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经济研究杂志

来源：经济日报2021年3月17日下午，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辽宁大学东北振兴研究中心、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20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发布会在京举行。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中新社、《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民族报》、《中国经济导报》、《证券日报》、人民网、中国经济网、中国经济信息网、新浪网等媒体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科学出版社等单位的专家和师生80余人现场参加了发布会，另有60多人在线参加会议。发布会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丽君教授主持。辽宁大学资深教授、东北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林木西代表主办方致辞，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资深教授黄泰岩发布和介绍了“2020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 中国财经传媒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吕萍、经济科学出版社社长李洪波出席发布会。自2003年，黄泰岩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始统计分析中国经济研究热点，至今已连续18年，并形成“五个一”系列成果：每年的研究报告《中国经济热点前沿》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举办一次“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每年召开一次“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发布会”；每年的分析报告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等报刊发表；将历年的数据整理构建一个资料数据库。“2020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选取的学术期刊统计样本，继续采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的2019－2020年CSSCI来源期刊。经济学类的主要期刊依据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平衡分布的需要，选取了作为2020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和分析的15本经济学类统计样本期刊，即《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经济科学》、《财经研究》、《财贸经济》、《南开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学家》、《产业经济研究》、《经济评论》。由于其他类别的杂志也有经济学的栏目和论文，为了保证覆盖面和代表性，又选取了其他4大类即马克思主义类、管理学类、社会科学总论类和高校社科学报类各自排名第一的学术期刊，即《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共同构成了19本统计样本期刊。通过对2020年专家学者在以上19本统计样本期刊上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共1811篇按专题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了2020年中国经济研究前10大热点：1.经济增长与发展；2.三农；3.自主创新；4.资本市场；5.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6.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8.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9.区域经济发展；10.公共经济。与2019年相比，前十大热点没有新进入和退出热点，只是排名顺序的小幅升降。2020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决胜脱贫攻坚以及谋划“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三件大事，中国经济研究紧紧围绕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中国经济新特点新规律，继续深化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2020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的变化规律具体表现为五个统筹的鲜明特征。第一，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稳增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经济的“六稳”和“六保”，是2020年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为此，经济增长与发展稳居第一位，且文章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公共经济仍然稳在前十大热点；就业和货币政策分别上升1位和3位；消费上升4位，再次进入热点前20名。第二，统筹全面小康与全面现代化建设推进发展阶段转换。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胜之年，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基础上，及时全面谋划“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三农”问题上升1位，重回历史最高位；自主创新仍排在历史高位；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发展仍位列前10，以实现更加公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发展。第三，统筹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安全办好两件大事。随着全面小康向全面现代化转变，我国经济转向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在新的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确保关键领域安全可控，增强产业抗冲击能力，以及金融和生态安全非常重要。为此，自主创新排在第3位的历史高位；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上升1位，排在第5位；人力资本上升5位，时隔12年后再次进入前20位；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仍然排在第11位的高位。第四，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就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与坚持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相结合，不断增强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因而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上升1位，消费上升4位，再次进入前20位；需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体制，推进经济全球化，因而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上升1位，排在第6位。第五，统筹理论逻辑、经验逻辑和数理逻辑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充分借鉴和提炼国内外发展经验，积极运用数理经济方法，才能构建起赢得世界话语权的中国经济学，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本条件和基础，因而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正在如火如荼展开，202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继续上升3位，达到历史最高。

中国发展网讯 近日，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辽宁大学东北振兴研究中心、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20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会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丽君教授主持。辽宁大学资深教授、东北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林木西代表主办方致辞，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资深教授黄泰岩发布和介绍了“2020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 中国财经传媒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吕萍、经济科学出版社社长李洪波出席发布会。自2003年，黄泰岩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始统计分析中国经济研究热点，至今已连续18年，并形成“五个一”系列成果：每年的研究报告《中国经济热点前沿》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举办一次“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每年召开一次“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发布会”；每年的分析报告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等报刊发表；将历年的数据整理构建一个资料数据库。“2020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选取的学术期刊统计样本，继续采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的2019－2020年CSSCI来源期刊。经济学类的主要期刊依据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平衡分布的需要，选取了作为2020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和分析的15本经济学类统计样本期刊，即《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经济科学》、《财经研究》、《财贸经济》、《南开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学家》、《产业经济研究》、《经济评论》。由于其他类别的杂志也有经济学的栏目和论文，为了保证覆盖面和代表性，又选取了其他4大类即马克思主义类、管理学类、社会科学总论类和高校社科学报类各自排名第一的学术期刊，即《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共同构成了19本统计样本期刊。通过对2020年专家学者在以上19本统计样本期刊上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共1811篇按专题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了2020年中国经济研究前10大热点：1.经济增长与发展；2.三农；3.自主创新；4.资本市场；5.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6.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8.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9.区域经济发展；10.公共经济。与2019年相比，前十大热点没有新进入和退出热点，只是排名顺序的小幅升降。2020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决胜脱贫攻坚以及谋划“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三件大事，中国经济研究紧紧围绕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中国经济新特点新规律，继续深化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2020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的变化规律具体表现为五个统筹的鲜明特征。第一，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稳增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与调结构等，是2020年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为此，经济增长与发展稳居第一位，且文章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公共经济仍然稳在前十大热点；就业和货币政策分别上升1位和3位；消费上升4位，再次进入热点前20名。第二，统筹全面小康与全面现代化建设推进发展阶段转换。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胜之年，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基础上，及时全面谋划“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三农”问题上升1位，重回历史最高位；自主创新仍排在历史高位；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发展仍位列前10，以实现更加公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发展。第三，统筹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安全办好两件大事。随着全面小康向全面现代化转变，我国经济转向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在新的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确保关键领域安全可控，增强产业抗冲击能力，以及金融和生态安全非常重要。为此，自主创新排在第3位的历史高位；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上升1位，排在第5位；人力资本上升5位，时隔12年后再次进入前20位；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仍然排在第11位的高位。第四，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就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与坚持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相结合，不断增强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因而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上升1位，消费上升4位，再次进入前20位；需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体制，推进经济全球化，因而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上升1位，排在第6位。第五，统筹理论逻辑、经验逻辑和数理逻辑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充分借鉴和提炼国内外发展经验，积极运用数理经济方法，才能构建起赢得世界话语权的中国经济学，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本条件和基础，因而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正在如火如荼展开，202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继续上升3位，达到历史最高。

