盟中心。东盟还提出，地区秩序构建应采取渐进的方式，在现有地区机制中谋求共性，其中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应该在规范建设和具体合作中发挥核心作用。东盟不主张建立新的架构，而是建议将东亚峰会作为推进印太对话与合作的平台。印尼积极发挥中等强国作用，推动东盟印太展望的出台，标志着它继续将东盟作为其外交政策基石，强调以东盟中心为载体来管理印太地区的大国关系。虽然印尼促成了东盟关于印太的基本立场和未来展望，但是东盟并没有全盘接受美日澳印四国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在大国竞争加剧，美日澳印四国关于印太秩序的愿景又不够清晰或完全一致时，东盟只能继续在大国之间实行对冲战略，实行有限和动态的合作与结盟。具体做法是，对四国印太战略中具有吸引力的部分，比如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予以接受；而对其中不恰当的部分，比如对中国的排斥和东盟中心的缺失，则予以拒绝。随着大国竞争加剧，东盟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外来压力，可能继续采取对冲战略，在中美之间进行有选择的合作。尽管四国后来战略有所调整，试图照顾到东盟的敏感度和在地区进程中的作用，但是由于美国对华制衡不断强化，特朗普政府又不断退出多边合作，东盟是否能够在演进的地区制度进程中维持其中心地位，成为东盟面临的最大挑战。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是否能够奏效取决于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美国是否能够建立并维护一个制衡中国的联盟。东盟已经采取行动分别强化了与中美两国的安全合作。这意味着，东盟正在大国竞争加剧、多边主义受挫的大背景下谋求重新界定自己的中心地位。印太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但也是大国利益格局和战略博弈非常复杂和激烈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各国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地缘战略构想，但是必须要形成基本地区共识才有可能应对各方利益冲突和战略挑战。而“东盟中心”的实践在地区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既是过去地区各方互动的经验和唯一可行途径，也是未来构建印太共识的关键和基础。三、发展地区主义与“一带一路”印太秩序构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东亚地区进程近30年的快速发展和经济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以东盟和中日韩合作机制为代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区主义实践模式，可称为发展地区主义。发展地区主义的实践主体是地区民族国家，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和优先领域是经贸、投资与发展合作，目标是推动各国国内和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风险，保障各国和地区整体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推进，中国在发展地区主义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东亚为核心区域的印太地区构建无法脱离开东亚发展地区主义的实践背景和中国的影响。(一) 发展地区主义的实践背景和基本内涵发展地区主义的实践背景是东亚国家共享的发展安全观。对于东亚国家来说，安全在本体上具有根深蒂固的经济属性。经济发展是极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安全以发展为要义”是东亚地区主义实践的背景知识。在二战后的东北亚重建和后殖民时代的东南亚民族国家建设中，经济发展都具有根本性意义和优先地位，是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的核心，也是地区各国互动的重要内容和主导实践。二战后，日本以经济建设为核心进行国家重建，为此强化了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冷战结束后，中国打破西方孤立和封锁，获得地区投资和技术，实现经济腾飞；继而分享经济增长，推动地区生产网络重构，提升地区经济一体化水平，增强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能力。冷战结束后的东亚见证了中国和平崛起与东亚地区进程的同步快速发展；中日在竞争中推动了发展地区主义实践，地区合作与共同体建设取得进展。目前学界对发展地区主义的研究还不太多，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两个视角来进行分析。有学者认为，发展地区主义是一种新型地区主义，是“某一地理区域内的行为体(如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为促进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提升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所采取的共同行动”。有学者基于“发展型国家”概念来界定“发展地区主义”，强调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和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还有一些学者强调发展地区主义“致力于实现成员国经济融合”的战略思想和实践；认为东亚地区主义特别注重增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能力和经济愿景，以使它们更好地融入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强化地区共同体建设的凝聚力和粘性。从国际实践的理论视角来看，发展地区主义是东亚地区进程的主导实践，对地区秩序塑造具有重要作用。东亚发展地区主义具有下述几方面的重要内涵。