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

新京报讯（记者 戚望）5月17日，记者从南开大学获悉，该校已成立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致力于助力我国、特别是京津冀地区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科技研发与战略储备，服务区域医学教育水平及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提升。据了解，近年来，南开大学提出并实施“生医发展”计划。南开大学称，此次成立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将作为实施该计划的重要举措，促进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发展，开展高水平预防医学科研攻关，培养相关领域的顶尖人才，及时应对和解决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问题，牵引带动医教研高质量发展。南开大学称，未来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将调动和整合各类资源，瞄准流行病和卫生统计学、传染病疫情预警预测与疾控策略评估、新发病原体与生物安全、营养与食品卫生、环境与健康、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6个重点研究方向集中发力。同时，与国家和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为国家和区域提升公共卫生和疫病预防水平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出任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首任院长。徐建国长期从事新发、突发、不明原因性传染病疫情的病原学研究，曾任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卫生部分子医学细菌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艾滋病和传染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近日，多所高校宣布成立公共卫生学院或设立公共卫生基金，培养公共卫生及科研领域人才。清华大学宣布成立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设立预防医学、大健康、健康大数据、公共健康政策与管理四个学科方向；南方科技大学宣布与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方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合作共建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及应急管理学院；中山大学成立融创公共卫生发展基金，用于中山大学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国际合作、学生奖助金等工作。新京报记者 戚望 校对 李铭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日前已经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按照惯例，国家发改委将在此基础上制定完成“十四五”规划纲要，并由国务院提交明年全国两会审议，审议通过后正式对外公布。“十四五”规划作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局规划，作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被赋予了更多内涵和意义。开局，既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站在2020最后的时间关口，开门问策与充分讨论将有利于扫除发展障碍，做到有效应对当前、科学谋划未来，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从主持起草“十三五”规划转身成为一名市场投资人，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似乎有更多理由关心国家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为投资是投未来的事业，投资能否成功，会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的实质性影响。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人物名片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1989年从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原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司工作，历任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国家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2018年10月加入中美绿色基金。曾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多个五年计划、城镇化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重大产业政策制定，主持国家“十三五”规划编制，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专门负责产业政策和工业补贴谈判。参与财政金融领域重大改革方案制定，以及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制度建设和监管，曾任三届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委员。和时下一些流行观点不同，徐林主张，五年发展规划纲要应该设立一个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因为这是一个最综合的反映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纲领性指标”，经济增长速度与高质量发展并不对立。在他看来，我国未来十年的潜在增长率只有5%左右，要充分实现潜在增长率并尽可能延续较长的增长平台期，需要从五个方面加快改革、寻找出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入世谈判的参与者，徐林乐见RCEP的正式签署，但他同时提醒，高标准自贸协定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环保标准、劳工权益、国有企业、产业补贴、公平贸易等问题并没有全面涉及，未来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前瞻性地研究解决之道。今年还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目标年，作为牵头起草者，徐林如何评价这份纲领性文件的实施效果？下一步城市化如何深度推进？最有效的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机制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城叔与徐林展开了对话。01、一个国家的五年发展规划纲要应该有一个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因为这是一个最综合的反映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纲领性指标城叔：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没有提具体增长目标，引发广泛讨论。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五年我们会“去数字”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不提数字”好像成了一个问题？徐林：这次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规划建议的确没有提出未来五年发展的具体增长目标，有人认为是亮点，也有人认为是不足。我个人觉得，中央的五年规划建议，重点是为国务院编制五年规划纲要提供可遵循的指导，重点是为五年规划纲要编制以及中央各部门、地方政府编制五年规划画出方向、重点、原则、路径，五年规划建议不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不代表五年规划纲要也不提具体的预期增长目标，对此还值得进一步观察和研讨。我个人的职业生涯主要与规划有关，参与了多个国家五年规划的编制，或许比较保守或教条。我个人主张一个国家的五年发展规划纲要应该有一个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因为这是一个最综合的反映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纲领性指标。预期性增长目标并不是指令性或约束性指标，只是一种期待和愿望，如果因为特殊原因实现不了，是可以向各级人代会进行解释的。经济增长速度与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设定过高的增长目标，并按指令性目标的要求千方百计地去实现，不惜牺牲环境质量、不惜大规模举债刺激，可能导致负面结果，导致发展质量下降。但经济高质量发展本身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我们不能说经济高质量发展了，增长速度反而上不去，失业人员反而增加，这样的高质量发展，未必是站得住脚的。值得重视的是，这次中央建议虽然没有提出具体增长目标，但提出了要在“十四五”末进入世界银行标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以及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定性要求。特别是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实际上把之前提出的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提前了十五年。我个人理解，这是一个重大的目标变化，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多次提前实现了既定发展目标，奠定了很好的物质技术基础，有条件通过努力进一步提前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也是为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具有鼓舞人心和士气的效应。但实现上述两个定性目标，是需要通过具体的增长目标来一步步实现的，实际要求非常高，甚至超出了我个人测算的同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实现起来具有较大难度，需要在创新驱动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提升、金融服务增效、经济社会的数字化渗透、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城市化改革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不断拓展发展的新空间，对这些内容，中央建议都有新的部署和要求，但要做到做好并不容易，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02、我国未来十年的潜在增长率只有5%左右，要充分实现潜在增长率并尽可能延续较长的增长平台期，出路主要在五个方面城叔：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能够保持5%～6%的区间增长。随着内外部环境变化，潜在增长率或还将下降。您认为稳增长的核心在哪里？从现实角度来说，最见成效的改革应该落在何处？徐林：中国的内外发展环境都在发生变化。从外部环境看，由于诸多因素，我国外部环境的影响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外需是否还能像过去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那么大作用，具有不确定性。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出于各种不同目的，对中国的先进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封锁，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有时还会变得更具对立性。此外，支撑国际贸易稳定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需要各国努力实现升级版的完善，但达成一致的难度非常大，甚至有可能被有关国家抛弃而瓦解。这些都是不利于我国未来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从内部发展环境和条件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净减少几百万，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导致过去十年劳动力成本平均每年上涨12%左右。随着老龄人口比重持续提高，中国的储蓄率也在下降，估计会从最高时期50%左右下降到“十四五”末40%左右。不仅如此，我国增长的约束边界正在收紧，资源环境约束、债务杠杆约束都在收紧。此外，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处在下降通道。综合分析上述内外部环境变化的趋势性因素及其影响，我国未来十年的潜在增长率可能只有5%左右。