来源：金融界网站作者：张启迪作者简介张启迪，金融学博士，高级经济师，CFA，《国际金融研究》、《南开经济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外审专家，华尔街见闻专栏作家，人民币论坛专栏作家，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荣获中央财经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债券》杂志2017年“十佳文章”奖。研究方向为政府债务、利率、汇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曾在《南开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上海经济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中国金融》等一流期刊发表过多篇文章。已发表论文及文章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方网站收录数量超过50篇。电子邮箱：zhangqidi1@126.com。摘 要：近期，外汇储备管理问题引发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对外汇储备管理权过往的争论进行了回顾。之后，对外汇储备交由谁管理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外汇储备采用哪种模式进行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是汇率稳定职责的隶属；二是货币地位的高低；三是外汇储备来源是否稳定；四是外汇储备需求的大小。当前外汇储备应该全部交由央行进行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当前汇率稳定职能由央行负责；第二；外汇储备需求较大；第三，内外部宏观环境不确定性趋于增强；第四，外汇储备来源已经趋于不稳定；第五，有助于降低外汇资产和负债错配风险；第六，短期内央行获得大量国债意义不大。而由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一是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导致央行国际收支平衡表发生大幅不利变化；二是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大幅提升中央政府债务水平；三是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给央行货币发行换锚带来难题。总之，在当前国情下，外汇储备全部由央行管理更加合理。关键词：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汇率；政府杠杆率2019年12月17日，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地方债市场建设与发展研讨会”上表示，当前政府债券流动性不足，可以考虑大规模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例如，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当前一半的外汇储备，向市场释放10万亿元左右的国债。足够规模的国债可为央行提供货币政策操作工具，改变货币政策大多需要由央行操作对冲自身到期的情况。楼继伟的表态引起了市场广泛讨论。事实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早已有之。2017年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就曾经提出，建议中国转向以财政储备为主、央行储备为辅的二元外汇储备体制，由此引发激烈争论。时至今日，楼继伟的观点与前期争论并无二致，表面上看是出于便利央行操作的考虑，实则是“旧瓶装新酒”，核心问题依然是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问题。外汇储备到底应该由谁来管理，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一、关于外汇储备管理权过往争论的回顾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发展迅速。随着经常账户盈余不断增加，外汇储备也不断上升，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早期关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讨论始于次贷危机前，并且仅局限于学术界。学者大都基于国际比较视角试图总结相关经验，为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发展提供借鉴。诸多文献认为，基于国际经验，应该对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提高收益率。唐欣、纬恩（2005）对东亚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主要经济体管理外汇储备时普遍采用双层模式，财政部负责运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以及管理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依据财政部拟定的原则和指引对外汇储备进行日常管理。严启发（2006）认为，可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外汇储备进行长期投资，以获取更大收益。孔立平（2006）认为，中国应建立类似于新加坡模式的多元化储备经营操作机构，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积极投资。也有文献认为，对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认为，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导致货币供应被动增加，有碍货币政策独立性。应完善中央汇金公司架构，或者组建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专门的外汇投资机构。王永利（2011,2014）认为，应该用国家财政收入或发行专项国债购买外汇储备，形成国家专项基金，这样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汇率波动。朱梦楠（2016）认为，外汇储备由央行主导的“一元模式”约束了央行政策的自主性，使得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突加剧，同时也是国内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由央行和财政部共同管理外汇储备能够切断外汇储备增长与货币发行之间的连带关系。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可以考虑构建央行和财政部共同管理的“二元模式”。然而，部分文献认为，应对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持审慎态度。李扬等（2007）认为，外汇储备对于新兴经济体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使货币当局更加灵活的干预外汇市场，对国际资本保持威慑，同时还可以缓和货币错配的不利影响。如果改变当前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那么必然会造成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大，进而会增加货币当局调控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难度。吴念鲁、杨海平（2015）认为，从长远来看，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从现行模式过渡到财政部主导的双层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中国外汇储备数额特别巨大，且存在特殊的外汇储备形成机制，大规模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的方案可能会对金融市场、货币政策框架、央行资产负债表以及宏观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在保持中国人民银行主导外汇储备管理的前提下进行部分微调是当前的最优选择。2017年以后，关于外汇储备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开始由学术界扩展到官方部门，并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2017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第八届财新峰会上提出，央行独自管理外汇储备，造成“外汇占款绑架货币政策”的现象，基础货币扩大，M2不断增加，引起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同时，外汇储备收益也不高。因此，外汇储备体制需要改革，建议中国转向以财政储备为主、央行储备为辅的二元外汇储备体制，即由财政管理大多数外汇储备，央行仅负责管理部分外汇储备，用作调控跨境资产流动与汇率的工具。此言一出，引发市场热议。2017年11月21日，央行调统司原司长盛松成表示，上述逻辑存在误解。最近几年外汇占款持续负增长，对货币供应已经形成掣肘，而不是绑架。外汇储备管理的基本要求是安全性和流动性，而不是盈利性。财政部持有外汇储备一方面增加了负债，另一方面增加了长期投资。虽然依靠投资收益可以偿还国债利息支出，但负债的增加会提高政府债务和赤字率，甚至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因此，财政部持有外汇储备相比人民银行持有没有必然的优势。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2018）认为，对于外汇储备应由谁管理，一是取决于一国是否须倚重汇率政策，二是取决于谁负责制定和实施汇率政策。谁负责制定和实施汇率政策，就应由谁经营管理外汇储备。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外汇储备由谁管理没有必然联系，外汇储备的首要功能是应对危机的不时之需，而不是财政开源。并且，外汇储备由谁管理应立足国情，不能简单照搬国外。针对上述官方层面的讨论，学术界也并未达成一致。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2017）认为，由财政部来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意义至少有两个，一是通过增加主权外汇资产管理机构之间的竞争提高整体投资回报率；二是更好地弥补中国未来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而CF40研究部（2018）则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挑战更多来源于外部因素，制约我国货币政策的并非是央行外汇储备，而是稳定汇率的操作。认为只要将外汇储备交由财政部管理即可获取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观点，事实上难以成立。二、外汇储备交由谁管理的决定因素分析从国际上来看，当前全球外汇储备管理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由中央银行主导的一元模式，财政部不参与外汇储备的管理（例如中国、欧元区）；二是由财政部主导，中央银行处于从属角色（例如美国、英国、日本）；三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共同管理的二元模式（例如挪威）。具体采用哪种模式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汇率稳定职责的隶属汇率稳定职责的隶属是决定外汇储备由谁管理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一般来说，谁负责汇率稳定职能，谁就需要持有外汇储备，并主导外汇储备的管理。对发达经济体来说，财政部大都负责外部平衡，而中央银行负责内部平衡。因此，由财政部主导外汇储备管理的国家较多。而对于小型新兴经济体来说，由于汇率稳定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居多。全球范围内基本上不存在只管理外汇储备而不负责汇率稳定职能的经济体。尤其是对于那些外汇储备需求较大的经济体来说，如果中央银行负责汇率稳定，但没有外汇储备管理权，或者说只有一部分外汇储备管理权，那么将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央银行稳定汇率的能力。只要汇率稳定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处于较高地位，并且汇率稳定职能由中央银行负责，那么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几乎是必然选择。（二）货币地位的高低如果一国货币地位较高，是国际储备货币，那么这类国家一般都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对外开放程度也较高，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程度也就相对较低。由于这些国家无需通过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以满足国际收支的需要，也并不需要经常干预外汇市场，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就会下降。此时，由财政部主导外汇储备管理更加合理。而如果一国货币地位并不高，并且实行的也并非是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对外开放程度也不高，那么汇率稳定在货币政策目标中的地位就会较高，此时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更加合理。（三）外汇储备来源是否稳定如果一国外汇储备来源相对稳定，对外汇的需求又相对较低，那么由财政部主导更为合适。一方面可以通过设立主权财富基金追求更高的收益，另一方面可以运用外汇储备实施国家战略。在具体管理模式上划拨给财政部或者是成立专门的投资公司均可。最典型的案例是新加坡和挪威[①]，这两个国家外汇储备主要是商品和劳务形成，外汇储备来源十分稳定（巴曙松，2006），可以划出更多的外汇储备用于投资。而如果一国外汇储备来源并没有那么稳定，例如外汇储备大都来源于资本账户流入，那么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更加合理，以稳定汇率，平抑国际资本流动。（四）外汇储备需求的大小一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汇率制度的选择。汇率浮动程度越低，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越大。二是外债规模。外债规模越大，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越大。三是进口规模。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的规模越大，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越大。四是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增长越快，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越大。而外汇储备需求越大，由中央银行全部管理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就越高。反之，外汇储备需求越低，由中央银行全部管理外汇储备的必要性也将下降。三、当前外汇储备需要全部由央行管理的原因（一）当前汇率稳定职能由央行负责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还没有实现完全开放，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和国内金融市场影响较大。因此，汇率稳定依然是央行重要货币政策目标之一。基于国际经验和基本逻辑，既然汇率稳定职能由央行承担，自然由央行管理外汇储备更加合适。外汇储备是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定海神针，对于稳定国内外市场预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央行持有外汇储备，一则可以随时动用外汇储备稳定市场，确保外汇供求在数量上出清，二则外汇储备本身就能对人民币汇率空头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2015年“811汇改”以来，虽然人民币汇率出现多次较大波动，但总体依然能够维持平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央行持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为人民币汇率平稳运行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有效阻止了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染。因此，由央行保有外汇储备是十分必要的。而在外汇储备已经难言充裕的情况下，财政部只划走外汇储备而不承担汇率稳定职能显然是不合理的。（二）外汇储备需求较大当前中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较大，甚至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民币国际地位依然不高。近年来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些进展，然而，与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相比，货币地位依然有较大差距。这就意味着仍然需要保持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以满足国际收支的需要。二是外债规模较大。虽然当前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但同时也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债。