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到学校旁边的书店去看书买书，与书店老板混熟后，他告诉我民国时期有两个学者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一个是钱穆，另一个是陈垣先生。因为读过《师友杂忆》，所以对钱穆并不陌生。虽然听过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但是对他并不是很了解。书店老板说，陈垣是靠《四库总目提要》和《书目答问补正》自学成才的。恰好蓬莱丛书中《书目答问补正》已经再版，我就顺道买了一本翻看，其中很多书名是不熟悉的，而小字标注的版本更是摸不着头脑，书就随手放到一边了。《古典目录学浅说》 来新夏著 北京出版社研究生复试的时候，我们去张先生的家里做客。张先生拿出刚刚出版的《书目答问校补》送给我们。我心想终于有机会了解目录学了。张先生给我们上的是“史部目录学”，他花了很长时间去介绍目录的历史和意义，劝勉我们从目录学入手，进入学术之门。这些年在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也有意识给学生介绍目录学的历史和使用方法。顺便又重温了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和来新夏先生的《古典目录学浅说》，也就萌发了想介绍一下目录学的想法。余嘉锡先生，字季豫，号狷庵。语言学家、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1927年去北平，受私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赏识，被聘为讲师，主讲目录学。1931年被聘为辅仁大学教授。余嘉锡先生1932年至1948年间在北京各大学主讲目录学课程，内容包括了目录书的体制、目录学的源流、历代目录书的类例沿革三个主要部分。这份讲义后来出版为《目录学发微》。来新夏，浙江萧山人，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他师从余嘉锡先生，学习古典目录学。在上课之余，来新夏曾经向余嘉锡先生请教，余先生指点他三件事，第一件事要他反复读书，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第二是要读一些与《书目答问》相关的书籍，第三要为《书目答问》编三套索引，即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和姓名略人物著作索引。多年后来新夏先生回忆自己的治学经历，认为自己是从《书目答问》进入学术之门的，而余嘉锡先生指导的《书目答问》恰恰是其学术研究的起点。在南开大学任教期间，来新夏先生也像余嘉锡先生一样，在大学教授目录学，讲义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为目录学概说，讲解目录的概念、类别和体制；第二是目录学史，讲述目录从汉代到清代目录学的发展简史；第三是讲解文献学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目录、版本和校勘。讲义结集为《古典目录学浅说》，北京出版社将其纳入《大家小书》丛书再版，实为嘉惠学林的好事。要了解目录学，其实还得从图书的历史开始。来新夏在介绍目录学的时候，也是从孔子编六经，到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目录伴随始终。从一本书的编撰到丛书的目录编修，目录的体制日渐完善，而目录也就独立成学。因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图书编定的历史，从中一窥目录学的发展史。孔子自小热爱古典文献，后来从事教育工作，就不能不编纂教科书。他所编订的《诗》《书》，成了后世教科书的起点。据说他主要是编了《诗》《书》，其实是收集了、选编了诗歌和政治文献。因此，《诗经》的风雅颂，不妨视作目录。《尚书》也是同理，分为《虞夏书》《商书》和《周书》，这也不妨视作目录。当然，这里的目录是指一书目录，而不是只群书目录。刘向、刘歆被后世视作目录学的鼻祖。其实他们是奉旨编订秘府藏书。根据秘府所藏的文献整理分类校勘，最后编辑成册，并根据图书内容撰写解题，将其撰写好之后一一上奏。上奏之策是谓《正录》，所留之策称为《别录》。刘歆根据所留的《别录》，进行分类，编辑为《七略》，包括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略和六略前的《辑略》。《辑略》是全书的总录，它包括总序和各略的序，说明各类图书内容和学术流派。《七略》的重大贡献是把我国古代的分类思想具体地运用于整理图书，使西汉末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得到了比较系统的著录。这对古代文化的保存起了重大作用。《汉书艺文志》是《汉书》的一个组成部分，班固所撰的《汉书艺文志》是刘向、刘歆父子目录事业的继承和发展。