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博士招生

南京大学的新政引争议博士研究生的补助要增加了，在特殊的疫情季本来是一条非常令人感到温暖的政策，然而却因为南京大学的差异化对待引发在校博士生的抱怨，同样是博士生，而给博士提升助学金标准提升的范围是从2020级博士新生开始，而2020级之前的老博士们还是延续曾经学校助学金400元的旧标准，而且在2020级之前也没有规定博导们为博士生们发的助研费用最低1000元的标准，大部分南京大学的博导们为博士们开出的助研津贴为800元。因此面对这类差异化对待的政策，令南京大学的博士老肉们对于萌新博士们的高津贴眼红不已，毕竟新进实验室的萌新们都需要实验室的博士老肉们亲自带着做实验，总让人感觉萌新们是老板，博士老肉们成为廉价的打工仔！读博的研究生并不富裕目前在高校读博的研究生们其实并不富裕，面对已经工作多年赚钱的同学，博士生们最怕各种交际的份子钱，而且很多博士家庭的收入并不高，正是因为家庭原因，没有好的工作出路才攻读博士学位，很多博士不仅不能从家庭中获得太多的帮助，甚至还需要拿出博士生津贴来为务工和在外打工的父母补贴家用，更主要的是博士毕业需要发表论文，为了急于毕业，很多博士都为了能加急发表论文而缴纳高昂的期刊杂志版面费，因此看似不足1000元的差距，但是一年下来对于一名家庭困难的博士生来说，那也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这也是为何南京大学博士老肉们会在网络中吐槽自己母校的原因：“南京大学没落是有原因的！”学校这样差异化对待博士生，让很多博士生感受不到学校的人文关爱，没有被平等对待，令目前在读的博士老肉们感到无比的失落，甚至感受到学校的一丝冷漠。同岗不同酬式的临时工博士其实在科研实验室中，师兄师姐级别的博士生对于实验室的贡献最大，他们不仅充当萌新博士生们半个导师的重任，同时也是实验室出成果的主力，如果这条新政是从2020级博士毕业生开始执行，那么大家都不会说什么，毕竟面临光荣离开实验室的博士师兄师姐们应该有所嘉奖，而且面临发表期刊论文，各种版面费和求职社交等费用支出也远比博士新生们花费要多很多，然而政策却是从2020级博士新生开始实行，让博士老肉们体现感受到社会的残酷性，甚至有一种实验室中国同岗不同酬式的临时工的感觉。因此南京大学面对学生的吐槽时，希望可以弥补政策的差异化，甚至可以采用其他办法弥补，例如疫情原因，外国留学生不来上课，可以削减留学生补助，来安抚南京大学博士老肉们受伤的心灵！

来源 | 中国教育报、人民日报编辑 | 学术君206位博士研究生、98位硕士研究生被南京大学校方督促按期答辩。南京大学官网截图10月11日，南京大学网站发布《关于敦促即将学习期满的2012级博士研究生、 2016级硕士研究生尽快答辩的通知》，敦促该校206位2012级博士研究生、98位2016级硕士研究生尽快完成答辩，否则将视之为自动中止学业，予以退学，准予肄业。根据《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取得学籍后，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和保留学籍）分别为8年、4年。对于未能在第9学年和第5学年9月份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开会讨论之前完成论文答辩且提交相关材料至研究生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学校将视之为自动中止学业，予以退学，准予肄业。而就在2019年9月，南京大学官网就曾发布一条消息，一位2011级的博士没有在最长学习年限内完成答辩，被退学处理。官网截图追溯到去年，2018年10月，南京大学也曾发布督促2011级博士、2015级硕士完成论文的公告，当时有175位2011级博士研究生、107位2015级硕士研究生尚未答辩，最终结果只有1名博士没有完成答辩，被退学。教育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学生若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学校可予退学处理。近年来，关于高校清退“超期”研究生的信号已多次发出。　　201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到，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畅通分流渠道，加大对不合格学生的淘汰力度，激发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今年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通知第三条指出，要狠抓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研究生延期毕业问题何解？近年来，我国高校中不能在规定年限内完成相应学习任务而延期毕业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所占的比例逐年增高。南京大学发出的督促研究生按期答辩的通知就是从侧面的一种印证，而研究生毕业延期原因大多数都逃不过下面这两种。1.学生不能在规定年限内达到毕业要求。客观来看，一些研究领域的课题存在难度，导致实验时间过长或反复实验；一些高校将高质量期刊文章的发表纳入毕业要求，但是部分高影响因子期刊的论文审核发表周期长、难度大。此时如果研究生自身的科研、沟通等能力匮乏，比如在科研遇到困难时不及时向导师寻求帮助，呈现一种习得性无助状态。延期毕业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2.一些研究生为了更好的提升科研能力、增加科研成果、丰富科研经历等，而自主选择延期。虽然延期毕业是高校实行弹性学制的一种体现，但是由此派生出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从心理健康角度看，延期生同已走入职场的同龄人相比会形成巨大的现实落差，由此引发的挫折感和悲观情绪在其他困难或创伤的引发下容易走向极端。从成本收益视角看，延期毕业会造成家庭负担加重，降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效用，所带来的健康资本的损失和青春的耗散也是对家庭和个人的打击。从社会风险视角看，博士生所处的年龄阶段正处于人生重要选择的关键时期，来自各方面的冲突和焦虑可能会引起个体非理性冲动，一旦处理不当很容易与其他社会危机形成叠加效应，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从教育管理视角看，延期毕业不仅会对导师的声誉、招生指标和培养经费等产生影响，也给学校的住宿和管理造成一定压力。从培养质量本位视角看，博士生为了在毕业前多发学术论文，往往趋向于牺牲质量选择数量，催逼论文剽窃、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问题，从而导致学术的虚浮，动摇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根基。没有一个研究生不愿意毕业，如此大规模的延期毕业甚至面临被清退的现状背后的原因，或许更值得我们深思。本文来源：中国教育报、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官网、人民日报、募格学术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源。

