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哲学系考研难吗

亲爱的哲学系研究生同学们、2020级考生们：大家好！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每个人的心。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遵照中央、省、市各级政府的要求，学校发布了系列通知，对疫情防控期间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并将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进一步调整。我们坚信，有了你我每一个人的积极配合，疫情终将被战胜，生活和学习将很快回归正轨。一年之计在于春。为了便于大家更好规划疫情防控期间和春季学期的学习与工作，根据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关于新学期研究生相关工作的通知，现将哲学系2020年春季学期研究生相关工作安排公告如下。一、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根据研究生院通知，2020年硕士研究生初试成绩计划于2月10日公布，请各位考生及时查询并安心做好复试准备，复试时间和具体安排将根据学校通知另行确定和发布，请各位考生密切关注哲学系官网相关通知。二、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根据研究生院通知，经我系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现推迟原定于2020年2月18日举行的门槛性考核（笔试）和2020年2月20-21日举行的各二级学科复试考核，调整后的时间将根据学校通知另行确定、发布并通知每位考生，同时也请各位考生密切关注哲学系官网相关通知。三、研究生学位申请工作安排根据研究生院通知，在学校确定具体开学日期后，研究生院将根据情况，适当顺延2020年3月、6月申请学位的学位论文提交、送审、答辩、学位授予等环节的时间节点。具体安排将在研究生院主页和研究生学位管理系统发布，请同学们及时关注。对计划春季学期答辩、申请学位的同学，请加强与导师的学术交流，进一步完善学位论文，做好后续环节的准备工作。四、春季学期研究生报到和公派项目工作安排学校要求所有寒假离校同学不要在2月16日前返校，请大家遵照执行。学校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发展另行通知春季学期具体开学时间（原定2月17日正式上课）和报到方案，请同学们与导师、辅导员及教务老师等保持联系，及时掌握相关工作动态。研究生院将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通知调整2020年度公派项目工作安排。我们将会第一时间将研究生院的工作安排告知同学们，请有意申请的同学抓紧做好准备工作。南京大学哲学系2020年1月31日

来南大读研一段时间了，也不知道该分享些啥，有想过写篇经验贴，但回忆将近一年时间的备考之路，有太多辛苦和波折，但是大部分都是些零零散散的片段，倒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最近收到硕博学霸说的邀请写一篇考研总结。那就只能理顺理顺写出来了，因为我当年本科就读的是二本院校，也是从硕博学霸说那获得了很多南大考研的内部信息，得到了一个学霸学姐的辅导答疑，专业课考了第一名，所以分享一下我报考南京大学的经历给未来考研的学弟学妹们一点考研建议，也是对自己考研过程的一个纪念。南京大学（985、211、双一流），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南京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而南大作为华东五校之一，也是吸引了很多同学报考。南大作为一个实力强势的985，考研难度不小。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除了医学，学科评价都是A，全国排名第六。其学术型研究生招生专业159个，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类别25个。全日制招生规模约5400人，全校拟接收全日制推免生约百分之50左右，录取人数以教育部最终下达计划为准。专硕相对推免会比较少一点，基本上出去推免招生人数在3000人左右。学校整体报录比接近10:1，竞争非常激烈。南京大学校区介绍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路 22 号）：商学院、法学院、教育研究院、工程管理学院、体育科学研究所、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艺术学院、海外教育学院、数学系、物理学院、软件学院、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医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南京大学浦口校区（南京市浦口区学府路 12 号）：模式动物研究所。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院、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历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国际关系研究院、信息管理学院、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环境学院、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大气科学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生命科学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人工智能学院、匡亚明学院。南京大学奖助学体系：南京大学向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硕士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提供助学金（0.6 万元/年）以及学业奖学金（0.6-1.2 万元/年）；优秀硕士生可申请国家奖学金（2 万元/人）、校长奖学金等各种冠名奖学金。非全日制研究生不享受助学金、学业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此外，学校设有校内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和多种创新项目资助。全日制研究生还可申请国家信用助学贷款（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中国银行校园地信用助学贷款）。南京大学学制：学术型硕士生基本学制为 3 年，专业学位硕士生基本学制 2—3 年（具体由有关院系确定，详见招生专业目录）。简单总结一下，南大是一所非常典型的综合类985院校，在今年双一流学科建设中，南大的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大气科学、地质学、生物学、材料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化学工程与技术、矿业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等专业均入选其中。选择南京大学报考的过程：我本科就读学校不是985也不是211，高考没发挥好一直想考名校，再加上看到学长学姐的就业情况，让我更加坚定要读个好学校，去往一个优秀的平台成长发展。但是作为女生，如果考一个好学校落榜，我不想再浪费一年青春去再考一年。这方面不绝对，只是我个人的心里想法和实际情况真的觉得一个人未来走的圈子定的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周围的圈子，就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如果你主动出击一下，或者和身边的朋友聊一聊，就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我考研目标方向真正确定下来是在3月份中旬的时候（这个时间不算早，越好的学校要越早确定目标、着手准备，如果我早早打好基础或许就不需要报价值不菲的专业课辅导班了）。我定下来这个目标很不容易，几经波折，这个过程当中我找了很多老师谈，我特别感谢那些根本不认识我也热心为我解答疑问的老师，一次次交流中，让我不断接近我最终的选择。选这个方向我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如果南大落榜我就调剂回本校，跟我本科学校的代课老师继续读研。也可能正是这样，我没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以更好的状态备考，以最佳状态应试。除了向老师咨询，最关键的一环还有学长学姐，学长学姐都是过来人，多咨询了解他们的考研方向和就业去处，对自己接下来做出的选择有一定的引导。另外可能就是苍天对我的眷顾，一次在网上查相关的资料时，遇到了学霸说的一个学姐，就加了个联系方式，刚开始没怎么聊。因为我报考南京大学是有顾虑的，担心南大排斥外校生，更担心南大歧视这种不出名的学校。但是学姐告诉我：南京大学初试分数非常重要，初试排名几乎就是最后的录取排名，一般只是在最后几名中淘汰一名而已。当然最近几年复试似乎越来越重要了，但是总体来说，初试分数含金量高，初试前几名一般不会被淘汰！南京大学不像是有的学校复试面试很重要，基本可以颠覆初试排名，对于跨考生很不利！所以最终我决定报考南京大学了！但想提醒一点就是，如果跨考最好不要跨考的硬性条件很强的专业，比如本科一点实验经验没有而去跨考需要实验基础的专业，研究生和本科不同，本科阶段是学习打基础阶段，研究生阶段是应用实战阶段，所以在方向选择的时候要慎重考虑。最后，考研不仅需要一种精神和勇气，也需要付出特别多的努力，所以请每个人考研人都坚持下去，为了你们心中的名校梦，为了以后更好的你们！因为受益，所以分享；因为喜欢，所以坚持。 在后面的文章中我将重点分享专业课备考的干货及真题。敬请点击关注，私信我联系方式或者在留言区留言交流哦。我们在南大有专门的办公室，有各专业的学长学姐进行答疑解惑哦！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快来关注硕博学霸说考研。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欢迎转发评论哦~我是硕博学霸说，专注考研领域研究十五年，想要获取更多考研干货，比如专业课笔记总结、历年真题及真题答案、PPT、期中期末试卷、模拟预测卷等，请点击右上角的关注或者私信我都可以哦！很多的考生尤其是跨校考生非常迷茫南大专业课到底考什么？背书？ VS 理解？ VS 有自己的思考…知识的表面？ VS 内在的逻辑关系…很多很多但碎片化？ VS 框架、联系、逻辑…标准答案？ VS 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见解期待下回分解！

下周一中秋节，也是2019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预报名：2018年9月24日至9月27日）开启的日子，各省市、各报考点网上报名公告及各个招生单位最新招生简章、专业目录陆续公布。据说今年推免生比例上涨，统考缩招，今年考研是最难的一批？我们一起来看看。一流大学硕士招生数普遍超5000人其中，从部分一流大学招生人数来看，硕士招生人数普遍超过5000人。部分一流大学2019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分类统计部分高校专业推免生比例超70%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部分高校专业推免生比例超70%。虽然教育部有规定，要求招生单位接收推免生数量不得超过本单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50%的规定，但是从上表有公布推免生招生人数的高校来看，推免生比例普遍较高，基本都接近50%的上限，部分高校的部分院校推免生比例达到70%，有的甚至超过80%。以南京大学为例：哲学系拟招收总人数53人，其中推免生人数34人，推免占比64%；政治经济学专业，拟招总人数16人，推免11人，留给统考5个名额；金融学拟招总人数37人，推免28人，推免占比76%。目前相当一部分推免生录取名单已经公布，推免生报名也在进行中。如果查阅高校公开的2019年硕士招生简章以及推免生招生专业目录，可以发现，除了南大外，其他重点高校基本也都存在部分院系推免生比例非常高的现象。对于推免生比例上涨这一现象，有人认为：高校需要优质生源，通过推免选拔择优没什么不好的，而且推免生需要的是三年的努力，考研参加统考大多数一年就够了，没有什么抱怨不公平的。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不见得普通高校就没有优质生源，只是普通院校推免生名额少得可怜，有的几百人就只有几个名额，有的甚至都没有，只能通过参加统考到更高层次的学校深造。而且推免招生的整个过程，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是公开透明的，其中的一些暗箱操作，真的很难让人信服。也有高校教师认为，一些重点高校在招录研究生过程中推免比重过高，实质上是剥夺了其他院校、社会人士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客观上造成受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固然有自主招生权利，让招生方式多元化，不再一考定音，也是考试改革的重要举措。