班固是在刘向、刘歆父子的影响下，继承了《别录》与《七略》的已有成果，进行了剪裁、编次的工作，撰成了《汉志》，创立了新的目录体裁——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是唐初编纂的一部目录书，是继《汉书艺文志》以后的一部重要史志目录。它主要依据隋唐时的国家藏书，并参考它以前的有关目录书而编成的。现存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目录，则当以《隋志》为最古。但是，细察《隋志》的分类，并非严格的四分法，因为它后面还附有道、佛二录，录，实际上是六大部类。晁公武为北宋著名藏书家，由其编撰《郡斋读书志》按四部分四十五类，每部有总论，各书有提要，对作者、全书主旨、学术源流、篇第次序均按不同情况有所论述，多偏重于考订。陈振孙，字伯玉，浙江安古人。他所撰写的《直斋书录解题》，通行本是直接分为五十三类目，但综观类目编次，依然保持了四部的顺序。它对所著录各书都叙明卷帙、作者并加评论，创目录书中的解题体裁。它的各类小序视需要方撰写，在五十三类中有九类存有小序，皆为不得不有所说明的类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二百卷，从篇帙上说当是独一无二的目录学巨作。它是清朝纂辑《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当时对于采入和未采入的图书都由馆臣撰写提要。这部目录学著作是集中各方面的专才所撰成，如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人。全书按四部分类，计经部十类、史部十五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五类。它具备部有总序、类有小序和各书有提要等完备的传统编目体制。对18世纪以前的学术进行了一次总结，这是清代目录事业上的一大成就。从上可知，从孔夫子编书开始到清代编定《四库全书》，中国的文献图书逐渐从六经扩展到群书。我们总是将群书目录来代指书的目录，而忽略了目录恰恰是从一本书的编订开始的。目录学记是一本书的编订之学，也是群书的分类编订之学。只有从一本书的目录编定开始，才能理解图书群集的目录编订。中国大部分目录学著作往往忽略了一书目录和群书目录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我们认识了一本书的目录，才可能进一步理解群书目录的意义和作用。对于一书目录，我们可以借由《史记·太史公自序》来解释。《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小序就是一篇完整的《史记》目录。《太史公自序》是由大序和小序两大部分组成，大序是自述——说明家世、学历、仕历、学术观点、编纂旨趣和例等等；小序则是依次写了每一篇的篇名和要旨，也就是目录。而群书目录的三种不同体制来看，它的基本结构主要包含三种因素，即：书名、小序和解题。书名是反映图书外貌的基本特征。小序是伴随目录书开始编纂就出现的一种体制，它主要对某一部类图书的学术流派、演变和特点加以论述，这对于掌握和了解这类图书起了提纲挈领、鸟瞰全局的作用。解题也称叙录、书录或提要。它是用来揭示图书主旨和用途，向读者指示门径和提供方便的。治学门径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小序、题解和附注上。有的目录解题对图书提出了一己的评论。有的目录书在一种图书或一类图书之后往往附以片言只语，提及读书门径和图书的用途。对若干图书有了简括的了解后，不仅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图书资料的参考咨询、辅导读者，向他们提供需用的图书，而且也可以初步地帮助一些研究者，推荐备选图书，节省他们的翻检之劳。因此，目录学知识和目录书对于读书和洽学是能发挥它所具有的作用的。来源：北京晚报作者：廖峰流程编辑：TF020

《新月》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文艺、政论刊物，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努力开拓、维护的言论空间。在互联网、数据库未出现之前，如果要查找其中的某篇文章，势必得借助于目录、索引一类的工具书，但在1949年前，有关的目录、索引并未出现，之后才相继出现了数种单行本和收入他书的完整目录。这里所谓的单行本只有一种，即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资料室编印《〈新月〉目录索引》（自印本，未署印行时间）。按，该校1978年12月9日建立，即设有中文系，1983年8月28日并入上海大学，成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因此，此书印行时间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具体编辑者不详。