截至2019年9月末，中国全口径外债规模高达2.0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核心功能之一是维持国际清偿力。由央行持有外汇储备有助于保持外汇资产与负债结构相匹配，最大限度地降低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风险。三是进口规模趋于上升。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后，会大幅增加对美进口。根据第一阶段协议，中国自美国进口规模将以2017年为基准增加2000亿美元。经测算，预计2020年进口规模将增加至3176.8亿美元，2021年进口规模将增加至3642.8亿美元，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对外汇储备的需求，需要保持大规模高流动性的外汇储备。而财政部更适合管理“闲置外汇储备”，追求高收益和实施国家对外战略。因此，当前外汇储备由央行管理更加合适。（三）内外部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当前，内外部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趋于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加大。全球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等多重挑战，主要国际机构纷纷下调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国内来看，当前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二是国际资本流入增多带来不确定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债券规模持续上升，由2014年初的7438亿上升至2019年底的4.36万亿，折合成美元约为6300亿美元左右。虽然短期来看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对于汇率稳定和增加外汇储备都有十分经济的意义，然而一旦预期扭转，国际资本依然有大量流出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出现“资本急停”，这种情况极容易造成汇率“超调”。三是贸易前景仍存不确定性。贸易前景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虽然短期内中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然而后续发展仍存不确定性。如果今后贸易摩擦向不利方向发展，将再度给金融市场和人民币汇率带来挑战。综上所述，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由央行管理外汇储备更加重要。外汇储备既是新形势下央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染的重要保证。由央行管理外汇储备既可以更好的发挥稳定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同时也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防范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染。（四）外汇储备来源已经趋于不稳定近年来，中国经常账户流入已经逐渐减少，而资本账户流入逐渐增多（见图1）。经常账户差额已经由2008年的峰值4206亿美元降至2018年末的491亿美元，2019年前三季度为1374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已经由2008年的峰值-4394亿美元升至2018年末的1111亿美元，2019年前三季度为332亿美元。经常账户流入属于“挣来的外汇储备”，而资本账户流入属于“借来的外汇储备”。上述外汇储备结构的变化使得外汇储备稳定性趋于下降。一旦出现预期转向，将导致大量资本外逃，引发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染。因此，在外汇储备稳定性下降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的流动性和安全性要求要远高于盈利性要求。央行需要持有大量高流动性外汇储备以稳定市场预期，平抑国际资本流动。有鉴于此，由央行持有外汇储备显然更加合理。图1 1998年-2019年9月至今国际收支变化情况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五）有助于降低外汇资产和负债错配风险截至2019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万亿美元，外债总额为2.03万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规模高达1.16万亿美元，这就要求央行必须持有大量高流动性的外汇储备以降低外汇储备资产和负债错配的风险。在外汇储备管理的要求方面，流动性要求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安全性，最后才是盈利性。而由财政部管理外汇储备性质将完全发生变化。外汇储备将变为主权财富基金，在资产管理“三性”要求上将更加倾向于盈利性，这将加大外汇资产和负债错配风险。因此，由央行管理外汇储备也更加合适。（六）短期内央行获得大量国债意义不大目前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虽然获得更多的国债有助于央行更好的实施公开市场操作，但是短期来看这并不是必须的。央行已建立了一整套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包括MLF、TMLF、SLF等工具，未来一段时间内完全可以满足公开市场操作的需要。换句话说，拥有更多国债实施公开市场操作对央行来说只是“锦上添花”，而并非是“雪中送炭”。四、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一）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导致央行国际收支平衡表发生大幅不利变化根据外汇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万亿美元，全口径外债规模为2.0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净储备只有1.06万亿美元左右。2015年以来，由于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等多种原因，外汇储备水平持续下降，而外债规模不断上升，致使净储备水平水平持续下降，由2014年12月末的2.95万亿美元下降至2019年9月末的1.06万亿美元（见图2）。而一旦剥离一部分外汇储备，将导致净储备规模大幅下降。例如，假设按楼继伟的建议，剥离一半外汇储备给财政部，央行净储备将瞬间变为-4850亿美元，这将对汇率稳定和国际资本流动产生极大负面影响。鉴于净储备水平已经不高，在这种情况下，由央行持有外汇储备对于稳定国际清偿力至关重要。图2 2014年12月-2019年9月净储备变化情况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二）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大幅提升中央政府债务水平中央财政的政策空间一直是国家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和未来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保证。如果通过发行大量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势必会导致中央政府杠杆率大幅上升。事实上，近年来中央政府杠杆率已经有所上升，由2012年的14.4％升至2018年末的16.5％（见图3）。截至2019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是16.7万亿，中央债务/GDP比率为16.8％。假设按楼继伟所说，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央行一半外汇储备，以当前汇率计算，大概需要发行10.7万亿元特别国债。经此操作，中央债务/GDP比率将由16.8％大幅升至27.7％。如果加上地方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务，粗略估计，政府债务/GDP比率将超过70％，这一水平已经超过了欧盟警戒线水平。目前在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居民三部门杠杆率中，只有政府部门杠杆率尚有一定的空间。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将极大牺牲中央财政的政策空间，导致未来国家应对不确定性和人口老龄化的能力下降。国际评级机构也可能会下调中国的主权评级，一方面会导致中国企业海外发债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也会对国际形象产生不利影响，外资流入国内资本市场也可能放缓。此外，中央政府杠杆率大幅上升后，反过来又会加大央行宽松货币的压力[②]。既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又会加大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图3 1993年至2019年9月中央政府杠杆率变化情况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三）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给央行货币发行换锚带来难题目前，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是降准，通过降准释放更多外汇占款增加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量。而外汇占款是以外汇储备为锚。换句话说，央行货币投放的终极锚依然是外汇储备。鉴于当前中国已经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并且商业银行全面接受了巴塞尔协议III的监管，从长期来看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调至与发达国家存款准备金率相近的水平（约6％左右）。在此之后，央行必须以国债为锚发行基础货币。而一旦由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导致中央政府债务水平大幅上升。并且，财政部发行国债换取外汇储备后，国债将直接进入央行资产表成为资产，但却并没有伴随货币投放。这将极大压缩后续国债发行的空间，央行可能会面临无锚印币的尴尬窘境。届时央行只能运用MLF等工具投放基础货币，而这势必会加剧金融市场资金分层问题，给金融系统带来风险。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至少在未来10-15年内，由央行管理全部外汇储备更加合适。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一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也会不断发展。然而，在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日趋复杂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推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必然造成人民币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波动加大。当人民币汇率完全实现清洁浮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以及央行无需保有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时，或许再讨论这一问题更加合适。参考文献[1] CF40研究部.外汇储备的度与用[EB/OL].http://www.sohu.com/a/211459529_257448,2017-12-19.[2]孔立平.外汇储备管理体系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J].新金融，2006（09）:30-32.[3] 李扬，余维彬，曾刚.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J].国际金融研究，2007（04）:4-12.[4] 唐欣，纬恩.东亚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比较及借鉴[J].中国外汇管理，2005（06）:18-21.[5] 王永利.重新审视外汇储备的本质[J].中国金融，2011（09）:49-51.[6] 吴念鲁，杨海平.关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主导权的探讨[J].国际金融研究，2015（04）:3-11.[7] 夏斌.外汇储备不断猛增给我国带来四大风险[EB/OL].http://www.drc.gov.cn/zjsd/20071227/4-4-2867472.htm，2006-09-06.[8] 严启发.东南亚国家外汇储备管理模式及其借鉴[J].经济前沿，2006（01）:29-33.[9] 姚前.外汇储备应由谁管理[EB/OL].http://cnreform.caixin.com/2018-01-04/101193290.html，2018-1-1.[10] 张明.外汇储备到底该由谁来管？[EB/OL].http://zhang-ming.blog.caixin.com/archives/172143,2017-11-28.[11] 朱孟楠.中国外汇储备有效管理:宏观策略与微观措施[J].财经智库，2016,1（03）:38-66+134.[①]截至2020年1月20日，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规模为1.1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一；新加坡两家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资产规模分别为4400亿美元和3750亿美元，位列第六名和第八名。[②]日本长期维持零利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债务水平长期居高不下全球最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末高达204％，为全球最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央行任何的升息举动都会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甚至可能造成财政崩溃。

2019年3月25日22:38，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发布了万众学者期盼的、姗姗来迟的公告。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建设的需要，由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依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遴选实施办法（试行）》生成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2019-2020）》。CSSCI（2019-2020年）来源期刊及扩展版学科分布情况见下表全国各界，特别是学界，经过深入学习研究，历时492天，终于完成如下各学科《CSSCI（2019-2020年）录用经》，本文仅为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年）录用经。现在公益分享如下：本文由问津学术权威整理发布，本文作者为全部学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录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录用，《党的文献》录用，《党建》录用，《党史研究与教学》录用，《国外理论动态》录用，《红旗文稿》录用，《教学与研究》录用，《科学社会主义》录用，《理论视野》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录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录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录用，《求是》录用，《社会主义研究》录用，《思想教育研究》录用，《思想理论教育》录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录用，《中共党史研究》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录用。管理学学科《电子政务》录用，《公共管理学报》录用，《管理工程学报》录用，《管理科学》录用，《管理科学学报》录用，《管理评论》录用，《管理世界》录用，《管理学报》录用，《管理学刊》录用，《宏观质量研究》录用，《会计研究》录用，《会计与经济研究》录用，《经济管理》录用，《经济体制改革》录用，《科技进步与对策》录用，《科学管理研究》录用，《科学决策》录用，《科学学研究》录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录用，《科学与社会》录用，《科研管理》录用，《南开管理评论》录用，《软科学》录用，《社会保障评论》录用，《社会保障研究》录用，《审计研究》录用，《审计与经济研究》录用，《外国经济与管理》录用，《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录用，《系统管理学报》录用，《研究与发展管理》录用，《预测》录用，《中国管理科学》录用，《中国行政管理》录用，《中国科技论坛》录用，《中国软科学》录用。