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 在职博士

导读：一名资深考研培训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今年考研的变化比较明显，但每年考研的考试科目、考试大纲、招生人数也都有变化，这已是常态，考生不必慌张。这些变化体现了研究生招生考试改革的思路，也就是专业硕士设置变化较大、非全日制研究生比例提升。”记 者丨王峰编 辑丨李博距离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已不足百天，各高校陆续公布招生简章和招生专业目录。“感觉今年的变化挺大的，两门专业课科目都变了。”准备报考清华大学的学生李晗（化名）说。清华大学9月中旬公布了不含招生人数的招生专业目录。“比往年提前了大约一个月，这是因为今年的考试科目变化比较大，为了方便考生提前准备。”清华大学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20年考研将于9月24日至27日进行预报名，10月10日至31日进行网上报名。“我估计到时候会有不少考生考虑更换学校。”李晗说。考生感觉到的变化还体现在招生人数上。2019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90万人，已连续5年增长。但为数不少的考生都感觉自己报考的专业在“缩招”，吴小莉（化名）今年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今年该院的招生名额为131人，比去年减少27人。“缩招”只是考生的错觉，事实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招生规模并未缩减甚至小幅上涨，造成错觉的原因是研究生招生结构正在改变。目前，部分高校专业硕士、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比例在提高，学术硕士的招生名额有所下降。一名资深考研培训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今年考研的变化比较明显，但每年考研的考试科目、考试大纲、招生人数也都有变化，这已是常态，考生不必慌张。这些变化体现了研究生招生考试改革的思路，也就是专业硕士设置变化较大、非全日制研究生比例提升。”2020年考研因何变化按照惯例清华大学在每年10月公布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今年的目录提前公布后，考生们发现，一些专业的考试科目变化很大。上述资深考研培训行业人士介绍，这首先与专业硕士改革有关。“很多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的设置比以前更频繁，但专硕与学硕分类考试还不成熟，很多专业还是采取同样的考试方式。”专业硕士是为了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而非培养研究型人才。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为例，既招收建筑学的学术硕士，授予工学学位，也招收（全日制）建筑学硕士，授予专业学位。2019年考研时，两个专业的专业课考试科目还不同。建筑历史与理论方向学术硕士的专业课科目考试为建筑历史、中国传统建筑与文物保护设计；(全日制)建筑学硕士的专业课科目则为建筑学基础、建筑设计。2020年，两个专业的专业课科目考试统一改为后者。上述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除非专业课变得跟往年的考试科目、范围完全不一样，否则考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大多数调整只是考试重点的变化，不会影响考生整体的备考思路。现在距离2020年考研只剩不到100天，考生还是应该按部就班复习，以提高效率、刷题提分为主。”他还介绍，今年考研变化较大的原因还与部分高校非全日制研究生比例提高有关。非全日制研究生招收了大量往届本科毕业生，但与全日制研究生采取同样的招生办法，所以考试难度、科目也要相应调整。教育部2016年重新界定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各高校从2017年起，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取消。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准，其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近年来，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人数正在增加。以南京大学为例，2019年报考非全日制研究生的人数从2018年的3840人陡增至6122人，录取人数从1154人小幅增长至1365人。2020年计划招生规模约1400人，可见竞争之激烈。张晴（化名）是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负责品牌工作的中层，她打算今年报考清华大学非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这个项目在每个周六上课。但在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之前，她需要先提交自荐和推荐材料接受筛选。由于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采取同一标准，保证同等质量，因此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含金量大大提高。非全日制研究生目前全部为专业硕士，但学费标准大大高于全日制的专业硕士，当然更高于学术硕士。比如北京大学的应用统计硕士，全日制研究生的学费总额为6万元，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学费总额为18.8万元。推荐免试比例不超50%专业硕士改革对考生的直接影响还体现在招生人数和推荐免试比例的变化上。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统计，由于社会各界对专业学位硕士的认可度提高，2019年报考专业学位硕士考生的比例已超过了学术型硕士。湖北省2019年学术硕士报考人数不足6万，专业硕士报考人数则超过8万。2019年2月23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提出要完善产教融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科教融合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一些学校推出了新的专业硕士，比如北京大学今年增招了电子与信息、机械专业的专业硕士。南京大学今年学术硕士招生专业有148个，专业硕士招生类别则有28个，甚至出现多个院系招收同一专业的专业硕士，比如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人工智能学院都招收电子信息硕士。“由于强调应用性，专业硕士的就业前景和就业竞争力可能还不输给学术硕士。”李晗说。报考专业硕士的考生增加，一定程度上还因为学术硕士的推免比例比较高，竞争更为激烈。按照教育部规定，招收推免生数量不得超过本单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50%。但这是相对学校整体而言，学校内部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类型的推免比例各不相同。南京大学2020年全日制招生规模约4000人，其中学术型研究生2200人左右，专业学位研究生1800人左右；全校拟接收推免生约2000人。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南京大学近几年招生录取情况发现，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比例保持稳定，2015年为22.3%，2019年为20.7%。而近年来南京大学推免比例则逐年提高，2015年为27.68%，2019年已上升至47.44%，个别年份甚至突破了50%。其中，学术硕士的推免比例要高于专业硕士。以南京大学商学院为例，该学院招收国际贸易学的学术硕士，也招收国际商务的专业硕士。两个专业横向比较，2019年，国际贸易学的推免比为60%，国际商务则为30%；两个专业纵向分析，国际贸易学2015年的推免比为24%，5年来持续提高，国际商务2015年的推免比为33.33%，5年里呈倒U形曲线，2019年回落至30%。另外值得考生注意的是，基础学科的推免率往往较高。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配备顶尖的师资，致力于推动中国问题交叉学科研究。2020年拟招收28名中国学硕士研究生，其中推免生23人，其中的哲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历史与考古三个基础学科方向，招收的全是推免生。一些尖端前沿领域的基础学科同样推免率很高。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今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招生35人，其中推免28人。相对而言，应用型学科的统考名额较多。比如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拟招生588人，推免生为140人；新闻与传播学院拟招生62人，推免生仅为25人。李晗也准备报考专业硕士，在他看来，学术硕士的推免比例只会越来越高，他们的出路应该更多是读博，因此更需要本科阶段就打好基础，并且有名校背景。进入100天考研倒计时的李晗白天大多数时间都泡在教室里，冲刺阶段他已把复习重点转向思想政治理论和英语两门公共科。早上进入教室前，他会听上一会儿周杰伦的新歌《说好不哭》，开始“考研党”的体验：“电话开始躲，就待在角落。”