《〈新月〉目录索引》收入他书的完整目录至今有四种。分别是：一、唐沅、韩之友、封世辉、舒欣、孙庆升、顾盈丰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收《新月》目录；二、周锦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术语大辞典》（台北智燕出版社，1988年10月），收《〈新月〉月刊作品目录》；三、吴俊、李今、刘晓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收《新月》目录；四、新版《新月》杂志影印合刊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收《新月》目录。按，上海书店1985年首度影印及中国台湾、日本据此影印之《新月》合刊本中，均无目录索引；直至2017年新版影印本出版，才收入了目录。由是不难见出，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资料室编印《〈新月〉目录索引》为全部五种目录中的最早一种。此前，《新月》作为“反动文艺刊物”，连名字都不容易出现，更无论其目录、索引。弃之不顾的代表如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61）以及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1937—1949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自印本，1962）等。甘冒大不韪者，则有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虽然依例只记其刊名、刊期、已知卷期、编者、发行处、收藏单位等等基本信息，但远胜于一笔抹煞。详尽的篇目索引，确曾要到复旦版《〈新月〉目录索引》问世，始蒇其事。其次则为唐沅、韩之友、封世辉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的《新月》目录。大约与此同时，在台北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术语大辞典》五册，其中亦有《〈新月〉月刊作品目录》，其编著者周锦以一己之力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然其名为“研究中心”，研究的性质、色彩并不甚浓，相反，工作重心乃为搜集文献资料，并予整理、出版。但无论如何，周锦所编此一目录，亦富先行之功。周锦（左二）谢霜天（左一）夫妇与孙陵（右二）等人合影此三种目录，毫无疑问，都是八十年代学术的产物，且并非皆由资料室、图书馆员主导完成。第一种和周锦的情况前已述及，第二种“由北京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部分教师和研究人员合作编纂，其中1915年至1937年6月创刊的一百七十种期刊（另有附录二种），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唐沅、封世辉、孙庆升负责编辑，乐黛云、袁良骏、高艾军、商金林、任秀玲、胡安福、朱殿青、玄英子参加了部分期刊目录的辑录和《简介》的编写；1937年7月至1948年12月创刊的一百零六种期刊（另有附录二种），由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韩之友、舒欣、顾盈丰负责编辑”（《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前言》）。从这三种目录中，似乎也很能见出八十年代的近现代文献史料工作的特点。首先，由资料室、图书馆员主导的局面已发生了变化，学者们表现得相当积极、活跃；其次，在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中，较偏重于发掘、整理；在发掘、整理中，虽然也编辑了“研究资料” “资料选”“作品选”“史料汇编”“辞典”等书，但无疑更青睐于目录、索引的编纂这一形式，特别是就近现代文献的大宗（报章杂志）而言。然则，资料室、图书馆人缘何当时热衷于编制目录、索引？主要原因是政治运动频仍，导致原书、原刊饥荒，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只能到部分资料室、图书馆查阅（详参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上篇），此间工作人员既有一定专业素养，同时出于工作的方便、要求（图书馆学的专业训练和图书馆工作实践中原本就有编制目录索引一项）和对学术的热忱，遂编辑完成了一种又一种的目录索引；至于学者们积极参与的缘由，既有出于学术的良知、追求，更多地则是由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再次，编者们对目录和索引未能严格区分，可见其目录学、文献学的专业素养，似亦未敢高估。