但问题是，作为公立学校，在享受自主招生权利的同时，不应该削弱普通高校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2019硕士研究生招生大面积缩招是真的吗？根据《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80.5万人，在学研究生263.9万人，毕业生57.8万人。而根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到 ，到2020年在学研究生总规模达到290万人。这也意味着全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仍将保持增长态势。对于普通院校考生考名校竞争似乎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难了。在某博上搜索“缩招”，有大批人吐槽今年所报学校专业缩招，甚至突然不招了。比如华政、西政部分专业招生人数减少，复旦金融专硕缩招大半，中大软件专硕，90缩到20···对于面临缩招或者换专业课的同学，给大家几点建议：1、根据自己专业课复习情况，考虑是否需要换学校。毕竟考研一场下来我们都想要一个圆满的结果，那些只招个位数甚至只招一个的，真的要慎重考虑，做好风险把控。如果你专业课刚开始复习，进度程度并不是很深，可以考虑换个学校重新开始复习专业课。如果你已经复习很充分，有足够的信心，那接下来的时间一定要多方位的复习专业课。2、如果要换学校，最好让你的专业课备考内容变动不要太大，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时候，尽量选择跟原专业有相似交叉的地方；3、招生人数减少对于你来说竞争压力大了，但是对于那些跟你报考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所以，不要让自己先败下来；现在不管是招生人数减少、还是学校突然换专业课考试科目，大家纠结的地方就在于专业课的复习，但是现在还有时间啊，还有三个月，一切皆有可能！说到招生人数减少，大家一定有这样的疑问，这边缩招，那边又喊着扩招，这不矛盾吗？其实不矛盾，有缩招的也有扩招的，那些大多数缩招的专业，要么是推免生人数比例上涨，要么是该专业以往报考人数少，亦或者是像法硕、金融专硕等偏重于实践、应用型专业，更倾向于招收非全日制和推免生。而且大家通过对比近两年招生简章会发现，有些专业统考生人数下降，但是非全日制的招生人数没有变化或者小幅上涨。比如，以下几所学校部分专业仅招收非全日制：南京大学教育管理045101（专业学位）仅招非全日制，定向培养；南京大学项目管理（专业学位）仅招非全日制，定向培养；南京大学工商管理125100（专业学位）仅招非全日制，定向培养；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项目管理085239（专业学位）和工商管理MBA125100（专业学位）仅招非全日制；中南大学125200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仅招非全日制研究生。注：定向研究生又称定向培养研究生，指由国家按照计划招收，在招生时即通过合同形式明确其毕业后工作单位的研究生，其学习期间的培养费用按规定标准由国家向培养单位提供。这样看来，对于统考全日制考生来说，尤其是普通高校想考名校的考生来说，难度无疑在提升，对于今年参考统考的考生来说无疑面临这很大的挑战。看到有研友说着放弃不想考，把二战当做后路，这样想你已经在向自己投降了。“不要想着二战！人生所有开放式的经历，只要你不拼尽全力，这一页就翻不过去！”而且你要知道，考研一年比一年热，一年比一年报考人数多，一年比一年难，今年就是你成功的最好机会！在《垫底辣妹》中印象很深刻的一段对话，是女主在坚持不下去不想学的时候，老师对她说的：因为不想受伤所以就把目标降低么？还是你想要去玩、想要去睡觉呢？现在正是努力的时候啊，你把目标降低一次，就会越来越低的！千万不要灰心丧气，考研不难就不叫考研了，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会吃苦，苦到大家都想放弃，只有在这个时候，坚持下去，你已经战胜了自己！加油！

大哉一诚天下动——难忘南大哲学系三年我是2002年从安徽大学中文系跨专业考上南大哲学系的。在安大四年，虽然学的是中文，但更多时间都是随着兴趣看了很多跟中国哲学有关的书了。实际上，当时看的好多都不是正经的中国哲学专业方面的书，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都是些“杂书”。大学时曾热衷气功，看了不少道家、佛家方面的典籍和一些传统文化普及方面的书，比如南怀瑾的书，我那时差不多都看过。准备考研的时候，通过校园里一位信佛的居士认识了安大硕士毕业、当时在南大读博的杨国平师兄，他给我一些信息和历年试题对我考研帮助很大。我后来初试成绩是390多分，专业第一，应该说考研是我所有考试最顺利的一次，运气很好，复习的一些重点都考到了。面试的时候，就住在杨国平宿舍。当时复试，我感觉自己表现得并不是很好。我是跨专业，凭兴趣，没有太多专业学术训练，不客气地说就是野路子出身。面试时，我印象洪修平老师微笑着，很和蔼。白欲晓老师博士刚毕业留校，也参加了我们那次面试，他本科也是安大中文系的。很感谢南大录取了我。初到南京、南大，还是很新奇的。2002年南大百年校庆，当时感觉校园整得很漂亮，清新雅致，晚上有很多灯光打在草坪上、树上，光与绿的融合，给人感觉舒心温馨，校园氛围蓬勃向上，有浓郁的学习学术氛围。南园音乐喷泉好像也是那时新弄的，喷泉随着音乐舞动，上学和吃饭的路上都要从那路过，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增添很多快乐。当时校园里经常放校歌“大哉一诚天下动”，很雄阔，很有力量和感染力。但当时只是一种感觉—沉雄厚重，透露的就是校训说的那种诚朴雄伟的精神。那时对整个校歌的歌词内容还没有太留意。后来专门研究儒学，校歌的旋律歌词经常浮现在脑海，“如鼎三足兮，曰智曰仁曰勇”“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可以说南大校歌是最尊孔的。前几年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以南大、清华、浙大校歌为例，考察近代儒家文化的社会影响。这样，我对南大校史和校歌词曲作者江谦、李叔同才有了更深的了解。南大、清华、浙大校歌都集中体现了儒学和古典文化的精神。南大歌词相对来说大概是最短的，但听起来最有力量感，很有感染力，特别是开头一句“大哉一诚天下动”，很大气，雄壮中洋溢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南大校训也是“诚”字当头，“诚朴雄伟”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为人为学根本的都是诚字立脚，笃定朴实，力戒浮华，我也常以此自勉。校歌校训所展现的南大精神，其实也正是中华民族博厚、高明、广大精神的集中体现。我那时对佛学禅宗很有兴趣，入学前就看过洪修平先生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一书，所以选了洪老师作导师。当时中国哲学专业有洪修平、赖永海、徐小跃三位博导，记得徐老师有次比较几位老师的风格，大概是说洪老师是“明如镜”，赖老师是“默如雷”，自己是“宽如海”，好像还有一句“和如风”是说李书有老师（李老师那时退休了，没怎么见过）。专业课方面，洪老师、赖老师、徐老师、孙亦平老师、杨维中老师、王月清老师、伍玲玲老师等都给我们上过课，老师上课的神情，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至今历历在目。我曾认真拜读过赖老师的《中国佛性论》，受益匪浅。那时著名雕塑家吴为山也在南大哲学系任教，方向是宗教艺术方面，他也给我们上过课，还带我们爬过栖霞山，看六朝石刻。政治公共课方面，张异宾老师、侯惠勤老师等名家的课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南大三年，哲学系、南大乃至南京的学术文化氛围都滋润着我们心灵和精神的成长。南大鼓楼校园虽然不大，但紧凑精致，氛围很好，生活也很方便。各种学术讲座我们有空也常去听，在小礼堂曾听过余光中先生的演讲，也去旁听过其它系的课，如中文系沈卫威讲胡适，王彬彬上现代文学讲到太平天国，社会学系翟学伟讲面子，现在都还有印象。校园里经常桂花飘香，和王振钰、孙奎刚还有其它同学在校园里经常散步聊天的场景也很难忘。去过南大博物馆好多次，里面展示的很多著名校友的辉煌事迹对我们也都很鼓舞。那时二十多岁，精力正旺盛，紫金山中山陵、明孝陵、灵谷寺、总统府、夫子庙等南京有名的景点都跑过很多次。有次跟李仲清徒步去南京长江大桥散步，还高谈阔论了一番。鸡鸣寺、玄奘寺、栖霞寺、静海寺、毗卢寺等好多寺庙也去过，玄武湖经常去，莫愁湖也去过几次。南京历史文化厚重，名人故居，各种遗址，星罗密布，可以说整个城市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文化教科书。整体感觉，南大学习氛围宽松自由，各方面的资源很好。我觉得只要自觉、认真，有兴趣，都能学好。中国哲学专业虽然是佛学为主，但我们做什么方向都可以。我最初是想做佛学的，但最后还硕士论文题目是《晚年孔子与易道儒学——以帛书<易·要>为视角的讨论》。2005年毕业那年，洪老师在美国访学，当时系主任徐小跃老师作为代导师给我们签字答辩。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的硕士论文，感觉还是有很多不足，热情有余，学术论证的严谨性、深入性还是欠缺的。但答辩时老师们对我的评价挺高，徐老师、王月清老师说了好多肯定的话，当时很受鼓舞。准备考博的时候，我同时报了南大、北大，后来都过线了，洪老师主动给陈来老师打电话，帮我推荐，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感动。洪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方向对我影响都很大。我后来研究的方向主要是儒学、周易方面，但对佛学甚至道家道教也一直很有兴趣，认同儒佛道三教融汇会通的治学理念。在今天来说，我们确实应该从总体上来研究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与西方进行对话融通，要有这种开放的态度。我觉得这种开放的精神是南大、南大哲学系的重要风格。浸润在南大哲学系三年，具体学习到什么知识是一个方面，其实另一个方面也许更为重要，就是那种无形的学风学脉、气息感染、精神熏陶，学习、生活、交往各种环节和细节构成的一种整体气氛。记得是2003年我们研一春季学期的时候，孙伯鍨先生去世了。我和那一届不少同学都自发去参加了追悼会，当时张异宾老师作了一个简短发言，张老师非常动情地谈到孙先生的学术贡献和人格精神，几度哽咽，至今还印象深刻。有次徐小跃老师请已经退休的周继旨先生作报告，周先生很有激情，对学生也很热情，听完报告，我还送了他一段路回家。我是安徽亳州的，跟他算是小老乡。送他的路上，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了好多，记得有些是关于冯友兰的。周先生今年春季也过世了。后来看他的简历，才了解他一生非常传奇。南京三年总体上很愉快，有很多难忘的记忆。研一的时候，青岛路那边有很多早餐小吃摊，有段时间好跟刘张华去那边吃馄饨。平时跟同学的交流也学习到很多，现在清华教书的李成旺，浙大的马迎辉，武大的陈世锋是学马哲、西哲、科哲的，但是跟他们交流也学习到不少。我们宿舍的吴朝阳、孟亚明、李小明睡觉前经常开“讨论会”。我跟现在南大任教的刘鹿鸣师兄交流也比较多，觉得他有学问有思想。当时也有些同学师兄弟关注现代新儒家，耳濡目染，都学习到一些。那几年还有好几位出家人跟我们一起学习，有苏州西园寺过来的，还有加拿大、韩国、东南亚国家过来的，有和尚，也有尼姑。那几年离南大不远的金陵神学院常开圣诞晚会，我们也去过。南大、南京这种多元的学习氛围，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也很难得。同学们感情都很好，记得硕士毕业的时候，我连打印硕士论文的钱都没了，崔恒借给我两三百。秦俊曾想考中央编译局俞可平的博士，他觉得我字写得好，让我帮他抄写过自荐信。现在中宣部的罗林做过班长，那时就觉得很稳重，对同学很关心。在省委办公厅的刘登科、在安徽工程大学教书的刘聪住隔壁宿舍，也常串门聊天。我父母那时都在常州打工，我也常去常州，有次春节基本上是在学校过的，省宣传部在职读研的陈清华平时不在学校住，大概是想考博，跑来宿舍住了些天，那段时间跟他交往多。还有同学张志建、黄晓兵、李晓明、张早林、杨善友、朱钧、刘春生、余飞、高阳、申庚科、徐志成、徐江顺、高永旺等等，男生密集住在18楼四层，大家平时交流多，很融洽，后来很多同学也都读了博士。张荣老师时不时会去马迎辉宿舍跟同学打扑克，感觉跟同学挺亲近。有一年玄武湖为了建隧道，把水都抽干了，跟几位同学去那抓了一些鱼回来。那时同学相互关心，好多同学帮助过我，现在大家在各自岗位上，都发展得很好，想起来非常怀念。因为喜欢《周易》，那时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有位老先生叫赵定理，也是南大校友，安徽人，研究《周易》与古天文，我去拜访过多次，后来跟赵老师也有比较多的交往。在南京时还认识了安徽籍书法家文备先生，他笃信佛教。还有现在任职阿里巴巴的道友李佳平，也是那时认识的。他们在精神上、经济上都给我过帮助，想起南京这座城市，是很温暖的。那时文科楼前面有段时间有教练太极拳，我也跟着学了段时间，也是那个时候认识刘怀玉老师的。快毕业的时候，有次跟同学从行政楼那边出东北小门，邂逅蒋树声校长，本来擦肩而过，我看着像蒋校长，就回头去看，想跟校长打个招呼，没想到蒋校长很亲切，主动跟我说了好一会，大意是教导我们，要做到四个“learn”：learn to do(学会做事)，learn to be（学会做人），learn to study（学会学习），learn to together（学会合作）。蒋校长说话语重心长，朴素实在，至今时常想起来。感谢南京，感谢南大，感谢哲学系。没有母校母系的哺育，没有老师的教导，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记得每年毕业，校园里经常挂“今天我以母校为荣，明日母校以我为荣”这句横幅。我们一直以母校母系为荣，众多著名校友、前辈师长的光环照耀着我们；也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做到，母校母系以我们为荣，能够延续南大的光与热，给未来者以力量。在这烦嚣、诡谲多变、充满竞争的世界里，我也常常警惕反省自己，要牢记校歌校训所强调的诚朴二字，在此基础上扩之以雄伟，充之以励学，实之以敦行。最后，长吟当歌，谨以母校校歌为颂，向母系一百年致敬：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踵海西上兮，江东。巍巍北极兮，金城之中。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相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母系在新百年必将会更加辉煌！作者简介翟奎凤，安徽亳州人，1980年生。现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导。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专著、古籍整理、编著10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承担国家省部级课题多项。主要研究《周易》与儒家哲学，兼及道家、中医、佛学思想。研究主题是中国哲学经典、范畴及其现代意义。安徽大学中文系本科（1998-2002），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硕士（2002-2005）。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博士（2005-2009）、清华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博士后（2010-2012）。曾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副教授（2009-2013）。编辑 ｜ 朴智英