来源 | 募格课堂撰写，参考自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四川大学研究生院、中国青年报、教育部等编辑 | 学术君近期，两所双一流高校发布关于研究生管理要求的通知：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发布敦促学生毕业答辩通知：请197位博士、111位硕士尽快完成毕业答辩，否则视为自动重视学业！校方将予以退学，准予肄业。四川大学研究生院也发布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通知：博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不得超过6年，硕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不得超过4年。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发布《关于敦促即将学习期满的2013级博士研究生、2017级硕士研究生尽快答辩的通知》，做出相关要求。内容如下：根据《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第一、二款规定：（一）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取得学籍后，最长修业年限（含休学和保留学籍）为 8年。对于未能在第9学年9月份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开会讨论之前完成论文答辩且提交相关材料至研究生院的博士研究生，学校将视之为自动中止学业，予以退学，准予肄业。（二）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取得学籍后，最长修业年限（含休学和保留学籍）为 4年。对于未能在第5学年9月份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开会讨论之前完成论文答辩且提交相关材料至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生，学校将视之为自动中止学业，予以退学，准予肄业。现有197位 2013级博士研究生、111位 2017级硕士研究生尚未答辩，请同学们抓紧时间于期满前通过答辩、顺利毕业，并请相互转告。‖研究生最长修业年限的变化本次南大向硕博研究生发出敦促完成学业的通知中，值得我们注意到的是对于硕博研究生最长修业年限的规定，近年来从无到有，从长至短，越来越多的高校致力于敦促研究生尽早完成学业，从而缩短了最长修业年限的要求。2016年，清华大学校务会议通过了《清华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首次增加了硕士、博士研究生最长修业年限的规定，博士不再能无限期“延期”毕业。今年，中国传媒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会议也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校方规定将博士生基本学制由3年改为 4年，最长有效修业年限由8年改为 6年，专硕生基本学制统一为两年，最长有效修业年限统一为4年。近日，四川大学也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的通知》，要求硕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不得超过 4年，学制为2年的专业学位不得超过3年，非全日制专业学位最长学习年限若教指委另有规定，则按相关文件执行；博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不得超过 6年。图源：四川大学研究生院官网截图有关研究生学制年限的安排，也曾有院士提出“减少两年，我觉得对学生、家庭、社会都是有好处的。”在2017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石碧拟提交提案：建议义务教育加高中阶段学制应减少两年，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也减少两年。这样大学本科生能够早两年毕业,博士研究生可以早4年毕业。高校施行这样的举措，最终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时间管理意识。研究生修业期间，做时间、精力的主人。合理有效地规划自己这几年的时间安排和精力分配。‖ 为何研究生超出年限仍未毕业的现象普遍存在？当学弟学妹满怀期待地向你诉说着即将读博的人生规划，可能面临博士毕业的你面露微笑以表支持，内心却十分懂得这份苦只有读过博士的人才知道。研究生们也许总爱自我调侃，这样形容自己的硕博生涯：准备读研读博的学生：我觉得我能获诺贝尔奖；在读研究生：我就想发篇一作文章；在读博士生：我只想毕业......是的，往年总会有高校定期公布即将被清退的硕博生名单，从学校整体研究生院的寥寥无几，到仅一个学院就存在的上百人，越来越多的研究生被分流淘汰了。这也就不得不分析一下，他们的退学原因都有哪些？从学生自身的角度出发，走上退学之路的原因如下：①传统被动退学型：学术生涯不顺利。②半主动退学就业型：找到满意就业单位，条件成熟退学。③主动退学创业型其他理由：例如有在实验室嫌实验试剂有毒的，有感觉专业和研究方向不爽退学重新考博换专业的，博士女生在生育后全力做全职妈妈的，以及离校后不报告新学期不再注册不再与学校联系造成事实退学的等等原因。对于博士生来说，退学问题愈发严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王爽也曾表态：因为博士本身学业压力比较大，他们是在做很多创新科研的工作，所以这里面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另外，博士在这个阶段也有家庭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再一个就是在职的博士相对我们全职的学生来说，他们还要兼顾工作和学业，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确实有一些同学是难以完成达到博士授位的标准。一部分人本身可能是由于工作的变化，或者生活的变化，对于博士学习的追求或者投入也不再像一开始那样热情了。从教育部及校方的管理角度出发，研究生被退学是公平性和培养质量的保证：此前，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中要求“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要落实及早分流，加大分流力度”。同时提到，要狠抓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教育部也给出了高校可予以退学的情形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显示，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予退学处理：1、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2、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3、根据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不能继续在校学习的；4、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5、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6、学校规定的不能完成学业、应予退学的其他情形。退学，其实也是一种试错后矫正，没什么大不了的。往往难以接受退学事实的学生，多少都是一路成绩优秀走过来的，面临突如其来的学业困难，一直无法接受这样的挫败感。但当你度过这几年，回首过往可能就会发现只要自己能力足够，是可以在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的，并非是科研无路，人生就真的没有出路这一说。那读研读博又有什么价值呢？只要你在求学路上认准对待，学有所获，也算是不错的人生体验，没有必要事事苛求自己。当然，浑水摸鱼的学生将注定在愈发严格的研究生培养机制下被淘汰。与其面临退学，不如早一步做出适合自己成长的人生路径。本文来源：募格课堂撰写，参考自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四川大学研究生院、中国青年报、教育部等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源。

来源：第一财经频现“批量”清退，博士生为何难毕业近日，多所高校被曝出“批量”清退不合格博士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公告清退33名未联系到的博士生，最久的入学时间长达15年；北京交通大学清退59名博士生；上海师范大学对125名超过学校规定学习期限不能毕业的研究生作出退学处理。自2019年以来，国内多所大学对包括博士生在内的研究生念起“紧箍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30多所高校公示清退超过1300名硕博研究生，原因涉及“已超最长学习年限”“未报到入读”“申请退学”等多个方面。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2019年我国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高达40%，其中接近一半延期的时间为一年，20%的延期时间为两年。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曾表示，2012年时，我国博士生有40%的人无法按期毕业，目前这个比例可能达到了65%。博士生为何毕业难？在大多数人眼里，博士生是经过大浪淘沙后走到高等教育金字塔尖上的人才，怎么会频遭“清退”？“去年开始在学术圈出现‘清退’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情况，其实清退制度早就存在，只是各大高校拖着没有实行。而被清退的一批人，很多也早就不在学校做科研了，只是档案还放在学校。”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博士后候选人刘威表示。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学校可予退学处理。博士生教育的学制是3年，但近年来，各大高校纷纷调整了博士研究生学制，不少学校已经把博士生学制延长到4年。根据各大高校的学籍管理规定，通常6年没有毕业就会被清退学籍。刘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3年毕业其实是非常难的。首先，中国高校对博士生发论文设置的硬性指标很高。刘威所在的研究所对博士生毕业的要求是发英文的SCI（科学引文索引）期刊，累计影响因子过4，这就意味着发1~2篇论文，而很多期刊从投稿到最后文章出来时间长达9~12个月。“在博士期间首先需要半年时间完成课程，毕业还需要提前3个月提交材料，完成1~2篇论文的架构到撰写，还要准备毕业论文，时间非常紧张。”刘威说。并且对于刘威这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博士生来说，科学实验更具有不确定性。“像我们这种偏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去野外、做实验，要有一个自然年的数据，但一年也很难保证数据采集完整，可能还要来年再补数据，时间就更紧张。”刘威表示。在刘威求学的研究所，今年30多个博士生按时毕业的只有6个；而在刘威所在的课题组，上一个按时毕业的博士生可以追溯到2018年，再往前是2012年。除了理工科博士生毕业难外，人文社科类博士生毕业也不容易。今年刚取得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学位的何心怡就花了4年时间。“虽然博士生学制是3年，但这几年来，真正3年毕业的博士生只有2人。上外的毕业条件还算比较宽松，除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外，需要发表一篇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或学校认定的同等级期刊。