不过，复旦版《〈新月〉目录索引》虽具有拓荒意义，却由于未能公开出版、发行，在当时直至今天，传播范围毕竟较为有限；及至数年后，由唐沅等人所编的目录，因为公开销行，取得更大影响；周锦版则辐射到台湾及海外地区的读者。其余更晚出者，虽则查漏补缺、指谬补苴，不无小补，但就其总体而言，仍属后出蹈袭之作。易言之，《新月》目录编辑的格局，早已由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资料室的同人、唐沅、周锦诸先生奠定，后之来者无论如何努力，已翻不出什么新花样，大抵这就是学术史的无情了。更无情的是，在互联网搜索引擎和数据库出现之后，绝大多数目录、索引的工作都已被自动生成的检索结果和在线“机读目录”等形式取代。作为专门之学的传统的目录学（这是就其狭义而言的，并非是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广义的目录学），固然在古籍整理、研究中不断发展，但面对《新月》在内的近现代文献，面对新的学术与知识生态，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实用性、当代性，而使自身成果成为了资料室、图书馆中的“遗迹”，乏人问津；面对当代浩瀚无边、旋起旋灭的网络文献，更使人感到任何人力编制一目录、索引的徒劳、无力。如果说目录的历史漫长而悠远，那么，索引自诞生之日起，堪称知识分类生产的新工具，被发明用于加工、利用原始文献资料。作为“二次文献”的索引，极大地提高了知识生产的效率，促进了知识的积累、学术的发展，拓展了人类思维的疆界，将其誉之为全球知识史、文明史上的一大革命，也毫不夸张，但如今美人迟暮、英雄难有用武之地，其前路何在，不得不引人深长思之。

自刘向创立目录学，开创“条其篇目，撮其指意"体例以来，到后来章学诚在《校 雠通义》中将目录学的最高要求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再到清代纪昀的《四 库全书总目》，中国的目录学发展可谓日臻完善。刘向创立目录学目录学对保存和整理文献资料——“即 类求书，学术自明”；对分门别类的总结学术源流——“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目录学在对书籍进行微观研究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将目录学的作用分为六种：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 以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以目录访求阙佚； 以目录考亡佚之书；以目录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目录学对于治学之士来说，“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目录学对于研究者收集材料、 寻找参考依据有着极大作用，研究目录之学的意义和作用是不言自明的。文学的研究和发展是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基础的，没有资料，何谈研究？更不用说 公正全面地对文学进行评判和探讨了。对于资料零散琐碎的近代文学来说，尤其如此。因此，书目和索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书目和索引（示例）阿英怀着对书的深深热爱和对散佚之书遗憾痛惜的心情，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钩沉，但他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他看出文献资料在学术史上更重要的一层意义。那就是目录学不仅仅为研究者提供查找的方便和尽可能完整的文献文本，而且更要顺目录学之源头而清其流，将文献的著录、分类等与学术 史联系起来，这正也是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它层意义。有感于此，阿英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编写了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目录学专著，为后学者提供了很多颇具价值的参考资料和文献。