据教育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博士生招生人数为10.52万，是20年前博士招生人数的4.2倍。虽然博士大规模扩招，但毕业并不容易。根据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近年来博士招生人数与实际毕业人数的差值逐渐扩大。博士生学制多为四年，2014年博士招生数为70713人，四年后即2018年，博士毕业生数为59503人（包括延毕的非应届毕业生），也即是说，至少有11210名博士生延毕，占当年招生人数的15.85%。近几年来，博士生延毕人数逐年上升，2018年预计毕业博士生数为165296人，实际毕业人数为59503人，差值为历年最大。博士生无法在基本学习年限内毕业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尽管四年制已经逐渐成为国内各大高校的主流博士培养学制，但延毕对于博士生群体而言仍较为常见。2019年底，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官网曾发布通知，敦促206位2012级博士研究生于最长学习年限期满前通过答辩。今年7月，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官网发布《关于超过最长学习年限博士生学籍处理的通知》，清退59名因超过全日制博士最长学习年限的博士研究生。在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生培养策略从“严进宽出”转变为“严进严出”的情况下，博士生延毕现象已不新鲜。博士生的毕业究竟有多难？一名博士研究生若想顺利毕业，需要修读一定量的课程，参加必需的学术实践活动，跨过中期考核、论文开题、写作、预答辩、论文审查和论文答辩等多道坎，才能拿到“沉甸甸”的博士毕业证书。论文发表：博士毕业的硬指标从各大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来看，博士生的培养以设立导师指导小组为主要形式，强调“导师是第一责任人”，并采用“学位论文为主，课程为辅”的培养方式。为提高博士生的学术水平，各高校对博士生在读期间的学术素养培养都提出了诸多要求。在学术实践活动方面，各高校的具体办法由各学院自行确定，但需要满足学校统一的最低要求。以湖南大学为例，博士研究生至少在本学科范围内做学术报告2次以上，至少有 1次在全国性或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自己撰写的论文，至少听取 5次以上的学术报告。清华大学对博士生参加学术活动的次数有更高的要求，规定“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当定期参加课题组的学术讨论会，应当参加不少于三十次的一级或二级学科的学术活动，至少应当参加一次所在学科领域的全国或国际学术会议，并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自己撰写的论文。”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则是考察博士生学术水平的另一重要方面。依据各大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在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前，博士生必须达到相应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2019年4月，清华大学修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要求“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达到所在学科要求，方可提出学位申请”，鼓励依据学位论文以及多元化的学术创新成果评价博士生学术水平，不以学术论文作为唯一依据。部分舆论将其理解为“清华大学的博士生不再要求发表论文”，但这种声音很快被清华大学官方回应为“误读”。清华大学表示，《规定》的出台意味着不再由学校统一规定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的硬性指标要求，但并非表明博士生不再需要发表论文，学校只是将衡量博士生的毕业标准下放至各学科和院系。调查发现，清华各院系普遍对博士生学术论文发表数量有各自的要求，并未发现有院系对学术论文发表数量不作要求。中期考核：学位论文前的一次大考博士生中期考核，亦称作博士生资格考试，是由博士培养单位组织成立考试委员会，通过笔试、口试等形式，对博士生的知识水平、学术能力以及创造力等综合水平进行考核。中期考核是博士生必须通过的考试，否则无法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各高校博士生中期考核时间不一，考核方式包括笔试与口试等形式，考核内容涵盖政治思想表现、学位课程成绩和所修的总学分、科研能力、科研成果等多个方面。按照各高校培养方案规定，在限定次数内无法通过中期考核者，将予以分流，即淘汰或转为硕士生。厦门大学和南京大学对中期考核通过比例有明确要求。厦门大学规定博士生中期考核应有一定比例不合格（新闻传播学院、 材料学院规定为5%）；南京大学则要求每次考核优秀率不高于15%，暂缓（即不合格）通过率不低于15%，不设劝退比例。学位论文：摆在博士生面前的一座大山博士学位论文是高校评审、决定是否授予博士生以博士学位的主要根据，撰写学位论文也是博士生就读期间的最主要工作之一。出于科研深度加深强、创新难度加大以及学术素养要求提高等多种影响，大多博士生在撰写学位论文期间会遇到许多挑战，并可能导致自身无法按时毕业。北京大学黄俊平、陈秋媛在《博士生延期毕业的现状、原因及对策建议——以北京大学延期博士生情况调查为例》中指出，理论知识创新困难、研究课题难度大、导师学术指导有限以及个人健康状况等是影响博士学位论文进度的重要因素。博士生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后，需通过开题报告、中期检查等环节才能继续进行学位论文的写作。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完成学位论文开题的博士生，在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后，还需按自然年进行年度考核，博士生须在年度报告中详细阐述论文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以便于导师对博士生的学位论文撰写进程作出综合评估。