而综合性大学里的人文社科博士生更难毕业，因为它们的指标通常一刀切，但实际上，人文社科发高水平期刊比理工科难多了，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类的CSSCI期刊数量非常少，即使是教授、博导也不容易发。”何心怡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其次是导师的权力过大，往往招生热情很高，但培养起来精力不到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章玉贵对第一财经称，目前在很多“双一流”大学，博士生导师依托项目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容易形成马太效应，项目越多，招的学生越多，申请课题就多，项目因此就越多。“有时候一名导师带几十个学生，导师成为带博士生专业户，实际上，老师并没有足够精力去培养那么多学生，就会导致恶性循环，学生成为论文GDP和项目GDP生产环节中的一个环节。”章玉贵表示。章玉贵认为，一些重大创新是由导师的研究兴趣产生的，招收博士生不能依托项目，要看老师的研究兴趣，学校也一刀切，没有项目就不让招博士生。此外，导师对博士生能否毕业拥有太大的话语权。“学术圈还存在一种现象，即导师把手下的博士生当作科研助手，即使学生已经达到毕业水平，导师也会找借口拖延学生毕业，学生有苦说不出。”章玉贵说。刘威也表示，有些学生因为太优秀而面临毕业难问题，原因是导师想把学生留在身边多干活。“博士生就像廉价劳动力。在研究所，一个博士生一年工资3万多元，而在高校就更廉价了，大概只有2万元。”第三个原因是有一部分在读博士并不适合搞科研，但其在选择读博前并没有认清自己。“很多人没有科研基础，受身边人的影响赶工读博士，没搞清楚自己是否真心热爱科研，后来才发现读博士并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放弃了。”章玉贵说，在职博士生在清理的对象中占比不少。刘威也认为，很多人很不适合读博士，有时候迫于社会压力，或者为了推迟就业压力，或者导师希望读而读。“实际上，在现在博士候选人的体系中，真正适合读博士的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唯论文”亟待破除不仅在国内，国外高校博士生毕业的延期率也非常高。王运歆在法国国立应用科学学院（INSA）热力学系统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花了39个月毕业。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法国理工科博士学制一般是3年，文科博士一般是4年。“按时毕业比较难，80%左右会延期毕业，一般延期在3~6个月，延1年以上也比较少。”王运歆说。虽然毕业难是国内外博士生面临的共同难题，但国内外对博士生毕业的考核标准有着明显的不同。王运歆说，法国博士生毕业的要求是在符合要求的杂志上公开发表一篇论文或者在国际会议上有一次公开的演讲，除此之外需要博士毕业论文和论文答辩。“法国非常看重论文答辩，需要从法国各个学校找评委，组成评委团，把论文发给评委团的两个人，经过几轮修改后再进行答辩。答辩时间大约在2~3个小时。”王运歆说。章玉贵表示，欧美以及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的高校都非常看重学位论文和论文答辩，相比之下，国内一些高校则比较重视在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希望学生有产出。“国外比较好的大学一般没有对博士生公开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比较看重课程和毕业论文做得有没有创新和突破。而国内考核体系看重产出，能不能在知名期刊发表文章成为重要考核标准，这就导致最近几年中国论文发表量突飞猛进，很多论文的撰写主体就是在校学生，包括博士生。”章玉贵表示。“唯论文”是中国学术界长久以来的弊病。克服学术评价中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倾向，是学术界面临的挑战。在7月29日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表示，加强导师队伍建设，针对不同学位类型完善教育评价体系。据悉，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之后，《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和3个配套文件将陆续下发，分别聚焦严格规范质量管理、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和系统规划专业学位发展等方面。清华大学博士生培养的指导性文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明确称，鼓励依据学位论文以及多元化的学术创新成果评价博士生学术水平，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唯一依据，激励博士生开展原创性、前沿性、跨学科研究。“清华是全国第一所把博士生能否毕业与学术论文是否公开发表脱钩的大学，但拿掉紧箍咒并不意味着放松对学生的培养。我认为，重要的是提高博士论文本身的质量，在博士生期间，如果能够把前瞻性、补位性的选题做成一篇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预计后续很多大学将向清华大学看齐。”章玉贵表示。对于如何把学位论文做好，章玉贵认为，要发挥教授治校、专家治校的作用，让第三方去评价毕业论文，在开题、预答辩、答辩环节，学生的导师均不能参加，以降低导师在学生论文能否通过中的话语权，摒弃学生只靠指导老师的思想。“这方面国内高校已经有所改变，比如在预答辩前后要送给外部专家评审，公开获得国内同行专家的认可和加大论文盲审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国内一直在向国外看齐。”章玉贵说。此外，章玉贵认为，导师在选博士生时要对学生负责，抱有宁缺毋滥的态度，不一定要把名额招满，而要看学生有没有培养的潜质。“导师不仅要把学生当成科研助手，还要当作科研伙伴，不能剥削学生。”章玉贵建议，学生要认清形势、摆正位置，看看自己是否符合攻读博士，也要抛弃“考名师、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功利思想。“学术就是学术，与功利无关。如果你真的想做博士，就要做好扒几层皮、掉几把头发的准备。博士本身不是一种炫耀，它实际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章玉贵说。（应受访者要求，刘威系化名）

近日，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发布《关于处理超过最长学习年限博士生学籍的通知》，因超过全日制博士（含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的59名博士生，对其学籍管理将作出分类处理。根据相关学籍管理规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基本修业年限外不超过2年；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六年”。对没有达到申请延长学习时间基本条件的博士研究生，处理方式为：转硕、按结业处理、退学。今年以来，不少高校都对部分大学生作出退学处理！6月23日，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在官网向学生发出正式退学通知，要求学生在2周内办理离校手续。6月28日，上海师范大学发布公告，对125名超过学校规定学习期限不能毕业的研究生作出退学处理。消息一出，很多人表示支持，但也有人觉得，辛辛苦苦考上的研究生就这样被退学了，是否太随意也太严格？其实，北交大的做法并非个例。就在去年，广州大学对72名研究生做了退学处理，包括5名博士生、67名硕士生，即该校每40个博士、每70个硕士里就有一个被退学。对逾期不毕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进行清退，也并非第一次。早在十年前，华中科技大学就对硕士、博士研究生300多人进行了清退，原因同样是这些人长期不来上课，有些甚至已超时学习两三年。事实上，清理“过期”研究生是有相关规定的。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生若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学校可予退学处理。根据国家对学籍的要求，研究生学籍一般是三到六年。具体到学校有自己的规定，比如广州大学，硕士生最长不超过5年，博士生不超过7年；西南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的最长学习年限为六年。考研不易，但如果不且读且珍惜，集体清退就是给那些在校园里昏昏欲睡的人的一次警醒。清理“过期”研究生，其实不新鲜，只是在正常执行一个早已有之的管理规定，应该是常态。让大家觉得新鲜反倒说明了我们对研究生教育的认知偏差，包括执行的偏差。研究生绝对不应该只和学历划等号，而更应该和能力划等号。的确，从“终端”着手清退超期研究生对于学生和学校来说，都未免遗憾，因为它意味着学生和高校双方时间、精力、经费成本上的沉没。有数据显示，2003年博士研究生延毕率约46.5%，在2012年延毕率突破60%后仍不断上升，到2018年延毕率已达到64%，说明有超过六成的博士研究生无法正常毕业。博士研究生延期毕业率逐年增长，反映出“严入严出”现象愈发普遍，博士生培养质量越来越受重视。当然了，影响博士毕业难度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博士生自己的研究兴趣、学术能力以外，导师指导频率及指导学生规模、科研成果发表规定、论文选题等也很重要。近年来，国内高校对博士生发表论文的数量、质量都有明确要求。比如，南京大学规定，理科生至少要在国际一流刊物或本一级学科顶级刊物上发表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本专业SCI索引源刊物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在本专业SCI索引源刊物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和在核心期刊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且必须全部是第一作者。“这还只是学校的最基本的要求。”一位博士在读生透露说，部分院系、老师的要求比学校还高。所以，如果您觉得国内博士毕业太难，同时也不想放弃现有的事业，不妨可以选择免联考的在职博士（国际DBA）。国际DBA项目旨在培养已具备硕士学位或者同等学历以上的高级管理人才，是通过专业的工商管理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规定的学术水平而被授予的博士学位。它体现了工商管理的最高学术水平。感谢阅读，欢迎关注【徐说MBA】，谢谢！