阿英阿英在《<晚清小说戏曲小说目>叙记》中谈到自己目录编写的成果：“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一年之间，我编写了不少书录，现存和还记得起的，有 下列十数种：《近代国难史籍录》(载《宇宙风》乙刊，并见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 编)《中英鸦片战争书录》(载《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太平天国书录》(载《学林》杂志)《中法战争书录》(原稿已佚)《甲午中El战争书录》(载北新出版《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末)《庚子事变书录》(载《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辛亥革命书征》(载《学林》，并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清末小说杂志略》(载良友版《小说闲谈》，并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晚清小说目》(未刊)《晚清戏曲录》(初稿曾在杂志上发表)《晚清小报考》(已佚)《国难小说丛话》(载风雨书屋版《剑腥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索引卷)(良友版)《淞沪抗战戏剧目》(《载北新版《抗战期间的文学》)《红楼梦书录》(原稿已佚)《翻译小说史话》(曾在新闻纸副刊上发表，全稿未完)《中译苏联文学年表》(未编完，原稿已佚)一九四一年到华中解放区后，亦曾续成数种，如一九四五年三月在杂志《新知识》 第六期《戏剧专号》上所发表的《华中根据地戏剧书录》(由钱璎、小惠编写，凡三卷)， 即其一种。如《华中文学期刊略》《华中根据地书录》(曾由钱毅写过一部分在《新知 识》上发表)等，稿或不完，或已散佚。其随时录入历年El记中的，也还无暇整理。解 放后所写，大都为戏曲书录，如(<雷峰塔传奇叙录》，辑存在《剧艺日扎》中的散篇，及尚未写定的《水浒戏曲录》《红楼梦戏曲录》等。二十年来在书录方面的努力成果， 如此而已。”。阿英在目录学方面的成果丰硕，涉猎广泛，为研究近代文学和近代历史提供了大量 可供参考的珍贵资料。他将“历年搜访所得，刊为目录，公之于世"。按照编写目录 内容的不同，可将阿英在目录学方面的成果分为专题目录编写和专科目录编写，除二者 外，还有其他单独目录，如《<红楼梦)书录》等。《&lt;红楼梦)书录》参考资料：《<晚清小说戏曲小说目>叙记》作者简介：本文系泡泡谈影视的独家原创，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一直很向往唐代刘禹锡诗中的读书兴味：“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静谧秋夜中的读书灯，让人想起宋人的“青灯有味似儿时”，或是想起清人的“灯如红豆最相思”。从孩提时代到而立之年，光阴流转，读书的地点在变，阅读的关注点在变，心境也在变，秋灯一檠之中，刻下的是生命的印痕和对“更好的自己”的探寻。真要选出10本对自己意义非常的书，确非易事。在正襟危坐、准备写作此文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人生中遇到的每一本书自有其意义，都是不可替代的。书里推开窗一扇我出生在川北古城阆中，这里是张飞节钺曾驻的重镇，是杜甫、陆游的行吟之地，也是北宋“三陈”的故乡。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阆中的乡镇相对闭塞，除了课本，能够阅读到的书籍、购书的途径都实在有限。我最初的“课外阅读”，来自父亲的影响。父亲读完高中和中师后，在家乡小学任教至今。从学前开始，我就学他的样子睡前“高枕而卧”，在灯下阅读，一直看到睡眼惺忪。张乐平的连环画《三毛从军记》、郑渊洁创办的《童话大王》杂志、加注拼音的《安徒生童话》、各种版本的插图唐诗选本，都映照着我对文字原初的着迷。由于父亲的工作在学校，我也常能读到许多报刊和书籍。比如《少年百科知识报》《少年时代》《小学生之友》杂志等。在这些报刊中，我看到世界的广阔和迷人，产生了对小镇之外天地的憧憬。随着年龄增长，我阅读的需求也随之递增。初中时我还借过同学的《包公案》《三侠五义》《隋唐演义》《儿女英雄传》等古典通俗小说。在这些或曲折离奇、或侠气干云的故事中，我初步领略到文学的魅力。读到好书也是需要一些际遇的，在购书条件便利的当下尚且如此，在10余年前更是难得。非常幸运，在我的初中时代，有过这样的际遇。我家邻居的父亲在成都一家企业工作，某一年企业附属的图书馆处理一批旧书，他买下了大约两三百本，全部运回了老家。每到寒暑假，我就到他家翻看，不时借几本回家细读。记忆中，我在这批书里读完了《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零散地读过几本纳训先生翻译的《一千零一夜》，还读过《巴黎圣母院》《王蒙中篇小说集》和《郭小川诗选》。除此之外，一位青年教师刚从师范院校毕业，借住在学校父亲的宿舍，我在他那里读过成套的《科幻世界》杂志，那时刘慈欣刚刚获奖，在中国科幻文学领域也才崭露头角。我还借回了曾国藩《十八家诗钞》的下册，半懂不懂地一首首读过，这才知道《唐诗三百首》之外，中国古典诗歌的海洋如此浩瀚！