专题私人阅读报告作者：张生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2020年5月，南大将迎来118年校庆，而南大哲学系也将迎来百年华诞。按照这些年来大学系庆的做法，新年过后就应该广为宣传了，但可能是因为去冬今春的“新冠”仍在肆虐的缘故，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不过，以南大素来的沉稳且不事张扬的作风，我想，即使有动静也不会太大。但是南大哲学系不仅仅是一个走过了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大学的哲学系科，更关键的是它提供了一种中国现代哲人研究哲学的独特的路径，并因之形成了中国现代大学哲学系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学术风貌。不说别的，仅以“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皆与南大哲学系有着深厚的关系就可见一斑，他们三个人不仅先后做过南大哲学系中央大学时期的系主任，其中方东美和唐君毅还有师生之谊。所以借此机会反思一下南大哲学系所走过的道路，从中既可知先贤筚路蓝缕之功，也可启未来之门，更何况哲学本来就是反思的学问，对以反思为己任的哲学系的反思当然更应是题中之义。南大哲学系1920年正式成立于其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是继北大设立“哲学门”之后南方的国立大学建立的第一个哲学系。1921年南高改制为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定名为南京大学，哲学系也随之迁变至今，其间虽因时代变换有名称的更替，甚至暂停，但其基本的学术精神却绵延不绝，而南大哲学系也因此成为百多年来中国大学中为数不多的有着自身学术传统的哲学系。1980年，牟宗三在台大哲学系的讲座《谈民国以来的大学哲学系》中评说中国大学哲学系发展的历史时曾指出当时“较完整之哲学系者仅清华，北大及南京中央大学”。[1]那么，与清华、北大相比，南京中大或者说南大哲学系彼时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学术特点呢？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因为一个系的学术风格的形成不仅要有自己的有意识的建构，还需要有同行的承认才行。而巧的是，1958年牟宗三在《五十自述》中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时，谈到他的挚友“出身”中大哲学系的唐君毅的印象时就中大哲学系的风格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都富有文学的情味”：“抗战前，我并不认识他。但也曾见过他几篇文章。我不喜欢他那文学性的体裁。他是中大出身，受宗白华、方东美诸先生的影响，他们都富有文学的情味。我是北大出身，认为哲学必以理论思辨为主。”[2]牟宗三因此最初并不是很喜欢唐君毅的这种“走文学的路”且有“无定准的形上学的思考”的哲学风格的，可是唐君毅的“哲学的气质”“玄思的心力”与“理论的思辨力”却使他折服。所谓旁观者清，牟宗三虽然一向自视甚高且臧否人物口无遮拦，但他对唐君毅乃至中大哲学系的这个看法或可以作为南大当时的哲学风格的佐证。这不仅因为牟宗三1933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出乎其外，有他者的眼光，他还入乎其内，于1945年至1947年间应唐君毅之请到中大哲学系教书，并且在1946年轮值过哲学系的系主任。因此他与众多中大哲学系的教授都曾共事过，也知道他们在哲学上所持的基本的立场，所以，他的这个判断不仅仅是针对唐君毅一人的评价，也含有对中大哲学系的整体学术风格的评价。显然，在牟宗三看来，中大哲学系的这种“文学的情味”是和北大哲学系的“认为哲学必以理论思辨为主”不同，而且，也与清华哲学系的风格不同。牟宗三认为与北大“比较重视古典哲学”不同，清华因为有金岳霖，比较重视逻辑，其“哲学立场”则以实在论和经验主义为主。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北大哲学系是重“思”的，而南大哲学系是重“诗”的。但是，这么讲，并不是说北大哲学系就不关心“诗”，而南大哲学系就不重“思”，从牟宗三对唐君毅的“哲学的气质”与“理论的思辨力”的赞誉就可看出，南大同样重“思”，只是说二者的侧重点和呈现的风格有所不同而已。因为哲学毕竟是致知的工作，起于惊讶而成于思，若无思至，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关于北大和清华哲学系的差别，很多人持和牟宗三相似的观点，如30年代任教于清华哲学系的张岱年就说，“北大哲学系比较重视考据，重视哲学史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比较推崇直觉”，而“清华哲学系比较重视义理，重视理论建树，在方法论上比较推崇分析”。[3]还有40年代曾就读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汪子嵩也讲过意思差不多的话，“清华注重哲学体系，而北大重视哲学史。重视哲学体系的注重哲学问题，重在‘思’；而注重哲学史的则重视哲学家的著作，注重读书，重在‘学’”，所以，“清华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哲学家或逻辑学家，北大培养出来的则往往是哲学史家”。[4]总而言之，北大爱做哲学史的研究，清华则关心哲学问题的分析与讨论，所以，如果说北大哲学系是“以史为思”，清华哲学系是“以论为思”，那么，相较而言，南大哲学系就可称之为“以诗为思”了。而南大哲学之所以形成这种“以诗为思”的风格，或如牟宗三所说的“富有文学的情味”的特点，当然与南大哲学系那个时代的主事者的“哲学立场”有关。而牟宗三就认为唐君毅之所以以“走文学的路”而致思，就是因为受到了宗白华与方东美等人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宗方二人是代表中大哲学系风格的灵魂人物。因此，也可以说，宗方二人是奠定南大哲学系的“富有文学的情味”传统的关键人物。当然，这么讲也并非空穴来风。南大哲学系虽然由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哲学博士的刘伯明（1887—1923）于1920年建立，可遗憾的是，他尚未来得及对哲学系产生思想上的直接的影响，三年后即因染病而英年早逝。但是刘伯明作为当时南高师的文史部主任和东南大学的实际的校务负责人，目光高远，广为招揽留美学生前来东大任教，如同为哈佛毕业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人就接踵而至，他还努力支持以他们为主的《学衡》杂志的出版，对日后“学衡派”的出现和东大的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三人中，汤用彤于1922年被聘为哲学系教授，其后又充当哲学系的主任，除了1926年他至南开哲学系任教一年外，汤在东大及改名后的中央大学哲学系共执教7年。虽然汤用彤在此也讲授和撰写汉魏六朝的佛教史等，但他似乎并未能对哲学系的学术风气产生方向性的影响，直到1931年他应胡适之请到北大哲学系任教后，可能和北大哲学系的那种“以史为思”的学术风格契合，才人地两宜，发挥持久的影响。不过，汤用彤离开中大哲学系时推荐了宗白华接任自己的系主任，却对南大哲学系的学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宗白华自此担任系主任，直至抗战中大内迁重庆办学，1942年后方东美接任系主任，至1944年他们的学生唐君毅担任系主任，两人一前一后执掌中大哲学系主任之职十余年，终于使得中大哲学系成为与北大清华鼎足而三且“富有文学的情味”哲学系。宗白华（1897—1986）与方东美（1899—1977）的经历非常相似。两人均是在外国人办的现代大学接受的西式的教育，之后几乎同时出国留学，回国后又同年到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不过，因为两人一沐“欧风”，一浴“美雨”，在学术背景和具体的方向上还是有所差异，前者更多地注力于美学及艺术学研究，他是第一个在中央大学也是国内开设美学和艺术学课程的人；后者则更多地关注形上学及文化哲学的研究。宗白华1918年毕业于德国人办的同济大学，深受德国文化影响，因学业优秀，毕业时曾获校方赠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示奖励。1920年他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法兰克福及柏林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后即至东大哲学系任教。但他早在出国前就因身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成员，他在“少中”的会刊《少年中国》和自己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栏目上撰写大量文章，介绍叔本华、康德、柏格森等西方哲学家及思想文化的论文而知名。尤其是他在此期间还发现了郭沫若的诗才，并在1920年出版了与郭沫若和田汉的通信集《三叶集》而声名鹊起。方东美则于1920年毕业于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金陵大学，第二年即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系留学，1924年回国后先在武昌高师任教，1925年亦被聘为东大哲学系教授，从此与宗白华成为同事，直到1947年方东美离校赴台为止，两人共事有二十余年之久。而实际上，方东美与宗白华同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而且他还是“少中”南京分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也在《少年中国》上发表过介绍柏格森、詹姆士等人的哲学，他们在人生的理想上有着共同的追求，这也影响到他们的学术关切，特别是对人生哲学的兴趣，以及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就应与这段经历有关。当然，他们在学术上最大的共同处还是对“文学的情味”的认同，且两人均有诗人之名，可称为“诗人哲学家”。宗白华受柏格森影响，认为哲学家需要融合“科学家”和“诗家”的“天资”方可成其为哲学家，如庄子、费希勒（Fechner）、叔本华等人即如此，因为，“科学家偏于智慧推理的知识，诗家偏于本能直觉的知识”，而“哲学的知识就是从本能直觉化成智慧概念”[5]。他甚至在与郭沫若通信时说“我恐怕要从哲学渐渐地结束在文学了。因我已从哲学中觉得宇宙的真相最好是用艺术表现，不是纯粹的名言所能写的，所以我认将来最真确的哲学就是一首‘宇宙诗’，我将来的事业也就是尽力加入做这首诗的一部分罢了”。[6]而且，宗白华并非叶公好龙，他说到做到，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开始有意创作白话新诗，并于1923年出版了诗集《流云小诗》，成为一名真正的诗人。而方东美同样对文学情有独钟，在美留学期间他在《少年中国》的会员通信里，他就批评美国人不喜爱文学艺术，“美国人富有俗气，固因多沾了铜臭气，然不好文学，不好艺术，亦是主因之一”[7]。而方东美亦认为，理想的哲学家除了善“思”之外，也需要有“诗人”及“艺术家”的资格，才算“完备”，这就是他受柏拉图的“大痴及天才四态”的影响所提出的“哲人三才”说，“本来是兼综先知先觉、诗人、艺术家同圣人的资格，然后才构成完备的哲学家”。而他1973年在台北的世界诗人大会的发言《诗与生命》中更以“诗人兼哲学家的身份”自命，他写了上千首诗歌，且有《坚白精舍诗集》存世，与宗白华不同的是他写的更多是古典诗词。抗战军兴，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宗白华在离开南京前将自己喜爱的一尊隋唐时代的佛头埋入地下，方东美因感其事，后特赠宗白华诗《倭逼京师宗白华埋佛头于地下》，其中有“庄严兼相好，断颈不低头。