要充分实现潜在增长率并尽可能延续较长的增长平台期，必须努力克服上述不利影响，出路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人口政策调整和人力资本强化等举措改善人力资本要素的供给条件；二是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实质性减少政府的不合理政策导向和干预，真正实现市场化配置资源和要素，更好保护并激励市场主体的发展动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三是通过强化技术创新和数字化渗透，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提高产业附加值、制造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抵御外部动荡的能力；四是通过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创新，特别是推进绿能变革和替代，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五是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规则改革，构建更加合理稳定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和更加友好的外部环境。03、RCEP展示了捍卫自由贸易的决心和努力，但高标准自贸协定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环保标准、劳工权益、国有企业、产业补贴、公平贸易等问题并没有全面涉及城叔：11月15日，历经8年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被各方寄予厚望。您如何理解RCEP？如何才能真正达成预期、不负众望？徐林：RCEP能够在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受到挑战的困难时期达成一致并签署，的确来之不易，值得祝贺。这是一个涉及15个国家，覆盖全球29%人口、30%国内生产总值和28%贸易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地区也是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稳定的地区，贸易投资的互补性较大，未来贸易拓展的潜力非常大，应该说意义重大，给日益怀疑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生命力的人们带来了欣慰，也展示了这一地区国家捍卫自由贸易的决心和努力。但是，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面临挑战的主要原因和西方发达国家围绕自由贸易体制问题的最新动态来看，RCEP还只是一个低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高标准自贸协定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环保标准、劳工权益、国有企业、产业补贴、公平贸易等问题并没有全面涉及。我过去曾经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专门负责产业政策和工业补贴的谈判，一直对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演变及其影响保持着兴趣和观察。我认为这些问题在今后我们继续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及下一步改进完善现有WTO规则时，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对中国的要求和约束会十分严格。考虑到发达国家是我们贸易顺差和主要高技术产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地，对中国未来构建新发展格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最近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宣示将考虑加入CPTPP，这是相对于RCEP而言更高标准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一定会涉及这些结构性问题。如果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相应推进国内的结构性改革和政策模式、政策机制的改进。但事实上，在我国要顺利解决这些改革难题并不容易，因为有些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对此还需要有系统综合的前瞻性研究和可操作对策。04、我们不能再简单地像过去那样刺激需求，特别是刺激投资需求。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该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供给侧做精做实做优上持续发力城叔：近期各地推出多项“扩大内需”举措，但有效需求仍显不足，消费复苏仍在路上。在您看来，当前的需求侧问题应该如何解？面向供给侧，地方政府还应该做什么？徐林：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今年的消费需求下降，并不是趋势性问题，而是因为疫情影响导致较大范围失业和半失业，这些人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恢复就业，他们失去了收入，靠消耗过去的储蓄生活或不得不降低生活水平，加之政府的救助和补偿力度不够，失业人数增加和收入水平下降导致的消费需求下降是肯定的。随着经济复苏程度日益提高，就业逐步恢复正常，这一现象最终会得到逆转。从扩大内需看，我国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开始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后来演变成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扩大内需战略在国内已经实施20多年，政策制定者还在喊内需不足。问题是，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所依据的所谓内需不足，是不是真的“不足”？到底是什么“不足”？我个人的研究认为，无论是从内需增长速度和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我国都不能算内需不足的国家。我国内需（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增速与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不低。消费需求如果从零售看最高名义增速曾经达到2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高时达到30%左右，目前虽然增速降下来了，也依然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增速。从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外需贡献最高的2007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90%以上，目前在98%左右，不能算不足。那为什么还会说内需不足呢？主要还是指内需中的消费需求不足，但消费需求年均增速其实也不算低，低的是在GDP中的占比，最低时曾经只有40%左右，与美国差距有30个百分点左右。但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消费占比过低主要是因为出口增速和投资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增速，与加入世贸组织后贸易环境改善和国家处于发展中阶段有关，也与社保体系不完善，老百姓预防性存款倾向较高有关，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近年来由于出口增速和投资增速都明显下降且下降的速度快于消费增速下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消费占比已经有了明显提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明显加大，但并不表明消费增速快于以往，只是因为消费增速下降的幅度不如出口和投资，我认为这一趋势会进一步得到巩固并延续。尽管如此，我认为我国确实存在阻碍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升级的供给侧障碍，这包括供给侧技术能力和生产服务能力不足导致的高端需求外溢，供给侧过度管制导致的供给侧响应滞后等问题，这可能是未来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所以，从内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看，我们不能再简单地像过去那样刺激国内需求特别是刺激投资需求，那样做只会使我们已经高达270%的债务杠杆率进一步提高。如果越来越多的债务融资都用于少有回报的无效投资项目，大面积债务违约就会成为大概率事件，并最终导致系统性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我们必须对此严加防范。这次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强调要把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非常正确也非常及时。按照这一要求，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该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和市场化改革提高供给侧对需求侧结构变动的响应能力和响应效率，开放和包容的制度和环境至关重要，过多的管制会阻碍市场主体做出响应，会导致更多的高端需求流向海外市场或因供给抑制得不到满足，这样也不利于构建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所以，基于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个人倾向于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项举措，在供给侧做精做实做优上持续发力。05、区域协调和城乡协调完全是一体的，根本动力就是生产要素追求高效率配置的自由流动城叔：“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的12项重点任务中，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放在了一起，属于“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的内容。这与“十三五”规划纲要分篇部署不同。您如何理解这一变化？为什么变了？徐林：我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但不一定对。我觉得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体的，本质上也是国土空间优化开发问题，也就是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分布协调问题。我国未来的城市化率会达到80%以上，而且80%以上的人口会分布在20个左右的大小不等的城市群地区。我们过去笼统地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时没有意义的，因为只有在城市群的空间范围内，才有可能通过城市和城镇间的合理分工和相互协作，形成一体化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一旦这样的格局基本形成，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分布就会彼此协调，我国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的大格局也就基本形成了，所以区域协调和城乡协调完全是一体的，根本动力就是生产要素追求高效率配置的自由流动。站在全国区域协调的角度看，国家应该重点关注少数特殊困难的老少边穷地区，给予他们更多更有力的支持和扶持，中国的区域政策就已经足够了。当然，问题最终会体现在如何构建促进区域协调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从不少国家特别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最有效的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机制，不在于编制并实施了多少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而在于统一市场下的要素自由流动、全国统筹并均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平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地区之间的公平合理竞争，以及对特殊困难地区的特殊支持。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太多的区域规划和政策，但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却比我们国家要小得多，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有更稳定的协调发展机制，特别是统一市场制度和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我国至今还处于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的状态，各种分割统一大市场的地方保护措施也十分普遍。06、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应该说有些难度和复杂性，也需要投入更多公共资源，但从成本和收益相比，是值得付出努力的城叔：过去我们一直讲，改革开放以来高速推进的城市化，有成绩、也有不足。最近几年，备受关注的户籍、土地等制度改革也取得一定进展。您对“十四五”时期城市化的基本判断是什么？城乡二元制度能否从根本上被打破？徐林：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8%提高到了6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和成就，举世瞩目。