回想起来，那时的阅读还是相对懵懂的，没有任何方向，除了单纯地感受到文字带来的快乐，也为自己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并不敞亮的窗。我时常想，后来自己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读了古代文学研究生，又成为一名语文老师，是否在那些书里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呢？饮河偃鼠自云乐进入大学，我面对西南大学图书馆的400多万册藏书、2000余种期刊时，《庄子》里的“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最能准确形容那种感受。面对浩瀚的书海，个人的渺小和无知才真正显现出来。也许就是那个在老图书馆一排排书架之间穿行的下午，我才从高考不太理想的怨艾中解脱出来，丢掉独属于后青春期的目空一切，开始比较谦逊也相对比较自由地大量阅读。对于《庄子》中这个典故，清代诗人彭孙遹则反其意而用之：“饮河偃鼠自云乐，大鹏不慕《齐谐》怪。”庶几能给人安慰。书是不可能读完的，与其抱着“以有涯随无涯”的遗憾，不如享受阅读本身的畅快。当时的西南大学图书馆还只有老馆舍，借阅部的书架之间仅能通人，强行隔出的四层楼非常逼仄，书籍从地板堆到天花板。但是胜在藏书丰富，而且给读者充分的自由。除可供借阅的图书外，馆藏的历年报纸、杂志全部开架任意阅览。古籍部也可全部开架阅览。在古籍部的一排排书架前，我对古典学问产生了惊叹和敬畏。漫无目的地翻开“中华再造善本”的一件件函套，眼前出现的是宋元珍本的样貌。虽然只是影印本，但是现代印刷技术带来“下真迹一等”的真实视觉感受。看着书页上的累累印痕，以及间或有之的朱批、墨批，文明的传递就在指尖涌动。馆中还有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各编、丛书集成各编，以及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大型丛书。我学会了利用各类书目“按图索骥”查阅和搜寻文献，也初步感知到古典学术的厚重和优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文献学是一切古典学术的根基。后来读研，通读过曹慕樊先生的《目录学纲要》、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杜泽逊先生的《文献学概要》等书，对这门学问有了更多理性的认知。但是我依然难以忘怀，在图书馆读到葛兆光先生的《古诗文要籍叙录》时受到的震撼。此书是葛兆光先生在金开诚先生门下读研究生时写成的，内容主要是对常见古诗文别集和诗文评著作版本的提要和辨析。涉及的版本，既有刻本也有近现代的校注本。对于初学者来说，此书是相当便利的入门书。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成书的过程，那时他挤公交车到北京图书馆翻图书卡片、核对版本、抄写资料，这样的单纯与执着总让人心生敬意。事实证明，这样一种特殊的“学术训练”，在葛兆光先生之后的学术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这就像学写字的人，是从小临的颜真卿，还是自幼学的柳公权，瞒是瞒不住的。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能够看到我当年在诗文集上用的功，但我自己是知道的。”桃源望断无寻处大二的一场讲座中，我记住了主讲人的一句“学问就在‘为什么’之中”。这个道理朴实无华，但是对于长期习惯接受观点、记住结论的我来说，不啻当头棒喝。从那时起，我在阅读中更加关注得出结论的过程，对习以为常的结论多了的意识。这方面有两本书带给我许多教益，一是周振甫先生的《诗词例话》，一是周中明先生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周振甫先生生前是中华书局编审，更是古典文论专家，《诗词例话》在他众多的著述中算是一本“大家小书”。书中谈及的大多是古典诗论的基本范畴，比如“诗家语”“隔与不隔”“顿挫”“沉郁”“含蓄”等。大家都常常在谈，但是少有人真正界定清楚这些概念，“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不在少数。此书从有失系统的诗话材料中选取例证，予以阐发，往往得画龙点睛之妙。例如引用《人间词话》和李渔《窥词管见》对“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评点，讨论何谓“境界全出”；引用《容斋随笔》和宋人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对杜甫《缚鸡行》的评论，来讨论杜诗结尾之妙……程千帆先生曾经给青年教师五条“锦囊妙计”，其中第三条是“每堂课准备上几个精彩的例子”“你讲课的内容可能被学生遗忘，但精彩的例子却会保存在他们的记忆里”。周振甫先生此书和程千帆先生一席话，都让我在后来的教学中心有戚戚焉。