身受唐人拜，心萦汉域愁”之句，既让人感怀不已，也让人看到两人相通的情谊。而且，宗方二人不仅都是诗人，对文学有着共同的喜好，他们对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也有着相近的见解，那就是文学艺术与哲学不可分割，并且相互影响，具有和哲学同样的价值。宗白华受康德影响，认为文学艺术与追求“真”的哲学和追求“善”的道德或宗教并肩而立，并且是沟通二者的桥梁：“哲学求真，道德或宗教求善，介乎二者之间表达我们情绪中的深境和实现人格的谐和的是‘美’。文学艺术是实现‘美’的。文艺从它左邻‘宗教’获得深厚热情的灌溉，文学艺术和宗教携手了数千年，世界最伟大的建筑雕塑和音乐多是宗教的。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也基于伟大的宗教热情。《神曲》代表着中古的基督教。《浮士德》代表着近代人生的信仰。文艺从它的右邻‘哲学’获得深隽的人生智慧、宇宙观念，使它能执行‘人生批评’和‘人生启示’的任务。”[8]而方东美和宗白华的看法基本一致，他认为哲学不可能脱离文学艺术而独立发展，他也在《诗与生命》中提到他所赞同的怀特海的“哲学与诗境相接”的说法。1936年，他在中国哲学会南京分会成立会议上宣读的论文《生命悲剧之二重奏》中，称自己平生最服膺“乾坤一场戏，生命一悲剧”这句名言，将悲剧视为“宇宙人生”的至理。他认为古希腊哲学的发展与希腊的诗歌、雕塑及戏剧不可分，希腊的哲学家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深透”的把握，也是因为他们“富有悲剧的智慧”。“希腊人深尝人世苦痛之后，积健为雄，发舒创造天才，征服万种困难，使生命精神铺张扬厉，酣畅饱满，渐臻至善；同时却又发挥艺术想象，使客观世界含章定位，垂象铺形，抵于纯美。生命的醉意与艺术的梦境深相契合，产生一种博大精深的统一文化结构。在这里面，雄奇壮烈的诗情（大安理索斯的精神，见之于悲剧合唱），与锦绚明媚的画意（爱婆罗的精神，见之于雕塑），融会贯通，神化入妙。这便是希腊悲剧智慧的最上乘。”[9]而且，方东美还认为与希腊人和欧洲人之“宇宙观念”寄身于“科学理趣”不同，中国的“宇宙观念”，“不寄于科学理趣，而寓诸艺术意境”[10]。所以，在文中，他既引《老子》及《易》等来索解其意，也用欧阳修、司空图等人的诗句来形容其“妙境”。而他和宗白华的这一思想显然被其学生唐君毅继承。唐君毅1928年由北大哲学系转学于东大哲学系，1932年毕业于易名后之中央大学哲学系，他在就读期间在学业上既接受方东美的指点，也受到宗白华的提携，并且，他也始终与两位恩师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后来在谈到文学和哲学的关系时，认为“将哲学关联贯通于文学时，亦有三种之哲学观可说”：一、“从哲学内容兼表哲学家之情志与想象，而视哲学为文学者”；二、“从文学之启示表达真理，于文学中认识哲学者”；三、“以文学语言为理想的哲学语言者”。在唐君毅看来，首先从哲学的内容来说，不管是“形上学”还是“价值理想”的思考，其实均来自哲学家的“情志”与“想象”，与其人格不可分离，这恰是文学的特点，所以把哲学“可视如一类之文学”。他引了克罗齐的话，认为黑格尔的形上学中“充满浪漫想象之处”，是个“诗人”。他更引自己喜欢的怀特海的话来说明这个观点，哲学是“高贵情操之集结”，“且一切哲学皆染上一幽秘之想象背景之色彩。则由哲学包含情感与想象，而称之为诗歌，称哲学家为诗人，亦可为最高之称誉。如人以柏拉图为诗人之为一最高之称誉。”[11]25其次，就文学本身来说，文学本来就可“启示表达真理”，可使人“认识哲学”。唐君毅引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观点，“谓真与善之会合于美”，同时，他着重引用了黑格尔的观点，认为“艺术文学皆不特表情，而亦显理”，并且，他由黑格尔的“披上感性事物之外衣”的“真理”必须由艺术而宗教再哲学才能达到“自觉之境”，进一步指出，“然此亦同于谓不经艺术宗教，不能入哲学之门。”所以，既有文学家席勒的《美学书信》、歌德的《谈话录》等“文学而兼哲学”的“文艺批评之文”，也有哲学家“兼为哲学文学”的“论文学艺术之文”，如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谈悲剧的文字即是这样的“哲学文学”。再次，就是有很多哲学家认为“理想的哲学语言”就是“文学语言”，也即用文学的语言来表达哲学的思想。唐君毅这段话很能表现出自己的追求，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学的情味”来。“在人类思想史中之大哲，恒有由觉到类似科学语言与历史语言之系统化的哲学语言，不足表示超妙，玄远，新鲜，活泼或简易，真切之哲学思想，而以哲学思想当舍弃系统化的表达方式，而以不成系统之文学性语言，加以表达者。在柏拉图与庄子之哲学中，每遇超妙玄远之境，不易以一般哲学语言表达者，则诉诸文学性之神话，与荒唐之故事……而近代之尼采，则感于其无尽孽生之新鲜活泼之思想，不能以抽象名词集合之系统的哲学语言表示；遂以人之思想之求系统化者，皆由于其思想观念之贫乏，而只能相依相傍以进行。尼采倒宁甘于以零碎而似不相连贯之文学式语言，表其哲学。”[11]26其实，唐君毅的这段话不仅可以用在自己的身上，同样可以用在其师方东美和宗白华身上。因为他们都喜欢用“文学性语言”来表达自己哲学的思想和对人生的思索。唐君毅认为1944年出版的《人生之体验》是可代表自己思想的第一本著作，而这本书就很有尼采的风格，“以零碎而似不相连贯之文学式语言，表其哲学”。所以，在序言里，他自问：“本书何以不用确切的语言表真理？”然后又用歌德的话来自答，“只有不确切的，才是富于创生性的”。[12]4多年后这本书重版，他又说这本书，“此书颇带文学性，多譬喻象征之辞，重在启发诱导人向其内在的自我，求人生智慧，而不是直接说教”。[12]重版自序如第一节“说人生之智慧”中谈人生的智慧不应向外而应向“生命之自身”寻求：“人生是怪东西，你不对他反省时，你觉无不了解。你愈对他反省，你愈将觉你与他生疏。正好像一熟习的字，你忽然觉得不像，你愈看便愈觉不像。但是你要了解宇宙人生之真理，你正须先对之生疏。你必须对宇宙人生生疏，与之有距离，然后你心灵的光辉，才能升到你生命之流上，而自照你生命之流上的涟漪。”[12]19这其中有康德的意味在里面。而在第八节“说了解人”时，谈如何认识自己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时用的则是“零碎”的格言：“你当了解他人，以你的心贯入他人的心。但你当先了解自己，因为你只能根据你自己，去了解他人。但是你必须根据你对于你自己的了解，去了解他人，你才能真了解你自己。因为在你去了解他人时，在他人中，你才看见你自己的影子。”[12]38这其中又有黑格尔的神采。当然，因为唐君毅用的并不是“确切的语言”，这两则“人生之体验”还蕴含有更多的耐人寻味的东西。所以，牟宗三说唐君毅的文章是“文学性的体裁”，又说宗白华、方东美等中大哲人“富有文学的情味”，就是这个意思。方东美在其《生命情调与美感》中，更是以“戏场”来比拟和透析希腊人、近代西洋人和中国人的不同的文化，试着让古希腊人、近代西洋人和中国人粉墨登场，从他们所擅占的“场合”“缀景”“主角”“景象”等几个方面来透析出他们的“美感”。如他认为可以代表希腊文化的“主角”是阿波罗，近代西洋的是浮士德，中国的则为“诗人词客”。这也可以是唐君毅所称之为的“诉诸文学性之神话，与荒唐之故事”之一例了。至于宗白华，他的文章本来就具有中国传统的诗文的特点，这让自认“没有文学气质”和“文学灵魂”的牟宗三颇为头疼，“宗白华讲美学是辞章式的方式，是在诗评品题中烘托出来的，这不算美学”，他甚至进而迁怒于宗白华翻译的《判断力批判》：“宗白华先生翻译康德的《判断力之批判》上半部，但不达。韦卓民翻译下半部，也不达，但译得比宗白华好，能表达一些，宗白华则一句也不达。我不能说他德文不好，但他译作中文则是完全不能达意。对不起中国人，也对不起康德。”[13]因为牟宗三觉得康德的美学是“概念式的义理的讲法”，宗白华用的不是“概念性”的“词语”来翻译康德，自然会“对不起中国人，也对不起康德”了。不过，先不谈牟宗三的评价是否正确，但至少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宗白华“表示”思想的“文学式语言”或者中国传统的诗文即“辞章式的方式”对牟宗三的刺激与影响之大。而出身清华任教于北大的贺麟1943年在《五十年来中国哲学》文中谈到唐君毅、方东美和宗白华等中大哲人时，也说到了他们三个人的这个共有的“文学性”的特点，但他用的不是文学性这样的说明性词语而是用“诗意”这个誉扬的说法。贺麟首先把唐君毅和方东美作为当时中国“唯心论”的代表人物予以评述，“唐君毅先生不仅唯心论色彩浓厚，而他的著作有时且富于诗意”。[14]57在谈到方东美时，他再次提到了“诗意”这个词，“他的思想，他的文字和他所用的名词，似乎都含有诗意”。[14]60继而，贺麟在谈到对“美学有创见”的宗白华、邓以蛰、朱光潜等人的贡献时，对后二人虽然也都有赞许之处，如称邓以蛰的文章“精当有力”，朱光潜的《谈美》“雅俗共赏”，但是谈到宗白华时，他却毫不犹豫地赠予其“诗意”的桂冠，“宗白华先生对于艺术意境的写照，不惟具有哲理且富诗意。他尤善于创立新的透彻的艺术原理，以解释中国艺术之特有的美和胜长处”。[14]68贺麟从唐君毅的“著作”的“富于诗意”，到方东美不仅是“文字”和“名字”，乃至“思想”都“含有诗意”，再到宗白华的“不惟具有哲理且富诗意”，处处不离“诗意”二字，而谈北大、清华哲学系的人时却付之阙如，所以，前文说南大哲学的特点是“以诗为思”，也不算勉强之言。私人阅读报告不过，牟宗三对唐君毅、宗白华和方东美所在的中大哲学系“富有文学的情味”的判断中，其实还蕴含着一个没有明说的观点，那就是他们都比较重视与“文学情味”密切相关的生命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方东美在《生命悲剧之二重奏》正文开篇即引用培道（W.Pater）的话来对于“哲学的功能”进行指认，“哲学之有助于文化，不在阐发绝对幽玄的知识，以求标新立异，逞艳斗奇，而在提示种种问题，令人可以了悟生命情绪，领受生命奇趣，观感生命之戏剧的景象”。[9]232他们的这个共同的特点，也可以用方东美的文章《生命情调与美感》的题目来概括，正因为“生命情调与美感”，所以，他们都喜欢谈人生观。唐君毅时有《人生之体验》等著作自不待言，方东美抗战前的1937年即已出版《科学哲学与人生》，虽然主要介绍近代西洋哲学，但紧紧围绕人生展开，其中《生命悲剧之二重奏》即为第六章，抗战时他讲演《中国人生哲学概要》等从“中国先哲”的“宇宙观”“人性论”“生命精神”“道德理念”等方面来探讨他们的“人生哲学”。而宗白华早在1920年前后即有对“艺术人生观”的提倡。并且，宗白华和方东美都曾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有所研究，前者在1919年发表《谈柏格森“创化论”杂感》，后者在威斯康星大学的硕士论文即为《柏格森生命哲学之评述》。这使得他们在后来的学思中对人的生命的展开均比较关注。唐君毅更是自承，其所写的有关《人生之体验》中的“自我生长之旅程”，及其后著作中所写的“人生之智慧”“孔子与人格世界”“人生之艰难”等篇，“皆尝以带文学性而宛若天外飞来之独唱，独语说之。此乃吾一生之思想学问之本原所在，志业所存，所谓诗言志，兴于诗者也”。[15]其次，也是由于对于人的生命的关注，宗白华和方东美均把思想关注的对象扩展到了“文化批评”或“文化哲学”上，因为文化不仅仅是人的创造，同时也对人的生命的样式产生影响。宗白华在留学德国时因受到当时的德国哲学界兴起的“文化”批评的影响，看到斯宾格勒的《西方文化的消极观》等“风行一时”，即已经立志在以后做一名“文化批评家”。“因为研究的兴趣方面太多，所以现在以‘文化’（包括学术艺术伦理宗教）为研究的总对象。将来的结果，想做一个小小的‘文化批评家’，这也是现在德国哲学中的一个很盛的趋向。所谓‘文化哲学’颇为发达”。[16]之后，他果然以文化的批评尤其是中国的艺术及美学研究为目标。早在1932年，他就自信地指出中国的绘画可以和希腊的雕塑及德国的音乐“鼎足而三”，并列为世界最伟大的三种艺术。1943年，他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通过诗歌和绘画的批评对中国人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情调”进行描摹，以直观民族的伟大的心灵，并以继承了那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感到“深衷的喜悦”。[17]而方东美也对斯宾格勒等人情有独钟，他更是把哲学作为“文化生态”的一种揭示，即所谓的“文化哲学”来看待。他的《哲学三慧》即为代表作，在文中，他把中国人的智慧与希腊人、欧洲人的智慧并列为世界三大智慧形态，并希望发扬尼采之超人理想，从这三种智慧中找到“共命慧”，“三人合德”以成“完人”，以充实尼采的超人，使得人类及世界的文化相互补充并且良性发展。而多年后，他在谈到自己撰写《哲学三慧》的原因时，就曾解释过为何自己会注力于这一点：“吾尝端届幽思，觉哲学所造之境，应以批导文化生态为其主旨，始能潜入民族心灵深处，洞见其情与理，而后言之有物，所谓入乎其内者有深情，出乎其外者乃见显理也，此意尝于《生命情调与美感》（一部分已刊载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一卷第一期）中发之。”[18]而《哲学三慧》当初正是刊登在宗白华主编的1938年6月26《时事新报》“学灯”上，宗白华在编辑后语谈《哲学三慧》时，特地引方东美也非常喜欢的司空图《诗品》中的“豪放”风格的诗句“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来赞美方东美的这篇文章，他同时也指出，“文学家诗人所追慕的幻景与意象是一个个的人生及其命运，哲学家所冥想探索的是一个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及其命运”。[19]中国人过去接触印度文化，近代又接触了西洋文化，虽然中国的人生因此而丰富，但与之相伴的就是产生了“许多问题与危机”，所以宗白华认为，中国人在应付这些问题与危机时，中国思想家也有必要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产生“兴趣”，因为感到《哲学三慧》“闳博深奥”，读者可能难懂，他还推荐了方东美的《科学哲学与人生》一书。