各高校对博士论文工作时间亦有相关规定，一般要求不少于两年（从论文开题时计算）。博士生完成学位论文撰写后，还需经过论文预审、预答辩、论文抽检（盲审）等环节，任一环节未通过，都不可参加最终的论文答辩。按照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博士生培养要求，预答辩和论文盲审环节皆采取一票否决制，全票通过者方可进入下一环节。博士生参与学位论文答辩，经高校组织的答辩委员会通过后，方能被授予博士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参考资料：1.南京大学.关于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和组织答辩工作的实施细则https://grawww.nju.e.cn/8f/48/c2709a495432/page.htm2.南京大学博士生培养方案（2020）https://grawww.nju.e.cn/80/f9/c1021a491769/page.htm3.南京大学关于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若干意见https://grawww.nju.e.cn/8f/29/c2708a495401/page.htm4.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简明流程图https://grawww.nju.e.cn/8f/4c/c2709a495436/page.htm5.南京大学关于全面实施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https://grawww.nju.e.cn/8f/1e/c917a495390/page.htm6.关于敦促即将学习期满的2012级博士研究生、 2016级硕士研究生尽快答辩的通知https://grawww.nju.e.cn/8f/39/c905a429881/page.htm7.浙江大学印发《浙江大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办法》的通知——浙大发研〔2016〕91号http://grs.zju.e.cn/redir.php?catalog_id=16313&object_id=1105098.关于超过最长学习年限博士生学籍处理的通知http://sem.bjtu.e.cn/show-301-19881.html9.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005/t20200520_456751.html10.《中国教育统计年鉴》https://data.cnki.net/trade/Yearbook/Single/N2013120082?z=Z01711.《湖南大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http://gra.hnu.e.cn/info/1062/3811.htm12.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https://www.tsinghua.e.cn/yjsy/info/1034/1059.htm13.关于印发《厦门大学关于制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若干意见》的通知https://gs.xmu.e.cn/pygc/pyfa/1.htm14.博士生延期毕业的现状、原因及对策建议——以北京大学延期博士生情况调查为例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WYY201307012.htm15.北京大学研究生手册2018年版https://www.phbs.pku.e.cn/2018/teachman_0911/27.html16.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培养管理规定https://www.gs.sjtu.e.cn/info/1139/7847.htm17.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http://www.gs.fudan.e.cn/2679/list.htm18.《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实施方案》https://yz.szu.e.cn/info/1042/11215.htm19.暨南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暨研〔2016〕41号)https://gs.jnu.e.cn/2016/1208/c874a109857/page.htm文字｜邓 鑫 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李嘉豪 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制图｜李嘉豪 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 资料｜邓 鑫 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龙 盼 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梁键强 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戚新源 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本科生吴昊明 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本科生美编｜李嘉豪 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 调查 | 南大和园的馄饨店、面馆、水果店、宾馆，2020还好吗？（上）调查 | 南大和园的水果店、面馆，2020还好吗？（下）与“记者”和“记录者”对话加入新潮读者交流群同我们一起观察世界

