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日前，经天津市教委组织公开申报、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等程序，第三批天津市高校智库遴选结果正式公布，全市共有13家研究机构立项为天津市高校智库，4家研究机构立项为天津市高校智库（培育）。其中，南开大学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中心、中国上市公司发展研究中心、循环经济与低碳发展研究中心、东北亚金融合作研究中心等4家研究机构入选天津市高校智库。至此，南开共有8家天津市高校智库。此外，2018-2019年度天津市高校智库评价结果也同步公布，全市共有9家高校智库建设评价为优秀。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中心等3家高校智库入选。【来源：南开大学】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来源：金融界网站12月10日，由全球知名中文财经网站——金融界，主办的“2020金融界领航中国年度评选”颁奖盛典在京隆重举行。湖南财信金控集团旗下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伍超明宏观团队（以下简称“伍超明宏观团队”），从参评的400余家金融机构中脱颖而出，连续两年荣获“杰出策略研究团队奖”。 “金融界领航中国年度评选”至今已成功举办九届，是行业最具影响力的评选活动之一。此次评选共有400家金融机构参选，涵盖了国内几乎所有主流金融业态，包括银行、保险、基金、证券、期货和信托等。主办方采用网络票选与专家评审相结合方式，确保了评选全程公平、公开、公正，能够充分体现获奖团队的专业性与影响力。 2020年，伍超明宏观团队凭借对宏观经济走势与货币财政政策的精准把握，提出三大资产配置策略，均得到市场有力验证，助力团队在本次评选中再次成功突围。 1）2020年1月，团队发布年度宏观策略报告《行稳致远》，明确提出“上半年守候黄金投资机会，A股结构性行情可期”。上半年，伦敦黄金现货价格涨幅高达16.1％，同期沪深300和创业板指涨幅分别为1.6％和35.6％。 2）2020年7月，团队发布中期宏观策略报告《弱复苏，强改革，看结构》，重点提示关注修复机会。随后，三季度沪深300和创业板指涨幅分别为10.2％和5.6％，市场驱动因素逐渐由宽松流动性向盈利修复切换。 3）2020年10月，团队发布四季度宏观策略报告《周期归来，股票商品占优》，在市场率先提示中美新一轮库存周期与中周期或渐次启动，强调股票和商品的投资机会。截止11月30日，四季度沪深300和创业板指涨幅分别为8.1％和2.2％，前者明显跑赢后者，且同期南华工业品涨幅达10.9％，全面验证报告观点。 伍超明宏观团队成员简介伍超明，财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学博士后。现担任财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曾担任财信金控旗下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从事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研究，参加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联储的宏观经济分析培训。在国内经济学顶级核心期刊《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博士后科学基金，参与多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次获得央行重点课题一等奖，曾获“南开大学十大杰出人才”称号。胡文艳，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湖南大学金融学硕士，现主要负责货币政策、流动性、大类资产配置研究工作。2016-2018年供职于财信证券研究发展中心，曾作为策略团队核心成员，从事A股大势研判和行业比较工作；后加入财信证券宏观团队，负责利率、流动性、汇率、房地产以及大类资产配置研究。联系方式：huwenyan21@126.com 李沫，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金融数学学士、金融学硕士，现主要负责通胀、投资、进出口、PMI、汇率、利率等数据以及杠杆率、地方政府债务、中美贸易战等问题的研究。2017-2018年供职于财信证券研究发展中心，作为宏观团队核心成员，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工作。联系方式：limo.ye@163.com陈然，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物理学学士、管理学硕士，2019年入职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现主要负责宏观经济指标体系及量化模型的构建，外汇、贸易、制造业、房地产等问题的研究。联系方式：chenran_warden@163.com

继西安、郑州常住人口接连突破千万之后，今年上半年杭州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006万人，有望成为中国第16座千万人口城市——“千万人口俱乐部”究竟有啥吸引力？“千万人口俱乐部”一览成员都有谁？★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新一线城市：天津、重庆、成都、武汉、苏州、郑州、西安★省会城市：石家庄、哈尔滨★其他：南阳、临沂、杭州（有望成为第16座）为什么选择这些城市？★经济条件：多为“万亿俱乐部”成员★就业空间：收入高、职业发展前景好★政策引导：各地纷纷上演“抢人大战”★公共设施：医疗、教育、交通又有一座城市即将加入全国“千万人口俱乐部”！近日杭州市统计局发布2019年5月份月报显示，杭州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达1006万人。杭州，成为中国第16座千万人口城市指日可待。人口规模破千万对一个城市意味着什么？这些城市有哪些共同点？为什么人口向这些城市聚集？人口规模破千万≠超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出现人口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临沂和南阳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今年一季度，全国人口规模突破千万的城市共有15座，分别为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天津、重庆、成都、武汉、苏州、郑州、西安等新一线城市，石家庄和哈尔滨2座省会城市以及南阳和临沂。此外，杭州也有望于今年实现常住人口破千万。人口规模，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先看常住人口总量。2018年末，重庆3101.79万人，是全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北京、上海常住人口超2000万人；郑州1014万人，西安1000.37万人，均为2018年首次加入“千万人口俱乐部”的新成员。再看人口流动态势。北京、上海等城市，虽然常住人口始终保持在千万级别，但近年来在人口疏解的政策背景下，出现了人口规模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的趋势。数据显示，2018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54.2万人，比上年末下降0.8%；上海常住人口为2415.27万人，比上年减少3万人以上。这两座城市对未来的规划也是把重点放在“控制”而非“增长”。《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要求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计划到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常住人口破千万并不代表这些城市就已经成为超大城市。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为中等城市；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为大城市；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武汉、临沂、石家庄等几座城市虽然总人口破千万，但实际上城镇化率并不高。例如，武汉全市下辖13个市辖区，包含了大片农村。石家庄一共8区13县（市），大量人口分布在辖下县市。临沂和南阳更是如此，城镇化率分别为57.4%和46.23%，甚至低于全国59.58%的平均水平。这些城市距离成为真正的大城市、超大城市还有较长的路。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家庭分析，人口向大城市、超大城市聚集将会是一个长期趋势。未来，大城市膨胀、小城市收缩的城市两级分化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北上广深不再是唯一选择——经济发展好、就业空间大、“抢人大战”、公共设施完善，新一线城市吸引力增强人们为什么喜欢向这些城市聚集？在某银行工作的小方自大学毕业便选择到杭州定居，并于去年在杭州买了房。“选择杭州定居，一是因为工作机会好，二是杭州环境好，而且各类生活设施都很完善。更重要的是，杭州这几年发展速度很快，几家大的互联网公司总部都在这里，各种新业态迅速崛起，我很看好这座城市的发展。”选择一座城市，首先看经济条件。与“千万人口俱乐部”齐名的还有“万亿俱乐部”，即GDP总量突破万亿元的城市，而两大“俱乐部”名单重合率颇高。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2018年GDP之和高达11万亿元，无疑是中国创造财富最多的4座城市。除此之外，天津、苏州、重庆、武汉、成都、杭州、郑州等城市，既属于“千万人口俱乐部”，也属于“万亿俱乐部”。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是很多人选择一座城市最基本的考量。就业空间。王家庭表示，收入高、就业机会多的城市自然而然具有人才吸引力。去年毕业的小林，就是冲着某科技公司开出的40万元年薪选择了杭州，放弃了北京户口。“比起户口，我更看重职业发展空间，杭州那边不仅给的工资高，未来发展空间也更为广阔。”小林说。政策引导。“抢人大战”近年来愈演愈烈，新一线城市中的武汉、长沙、西安等提出百万青年人才计划；二三线城市实行“零门槛”落户、先落户后就业、家属随迁、给予住房补贴或提供人才公寓等福利性政策。“落户政策的放松，相当于降低了人口的准入门槛，短期内自然会吸引大量人口涌入。”王家庭说。公共设施。医疗水平、教育资源、交通设施等公共设施的完善程度，也是吸引并留住人才的重要因素。王家庭表示，“娱乐设施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在5G时代，是否有完善的互联网公共服务十分重要。因此，杭州、成都等‘网红城市’对年轻人吸引力更大。”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小陈表示，今年北京落户格外难，能给北京户口的单位越来越少、要求越来越高。“先在北京干着吧，或许过两年就回老家或者去别的新一线城市发展。”北京、上海户籍政策的收紧、其他新一线城市户籍限制的放宽，以及公共设施、福利条件等因素，令更多人把目光从北上广深转向了新一线城市。人们对城市的认知和选择，正在慢慢转变。一味“抢人”不是好办法——保障设施跟不上，人口快速聚集易造成就医难、入学难等问题，要把城市能提供的和人们所需要的结合好人口规模的增长，给城市带来了哪些新变化？家门口通了7号线地铁，沿江景观越来越漂亮，一条条新路陆续修好……这是武汉“土著”万先生近年生活中最可喜的变化。“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感觉苏州整个城市的气质也变了，从以前的江南小城变成了保留了原本特色的新都市。例如俗称‘大秋裤’的东方之门、正在建设的江苏第一高楼金融中心、新地标太湖新区等，苏州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苏州生活了近10年的小刘表示。房价上涨，也是这些城市加入“千万人口俱乐部”后的共同变化。以西安为例，“西安市场这两年房价上涨力度的确较大，其原因在于西安在人才导入等方面政策力度较大，而人才引入加大了市场购房需求。此外，西安城市建设发展速度快，尤其是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相关楼盘价格上涨明显。”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分析。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王家庭分析，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容易在一定时期内降低这些城市的人均公共服务、社会福利水平，对当地居民生活可能造成一定的不便。小刘对此深有感触：“虽然苏州医院数量不少，但是还不足以满足1000多万人口的就医需求，各大医院排大队的现象很常见。学区房的价格近年来更是飞涨，甚至出现了单价突破10万元的学区房。交通也变得越来越拥堵，路上跑的私家车数量明显多了。地铁以前只有早晚高峰会略为拥挤，现在平峰期的客流量也很大。”旅游城市杭州更是如此，每到节假日都会因为人多而上热搜。小方说：“周末想去商场逛街、去西湖散散心，只要一想到拥堵的城市交通和巨大的人流量就不想出门了。”各地通过“抢人大战”抢到了人才，如何留住人才却成了难题。王家庭分析，地方政府要对城市资源承载力有一个科学的评估。不能盲目“抢人”，要考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因素能否支撑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此外，各地政府在进行“抢人大战”时，应更加关注人的素质。不同城市需要的人才类型不同，有的需要劳动型人才，有的则需要研发型人才。“城市能提供的和人们所需要的，两者要结合好，才能促进城市发展。”“人口，是社会发展基础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未来。”王家庭说，各地的“抢人大战”不太可能停下来，面对短期内涌入大量人口，各地应提前做好预案，做好规范化、制度化管理。(记者 徐佩玉)

工人日报客户端6月25日电 6月24日，中国科协与天津市政府、南开大学共建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据了解，三方共建的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旨在打造数字经济领域高端智库平台，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教授任中心理事长，中国联通科技委主任刘韵洁院士任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怀进鹏院士在致辞时表示，希望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围绕数字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民生融合生态、科技伦理与社会治理、数字经济时代全球合作与挑战、创新人才与中小企业发展等问题深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使数字经济更好赋能产业、赋能社会、赋能生活，有效发挥复工复产的稳定器、经济振兴的加速器、新动能的倍增器作用。天津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于立军指出，天津市将全力支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建设，为中心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把中心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智库，为区域、国家乃至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表示，南开大学将在中国科协和天津市委、市政府指导下，搭建一流智库平台，组建一流科研团队，产出一流研究成果，推动制度创新，为国家制定和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做出南开贡献。成立大会后，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数字经济与未来发展国际高峰论坛”，中外10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围绕数字经济前沿领域议题展开了交流研讨。（工人日报记者 黄哲雯）