哲学学科《道德与文明》录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录用，《孔子研究》录用，《伦理学研究》录用，《世界哲学》录用，《现代哲学》录用，《哲学动态》录用，《哲学分析》录用，《哲学研究》录用，《中国哲学史》录用，《周易研究》录用，《自然辩证法通讯》录用，《自然辩证法研究》录用。宗教学学科《世界宗教文化》录用，《世界宗教研究》录用，《宗教学研究》录用。语言学学科《当代修辞学》录用，《当代语言学》录用，《方言》录用，《古汉语研究》录用，《汉语学报》录用，《汉语学习》录用，《民族语文》录用，《上海翻译》录用，《世界汉语教学》录用，《外国语》录用，《外语电化教学》录用，《外语教学》录用，《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录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录用，《外语界》录用，《外语与外语教学》录用，《现代外语》录用，《语文研究》录用，《语言教学与研究》录用，《语言科学》录用，《语言文字应用》录用，《中国翻译》录用，《中国外语》录用，《中国语文》录用。外国文学学科《当代外国文学》录用，《俄罗斯文艺》录用，《国外文学》录用，《外国文学》录用，《外国文学评论》录用，《外国文学研究》录用，《当代文坛》录用，《当代作家评论》录用，《鲁迅研究月刊》录用，《民族文学研究》录用，《明清小说研究》录用，《南方文坛》录用，《文学评论》录用，《文学遗产》录用，《文艺理论研究》录用，《文艺理论与批评》录用，《文艺争鸣》录用，《现代中文学刊》录用，《小说评论》录用，《新文学史料》录用，《扬子江评论》录用，《中国比较文学》录用，《中国文学研究》录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录用。艺术学学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录用，《北京舞蹈学院学报》录用，《当代电影》录用，《电影艺术》录用，《建筑学报》录用，《美术》录用，《美术研究》录用，《民族艺术》录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录用，《世界电影》录用，《文艺研究》录用，《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录用，《戏曲艺术》录用，《新美术》录用，《艺术百家》录用，《艺术设计研究》录用，《音乐研究》录用，《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录用，《中国电视》录用，《中国书法》录用，《中国音乐学》录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录用，《装饰》录用。历史学学科《安徽史学》录用，《当代中国史研究》录用，《东南文化》录用，《古代文明》录用，《国际汉学》录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录用，《近代史研究》录用，《抗日战争研究》录用，《历史档案》录用，《历史教学》录用，《历史研究》录用，《民国档案》录用，《清史研究》录用，《史林》录用，《史学集刊》录用，《史学理论研究》录用，《史学史研究》录用，《史学月刊》录用，《世界历史》录用，《文史》录用，《文献》录用，《西域研究》录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录用，《中国经济史研究》录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录用，《中国农史》录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录用，《中国史研究》录用，《中华文史论丛》录用，《自然科学史研究》录用。考古学学科《敦煌学辑刊》录用，《敦煌研究》录用，《故宫博物院院刊》录用，《江汉考古》录用，《考古》录用，《考古学报》录用，《考古与文物》录用，《文物》录用。经济学学科《保险研究》录用，《财经科学》录用，《财经理论与实践》录用，《财经论丛》录用，《财经问题研究》录用，《财经研究》录用，《财贸经济》录用，《财贸研究》录用，《财政研究》录用，《产业经济研究》录用，《当代财经》录用，《当代经济科学》录用，《当代经济研究》录用，《改革》录用，《广东财经大学学报》录用，《贵州财经大学学报》录用，《国际金融研究》录用，《国际经济评论》录用，《国际经贸探索》录用，《国际贸易》录用，《国际贸易问题》录用，《国际商务》录用，《宏观经济研究》录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录用，《金融经济学研究》录用，《金融论坛》录用，《金融评论》录用，《金融研究》录用，《经济经纬》录用，《经济科学》录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录用，《经济评论》录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录用，《经济问题》录用；《经济问题探索》录用，《经济学(季刊)》录用，《经济学动态》录用，《经济学家》录用，《经济研究》录用，《经济与管理研究》录用，《经济纵横》录用，《劳动经济研究》录用，《南方经济》录用，《南开经济研究》录用，《农村经济》录用，《农业技术经济》录用，《农业经济问题》录用，《山西财经大学学报》录用，《商业经济与管理》录用，《商业研究》录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录用，《上海经济研究》录用，《世界经济》录用，《世界经济文汇》录用，《世界经济研究》录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录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录用，《税务研究》录用，《现代财经》录用，《现代经济探讨》录用，《现代日本经济》录用，《亚太经济》录用，《证券市场导报》录用，《政治经济学评论》录用，《中国工业经济》录用，《中国经济问题》录用，《中国农村观察》录用，《中国农村经济》录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录用，《中央财经大学学报》录用。政治学学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录用，《当代亚太》录用，《德国研究》录用，《东北亚论坛》录用，《东南亚研究》录用，《俄罗斯研究》录用，《甘肃行政学院学报》录用，《公共行政评论》录用，《国际安全研究》录用，《国际观察》录用，《国际论坛》录用，《国际问题研究》录用，《国际展望》录用，《国际政治科学》录用，《国际政治研究》录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录用，《行政论坛》录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录用，《理论探索》录用，《理论探讨》录用，《美国研究》录用，《南亚研究》录用，《南亚研究季刊》录用，《南洋问题研究》录用，《欧洲研究》录用，《求实》录用，《日本学刊》录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录用，《世界经济与政治》录用，《台湾研究集刊》录用，《太平洋学报》录用，《探索》录用，《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录用，《西亚非洲》录用，《现代国际关系》录用，《政治学研究》录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录用。法学学科《比较法研究》录用，《当代法学》录用，《东方法学》录用，《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录用，《法商研究》录用，《法学》录用，《法学家》录用，《法学论坛》录用，《法学评论》录用，《法学研究》录用，《法学杂志》录用，《法制与社会发展》录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录用，《行政法学研究》录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录用，《环球法律评论》录用，《清华法学》录用，《现代法学》录用，《政法论丛》录用，《政法论坛》录用，《政治与法律》录用，《中国法学》录用，《中国刑事法杂志》录用，《中外法学》录用。社会学学科《妇女研究论丛》录用，《青年研究》录用，《人口学刊》录用，《人口研究》录用，《人口与发展》录用，《人口与经济》录用，《社会》录用，《社会学评论》录用，《社会学研究》录用，《中国青年研究》录用，《中国人口科学》录用。民族学与文化学学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广西民族研究》录用，《民俗研究》录用，《民族学刊》录用，《民族研究》录用，《青海民族研究》录用，《世界民族》录用，《文化遗产》录用，《西北民族研究》录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录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中国藏学》录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录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编辑学报》录用，《编辑之友》录用，《出版发行研究》录用，《出版科学》录用，《当代传播》录用，《国际新闻界》录用，《科技与出版》录用，《现代出版》录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录用，《新闻大学》录用，《新闻记者》录用，《新闻界》录用，《新闻与传播研究》录用，《中国出版》录用，《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录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大学图书馆学报》录用，《档案学通讯》录用，《档案学研究》录用，《国家图书馆学刊》录用，《情报科学》录用，《情报理论与实践》录用，《情报学报》录用，《情报杂志》录用，《情报资料工作》录用，《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录用，《图书馆建设》录用，《图书馆论坛》录用，《图书馆学研究》录用，《图书馆杂志》录用，《图书情报工作》录用，《图书情报知识》录用，《图书与情报》录用，《现代情报》录用，《信息资源管理学报》录用，《中国图书馆学报》录用。教育学学科《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录用，《比较教育研究》录用，《大学教育科学》录用，《电化教育研究》录用，《复旦教育论坛》录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录用，《高等教育研究》录用，《高教探索》录用，《高校教育管理》录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录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录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录用，《江苏高教》录用，《教师教育研究》录用，《教育发展研究》录用，《教育科学》录用，《教育学报》录用，《教育研究》录用，《教育研究与实验》录用，《教育与经济》录用，《开放教育研究》录用；《课程.教材.教法》录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录用，《全球教育展望》录用，《外国教育研究》录用，《现代大学教育》录用，《现代教育技术》录用，《现代远程教育研究》录用，《学前教育研究》录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录用，《远程教育杂志》录用，《中国电化教育》录用，《中国高等教育》录用，《中国高教研究》录用，《中国教育学刊》录用，《中国特殊教育》录用，《中国远程教育》录用。体育学学科《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录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录用，《首都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体育科学》录用，《体育学刊》录用，《体育与科学》录用，《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录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录用，《西安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中国体育科技》录用。统计学学科《数理统计与管理》录用，《统计研究》录用，《统计与决策》录用，《统计与信息论坛》录用。心理学学科《心理发展与教育》录用，《心理科学》录用，《心理科学进展》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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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的经济学专业期刊全部为核心期刊，论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有期刊来自掌桥科研，浏览查询下载地址：zhangqiaokeyan.com/LBJH-2020091102经济研究导刊收录信息：CHSSCD CSTPCDISSN：1673-291X CN：23-1533/F出版周期：旬刊影响因子：0.313简介：《经济研究导刊》杂志是经济类学术刊物，由黑龙江省新闻出版主管，黑龙江省报刊出版中心主办的经济类学术期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第二届北方优秀期刊，经济类核心期刊。南开经济研究收录信息：北大核心 CHSSCD CSSCI CSTPCDISSN：1001-4691CN：12-1028/F出版周期：双月刊影响因子：1.820简介：本刊是经济理论刊物。以反映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状况为主，兼及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经济情况的介绍与分析，刊登有创见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经济与管理评论收录信息： CHSSCD CSSCI CSTPCDISSN：2095-3410CN：37-1486/F出版周期：双月刊影响因子：0.745简介： 《经济与管理评论》是山东财经大学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经济管理类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刊载理论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世界经济、区域经济、管理科学以及企业管理经验等方面的文稿。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收录信息：北大核心 CHSSCD CSSCI CSTPCDISSN：1007-1369CN：32-1544/F出版周期：双月刊影响因子：1.287简介：本刊是以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为主，反映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追踪国际热点问题，为正确判断国际经济与政治局势提供理认论依据、方法和思路的中文学术核心期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收录信息：北大核心 CHSSCD CSCD CSSCI CSTPCDISSN：1000-3894CN：11-1087/F出版周期：月刊影响因子：1.069简介：该刊兼容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两个学科，主要针对改革开放中的焦点问题及时反映两个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交流新理论、新方法和新经验，探索国内外该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动向，反映其运用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研究成果。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收录信息：北大核心 CHSSCD CSSCI CSTPCDISSN：1004-292XCN：14-1055/F出版周期：月刊影响因子：0.733简介：本刊是面向生产和科研的学术性刊物。主要介绍国内、国外技术经济与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与发展方向，交流产业结构、宏观、微观方面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经验，她融入了世界、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一本提供学术咨询和工作指导的刊物。荣获中文核心期刊(2008)、文核心期刊(1996)、中文核心期刊(1992)。