唐君毅1943年的第一部著作《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就是对中西文化的比较。1951年，他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序言中谈到在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上，“方东美、宗白华先生之论中国人生命情调与美感”等，对他本人的“民族精神之自觉”是很有启发的。[20]当然，他们对“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美感”的共同关注，也有其共同的追求，这用宗白华1939年评价唐君毅的《中国哲学中自然宇宙观之特质》的话予以揭示最为合适：“在我们民族思想空前发扬的现代，这种沉静的沉思和周详的检讨是寻觅中国人生的哲学基础和理解我们文化前途的必要途径。军事上最后的胜利已经遥遥在望，继之者当是这优美可爱的‘中国精神’，在世界文化的花园里而放出奇光异彩。我们并不希求拿我们的精神征服世界，我们盼望世界上各型的文化人生能各尽其美，而止于其至善，这恐怕也是真正的中国精神。”[21]因此，宗白华认为只有努力找回失落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才能重建中国的辉煌，而这也是方东美及唐君毅等哲人的共同的理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此时方东美已于1946年至台湾讲学未归，唐君毅与牟宗三1947年至无锡江南大学任教，1949年又离开大陆至香港，“三驾马车”中只剩宗白华一人。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全国所有的大学哲学系都撤销并入北大哲学系，南大哲学系的师生也北上并入北大哲学系，这其中有何肇清、熊伟、苗力田等人。而宗白华到了北大哲学系后，就少有大作。这不仅仅是年龄的原因，应也有政治的原因，当时北大给教授评级，宗白华只被评为三级，这让被定为二级的熊伟感觉“不合适”，他认为这是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领导认为对旧中央大学（反动大学）的名教授定职称时要向下压，结果还是定为三级”。[22]其实，这并非孤例，从清华过来的冯友兰就因为政治原因被定为四级教授。当然，宗白华到北大后著作不多，也许还由于他的“以诗为思”的学术风格与北大的风格不合所致。其后，则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不仅宗白华，就是其他人也难以摆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至于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则寄寓台港，反而学术精进，慧果累累，造成海外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运动。1960年，南大又开始恢复哲学专业，其间又随着国家的形势起起伏伏，但始终在国内哲学系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1978年南大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主笔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所引起的思想解放的作用之大，让南大哲学系再次回到中国思想的前沿。转瞬之间，这一页也已经成为历史。迨至今日，倏忽之间，已是百年之身。回首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时，与哲学系的研究生同楼，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也经常去听哲学系老师的讲座，而我也有同学在南大哲学系受教，谈到南大哲学系的风格时，似乎都感到一言难尽。这些年来，因为我到同济人文学院工作后，学术兴趣逐渐转向法国哲学，于是和南大哲学系做外国哲学的朋友的来往也频繁起来，所以，我常感到，在他们身上，总是有意无意间显露出一种“文学的情味”或“诗意”来，让我这个南大文学“出身”的人感到亲切不已。而现在各个大学哲学系已无明显的风格，至于“哲学立场”也近于无，有的只是取代了以往哲学系的“中西印”的“哲学三慧”观而为“中西马”的所谓学科的建制，至于所谓的差异，也大都不过是师生员工规模的大小、各种基金课题和核心期刊论文的多少之别。所以，南大若是依然能够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传统，尤其可贵。2009年秋天，我曾随同在同济任教的高宣扬老师一起去看望他北大哲学系的老师张世英先生。那天阳光很好，在张先生家里，我们一起随性漫谈。当张先生知道我是南大毕业时，很高兴地谈起了当年西南联大哲学系和中大哲学系的风格的不同，他说：“当年他们这些年轻人都觉得西南联大的哲学系比较新，比较洋派，搞欧美的东西比较多，中大哲学系则比较‘旧’，比较保守，搞中国的东西比较多，可现在看来，中大哲学系的人像方东美、唐君毅啊那批人的成就却似乎比联大的只大不小。”当时，因为我并未对南大哲学系的风格有所研究和体悟，所以，听到张先生的话后，我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现在忽然想起来这件事，觉得张先生的话也未尝不是一种中肯的评价。或许，这也是我之所以在这段难忘的时期里动手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原因吧。注释[1]牟宗三.时代与感受[M].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139.[2]牟宗三.五十自述[M].台北：鹅湖出版社，1989：108.[3]张岱年.回忆清华哲学系[J].学术月刊，1994（8）：11.[4]汪子嵩.中西哲学的交会——漫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教授[J].读书，1999（9）.[5]宗白华.读柏格森创化论杂感[A].见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1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78.[6]宗白华.三叶集[A].见宗白华全集（第1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25.[7]黄克剑，钟小霖编.方东美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12.[8]宗白华.论文艺的空灵和充实[A].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344.[9]方东美.生命悲剧之二重奏[A].见刘梦溪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57.[10]方东美.生命情调与美感[A].见刘梦溪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22.[11]唐君毅.哲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2]唐君毅.人生三书[M].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5.[13]牟宗三.康德美学讲演录[J].见鹅湖月刊，Vol.34（11）：2.[14]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7.[15]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A].见刘梦溪主编.唐君毅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3.[16]宗白华.自德见寄书[A].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2月11日，见宗白华全集（第1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320.[17]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A].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338.[18]方东美.《哲学三慧》原委[A].见方东美集[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59.[19]宗白华.《哲学三慧》等编后语[A].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73.[20]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自序[A].见唐君毅集[C].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86.[21]宗白华.《中国哲学中自然宇宙观之特质》编辑后语[A].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42.[22]邹士方.宗白华评传[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3：278.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05期。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为更好地践行哲学系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内容，扩展哲学系研究生的国际视野，激发学习兴趣，提升学术水平，经系内有关方面大力推动并报学校相关部门审批通过，哲学系拟于2019年12月底遴选一批学习成绩优异、英语水平较高、有志于哲学学术研究的硕博研究生同学赴美国进行短期考察交流。项目时间计划在2020年4月或5月，预计在外时间40天。项目人员哲学系硕博研究生不超过8人。项目主要内容1、通过访问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福特汉姆大学，聆听哲学专业课堂、讲座，了解和感受美国大学的校园文化和哲学教育；2、通过与美方大学老师和学生的交流，宣传介绍南京大学和南大哲学系，展示学生良好风貌；3、通过对美国历史文化机构的实地考察，近距离了解当地丰富的文化、历史和宗教遗迹。项目费用情况院系承担：1、往返国际经济舱机票；2、国内交通费，国外住宿费、交通费；3、保险费。学生承担：1、旅途餐费；2、护照、签证费；3、其他个人消费。项目申请条件必须满足：1、哲学系在读非定向硕博研究生；2、在校期间未出现过违法违纪情况；3、在校期间未出现课程不及格情况；4、个人愿意自行负担部分相关费用；5、导师和家长同意并支持此次访问；6、回国后提交一篇考察交流报告（不少于3000字）。满足以下一项或多项者，将获得优先考虑：1、勤奋好学，成绩优异；2、英语水平优秀（需提供相关证书），掌握或修习其他外语；3、未参加过境外交流项目；4、积极参加学校和哲学系的各项集体活动，表现突出。项目遴选程序

【编者按】2018年高考录取工作即将结束，录取通知书或许已到考生手中，或许还在路上。这个暑假，每个高考考生都会憧憬自己的大学生活。今天开始，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刊发一组南京大学教授的口述，这组口述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我的高考》一书，77级、78级参加高考的南大教授们讲述了自己的高考经历以及他们的大学生活。时代变迁，科技进步，大学生的视野更开阔了，综合素质更强了。但无论什么时候，一位青年强烈的求职欲望不会改变，对专业刻苦钻研的劲头不应减弱。今年刊发的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文物系教授贺云翱口述。采访时间：2016年9月30日；2016年10月16日采访地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小医生”我家在宝应县农村，我从家乡的初中学校升高中时很幸运，正好那年要求上高中要考试，如果搞推荐而不是考试，我就上不了，因为我家庭成分不好，伯父在中国香港，舅父在中国台湾，“文革”中要排斥有“海外关系”的人。那年考高中，我的成绩很好，考到了宝应县中学——宝应最好的中学，我们生产队属于城郊公社，大多数人是进城郊中学读高中，但由于那年实行考试选拔，县、镇里面的中学就也都可以报名。宝应县中学的老师大都来自很好的大学，如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等等。当时老师们对学生十分关爱，对学习的要求也很高。虽然那时学校也有批判老师的事情发生，但实际上师生关系很好。读高中时，当时都是推荐上大学，大家也就没有参加高考这个想法，只想把学习搞好，完成学习任务，老师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高中时我很幸运地做了班长，跟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对老师的了解也比较多，当时师生之间总体上是互相信任的。我于1974年高中毕业，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也没有什么毕业联欢，就是同学们互相写一写美好的告别语句。我们班上主要是城市的学生，县城的学生毕业之后自然就会找工作，只有少数农村的学生，毕业之后就回家了。我是农村人，高中毕业后就回了农村——当时叫作“回乡知青”。那时，我对未来也没什么想法，就像其他农民一样，跟着村里年纪大的人去除草、插秧，我那时候还学会了耕地。最苦的活是挑粪，挑一百米路左右就要放下来歇一歇，肩都磨破了，特别苦。我在农村什么苦都吃过，但我觉得别人能干的活我也能干。不过我真正做农民的时间很短，大概也就一年不到。