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化地区转移聚集居住的过程，这一转变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本质上是一个结构和制度变迁过程，也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城市化的动力来源于城乡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的差距，来源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还有2.68倍，农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工业的1/5，服务业的1/4，差距更大。因此从现实差距看，我国未来城市化的动力依然强劲。从工业化程度看，我国非农产业在GDP的产值比重已经超过90%，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超过70%，但城市化率只有60%，这说明我国城市化水平是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还存在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分割的土地制度等。我个人判断，如果有关制度改革到位，我国城市化率会在2035年达到80%左右。城市化导致的农村人口市民化和农业劳动力高效就业，可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也有利于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所谓的城市化红利。实现这一红利的前提是要对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进行改革，核心是使流动人口能够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特别是社会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产权权利能够得到保护并通过市场高效流转。这一改革过去在不同地区已经做了很多尝试或试点，也取得了好的效果，一些好的做法完全具备条件进一步制度化并在全国推广。应该说有些难度和复杂性，也需要投入更多公共资源，但从成本和收益相比，是值得付出努力的，目前缺的是统一认识基础上的决心，而不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方案。07、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人钱挂钩、人地挂钩’的实施机制、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等改革事项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推进城叔：今年，除“十三五”收官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也将满期。作为牵头起草者，您如何评价这份纲领性文件发挥的引领作用？从经验得失来讲，下一个五年城市化应该如何深度推进？徐林：首先我想说的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只是把大家好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文件表述出来。作为一个规划工作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目标、方向、重点和政策符合规律、符合逻辑，同时具有可操作性。应该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颁布实施以来，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相关部门为了推动规划的实施做了大量工作，还成立了专门的部际协调机制，每年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年度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年度行动计划。今年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目标年，从实施效果看，主要目标基本都实现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也得到了落实和贯彻。但也应该看到，城市建设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不高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善，城市建设摊大饼、重扩张的投资建设运营模式依然十分普遍，不少城市已经债务累累。城市形态和面貌千篇一律、缺乏多样性的问题比较突出，进城农民工落户并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还存在差距，规划提出的“人钱挂钩、人地挂钩”的实施机制、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等改革事项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推进，城乡二元分割、区域相互分割的制度还没有得到根本打破。一些超大城市名义上在搞户籍制度改革，实际效果是落户更难了、门槛更高了。这些制度改革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正常进展，还需要在下一步深度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加快相应的制度改革，市场化制度改革真正到位，城市化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08、要少编规划、少出政策，多注重制度和机制建设。一个领域有了好的制度和机制，不需要任何规划就能取得好的效果城叔：作为一名资深规划人，您曾多次讲我们的政策、规划可以“更加聪明”。什么是“聪明的规划”？怎样才能变得更聪明？徐林：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发展规划有用，但并不是规划越多、政策越多，发展就越好。中国有比较持续的发展规划制度，规划的功能和作用也随着体制变化在发生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有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以及不同领域的专项规划和政策，这些规划和政策毫无疑问对促进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但未必都有作用。规划和政策太多，实施机制不健全、实施效果不理想的现象其实是普遍存在的。恰恰是因为存在这一现象，使得国家规划和政策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如果要说规划和政策的作用究竟如何，改革开放前的规划和政策在计划体制下配置资源的功能更强，但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却比不上改革开放后，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更好地调动了各类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更大范围拓展了发展资源和市场边界，不见得是规划发挥了更强大的功能和作用。所以，当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这么快这么好，是因为有持之以恒的发展规划制度时，我们规划人自己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在我看来，市场的激励约束机制更有效于政府的规划和政策。事实上，我国各级政府不同部门每年出台的各类规划和政策不算少，其中不乏有好规划好政策，并取得了好效果。但我也看到，我们不少政策和规划，目标远大、口号响亮，却难以落地取得实效，原因主要是缺乏足够的政策和规划实施机制来激励并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和方向。还有一部分规划和政策甚至违背市场规律，试图进行逆市场调节，更难以取得好的效果，有的甚至还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过去提出要少编规划、少出政策，多注重制度和机制建设。一个领域有了好的制度和机制，不需要任何规划就能取得好的效果。即便是需要制定规划和政策，也要更加聪明，不能违反经济规律，不能违反市场和专业逻辑。有几条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举措，比满篇目标、原则、口号、重点要有用得多。为了更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今后在竞争性领域还是要少编规划，多营造竞争环境和激励机制。竞争性领域规划搞多了，在国际上也容易引起猜疑，以为我们对所有产业都在实施政府支持和补贴，容易导致不公平贸易的指控。还要考虑政策制定的资源可用边界、法律规则边界、政治认同边界，越过边界制定规划和政策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我们需要更聪明的规划和政策，而不是更多的规划和政策，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职业体会。如何保证能制定出更聪明的规划和政策，一是要专业过关，任何经不起专业推敲的规划和政策注定不会是好的规划和政策；二是要尽可能取得政治认同，规划和政策会涉及不同利益主体，需要有政治协商和平衡过程，既要有专业坚持，也要有合理的政治妥协，否则很难得到通过并有效实施；三是要集思广益，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拓展规划编制人员的智力和知识边界，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最根本的就是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情。文字 | 城市进化论 余蕊均

2018年12月15日，“中国公司治理二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商学院顺利召开。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与副主任、南开大学商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陈清泰教授做了“重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主题演讲。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原天津财经大学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维安教授主持会议并做“中国公司治理发展与趋势”的主题报告。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全国第一个公司治理研究机构，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自1997年成立以来，始终引领我国公司治理研究前沿和改革实践。研究基地拥有全国第一个公司治理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发布第一个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CCGINK)，设立我国第一个公司治理专业学会即公司治理专业委员会，是全国公司治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育发源地，也是中国公司治理的政策智库和实践交流平台。第一部分：历史沿革，二十年光辉岁月一、应运而生，推动工商学科发展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成立于1997年，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公司治理研究机构，由南开大学与国家审计署共建，初创时称为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室，其后改称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中心于2004年被评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并于2012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成为中国公司治理研究最为权威、系统的研究机构。研究院下设公司治理理论、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治理评价、网络治理、跨国公司与集团治理、公司治理实验、绿色治理等专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室。研究院以公司治理为主线，开展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建立了多学科交叉的公司治理研究平台。研究院研究团队构筑起以治理边界、治理成本、治理风险、治理质量、治理溢价、治理绩效等为核心范畴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实现从公司治理结构到公司治理机制的深入，从单法人治理到集团治理、跨国治理、网络治理等层面的扩展，极大丰富了公司治理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进而，研究团队将从公司治理研究总结出的分析方法与核心概念，逐步拓展到大学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等，实现由营利组织治理到非营利组织治理的跨越，并提炼出“一般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思维；近来，经过对人类发展模式的思考，针对当前绿色发展缺少治理层面顶层设计的突出问题，又率先提出“绿色治理”理念，并开展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研究院在开展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并把公司治理建设成为新兴的学科专业。