频现“批量”清退，博士生为何难毕业近日，多所高校被曝出“批量”清退不合格博士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公告清退33名未联系到的博士生，最久的入学时间长达15年；北京交通大学清退59名博士生；上海师范大学对125名超过学校规定学习期限不能毕业的研究生作出退学处理。自2019年以来，国内多所大学对包括博士生在内的研究生念起“紧箍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30多所高校公示清退超过1300名硕博研究生，原因涉及“已超最长学习年限”“未报到入读”“申请退学”等多个方面。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2019年我国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高达40%，其中接近一半延期的时间为一年，20%的延期时间为两年。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曾表示，2012年时，我国博士生有40%的人无法按期毕业，目前这个比例可能达到了65%。博士生为何毕业难？在大多数人眼里，博士生是经过大浪淘沙后走到高等教育金字塔尖上的人才，怎么会频遭“清退”？“去年开始在学术圈出现‘清退’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情况，其实清退制度早就存在，只是各大高校拖着没有实行。而被清退的一批人，很多也早就不在学校做科研了，只是档案还放在学校。”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博士后候选人刘威表示。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学校可予退学处理。博士生教育的学制是3年，但近年来，各大高校纷纷调整了博士研究生学制，不少学校已经把博士生学制延长到4年。根据各大高校的学籍管理规定，通常6年没有毕业就会被清退学籍。刘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3年毕业其实是非常难的。首先，中国高校对博士生发论文设置的硬性指标很高。刘威所在的研究所对博士生毕业的要求是发英文的SCI(科学引文索引)期刊，累计影响因子过4，这就意味着发1~2篇论文，而很多期刊从投稿到最后文章出来时间长达9~12个月。“在博士期间首先需要半年时间完成课程，毕业还需要提前3个月提交材料，完成1~2篇论文的架构到撰写，还要准备毕业论文，时间非常紧张。”刘威说。并且对于刘威这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博士生来说，科学实验更具有不确定性。“像我们这种偏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去野外、做实验，要有一个自然年的数据，但一年也很难保证数据采集完整，可能还要来年再补数据，时间就更紧张。”刘威表示。在刘威求学的研究所，今年30多个博士生按时毕业的只有6个；而在刘威所在的课题组，上一个按时毕业的博士生可以追溯到2018年，再往前是2012年。除了理工科博士生毕业难外，人文社科类博士生毕业也不容易。今年刚取得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学位的何心怡就花了4年时间。“虽然博士生学制是3年，但这几年来，真正3年毕业的博士生只有2人。上外的毕业条件还算比较宽松，除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外，需要发表一篇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或学校认定的同等级期刊。而综合性大学里的人文社科博士生更难毕业，因为它们的指标通常一刀切，但实际上，人文社科发高水平期刊比理工科难多了，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类的CSSCI期刊数量非常少，即使是教授、博导也不容易发。”何心怡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其次是导师的权力过大，往往招生热情很高，但培养起来精力不到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章玉贵对第一财经称，目前在很多“双一流”大学，博士生导师依托项目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容易形成马太效应，项目越多，招的学生越多，申请课题就多，项目因此就越多。“有时候一名导师带几十个学生，导师成为带博士生专业户，实际上，老师并没有足够精力去培养那么多学生，就会导致恶性循环，学生成为论文GDP和项目GDP生产环节中的一个环节。”章玉贵表示。章玉贵认为，一些重大创新是由导师的研究兴趣产生的，招收博士生不能依托项目，要看老师的研究兴趣，学校也一刀切，没有项目就不让招博士生。此外，导师对博士生能否毕业拥有太大的话语权。“学术圈还存在一种现象，即导师把手下的博士生当作科研助手，即使学生已经达到毕业水平，导师也会找借口拖延学生毕业，学生有苦说不出。”章玉贵说。刘威也表示，有些学生因为太优秀而面临毕业难问题，原因是导师想把学生留在身边多干活。“博士生就像廉价劳动力。在研究所，一个博士生一年工资3万多元，而在高校就更廉价了，大概只有2万元。”第三个原因是有一部分在读博士并不适合搞科研，但其在选择读博前并没有认清自己。“很多人没有科研基础，受身边人的影响赶工读博士，没搞清楚自己是否真心热爱科研，后来才发现读博士并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放弃了。”章玉贵说，在职博士生在清理的对象中占比不少。刘威也认为，很多人很不适合读博士，有时候迫于社会压力，或者为了推迟就业压力，或者导师希望读而读。“实际上，在现在博士候选人的体系中，真正适合读博士的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唯论文”亟待破除不仅在国内，国外高校博士生毕业的延期率也非常高。王运歆在法国国立应用科学学院(INSA)热力学系统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花了39个月毕业。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法国理工科博士学制一般是3年，文科博士一般是4年。“按时毕业比较难，80%左右会延期毕业，一般延期在3~6个月，延1年以上也比较少。”王运歆说。虽然毕业难是国内外博士生面临的共同难题，但国内外对博士生毕业的考核标准有着明显的不同。王运歆说，法国博士生毕业的要求是在符合要求的杂志上公开发表一篇论文或者在国际会议上有一次公开的演讲，除此之外需要博士毕业论文和论文答辩。“法国非常看重论文答辩，需要从法国各个学校找评委，组成评委团，把论文发给评委团的两个人，经过几轮修改后再进行答辩。答辩时间大约在2~3个小时。”王运歆说。章玉贵表示，欧美以及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的高校都非常看重学位论文和论文答辩，相比之下，国内一些高校则比较重视在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希望学生有产出。“国外比较好的大学一般没有对博士生公开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比较看重课程和毕业论文做得有没有创新和突破。而国内考核体系看重产出，能不能在知名期刊发表文章成为重要考核标准，这就导致最近几年中国论文发表量突飞猛进，很多论文的撰写主体就是在校学生，包括博士生。”章玉贵表示。“唯论文”是中国学术界长久以来的弊病。克服学术评价中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倾向，是学术界面临的挑战。在7月29日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表示，加强导师队伍建设，针对不同学位类型完善教育评价体系。据悉，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之后，《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和3个配套文件将陆续下发，分别聚焦严格规范质量管理、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和系统规划专业学位发展等方面。清华大学博士生培养的指导性文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明确称，鼓励依据学位论文以及多元化的学术创新成果评价博士生学术水平，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唯一依据，激励博士生开展原创性、前沿性、跨学科研究。“清华是全国第一所把博士生能否毕业与学术论文是否公开发表脱钩的大学，但拿掉紧箍咒并不意味着放松对学生的培养。我认为，重要的是提高博士论文本身的质量，在博士生期间，如果能够把前瞻性、补位性的选题做成一篇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预计后续很多大学将向清华大学看齐。”章玉贵表示。对于如何把学位论文做好，章玉贵认为，要发挥教授治校、专家治校的作用，让第三方去评价毕业论文，在开题、预答辩、答辩环节，学生的导师均不能参加，以降低导师在学生论文能否通过中的话语权，摒弃学生只靠指导老师的思想。“这方面国内高校已经有所改变，比如在预答辩前后要送给外部专家评审，公开获得国内同行专家的认可和加大论文盲审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国内一直在向国外看齐。”章玉贵说。此外，章玉贵认为，导师在选博士生时要对学生负责，抱有宁缺毋滥的态度，不一定要把名额招满，而要看学生有没有培养的潜质。“导师不仅要把学生当成科研助手，还要当作科研伙伴，不能剥削学生。”章玉贵建议，学生要认清形势、摆正位置，看看自己是否符合攻读博士，也要抛弃“考名师、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功利思想。“学术就是学术，与功利无关。如果你真的想做博士，就要做好扒几层皮、掉几把头发的准备。博士本身不是一种炫耀，它实际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章玉贵说。（第一财经）