来源：金融界网站作者：张启迪近期，中央多次提出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央充分结合当前内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以及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背景下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上述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势必要立足于内需，培育强大国内市场，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因此，明确外需在经济中的占比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于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衡量外需在经济中的占比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似乎并不困难，我们只要查询一下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相关数据即可。Wind数据显示，2019年，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5.4％、43.1％和1.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7.8％、31.2％和11％。也就是说，2019年，内需和外需占GDP的比重分别为98.5％和1.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9％和11％。另外，历史数据显示，无论是从外需占比还是贡献率来看，2000年以来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了贡献率为负的情况。2008-2019年，有7年时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2018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低至-8.6％。上述数据说明，当前外需在经济中的占比已经极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似乎已不重要，并且经常是拖累项。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1 1978-2019年“三驾马车”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2 1978-2019年“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趋势 传统框架计算外需贡献存在严重错误事实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这一结论明显违反常识，外需对于中国经济显然非常重要，经常拖累经济增速也不合常理。对于那些外需贡献率为负的年份，每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完相关数据之后，总会有专家出来解读说不能简单认为净出口为负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就为负，但也大都是从对外贸易能够提高经济效率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这一解释似乎仍不够完美。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问题之所在，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传统框架下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方式。传统框架下测算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主要是基于收入法计算GDP的表达式： Y=C+I+G+X-M 由于国家统计局在使用支出法核算GDP时，政府支出（G）并未单独列示，而是分别在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中核算，即最终消费支出（C）中除包含私人部门的最终消费，还包括政府部门的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I）中不仅包含私人部门投资，也包含政府部门投资。因此，原式可以简化为： Y=C+I+ X-M 其中消费（C）、投资（I）和净出口（X-M）即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个部分的变化量与GDP（Y）的变化量之比即为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就是传统框架下测算“三驾马车”贡献率的基本原理。国家统计局和主流市场机构多年来一直使用该方法来测算“三驾马车”的贡献率。然而，这一测算方法是错误的。笔者一直不清楚为什么这一经典错误延续至今。 这一测算方法错在那里呢？首先看第一架马车“消费”。根据上述测算消费贡献率的方式，只要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就一定有贡献，这显然是错误的。所谓国内生产总值，统计的是国内所有单位生产的全部生产和服务，因此在计算GDP时要扣除进口的部分。而如果把消费全部算作对GDP的贡献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假设一种情况，即本国消费全部是国外制造的奢侈品，在这种情况下，从常识判断角度来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为零。为什么呢？因为消费国外奢侈品既没有使用本国的劳动力，同时也没有为本国贡献多少税收，而且还消耗外汇储备。但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来说，消费国外奢侈品越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大，这显然违反常识。衡量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是从总消费中扣除进口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剩余的部分才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再来看投资，假设投资全部是从国外进口的设备，那么显然对经济增长亦无贡献。与测算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式相同，测算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也应该从投资中扣除进口中用于投资的部分，剩余的部分才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最后来看净出口，传统框架中低估了外需的贡献。为什么呢？因为在计算外需贡献时从出口中扣除了用于消费的进口品和用于投资的进口品，既然这两个部分与出口都没有任何关系，怎么能在计算外需贡献时从出口中扣除呢？最近几年经常出现净出口为负的情况，许多人据此认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已无贡献。既然没有贡献，那是不是“闭关锁国”对经济增长更好呢？显然不是。事实上正是因为在计算外需贡献率时使用了错误方法才产生了这种误读。传统框架能够得出外需对经济增长负贡献的结论本身就说明这一计算方法必然存在错误之处。与上述逻辑类似，衡量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需要扣除与之相对应的进口部分，而不是全部的进口，这才是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 因此，传统框架夸大了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估了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是因为存在错误，才使得在传统框架下当净出口为负时会得出“闭关锁国”对经济增长更有利的谬论。 使用新框架可以更加准确衡量外需贡献有鉴于此，有必要对传统框架测算“三驾马车”贡献率的方法进行修正。我们可以将总进口M按照用途拆分为与消费对应的进口M1、与投资对应的进口M2和与出口对应的进口M3。根据上述分析，C-M1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I-M2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C-M1+I-M2即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X-M3才是真正的外需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对内需和外需重新进行测算。由于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中并没有将出口按照三大需求进行细分，在此我们使用进口（加工贸易）来代表与出口相对应的进口部分，这样外需=出口-进口（加工贸易），内需=GDP-外需。根据新框架我们可以测算出外需的真实贡献（见表1）（详细测算原理可参见笔者曾经发表过的一篇论文《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新框架的测算分析与启示》）。 表1 基于新框架2000-2020年上半年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情况数据来源：GDP现价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其余数据为作者根据计算整理。　　从表1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自2000年以来外需占比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加入WTO以前，中国经济相对封闭，内需占主导地位。2000年初内需占比高达87％左右，外需占比只有约13％，外需贡献率平均也在30％以下。加入WTO以后，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外需占比快速提升，2007年达到顶峰，至23.04％，外需贡献率在2006年达到顶峰，至34.81％，此后外需占比和贡献率均持续下降。 第二，当前外需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依然较高。近年来外需占中国经济的比重较为稳定，2016年以来平均在14％-15％之间，显示外需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可能已经进入相对稳定期，未来即便是外需占比出现进一步下降速度也将较为缓慢。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外需占比已经明显下降，然而这一水平依然不低。横向比较来看，2019年外需占美国经济的比重大概不到8％，大幅低于中国。由于全球经济形势和贸易环境变化相对剧烈，对外贸易容易出现较大波动，使得虽然外需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低于内需，但最终对经济的影响却较大，这也是为什么经常特别关注外需变化的原因。 第三，2018年以来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升。由于对东盟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较快，2018年以来外需增速大幅提升，改变了2016-2017年的疲弱态势。2019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外需贡献率有所下降。2020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外需增长变为负值，然而，由于中国疫情很快得以控制，复工复产速度极快，防疫物资出口大幅增长，机电产品出口非常稳定，使得二季度出口快速恢复，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提升。鉴于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预计外需的高贡献率至少能延续至2021年二季度。 根据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将传统框架和新框架下外需占比和贡献率进行对比，如图3和图4所示。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计算整理。 图3 2000-2020年上半年内外需占比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计算整理。 图4 2000-2020年上半年内外需贡献变化情况 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第一，传统框架大幅低估了外需占中国经济的比重。2019年传统框架下外需占比仅为1.49％，而新框架下外需占比高达14.49％。相比于传统框架，新框架下的外需占比更加符合常识判断。第二，传统框架低估了外需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我们以偏差较大的2018年为例进行说明。2018年，传统框架下外需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为-7.40％，然而新框架下则为21.98％。相比于传统框架，新框架下的外需贡献亦更加符合常识判断。 双循环下外需对于中国经济依然十分重要第一，外需在中国经济中地位依然较高。新框架的测算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外需占经济的比重还是对经济的贡献率来看，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依然较大。外需占比可能已经进入相对稳定期，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明显下降。另外，外需贡献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在2021年二季度以前可能也仍将持续。因此，稳定外需对于缓释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意义重大。此外，虽然中国拥有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城镇化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然而需要看到，当前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大幅上升，以居民债务/GDP指标来衡量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次于美国，未来2-3年内很可能将超过美国。若以居民债务/个人可支配收入指标来衡量居民部门杠杆率则更高，截至2019年末美国居民债务/个人可支配收入为98.8％，而中国可能已经超过100％。不仅居民杠杆率已经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更是全球最高水平，政府杠杆率空间也十分有限。宏观杠杆率位于高位对未来内需增长将产生较大制约作用，不能对未来内需增长盲目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外需对于稳定宏观经济形势更显必要。 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注：修正前数据是指原始数据，修正后数据是指加入住房公积金贷款以及民间借贷后的居民部门杠杆率数据。 图5 截至2019年末全球主要经济体居民债务水平对比 第二，对外贸易可以显著提升经济效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验表明，持续加大对外开放、发展全球贸易对于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十分有益。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维持高速增长与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密不可分，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对于经济发展都大有裨益。从出口角度来说，可以依托国际市场满足和创造国外需求，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强，未来出口潜力依然巨大。出口还可以倒逼国内企业积极深度参与国际竞争，提高综合竞争力。从进口角度来说，进口对于提高经济效率也十分有益。一是进口可以突破资源束缚，通过进口本身不具有的各种资源，可以生产自身不能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更大程度上参与全球分工并创造更大的价值。二是进口可以创造有效需求，通过进口国外的新产品可以培育国内需求。三是进口可以促进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一方面可以提升本国生产体系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国外技术的吸收和消化以及先进设备的模仿和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总之，对外贸易对于提高经济效率大有裨益。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宏观杠杆率较高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对于破解国内经济面临的多重矛盾更加重要。 第三，构建国内大循环需以高质量对开放为基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不能简单理解为内需层面规模上的扩张。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思想更在于“提质”，即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高国内供给的质量。只有供给质量不断提升，才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助力内需规模的扩张。单纯人为通过鼓励居民借贷增加内需等粗放型做法既不长久，也会带来其他风险。而提高国内供给质量一方面需要不断推进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更需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竞争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紧跟世界技术发展潮流和产品发展趋势。