二、整合资源，构筑国际化学术网络研究院依托中国公司治理网、南开国际管理论坛、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全国公司治理青年论坛等交流平台，在与国内著名院校、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深化交流合作的同时，与美、日、加、香港等12个国家或地区的15所大学或研究机构也建立起长期、实质性的合作和交流关系。2001年至今，成功举办9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邀请到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泽尔腾和莫里斯在内百余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并多次成功举办夏季学期名师论坛。2002年，成立泽尔腾实验室，吸引一流国际学者开展合作研究，为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实验平台。2009年，设立第一个公司治理专业学会，即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公司治理专业委员会(China Association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CACG)正式注册成立。2013年，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合作建设“中国公司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与央视合作成立“南开大学—央视指数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央视—南开大学公司治理协同创新研究基地”，通过以上协同创新平台，大大拓展了科研平台和理论视野。三、服务决策，促进产学研协同发展研究院始终注重将一流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实践，先后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等进行中央企业改制与整体上市、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企业家及国企领导班子成员评价指标等方案实施提供了重要研究决策，为原中国保监会设计了我国第一套保险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并为深圳市国资委直管企业进行了治理评价，研究成果均得到课题委托方的高度评价；为国家发改委、证监会、银保监会等多个部委，为中航工业、中航科技、中国核建、中国有色、中国交建、中国大唐、大唐电信、新兴际华等二十余家大型中央企业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等十余家重要金融机构，也为上海、广东、海南、湖北、江西、山东、辽宁、广西、云南等省市的国资委进行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与培训，不懈地传播着治理思维与治理理念。基于这些治理实践和治理评价的反馈，丰富了对策研究的针对性，如该团队2017年系统提出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修订案报告》，被其后证监会颁布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借鉴或采纳的达70条。2015年李维安教授受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工商管理卷》主编，公司治理成为工商管理卷的主要分支，从而进一步在社会上推广和科普公司治理理念。四、开展前瞻性、基础性创新研究，引领实践发展2000年，李维安教授发表《改革实践的呼唤：中国公司治理原则》一文(该文获得教育部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呼吁有关方面制定中国的公司治理原则；2001年研究院研究团队率先制定国内首份《中国公司治理原则》，后即被中国证监会《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PECC组织《东亚地区治理原则》所吸收借鉴；2003年开始发布的公司治理指数(CCGINK)及评价报告，成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的“晴雨表”，依托该指数构建生成的央视治理领先指数于2013年6月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代码：399554)，并进而被应用于央视财经50指数等的开发与运行，为中国投资者进行价值投资提供依据；2017年7月，李维安教授又带领团队发布全球首份《绿色治理准则》，2018年9月发布首份《中国上市公司绿色治理评价报告》与首个中国上市公司绿色治理指数(缩写为CGGI)，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进而指引绿色发展实践。第二部分：学术研讨，助力中治院再出发围绕中国公司治理的发展，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中国公司治理的现状和问题，就如何推动中国公司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与观点。与会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经过充分研讨，认为应积极发挥公司治理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促进公司治理与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发展。一、中国公司治理转型历程：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着由计划经济向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不断前进，也正是在这一方向指引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微观层面，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其核心在于实现由行政型治理模式向经济型治理模式的转型。所谓行政型治理就是按照行政化的方式决定企业的资源配置、高管任免和经营目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国有企业只是政府的延伸，限于“生产车间”的职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营利性的企业组织。在该模式下，资源配置由政府统一调配而无自主权、企业经营目标是贯彻政府行政指令、高管任免考核按照行政或政治晋升要求而定，产权不清、政企不分使得国企治理很难做到权责明确和管理科学。而与之对应的则是“经济型治理”模式，即以市场化方式配置资源、以市场化的方式决定高管任免和实施经济化的经营目标。现代公司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两权分离的营利性组织，其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不再只有政府与职工，还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客户、社区等。公司治理的目标在于实现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制衡、并保障公司重大战略决策的科学性，以此实现公司价值即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由此，公司只能按照市场化价格机制来获取经营发展所需资源，以经济化的营利性指标为主来确定经营目标，进而决定公司高管的任免考核。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司，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经济组织，与之分别匹配的行政型治理与经济型治理也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治理模式。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公司治理问题表现出鲜明的“由行政型治理逐渐向经济型治理转型”特点。始于1978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在经过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到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围绕着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等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化，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两个焦点问题上：一是国有企业公司化后，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权力如何分配与制衡；二是国有企业公司化后如何处理新老“三会”的关系。1994年以来，一些学者把与上述研究内容相一致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概念从国外引入国内，并为国内学者所接受，由此掀起了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治理研究高潮。2002年1月7日，为推动上市公司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成为规范上市公司治理行为的基本纲领。这标志着我国公司治理从理论研究进入实践应用。16年来，作为国际公司治理主要规则的《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于1999年颁布后进行了几次大的修订，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法律的修订较之超前，这使得治理规则体系出现脱节，已不能适应中国公司治理实践快速发展的要求。2017年，《关于2017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将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的一项任务。2018年8月11日，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研究团队正式发布《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修订案报告》。该报告是研究院继18年前推出《中国公司治理原则》，并依据积累近20年的理论研究与经验提出的公司治理准则升级版。2018年9月30日，证监会正式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准则》)。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系统提升，有利于缓解治理规则建设的严重滞后产生的种种公司治理乱象，从事件推动转向规则引领，提升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的水平。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治理改革历经结构建立、机制完善、有效性提升等阶段，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已经渗透到管理的各个职能环节，如营销治理、供应链治理、财务治理等等。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公司治理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公司治理实践探索推动了中国企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截至2017年年底，随着国有企业公司转制的完成，标志着我国从企业治理进入了公司治理的新阶段。二、中国公司治理现状：行政经济型治理公司治理改革总的逻辑是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但这种渐进式改革带来的现实是，现阶段中国公司治理同时存在着行政型治理和经济型治理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称之为“行政经济型治理”模式。上述行政型治理和经济型治理并存于一个企业组织中，使得“内部治理外部化、外部治理内部化”的问题较为突出。即本来应该由内部治理的决策职能，比如高管任免、薪酬、股权激励等，现在仍由外部治理主体决定；而外部治理的很多职能，比如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却由内部治理承担。因为在行政经济型治理模式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人”，同时也是“行政人”。一方面，作为经济型组织的国有企业，有寻求利润最大化的一面，为此需要公司经营者创新经营，获取经济收益的提升；另一方面，作为行政型组织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往往来自政府、国资委等机构的行政委派，国企经营者同时兼有“行政身份”。而行政型治理与经济型治理间关系的错配，易导致公司潜在的治理风险。两种治理模式并存扭曲了职业经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滋生其利用两者冲突出现的“吃两头”行为，表现为一方面追求官员身份、行政级别带来的政治好处，另一方面又想拿市场化薪酬，出现经营者“好处捞两份、空子钻两个”等问题。