本刊讯（通讯员 郝静秋 摄影 吴军辉）7月1日，“南开——伯明翰联合研究院”在津揭牌。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南开大学-伯明翰联合研究院中方负责人、南开大学教授佟家栋，南开-伯明翰联合研究院英方负责人、伯明翰大学教授大卫.迪克森出席了当天的揭牌仪式。曹雪涛、大卫.迪克森共同为“南开——伯明翰联合研究院”揭牌。2018年1月15日，南开大学与伯明翰大学共同签署了两校《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联合研究院合作协议》 。“南开——伯明翰联合研究院”是在两校二十余年合作基础上，深化科研战略合作的新起点和新机遇。研究院将通过两所世界知名高校的实质性科研合作，运用多元化、多视角的社会科学方法，解决全球环境、能源、生态等人类关注的重大课题。曹雪涛对“南开-伯明翰联合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希望双方的合作能够更加实体化，推动研究院更加具有独特性与贡献度。在合作过程中，不仅要善于借鉴国际智慧、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更要做好自身输出。从事科学研究，不仅要做到优秀，更要追求卓越，研究院要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做出独一无二的成果，把工作做好、做强、做优，使合作成果辐射全国、影响世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大卫.迪克森说，南开大学和伯明翰大学两校已有较长的合作历史，获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跨学科领域也取得了诸多进展。在过去两年，两校共同申请中国和英国的跨国合作项目，共同撰写高水平论文，共同应对两国在经济发展、环境改善方面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取得了全球瞩目的经济成就，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遇，相信我们将在经济、环境、大数据等交叉合作领域取得实质性的工作成果。佟家栋介绍，南开大学此次与伯明翰大学共建联合研究院是双方长期性、实质性合作的重要内容，对于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院将通过在环境、经济、大数据、生命科学等领域的跨学科紧密合作，瞄准社会重大需求，汇聚具有竞争力的学者，做出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在国际舞台发出更多南开声音和中国声音。据了解，“南开——伯明翰联合研究院”将以绿色经济研究中心、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数学及大数据研究中心、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社会及公共健康研究中心等五大研究中心为基础和平台，广泛深入地开展联合科研项目合作，举行联合科研研讨会议，开展博士“3+1”“2+2”联合培养、青年教师互访、硕士“1+1”“2+1”或本硕“3+1+1”联合培养等。当前，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内涵式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着我国新时代高等教育正在由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面向新百年，作为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举措，南开大学全面启动了“4211卓越南开”行动计划，即实施“文科振兴、理科提升、工科攀登、生医发展”四大计划，构建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两大奖励体系，在校内建设10大交叉科学中心，携手世界一流大学打造10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这一战略将从政策导向、体制机制上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供有效路径和有力支撑。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金融学院、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科技处、社科处、国际学术交流处负责人，以及相关学院学者教师代表参加揭牌仪式。

6月24日，中国科协、天津市政府、南开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数字经济与未来发展国际高峰论坛在南开大学举办。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天津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于立军，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市科协主席、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南开大学原校长饶子和，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数字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中国科协学会部部长刘兴平，天津市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陆为民等出席大会，40余名数字经济领域专家学者与会。大会由饶子和主持，怀进鹏、于立军、曹雪涛、龚克共同为“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揭牌。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是个怎样的智库？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天津市人民政府和南开大学合作建设的新型研究机构。中心组织机构完备，设有领导小组、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等。未来，中心将依托我国数字产业优势与科技创新资源，以及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协所属团体的智力资源，共同建设开放、高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领域智库。依据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发展规划，中心将以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为导向，以数字和计算如何驱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为重点，坚持以前瞻学术研究和高端人才培养为支撑，充分发挥决策咨询智库作用，推动国内数字经济发展和高效治理体系建设，助力提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中国方案，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心将以“搭建数字经济国际化开放研究平台”“积极开展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研究”“建设具有影响力的数字经济领域高端智库”“服务数字经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助力提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的中国方案”“探索建设具有示范意义的天津数字经济支持和决策系统”等内容作为具体任务，展开数字经济战略规划、政策制定、标准化和治理体系研究，服务政府决策和产业发展。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基础雄厚，拥有“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智能经济”“互联网与创新经济”“电子商务与乡村振兴”等多个研究领域，成果发表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权威期刊，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并有多项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为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工作基础。一流平台、一流团队、一流成果在成立仪式上，杨庆山代表学校对中国科协、天津市委市政府以及关心支持南开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此次与中国科协、天津市政府联合共建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是学校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宗旨，发挥学科交叉融合优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助力地方和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南开大学将以中心成立为契机，充分发挥经济学科专家密集的优势，搭建一流智库平台，组建一流科研团队，产出一流研究成果，努力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做出贡献。于立军代表天津市委市政府向数字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数字经济研究中心的设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的实际行动，也是着眼未来、打造高水平智库、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天津市将全力支持中心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壮大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在中国科协的关心、指导下，在南开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中心将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智库，为区域、国家乃至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怀进鹏代表中国科协在致辞中表示，南开大学久负盛名，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在南开园成立意义非凡。智能是当今的主题词，智能时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数字时代的生存、发展、转型，值得研究思考。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时代，寻求规律、进行战略研究需要付诸实践。数字经济是稳定器、加速器，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原动力，有助于推进国家经济、世界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改变着社会治理方式等诸多领域，中国科协期待与天津市、南开大学开展富有实效的深入合作，为数字经济研究做出实践与思考。世界智能大会云平行论坛来了！揭牌仪式后，举行了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云平行论坛——“数字经济与未来发展国际高峰论坛”。“数字经济与未来发展国际高峰论坛”作为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分论坛，充分发挥天津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优势，整合中国科协和天津市的政策资源，邀请海内外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汇聚“云”上，为国家和天津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交流平台和智慧支撑。应疫情防控需要，论坛创新办会模式，嘉宾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分享观点，并通过互联网直播。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盛斌主持论坛。论坛以“数字经济与未来发展”作为主题，旨在探究未来网络、数字化转型、全球互联与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等重要议题，并就前沿政策和最新技术动态展开探讨。龚克作为新成立的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代表发言。他说，中心具有跨学科、开放式特点，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建设，不仅聚焦现实问题，也关注未来问题。关注数字经济，必须要关注数字生产力，应把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研究基础做好做实。天津非常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是数字先锋城市。数字经济是一种形态，应充分结合南开多学科优势、人才培养根本任务来开展研究与实践。