不再追求博士的数量2020年9月21日，教育部发文《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通过具体的条例中显示，教育部给高校划分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将偏向重大科研平台、重大科技任务、重大工程项目、关键学科领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计划管理中，积极支持严把质量关、博士研究生分流推出比例较大的培养单位。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讲，就是教育机构对博士研究生的要求越高，博士淘汰率越高，越会得到教育部的支持，毕竟中国目前高等教育的规模已经足够大，每年的博士毕业生数量位居全球前列，仅仅清华大学一所高校在读博士生数量已经超过了1.4万人，然而在每年数量众多的博士生中，北大优秀博士后翟天临式的博士毕业生数量众多，市场需求是高质量的高学历毕业生，而不是数量上的面子工程。必须引入淘汰制在北京大学被曝光翟天临事件的同时，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优秀博士生也被曝光抄袭挪威科学家论文，清华大学不得不收回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的博士学位，同时也让该名博士生的导师提前退休。相比国内其他高校，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位对社会人士更具诱惑性，因此教育部被迫每年抽出800万元专项经费来抽检各大高校博士毕业生的论文，其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将是被抽查的重点，清华大学为了降低学术不端的风险，不再要求博士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如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存在问题，那么国家就不会轻易放开博士扩招名额，毕竟没有高的科研平台和师资队伍，盲目扩招博士研究生，不仅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在劳动法趋于严格的情况下，也增加了招聘单位对高学历毕业生能力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时也是对学生的不负责，毕竟在海外高校，本科毕业生的淘汰率都非常高，博士研究生的淘汰率更高。而在中国每当发生硕博士毕业生无法毕业的时候，往往就会把矛头指向学校和导师，似乎总觉得只要读博士就必须毕业，不能毕业就以死相逼蔚然成风，让高校承受巨大压力，近期南京大学、浙江大学都曝光女博士自杀事件，其实自杀的诱因有很多种，当然导师和学校有原因，但是更主要是来自中国社会的潜意识，认为只要努力读书就能毕业，博士不能毕业或者延期就是不努力或者是来自导师的压迫，因此教育部鼓励各大高校统一标准，加大博士生分流淘汰制度，让不能毕业成为常态认知，读博有风险，入行需谨慎！高校导师淘汰制度教育部在强调博士研究生的淘汰制度同时，高校也应该提升导师淘汰制度，尤其是很多不具备科研创新实力的博士生导师，随着国内最近几年的不断引进高端青年人才，国内顶尖高校的教授实力稳步提升，博士生招生名额严重不足，中山大学为了提升博士生招生名额，甚至在教育部立下军令状，保证博士毕业生论文的抽检率提升至50%，而教育部对博士生毕业论文的抽检率仅为10%。因此在招生名额缺乏的同时，中山大学对导师的考核也提升标准，直接让不符合要求的硕导和博导间接地退出历史舞台！

继2018年和2019年后，南京大学近日又发布公告，督促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毕业：《关于敦促即将学习期满的2013级博士研究生、 2017级硕士研究生尽快答辩的通知》：现有197位2013级博士研究生、111位2017级硕士研究生尚未答辩，请同学们抓紧时间于期满前通过答辩、顺利毕业，并请相互转告。我们注意到，2018年受警告博士研究生175名，2019年受警告博士研究生206名，2020年受警告研究生197名。根据查询，2011年到2013年间，南京大学博士招生人数都在1000人左右，据此推算，每届博士延期毕业至少在20%左右，甚至更多！因为这20%还是那种时间到期，面临退学的博士研究生！根据南京大学相关规定，博士研究生最长学习时间为8年，而博士学制为3年。如果8年都无法毕业，早日分流也许是对学生最好的做法。欢迎关注，陪你一起看不一样的世界！

虽说人的一生便是由生至死，但是死亡也不是很多人翘首以盼的，古时古人去传说中的蓬莱岛寻长生之法，如今icu病房的重病患者弥留之际都很希望再有机会活下去，蝼蚁尚且偷生。老师们从小便教育我们珍爱生命，可是面对过重的学业压力也有人选择用死亡这种极端方式来逃避——这是南京大学一位在读女博士的选择。在企业中面对很多面对压榨型上司，员工也用很多方式进行逃避，小者容忍压榨，视而不见，大者极端选择，结束生命。屡见不鲜的有关这方面的新闻也让很多人开始思考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怎么样的社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个现象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又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问题。不管是受到压榨的南京研究生还是受到压榨的员工，他们二者的相同之处就是有一个利益至上的上司，研究生和员工都有求于他们的上司，这就给了上司压榨他们的“把柄”。“人心不足蛇吞象”，人性的弱点本就有贪婪自私这一方面，本质上来说这样的人的存在对其他人来说都是有一定损害的，这种人一般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重，没有太多同理心，也不愿意理解别人的苦衷。既然你有求于我，那么我就可以了肆无忌惮的把你当奴隶。摒弃息事宁人，勇于保护自己权益在中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忍一时风平浪静”，是很多人在遇到不公事件时的心理和处理方式。很多员工面对上司的压榨不选择反抗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容忍可以减少上司对自己的压榨程度，忍这么一时息事宁人也就过去了。又或者说自己害怕采取的反抗会招来更大的麻烦，所以选择“逃避”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式。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压榨型上司的风。其实很多时候员工与上司明面上是平等关系，实则是不对等关系。面对压榨型上司时，应该在现有法律的保护下采取合理的方式进行抗争，而不是选择逃避，收集下相关的证据，去相应的部门进行举报。压榨型上司一般挑“软柿子”捏，如果他感觉到你没那么软，他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不合理的压榨行为。息事宁人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作用，只是说可能在当下有点作用，这个作用又微乎其微。