三、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建议：治理规制引领，经济型治理主导针对上述治理状况，李维安教授提出，中国公司治理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是尽快突破 “胶着期”，实现向经济型治理的转型，加快我国公司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为此提出如下具体对策建议：第一，用经济型治理的逻辑实现中国公司治理改革转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中国公司正在沿着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的路径转型和发展。为突破目前治理的“胶着期”，推进混合所有制等公司治理改革要坚持经济型治理的大方向。第二，探索开展区域性公司治理评价，以评价带动公司治理质量提升。建议各地区监管部门引入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以评价推动地区公司治理建设。形成“质量引领”的区域公司治理文化，不断提升本区域公司治理水平和能力，打造包括公司治理在内的“中国质量”。第三，推进政府治理、社会治理配套公司治理改革的进程。当前，需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公司治理改革轻装前行；并将公司治理改革的经验和思维，运用到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中，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第四，推动绿色治理落地，尽快出台《上市公司绿色治理准则》等规范性文件。协调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的行为，实施政府绿色行政，加快企业绿色转型，完善公众绿色监督，最终带动社会绿色发展。第五，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强化中国公司经济型治理的合规意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由制度落差带来的治理风险，是跨国公司治理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跨国公司治理情境下，东道国或海外上市监管机构的制度性规定增加了跨国协调成本，由此引发的治理环境风险、信息披露风险等公司治理风险也会相应提高。（文章来源：中国发展网）

作者| 邢卉 辛夷编辑| 豌豆前段时间，一名广东考生的命运牵动了大家的心，这位同学今年考了632分，填志愿时，却填了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让网友纷纷猜测，这位同学是不是原本想要填电子科技大学却填错了，毕竟“民办三本”独立学院和985高校的录取分数差距不是一点半点。究竟是不是填错，由于本人并未出面回应，无从得知事情的全部真相。这个热搜，却让大家关注到一个现象——有些大学的名字实在是太像了，真的不是为了蹭名校热度吗？其实，还真不全是。至少今天上流君要讲的深圳的各大分校们，个个都是根红苗正的宝藏学校，不是非一般的选手，还真的进不去。深圳的大学若是光论名字，除了深圳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其他的大学怎么看怎么好像“不太正规的样子”——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南开大学深圳金融工程学院、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emmm这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不是某某学院就是括弧深圳，这画风是不是像极了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中关村应用文理学院？（误）坊间有传言，有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同学毕业后去面试，结果被HR误以为是野鸡大学，因为ta只听过香港中文大学。传言的真实性已不可考，但它的流传，其实也反映了深圳诸多大学面临的问题：学校知名度确实不太高。所谓人不可貌相，学校当然不能只看名字和名气，其实深圳的这些学校，个个都是卧虎藏龙。△来源：知乎就像港中深的同学自嘲的那样：广东省著名双非（非985非211）“野鸡三本”，建校时间短，学费还一年十万块，分明就是圈钱的！毕业生去向都是华为、腾讯、字节跳动这样的“野鸡企业”，工作一般为投行、咨询、bat等996“辣鸡工作”。△来源：知乎对不起，一场误会，港中深表示：龙岗大学是我装的。别的分校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但我们家真不是那种分校，合作办学谢谢，至于录取分数，已经超过一本线90+。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分数线参考情况：广东省招生分数线630+，其他省份录取分数线理科平均也就高100分左右，文科也就高一本80分左右。（写到这里，小编打字的手已经微微颤抖。）这么说吧，这里的高分同学基本上都是能上清北复交人浙的水平，至少也是都能上985的天之骄子。坐标东北的哈工大大家都知道，是理科著名名牌大学，但其实除了本部，哈工大还有威海校区、深圳校区。尽管此前哈工大深圳校区的分数线会略低于本部，但在最近几年的招生里，深圳校区因地理位置和就业机会等吸引力，分数线蹭蹭上涨。在2017年，哈工大（深圳）理科最低分与中山大学分数齐平，2018年甚至还高过了中山大学。（确认过分数，是小编上不起的学校。）至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那也是正经的清华和北大，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学生素质高，师资力量也是杠杠的。△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就以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来说，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国际化，全英文教学、双语教学都是家常便饭，毕竟人家外国专家、海归人才一抓一大把，哪怕是普普通通的青年教师，也都是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等名校教育背景。听起来很像“三本”的XX大学+XX学院模式，例如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只有一个学院，离广州本部遥远，形单影只也就算了，却经常被误以为不是一本。△来源：知乎但它真的不是什么专科三本，而是深圳校区，正经的百年名校暨南大学啊喂。这里校区虽然小，实力却并不弱。要知道，暨大深旅1996年就设立了，隔壁的中山大学旅院、华南理工旅院都是2004年才设立，可以说暨大深旅是珠三角较早看到旅游产业趋势的高校。这里的旅游管理本科专业还通过了世界旅游组织旅游教育委员会的资格认证，是内地第一家通过此项认证的高等旅游院校。此外，深旅是由中国中旅集团、香港中旅集团、福建中旅集团、广东中旅集团和深圳华侨城集团共同投资建设并提供办学经费。这意味着什么？就是随随便便的学生社团活动都能有赞助，各类企业主办的比赛随时可以参加（拿奖），以及最宝贵的实习、就业机会。许多选择深圳的学霸们，其实是经过长远考虑的，选择了这些深圳高校，就等于选择了这座城市。而深圳最大的特点，自不用说，就是经济发展迅速，整个城市都是年轻人的世界。这里有华为、腾讯、阿里、百度、华润、普华永道等名企，也有着各大中小企业，不论你是想获得一份大厂经验，还是去小公司独当一面甚至创业，深圳，最不缺的就是机会。△《财富》公布2020年世界500强排行榜，其中8家在深圳|来源：南方+更不用说，有些学校还有专门的校企合作实习基地，还没毕业就会被学校安排去到大公司实习，当然这些学生本身也都有较强的综合素质，重视实践。当别的二三线城市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在纠结是否要前往大城市时，深圳的毕业生们，早已熟悉了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在4年时间里参加过各大企业主办的创业比赛，在大大小小的公司有过好几份实习。深圳各大院校高大上的各种对外交流机会和项目也是吸引学霸们的一个亮点。比如清华大学还专门设立了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定位就是国际化视野培养目标，学生可以去美国、加拿大、英国等高校及科研院所进行海外学术交流活动。△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师资力量近三分之一来自加州伯克利大学在深圳读大学，你可以与诺奖得主、院士们面对面交流申请各种出国深造或交换项目，获得更加广阔的视野，也可以和来自各个优质高校的同龄人交流学习。坐落于深圳市南山区丽湖边的大学城，有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等多个高校，学校之间共享食堂、球场。可能今天在你后面排队的就是GPA4.0的清华学霸，昨天和你一起打篮球的小伙子，明天就要出国交流了。在清华的草坪看书，去北大的湖边喝酒，然后去工大荔枝园摘荔枝，这样的场景你能想象吗？在深圳，让想象变为现实。如果你对宿舍条件要求比较高，那么恭喜你，深圳各大高校的宿舍都是有空调的！因为建校时间短，多数高校的宿舍楼都很新，条件也是别人家的大学系列。比如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就在旅游景区华侨城杜鹃山，世界之窗、欢乐谷就在旁边。△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读书是啥体验？书院制度了解一下，简单来说书院管理学生除上课以外的生活事务，学生们专业上有各自的院系，生活上归属于各个书院，书院提供的不止是宿舍、食堂，还有音乐室、健身房、洗衣房（还带烘干机），还会举办特色讲座活动，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共进晚餐……△自带健身房、洗衣房的宿舍了解一下你可以去音乐室练琴，可以去健身，最后累了还可以去按摩室，怪不得同学们都说“书院是爸爸，书院是妈妈”。△来源：知乎根据深圳市教育局统计，到目前为止深圳市一共有14所招生的高等学校，而在这14所大学里，“分校”占了快一半。为什么深圳有这么多“分校”呢？这与深圳这座城市的特色发展轨迹密不可分。深圳作为一个用40年时间腾飞的年轻一线城市，经济上的发展创造了“深圳速度”的奇迹。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对比的是，教育一直是深圳的一块短板。长期以来，深圳一直面临着只有一所深圳大学的尴尬处境，基础教育也都不尽如人意，中学升学率甚至不足一半，此前上流君在《在深圳，有一半中学生上不了高中》一文里也有写过。△深圳的教育支出远低于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京上海|来源：证券时报网办大学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期的投入和建设，引进高校就成了一个快速吸引人才的折中办法。于是深圳在建设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大学以外，开始和国内顶级名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合作，建立研究生院。与本科生不同，研究生的培养更注重科研，将科研成果快速应用到产业发展，这也正是深圳发展所需要的。以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为例，就已经累计孵化企业2500多家，培养上市公司21家，包括力合微电子、兰度生物材料、水木金谷等。到了现在，这些名校已经不仅仅是将研究生的培养转移到深圳，本科教育也在慢慢跟进。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从2017年开始招生本科生，录取分数线甚至一度超过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引进大学的进程并未因为清华、北大、哈工大的入驻而停止，而是一路飞奔。根据规划，到2025年，深圳高校要达到20所左右，达到全日制在校生约20万人的目标，3-5所高校综合排名进入全国前50名，届时将成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看看深圳近几年确定的合作引进高校名单：不仅有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名校，还有耶鲁、牛津、剑桥等世界名校。△2019年南开大学与牛津大学宣布在深圳成立联合研究院△剑桥大学与北京大学将在深圳联合办学这种引进合作国内外知名高校的模式，可以说唯有深圳这座讲究经济效率的城市可以办到，这也变成了深圳特色的高等教育模式。诚然因为建校时间短，这种合作模式也存在着资源不足、基础设施跟不上、更注重理科而人文学科薄弱等等问题，但事情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办大学更是如此，深圳教育的发展也许并不能立竿见影见到效果，唯有时间可以给出答案。前不久，深圳刚过完40周岁的生日，这座见证了改革开放奇迹的城市，如今在教育上，也正在实现它的深圳速度。[1]戴明杰.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现状特征与战略定位研究 [J].教育现代化,2019,11：134-135[2]大学城不是一天建成 深圳能否“山寨”出斯坦福？[EB/OL].中国新闻周刊, 2017-08-11[3]从1到15，看深圳高等教育如何“弯道超车”.[EB/OL].南方网,2020-08-28[4]全民焦虑的深圳教育，问题出在哪？[EB/OL].证券时报,2019-12-09