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科技委主任刘韵洁，《工业大数据》和《工业人工智能》作者李杰，富士康工业人工智能部门负责人、工业富联灯塔学院副院长孙可意，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德国鲁尔都市孔子学院外方院长马库斯·陶伯，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大数据研究专家郭毅可，挪威科学院院士、区块链知名专家容淳铭，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万向区块链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肖风，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主任、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股份公司董事长孔晓艳，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晖等发表演讲。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刚发布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0》。来源：南开大学新闻中心新媒体中心记者：乔仁铭摄影：宗琪琪编辑：马雨屾审校：马长虹 聂际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日前公布了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南开大学有8项目入选，总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五。此外，近五年南开大学共有41项目立项，与清华大学并列位居全国高校第五。今年南开大学入选项目分别为：经济学院教授邓宏图担任首席专家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新型城乡关系研究》、经济学院江曼琦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研究》、金融发展研究院田利辉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金融学院范小云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基于结构性数据分析的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研究》、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光磊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国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研究》、历史学院王先明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近代中国乡村建设资料编年整理与研究（1901-1949）》、文学院乔以钢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国女性文学大系>（先秦至今）及女性文学史研究》、文学院宁稼雨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据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权威性最强的项目，分为应用对策研究、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三类。据统计，在南开每7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教授中，就有1人牵头承担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国字号”重大项目。（中国日报天津记者站）

11月27日，第28届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大会在意大利里雅斯特召开，新一届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名单揭晓。本次大会共增选了46名院士，其中14名来自中国大陆。此外，4位大陆科学家获得2019年TWAS学科奖。2019年新当选TWAS院士的14位中国大陆科学家中包括1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2位非两院院士的知名学者。这两位非两院院士的知名学者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彦随和北京大学教授曾毅。此外，本次来自赞比亚、老挝、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利比亚的6位科学家新当选TWAS院士，TWAS院士来源国从99个增加到104个，实现新的突破。TWAS学科奖颁发给在各自学科领域卓越工作的发展中国家科学家。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唐智勇此次获得2019 TWAS化学奖，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曹军骥获得2019 TWAS地学天文和空间科学奖，南开大学唐梓洲与印度科学家共同获得2019 TWAS数学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陈仙辉获得2019 TWAS物理学奖。迄今为止，TWAS共有1221名院士，其中中国大陆232名。中国大陆获奖科学家共有66名。各位新当选TWAS院士的简历如下：张福锁 I 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1960年10月4日生，男，汉族，陕西省凤翔县人，植物营养学家，民主同盟成员。1982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土壤农业化学系，1985年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业化学系硕士毕业，1989年毕业于德国Hohenheim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源环境与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农业农村部科学施肥技术专家组组长。一直从事植物营养与养分管理理论与技术研究工作，在植物根际营养理论、农田和区域养分管理技术创新与应用方面取得了系统的创新性成果。200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7年获国际肥料工业协会国际作物营养奖；200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4年获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农业科学奖，同年被选为欧亚科学院院士，2017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在Science、Nature、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等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著作30余部。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化兰 I 中国农业科学院陈化兰，女，病毒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研究员。1969年3月生于甘肃省白银市，籍贯甘肃白银。1991年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兽医系获学士学位，1994年获甘肃农业大学兽医病理学硕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预防兽医学博士学位。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动物流感病毒研究。她发现了决定H5N1和H7N9禽流感病毒获得感染哺乳动物能力、致病力和在哺乳动物间呼吸道传播的关键分子及其相关机制，为H5N1和H7N9病毒的科学认知、风险评估、防控政策和疫苗研发提供了关键科学基础。她创制的禽流感疫苗在国内外广泛应用，产生巨大社会与经济效益，为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3）、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007）、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05）和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2016）。徐涛 I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徐涛，男，细胞生物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70年8月出生于湖北宜昌，籍贯湖北宜昌。1992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1997年获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胰岛β细胞功能和细胞生物物理技术的研究，在细胞囊泡分泌调控的分子机制、GLUT4储存囊泡转运及其调控机制、超分辨多模态细胞成像等方向取得了突出成绩。2000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00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8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2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3年入选万人计划（亦称“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5年获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魏辅文 I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魏辅文，男，保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4月生于重庆市云阳县，籍贯重庆云阳。1984年和1987年在南充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97年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学位。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濒危动物保护生物学研究。率先将种群基因组学和宏基因组学等新技术引入到大熊猫研究中，阐明了大熊猫的种群历史、濒危过程及演化潜力。揭示了大熊猫在食性转换和特化历程中如何在形态、行为、生理、遗传和肠道微生物等方面产生适应性演化的规律。阐明了栖息地破碎化导致大熊猫孤立小种群崩溃的机制，推动了国家大熊猫放归和栖息地廊道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成果以通讯作者在Science, Nature Genetics, PNAS, Current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Ecology和Conservation Biology等期刊上发表。黄荷凤 I 上海交通大学黄荷凤，女，生殖医学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57年9月生于浙江省嵊州市，籍贯浙江临安。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原浙江医科大学），1989年获得妇产科学硕士学位。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教育部生殖遗传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主任。国际上首次提出“配子源性疾病”理论学说，对精/卵源性疾病的代间及跨代遗传/表观遗传机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针对辅助生殖技术（ART）出生子代近远期健康的关键科学问题，通过ART出生队列和基础研究，创建生殖新技术，提高了试管婴儿安全性，源头阻断遗传性出生缺陷，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先后承担国家863、973、“十二五”科技支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主编中国第一部ART工具书《现代辅助生殖技术》和第一部《ART临床诊疗指南》。2017年被授予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荣誉院士（Fellow Honoris Causa）。赵宇亮 I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赵宇亮，男，化学家，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63年2月出生于四川南充，籍贯四川南充。198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化学系，1996和1999年在日本东京都立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纳米生物效应分析与安全性研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实验室，将放射化学原理发展到体外与体内超微量纳米颗粒的定量方法学研究，揭示了多种无机纳米材料、碳纳米材料的体内分布图谱，生物学效应规律，结构-效应关系，及其化学机制。在纳米安全性和纳米药物领域做出了重要创新性贡献。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化学奖，中国毒理学杰出贡献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奖等。张涛 I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涛，男，汉族，1963年生于陕西省。中共党员，理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7年2月至2017年3月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201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工业催化的研究，负责研制的新型催化剂应用于我国航天、航空、石油化工领域，三次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近期主要从事航天无毒推进剂催化分解技术、环保催化及催化新材料等方面的研究。已培养毕业研究生一百余人，发表论文450余篇（SCI收录），申请发明专利一百余件（国际专利20余件）。 曾经和正在担任的主要学术兼职有：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863计划专题专家组副组长，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中国化学会催化委员会委员。