第一，地区国家是东亚发展地区主义的实践主体，它们共同构成了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实践共同体，为推动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强化抵御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能力进行协调与合作。与此同时，由于发展地区主义是国家主导的地区发展进程，国内制度和政治实践对于国家对外政策和地区进程具有重要塑造作用。第二，发展主义是东亚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在东亚，首先出现了日本的发展主义，继而是中国的发展主义，都是通过对内对外制度与政策实现转型发展。经济发展是发展地区主义的核心内容、优先议程和根本目标，同时，它塑造了地区进程和国家间互动的基础规范与基本架构，使得地区合作得以开展、扩大和深化。第三，经济发展承载着重要的政治安全意义。尽管东亚国家政治制度不同，但是几乎都具备“精英治理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政治社会稳定与政权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为公民创造的物质财富。(二) 发展安全与东亚秩序发展地区主义主要通过发展安全的规范与实践来塑造地区秩序。发展安全规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高度关联，相互深度交织；经济发展是实现安全的手段，维护国内稳定、避免国际冲突是为了给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经济发展优先”不仅仅是构成性规范，塑造实践共同体的偏好、利益与身份；而且具有实用性和生成性，主导建立了互动标准、物质和理念基础架构，以及地区议程。为了维护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稳定的环境，东亚国家形成了对话协商、照顾舒适度、不冲突的基本共识和行为规范；地区进程制度化首先出现在经济和功能领域，比如，地区自贸安排和清迈倡议多边化。第三，构建发展和平。东亚国家在把经济发展作为优先议程时，其对外政策也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模式，即努力保持外部和内部稳定，对霸权国进行政策调整与适应，对邻国采取实用主义政策，进而构建了以经济高速发展为标志的长和平。在面临争端和冲突时，倾向于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寻求逐步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能够最好地促进地区和国内经济发展为目的来应对安全挑战。在协商困难的情况下，倾向于搁置争议，维护基本稳定；避免直接对抗或诉诸武力，避免对经济发展合作大局造成实质性伤害，不以牺牲发展为代价来解决争端。因而，地区国家越是优先经济发展，就越能够有效缓解或化解安全挑战和冲突，越能够维护地区和平与合作进程。发展安全理念与实践对地区秩序的塑造体现在地区进程的制度化和冲突问题的解决上。在地区进程的制度化方面，安全领域相对成熟的是东盟地区论坛，经济金融领域制度化程度最高的是“10+3”框架下的“清迈倡议多边化”。东盟地区论坛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安全的关联，着力应对威胁经济增长和基本民生福祉的非传统安全挑战，认为经济增长本身就是对国内、地区和国际安全的重大贡献。“清迈倡议多边化”是危机驱动的机制，是地区国家合作自救，应对全球和地区经济金融危机的实践。2000年“10+3”财长会通过的“清迈倡议”(CMI)包括一个地区经济监测体系和一个双边货币互换的地区体系，是东亚金融合作的里程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10+3”于2009年推动实现了“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于2011年建立了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清迈倡议多边化”在设计上尤其针对那些最脆弱的地区经济体，强化它们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能力，体现了通过强化这些弱小国家的经济安全促进地区整体发展安全的理念。在地区争端和冲突管理方面，中国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协商与管控也体现了发展安全的理念。南海争端由来已久，历史上也曾多次爆发不同程度的紧张和冲突。最近一轮紧张局势大致从2009年持续到2016年，与奥巴马政府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有着密切关联。在此期间，中越海上钻井平台事件、中菲黄岩岛对峙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都曾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面临较大冲突风险。但是，最后局势又都实现了转圜，维护了南海形势总体稳定和地区合作大局。在中越和中菲案例中，推动局势转圜的重要原因都是利益攸关方的发展安全考量。不仅仅是考虑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生产网络造成了地区各国的经济高度相互依赖，一旦发生严重冲突或者冲突升级，将对各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造成难以承受的重大后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国家安全的界定上，各方再次确认了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意义，将经济发展置于优先议程，达成了搁置争议的共识。从南海这个地区热点案例中可以看出，发展安全理念与实践对于维护地区稳定和发展秩序的重要作用。(三) 中国、“一带一路”与印太构建作为地区生产网络中心和地区增长引擎，中国在东亚发展地区主义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塑造着地区的政治经济秩序。2013年中国正式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在几年时间内取得了重大进展。