盐田区委全会提出，全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着力打造特色科技产业创新区。牢牢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完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加快集聚创新型项目、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人才三大资源，力争成为全国创新创业和投资发展首选地之一。大力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加大关键技术攻坚力度，加快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物流机器人研究中心等一批科研平台建设，争取深圳生命信息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实验室落户，力争在生命健康、人工智能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等应用基础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出台高质量发展“1+N”文件，培育和集聚一批具有领跑作用的科技创新型优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融合机器人、数字化等先进制造技术在实体经济领域广泛应用，促进黄金珠宝等传统产业迸发新动能。持之以恒招大商招优商招好商。强力推进小梅沙整体改造、盐田河临港产业带、太平洋工业区等项目建设，加快启动田心工业区、盐田旧墟镇等项目，推动资源错配、用途错位土地转化为产业用地，为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空间保障。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灵活运用产业链招商、小团组招商、定向招商、以商招商等方式，积极引进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大型国企、优秀民企在盐设立总部或区域总部。深入推进产业补链、强链、延链、稳链工作，围绕龙头企业细化完善招商图谱，引进关键环节、核心企业、上下游配套，形成协同发展的“雁阵效应”。全力打造“梧桐人才”高地，大力集聚各方面优秀人才，全面助力“产业兴盐”。坚持“政策+引才”双轮驱动，构建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精准的人才政策体系。 （文章来源：深圳商报）

来源：金融界网站中青宝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利得链科技，与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签署了《联合成立区块链研究中心合作协议书》，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共同建立“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区块链研究中心”，缔结产学研合作关系。

2020年11月21日，深圳虚拟大学园第七届名校名师公益课堂南开大学专场顺利举行。本次公益课堂由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创新战略研究中心主办，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承办。本次讲座邀请到李若林教授以《芯片技术与产业结合》为主题在深圳虚拟大学园重点实验室平台大楼开讲。李若林是南开大学物理系硕士、留德物理学博士，国家重大人才工程A类人才，国家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首批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赵雨清副教授代表南开大学为本次讲座致开幕词。深圳市科技创新战略研究中心戎雪亚调研员、曹达华副调研员出席了本次讲座，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关注和推广下，本次讲座吸引了大量专业人士参与，线上线下共计800多人参会。李若林以硅光子集成技术及其应用为主题展开，硅光子集成技术是指在硅基晶圆上实现光子系统的芯片集成和进一步的芯片光电集成。依赖半导体芯片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优势，硅光子芯片技术在过去20年得到了飞跃发展。李若林指出过去几十年引导IC产业发展的摩尔定律正在受到半导体工艺极限的挑战，作为超越摩尔定律的重要发展方向和很多新兴应用的基础技术平台，硅光子技术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越新的应用：从长距离光通讯到数据中心到光量子计算；从图像传感器到激光雷达到新冠病毒检测。本讲座还介绍了光子集成的基本概念包括光波导、波导耦合器、MZI、激光发射和接收器等器件，进一步延伸到光子芯片的仿真设计和制作包括EPDA和PDK的使用及基本芯片制作验证流程，并通过实际案例来介绍光子芯片的制作。最后基于硅光子芯片集成技术的特点和发展现状，重点讨论和介绍了硅光子技术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激光雷达、微型气体分析传感器、生物传感包括COVID-19检测等的应用。主题演讲结束后，在互动环节中，听众就目前硅光子集成技术在国内的应用范围和前景与主讲嘉宾进行了探讨，不失为代表了一次硅光子集成技术的前沿技术讲座。深圳虚拟大学园自2014年开设名校名师公益课堂，至今已连续举办了六届，邀请了成员院校的数十名专业学者来深讲学，听众达到万余人次。公益课堂汇聚成员院校前沿科技、人文、经济、管理领域的教授、专家以及杰出校友资源，为社会公众和科研人员举办专业论坛，形成了文化聚集效应。深圳虚拟大学园名校名师公益课堂喜获2017年深圳市“终身学习品牌”称号。2020年的主题是：履行大学使命，传授中华文化，赋能特区创新。

撰文 ▏王慧编辑 ▏肖泊缺少完备、丰富的理论，公益行业能否行稳致远？2020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宣布，不再开设教育学（公益慈善管理方向）辅修专业。消息传出，一片惋惜声中，一个问题又被重新提出——公益慈善是否应该在本科设立专业？围绕于此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如果在本科阶段开设公益慈善专业，公益慈善领域现有的理论基础以及科研、教育师资，又是否足够支撑公益慈善学科体系的构建？即使不考虑公益慈善教育，公益行业近几年在诸如商业与公益的关系、公益市场化等话题上的争论，也在呼唤公益慈善理论体系的搭建。1998年，清华大学NGO研究所设立，被认为是中国高校公益研究的发端。《社会创新家》总结发现，20多年中，高校公益研究机构大致走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少数几位学者发起公益研究所，到汶川地震后公益研究院渐次成立，再到近年青年学者涌现、活跃。可以说，目前的高校公益慈善研究，已然生机勃勃。其中的学者，一方面埋头学术，致力于完善公益慈善理论体系；一方面发挥所在机构的智库功能，为行业发展、政府决策与立法建言献策，积极提供智力支持。1起点2015年，多家高校研究机构紧锣密鼓地为《慈善法》（草案）召开多次专题研讨会。一年后，《慈善法》正式实施。虽然相关条款仍有待改进，但多年呼吁终于落地，于行业，终究是“里程碑”式的进步。多版民间草案中，“北大清华版”因内容相对全面，成为《慈善法》草案制定的有力参考。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以及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都是这一版草案的主要推动者。北大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由魏定仁、陈金罗在1998年发起成立。前者是北大法学院教授，后者曾任民政部司长，参与过《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的起草工作。前辈的前瞻性眼光，给金锦萍参与推动非营利组织立法埋下了伏笔。当时还以民商法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她，可能不会想到，之后十余年，自己都会将“为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视为使命。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契机，让金锦萍发现了非营利组织立法领域的空白，此后，她便沿着这个方向，一发不可收。金锦萍2005年，金锦萍出版《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研究》，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的专著。次年，她又与在北大法学院任教的葛云松等人，合作出版了《中国非营利组织法的基本问题》以及《外国非营利组织法译汇》。追溯起来，这些早期研究成果，无疑是《慈善法》得以出台的必要基础。十几年来，在社会法这一法学相对边缘领域，金锦萍不断深耕。她也因此被称为“社会法领域研究第一人”。北大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成立同年，38岁的王名在清华大学成立了NGO研究所。此时距离王名从名古屋大学博士毕业，刚刚过去一年。依托这一研究所，王名最初的研究方向，是中国NGO与社团改革。2002年，王名出版《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介绍了非营利组织的概念、历史，以及管理的各个方面。此后，王名的研究工作更多地向公民社会、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深入。2015年，在民政部和清华大学的共同推动下，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升级为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该院两位副院长，邓国胜和贾西津，一直以来在公益行业被视为“中生代”学者代表，邓国胜主要研究领域为NGO、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绩效评估与能力建设；贾西津则长于公共伦理、公民社会与治理的研究。政府的参与进一步明确了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的定位：致力于公益慈善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国家级智库。既能拓宽社会力量话语权，又能撬动政府改革，王名找到了一块绝佳空间。王名事实上，在王名和金锦萍之前，另一位学者在不同的研究方向，也对公益慈善研究显示出了浓厚兴趣，他就是长王名6岁、主要研究慈善史的周秋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周秋光立足湖南师范大学，重点研究民国湖南慈善家熊希龄，并逐步拓展和加深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研究。1998年夏，慈善力量参与南方抗洪救灾，引发了人们对慈善发挥作用的思考。周秋光撰文《关于慈善事业的几个问题》，在《求索》杂志发表。文章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慈善史，阐释“慈善”的概念、定位等内容。周秋光进入21世纪，周秋光继续沿着慈善史方向，研究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并出版了《中国慈善事业简史》。这本著作也被视为国内慈善史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2011年，周秋光推动发起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就在《中国慈善事业简史》书稿付梓的2005年，曾就读于应用数学系、任职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康晓光彻底调转人生方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任公共管理学院任教授，并在两年后创立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对于这一转变，康晓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理由。在“希望工程”覆盖全国家喻户晓时，康晓光曾窥见了第三部门对“中国整个社会管理和统治结构”的影响，对于康晓光来说，第三部门是作为学者的他为中国社会寻找未来的一个入口。康晓光以“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和“政治文化”为研究方向，康晓光丰富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研究角度。其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博弈研究》《君子社会》等学术专著。康晓光本人担任多个基金会理事，依托学术成果，他可以直接地依托研究成果，为非营利组织的实践提供指导。2矩阵形成2008年汶川地震后，公益慈善事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同时也催生了国内高校公益慈善研究机构的初步繁荣。早期最引人关注的，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以及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2010年，在汶川地震救灾中名声大噪的壹基金，和王振耀推动成立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相关介绍中，这是首家由大学与公益组织联合发起的，专门从事公益理论研究、公益人才培养与公益政策咨询服务的研究机构。根据目前已知的资料，它也是高校公益慈善研究机构中，第一家“研究院”级别的机构。这所研究院的成立，在行业内引起极高关注。然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占了两个“第一家”的头衔。王振耀2010年，曾在汶川地震一线组织救灾的王振耀，从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民政部救灾救济司）任上辞职，出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这一年，王振耀56岁。政府官员投身民间公益，外界难免诸多解读，一段时间内，媒体报道里，王振耀被冠以“辞职司长”的名号。以王振耀自己的解释，他原本只计划“当个教授”，但了解研究院的定位后，觉得这是一件“必须投入很多心力”去做的事。“中国公益需要提升的方面太多。比如说建立系统的研究网络，调整公益研究的方式......这也是我担任民政部官员期间一直在呼吁的。”作为研究院中的先行者，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没有仅仅埋首于学术研究，而是通过多种形式，推动行业建设。成立后不久，它接连推出“京师公益讲堂”“中国基金会领导人高级研修班”“中国传媒从业者公益慈善研修班”等项目。当时，这成为不少人深度了解公益的窗口。两年后，该研究院更名为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王振耀曾设想在硕士阶段开展公益慈善方向的学历教育，这一构想后来演化成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学院的合作。