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博士已经正式开始招生了，硕博通老师发现，很多想报考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博士课程班的同学问很多一样的问题，经过两个月的记录，筛选，我将同学们都会问的问题汇总成条目分享给大家：问：硕士学的是其他专业能就读吗？答：我们对你硕士所读的专业没有要求，只要你目前所从事的行业与金融或经济相关或者你之后有想朝金融经济方向转型的想法，都可以参加学习。问：全日制博士与在职博士有什么区别？答：统招博士与在职博士的区别在于，在职博士是宽进严出，统招的是严进宽出，在职的博士主要是以发表论文、写专著、省部级奖项等为获得学位的条件。问：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博士是否可以使用？答;近3年内的都可以，但得是在核心期刊发表的。问：异地学员如何上课，可以通过视频学习么？答：不可以，但是如果因为工作原因确实安排不开，可以请假，请教务老师把课件发给你，或者跟下期班补课。问：需要准备哪些资料？答：报名需要携带的资料：身份证原件、复印件、硕士学位原件、复印件、一寸照片4张、报名费800元。问：导师如何选择？答：在课程第二学期，双向选择。问：英语有什么要求？考试是参加国家统考么？答：入学考试不考英语，毕业后申请学位时研究生院有英语考试，这个考试难度为四级到六级。问：发票如何开？答：社科院统一开具发票问：针对于有的学员认为我们就是一个课程班如何回答？答：我们不是课程班，因为我们是可以申请博士学位的，我们在职班的学分社科院研究生院是完全承认的。问：费用可以优惠么？答：不能优惠，这里是社科院，正规办学。问：博士论文有导师指导么？如何能保证通过？答：有导师指导，不能说保证你通过。要认真对待。问：社科院博士最亮点的优势是什么？答：国内唯一可招收在职博士的院校。具有单双证通道。社科院是国家部级单位，与教育部平级，再一点我们的师资力量与博导，没有任何一个院校可比。问：入学考试都考什么？有考前指导么？答：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考的是与经济相关的主观题，面试是社科院院所领导做单独沟通，了解学员的的综合能力。问：报名的程序是怎么样的？答：填写报名表-----发送入学考试通知------进行笔面试------发放录取通知书。问：申请博士学位需要哪些条件？答：硕士学位满五年、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篇以上、或论文3篇加个人专著一部、省部级科研奖项3等奖提名、通过研究生院的考试问：应届硕士毕业生是否可以报考？答：可以。问：博士学费是多少？答：现代服务与投融资128000 ，产业经济学：138000问：在境外获得的硕士学位可以读博士么？答：硕士在国家学位办做过认证就可以报读。问：只有硕士学位，没有学历可以报博士么？答：可以，有硕士学位即可。问：博士学位证书是哪里颁发的？也是国务院学位办么？答：该学位证书是国务院学位办统一颁发的，和统招毕业的学位是一样的。问：申请博士学位有名额限制么？录取比率如何？答：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满足条件，我们就授予学位。没有录取比例问：课程设置是怎样的？ 答：政治理论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选修课，跨学科选修课。问：师资配备情况？答：大部分为社科院导师、研究员；部分外聘知名教授，专家。问：如果经常出差，确实没时间上课，学分怎么修？答：提前和教务老师打招呼。安排调课，回来后补课。补修学分。问：毕业论文有什么要求？答：结业论文3万字以上，毕业论文8-10万字问：除了上课还有什么增值服务没有？答：移动课堂，联谊活动。社科院论坛与讲座免费参加。问：申请学位考试考什么科目?答：马列，经济综合，英语，问：刚毕业的硕士可以读吗?答：可以，只要具有硕士学位就是可以报考的问：博士课程共修多少学分？答：32学分问：博士发表文章的主要刊物名称?答：目前有3个系列可选：一是（北核）北京大学图书馆，1000多个检索目录。二是（南核）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500多个检索目录。三是社会科学院，700-800个检索目录。问：博士有年龄要求,超过要求年龄也是可以申请的吗?答：一般45周岁一下。如果年龄超过，会考虑学生的综合社会层次，有机会破格录取。如果同学们有其他上面没有包含的问题要问我，欢迎留言或者加硕博通老师百家号后，私信回复常见问题，更多问题会出来。私信回复招生专业，会出来2020年所有社科院在职博士招生专业，私信回复上课地区，会出来2020年社会科学院在职博士开设课程班的地区。

文/林回声“（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区别）大了去了，非全日制=本科生。”正在房地产公司担任HR的桐桐坦言。她继续解释：“如果是秋招，非全日制是不（被）承认的，或者说有些岗位要求说研究生学历，（非全日制研究生背景的申请者）就报不了。”无独有偶，国内某大型建筑公司在其2020年秋招工作中也表现了类似的态度。今年9月初，有网友反映该公司的招聘公众号在问答环节中，明确回复了 “不招收非全日制的学生”。一时间，很多非全日制研究生表示不满，并向湖北人社厅举报该企业涉嫌就业歧视。尽管目前该公司的招聘公众号已经删除了相关文章，并清空了公众号进行整改，但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该公司的做法和HR的态度就是一种对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学历歧视。同时，2018年有大比例的考生不愿意被调剂至非全日制，中国教育在线调查显示，因担心毕业后非全日制文凭不被就业单位认可而不愿调剂至非全日制的考生约占47%。相关数据不完全估算，2018年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数为3.625万人，在读非全日制研究生为11.538万人，毕业生为2.552万人。如果现实就是非全日制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上容易被歧视、被偏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报考呢？“应该”被歧视？某航空公司办公室主任吴浩，正在某航天院校读两年半学制的非全日制MBA，学费七万多元。他认为，用人单位对非全日制的学历歧视是应该的，很多人都是为了“混学历”，因为“付出的时间精力也都不是一个程度的嘛”。这个月，吴浩已经上完了一天英语课和近一周的组织行为学课程。他评价：“上课内容其实没啥意义，是挺水的。上课本质上还是老师讲，同学听。只是现在不是大课堂了，在座位的安排上变成了小组的那种形式。”他认为：“即使（在非全日制研究生阶段）有努力学到知识，但在学历衡量上都是一样的。文凭和知识有关系，可没有必然联系。”曾脱产一年在警察大学学习国际关系的小景却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在职人员读非全日制研究生并不是在混学位，同时，“课程水”的评价也让他十分懊恼。他说：“虽然他的研究生毕业证书上标明了‘非全日制’，但是他在警察大学学习期间的学习生活与全日制研究生并无二致，并且还常常一起上课自习及参加其他活动。”早上六点，小景和其他全日制研究生一同起床洗漱，然后集合列队走去教室上课；下午午休过后再次集合，小景会和其他全日制研究生一起自习。4点过后，锻炼身体，到了晚上就自习或者娱乐，10点半准时熄灯睡觉。小景透露，他和全日制研究生在学业考核标准上也是一致的。每科结课后，都需要通过提交小论文来获得学分，只有学分和毕业论文都达标了才能获得“双证”。“（而我的） 一般都有 90分。”谈起成绩，小景眉毛一挑，颇为自豪。虽然在学习生活以及考核标准上，小景和全日制研究生并没有太大差别，但他认为工作之后再去读研究生确实更有优势。“就是读的书更能够和工作实际相结合，然后就更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识，再去学什么知识，这样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指导过全日制研究生的大学研究生导师饶教授则表示他们两人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全日制优于非全日制，特别是高校研究机构肯定更认可全日制。但实际上，还得看个人能力。”“不算是”歧视？对于饶教授提出的“个人能力”的看法，桐桐则认为：“我不绝对排除有真的想要学习的人。可根据我三年来看到的情况来说，我只能说肯定很少。”作为招聘人员的桐桐似乎还是更认同吴浩的看法，她认为的“非全日制=本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非全日制研究生课程质量的怀疑。她直言不讳地说：“非全日制是真的水，水上加水”。桐桐坦言，在招聘中“采取一刀切办法”排除非全日制研究生参与校招的做法，“也不算是什么歧视”。公司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公平性和培养目标的考量。普遍认知上，非全日制研究生群体中的大多数是在职人员、年龄比较大、可能还是公司中高层，他们与还是“一张白纸”的应届生竞争同一岗位显然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校招的培养目标是“想要自己培养人”。桐桐解释道，尤其是地产公司，它们想要通过培养更多自己人来提高人员稳定性，改变目前人员流失率高的行业风气，而在很大概率上非全日制研究生群体中大多数的稳定性就比较低。此外，如果非全日制研究生参加公司的社会招聘的话，“用人单位是不看你七七八八的学历，只要你达到本科要求，其他要根据你的履历、能力来考核应聘者是否符合公司要求。”而在熊丙奇的眼里，企业招聘不把非全日制研究生纳入到研究生学历的范畴之内，就是一种学历歧视。他认为：“企业招聘人才，本来就不应该把这个学历作一个排除选项，应该关注所有求职应聘者本身的能力和素养，你把非全日制学生排除在秋季之外（秋招），这当然是一种歧视，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认为，虽然目前我国的非全日制高等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其作为我国多元化的求学路径之一，与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熊丙奇强调：“全日制高等教育和非全日制高等教育，只是求学的方式不同而已。”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部分学校并不重视人才培养的质量，在课程教育、毕业生考核上，对全日制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不同的标准，导致两者之间存在质量差异，这就是导致招聘中学历歧视的最根本原因。此外，熊丙奇还补充道：“现在这种学历歧视实际上是很难收集到证据的，学生维权难是导致企业老是会有学历歧视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非全日制经常会出现一些负面新闻，这些负面新闻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舆论对非全日制研究生的质量评价。”所以，企业会在招聘时对非全日制研究生区别对待也不奇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认为：“这是一种区别对待。”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在做人才筛选时不够专业时就会出现把学历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而不是更看重对人才能力全面的评估。真正被影响的人？事实上，被学历歧视所影响的人除了像小景一样“少数认真学习的人”，还有一些报考了全日制但被调剂到非全日制的应届生。从前文给出的数据推测，仍然有53%的人可能愿意被调剂至非全日制研究生。分析人士表示，在就业市场上，真正被歧视影响的可能就是非全日制应届生。