所以员工应该采取强硬的态度来面对压榨型上司，要明白员工无限制的容忍就是助长了压榨上司的风气。增加人文关怀，增加员工社会支持心理学中有一个词语叫“社会支持”，它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与社会所接触的而形成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社会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某些困境，同时也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解决某个问题。社会支持可以分为两类：客观的实际可见的具体支持，比如物质上的支持；主观的，不可见的抽象的支持，对应的就是精神支持。不管是员工还是女博士当他们身边来自他人的社会支持较多时，他们可以选择用更好的方式面对压榨型上司。面对同样的事同样的问题，研究发现，拥有着更好的社会支持的个体比那些社会支持匮乏的个体能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和困境，那些社会支持较少的个体可能会做出比较消极的选择。而社会支持来源于生活中得到方方面面，社会支持度越高个体越容易产生积极情绪，当人的压力过大时，周围的支持可以很好的帮助他进行自己调节，更好的处理这个情境中的出现的问题。完善相关制度，减少压榨趁虚而入时代在不停前进，法律与制度也是具有时代性的，压榨型上司很多时候就是钻了法律的空子，没有明文规定压榨员工会负什么刑事责任，员工任何形式的逃避都是因为被压榨而迫于无奈的选择。某些空子下员工不受法律的保护，自然是更加弱势的一方，国家制度法律的完善可以让员工更有勇气去和压榨型上司进行斗争。有了国家更多的法律制度的支持，对于员工来说是一个很坚强的后盾和进行反抗的一种强大力量。

南京大学可以超越清华的重要原因2019年南京大学自然指数高居全球高校第七，全国高校NO.1，对于这样的科研成绩令无数人感到震惊，毕竟在学科评估和综合高校排名中，南京大学最近几年一直呈现下滑趋势，甚至已经沦为了华东五校的吊车尾，然而一份亮眼的自然指数令南京大学再次成为网络热议焦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南京大学可以成为中国高校的NO.1?从自然指数的分数进行分析，自然指数是指四大基础学科82份顶级科技期刊为数据依据，主要凸显高校科研的精度，虽然南京大学在2019年之前，连续三年没有CNS主刊论文发表，但是CNS小子刊数量众多，很多重大基础科研周期很长，2019年坚持自我的南京大学，迎来了CNS主刊论文的大爆发。而且相对于清华大学面对教育部严查博士毕业论文，竟然降低博士毕业生标准，南京大学的做法更加的硬核，不会降低博士生毕业标准，南京大学校长两会发言：真正的人才培养不是学位大量颁发，博士生应该进行分流，因此每年主动从南京大学退学的博士生数量非常多！从18名到1.4万人的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用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就能很好的表达，从恢复高考后的首批18名博士毕业生，中国高校的博士毕业生含金量越来越低，2019年清华大学官网的数据显示，在读博士研究生已经达到14203人，这样的庞大的数据令人震惊，对比美国高校，小而精的加州理工学院，全校学生不足2500人，规模大一些的普林斯顿大学2018年研究生的规模为2946人，一所清华大学的仅仅在校博士生的规模远超几所美国名校在校人数之和，这样的博士扩招速度堪称“中国速度”，因此在教育部加强对博士毕业生论文检查的时候，清华大学不再要求博士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的做法引发网络众议！毕竟清华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标杆，博士研究生最能体现一所高校的教学质量，毕竟有大师才能带出优秀的博士生，有大师的高校才能称为名校！南京大学的做法很正确南京大学校长在两会上的发言和颜宁的看法出奇的一致：“大学的双一流建设目标，是对真正人才的考量，而不是规模化的学位大量颁发，学历证书的颁发应该根据学术水平和科研价值严格发放。”中国所谓三年制的博士学制令无数高校教授吐槽，快餐制的三年博士培养机制根本达不到严格的毕业要求，因此博士毕业生延期率非常高，博士延期意味着没有奖学金，因此中国高校的博士生为了毕业不延期，往往都会选择短、平、快的科研项目进行研究，因此才会有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全球第一，但是论文质量堪忧的现状，2018年清华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被挪威科学家实名举报十多篇科研论文涉嫌抄袭，造成清华大学大量撤稿论文，面对超过1.4万的在读博士生，清华大学应该有自己的标杆，就像南京大学一样，对不适合做科研的博士生进行分流！毕竟每一张发放的清华博士毕业证都代表着中国最高学府的水平！别再让南京大学成为领头羊，对比每年的科研经费投入，清华大学不应该用规模数据来证明高校实力！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博士生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使命。决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主要环节有三：招生、培养以及答辩，这三个环节除了离不开学生的主观努力，导师的守责把关也是重中之重。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我国博士生导师已经达到11.5万人。但事实上，在担任博导职责这件事儿上，高校教师的“权利”实在是有限。就整体情况而言，在博士生培养环节中，导师的角色以“被动”为常态，在夹缝中求生存。博导，听起来光鲜亮丽，但其承受的压力，并不亚于博士生。经费不足，博导也是“打工人”在同样的评价体系内，一个科研成绩突出的老师相较于一个潜心教学的老师，前者无论是在职称晋升，还是在各种奖项的评定中，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作为科研项目的牵头人和直接参与者，身兼硕导、博导的教授们精力相对有限，权衡取舍下往往忽视了教学任务。这种情况其实也与教学活动的“效益”甚微不无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公开的课时费等人员费用发放标准中，教授：不超过150元/课时；副教授：不超过100元/课时；其他人员：不超过80元/课时。图源：陕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为了让导师回归课堂，只能从政策上动员。中南大学从2012起，严格执行“本科生教学工作一票否决制”，被称为史上最严“讲台令”。