担任《催化学报》共同主编以及Green Chemistry, In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 ChemPhysChem,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 等多个国际期刊的编委或顾问编委。 曾被国家人事部和国防科工委授予“全国国防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获中国科学院“参加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称号，是“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3年获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2008年获中国催化青年奖，2009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周光召基金会“应用科学奖”，2010年所带领团队曾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2016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 刘明I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明，女，微电子科学与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院长。1964年4月生于江西丰城市，籍贯安徽宿州。1985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1988年获该校硕士学位，1998年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半导体存储器和集成电路的微纳加工等方面的研究。阐明了阻变存储器机理，建立了相应的物理模型；提出了功能层掺杂和局域电场增强的阻变存储器性能调控方法，提高存储器整体性能。拓展了新型闪存材料和结构体系，提出新的可靠性表征技术、失效模型和物理机理。发展了集成电路的微纳加工技术并拓展到禁运的短波衍射元件研制中。曾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3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国真空科技成就奖和科学院杰出成就奖等奖项。曲久辉I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曲久辉，男，1957年10月出生。环境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环境科学学报主编等。主要从事水质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目前重点关注饮用水水质风险控制、污水及废水资源化能源化、受污染水体生态修复等方面的理论探索、技术创新和工程应用。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400余篇，其中SCI论文300余篇，获授权中国、美国、欧洲等中国和国际发明专利80余项。2004年和2006年分别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09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2010年分别获得全球和东亚地区IWA（国际水协）创新项目奖，2012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4年当选IWA的Distinguished Fellow。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方复全 I 首都师范大学方复全，男，数学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1964年10月生于安徽省桐城市，籍贯安徽桐城。1986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 1991年在吉林大学获博士学位。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微分几何与微分拓扑学的研究。在微分与拓扑范畴彻底解决了“四维流形到七维欧氏空间中的嵌入问题”，将Haefliger-Hirsch、吴文俊等人的工作中遗留下来多年悬而未决的重要公开问题画上句号。与人合作，证明了正曲率流形的π2有限性定理（同时独立得到的还有Petrunin-Tuschmann），被美国科学院院士Cheeger主编的权威综述报告列为有关领域有史以来九个主要定理之一，并被著名几何学家Berger写入历史性综述报告《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黎曼几何》。与人合作，首次发现了Grove问题的反例，被国外权威专家作为牛津大学研究生教材丛书的重要内容，并以 “方-戎方法”冠名小节标题。与人合作，首次建立了Tits几何与一大类正曲率流形之间的联系，并得到了完整的拓扑分类。曾独立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应邀在第二十七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报告。徐红星 I 武汉大学徐红星，男，物理学家。武汉大学教授。1969年5月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江苏灌云人。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98年和2002年分别获瑞典查尔莫斯理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主要从事等离激元光子学、分子光谱和纳米光学的研究。发现成对金属纳米颗粒在光场作用下能够在其纳米间隙中产生巨大的电磁场增强效应，是单分子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的原因，也是其它基于纳米间隙效应研究的物理基础；提出了等离激元光学力和单分子捕获、表面增强拉曼与表面增强荧光统一的理论，发现表面增强光谱的纳米天线效应，研发了针尖增强拉曼光谱系统，实现等离激元催化反应。发现纳米波导等离激元的激发、传播、发射、与激子相互作用的物理机理和调控机制；在纳米波导网络中实现光子路由器、完备的光逻辑、半加器和光逻辑的级联。曾获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物理学会饶毓泰物理奖。田永君 I 燕山大学田永君，男，材料学家。燕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1963年3月生于黑龙江省友谊县，籍贯辽宁本溪。1984年毕业于哈尔滨科技大学机械二系，1987年获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硕士学位，1994年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超硬材料的研究。合成出超细纳米孪晶结构立方氮化硼和金刚石，显著提高了两种超硬材料的硬度、韧性和热稳定性，其中纳米孪晶金刚石的硬度达天然金刚石的两倍，阐明了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材料的硬度测试原理，实现了淬硬钢的超精密切削加工。建立了共价晶体的硬度模型，定义了化学键离子性的新标度。建立了多晶共价材料的硬化模型，阐明了多晶共价材料随显微组织特征尺寸减小可持续硬化的基本原理。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河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等。曾毅I 北京大学曾毅，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老年医学部与老龄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终身教授。1982年7月，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5月，以“最优秀”（Summa Cum Laude, i.e. Greatest Distinction）成绩获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人口学博士学位1986-1987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并获得博士后研修证书。曾毅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经济学、老龄健康与经济发展、家庭人口预测分析方法及其在市场经济与社会规划中的应用、人口政策分析。多篇研究论文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获得德国马普研究院人口研究所杰出研究学者的称号。2010年被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荣誉。刘彦随I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彦随，男，陕西绥德人，博士/博士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2），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研究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土资源部退化及未利用土地整治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1985-1989年陕西师范大学地理学系本科，1992-1995年陕西师大地理学系区域地理学硕士研究生，1995-1998年南京师大地理科学学院自然地理学博士研究生，1998年8月-2000年6月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部博士后，2000年6月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工作。2001年、2003年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国际地理联合会农业与土地工程委员会（IGU-AGLE）主席，中国城乡发展智库联盟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土地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精准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专家组组长,《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1-2030年）》咨询委员会专家、《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20年）》专家顾问，海南、云南、江西、陕西、江苏、重庆等省、市政府顾问；《经济地理》、《地域研究与开发》、《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等杂志副主编，《自然资源学报》、《地理科学》、《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人文地理》、《Land Use Policy》、《Journal of Geographic Sciences》、《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等学术期刊特邀主编或编委。（来源：青塔，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中国科学院官网、中国工程院官网等）

来源：中国基金业协会序ESG是一种关于如何发展的价值观。它将目标公司置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之中，将个体活动映射到整个社会网络，将公共利益引入公司价值体系，更加注重公司发展过程中的价值观和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司与社会价值的共同提升，而非孤立的单一公司的财务结果。在国际资产管理行业，ESG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随着我国A股被纳入MSCI、富时罗素相关指数，ESG原则将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更重要的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要在资产管理行业落地，必须有科学的方法与工具，ESG正是合适的载体。ESG有三个价值支柱：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责任。环境责任是指，公司应当提升生产经营中的环境绩效，降低单位产出带来的环境成本；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应当坚持更高的商业伦理、社会伦理和法律标准，重视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包括人的权利、相关方利益以及行业生态改进；公司治理责任是指，公司应当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围绕受托责任合理分配股东、董事会、管理层权力，形成从发展战略到具体行动的科学管理制度体系。我们认为，ESG能够推动资产管理行业深化信义义务，提升投资中的道德要求，改善投资者长期回报，促进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协调健康发展。2016年以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全力推动ESG责任投资，多次举办国际研讨会、主题论坛，开展基础调查，在协会微信公众号推送系列专题文章，倡导ESG理念与实践。2017年3月，协会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开展《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课题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从上市公司ESG评价到ESG投资战略再到ESG投资工具的完整实践。我们期望借助ESG，更好地发挥机构投资者专业价值，改善资本运用机制，促进上市公司提升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水平，转变价值增长方式，形成机构投资者与被投企业的良性互动，从而在宏观上改善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充分考察了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和指标框架，初步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市场特质的核心指标。所建议指标代表了我们对ESG价值和评价基准的核心理解，但并非ESG的完整内涵与外延。