农村对宝应县中学毕业的学生还是很重视的，生产队安排我做农业技术员，我学会了看各种农作物病虫害，用鼻子能识别出几乎所有的农药品种，工作做得也很好。我还做过材料员，就是帮助参军的人、回城知青等人做文字材料，也做过很短时间的小学代课老师。再后来，大队干部又让我去了本地的医务站。那时候农村有赤脚医生，还有赤脚兽医，我就是进入了这样的工作岗位，一边学习一边做，当地的干部认为我做农技员非常认真，做农民也很认真，表现不错，正好有一个去学习的名额，大队领导就让我去了泰州畜牧兽医学校学习，学习时间是将近一年。那个学校的老师好多都是扬州农学院下放的，教学都非常好。那段时间，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畜牧兽医系的各门课程，还有实践课。学完之后，我回到了宝应，从事“赤脚兽医”工作，期间多次获奖励。农民厚爱我这位“土兽医”，那时我年龄小，个子不高，为牲畜治病，白天黑夜地随叫随到，他们亲热地叫我“小医生”。处一份道义，扬一种精神大概到了1977年9月，社会上开始传可能要恢复大学考试。不过我在乡下，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真正得到消息，已经是10月了。这个消息来自于我的一个高中老师，叫张贞庆，他是我高中时期宝应县中学的高中教研室主任，也是我的班主任。我们宝应县中学当时高中有十个班，我在一班，好像是被认为最好的班，我是班长，当时跟班主任老师感情很深，他待我像儿子一样。我那时候才十几岁，是农村学生，家里又穷，张老师对我特别爱护。他把高考的消息告诉给我的时候，我正在离县城五六十里路的乡下，给牛打防疫针。当时要防传染病，所以组织了很多兽医，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跑，去打防疫针。他当时通过一个人带口信给我，说大学可以考试了，叫我赶快准备，我就非常快地赶回了县城。到了县城老师家，老师真的可以说像父亲一样，已经在他家厨房里面，给我做了一个板铺，叫我不要回家了，就住在这儿复习。当时离考试的时间非常近了，只有不到一个月，这样我就真的住了下来。当时他家里还有一个他的亲戚，我俩一起复习。复习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太多资料，当时是张老师找来一些基本的资料让我看。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三年之后教材也有一些变化。当时张老师找来的就是1977年的教材，比较新，我们的复习主要根据教材。我自己认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还是靠原来的知识积累，因为只有二三十天可以复习。复习的时候也稀里糊涂，就是翻翻教材，自己练练题目。张老师不让我太辛苦，有时晚上还拉我去看电影。有时候我坚决不去，他说，不行，你今天一定要跟我去。我记得看过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还有国产电影《闪闪的红星》，大都是革命战争题材的。考试前一天晚上他还拉我去看《白毛女》，就是不让我熬夜，不要太紧张。我复习时的心态比较放松，也不算累。我觉得这也是宝应县中学老师们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就没有必要在快考试的这段较短的时间里熬夜、过度紧张。那天我走进考场之前，也是张老师把我送到宝应县中学的考点，告别时他对我说，你不要紧张，你是有把握的。在调整心态和复习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主要还是得益于张老师的帮助。考试还是比较顺利的，我觉得题目都比较熟悉。我们那时候考试和报志愿很有意思，一开始都不敢报好学校，所以我一开始报的都是什么高邮、盐城的师范学校。后来张老师一看，说：不行，要么就南京大学，要么就北京大学，其他的你不要报。我就改报了南京大学。张老师前几年去世了，我回家乡专门参加追悼会，也写了悼念文章，老师对我的知遇之恩真是太重了！复习考试是他告诉我的，最后选择学校也是他给我决定的，后来也顺利考上了。后来是张老师先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他当时在县城里面，跟招生办的人说好了，一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就立即给他。那天晚上很晚了，他蹬着自行车从城里骑车到乡下，一到我家，就跟我和父母说“恭喜啊，恭喜啊”。考上之后县城的广播电台专门对我做了一次访谈，采访我作为一个农村青年是怎样热爱学习、又红又专的，还是比较热闹的。因为是在农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糊涂，考试也好，考上也好，都没有什么感觉。当时还没认识到考上大学的重要性，考上了就考上了，也没有怎么样。家里虽然很高兴，但也没有像现在一样请酒、吃饭，更没有什么谢师宴，当然我还是上城里去了趟老师家里，当面感谢他。那个时候师生关系非常简单，老师觉得你这个学生很优秀，他应该帮助你，不会索要一分钱，而且还贴钱帮助你，事后你也觉得应该感谢一下老师，就是这样。师生关系大概就是“君子之交”，处的是一份道义。进校以后，我所知道的从我们宝应县考上来的，还有哲学系的童星老师，我们历史系的陈仲丹老师。当时我们考得都不错，童星老师当时还是江苏省的文科“状元”。当然，我是很荣幸地考进了南京大学。我上大学之后没多长时间，张老师也离开了教育岗位，去做了宝应县司法局局长。地方上人都说他为人正派，是位优秀的局长。读高中时，由于我家庭成分不好，不能入共青团，高中十个班，其他的班长大都是共青团员，但是我不是，所以有时学校开干部会开到最后，说非团员干部退出，我和极少数人退出去，其他人会盯着我们看。那时候才十几岁，心理承受能力还不强，这种情况对我是有打击的，所以后来内心就特别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严和互相尊重。但是张老师跟我说不用担心，他一次次帮我去跑团县委，一直到我快要高中毕业时，就是1974年5月4日，他终于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我加入了共青团。中学教育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家里都是农村人，母亲不识字，父亲虽然识一些字，但是对高考、大学全无概念，所以我始终认为应该感谢张老师，还要感谢我的师母刘道庆，在我复习迎考的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做好吃的饭菜，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的深厚恩情！1978年，大一时和老师合影，前排右三开始是蒋赞初、吴白匋、李伯谦、秦浩、张之恒、查瑞珍老师，后排右一为贺云翱。这才是青年，这才是青春到南京大学报到的时候，我是从宝应县坐长途汽车来的南京。我们毕竟是从农村来的，第一次到大城市感到什么都新鲜。那时候家里父母看我一个人来南京本来很不放心，但是后来发现完全不用。我们班主任朱宝琴老师对我们也特别关心！宿舍八个人一间，一边两张床，上下铺，上面四位，下面四位，是比较拥挤的。我们是二月份来的，刚刚过了春节，天气还很冷。饮食相对比较简单，但吃饱没问题。我来自农村，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后来学校发助学金，我拿的是班上最高的，应该是十八块钱。那时候一半的钱用来吃饭，一半用来买书。当时经济很困难，除了助学金之外，你吃饭时可以有免费的汤，有些菜也很便宜。我最喜欢买咖喱土豆，只要几分钱，非常便宜，所以我大学毕业后很多年都不想再吃土豆，因为吃得太多了。如果你经济条件好，有好的贵一些的菜；经济条件不好，也有很便宜的菜，每个同学都能各取所需，应该都能吃饱。那时候桌子特别大，同学们围着这个大桌子坐，相互之间就能交流、讨论问题。很多人坐在一起，比如对面坐了哲学系的，这边坐了历史系的，就可以边吃边讨论，这样一来，同学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多。现在的食堂，一桌最多只有四个同学，好像学生更喜欢人少一点，我们那时候喜欢人多一点，喜欢热闹，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交流。当时家里面很困难，印象中整个大学期间我好像都没买过水果，没有热水瓶，穿的棉衣有打补丁的，鞋都是农村里面母亲做的布鞋，没有穿过什么皮鞋，这一类的东西那时候跟我没有缘分。那时学习氛围特别好。晚上熄灯之后，在盥洗室、路灯下面、教学楼的台阶上，都有人就着灯光看书，早晨到处都是读书声。另外在食堂里面，吃饭时我们经常跟中文系、外语系还有其他系科的同学交流，谈学术，关心国家。我现在看当时的日记都可以看到，“要为祖国的四化而奋斗。”“要又红又专。”“要有理想，为国家贡献青春。”这类东西在学校每个人身上都能感受到。那个时代“文革”刚刚结束，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考上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这是时代对我们的眷顾，我们能不努力吗？我的英语底子很差，原来在中学学的是俄语，到大学才学英语，所以我借书以中文为主，英文书也借。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借得比较多的英文书，像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这类，那时候我们借了是想自己翻译的，翻译之后还能去发表。印象中，我在湖北的一个杂志上发了第一篇翻译文章，是谈早期人类考古学问题，具体是关于尼安德特人的。不过主要还是看中文书。那时候没有电脑，都是手工查询，一张一张卡片地找。当时读书大概分两类，一类是近现代学者写的书，东西方的都看，比较杂，读的量也大；还有一类是古籍文献、考古报告等原始资料。那时为了多读书，寒、暑假尽量不回家，就在学校学习，最自由的状态下读书效果最好，我现在还是这样要求学生。图书馆馆藏英文文献是旧的比较多一些，我当时看到的一本Instry Archaeology，《工业考古学》，算是比较新的，像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这样的新书，其实是不多的。我当时看的书主要是文科方面的，理工科的书也会去翻翻，比我们文科的更先进、更新一点。早期我基本上没接触过系图书馆，都是在学校图书馆借。那时候借书上限比较多，开始时可借的书少，后来好像一次可以借十本左右，每一次我们都借尽量足，一次性背回去，这样可以把一个专题的一批书同时借出来，比较方便阅读。比如说，我们会就一个课程论文或者自己感兴趣的一个专题，或者对某一类文物，或者某一个课程老师布置的任务，集中地借一批书来读，自己要做研究，经常写些读后感。我们进校的时候还没有细分专业，就是历史系，一开始也是上历史学的公共课——世界史、中国史、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古代汉语等，这都是要上的。上了半年不到，系里面就给我们开会，意思是要分专业，历史学和考古。我当时选了考古学，我们班里一开始好像有十三个人选了考古学，后来有一个退出去了，好像是肖朗同学，后来他去研究世界史了。1979年5月，在苏州园林与考古实习的同学合影，左三是贺云翱。历史系每年学生总数大概四十人，当时我们考古学是十二个人。这样我们从一年级下半学期开始就学考古学专业课了，课开设得很细。因为专业课开得早，大四也不会为找工作、考研而烦恼，我们的知识也比较系统。当时全校的课可以通选，我还选修过美学、心理学，选过地理系的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城市历史。当时理科的课我们也选，而且都是修学分的，跟他们一起到田野去考察，一起去做理科的课程论文等等。当时就是想建构一个更好的知识结构，打好专业基础。七七级学生进校的时候，都比较自觉地有一种自我期待，然后奔着这种理想不断调整计划和兴趣，不断补充知识，大量阅读，一边读书一边做读书笔记，也会经常自我探讨或者写一些小论文。那时候我们会从一年级开始自己设计未来，写学术规划——我将来究竟要在哪一个专业方面做研究，我究竟要架构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我的学术理想是什么。在那时的日记里还能看到我的学习计划：应该读什么书，补充什么知识，选哪个系的什么课，会有一个自我建构。在后来的知识增长中及对社会的了解中也会做一些计划调整，再补充相关知识，还会对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进行自我批评。现在我们教本科生，我也会问四年级的学生，你们的学习一开始有没有做过学术规划？有没有树立什么学术理想？对未来的发展怎么计划和去实施？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人这么跟我谈过，是不是他们保密，还是没有做过？1981年在河南洛阳实习，于龙门石窟与老师合影，第二排右三为秦浩老师，第二排左一是贺云翱。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近四十岁，最小的还不到二十岁，所以那个时候开玩笑，年纪最小的叫年纪最大的同学“爸爸”。同学们在一起的气氛非常融洽，每个人都很有个性，有的人还自己写诗，像周晓陆老师，我们现在还在历史学院一起工作。晓陆老师有各种各样的爱好，他当时翻译过屈原的诗，非常有见解，才华都展现了出来，他在生活上也给过我帮助，近年来他还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还有张敏老师，他记忆力特别好，后来他做了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现在也经常来给我们的学生讲课。系里的老师也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组织交流，跟我们座谈。我们从二年级——1979年开始出去实习，一实习就是几个月。第一次考古发掘实习去的是南通海安青墩遗址，后来学古建筑到苏州去实习。蒋赞初先生给我们讲南京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在南京地区实习。