没有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国内大循环既是脆弱的，也是不长久的。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高质量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外需对于中国经济依然十分重要。从国际形势来看，虽然目前全球经济出现了一定的逆全球化迹象，但尚未形成主导趋势，多数国家依然愿意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是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如果任由逆全球化发展，形成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势必会导致全球贸易增速和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届时矛盾和冲突将越来越多，是否会出现战争风险也犹未可知。中国作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应高举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旗，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实现与更多国家的利益融合，促进全球经济增长，这样才能维护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因此，未来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国内市场，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降低贸易壁垒，拥抱全球化，这样才能实现“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要战略部署。 作者简介：张启迪，金融学博士，高级经济师，CFA，《国际金融研究》、《南开经济研究》外审专家，华尔街见闻专栏作家，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荣获中央财经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债券》杂志2017年“十佳文章”奖。研究方向为政府债务、利率、汇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曾在《南开经济研究》、《财政研究》、《世界经济研究》、《国际金融》、《中国金融》等一流期刊发表过多篇文章。已发表论文62篇，专栏文章106篇，已发表论文和文章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方网站收录数量超过60篇。电子邮箱：zhangqidi1@126.com。

来源：经济日报2021年3月17日下午，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辽宁大学东北振兴研究中心、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20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发布会在京举行。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中新社、《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民族报》、《中国经济导报》、《证券日报》、人民网、中国经济网、中国经济信息网、新浪网等媒体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科学出版社等单位的专家和师生80余人现场参加了发布会，另有60多人在线参加会议。发布会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丽君教授主持。辽宁大学资深教授、东北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林木西代表主办方致辞，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资深教授黄泰岩发布和介绍了“2020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 中国财经传媒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吕萍、经济科学出版社社长李洪波出席发布会。自2003年，黄泰岩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始统计分析中国经济研究热点，至今已连续18年，并形成“五个一”系列成果：每年的研究报告《中国经济热点前沿》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举办一次“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每年召开一次“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发布会”；每年的分析报告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等报刊发表；将历年的数据整理构建一个资料数据库。“2020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选取的学术期刊统计样本，继续采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的2019－2020年CSSCI来源期刊。经济学类的主要期刊依据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平衡分布的需要，选取了作为2020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和分析的15本经济学类统计样本期刊，即《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经济科学》、《财经研究》、《财贸经济》、《南开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学家》、《产业经济研究》、《经济评论》。由于其他类别的杂志也有经济学的栏目和论文，为了保证覆盖面和代表性，又选取了其他4大类即马克思主义类、管理学类、社会科学总论类和高校社科学报类各自排名第一的学术期刊，即《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共同构成了19本统计样本期刊。通过对2020年专家学者在以上19本统计样本期刊上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共1811篇按专题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了2020年中国经济研究前10大热点：1.经济增长与发展；2.三农；3.自主创新；4.资本市场；5.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6.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8.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9.区域经济发展；10.公共经济。与2019年相比，前十大热点没有新进入和退出热点，只是排名顺序的小幅升降。2020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决胜脱贫攻坚以及谋划“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三件大事，中国经济研究紧紧围绕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中国经济新特点新规律，继续深化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2020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的变化规律具体表现为五个统筹的鲜明特征。第一，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稳增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经济的“六稳”和“六保”，是2020年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为此，经济增长与发展稳居第一位，且文章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公共经济仍然稳在前十大热点；就业和货币政策分别上升1位和3位；消费上升4位，再次进入热点前20名。第二，统筹全面小康与全面现代化建设推进发展阶段转换。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胜之年，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基础上，及时全面谋划“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三农”问题上升1位，重回历史最高位；自主创新仍排在历史高位；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发展仍位列前10，以实现更加公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发展。第三，统筹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安全办好两件大事。随着全面小康向全面现代化转变，我国经济转向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在新的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确保关键领域安全可控，增强产业抗冲击能力，以及金融和生态安全非常重要。为此，自主创新排在第3位的历史高位；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上升1位，排在第5位；人力资本上升5位，时隔12年后再次进入前20位；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仍然排在第11位的高位。第四，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就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与坚持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相结合，不断增强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因而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上升1位，消费上升4位，再次进入前20位；需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体制，推进经济全球化，因而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上升1位，排在第6位。第五，统筹理论逻辑、经验逻辑和数理逻辑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充分借鉴和提炼国内外发展经验，积极运用数理经济方法，才能构建起赢得世界话语权的中国经济学，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本条件和基础，因而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正在如火如荼展开，202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继续上升3位，达到历史最高。

中国发展网讯 近日，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辽宁大学东北振兴研究中心、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20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会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丽君教授主持。辽宁大学资深教授、东北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林木西代表主办方致辞，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资深教授黄泰岩发布和介绍了“2020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 中国财经传媒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吕萍、经济科学出版社社长李洪波出席发布会。自2003年，黄泰岩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始统计分析中国经济研究热点，至今已连续18年，并形成“五个一”系列成果：每年的研究报告《中国经济热点前沿》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举办一次“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每年召开一次“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发布会”；每年的分析报告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等报刊发表；将历年的数据整理构建一个资料数据库。“2020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选取的学术期刊统计样本，继续采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的2019－2020年CSSCI来源期刊。经济学类的主要期刊依据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平衡分布的需要，选取了作为2020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和分析的15本经济学类统计样本期刊，即《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经济科学》、《财经研究》、《财贸经济》、《南开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学家》、《产业经济研究》、《经济评论》。由于其他类别的杂志也有经济学的栏目和论文，为了保证覆盖面和代表性，又选取了其他4大类即马克思主义类、管理学类、社会科学总论类和高校社科学报类各自排名第一的学术期刊，即《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共同构成了19本统计样本期刊。通过对2020年专家学者在以上19本统计样本期刊上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共1811篇按专题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了2020年中国经济研究前10大热点：1.经济增长与发展；2.三农；3.自主创新；4.资本市场；5.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6.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8.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9.区域经济发展；10.公共经济。与2019年相比，前十大热点没有新进入和退出热点，只是排名顺序的小幅升降。2020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决胜脱贫攻坚以及谋划“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三件大事，中国经济研究紧紧围绕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中国经济新特点新规律，继续深化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2020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的变化规律具体表现为五个统筹的鲜明特征。第一，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稳增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与调结构等，是2020年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为此，经济增长与发展稳居第一位，且文章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公共经济仍然稳在前十大热点；就业和货币政策分别上升1位和3位；消费上升4位，再次进入热点前20名。第二，统筹全面小康与全面现代化建设推进发展阶段转换。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胜之年，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基础上，及时全面谋划“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三农”问题上升1位，重回历史最高位；自主创新仍排在历史高位；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发展仍位列前10，以实现更加公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发展。第三，统筹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安全办好两件大事。随着全面小康向全面现代化转变，我国经济转向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在新的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确保关键领域安全可控，增强产业抗冲击能力，以及金融和生态安全非常重要。为此，自主创新排在第3位的历史高位；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上升1位，排在第5位；人力资本上升5位，时隔12年后再次进入前20位；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仍然排在第11位的高位。第四，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就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与坚持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相结合，不断增强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因而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上升1位，消费上升4位，再次进入前20位；需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体制，推进经济全球化，因而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上升1位，排在第6位。第五，统筹理论逻辑、经验逻辑和数理逻辑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充分借鉴和提炼国内外发展经验，积极运用数理经济方法，才能构建起赢得世界话语权的中国经济学，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本条件和基础，因而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正在如火如荼展开，202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继续上升3位，达到历史最高。