该研究成果为监管者和市场机构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理论框架与核心价值取向，主要起引导、推动作用，但仍需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而调整、优化，既要吸收市场机构的共同经验，引入新的重要指标，替换落后指标，也要允许市场机构的多元探索，共同构成一个有弹性的ESG评价体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具备开阔的研究视野、专业的研究队伍和丰富的研究资源，在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已颇有建树。在大量资料研读、行业调研和研讨基础上，金融研究所以严谨、专业、负责的精神，顺利完成了《中国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一期）研究报告。该指标体系简洁明了、内涵清晰、重点突出、针对性强，具有很强的开创性与应用前景，对投资机构、上市公司以及监管机构均有重要参考价值。作为行业协会，我们无法也无须替代市场机构的自主判断。但是，我们希望以本研究成果为开端，持续推动与ESG投资相关制度环境建设，在核心问题上形成共识，达成一致行动，通过投资的力量改善资本市场乃至经济体系的缺陷，推动经济转型和创新增长，最终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是为序。一、ESG理念的定义及研究ESG的必要性（一）ESG理念的定义及其演变历程ESG是英文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Governance（治理）的缩写，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基于ESG评价，投资者可以通过观测企业ESG绩效，评估其投资行为和企业（投资对象）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贡献。长期以来，虽然投资者越来越关注企业在绿色环保、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绩效，但并无明确的ESG理念。2006年，高盛发布了一份ESG研究报告，较早地将环境、社会和治理概念整合在一起，明确提出ESG概念。此后，国际组织和投资机构将ESG概念不断深化，针对ESG的三个方面演化出了全面、系统的信息披露标准和绩效评估方法，成为一套完整的ESG理念体系；国际主要投资公司也逐步推出ESG投资产品。ESG内涵由环境方面（E）、社会方面（S）和治理方面（G）的具体评价指标界定。目前，虽然国际上尚未形成关于ESG的统一的权威定义，但不少机构、组织已提出了各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定义。这些界定的共同点是均关注企业在环境、社会、治理领域的绩效，基本内涵一致；差异仅仅在于各领域内的分类和具体指标有所不同。为此，可以借在投资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市场影响力的公司的例子来阐述ESG的基本内涵。以高盛公司的定义为例。高盛公司在其报告中提出，ESG包括环境标准、社会标准和治理标准。其中，环境标准包括投入（Input）和产出（Output）两方面，前者指能源、水等资源的投入，后者指气候变化、排放物、废料等。社会标准包括领导力（Leadership）、员工（Employees）、客户（Customers）和社区（Communities）四个方面。其中，领导力包括可问责性（Accountability）、信息披露（Reporting）、发展绩效（Development）等；员工方面包括多样性（Diversity）、培训（Training）、劳工关系（Labor Relations）等；客户方面包括产品安全性（Proct Safety）、负责任营销（Responsible Marketing）等；社区方面包括人权（Human Rights）、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ments）、透明度（Transparency）等。治理标准则包括透明度（Transparency）、独立性（Independence）、薪酬（Compensation）和股东权利（Shareholder Rights）等方面。在ESG理念流行之前，更为人熟知的概念是“责任投资”。这个概念产生的背景是，由于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气候、环境、资源挑战，环保运动也随之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的公众环保运动，抵制和抗议企业因过度追求利润而破坏环境、浪费资源。随着环保运动影响力的逐步扩大，国际机构开始关注环保问题。1972年，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首次发表了与环保相关的《人类环境宣言》，并确定每年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从1992年始，联合国开始举办环境与发展会议，率先提出《21世纪议程》，倡导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注重环境的保护，成为世界范围内注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开端。现实生活中，人们作为消费者也越来越注意环保因素，通过产品或服务选择将环保理念传导给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为获取收入和利润，更加注重生产过程中的环境保护。于是，环境因素从公众运动逐步向上下两端延伸。向上，逐步引导出诸多国际指引和国际原则等纲领性文件的陆续出台，如2006年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UN PRI）；向下，则催生出绿色消费，刺激绿色生产的进步。与此同时，与环境相关的各类法律法规不断充实完善，相关概念也被引入投资领域，投资者逐渐意识到企业环境绩效可能也会影响企业财务绩效。于是，责任投资、ESG和绿色金融等概念就逐渐进入理论研究者、政策制订者和投资者的视线。ESG理念和绿色金融、责任投资等概念密切相关，但关注视角略有不同。绿色金融更多的是从金融角度强调绿色发展的理念，责任投资则将投资责任的对象扩大到社会层面；而ESG理念体系则更多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提供一个全面和统一的框架，评价企业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成效，明确生产和投资应关注的事项和方向。总的来说，ESG理念体系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考虑了传统投资利润最大化之外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因素，满足了资本市场对此有偏好的投资者的需求。特别是ESG理念提供的相关信息，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和定量可比等特征，可以为实行ESG理念的投资者提供投资行为的指引。因此，国际上将ESG理念贯彻于实践中的资金规模正逐步扩大。（二）研究ESG的必要性研究和推广ESG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能力具有重要意义。1.有助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更好地处理经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五大新发展理念。ESG关注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研究和推广ESG正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抓手。第一，ESG对企业环境责任的评估有利于引导企业贯彻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理念，激励企业研发、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参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而更好地处理企业发展、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ESG对社会责任的评估，强调股东、员工、客户、所在社区、债权人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有利于企业贯彻共享发展和协调发展理念，更好地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第三，ESG对企业治理的评估，有助于帮助企业完善现代公司治理，优化公司内部股东、董事、监事及经理层之间的关系，科学制定和实施战略，协调与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客户、存款人和社会公众等）之间的关系，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2.有助于深入推进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研究和推广ESG正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完成三大攻坚任务的重要工具。第一，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造成今日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金融机构及金融投资者行为短期化，过度追逐短期利润。ESG评价强调兼顾社会责任，其推广有利于向金融机构和金融投资者施加社会责任约束，引导其更加注重短期盈利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抑制过度逐利倾向，从而有助于从源头治理金融风险。第二，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需要企业（包括金融机构）在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主动关心贫困人群，发挥自己特长帮助其脱困。ESG评价可以促进企业实质性地提升社会责任，从而有助于为扶贫攻坚增加有生力量。第三，ESG评价首要关注的就是企业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其出发点就是保护环境。通过ESG的具体评价指标，可以引导企业进入绿色发展模式，提升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的效率。总之，ESG与高质量发展和三大攻坚战有着天然的契合关系，推广ESG无疑将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和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助于企业部门去杠杆。企业部门杠杆率偏高并快速上升与公司治理不善、财务杠杆自我约束不够息息相关。ESG强调公司治理的完善以及平衡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有利于引导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硬化财务约束，从而抑制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3.有助于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能力多层次资本市场能否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这两大参与主体。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上市公司的质量好坏和行为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产业、整个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而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则直接影响上市公司行为和治理绩效。构建ESG评价指标体系，推广ESG投资理念，可以更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引导上市公司借鉴学习在环境、社会、治理方面最佳实践，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推动上市公司践行创新、绿色、协调等发展理念，从而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和支持经济转型的功能。二、国际ESG评价体系的发展现状（一）国际上ESG理念及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及涉及机构1.ESG理念及评价体系内容目前，国际上的ESG理念及评价体系主要涉及三方面：各国际组织和交易所制定关于ESG信息的披露和报告的原则及指引、评级机构对企业ESG的评级，以及国际主要投资机构发布的ESG投资指引。其中，ESG信息的披露是前提条件，ESG评估提供了评价和比较的方法，而ESG投资是基于两者的实践。ESG理念及评价体系的内容包括了企业在经营中需要考虑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因素。根据对三大国际组织的指引（ISO2600社会实践、SASB、GRI可持续发展报告）、五家全球ESG评级公司关于ESG评级的披露信息（MSCI、道琼斯、汤森路透、英国富时、Morning Star），以及12家国际上的交易所发布的ESG投资指引，这些因素主要包括：　　环境方面：碳及温室气体排放、环境政策、废物污染及管理政策、能源使用/消费，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使用和管理政策、生物多样性、合规性。　　社会方面：性别及性别平衡政策、人权政策及违反情况、社团（或社区）、健康安全、管理培训、劳动规范、产品责任、合规性。　　治理方面：公司治理、贪污受贿政策、反不公平竞争、风险管理、税收透明、公平的劳动实践、道德行为准则、合规性。　　举例来说，环境政策主要关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是否明确了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承担起了保护环境的责任，并据此制定相应的企业层面的保护政策。劳动规范即企业制定的各类员工制度规范，以及这些制度规范可能对员工带来的影响。反不公平竞争指的是企业处理不同的机构或个人商业关系时，应注意是否有违反道德或公平原则的潜在风险。企业作为社区的一部分，应制定公平适宜的政策，并在改善社区的情况下获取相应的收益。根据五家全球ESG评级公司关于ESG评级的披露信息（MSCI、道琼斯、汤森路透、英国富时、Morning Star）来看，这些机构将评级的指标分别划入E、S、G三个方面，并涉及相应领域。例如，英国富时指数涉及12个领域，300个指标；汤森路透ESG评级涉及10个领域，178个指标；道琼斯指数涉及环境和社会的六大领域；MSCI指数涉及10个主题，37个主要风险问题；Morning Star涉及6个领域，一共18个领域。计算方法上看，基本以加权平均为主，评级公司赋予一定的指标权重，并按照行业情况对权重进行调整。其中，Morning Star和汤森路透还在计算中引入了减分项。2.ESG信息披露标准针对上述ESG理念的相关内容，许多国际组织对ESG理念发布了多种框架和指引。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的ISO26000社会责任指引、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协定、OECD的公司治理指引、多国企业指导纲领，以及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等。