秦浩老师还带我们到郑州、洛阳、西安实习过，本科期间在湖北荆州、武汉，特别是在鄂州也有大量的田野实习。我们那时候田野实习中喜欢写诗，讴歌这样的考古生活，每到一个地方就写诗去歌颂，赞美当地的民俗风情文化和自然山水。当时都觉得世界的一切是那么美好，学习是那么地快乐，未来是那么地美丽，心里充满了激情，感觉到一定要学好，一定要为国家做贡献。我现在看当时写的诗，都为那时青年大学生的昂扬风气感动，歌唱祖国，歌唱美好的生活，向往未来，这才是青年，这才是青春。我当时在学生会工作，学生会有学习部、生活部、宣传部等等，我当时是在宣传部。我和我们宣传部部长冒荣——后来做过学校高教研究所所长，我们在一起办黑板报，那个黑板报看的人非常非常多，甚至每次新的黑板报一出来，看的人挤满道路，其他人连走路都很困难，黑板报前围的全是人，因为当时也没有其他的宣传手段。我也是黑板报主要的工作人员，会写稿子、会在部长安排下开展工作，就为大家做些事情。当时的学生会同事还有我的好友周同科，中文系七八级的，他后来成为南大教授、书法家。当时同学们会积极投稿，我们要选择、修改，所以我那时候就比较喜欢做编辑，毕业后就一直喜欢做编辑，办刊物。当然我自己也会写小文章，大概写过几百篇东西，用过几十个化名。那时候学生参与学校活动的热情很高，对服务公共事业，对活用知识，这些意识是非常强的。学校也很重视学生工作，当时的校长是匡亚明，书记是章德，他们当时在学校里还组织过一些集体活动，这些活动对学生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们进学校学生会就像应聘一样，大家也是各个院系来的。我刚到学生会的时候，上面还有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也很好，比我们成熟，会主动跟我们交流，寒暑假回家还会带一些好吃的来和我们分享，大家也会经常讨论问题，学校有什么任务，我们会合作，分头去做——组织演讲、办黑板报、办文学杂志、给学校报纸或广播站投文章、组织学生的各种联欢活动。学生会有各个部门，不同部门负责不同的工作。总体来讲那时候大家对做这类事情都很严肃，都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我们那时候办黑板报，经常需要找粉笔字写得特别好的、做事情特别认真的同学来抄写。我们每次邀请，就会有许多人来报名，气氛很好。到了1980年代解放思想的时候，一是学校里有大的报告会，会请一些著名学者来给我们作报告，有时在阶梯教室，有时在学校的小礼堂，听的人特别多，有时候许多人没座位就站着听，教室里站满了就站窗外听。这个我的印象比较深，那时候学校经常会请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的学者，当然也有本校的学者来作报告，他们的思想都很活跃，会谈一些国际国内形势，也会对当时中国的形势作一些剖析，更多的是作科学问题的报告，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我们都喜欢去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我印象很深的有地理学家陈正祥的报告、天文学家戴文赛的报告、化学家温元凯的报告等。如温元凯先生是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他的报告既讲学术问题，也谈学习和研究方法，真的很生动，让人深受教益。二是系里会组织一些思想学习活动，比如读报纸，谈体会。还有一类就是同学们相互讨论，自己看书，交流读书经验。那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看报纸，经常读《参考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读了之后就交流，还会自己写文章。我那时候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文章，就是写“解放思想”“报效祖国”之类的。那时候我们跟老师联系比较密切，我觉得这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思想的解放。那时候大家常常谈论的，一是国家的思想解放，还有就是要求学生做“新人”。我那时候还会收集资料，带着问题跑到老师家里去请教，我记得自己找过南京工学院的刘叙杰老师，在他家求教城市考古与城市文化问题；到南京师范学院就是今天的南京师范大学的地理学家、我国人文地理学的鼻祖李旭旦先生家，他家就在南园八舍对面的一个院子里，我去求教历史文化地理学问题。那时候学生在课堂上或者课外登门向老师讨教，是很普遍的事情。现在不要说本科生，连研究生都很少主动跟老师联系，来讨教、交流，都要老师主动找他（她）们了。那时候学校不时会在小礼堂放一些电影，也很便宜，票价就几分钱，一毛钱。我们会到小礼堂去看一些英文原版电影，或者一些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学校里放的电影，一般内容还比较严肃，多数都是以重大事件为题材或者著名演员演的。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外国拍的关于二战的电影，场面非常宏大。当时非常流行伤痕文学，我们也特别喜欢看。这样的作品在图书馆能借到，同学之间也会传，比如你买了一本，你看完我看。当时给我很深印象的就是《第二次握手》，那个小说在学生中间特别流行，那是一个关于科学家凄美的爱情故事，体现了人的那种纯洁、坚守的精神。我们刚入学的时候，这个小说已经流行了，据说之前是手抄本，但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经是正式出版物。另外当时一些伤痕文学的诗文，像北岛，舒婷的诗，也特别流行。我们自己也写类似的作品，那时候学校里有一本文学杂志，就发表了我的散文《姐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仅读，很多学生都写作，写诗、写散文、写小说。那时候写作主要还是反思“文革”，因为1977年、1978年进校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文革”的，除了少数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可能受“文革”影响不深。他们本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长辈，其实多少都受到“文革”的冲击。到学校之后思想解放了，加上受到社会上伤痕文学的影响，很多同学都是发自于内心地写这些小说、散文、诗歌。我们的黑板报经常发表这一类作品，同学们也很喜欢看。南京大学在我的印象中，整个气氛都非常活跃，那时候匡校长还组织舞会——虽然我没有参加，是听同学说的——当时是很新鲜的。我们的校长都组织舞会，就说明大家思想还是很开放的。那时候除了做课程实习，我们出校门的次数不是太多，偶尔出去看看电影、出去转转。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从学校出去，从南园宿舍那边走到新街口，一路上有不少老字号，现在大多都被拆掉了。还有我们班组织同学去登紫金山，爬到紫金山上面就奖励两个苹果，我们从不同的路线朝上登攀，天没怎么亮就出发了，不管有没有苹果都很开心。岁月峥嵘，幸而与理想同行那时候大学毕业生因为实行分配制，基本上在毕业之前就有单位来预先要人。像我们考古、历史专业的同学，会有一个单子给你，上面是要人的单位——有北京的机构或者某个省的重要机构，这些机构有政府的，有研究机构的，也有新闻出版的，也有学校，我们更多的是挑选博物馆、考古机构，大家基本都是奔着自己的专业理想选择单位，选择空间很大。一开始学校团委希望我能留下来，但我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更希望做与专业方向相关的工作。正好南京博物院来洽谈——当时是双选——他们也点了我的名，希望我到南京博物院工作。那时候考研对我们来说意义不是很大，而且我来自农村，对于出国、考研好像一点没有什么概念，比较懵懂就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专业岗位要我，那我就去。因此，我就到了南京博物院。在我们二年级考古实习的时候，南京博物院的专家们带过我们，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好几个月，相处得感情很好，老师也了解我们。学习期间我还去博物院向老师们求教过问题。南京博物院当时的考古部主任纪仲庆先生，直接跟我讲“小贺到我这来吧”。我们还没毕业，他就来要我们了，我们也很乐意到他们手下去工作。当时同班有五位同学一起选了南京博物院，因为都想做专业工作，有的选了安徽省博物馆，也有同学出国深造了。那时候大学毕业生不存在就业压力，选择的空间很大，是自由选择制，选择自己满意的单位。2002年我又回到母校做老师，开始创办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等，一边教学，一边做自己认为对国家有意义并且还感兴趣的研究工作，这些年我和研究所的同志承担过全国数百个课题，还应邀为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课，自我感觉是尽心尽力，做得也真的开心。一路走来，尽管非常辛苦，但是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本科时期我就有这个理想，就是为了学术事业，为了国家，我能够尽自己的力量。能够实现这个理想，我感觉很幸福。毕业证如果说有那么一点遗憾的话，就是我那时候考研，如果不是调档遇到了麻烦，就能被北京大学录取——宿白先生也是一位国内外都很知名的教授——内心认为也许我今天在学术上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这是我唯一的一点遗憾。学士证我从跟其他同学的交流中，知道很多同学是有理想的。我觉得在大学里边有没有理想，能不能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命运结合起来，是很重要的。尽管今天听起来比较高大上，但是那时候——我现在翻开当时的日记——就是这样想的，后来也是这样做的。毕业之后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麻烦、困难，比如被人嫉妒、被人打击，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你不能放弃，为理想要一直执着坚守，毕竟你不是只为自己，你有远大的事业追求，这样内心才能经受得住挫折，才有力量愿意一直向前走，才有幸福感。七七、七八级学生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不用像今天这样，承受那么大的就业压力。现在我看到研究生，甚至包括博士生，居然为了工作如此费心，到处去找单位，到处去参加招聘考试，甚至放弃了课程去考试。现在的不少优秀学生不能潜心学术，这让我很痛心也很遗憾。我们那时候不存在这种问题，因为单位很多，可以随便挑，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把自己的理想跟需要的岗位结合起来。今天的学生，很难找到一个实现理想的平台。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我们是占了便宜的，或者说是拥有了比较好的社会资源。有这种社会需求，正好也有选择的机会和条件，两者很容易结合。所以要分开来看，一方面要看到七七、七八级学生的这种优点，他们的奋斗精神和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他们处于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已经将近十年没有考大学——他们出来的时候，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对他们的渴求，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各种条件，是非常丰厚的。当时有个玩笑话，说七七、七八级的学生毕业之后非常吃香，会有好多人来找他们谈对象，条件非常优厚的一些女孩子的父母会找来，“哎呀，我的女儿嫁给你吧”。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本身就受到社会的优待和欢迎，这种期许是社会给我们的，我们要对得起社会，而今天的大学生数量多，竞争激烈。所以我们两方面都要看到，完全说是因为他们有优势，所以他们做出了成就，我觉得这并不实事求是。“时势造英雄”，大概有这层意思吧。关于高考，我有两点感悟。第一是中国的人才选拔，目前也只能通过高考。如果没有高考，我们很难把优秀的学生选拔进高校。因为中国这种人情社会，如果没有高考这道门槛，也许会把我们搞砸掉，会让优秀的人上不了大学。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社会不是讲人情而是讲公平竞争，讲法规，不用人情来运转了，大学办得也都很优秀，大家都能够公正地自由择校，也许就不需要高考了，所以我们需要办更多高质量的大学。但是就今天看来，高考还是唯一的方式。第二点，由于高考是让学生进行高校选择、专业选择的唯一机会，所以会带来大家只会为高考而高考的问题，这又是一个很悲剧的事情。七七级、七八级的学生，在得到消息之前，不知道有高考，我们也没想过会去参加高考，那我们其实就是平时自己看书学习，家里没有书，就到别处去借，星期天会到公共图书馆去借书看。那个时候就是喜欢看书，没有功利性，也没有目的性，单纯喜欢。今天的初、高中生好像读书就是为了高考，这样一来，由于过分强调功利性，可能给了我们学生一种暗示，认为我进了大学了，好像我就达到目的了。这种心态会损害自我的兴趣，以及不利于自我理想精神的培育。所以我觉得，第一，高考这个形式，目前仍然是相对最公平的选拔机制；第二，高考中间存在的过分功利化的现象，对学生的理想主义、自我兴趣培养、自我独特才华的发挥是一种损害，这一点确实是存在的。这是很遗憾的，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贺云翱简介贺云翱，江苏扬州人，1956年12月生，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大众考古》月刊主编。兼任中国考古学会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等。（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为“时代成就了我们”。本文刊发时有删节。）