来源：金融界网站作者：张启迪作者简介张启迪，金融学博士，高级经济师，CFA，《国际金融研究》、《南开经济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外审专家，华尔街见闻专栏作家，人民币论坛专栏作家，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荣获中央财经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债券》杂志2017年“十佳文章”奖。研究方向为政府债务、利率、汇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曾在《南开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上海经济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中国金融》等一流期刊发表过多篇文章。已发表论文及文章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方网站收录数量超过50篇。电子邮箱：zhangqidi1@126.com。摘 要：近期，外汇储备管理问题引发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对外汇储备管理权过往的争论进行了回顾。之后，对外汇储备交由谁管理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外汇储备采用哪种模式进行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是汇率稳定职责的隶属；二是货币地位的高低；三是外汇储备来源是否稳定；四是外汇储备需求的大小。当前外汇储备应该全部交由央行进行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当前汇率稳定职能由央行负责；第二；外汇储备需求较大；第三，内外部宏观环境不确定性趋于增强；第四，外汇储备来源已经趋于不稳定；第五，有助于降低外汇资产和负债错配风险；第六，短期内央行获得大量国债意义不大。而由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一是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导致央行国际收支平衡表发生大幅不利变化；二是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大幅提升中央政府债务水平；三是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给央行货币发行换锚带来难题。总之，在当前国情下，外汇储备全部由央行管理更加合理。关键词：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汇率；政府杠杆率2019年12月17日，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地方债市场建设与发展研讨会”上表示，当前政府债券流动性不足，可以考虑大规模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例如，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当前一半的外汇储备，向市场释放10万亿元左右的国债。足够规模的国债可为央行提供货币政策操作工具，改变货币政策大多需要由央行操作对冲自身到期的情况。楼继伟的表态引起了市场广泛讨论。事实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早已有之。2017年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就曾经提出，建议中国转向以财政储备为主、央行储备为辅的二元外汇储备体制，由此引发激烈争论。时至今日，楼继伟的观点与前期争论并无二致，表面上看是出于便利央行操作的考虑，实则是“旧瓶装新酒”，核心问题依然是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问题。外汇储备到底应该由谁来管理，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一、关于外汇储备管理权过往争论的回顾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发展迅速。随着经常账户盈余不断增加，外汇储备也不断上升，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早期关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讨论始于次贷危机前，并且仅局限于学术界。学者大都基于国际比较视角试图总结相关经验，为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发展提供借鉴。诸多文献认为，基于国际经验，应该对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提高收益率。唐欣、纬恩（2005）对东亚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主要经济体管理外汇储备时普遍采用双层模式，财政部负责运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以及管理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依据财政部拟定的原则和指引对外汇储备进行日常管理。严启发（2006）认为，可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外汇储备进行长期投资，以获取更大收益。孔立平（2006）认为，中国应建立类似于新加坡模式的多元化储备经营操作机构，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积极投资。也有文献认为，对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认为，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导致货币供应被动增加，有碍货币政策独立性。应完善中央汇金公司架构，或者组建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专门的外汇投资机构。王永利（2011,2014）认为，应该用国家财政收入或发行专项国债购买外汇储备，形成国家专项基金，这样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汇率波动。朱梦楠（2016）认为，外汇储备由央行主导的“一元模式”约束了央行政策的自主性，使得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突加剧，同时也是国内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由央行和财政部共同管理外汇储备能够切断外汇储备增长与货币发行之间的连带关系。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可以考虑构建央行和财政部共同管理的“二元模式”。然而，部分文献认为，应对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持审慎态度。李扬等（2007）认为，外汇储备对于新兴经济体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使货币当局更加灵活的干预外汇市场，对国际资本保持威慑，同时还可以缓和货币错配的不利影响。如果改变当前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那么必然会造成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大，进而会增加货币当局调控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难度。吴念鲁、杨海平（2015）认为，从长远来看，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从现行模式过渡到财政部主导的双层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中国外汇储备数额特别巨大，且存在特殊的外汇储备形成机制，大规模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的方案可能会对金融市场、货币政策框架、央行资产负债表以及宏观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在保持中国人民银行主导外汇储备管理的前提下进行部分微调是当前的最优选择。2017年以后，关于外汇储备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开始由学术界扩展到官方部门，并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2017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第八届财新峰会上提出，央行独自管理外汇储备，造成“外汇占款绑架货币政策”的现象，基础货币扩大，M2不断增加，引起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同时，外汇储备收益也不高。因此，外汇储备体制需要改革，建议中国转向以财政储备为主、央行储备为辅的二元外汇储备体制，即由财政管理大多数外汇储备，央行仅负责管理部分外汇储备，用作调控跨境资产流动与汇率的工具。此言一出，引发市场热议。2017年11月21日，央行调统司原司长盛松成表示，上述逻辑存在误解。最近几年外汇占款持续负增长，对货币供应已经形成掣肘，而不是绑架。外汇储备管理的基本要求是安全性和流动性，而不是盈利性。财政部持有外汇储备一方面增加了负债，另一方面增加了长期投资。虽然依靠投资收益可以偿还国债利息支出，但负债的增加会提高政府债务和赤字率，甚至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因此，财政部持有外汇储备相比人民银行持有没有必然的优势。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2018）认为，对于外汇储备应由谁管理，一是取决于一国是否须倚重汇率政策，二是取决于谁负责制定和实施汇率政策。谁负责制定和实施汇率政策，就应由谁经营管理外汇储备。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外汇储备由谁管理没有必然联系，外汇储备的首要功能是应对危机的不时之需，而不是财政开源。并且，外汇储备由谁管理应立足国情，不能简单照搬国外。针对上述官方层面的讨论，学术界也并未达成一致。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2017）认为，由财政部来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意义至少有两个，一是通过增加主权外汇资产管理机构之间的竞争提高整体投资回报率；二是更好地弥补中国未来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而CF40研究部（2018）则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挑战更多来源于外部因素，制约我国货币政策的并非是央行外汇储备，而是稳定汇率的操作。认为只要将外汇储备交由财政部管理即可获取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观点，事实上难以成立。二、外汇储备交由谁管理的决定因素分析从国际上来看，当前全球外汇储备管理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由中央银行主导的一元模式，财政部不参与外汇储备的管理（例如中国、欧元区）；二是由财政部主导，中央银行处于从属角色（例如美国、英国、日本）；三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共同管理的二元模式（例如挪威）。具体采用哪种模式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汇率稳定职责的隶属汇率稳定职责的隶属是决定外汇储备由谁管理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一般来说，谁负责汇率稳定职能，谁就需要持有外汇储备，并主导外汇储备的管理。对发达经济体来说，财政部大都负责外部平衡，而中央银行负责内部平衡。因此，由财政部主导外汇储备管理的国家较多。而对于小型新兴经济体来说，由于汇率稳定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居多。全球范围内基本上不存在只管理外汇储备而不负责汇率稳定职能的经济体。尤其是对于那些外汇储备需求较大的经济体来说，如果中央银行负责汇率稳定，但没有外汇储备管理权，或者说只有一部分外汇储备管理权，那么将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央银行稳定汇率的能力。只要汇率稳定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处于较高地位，并且汇率稳定职能由中央银行负责，那么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几乎是必然选择。（二）货币地位的高低如果一国货币地位较高，是国际储备货币，那么这类国家一般都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对外开放程度也较高，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程度也就相对较低。由于这些国家无需通过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以满足国际收支的需要，也并不需要经常干预外汇市场，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就会下降。此时，由财政部主导外汇储备管理更加合理。而如果一国货币地位并不高，并且实行的也并非是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对外开放程度也不高，那么汇率稳定在货币政策目标中的地位就会较高，此时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更加合理。（三）外汇储备来源是否稳定如果一国外汇储备来源相对稳定，对外汇的需求又相对较低，那么由财政部主导更为合适。一方面可以通过设立主权财富基金追求更高的收益，另一方面可以运用外汇储备实施国家战略。在具体管理模式上划拨给财政部或者是成立专门的投资公司均可。最典型的案例是新加坡和挪威[①]，这两个国家外汇储备主要是商品和劳务形成，外汇储备来源十分稳定（巴曙松，2006），可以划出更多的外汇储备用于投资。而如果一国外汇储备来源并没有那么稳定，例如外汇储备大都来源于资本账户流入，那么由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储备更加合理，以稳定汇率，平抑国际资本流动。（四）外汇储备需求的大小一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汇率制度的选择。汇率浮动程度越低，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越大。二是外债规模。外债规模越大，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越大。三是进口规模。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的规模越大，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越大。