其中，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是全球使用范围最广的ESG，其不仅发布可持续发展的披露指标和内容，还对指南定期评估，供机构高效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目前为10个领域的80多个行业制定了可持续会计准则，为美国上市公司提交至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强制性档案中进行披露时做参考。此外，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UNEP-FI）、责任投资倡议组织（UN-PRI）和全球契约（UNGC）等，在2009年共同发起了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SSE），旨在通过各国主要交易所发布ESG相关原则和指引，提高ESG的信息披露程度，对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助力。目前，全球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交易机构已经提出了ESG信息披露的要求，以鼓励型披露为主，部分交易所强制披露ESG信息。例如印度证券交易所和孟买证券交易所仅对前100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中有强制披露ESG信息的要求，其他上市公司自愿发布。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原则和建议是否考虑了可持续性因素，采取“不遵守就解释”的要求。巴西的证券期货交易所和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则要求不发布可持续性报告的上市公司解释原因。2015年12月，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发布了《ESG报告指引》修订版，要求在其上市的企业披露ESG的信息，采取“不遵守就解释”的规定，并明确了需要披露的“关键绩效指标”（KPI）。这些框架和指引为企业在ESG信息披露方面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成为企业建立ESG体系的重要参考。3.国际ESG评级机构国际ESG评级机构根据发布的机构大致分为两类：企业或盈利机构以及环保团体。欧洲环境总署曾经选取欧美市场13家代表性的可持续发展评级机构，可以作为ESG评级机构的参考（见图1-1和表1-1）。这些评级机构采用MSCI全球指数或富时指数系列的分类来建立自己评级体系中的行业分类，并根据各个行业的不同特点分别收集评估信息，进而进行研究和评估。面对高风险行业则需实行更严格的评级方法，并赋予不同的行业权重。在数据采集方面，各个评级机构的关注点也有所不同。例如环境部分，有些评级机构使用环保当局的数据；有些评级机构则不使用环保当局的数据，而是采用趋势分析法来分析单个企业长期的绩效表现，或者使用财务成本分配法来计算自然资源的使用及废物等的排放量来评估环境影响。绝大多数评级机构采集数据的来源多种多样，具体包括：问卷调查、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等公开信息、媒体报道、网络搜索，数据库、学术期刊、行业出版物、政府机构出版物、相关者调查以及私人研究等。其中，企业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是主要的信息来源。在信息收集的基础上，评级机构的分析师使用相应标准，确定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的具体结果。至于评级方法，多数评级机构认为评级方法属于商业机密，仅公布有限信息，采用的评级方法也各不相同。各评级机构在评级过程中，普遍注意以下因素：使用与环境／金融相关背景的分析师；独立的指导或评级手册（为分析师的评级标准，包含研究方向、指标使用范围、整套评分系统概述、实时更新）；内部质量保证（内审和质检，分析师或小组交叉检查）；外部验证（外部审计等）；使用外部咨询小组／独立专家等。例如，英国富时国际公司（FTSE）整合了不同国际标准的指标后建立了名为“敞口”的ESG评级框架，可根据产业与地理现状判断指标对不同企业类型的适用性。该模型基于“环境、社会和治理”三大支柱、因企而异的十四大重要主题，形成了ESG综合评级方法。道琼斯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颁布于1999年，主要是从经济、社会及环境三个方面，以投资角度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为资产管理者的可持续性投资组合提供客观可靠的基准，报告每年发布一份。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将所有企业分为19个大行业和57个细分行业，并设有行业特有的可持续性评估标准。意大利ECPI的ESG指数数据和资料全部来自公开信息，并开发了自己的计算引擎，基于计算结果给予股权和债券等相应的指数。荷兰的Sustainalytics的ESG评分方法则是将基本数据和描述性数据汇总于一张表，通过近200人的专家团队进行打分，最终给予企业ESG的相应评分，被评分公司有申诉权利。（二）国际上ESG评价体系的特点1.披露、评估和投资相互衔接与企业不同，投资金融机构积极响应ESG体系的目的之一，是将ESG作为一个投资理念，甚至一种投资指导，为其投资组合提供更完善的决策。企业ESG表现良好与否，不仅展示了其践行社会责任的程度，也能为金融机构的投资提供重要指导。企业良好的ESG披露，是评级机构作出适当ESG评级的先决条件。各主要国际机构发布并推广ESG披露指引以及各交易所的参与，逐步建立起ESG披露框架。同时，评级指数表现的好坏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指数的影响力，进而影响投资者的决策。总的来说，从企业对ESG的披露开始，继而是评级机构的参与、投资机构的投资指引，整个过程相互衔接，展示了企业在ESG的表现，最终在资本市场上有所表现。2.国际组织引导体系框架，各国交易所发挥了重要作用确立明确的ESG披露标准，有助于提升信息的可比性。目前有多个国际机构发布了ESG信息框架，并且针对性有所不同。其中，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推出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是使用范围最广的指南，经历了四次修订，并于2018年7月1日起施行第五版修订指引（G5）。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及交易所也根据自身情况，提出了专门的披露指引，为推动实施ESG理念体系起到了的重要作用。如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可持续性报告指导》、加拿大的多伦多股票交易所的《环境和社会披露入门》以及德国证券交易所的《ESG实践指引》等，均为本国企业的ESG披露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和指导。3.信息披露程度逐渐加强从各个交易所要求上市企业披露ESG的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接受了ESG理念，并且各国交易所逐渐将ESG披露从自愿披露，向半强制甚至强制披露过渡，并且采用更多的量化指标，内容趋向多元化、全面化。目前，国际上ESG披露主要遵循四个原则：　　影响显著性原则：所有对利益相关方及社会公众具有显著影响的事件和信息，均需披露，不限于财务影响。　　量化原则：关键指标可计量，并附带说明，包括计算说明、目的和影响。　　平衡性原则：全面披露环境、社会与企业治理各方面的正负两面的信息，避免漏报少报引起读者决策或判断的偏差。　　一致性原则：包括纵向一致（单个企业应持续使用一套数据计算及披露方法，使报告历史可比）和横向一致（报告的数据跨行业可比）。　　然而，目前国际机构推广的途径是和各个机构签订协议，并且以大公司的参与为主，但仍然缺少完整的披露机制。总的来说，上市公司的披露程度与交易所的披露制度以及市场的要求有较大关系。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交易所强调强制披露，提高了披露程度；另一方面，国际上，上市公司在进行国际融资活动时往往会被要求披露ESG情况。4.ESG评级机构的共同特点国际上ESG评级机构的评估体系均具有相似特点。第一，评估中的内容均涉及环境可持续性、合规程度、利益相关方、风险管理等。第二，指标体系同时包含定量和定性指标，并通过将指数标准化，做到跨行业可比。第三，信息主要来自企业自主披露的信息，如《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责任报告》等，辅以调研数据信息补充，但监管信息应用相对较少。第四，采用第三方机构的服务，利用第三方机构提供深入和具体的上市公司数据及分析，为企业的评级过程提供补充。第五，国际主要ESG指数评级公司（道琼斯、MSCI等），均通过其ESG指数产品，扩大地区覆盖范围和市场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推动ESG信息披露标准统一的结果。5.ESG理念在投资方面的指导作用逐渐加大从投资角度来说，国际上一些大机构，包括资产管理机构已经对基本框架和概念有了清晰的认识，并使用ESG评价指标指导投资。依据ESG的投资方式主要包括：黑名单机制、白名单机制、基准筛选、整合ESG因素、可持续性主题投资、影响力/社区投资、履行管理人职责等。2016年，全球责任投资规模23万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欧洲和美国；年复合增长率15％，其中亚洲最高，达到90％。根据彭博数据，全球ESG公募基金共有约600只，权益类占了近60％，并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有学者观察到，投资于ESG绩效比较好的上市公司的基金，其投资业绩也相对较好，表明采用ESG投资理念的投资组合并非仅仅起到了公益的效果。根据摩根斯坦利的报告，从ESG指数表现看，MSCI新兴市场ESG指数表现优于同期MSCI新兴市场指数，其超额收益主要来自ESG要素。部分文献也指出，在ESG三项内容中，治理因素相对显著性比较大，其次是环境因素，最后是社会因素。总的来说，ESG理念在投资实践方面能够起到较好的指导作用。秉承ESG理念的投资机构不仅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也可以获取不俗的经济效益。（三）国际上ESG评价体系的问题1.ESG评估和指数的深度披露不够，透明度不足目前，一些主要ESG评估机构几乎都认为评级方法的具体内容、具体的评级指标属于商业机密，公布信息有限。例如，对信息收集方法、假设、计算、比重、阈值和分析等均很少披露或披露程度不足。因此，使用者和利益相关者无法对其评估和评分结果做出完整的评价。有学者认为，披露评级方法和假设的基准是非常重要的，缺少透明度的评级，其可靠性就会受限。目前，部分评级机构开始逐渐公开评级过程的少量初步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透明度，但核心的指标和评估过程的具体过程并未披露。2.评估过程的标准化程度不够，调查过程及结果的可信度有限从评级机构和指数的结果来说，即使是国际上的大机构，其评级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同一家公司，同一时期，不同公司的评级结果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因为，一方面，评级公司采取不同评级数据和评级方法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ESG理念不仅局限于财务领域，而且也注重外部影响，而外部性影响评估标准很难统一。而且，各机构在评价过程中存在主观判断，标准化程度不够。此外，评级机构的信息来源主要来自公司披露的信息，辅以问卷调查和其他公开可用的信息。其中，上市公司的态度很重要，频繁调查会导致态度敷衍，降低评级信息的可信度。在环境信息的获取上，公司披露的信息及公开可用的信息并不能保证真实地表达企业的情况，这些最终均会影响评级结果的可信度。3.缺乏独立性，导致结果产生偏差由于评级机构获取的数据与信息越来越依赖于企业。一些评级机构在评估和评级之外，还为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例如财务分析、风险评估等，潜在的利益冲突影响了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同时，ESG评级可能会因使用的对象需求的不同而在评级的过程中各有侧重，比如分别着重于环境、社会、经济中的某一因素而不是对企业整体ESG情况进行评估。这些问题最终导致评价结果可能失之偏颇，影响了ESG评级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三、上市公司ESG评价国内研究现状（一）现有研究及主要内容我国当前还未针对ESG信息披露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除香港联合交易所于2012年出台《环境、社会和治理指引》外，没有其他市场机构出台具体指引，相关披露要求主要体现在社会责任报告上。2008年5月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规定社会责任报告必须披露“公司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环境及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鼓励上市公司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1]，试图将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进行量化，便于比较和投资。同年12月31日，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证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以及金融类公司必须披露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对其他公司则采取鼓励原则。与之相对应，现阶段国内专门针对上市公司进行ESG指标评价的研究相对较少，部分机构和学者对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及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情况展开评价和研究。1.香港联合交易所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指引》香港联合交易所在2012年出台《环境、社会和治理指引》，并于2015年底将每个层面的一般披露责任由“建议披露”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释”，于2016年1月1日开始执行。E（环境）包含“排放物、资源使用、环境及天然资源”三个二级指标，及由此展开的12个四级指标[2]，披露要求均为“不遵守即解释”。S（社会）包含“雇佣及劳工常规、营运惯例、社区”三个二级指标，及由此展开的8个三级指标、20个四级指标。其中，三级指标为“不遵守即解释”，四级指标为“建议披露”。G（治理）香港联合交易所《环境、社会和治理指引》只包含E（环境）和S（社会）指标，G（治理）[3]包含“董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及董事会评核、问责及核数、董事会权力的转授、与股东的沟通、公司秘书”6个二级指标，及由此展开的17个三级指标、87个四级指标。