2016年，教育部出台《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意味者非全日制与全日制研究生招考方式正式并轨。并轨后，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度研究生统一考试、统一划分数线。往后两年则有不少自主划线院校出现非全日制名额空缺的情况。有媒体报料，也有不少学校甚至鼓励全日制考生调剂到非全日制。小彦就是一名非全日制的应届生。2017年年初，大四的她，成功进入了某高校的全日制法律硕士的复试，但后来因为分数原因，接受了学校调剂建议，该年9月入学后，正式成为了一名非全日制应届生。她告诉《中国经营报》他们班“大概有一半是应届的”。非全的身份对他们的最大影响就是没有和全日制一起公平竞争的机会。现在这个情况，好像我们选择非全日制就是一种罪过，找工作的机会还不如本科毕业直接就业。她在求职中，发现有些银行在电子简历中，只有“全日制和在职”或者是“正规全日制和在职研究生”的选项，根本就没有非全日制研究生的选择。在2016年非全日制与全日制研究生招考方式正式并轨，非全日制就和以往的在职完全不一样了，一样的入学考试，一样的老师教学，学一样的课，参加一样的活动，“为什么非全日制就要被招聘单位定义成低人一等呢？”桐桐认为，学校鼓励全日制考生调剂到非全日制的行为“挺坑的” 。因为用人单位还是倾向于一刀切的方法，不会逐个甄别非全日制是否是被调剂的应届生。“但是这些人在选择接受调剂成非全的时候，就应该想清楚（后果）。”储朝晖也认为，学生在考虑是否接受调剂成非全日制时，“不能太理想”，要考虑到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和培养方向确实和全日制研究生不同，不管是不是应届生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他们在空余的时间就应该不断积累工作经验，提高自身能力来应对毕业后就业的不确定风险。垂直类博主非全研究僧bot也表示：“就业是双向选择，教育部的原话。”尽管从他的其他微博图文看，也许他一直都在发文声援非全日制研究生抵制学历偏见，并为同学提拱了自救工具（人社局投诉通道）。教育部发布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明文规定了：“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按定向合同就业；非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按本人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办法就业。”目前，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在招生简章中明确规定非全日制研究生只招定向类别。这些大学的做法与桐桐的想法一致，她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严格区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招生要求，非全日制就应该只招定向类别，且不允许全日制调剂成非全日制。暨南大学2020招生简章截选广州大学2020招生简章截选华南师范大学2020招生简章截选山东大学2020招生简章截选而熊丙奇则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出发，正如前文所述，他认为，企业明确将非全日制排除在秋招之外，就是一种歧视，有关部门应该要加强对这类涉嫌学历歧视企业的监管，纠正它们在招聘过程中的学历歧视行为，需要根据相关规定，要求企业要遵循公平就业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我国的机关事业单位在人才招录时，不能出现类似的学历歧视行为，要带头推动就业公平。《中国经营报》也查找到，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已经开始作出行动，把非全日制研究生学历纳入到招聘条件中来推动就业公平的实现。2019年9月10日，山东省淄博市市属事业单位在其照片高层次紧缺专辑人才补充公告中，明确说明了在此次招聘中，2016年12月1日后被国内高校录取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具有同等资格。“隐性利益”大于争议从种种现象中可以看到，非全日制研究生可能的确面临着就业中的学历歧视困境，但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20年多所高校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人数仍正在增加，每年跳入非全日制研究生行列的学生不在少数。《21世纪经济报道》还以南京大学为例，称该大学2020年计划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规模约1400人，比去年录取人多出35人。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学历歧视在前，为何还有人接连报考的原因到底如何？小景的回答很诚恳：“虽然非全日制研究生学历与我的升职没啥关系，但其实读研还是能带来很多‘隐性利益’。”他认为，现在看来，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是在同等条件下，我的学历为我的职业生涯加了分，因为身边研究生不多，大部分是本科和专科；第二是研究生学习使我考虑问题多方面、多角度，同时也更深刻，更能照顾他人的感受；第三是研究生的老师和同学以及积累的人脉也很有帮助。眼下，小景正在准备在职博士考试，读博需要两名国际关系相关专家额推荐信，小景说，正好可以联系他的“研究生导师试试看”。非全日制研究生所带来的“隐性利益”也是吴浩仍然很乐意去上课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学历和硕士学位能为他在日后的各种评分排名中获得加分，以及可能成为日后升职的敲门砖。另外，“带薪上课”的魅力也不亚于“隐性利益”。吴浩告诉《中国经营报》，他上的非全日制是研究生“属于公派性质”，“在拿工资的同时，还可以再有个研究生学历，”能减轻不少负担。正如吴浩所提及的“公派”读研，桐桐表示，很多公司会把非全日制研究生学习当作一种外部培训手段，巩固人才，培养自己的人才梯队。所以，公司通常会鼓励或者要求员工去读非全日制研究生。“现在我公司就会送高管出去培训（非全日制研究生），然后经过一系列内外部的培训后，挂职，考核，通过后就升职了。”非全日制应届生小彦则告诉《中国经营报》，她在考虑接受调剂时，也曾想过，可能毕业后会遇到一些身份认同上的问题，但她觉得非全日制和全日制都已经并轨了，未来情况一定会比现在好，“我们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了”。还有她认为“学校本身也不错，上课后也发现课程和授课老师都和全日制研究生一样，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就没什么可后悔的了”。人脉资源、教养学识、日常考核加分、未来升职的敲门砖等“隐性利益”，仍然远大于就业上的困扰，这或许是很多人依然乐意投入到非全日制研究生学习的最主要原因。争议犹存，但中国非全日制研究生制度改革刚刚推行四年，从制度到实践的步步成熟，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编辑：黄玉璐 校对：翟军）

早前，演员翟天临（左一）的博士学位造假，引发全网质疑。图/《军师联盟》博士是谁？博士就是那个拿着入场券，在人类知识的最远边界独自钻牛角尖的人。今天，关于博士的真正问题不在博士的多少，而在博士的真假。人们内心一直存在着这样一条博士鄙视链：本科985的常青藤洋博士＞洋博士＞本科985的土博士＞土博士＞女博士＞博士后＞专业博士＞在职博士＞翟博士＞名誉博士＞访问学者＞野鸡博士。这其实是一场关于博士成色和美誉度的不完全排名。任何对博士的神化和异化，终归是一场徒劳。读博，或者不读博，成为博士，或者不成为博士，不过是人生的其中一种选择。“中国已成博士工厂？假的！”这是《中国教育报》3月6日一篇报道的标题，这一说法来自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在3月5日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张炜表示：“每隔一段时间，社会上就会出现‘中国博士研究生规模全球第一’‘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数量世界第一’的说法。这可不是夸我们，而是借此说我们‘虚胖’，只图脸面，只要数量不要质量。但是这个说法，却彻彻底底是个谣言！我们作为教育界的委员，有必要加以澄清。事实上，我国的博士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说博士研究生教育是短板也不足为过。”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教育还不完善，博士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不算高。图为普林斯顿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费曼，曾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在我国，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凤毛麟角博士乃至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公共热议话题，最早可以追溯到电视剧《围城》1990年热播的时候。这部改编自钱锺书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展示民国知识分子群像，同时贡献了“克莱登大学”（克莱登大学由此成为“野鸡大学”的代名词）以及“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出自剧中的教育部视学先生）等说法。“克莱登大学博士”方鸿渐。图/《围城》《围城》主要凭借演员的颜值和表演来吸引观众——陈道明（饰演方鸿渐）的儒雅，英达（饰演赵辛楣）的美国派头，葛优（饰演李梅亭）的笑点，以及两大女主李媛媛（饰演苏文纨）、史兰芽（饰演唐晓芙）一套又一套的时髦衣着；至于钱锺书在原著中揭示的高级知识分子圈的种种套路，在剧中则被弱化了。1939年，钱学森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图/维基很多人要在之后读到《围城》原著并在对学术圈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才领悟到小说的妙处。比如，苏文纨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文学博士称号，主攻方向是中国现代诗研究。“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唯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1942年3月至5月，胡适博士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讲。