四是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增长越快，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就越大。而外汇储备需求越大，由中央银行全部管理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就越高。反之，外汇储备需求越低，由中央银行全部管理外汇储备的必要性也将下降。三、当前外汇储备需要全部由央行管理的原因（一）当前汇率稳定职能由央行负责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还没有实现完全开放，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和国内金融市场影响较大。因此，汇率稳定依然是央行重要货币政策目标之一。基于国际经验和基本逻辑，既然汇率稳定职能由央行承担，自然由央行管理外汇储备更加合适。外汇储备是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定海神针，对于稳定国内外市场预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央行持有外汇储备，一则可以随时动用外汇储备稳定市场，确保外汇供求在数量上出清，二则外汇储备本身就能对人民币汇率空头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2015年“811汇改”以来，虽然人民币汇率出现多次较大波动，但总体依然能够维持平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央行持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为人民币汇率平稳运行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有效阻止了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染。因此，由央行保有外汇储备是十分必要的。而在外汇储备已经难言充裕的情况下，财政部只划走外汇储备而不承担汇率稳定职能显然是不合理的。（二）外汇储备需求较大当前中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较大，甚至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民币国际地位依然不高。近年来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些进展，然而，与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相比，货币地位依然有较大差距。这就意味着仍然需要保持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以满足国际收支的需要。二是外债规模较大。虽然当前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但同时也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债。截至2019年9月末，中国全口径外债规模高达2.0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核心功能之一是维持国际清偿力。由央行持有外汇储备有助于保持外汇资产与负债结构相匹配，最大限度地降低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风险。三是进口规模趋于上升。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后，会大幅增加对美进口。根据第一阶段协议，中国自美国进口规模将以2017年为基准增加2000亿美元。经测算，预计2020年进口规模将增加至3176.8亿美元，2021年进口规模将增加至3642.8亿美元，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对外汇储备的需求，需要保持大规模高流动性的外汇储备。而财政部更适合管理“闲置外汇储备”，追求高收益和实施国家对外战略。因此，当前外汇储备由央行管理更加合适。（三）内外部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当前，内外部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趋于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加大。全球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等多重挑战，主要国际机构纷纷下调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国内来看，当前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二是国际资本流入增多带来不确定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债券规模持续上升，由2014年初的7438亿上升至2019年底的4.36万亿，折合成美元约为6300亿美元左右。虽然短期来看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对于汇率稳定和增加外汇储备都有十分经济的意义，然而一旦预期扭转，国际资本依然有大量流出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出现“资本急停”，这种情况极容易造成汇率“超调”。三是贸易前景仍存不确定性。贸易前景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虽然短期内中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然而后续发展仍存不确定性。如果今后贸易摩擦向不利方向发展，将再度给金融市场和人民币汇率带来挑战。综上所述，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由央行管理外汇储备更加重要。外汇储备既是新形势下央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染的重要保证。由央行管理外汇储备既可以更好的发挥稳定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同时也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防范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染。（四）外汇储备来源已经趋于不稳定近年来，中国经常账户流入已经逐渐减少，而资本账户流入逐渐增多（见图1）。经常账户差额已经由2008年的峰值4206亿美元降至2018年末的491亿美元，2019年前三季度为1374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已经由2008年的峰值-4394亿美元升至2018年末的1111亿美元，2019年前三季度为332亿美元。经常账户流入属于“挣来的外汇储备”，而资本账户流入属于“借来的外汇储备”。上述外汇储备结构的变化使得外汇储备稳定性趋于下降。一旦出现预期转向，将导致大量资本外逃，引发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染。因此，在外汇储备稳定性下降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的流动性和安全性要求要远高于盈利性要求。央行需要持有大量高流动性外汇储备以稳定市场预期，平抑国际资本流动。有鉴于此，由央行持有外汇储备显然更加合理。图1 1998年-2019年9月至今国际收支变化情况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五）有助于降低外汇资产和负债错配风险截至2019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万亿美元，外债总额为2.03万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规模高达1.16万亿美元，这就要求央行必须持有大量高流动性的外汇储备以降低外汇储备资产和负债错配的风险。在外汇储备管理的要求方面，流动性要求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安全性，最后才是盈利性。而由财政部管理外汇储备性质将完全发生变化。外汇储备将变为主权财富基金，在资产管理“三性”要求上将更加倾向于盈利性，这将加大外汇资产和负债错配风险。因此，由央行管理外汇储备也更加合适。（六）短期内央行获得大量国债意义不大目前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虽然获得更多的国债有助于央行更好的实施公开市场操作，但是短期来看这并不是必须的。央行已建立了一整套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包括MLF、TMLF、SLF等工具，未来一段时间内完全可以满足公开市场操作的需要。换句话说，拥有更多国债实施公开市场操作对央行来说只是“锦上添花”，而并非是“雪中送炭”。四、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一）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导致央行国际收支平衡表发生大幅不利变化根据外汇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万亿美元，全口径外债规模为2.0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净储备只有1.06万亿美元左右。2015年以来，由于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等多种原因，外汇储备水平持续下降，而外债规模不断上升，致使净储备水平水平持续下降，由2014年12月末的2.95万亿美元下降至2019年9月末的1.06万亿美元（见图2）。而一旦剥离一部分外汇储备，将导致净储备规模大幅下降。例如，假设按楼继伟的建议，剥离一半外汇储备给财政部，央行净储备将瞬间变为-4850亿美元，这将对汇率稳定和国际资本流动产生极大负面影响。鉴于净储备水平已经不高，在这种情况下，由央行持有外汇储备对于稳定国际清偿力至关重要。图2 2014年12月-2019年9月净储备变化情况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二）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大幅提升中央政府债务水平中央财政的政策空间一直是国家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和未来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保证。如果通过发行大量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势必会导致中央政府杠杆率大幅上升。事实上，近年来中央政府杠杆率已经有所上升，由2012年的14.4％升至2018年末的16.5％（见图3）。截至2019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是16.7万亿，中央债务/GDP比率为16.8％。假设按楼继伟所说，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央行一半外汇储备，以当前汇率计算，大概需要发行10.7万亿元特别国债。经此操作，中央债务/GDP比率将由16.8％大幅升至27.7％。如果加上地方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务，粗略估计，政府债务/GDP比率将超过70％，这一水平已经超过了欧盟警戒线水平。目前在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居民三部门杠杆率中，只有政府部门杠杆率尚有一定的空间。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将极大牺牲中央财政的政策空间，导致未来国家应对不确定性和人口老龄化的能力下降。国际评级机构也可能会下调中国的主权评级，一方面会导致中国企业海外发债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也会对国际形象产生不利影响，外资流入国内资本市场也可能放缓。此外，中央政府杠杆率大幅上升后，反过来又会加大央行宽松货币的压力[②]。既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又会加大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图3 1993年至2019年9月中央政府杠杆率变化情况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三）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给央行货币发行换锚带来难题目前，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是降准，通过降准释放更多外汇占款增加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量。而外汇占款是以外汇储备为锚。换句话说，央行货币投放的终极锚依然是外汇储备。鉴于当前中国已经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并且商业银行全面接受了巴塞尔协议III的监管，从长期来看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调至与发达国家存款准备金率相近的水平（约6％左右）。在此之后，央行必须以国债为锚发行基础货币。而一旦由财政部购买外汇储备，将导致中央政府债务水平大幅上升。并且，财政部发行国债换取外汇储备后，国债将直接进入央行资产表成为资产，但却并没有伴随货币投放。这将极大压缩后续国债发行的空间，央行可能会面临无锚印币的尴尬窘境。届时央行只能运用MLF等工具投放基础货币，而这势必会加剧金融市场资金分层问题，给金融系统带来风险。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至少在未来10-15年内，由央行管理全部外汇储备更加合适。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一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也会不断发展。然而，在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日趋复杂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推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必然造成人民币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波动加大。当人民币汇率完全实现清洁浮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以及央行无需保有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时，或许再讨论这一问题更加合适。参考文献[1] CF40研究部.外汇储备的度与用[EB/OL].http://www.sohu.com/a/211459529_257448,2017-12-19.[2]孔立平.外汇储备管理体系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J].新金融，2006（09）:30-32.[3] 李扬，余维彬，曾刚.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J].国际金融研究，2007（04）:4-12.[4] 唐欣，纬恩.东亚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比较及借鉴[J].中国外汇管理，2005（06）:18-21.[5] 王永利.重新审视外汇储备的本质[J].中国金融，2011（09）:49-51.[6] 吴念鲁，杨海平.关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主导权的探讨[J].国际金融研究，2015（04）:3-11.[7] 夏斌.外汇储备不断猛增给我国带来四大风险[EB/OL].http://www.drc.gov.cn/zjsd/20071227/4-4-2867472.htm，2006-09-06.[8] 严启发.东南亚国家外汇储备管理模式及其借鉴[J].经济前沿，2006（01）:29-33.[9] 姚前.外汇储备应由谁管理[EB/OL].http://cnreform.caixin.com/2018-01-04/101193290.html，2018-1-1.[10] 张明.外汇储备到底该由谁来管？[EB/OL].http://zhang-ming.blog.caixin.com/archives/172143,2017-11-28.[11] 朱孟楠.中国外汇储备有效管理:宏观策略与微观措施[J].财经智库，2016,1（03）:38-66+134.[①]截至2020年1月20日，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规模为1.1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一；新加坡两家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资产规模分别为4400亿美元和3750亿美元，位列第六名和第八名。[②]日本长期维持零利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债务水平长期居高不下全球最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末高达204％，为全球最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央行任何的升息举动都会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甚至可能造成财政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