其中，除9个四级指标为“建议披露”外，其余均为“不遵守即解释”。此外，还给出了“强制披露”的内容，包括“公司管治常规、董事的证券交易、董事会、主席及行政总裁、非执行董事、董事会辖下的委员会、核数师酬金、公司秘书、股东权利、投资者关系、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11个三级指标及32个四级指标。2.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ankins CSR Ratings，RKS）是原润灵公益事业咨询研究与公众产品部，成立于2007年，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评级、中国上市公司ESG可持续发展评级、社会责任投资者服务三大领域开展专业工作，自主研发了国内首个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评级系统，并于每年年末召开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高峰论坛。RKS-ESNG（经济—社会—自然—治理）可持续发展评级体系是润灵环球研发并推出的针对社会责任投资者适用的主动筛选工具，从四个维度对被评估企业进行全方位的可持续发展评级。E——经济类指标；S——社会类指标；N——自然类指标；G——治理类指标。零级指标下共设15个一级指标、56个二级指标。指标属性共分四类：F1是可从企业公开资料中获取数据的指标，F2是需以问卷形式获取企业内部数据的指标，J是需实施专家打分法的指标，Y是需引用其他机构评价结果的指标。MCT2012-1.2i版评级体系从Macrocosm（整体性）、Content（内容性）、Technique（技术性）、instry（行业性）四个零级指标出发，分别设立—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对上市公司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全面评价，设置了包括“战略”“利益相关方”“劳工与人权”“公平运营”“信息可比”“可信度与透明度”等15个一级指标、63个二级指标（不含行业性指标）。考虑行业差异性，设立行业性指标——i值，并按照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将上市公司分为22类行业。MCT评分采用结构化专家打分法，满分为100分，其中整体性评价M值权重为30％，满为30 分；内容性评价C值权重为45％，满分为45分；技术性评价T值权重为15％，满分为15分；行业性评价值权重为10％，满分为10分（综合业与其他制造业无行业性指标评价，内容性评价权重调整为50％，满分50分；技术性评价权重调整为20％，满分20分）。3.《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报告（2016）》《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报告（2016）》蓝皮书由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社会责任专业委员会和北京融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院联合发布，是继2015年之后此系列发布的第2本社会责任评级。报告系统地评价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能力建设水平，分行业、分区域进行了评价。报告指出，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能力建设水平低下，高达98％的公司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得分低于60分，整体处于弱能级。上市公司的经济价值创造能力普遍突出，社会责任推进管理严重不足，环境价值创造能力和社会价值创造能力都亟待提升。具体指标方面，设计了“社会责任理念与战略、社会责任推进管理、经济价值创造能力、社会价值创造能力、环境价值创造能力、合规透明运营能力”6个一级指标，及由此展开的“责任理念”“为客户创造价值”“信息披露”等21个二级指标和“营业收入”“合同履约率”等65个三级指标。利用专家打分法分别考察企业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一级、二级、三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最终确定赋权值。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6）》《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6）》由社科院发布，为连续第八年编制，对中国企业300强、省域国企、国企100强、民企100强、外企100强以及电力、家电、房地产等16个重点行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进行了系统研究。5.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100（ECPI ESG）指数该指数是为财通基金创新定制，反映沪深300中ECPI ESG评级中前100只股票的走势。6.中国公司治理评价研究国内外对公司治理评价与指数的研究经历了从基础理论研究，公司治理原则与应用研究，到公司治理评价系统与治理指数研究的过程，从商业机构的公司治理评价发展到非商业性机构的公司治理评价。最初的商业性机构公司治理评价，如1998年标准普尔公司（S &； P Co.）创立的公司治理服务系统，2001年以后，非商业性机构的公司治理评价研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迅速发展，如世界银行公司治理评价系统、中国公司治理指数系统、日本公司治理评价系统（CGS、JCGIndex）、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学术机构对公司治理评价的研究等（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公司治理评价课题组，2006）。不同的公司治理评价系统各有分类方式和侧重点，或是看重外部力量的影响，或是以股东主权为核心，或是以董事会治理为重点等。中国证监会早在2002年1月就颁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股东权利、股东大会的规范、控股股东行为、董事的选聘程序、董事的义务、董事会的构成、董事会的职责、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的职责、信息披露、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护等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2018年9月30日，为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国证监会对2012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进行修订并正式发布，修订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紧扣新时代的主题，要求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中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增加上市公司党建要求，强化上市公司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方面的引领作用。二是针对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特点，进一步加强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约束，更加注重中小投资者保护，发挥中小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作用。三是积极借鉴国际经验，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强化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作用，确立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四是回应各方关切，对上市公司治理中面临的控制权稳定、独立董事履职、上市公司董监高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强化信息披露等提出新要求[4]。南开大学李维安教授从2003年开始建立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系统。该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关注中国上市公司面临的治理环境特点，侧重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强调公司治理的信息披露、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上市公司独立性、董事会的独立性以及监事会参与治理等，从股东权利与控股股东、董事与董事会、监事与监事会、经理层、信息披露以及利益相关者六个维度，设置80多个评价指标，以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状况做出全面、系统的评价。此后持续完善并建立了公司治理评价指数，逐年对上市公司治理进行评价。在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进行了连续十年的评价之后，李维安认为，公司治理进入阳光下治理新阶段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合规性提高，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偏低，这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李维安，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高明华2007年开始推出中国公司治理分类指数报告，采取分类的方法评价公司治理水平，包括中国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指数、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指数、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指数、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指数、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六类指数，此报告只发布分类指数而不是综合指数。此外，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治理研究中心与其他机构合作，2005年开始对中国最大的100家上市公司的治理情况进行评价，从股东权利、对股东的平等待遇、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信息披露和透明度、董事会和监事会六大方面建立指标体系，涉及的各类指标100多个。此后，社科院世经政所从股权结构与股东权利、董事会与监事会运作、信息披露与合规性以及薪酬激励等方面对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进行系统性评估。7.关于上市公司绿色发展的研究国际上使用较多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包括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ISO14031标准、WBCSD环境绩效评价标准等，我国对企业环境（绿色）方面的评价包括政府部门和社会研究两类。在政府部门评价方面，2005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的意见》，同时下发了《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技术指南》，从污染排放指标、环境管理指标、社会影响指标三方面构建了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指标体系；2015年，环境保护部和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加强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环境管理、社会监督四个方面制定了共21个指标，并为每项指标设置了权重。2016年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部、原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原中国保监会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支持绿色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但对于“绿色企业”的认定标准却尚未明确。在社会研究方面，针对绿色金融的研究较多，专门针对企业进行绿色指标评价的较少。比较完整的包括：201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等出版首部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绿色发展报告NO.1（2015）》，从绿色经营管理（绿色发展总体情况、绿色办公、绿色责任担当），绿色产品和技术（绿色产品、绿色技术），节能环保绩效（节能降耗、污染防治）三个维度构建了中国企业绿色发展评价三级指标体系。基于该指标体系，对2013年所有公开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586家中国企业进行评价，采取专家打分法对照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各个方面的指标进行打分，取各个专家打分的平均值。2017年7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绿色产业平台中国办公室（UNIDO-UNEP）发布《中国企业绿色评价研究》报告。报告构建了由311个指标构成的中国企业绿色评价指标体系，并对450家上市公司和700家京津冀重点污染监控企业进行了排名。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多年来对绿色金融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017年6月14日公开发布“绿色领先股票指数”方法学。该指数该方法学由企业“绿色表现”的定性指标（绿色发展战略及政策、绿色供应链的全生命周期来判断其绿色发展程度），企业“绿色表现”的定量指标（碳排放量、用水量、用电量，特别是绿色收入占比等数据），企业负面环境新闻及环保处罚三大部分构成，最后利用专业的计量方法将三大部分分数加总并排序，给企业绿色表现排名。以沪深300股票为样本，挑选绿色表现前100名形成“沪深100绿色领先股票指数”，为投资人提供绿色投资的相关信息。