近年来，中国药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出台政策，使“教”由传授变为传授+指导；使“学”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实现教学相长。然而制度的规定，不如从根源上解决教学的软肋——调整评价机制以及出台奖励措施。浙江大学2011年起设立“心平奖教金”，其中杰出教学贡献奖为获奖的一线教师每人奖励100万元人民币；武汉大学也设立了“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用于奖励在本科（含研究生基础课）教学一线工作业绩突出的优秀教师。必须承认的是，课时标准、奖励措施在数量上仍是“杯水车薪”，与动辄百万级的科研项目经费相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教学工作相较于科研、项目上的付出，不过是“雪上加霜”，毕竟申请项目经费本身就绝非易事。此前，我国博士招生数量相对较少，只有少数优秀教授才可担任博导，并且以国务院名义任命，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而现在，我国大学的博、硕士点不断增加，但课题经费的发放，无论从数量方面，还是分配的合理性和制度的完善方面都存在问题。据调查，大学中至少超过50%的在职博导没有申请到相关的课题经费。在有些学校，还实行博士津贴由博导提供的方案，加上外出开会、调研、发文章的版面费，基本都从博导的科研经费中开支。因此，很多博导的主要工作就是接项目、申请课题，因为只有这样才有经费保障博士出成果。为了申请到科研项目，让学生能顺利毕业，博导需要带领研究生不断地做实验、出结果、发论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就曾呼吁：“导师有权向管理部门博士生的培养经费，要求公开其全部去向，以便大幅度地增加博士生培养经费的下拨比重，避免不合理的层层折扣。”学生不靠谱，导师要“背锅”这年头，博导招博士就像“拆盲盒”，多多少少有看走眼的时候。在知识分工极其细化的今天，一些博士只是把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当成了谋生的工具。导师对学生原本抱有学术上的期待，但学生则把读博当成一种人生经历或者跳板——这种思想上的距离并不能产生美。指导论文“死脑细胞”虽然现在很多高校中，论文发表不再作为博士生的硬性指标，但是论文是学术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博士就终究避免不了要与论文打交道。“90后梗王”袁隆平曾表示“不带博士生了”，并因此登上热搜榜。“论文修改起来麻烦得很”“死脑细胞的”，这些应该是大多博士生导师共同诟病的。图源：央视《面对面》当主持人问袁老：“在这个团队中，您就是个大家长，您下面都是精英，好不好管啊？”袁老的反应也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博士论文是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基本要件，选题、资料与论证则是决定论文质量的三大要素，其中资料是基础，选题是关键，论证是保障，三者都不能含糊。对于博士生论文选题的确定，资料的收集与论证的展开、导师都有义不容辞的指导之责。但导师，其主要工作在于“导”，而不在于“教”。能够进入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提性条件是，有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能够招收到得力的博士生，是博导的“小确幸”，反之则只能“哑巴吃黄连”了。导师在关键时刻给出指导、指明方向，能写出什么样的论文成果，主要就靠学生自身了。学生延毕，导师有苦难言《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对于导师岗位权责有非常明确的表述：要切实保障和规范博士生导师的招生权、指导权、评价权和管理权。然而所谓评价权如何保障，也存在争议。2020年9月2日，教育部网站发布了对《关于规范管理防止高校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关系异化的提案》的答复，其中针对“制定法律界限明晰的导师权责规定”等建议，教育部表示“不得违规随意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等。近年来，学界与社会舆论在讨论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时，对导师的责任谈得较多，对相关权利却关注不够。导师在这方面其实很委屈，学生做得再差，也得让他毕业——大概率是，博士生培养在制度层面更偏向学生。学生被导师卡不毕业，可以向学术委员会申诉；但带的学生延毕太久，影响的反而是导师的招生资格。近几个月以来，国内高校掀起清退超期研究生的浪潮，其中个别高校清退超期在籍博士生人数达到上百名。这些未能在规定年限内毕业的博士生，过度占用的他人资源和时间，导师又向谁诉苦呢！最惨博导：“有实无名”2020年9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开展“博士生教育提质行动”，超前布局博士生教育，差异化扩大博士生规模，健全博士研究生招生选拔机制，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营造更好的支撑环境。博士生的数量决定了培养经费、导师口碑、甚至高校建设层次等，在博士生扩招的大趋势下，高校会通过指导博士生的工作量来界定博导的相关报酬。但博导数量和博士生数量的差异非常大，招收博士生并不与博导的“头衔”相对应。现在博士招生大多采用“申请-考核”制，如果一名学生得到了博导的确认，读博也不一定就板上钉钉了，还要通过学校的审核关。高校会确定每个导师的最高限额，博士生指标每年是有规定的，一层层分下来，招多少人导师说了不算——这就造成博导徒有其名。放眼国外，博导遴选一般要求符合三个条件：具有博士及以上学位；具有研究课题以及科研经费；主导师需要有博士生指导经验。博导是一个流动的岗位而不是终身制，不带博士生就不能再称为博导。而在我国，一套严格的、较为完善的博导遴选制度已经形成，主要包括对职称、学位、科研能力以及教学能力的考核等。其中，博导与“职称”存在普遍的捆绑关系。2015年的一份统计研究中发现，在全国研究生导师中，具有高级职称者比例为96％，中级职称者占比为4％，在博导中，高级职称所占比例则会更高。在中国绝大多数高校，都需要博导有高级职称，严格一些的甚至是要有正高级职称——即教授。大多高校中，由学校进行评审认定博导基本资格，每年组织一次。