再比如，方鸿渐和韩学愈同样手握“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方鸿渐是花了40美元买的，韩学愈花了多少钱就不清楚了），方鸿渐深以为耻，不敢写在履历上，只能当个副教授；韩学愈则不仅有“博士”头衔，还有“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相当于今天的C刊）这一过硬条件加持，当上了历史系主任。然而，真相是：韩学愈的文字确实曾在这两本刊物上发表，但跟学术无关。他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是一段广告：“中国青年，受高等教育，愿意帮助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取费低廉。”发表在《史学杂志》的则是一条资讯：“韩学愈君征求二十年前本刊，愿出让者请通信某处接洽。”也难怪那时的人对以博士为代表的高知群体不甚了解。毕竟，在我国，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属于凤毛麟角：上世纪初到30年代，要读博只有留学一途，也唯有家境宽裕者负担得起（方鸿渐到欧洲留学的学费就是丈人提供的）。1935年，季羡林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后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民国政府于1935年4月公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学位法典——《学位授予法》，采欧美通行的三级学位制——学士、硕士、博士。但随着抗战爆发，这一计划不得不延迟。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门一度采用苏联的学位制——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回忆道，他的老师周勋初先生那一辈，当时读的是“副博士学位”这种源于苏联的学位称谓。直到1980年2月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学位制度，并在1983年授予第一批博士学位，我国才有了国产博士。曾经的苏联学位制，对中国影响颇深。图/圣彼得堡大学“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是时候停下来了吗？”1983年5月23日，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以新中国首位博士马中骐（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为代表的18名博士拿到了学位证书。据说，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说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这么多博士怎么办？”许多人不明其意，全国才刚刚培养出18名博士，怎么就多了？一位当时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回忆：“他已经预感到将来我国授予的博士会非常多。”苏步青的预感是准确的。1982年，我国共招收博士生302人；而2017年，这个数字达到83878人。还有一组对比数据也可以证明我国博士招生的“大跃进”：获得博士学位者突破1万人的规模，美国用了100年时间（1861—1961），中国仅仅用了17年时间（1981—1999）。中国教育在线网站发布的《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19）写道：“从1994年开始，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呈现急剧扩大的趋势，到2015年授予博士学位总量超过66万人。从1994年至2007年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以年均25%左右的幅度快速增长，其后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增长速度放缓，2008年至2015年间年均增幅约4%。”中国博士，似乎越来越多。图/全景现在通行的“2008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博士大国’”的说法，来自国务院学位办。2008年4月，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表示：“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1万名博士，中国大陆是4.9万名。到2007年，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至于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不认同这一说法，可能是所采信的数据来源不一致造成的。对照美国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和社会、行为与经济科学学部联合公布的《美国高校历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1957—2014）》及我国教育部发布的历年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即获得博士学位者）数量，在2008年这个争议节点上，美国培养了约4.8万名博士，中国则培养了约4.4万名博士，基本持平；而到了2014年，美国的数字是约5.2万，中国的数字是约5.4万，仅从数量上看，中国确实胜出了。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一名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合影。图/Alex Zozulya博士数量持续增长，是一个国际性趋势。《自然》（Nature）2011年5月发布的名为“博士工厂”（The Ph.D. Factory）的调查报告指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一份研究显示，1998年至2008年科学类博士年增长率达到近40%，每年约增加3.4万人。没有迹象显示增长会放缓。大多数国家建立了高等教育系统，并认为博士毕业生人数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为此，报告质疑道：“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是时候停下来了吗？”当博士成为“博士工厂”制造的批量化产品，其成色就难以保证了。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2007年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历数高校“大跃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针对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刘道玉的对策是：“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左：伯明翰大学的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右：剑桥大学哲学博士礼服。隆重而讲究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是研究生教育的严肃性的体现之一。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1987年6月，作为北大培养的首批文学博士，陈平原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曾在文章中记述当时的经过：“我独自一人，骑脚踏车，来到未名湖边的研究生院，取走那张属于我的博士文凭。回宿舍时，顺道买了个西瓜，放在水房里冰着，准备晚上受用。给父亲挂了个电话，说‘东西拿到了’；电话那头很激动，叮嘱下次回家时一定带给他看看。那时年轻，看不起‘博士’‘硕士’等头衔，以为关键是有无真才实学。第二天，为完成下一个研究课题，江南读书去也。”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与博雅塔。图/维基那个时代，北大乃至其他高校都没有隆重的博士毕业典礼，更没有穿博士袍、戴博士帽、导师拨流苏等仪式。很多学者像陈平原那样，以平常心对待博士学位——“不过是取得一张从事专业研究的入场券”。陈平原认为，自己不是特别看重博士头衔，与专业方向有关。“回首百年中国学术，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学者，大都没有博士学位——即便曾出国留学的（如陈寅恪、钱锺书等）也不例外。这一点，与经济、法律、物理、生化等专家大不相同。哲学家、史学家完全可能自学成才，法学家、数学家则很难回避严格的学院训练。”陈寅恪任教清华时，有“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之称。图/维基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规章制度不甚健全的时候，博导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教学生——正如莫砺锋所说，“那时没有课程体系，也没有学分制，学校连规章制度还没制定，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去读”。那时候培养博士生的方式，类似于传统手艺人带徒弟，一对一，一个博导带一两名学生，言传身教。甚至有四个老师带一个学生的情况：带莫砺锋的，除了导师程千帆，还有导师的三名助手——郭维森、周勋初、吴新雷，四个老师管一个，把他管得“死去活来”。而如今身为博导的莫砺锋，他要带的博士生有60多名。那个时代的文科博导上课，就是跟学生聊天——莫砺锋、陈平原都十分怀念当时那种氛围。陈平原在回忆导师王瑶时这样写道：（王瑶）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复旦大学2018届博士毕业典礼现场。2013年，陈平原撰文提出“革新博士教育六建议”，其中一条建议是：改国家学位为大学学位——“像欧美国家一样，各大学对自己颁发的学位负责。经由一番激烈的竞争与淘洗，内行人很快就会明白，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值得珍惜，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白给你也不能要。”他对于博士教育的基本观点是：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这只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个希望进入学界的人非做好不可的“规定动作”。