此外，还有研究针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评价。例如《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告》，针对2015年发布环境信息报告的747家企业进行关于信息披露的评价。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等机构也对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二）现有研究的特点从已发布的研究报告来看，与国外相比，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不仅缺乏专门针对上市公司ESG指标进行评价的研究，对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绿色发展情况进行单独评价的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1.对ESG的认识存在争议，缺乏系统性研究一方面，针对ESG的定义和内涵还未达成共识，现行的社会责任评价包含了E和G的内容；另一方面，当前国内鲜有按照ESG评价框架展开系统性研究的文献，多为针对E、S、G的单项评价，且未结合我国国情具体界定评价指标体系等问题。从现有单项评价来看，主要存在以下特点：一是对E和G的单独研究较多，S单独研究较少；二是大多进行了分行业、分地区研究；三是指标体系的设计较为繁杂；四是评价方法多为专家打分法。2.现有社会责任评级研究的社会认知度和市场影响力有限当前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级的社会认知度和市场认可度不高，究其原因，一是研究相对分散，除研究机构外，基金公司等金融企业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均各成一派，缺乏有绝对说服力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二是部分研究只公布评价结果，不公开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评价本身缺乏透明度；三是缺乏长期的跟踪研究，不具备连续性；四是照搬国外指标，缺乏依据我国国情的独立判断；五是评价方法大多为指标赋权法，权重设计主观性较强，不同评级机构对同一指标的赋权差别较大。3.进行评价的数据基础较为薄弱现有研究主要数据来源包括上市公司财报、社会责任报告等公开披露，来自媒体、第三方组织提供的数据，内部研究员实地调研获得的数据资料等。相对于指标设计，ESG相关指标的数据来源是个难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前我国并未针对ESG相关信息披露提出明确要求，大量企业并未进行ESG相关信息的披露；另一方面，已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等公开报告也多以描述性披露为主，偏重于宣传各自的业绩和环保、社会责任成绩，对一些负面指标鲜少涉及，且不同企业披露数据差别较大，不具备可比性。此外，存在部分评价机构依据经验和内部数据倒推评价体系的现象，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三）对构建ESG指标体系的启示1.根据我国国情，界定ESG的具体涵义首先要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发展趋势，定性描述ESG的内涵；其次要结合我国国情，兼顾科学性和现阶段数据的可得性，设计评级指标体系。2.注意区分综合和分类评价从监管机构的角度来说，综合评价指数具有普遍意义，而对投资机构而言，分行业的评价框架对引导投资更有帮助。从目前情况来看，应尽快出台关于ESG信息披露的一些指引和政策，指导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完善信息披露并进行监管。可考虑进行一定程度的强制披露，通过制定更具有针对性、更为精细化的规则和标准，进行综合评价评级，推进相关工作。加大奖惩力度。基金公司等投资机构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分类评价，加大ESG在其资金风险管理中的权重，督促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3.处理好争议指标的设计一是一些属于法定层面履行义务的指标是否包含在内，例如税收、不破坏环境等履行法定义务的指标等。二是一些兼具E、S、G两种或三种释义的指标归属问题，避免重叠。三是对投资机构来说，投资ESG企业控制风险比获取收益更为重要，因此要处理好正面指标和负面指标的关系。四、“中国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课题研究说明（一）研究目标本研究旨在针对中国上市公司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ESG评价体系，以达成如下目的：1.服务政府和监管机构使相关部门对企业的外部风险有更加及时、充分、全面的了解，更全面完整地评估企业绩效。一方面，促进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得企业发展符合宏观经济转型方向；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前做好风险防范的准备，降低企业违规概率。2.引导企业强化中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意识，激励其承担社会责任，提高综合竞争力。3.引导投资者鼓励投资者将ESG信息纳入投资决策，缓解决策短期化问题，推动资本市场从短期投机盛行转向长期价值投资为主。（二）研究特点1.注重研究结果的政策导向，尽量克服市场研究的缺陷由于本书编者属于政策研究机构，尽管该课题面对的评价对象是企业和市场，但仍以政策研究为主基调。因此，本研究注重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和长期性，为监管部门和行业自律提供标准，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方向，引导上市公司、投资者行为，确保评估体系与宏观经济转型方向相契合。与此同时，尽量克服已有市场研究的缺陷，增加客观性、独立性和透明度。2.国际经验和中国特点相结合一方面，ESG已经是一种国际潮流，因此本研究在评价体系设计和实施等方面，对国际经验必定有所借鉴。另一方面，评价体系要反映中国特点。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有特殊的发展阶段和国情，因此不能一味照搬和模仿国外经验。例如，E、S、G在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和侧重点。以环境为例，我国和西方对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的界定标准存在不同。西方对化石能源完全排斥。近年来欧美国家兴起了一股化石燃料撤资运动，即投资者减持或配售手中持有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燃料行业的股票，通过以脚投票的方式，向其施压，以迫使化石燃料企业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我国对化石能源并不是一味排斥，煤炭、石油的节约高效使用都属于绿色项目。此外，在治理和社会问题方面，我国也有自己的特色。本研究将力图把握这些不同。3.研究力求全面、深入一是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相结合，定性、定量指标相结合。二是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相结合。在中国ESG信息披露领域，目前的现实是，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已经开始披露相关环境信息，但披露时有很大的选择性，即以正面信息为主，环境投入信息披露相对较多，回避可能有负面影响的资源消耗以及污染物排放的数量信息。本评价体系将力求避免这一问题。4.尽量简洁、可操作性强本研究将力求设计一套简洁实用、重点突出的ESG评价体系，避免过于复杂，避免指标堆砌。（三）研究方法　　国际、国内比较研究。　　实证研究：针对全样本上市公司进行指标测试。　　主要依据素材：上市公司年报、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政府部门公告、相关研究结果和新闻报道。　　（四）ESG的内涵在本研究中，ESG有其特定内容，既吸收国际上的广泛认识，也体现中国特点。总体而言，ESG是一种开放包容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框架，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在资产管理领域得以贯彻落实的适当载体；ESG是一种关于如何发展的价值观，它将目标公司置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之中，将个体活动映射到整个社会网络，将公共利益引入公司价值体系，更加注重公司发展过程中的价值观和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司与社会价值的共同提升，而非孤立的单一公司的财务结果。具体而言，ESG三个价值支柱即环境（E）、社会（S）和公司治理（G）。E是指公司应当提升生产经营中的环境绩效，降低单位产出带来的内外环境成本；S是指公司应当坚持更高的商业伦理、社会伦理和法律标准，重视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维护人的权利、相关方利益以及行业生态的帕累托改进；G是指公司应当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围绕受托责任合理分配股东、董事会、管理层权力，形成从发展战略到具体行动的科学管理制度体系。在具体指标体系设计中，其内涵体现为对ESG正负两个方面信息的关注。1.正面信息E重点强调企业的绿色增长，包括绿色投入情况、绿色研发情况、节能计划、资源使用效率等。S重点强调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之外，还要承担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超越把利润作为企业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对环境、消费者、对社会的贡献。例如税收、就业、向员工支付的工资、公益支出（投入）、捐赠、员工培训（投入，时间）、（精准）扶贫投入、客户满意度等。G重点强调公司治理是否最终达成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考虑到职工、客户、社区等部分归于社会价值部分，本部分的评价主要从股东、管理层、债权人的制衡入手，引入“现金分红率”“资本回报率”“利息保障倍数”等指标。2.负面信息相关的研究和调查表明，上市公司一旦发生重大负面事件，将会立刻在股票价格上有所反映，不仅对投资者造成损失，而且可能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根据《中国基金业责任投资调查报告2013》，在ESG议题方面，产品质量和安全事件对上市公司股价造成实质的负面影响最大；其次是公司治理问题和财务造假。关于行业，基金经理认为责任投资对采掘业、农林牧渔、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等与能源、资源相关的行业影响最大（见图4-1）。这些反馈较好地反映了现时中国市场的ESG特征。商道新闻追踪系统选取国内媒体所发布的涉及上市公司ESG问题的报道。他们对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经营的近2 000家上市公司进行了长达一年半（2009年11月至2011年7月）的追踪，搜集了503家公司的676个负面新闻报道。基于追踪系统的统计，结论如下：（1）中国上市公司面临的最紧迫的ESG问题属于社会问题这一范畴，排名第一的是职业健康和安全事故（占预警信息总量的40％以上）；排名前五位的ESG问题分别是职业健康和安全、贪腐和欺诈、环境和工业污染、商业道德以及产品安全。（2）在中国，面临ESG风险最大的行业是第二产业，相比之下，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面临的风险要小得多。第二产业中又以制造行业面临的ESG风险最大，占预警信息总量的55％以上。面临ESG风险最大的前五个行业分别是制造、采矿、交通、金融服务和建筑。（3）面临ESG风险最大的前三家公司分别是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富士康。在研究期间，大多数公司都在某一个ESG问题上产生了一条预警信息（占所有公司的87％）。录有两次或更多预警信息的公司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占所有公司的13％）。中国石油共录有了22条预警信息，换言之，该公司是ESG风险最大的公司。综合各方面情况，本指标评价体系重点关注企业负面信息和风险事件的相关内容，包括：E重点强调能源消耗量、污染成本、碳排放等情况，以及企业的重大环保违规事件。S重点强调产品质量和安全、员工职业健康受损情况、贪腐和欺诈情况、客户投诉等情况。G重点强调包括大股东变现、高管离职、关联交易、违规处罚等情况。（五）ESG指标评价体系设计的整体思路一是注重研究结果的政策导向，克服市场研究的缺陷，为监管者提供参考。对于协会等监管部门而言，ESG评级不是替代投资者做判断，而是要政策引导，通过敏感数据揭示市场没有关注到的提前量，把敏感数据凸显出来，给增加值但不做判断，给提醒但不做结论。二是重点关注上市公司ESG的绩效表现。首先用少量的定量指标进行基本排序，其次利用辅助指标进行调整，最终将样本上市公司排序并划分为A、B、C、D四档。三是ESG不在于把E、S、G三者加总的价值，而在于三个分类指标的各自价值，便于使用者根据自身需要截取有效信息。四是注重指标的简洁性、代表性和综合性，避免指标过多，权重分散，造成次要指标和不可靠指标对整体评价效果的干扰。五是正面指标和负面指标结合，以正面指标为主，负面指标作为降档指标，通过负面指标增加区分度，对关键因素实现“一票否决”。六是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相结合。定量指标为主，作为关键指标和评价基础；定性指标为辅，作为调整指标。七是综合处理E、S、G的交叉性指标。八是当前指标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首先是保证了理论性和可操作性，完备性及最终的结果还需要进一步检验。[1]即公司在为股东创造的基本每股收益的基础上，增加公司年内为国家创造的税收、向员工支付的工资、向银行等债权人给付的借款利息、公司对外捐赠额等为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额，并扣除公司因环境污染等造成的其他社会成本，计算形成的公司为社会创造的每股增值额。[2]此处四级指标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环境、社会和治理指引》中被定义为“关键绩效指标”。环境分类中无三级指标。[3]指标的指引来自于《企业管治守则》。《企业管治守则》中将指标的披露分为“守则条文”和“建议最佳常规”，其中“守则条文”的效力基本等同于“不遵守即解释”，“建议最佳常规”的效力基本等同于“建议披露”。因此，为统一标准，本文沿用“不遵守即解释”和“建议披露”的分类。[4]资料来源：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xwdd/201809/t20180930_3449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