截至2019年11月，中国已与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合作也是发展地区主义实践，它基于优先经济发展的共识，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合作为主要内容，目的是提振经济发展，强化综合安全。“一带一路”从中国出发，由横跨亚欧大陆的陆上丝路经济带和穿越南海和印度洋的海上丝路构成，被认为是对当时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反制。当前，由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地理范围与印太区域有相当部分的重合，因而自然会在印太秩序构建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优先经济发展、消除不稳定的根源、以增强综合安全是其初衷和发展动力，并没有预设的地缘政治或战略目标，也没有脱离经济发展的政治安全议程。对于中国来说，优先经济发展合作既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和友好外部环境的手段，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和目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主要是基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缩小国内的地区发展差距的考虑。固然，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民族复兴进程的推动，产生了提升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需求，但是“一带一路”倡议仍然沿袭了发展地区主义的理念，意在优先经济发展。只不过随着合作的开展，中国海外投资和海外项目的拓展，中国海外利益快速扩张，产生了保护海外利益的具体安全需求和具体地缘政治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显示出发展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合作方式和制度安排上体现以发展为导向的灵活性，鼓励其他国家参与合作，开辟了第三方合作的政策空间。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中国海外投资的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地缘战略竞争，避免地缘政治零和博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对地区政治安全秩序的塑造主要是由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的发展安全观和发展利益决定的。发展安全就是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外安全保障，也意味着要通过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发展安全观和对发展利益的追求，塑造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拓展了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必然导致中国对相关的对外安全战略与政策进行调整，更加积极有为地保障不断扩展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其他大国坚持零和博弈思维，则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竞争加剧。如果其他相关大国能够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认同发展安全观和发展地区主义，参与到地方合作中来，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大国竞争，降低对抗和冲突的风险。可以预见，未来“一带一路”将成为塑造印太战略格局的重要推动力量。结论本文从美日澳印四国的印太战略谈起，通过四国机制是否足以界定印太秩序，引出塑造地区秩序的其他重要变量，并对地区秩序构建趋势与发展走向进行讨论。论文采用国际关系的实践理论，指出地区秩序构建是在特定时空和特定背景知识中进行的实践活动；其中，由地方实践共同体进行的、基于地方经验和共有观念的本土实践将占据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地区是地理区域，更是社会建构。当前，印太地区秩序构建的利益攸关方主要由东亚峰会成员构成。自冷战结束以来，尽管美国霸权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性体系变化，但是“东盟中心”的地区制度化合作和中国中心的地区生产网络深刻塑造了各国安全利益和地区经济安全互动。四国机制基于安全和价值同盟，具有大国主导、军事优先和排他性质，与“东盟中心”和“发展优先”的基础原则和地区实践难以兼容，不大可能成为印太秩序构建的界定性基础机制。“东盟中心”、发展地区主义和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将对印太秩序产生重要塑造作用。印太秩序研究不仅仅要关注大国战略，也要重视地区层面的互动。鉴于过去30年来东亚地区主义的成功实践，也许后者更具有启发意义。因此，强调基于特定时空和背景知识的地方实践，突出地区秩序构建的历史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应成为印太秩序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国际体系面临深度调整和转型的时刻，大国战略利益交织、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印太地区如何塑造，具有重大体系意义。支持“东盟中心”的地区制度化合作，坚持优先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主义，保持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各项倡议的开放包容，寻求和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应该是各方的务实选择。（注释略）■文章来源于《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