双方于2013年联合开办EMP（国际慈善管理）项目。2015年，同样由王振耀担任院长的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该项目并入其中。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成立次年，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也紧随其后开办。二者一北一南，成为当时国内高校公益慈善研究重镇。如今，后者虽然已经关闭，但它运作期间的活跃，对其他高校公益研究机构的成立，或多或少有着启发作用。而且，它留下的成果，也有着独特的行业价值。担任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的，是时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教授的朱健刚。目前，朱健刚担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健刚在朱健刚的主持下，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翻译了《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这本书根据学者朱友渔1912年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译出。相关介绍中，它是首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传统及其精神的著作。除了翻译作品，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也成立了公益慈善数据档案馆。在建馆札记中，朱健刚介绍，“希望以此记录各类社会组织的哀荣生灭，留铸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曲折轨迹，进而支持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同时为更多公益组织的互动交流与资源共享提供平台。”与早期的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相似，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也开展了一系列行业活动。论坛、沙龙、分享会.....轮番举办，相关话题包括台湾社企、社区基金会、社会工作、公益传播......而且，它也曾尝试开展硕士阶段的公益慈善教育，即开设民族学专业（公益慈善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研修班，招生对象为公益组织、政府、企业、媒体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两家研究院的公益慈善教育都没有在本机构得到延续，但同期，另外三所同样秉持这一愿景的高校机构已经在酝酿。2010年，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暨河仁慈善基金会捐资成立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这所同样由基金会推动成立的研究机构，背后关系着中国基金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2009年，63岁的曹德旺提出捐赠股权设立慈善基金会。这是中国基金会不曾有过的捐赠形式。申请引起了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委的关注。历经两年多努力，“中国股权第一捐”宣告成功。曹德旺受聘南京大学名誉董事长自称为“学院”而非“研究院”，体现了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在公益教育上的偏重。依托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它将作为河仁慈善基金会的专门教育研究机构。目前，除了在社会工作专业硕士与博士点下增设公益慈善研究方向，河仁社会慈善学院还在社会工作本科阶段增设了公益慈善专业课程。如今已停办的北师大珠海分校教育学（公益慈善管理方向）辅修专业，开办于河仁社会慈善学院成立的两年后，由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北师大珠海分校、基金会中心网合作发起。据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明德公益研究中心共同完成的《中国公益慈善学历教育发展报告》，该专业培养的毕业生超过60%在公益行业就业。纵然在实际数量上并不大，这一成果却已经得到行业一定程度的认可。即使停办，其办学经验还可以由行业继续学习、实践。稍晚于两所学校，2014年，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与泰国正大集团、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合作，设立公益慈善管理学院，并于当年9月招收首届中国公益慈善管理专业四年制本科生。学院成立的背后，是学校与泰国正大集团的战略合作。自2014年始，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学生，由首批入选国家“2011计划”的南京工业大学和泰国正大集团联合培养。同年，泰国正大集团向南京工业大学捐赠2.011亿元。从专业设置来看，该学院也偏重对“专业型”公益人才的培养。据《中国公益慈善学历教育发展报告》，其毕业生中，同样有超过60%的人在公益行业就业。这一时期，从地域分布来看，南方高校的公益慈善研究机构显示出了活力。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都成立了公益慈善研究院。2017年，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也升级为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将目光移回北京，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成立后，次年，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在校友李晓波的资金支持下，也升级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北京高校公益慈善研究机构的整体发展也趋于细化。比如，清华大学除了公益慈善研究院，还开设有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所、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三者有所联系却又各自独立；北京师范大学除了建立中国公益研究院，还成立了社会公益研究中心、国际NGO与基金会研究中心、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南北相望，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机构的矩阵初步形成，整体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3回应新态势2016年之后，“公益市场化”这一话题引起关注。徐永光《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一书的出版，点燃了行业的争论。行业新趋势无疑会引导学术的研究方向。针对“公益市场化”之争，康晓光撰写《义利之辨：基于人性的关于公益与商业关系的理论思考》一文，摘要中提到，“本文试图从‘公益中心主义’出发......厘清公益与商业关系，主张公益不能化约为商业，公益有其不可替代的人性和制度基础。”“商业”与“公益”的关系究竟如何，对有着商学、经济学背景的学者来说，同样具有吸引力。2006年，一篇名为《在我国由政府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建议》在《经济日报》的内参上刊登。如今看来，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建立具有高度公信力和绩效水平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培养和壮大政府转型的同盟军”，不可谓不超前。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客座副教授的赵萌。当时，他正在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攻读组织与战略博士学位。赛义德商学院开设的“斯科尔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使赵萌较早接触到了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的概念。2014年回中国任教后，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精神成为赵萌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赵萌除了赵萌，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朱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芮萌，也都是兼具经济学背景，横跨商业与公益两界研究的学者代表。“公益市场化”掀起话题讨论后，他们也共同在为学术研究、行业发声以及教学培训而奔走。翻看三位学者的履历不难发现，他们都有着海外留学经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对社会企业这一形态有更包容的心态。但事实上，在“公益市场化”引发争论之前，国内已经有一位本土学者开始研究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等社会创新概念。她就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袁瑞军。袁瑞军徐永光曾评价：“学界的袁瑞军教授......她对中国和全球社会企业的发展研究得很透，是中国学界社会企业研究第一人。”2005年，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成立，其前身是1998年成立的中国社会团体研究所。也许就是在这里，原本以政治学为研究方向的袁瑞军，逐步接触第三部门。根据公开资料，至少在2013年，袁瑞军就已经开始了对社会企业的研究。当时，她主要研究的内容有社会企业的概念、理论、案例，中国大学开设社会企业课程和建学位的情况，以及社会企业的相关研究，如公益创投、道德慈善、福利企业、合作社等。近几年，越来越多社会企业涌现，袁瑞军也在继续推进对社会企业认证标准、影响力测评的研究，以支持社会企业落地。对社会企业的研究热潮扩散，间接促成了相关研究机构的成立。2017年成立的电子科大慈善与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就提出，研究重点为战略性慈善、影响力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社会创新与社会创业等方面。上海交大、北师大珠海分校、华北电力大学也都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外援”，孟加拉国银行家、经济学家尤努斯及其团队也参与发起了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以及郑州大学尤努斯社会企业中心，主要研究方向都与社会企业、微型金融相关。赵萌担任前者的联合主任。除了“公益市场化”这一主题，国内公益慈善事业呈现愈发丰富的形态。其背后，是经济、社会结构、技术多重变化下的影响。康晓光2018年初发布的报告《超慈善——中国慈善新时代的特征及其由来》，更为系统地阐释了近十年中国大陆慈善领域发生的“一簇新现象”：慈善组织构成多样、慈善内涵日益多元、慈善方法与工具愈加丰富......广泛而深入的跨界与融合使原有界限被打破。报告中，康晓光将当今中国总体慈善形态命名为“超慈善”。新形态，愈加将公益慈善事业学术研究引向细化与多元。4新生力量助力“百花齐放”而支持多元化学术研究的，无疑是“人”的壮大。立足高校，第一代公益慈善研究学者开拓，中生代接续，多年积累，如今已然培养了一批“后起之秀”。针对本科公益教育的必要性、实现路径，行业内仍有争议。除了上文提到的河仁社会慈善学院，以及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公益慈善管理学院，华东师大公益慈善事业管理研究院、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等机构也仍在实践先行的路上。相较之下，硕博阶段的公益人才培养空间、成效更大。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摇篮”。王名曾介绍，“慈善学历教育越往后走，必要性越大。我们的博士生、博士后，不少进入到了公益领域，并且发挥的作用非常大。我做了一下统计，发现我们已经培养了近100名博士后，离开慈善领域的很少，极个别的会到政府、企业去工作。”王名的学生中，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助理蓝煜昕，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潮，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健等，都在公益慈善学术研究中比较活跃。从王名的统计或许可以估算，高校培养出的青年公益研究学者已达到数百名。这些青年学者普遍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研究方向也更为前沿，包括慈善信托、慈善文化、区块链慈善等。据《社会创新家》了解，青年学者中，不少人有着海外留学经历，例如挪威奥斯陆大学博士后、现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的沈永东，硕博就读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的王筱昀，利物浦大学法学专业哲学博士、现任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的李德建，日本同志社大学政策科学博士、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的俞祖成等。