图源：南京大学关于深化博士生导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图源：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开展2019年博士生导师资格评定工作的通知图源：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与考核办法众所周知，职称晋升存在着名额限制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限定教授才能当博导，一些有真才实学但“级别”不够的年轻人或许要错过搞科研、忙教学的黄金期。而与职称息息相关的，就是一名高校教师的晋升之路。在部分高校，副教授甚至讲师已经实际承担了博导的岗位职责，而迫于职称的硬性要求，没有博士生招生资格的他们只能“挂靠”别的博导。这就造成了“有的博导不带博士生、而带博士生的又无教授之实”的怪圈，对于带博士生的实干者来说，似乎有些不公平了。80年代初，我国博导制度初形成，博士生导师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审批。1995年，为扩大培养单位办学自主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放了博士生导师评审权，各单位根据师德师风、学术水平、指导经验、培养条件等因素自行确定博士生导师遴选标准。而在博导遴选的制度上，清北早已走上了改革道路——取消博导评聘制度。也有不少高校效仿。但是，放开博导评聘制度，也存在一定风险。副教授、讲师也能当博导，有高校会挖教授不成，改打副教授的主意，能不能保证博士毕业生的质量，又如何提升博士生导师的竞争力，这其中的平衡非一般可把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博士生规模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但与博士生教育强国相比，我国的博士生教育还存在着差距。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建设博士生教育强国，导师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2020年9月29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博士生导师的首要任务是人才培养，承担着对博士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术规范训练、创新能力培养等职责。同时指出，要求切实保障同时严格规范博士生导师的权利，坚定支持导师按照规章制度严格博士生学业管理。强调博导的责任与义务，也应该保障博导的权利。数据来源软科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博士生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使命。决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主要环节有三：招生、培养以及答辩，这三个环节除了离不开学生的主观努力，导师的守责把关也是重中之重。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我国博士生导师已经达到11.5万人。但事实上，在担任博导职责这件事儿上，高校教师的“权利”实在是有限。就整体情况而言，在博士生培养环节中，导师的角色以“被动”为常态，在夹缝中求生存。博导，听起来光鲜亮丽，但其承受的压力，并不亚于博士生。经费不足，博导也是“打工人”在同样的评价体系内，一个科研成绩突出的老师相较于一个潜心教学的老师，前者无论是在职称晋升，还是在各种奖项的评定中，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作为科研项目的牵头人和直接参与者，身兼硕导、博导的教授们精力相对有限，权衡取舍下往往忽视了教学任务。这种情况其实也与教学活动的“效益”甚微不无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公开的课时费等人员费用发放标准中，教授：不超过150元/课时；副教授：不超过100元/课时；其他人员：不超过80元/课时。图源：陕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为了让导师回归课堂，只能从政策上动员。中南大学从2012起，严格执行“本科生教学工作一票否决制”，被称为史上最严“讲台令”。近年来，中国药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出台政策，使“教”由传授变为传授+指导；使“学”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实现教学相长。然而制度的规定，不如从根源上解决教学的软肋——调整评价机制以及出台奖励措施。浙江大学2011年起设立“心平奖教金”，其中杰出教学贡献奖为获奖的一线教师每人奖励100万元人民币；武汉大学也设立了“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用于奖励在本科（含研究生基础课）教学一线工作业绩突出的优秀教师。必须承认的是，课时标准、奖励措施在数量上仍是“杯水车薪”，与动辄百万级的科研项目经费相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教学工作相较于科研、项目上的付出，不过是“雪上加霜”，毕竟申请项目经费本身就绝非易事。此前，我国博士招生数量相对较少，只有少数优秀教授才可担任博导，并且以国务院名义任命，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而现在，我国大学的博、硕士点不断增加，但课题经费的发放，无论从数量方面，还是分配的合理性和制度的完善方面都存在问题。据调查，大学中至少超过50%的在职博导没有申请到相关的课题经费。在有些学校，还实行博士津贴由博导提供的方案，加上外出开会、调研、发文章的版面费，基本都从博导的科研经费中开支。因此，很多博导的主要工作就是接项目、申请课题，因为只有这样才有经费保障博士出成果。为了申请到科研项目，让学生能顺利毕业，博导需要带领研究生不断地做实验、出结果、发论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就曾呼吁：“导师有权向管理部门博士生的培养经费，要求公开其全部去向，以便大幅度地增加博士生培养经费的下拨比重，避免不合理的层层折扣。”学生不靠谱，导师要“背锅”这年头，博导招博士就像“拆盲盒”，多多少少有看走眼的时候。在知识分工极其细化的今天，一些博士只是把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当成了谋生的工具。导师对学生原本抱有学术上的期待，但学生则把读博当成一种人生经历或者跳板——这种思想上的距离并不能产生美。指导论文“死脑细胞”虽然现在很多高校中，论文发表不再作为博士生的硬性指标，但是论文是学术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博士就终究避免不了要与论文打交道。