9月12日13时，南京大学哲学系2018级硕士、博士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暨见面会在哲学系薛光林楼401室举行，活动的上半场由系党委副书记孟振华主持开班典礼和系史教育，下半场师由系副主任王恒老师主持师生见面会。在全体师生“大哉一诚天下动”雄伟的校歌声中，开班典礼拉开了帷幕。孟振华老师主持并致辞。随后，系党委书记周爱群老师为大家介绍南京大学哲学系史。周书记首先提出了对新生们的一些建议，她希望同学们能够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传承严谨的学术作风，遵纪守法，在研究生生涯中能够身心兼顾，多锻炼，多学习。周书记紧接着为同学们介绍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的系史。南大有两大源头，分别是三江师范学堂和汇文书院。1952年，国立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合并而成南京大学，各自的哲学系即是南哲的前身。新起点上的南哲继承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和独特的精神气质。南大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之中的“朴”即是南哲精神的体现。南哲首任系主任刘伯明是中国首位留美哲学博士；他尤其强调处理好治学过程中自由和训练的关系问题，并倡导朴茂学风，其教育理念对学风、校风产生很大影响。周书记还介绍了“南雍”和“学衡”的来历。南雍之名源于明代国子监；清末，三江师范学堂也被称为南雍。《学衡》则是20年代中央大学的一部分教授创办的刊物，强调中正之眼光，对待古今中西文化传统做到不偏不倚。悠久的历史和中正之学术理念为南哲带来“惟真是求”的朴茂学风，奠定了南哲精神的基本品格。汤用彤、宗白华、唐君毅、牟宗三、方东美等历任南哲掌门人，皆受南哲精神影响。1978年，南哲青年教师胡福明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极大地推动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周书记勉励大家以学者的姿态不断前行，为南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随后，王恒老师就研究生培养发表了讲话。王老师讲话围绕着“发动本心，建设主体”、“追求科学，讲求规范”两个主题展开。他指出，“发动本心，建设主体”，这意味着要找到归宿，修炼自我，在哲学的学习中唯真是求。另一方面，王恒老师提到哲学在Wissenschaft的意义上也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哲学不是玄虚，而是实在的、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王恒老师还提到如何理解宗教的问题。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的名称中不仅仅包含哲学，还有宗教学。任何摒弃鄙视宗教的行为都是狂妄无知的。事实上，从根源看哲学与宗教亦发生着某种关联，若没有对宗教的领会，在哲学上达到的深度就还不够。王恒老师还强调了自我学习的重要性。他提到无论是硕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研究生，都需要及时补上没有看的书；博士生更应该成为自学成才的典范，在学术的道路上进行自我认知和反思，在摸索中不断砥砺前行。他鼓励学生与老师进行交流，打开思路，多多参与学术讲座。最后，王老师寄语每位同学，当下即是最美的时光，希望同学们把握好这三年，走出自己的道路。随后，研究生院教务员敖永胜老师发表讲话。他希望研究生的学习能够做到“问题导向、创新自我”，要学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敖老师还给大家提供了三点建议：第一，同学们要把导师当作家人去亲近；第二，要安下心来读经典，“折腾”自己，别让自己过得太安逸；第三，争取精通一门外语，外语对于哲学学习也非常地重要。敖老师表示，当大家在研究生阶段遇到问题时欢迎前来咨询。在下半场的师生见面会中，来自各个学科的老师向来到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新生们表达了最真挚的欢迎和祝福。唐正东主任代表南哲大家庭欢迎研究生同学的到来。他首先回顾了南哲双一流学科建设的成果，并表示现如今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他殷切希望新一代学子能为南哲学科发展作出贡献。接着，他与大家分享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对于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认同感与荣誉感将会成为每一个学子前行的力量；同学们也要以高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向师长学习，传承南哲的良好学风。唐老师建议同学们在学术的道路上要客观、冷静地评估自己的学术发展空间，规划好自己的未来。宗教学学科带头人徐小跃老师表示，在这个神圣的时刻，自己有责任与情感需求来与大家进行交流；他独有见地的“调动器官论”引发了阵阵掌声。徐老师指出，做学问第一是要调动眼睛。作为学生要多看多读，要成为通识博览的专家；一个学术大家必然是对学科的各个领域都有涉猎的。第二是要发挥耳朵，多听；既要听老师们讲解经典著作，又要积极参与高水平的讲座与学术报告。第三是要发挥嘴，去“辩”；与自己的老师交流，与同学切磋琢磨。第四是要发挥手，切忌眼高手低，要养成用文字记录所学的习惯。第五是要发展头脑；在哲学学习中多去思考，培植科学精神。第六是要迈开双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始终有勇气去走访学术名家，参加学术会议。第七是要发挥心：这个心指的是为人者至善良心，是终极的人文关怀。同学们要肩负起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传递人文精神的火炬。徐老师还鼓励大家创新，这个创新是温故而知新，也是无中生有而创新。最后，徐老师将最为真挚的祝福送给新入学的研究生们：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祝大家一切都好，有好工作、好朋友、好家庭。到场的老师们也都纷纷表达了对新同学之到来的欢迎和祝福，以及对学子之学问德行的教诲。中国哲学学科带头人赖永海老师祝愿同学们在南大学习和生活愉快，希望南大时光能够成为同学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伦理学学科带头人杨明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三个关键词：责任、感恩、希望；他鼓励大家承担责任，学会感恩，并永远对未来抱有热忱之希望。杨明老师的教诲引起大家深思。伦理学学科的张晓东老师为大家即兴演唱了诗经的选段。张老师用诗经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来比喻同学们新学期伊始之象；又以一段《葛覃》寄予了对大家学有所得的美好祝福。张老师歌声里传达出来的殷殷期盼令在场的每一个人动容。南哲以最热忱的情与至诚的心迎接着每一个学子的到来。你将走进属于自己的那个密涅瓦的黄昏，在思的静默里振翅高飞去；你将徒步穿越学术的原野，跬步之间关联起你的存在与宇宙的每一息；你将在此安放数年的青春岁月，在这段穿过南哲的时光小径上，始终都会回响着你的跫音。撰稿、编辑 / 杨铭燕审阅 / 刘雨轩校对 / 肖越文

通向哲学的关键阶段——记南京大学哲学系对于个人学术道路的意义文｜张柯南京大学哲学系至今已历经百年，我以博士生身份有幸见证了这一光荣历史中的一段岁月（2006-2009），并且至今仍深受这段求学岁月的影响，因为它构成了我的学术道路的一个关键阶段。在进入南大哲学系学习之前，我的哲学之路已走过一段较曲折的历程。1994年秋天我进入天津商学院就读经济法专业。在大一下学期我发现了哲学。当时上的一门含有哲学内容的法学课程以及私下读到的杜兰特《哲学的故事》对我构成了哲学上的最初启蒙，我逐渐看到了真正的哲学。在中学时代我最喜爱的是历史和文学，但也不能满足于此，同时也不知道那隐约召唤我的究竟是什么，直至在大学遇见哲学才明白那种不满足的根源。我看见了自己真正要追求的东西。这一看见所带来的激情使我决定在大二上学期退学重考哲学系。在家乡一所高中复读了几个月后，我重新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在退学复读期间和重新开始的本科期间，我的求学志向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德国哲学。但在本科四年对德国哲学的大量阅读和学习中，我却愈发担心由于志向的过早限定而带来的某种难以自觉的限度，因此在硕士阶段我决定跟随朱志方教授学习分析哲学，以期拓宽视野和思路。三年的分析哲学研究使我的论证能力得到了训练并使我达成了对分析哲学的一种更深理解（这种训练和理解对我此后的学术研究有一种奇特的深远意义，对此我只是后来才逐渐觉察到），但分析哲学本身最终仍不能使我信服。因此在硕士毕业时，我告别了导师的读博安排，希望回归德国哲学，但也不想立即读博（将近九年的大学生涯已经让我感到疲惫），而是想要到一所有哲学专业的大学教书。于是我从2003年起执教于贵州大学哲学系，并在积累了非常重要的教学经验后开始准备考博。我与南京大学哲学系张荣教授取得联系，希望报考其德国古典哲学方向的博士。张荣教授得知我同时还准备报考其他几所学校，立即回信劝我只考南大，其对学生的期待与热心至今仍令人感佩。（导师张荣教授）在2006年如愿考入南京大学后，我在鼓楼校区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读博生涯。自一入学，南大和哲学系的优良学风就令我感受深刻，并且至今仍让我从中受益。这种踏实、朴素、沉着、求真的学风是南大多少代教师和学生共同造就的宝贵财富，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改变着、提升着每一位新来者。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在导师张荣教授的悉心指导以及哲学系诸多老师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下，我对哲学的学习、理解以及阐述都发生了一种重要的升华。这种升华的内在机制至今仍难以完全说明，但或许可以用“智慧不可被传授，但可以被学习”这句话来略作解释：南大哲学系的学风和师资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进行本质性学习的环境，学习者通过这样的学习而迅速成长，进入其学术道路的关键阶段。让人学会学习，我以为，这正是一个哲学系所能达到的崇高境界。在导师的指导下，我的博士论文以“存在论差异”思想为研究主题，撰写于2007年夏至2009年春，2009年6月通过答辩。2011年，在王恒教授的推荐下，这部论文入选江苏人民出版社“纯粹哲学”丛书，并于翌年以《道路之思》为名出版。由于我当时正在忙于撰写一部教材，同时也面临职称评审的紧迫性，所以在出版时未对论文进行修改（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并不可取），此书因而只是记录了我的博士论文的原初面貌，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足、甚至幼稚和偏激之处。但另一方面，十年后回头来看，它的若干洞见仍然是可贵的甚至是超前的，直至今天仍然如地下暗河般影响着我的研究思路，例如对洛采之影响的溯源以及对“Ereignis与Austrag”的。倘若我们承认，在这个太多学术而太少思想的时代，思想性的朴素洞见要远胜于单纯学术性的精密编织，那么这部博士论文就仍然可以说是成功的；它使得我过去道路上的哲学经验和哲学思考汇聚成型，并由此为我开启了新的路向。（博士论文答辩现场）在走向南大哲学系之前的那些道路阶段，今天回头看去，它们仿佛贯彻着一种清晰的和自觉的道路规划，但这仅仅是一种返观所呈现的景象。事实是，它们中的每一个阶段虽然都有其本己的重要意义，但其中也有着种种困顿、踌躇、不自信、不确定性甚至错误。若不能把这些阶段聚集到一个完成形态中，它们的整体意义和各自位置就会仍然蔽而不彰。在此意义上，南大哲学系的三年岁月就是我学术道路上的一个关键阶段，它凭借着对我的漫长求学阶段的完成和对我未来学术生涯的开启而给出了对个人而言的至高至深的祝福：它让一个爱智者真正走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道路，这条道路所展现的风景正是那最初吸引并召唤这个少年的东西。作者简介张柯，男，1977年4月生，河南西平人。哲学博士，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贵州省高校哲学学科学术带头人，贵州大学哲学学科学术带头人，贵州大学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外国哲学方向负责人，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舍勒协会会员，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1996年9月—2003年6月就读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硕士学位；2006年9月—2009年6月就读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3年7月起执教于贵州大学哲学系。编辑｜杨铭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