另外，北师大法学院副教授马剑银、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高荣、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吕鑫、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谢晓霞等，也都是年轻一代中出色的学者。除了相关专业出身的青年学者，公益慈善研究也在吸引着“跨学科”的青年学者。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罗俊便是其中之一。读博期间，罗俊师从经济学者汪丁丁和叶航，两位导师借助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理论，引导学生思考、研究非理性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偏好。受其影响，罗俊开始关注慈善捐赠领域，后续主持多个慈善捐赠相关课题。罗俊与初代学者面临的环境不同，行业发展为青年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更为肥沃的土壤，相关基金会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支持。敦和基金会的“竹林计划”就专门资助青年慈善学人的研究。可以看到，一方面，公益慈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一定基础。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大约2016年，机构共出版公益慈善（社会组织）相关专著100多种，发表论文700余篇。扩展到全国高校公益研究机构，成果只会更为丰硕。另一方面，青年学者的壮大使公益慈善研究呈“百花齐放”之势。如今，行业或许有更充分的理由，去期待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理论体系以及学科体系的构建。END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也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并已在国内形成了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广州等五大高校重镇；这五个城市聚集了国内70%以上的高等教育院校，并且均是名校林立，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五大高教中心和学术重镇。当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黄金期，随着双一流大学工程和职业院校双高计划的实施，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又迎来新的“春天”。除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等国家部委在全力助推高等教育发展外，各省市也都纷纷出台政策，描绘各自的地方高等教育发展蓝图。其中，深圳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且独特的地域优势和经济条件吸引了国内外大批知名高校纷纷前来设立分校、研究生院、研究院等，深圳市也一跃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具活力的城市。一、深圳市市属高校深圳市现拥有的全国知名市属高校有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技术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深圳大学创办于1983年，由北京大学援建中文、外语类学科，清华大学援建电子、建筑类学科，中国人民大学援建经济、法律类学科。深圳大学建设30多年来，始终坚持以特区需要为导引，为深圳培养了大批人才，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深圳大学有望冲击下一轮双一流大学工程，其工程学、临床医学、材料科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化学等学科均进世界排名前1%。南方科技大学由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创办，是目前国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高校，聚集了大批海外顶尖学术人才，现已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系大学，且“高精尖”的办学思路和模式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道路。深圳技术大学于2019年11月27日创立，是深圳市的一所公立应用型本科院校，其设立的目标就是面向高端产业发展需求，致力于培养高水平工程师、设计师等极具“工匠特色”的顶尖专门人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被誉为“高职院校中的清华”，现已入选教育部、财政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第一类），是第一类高水平学校建设A档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人才培养能力、科研能力、师资阵容堪比国内一般本科院校，其已早在2012年开始招生本科生。二、已建成的名牌大学分校或校区深圳市现已建成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于2002年“进军”深圳，现在深圳大学城设立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后又再次基础上了成立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并于2018年开始独立招收本科生。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充分利用本部的师资优势和深圳的地域及经济优势，成立虽然不到两年但发展及其迅速，2019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的理科录取分数线已经超越中山大学，俨然成为广东省理工第一名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于2014年正式成立，并在次年开始面向内地招生本科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一所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传承香港中文大学办学理念和学术体系的大学，其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理事会管理机制，采用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设有4个书院、3个学院及研究生院和14个本科专业及11个研究生专业。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是暨南大学布局的”三地五校区”中的深圳校区，是暨南大学的27个学院之一，为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在深圳的办学窗口。目前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设有旅游管理、英语2个系，并开设了高尔夫球与休闲管理专业，拥有计算机中心、图书资料中心、体育中心、数字化校园、多媒体教室、电子商务实验室、语言实验室、多功能报告厅及直属产学研基地燕晗山酒楼等教学设施。三、已建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机构） 深圳市目前拥有一所国内知名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其是由深圳市人民政府、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三方在深圳合办的一所具有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极具国际视野，面向全球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采用汉语、俄语、英语三种语言进行教学，是深圳市乃至全国最具“国际范”的高等院校。四、已建的高校深圳研究院高校研究院，在学术界是指科学试验的研究机构，是大学之后的进阶教育研究机构，是高校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共有22所高校在深圳设立的研究院，分别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厦门大学深圳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研究院，山东大学深圳研究院，香港大学深圳研究院，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香港浸会大学深圳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研究院，西北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大连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武汉大学深圳研究院，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浙江大学深圳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中南大学深圳研究院，东南大学深圳研究院，中国海洋大学深圳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深圳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深圳研究院。这些高校深圳研究院已经成为各高校科技开发、人才培养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成为这些高校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提升高校综合实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这些高校设立在深圳的研究院也极大推动了深圳市的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二者会利互惠，开创了中国高校和地方合作的崭新模式。五、拟建及在建大学或校区目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均在深圳拟建校区或大学，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更在紧张建设当中。清华大学早2001年就在深圳成立了研究生院，是C9高校联盟中第一个在深圳市设立研究生院的大学；到了2014年，清华大学又与伯克利加州大学、深圳市政府签署合作办学备忘录，拟创建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2016年，清华大学又与深圳市政府签署新协议，拟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基础上共建清华大学深清华大学深圳国际校区。和清华大学一样，北京大学于2001年与深圳市合作共建了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其后，北京大学又与深圳市政府在签署合作办学备忘录，二者准备共建北京大学深圳校区。中国人民大学于2002年在深圳成立了深圳研究院，其又于2016年深圳市政府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准备在深圳研究院的基础上创建中国人民大学深圳校区。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先进技术学院于2013年揭牌成立；同年11月，中国科学院大学于深圳市政府签署了《深圳市人民政府 中国科学院在深合作办学备忘录》，双方拟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合作建设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校区。中山大学已在2015年成立，但目前仍处于在建状态，预计2020年投入使用，是中山大学继广州校区和珠海校区之后的第三个校区。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深圳校区拟筹建10余个院系，包括医学院（深圳）、公共卫生学院（深圳）、药学院（深圳）、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材料学院、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智能工程学院、航空航天学院、农学院、文学院、理学院等；同时，中山大学计划在深圳校区布局建设3至4个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这些平台将面向学术最前沿、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将被建设成为同领域国际最高水平的平台。“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今天的深圳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大学最钟爱的城市和最理想的办学合作对象，深圳已经在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加速向高等教育特区的方向发展。为打造国际一流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提供强力支撑，深圳正在探索创建与世界级大湾区建设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协同创新发展的新机制、新体系。深圳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新中心，成为中国第六大高校重镇和学术重镇，你觉得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