“90后梗王”袁隆平曾表示“不带博士生了”，并因此登上热搜榜。“论文修改起来麻烦得很”“死脑细胞的”，这些应该是大多博士生导师共同诟病的。图源：央视《面对面》当主持人问袁老：“在这个团队中，您就是个大家长，您下面都是精英，好不好管啊？”袁老的反应也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博士论文是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基本要件，选题、资料与论证则是决定论文质量的三大要素，其中资料是基础，选题是关键，论证是保障，三者都不能含糊。对于博士生论文选题的确定，资料的收集与论证的展开、导师都有义不容辞的指导之责。但导师，其主要工作在于“导”，而不在于“教”。能够进入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提性条件是，有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能够招收到得力的博士生，是博导的“小确幸”，反之则只能“哑巴吃黄连”了。导师在关键时刻给出指导、指明方向，能写出什么样的论文成果，主要就靠学生自身了。学生延毕，导师有苦难言《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对于导师岗位权责有非常明确的表述：要切实保障和规范博士生导师的招生权、指导权、评价权和管理权。然而所谓评价权如何保障，也存在争议。2020年9月2日，教育部网站发布了对《关于规范管理防止高校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关系异化的提案》的答复，其中针对“制定法律界限明晰的导师权责规定”等建议，教育部表示“不得违规随意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等。近年来，学界与社会舆论在讨论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时，对导师的责任谈得较多，对相关权利却关注不够。导师在这方面其实很委屈，学生做得再差，也得让他毕业——大概率是，博士生培养在制度层面更偏向学生。学生被导师卡不毕业，可以向学术委员会申诉；但带的学生延毕太久，影响的反而是导师的招生资格。近几个月以来，国内高校掀起清退超期研究生的浪潮，其中个别高校清退超期在籍博士生人数达到上百名。这些未能在规定年限内毕业的博士生，过度占用的他人资源和时间，导师又向谁诉苦呢！最惨博导：“有实无名”2020年9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开展“博士生教育提质行动”，超前布局博士生教育，差异化扩大博士生规模，健全博士研究生招生选拔机制，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营造更好的支撑环境。博士生的数量决定了培养经费、导师口碑、甚至高校建设层次等，在博士生扩招的大趋势下，高校会通过指导博士生的工作量来界定博导的相关报酬。但博导数量和博士生数量的差异非常大，招收博士生并不与博导的“头衔”相对应。现在博士招生大多采用“申请-考核”制，如果一名学生得到了博导的确认，读博也不一定就板上钉钉了，还要通过学校的审核关。高校会确定每个导师的最高限额，博士生指标每年是有规定的，一层层分下来，招多少人导师说了不算——这就造成博导徒有其名。放眼国外，博导遴选一般要求符合三个条件：具有博士及以上学位；具有研究课题以及科研经费；主导师需要有博士生指导经验。博导是一个流动的岗位而不是终身制，不带博士生就不能再称为博导。而在我国，一套严格的、较为完善的博导遴选制度已经形成，主要包括对职称、学位、科研能力以及教学能力的考核等。其中，博导与“职称”存在普遍的捆绑关系。2015年的一份统计研究中发现，在全国研究生导师中，具有高级职称者比例为96％，中级职称者占比为4％，在博导中，高级职称所占比例则会更高。在中国绝大多数高校，都需要博导有高级职称，严格一些的甚至是要有正高级职称——即教授。大多高校中，由学校进行评审认定博导基本资格，每年组织一次。图源：南京大学关于深化博士生导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图源：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开展2019年博士生导师资格评定工作的通知图源：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与考核办法众所周知，职称晋升存在着名额限制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限定教授才能当博导，一些有真才实学但“级别”不够的年轻人或许要错过搞科研、忙教学的黄金期。而与职称息息相关的，就是一名高校教师的晋升之路。在部分高校，副教授甚至讲师已经实际承担了博导的岗位职责，而迫于职称的硬性要求，没有博士生招生资格的他们只能“挂靠”别的博导。这就造成了“有的博导不带博士生、而带博士生的又无教授之实”的怪圈，对于带博士生的实干者来说，似乎有些不公平了。80年代初，我国博导制度初形成，博士生导师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审批。1995年，为扩大培养单位办学自主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放了博士生导师评审权，各单位根据师德师风、学术水平、指导经验、培养条件等因素自行确定博士生导师遴选标准。而在博导遴选的制度上，清北早已走上了改革道路——取消博导评聘制度。也有不少高校效仿。但是，放开博导评聘制度，也存在一定风险。副教授、讲师也能当博导，有高校会挖教授不成，改打副教授的主意，能不能保证博士毕业生的质量，又如何提升博士生导师的竞争力，这其中的平衡非一般可把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博士生规模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但与博士生教育强国相比，我国的博士生教育还存在着差距。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建设博士生教育强国，导师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2020年9月29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博士生导师的首要任务是人才培养，承担着对博士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术规范训练、创新能力培养等职责。同时指出，要求切实保障同时严格规范博士生导师的权利，坚定支持导师按照规章制度严格博士生学业管理。强调博导的责任与义务，也应该保障博导的权利。数据来源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