作者 |谭山山欢迎分享文章到朋友圈新周刊原创出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博士生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使命。决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主要环节有三：招生、培养以及答辩，这三个环节除了离不开学生的主观努力，导师的守责把关也是重中之重。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我国博士生导师已经达到11.5万人。但事实上，在担任博导职责这件事儿上，高校教师的“权利”实在是有限。就整体情况而言，在博士生培养环节中，导师的角色以“被动”为常态，在夹缝中求生存。博导，听起来光鲜亮丽，但其承受的压力，并不亚于博士生。经费不足，博导也是“打工人”在同样的评价体系内，一个科研成绩突出的老师相较于一个潜心教学的老师，前者无论是在职称晋升，还是在各种奖项的评定中，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作为科研项目的牵头人和直接参与者，身兼硕导、博导的教授们精力相对有限，权衡取舍下往往忽视了教学任务。这种情况其实也与教学活动的“效益”甚微不无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公开的课时费等人员费用发放标准中，教授：不超过150元/课时；副教授：不超过100元/课时；其他人员：不超过80元/课时。图源：陕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为了让导师回归课堂，只能从政策上动员。中南大学从2012起，严格执行“本科生教学工作一票否决制”，被称为史上最严“讲台令”。近年来，中国药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出台政策，使“教”由传授变为传授+指导；使“学”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实现教学相长。然而制度的规定，不如从根源上解决教学的软肋——调整评价机制以及出台奖励措施。浙江大学2011年起设立“心平奖教金”，其中杰出教学贡献奖为获奖的一线教师每人奖励100万元人民币；武汉大学也设立了“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用于奖励在本科（含研究生基础课）教学一线工作业绩突出的优秀教师。必须承认的是，课时标准、奖励措施在数量上仍是“杯水车薪”，与动辄百万级的科研项目经费相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教学工作相较于科研、项目上的付出，不过是“雪上加霜”，毕竟申请项目经费本身就绝非易事。此前，我国博士招生数量相对较少，只有少数优秀教授才可担任博导，并且以国务院名义任命，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而现在，我国大学的博、硕士点不断增加，但课题经费的发放，无论从数量方面，还是分配的合理性和制度的完善方面都存在问题。据调查，大学中至少超过50%的在职博导没有申请到相关的课题经费。在有些学校，还实行博士津贴由博导提供的方案，加上外出开会、调研、发文章的版面费，基本都从博导的科研经费中开支。因此，很多博导的主要工作就是接项目、申请课题，因为只有这样才有经费保障博士出成果。为了申请到科研项目，让学生能顺利毕业，博导需要带领研究生不断地做实验、出结果、发论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就曾呼吁：“导师有权向管理部门博士生的培养经费，要求公开其全部去向，以便大幅度地增加博士生培养经费的下拨比重，避免不合理的层层折扣。”学生不靠谱，导师要“背锅”这年头，博导招博士就像“拆盲盒”，多多少少有看走眼的时候。在知识分工极其细化的今天，一些博士只是把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当成了谋生的工具。导师对学生原本抱有学术上的期待，但学生则把读博当成一种人生经历或者跳板——这种思想上的距离并不能产生美。指导论文“死脑细胞”虽然现在很多高校中，论文发表不再作为博士生的硬性指标，但是论文是学术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博士就终究避免不了要与论文打交道。“90后梗王”袁隆平曾表示“不带博士生了”，并因此登上热搜榜。“论文修改起来麻烦得很”“死脑细胞的”，这些应该是大多博士生导师共同诟病的。图源：央视《面对面》当主持人问袁老：“在这个团队中，您就是个大家长，您下面都是精英，好不好管啊？”袁老的反应也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博士论文是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基本要件，选题、资料与论证则是决定论文质量的三大要素，其中资料是基础，选题是关键，论证是保障，三者都不能含糊。对于博士生论文选题的确定，资料的收集与论证的展开、导师都有义不容辞的指导之责。但导师，其主要工作在于“导”，而不在于“教”。能够进入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提性条件是，有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能够招收到得力的博士生，是博导的“小确幸”，反之则只能“哑巴吃黄连”了。导师在关键时刻给出指导、指明方向，能写出什么样的论文成果，主要就靠学生自身了。学生延毕，导师有苦难言《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对于导师岗位权责有非常明确的表述：要切实保障和规范博士生导师的招生权、指导权、评价权和管理权。然而所谓评价权如何保障，也存在争议。2020年9月2日，教育部网站发布了对《关于规范管理防止高校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关系异化的提案》的答复，其中针对“制定法律界限明晰的导师权责规定”等建议，教育部表示“不得违规随意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等。近年来，学界与社会舆论在讨论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时，对导师的责任谈得较多，对相关权利却关注不够。导师在这方面其实很委屈，学生做得再差，也得让他毕业——大概率是，博士生培养在制度层面更偏向学生。学生被导师卡不毕业，可以向学术委员会申诉；但带的学生延毕太久，影响的反而是导师的招生资格。近几个月以来，国内高校掀起清退超期研究生的浪潮，其中个别高校清退超期在籍博士生人数达到上百名。这些未能在规定年限内毕业的博士生，过度占用的他人资源和时间，导师又向谁诉苦呢！最惨博导：“有实无名”2020年9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开展“博士生教育提质行动”，超前布局博士生教育，差异化扩大博士生规模，健全博士研究生招生选拔机制，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营造更好的支撑环境。博士生的数量决定了培养经费、导师口碑、甚至高校建设层次等，在博士生扩招的大趋势下，高校会通过指导博士生的工作量来界定博导的相关报酬。但博导数量和博士生数量的差异非常大，招收博士生并不与博导的“头衔”相对应。现在博士招生大多采用“申请-考核”制，如果一名学生得到了博导的确认，读博也不一定就板上钉钉了，还要通过学校的审核关。高校会确定每个导师的最高限额，博士生指标每年是有规定的，一层层分下来，招多少人导师说了不算——这就造成博导徒有其名。放眼国外，博导遴选一般要求符合三个条件：具有博士及以上学位；具有研究课题以及科研经费；主导师需要有博士生指导经验。博导是一个流动的岗位而不是终身制，不带博士生就不能再称为博导。而在我国，一套严格的、较为完善的博导遴选制度已经形成，主要包括对职称、学位、科研能力以及教学能力的考核等。其中，博导与“职称”存在普遍的捆绑关系。2015年的一份统计研究中发现，在全国研究生导师中，具有高级职称者比例为96％，中级职称者占比为4％，在博导中，高级职称所占比例则会更高。在中国绝大多数高校，都需要博导有高级职称，严格一些的甚至是要有正高级职称——即教授。大多高校中，由学校进行评审认定博导基本资格，每年组织一次。图源：南京大学关于深化博士生导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图源：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开展2019年博士生导师资格评定工作的通知图源：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与考核办法众所周知，职称晋升存在着名额限制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限定教授才能当博导，一些有真才实学但“级别”不够的年轻人或许要错过搞科研、忙教学的黄金期。而与职称息息相关的，就是一名高校教师的晋升之路。在部分高校，副教授甚至讲师已经实际承担了博导的岗位职责，而迫于职称的硬性要求，没有博士生招生资格的他们只能“挂靠”别的博导。这就造成了“有的博导不带博士生、而带博士生的又无教授之实”的怪圈，对于带博士生的实干者来说，似乎有些不公平了。80年代初，我国博导制度初形成，博士生导师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审批。1995年，为扩大培养单位办学自主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放了博士生导师评审权，各单位根据师德师风、学术水平、指导经验、培养条件等因素自行确定博士生导师遴选标准。而在博导遴选的制度上，清北早已走上了改革道路——取消博导评聘制度。也有不少高校效仿。但是，放开博导评聘制度，也存在一定风险。副教授、讲师也能当博导，有高校会挖教授不成，改打副教授的主意，能不能保证博士毕业生的质量，又如何提升博士生导师的竞争力，这其中的平衡非一般可把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博士生规模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但与博士生教育强国相比，我国的博士生教育还存在着差距。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建设博士生教育强国，导师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2020年9月29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博士生导师的首要任务是人才培养，承担着对博士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术规范训练、创新能力培养等职责。同时指出，要求切实保障同时严格规范博士生导师的权利，坚定支持导师按照规章制度严格博士生学业管理。强调博导的责任与义务，也应该保障博导的权利。数据来源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