而《诗词例话》带给我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我对诗话、词话这类文学批评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又读了何文焕编的《历代诗话》、丁福保编的《历代诗话续编》，以及《苕溪渔隐丛话》《诗话总龟》《随园诗话》等单行的诗话。看似“豆棚闲话”中的“金丹一点”，往往能带给人许多启发。我从初三开始读《红楼梦》，前后读过三四遍，但是越读越觉得前面都“轻易滑过”了，自己远远没有真正理解它的好。经典之书，应当是经得起咀嚼的，而周中明先生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一书咀嚼出了《红楼梦》语言艺术的回味悠长。谈及《红楼梦》语言的性格化时，在相似的情境中，对人物的语言“同中求异”。比如同样是得到他人馈赠，黛玉之询问宫花、晴雯之议论旧衣，就体现出各自独特的性格特征和典型意义；同样是在宝玉挨打后责备其不听话，袭人和宝钗，各自荡漾出幽微的情感波纹。如此细致入微的文本解读、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实是度人金针。读研期间，我下功夫读过清人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此书源于仇氏殚20余年之精力“矻矻穷年，先挈领提纲，以疏其脉络；复广搜博征，以讨其典故”，堪称杜诗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煌煌五册，我逐字读了一年多，记了四大本笔记。其注疏将唐宋以来注杜之作和各种诗话几乎搜罗无遗，且很多资料仅见于是。而在探求语源、解释典故方面，仇氏也广泛采集文献资料，涉及经史子集诸部之书，仅释典道藏引及者即达百余种。从这一点上说，是书无愧“详注”之名。此书也是我至今阅读得最为详细的诗文别集，它像是一部古代文史百科全书，弥补了我知识结构中的许多空白。犹记戴建业老师云，当年他毕业之际，导师曹慕樊先生赠以四部备要本《后汉书》《三国志》，并附言“熟读勤求之，必有所得无疑”，还曾告诫“前四史和《资治通鉴》读毕，才能开口说话”。用一年的时间阅读一种书，在现在看来似乎是一种奢侈，但它让我明白，许多苦功夫不得不下，炒作概念、空谈无根只会贻害无穷。心虚使人更进步2019年，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毛浩然教授在给新生的致辞中说：“虚心使人进步，心虚使人更进步。”前一句的道理不必多言，后一句则要有相应的生活体验才能理解。于我而言，虽然自信对语文教师这个职业有一定准备，但是站上讲台依然不免偶尔有些“心虚”，生怕误人子弟。越是得到学生的信任，或者前辈的鼓励，越觉得心虚，所以更感学无止境，“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讲文言文时，不满足对一长串官职只能“专有名词不译”，于是读了台湾历史学家赖瑞和先生的“唐代文官三部曲”。作者对史料的运用可谓精彩，充分从《新旧唐书》传记、近世出土的墓志和神道碑、唐人的诗文笔记等文献中挖掘制度史材料。作者很擅长通过具体人物的例子阐述一般道理，语言也能深入浅出。它们让我发现冷冰冰的制度背后鲜活的生命，而职官这把钥匙也有助于叩开真正进入文学作品、人物史传的门户。同样是研究唐代制度的著作，傅璇琮先生的代表作《唐代科举与文学》则更加关注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书中讨论了唐代科举的方方面面，从制度到士人心态、社会心理，大量使用了唐宋史料笔记和唐诗的材料。傅先生此书，对士人个体的生存状态给予了充分关注，颇具人文精神。比如引《唐摭言》中的材料，指出举子向公卿行卷之后，辛苦所作之文竟成为看门人的“脂烛之费”，或是成为世家子弟相与戏谑的资料之类的现象；以李翱、沈亚之、皇甫湜、李商隐等人的诗文为例，展现了落第举子的辛酸。说来惭愧，近年来教育方面的专著反而读得不多。《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一书，论述了从传说时代一直到晚明的传统中国教育的演进，展现了教育在古代中国演变的历程。延续至今的考试制度塑造了中国读书人的性格，即由“为己”转向担负家国天下之责。其中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关于识字教育和家族教育的部分，这是塑造中华民族心理的重要路径，弄清楚这些过程，才能解释中国教育从何而来，可能去往何处。现代中国教育受西学影响至钜，但是传统教育的矿藏也需要得到现代的开掘和阐释。读《现代语文二十家》之前，我对赵志伟老师并不了解。读完全书，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位性情真实豁达，对于自己的学科很有使命感的学者。本书介绍了20位主要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语文教育家，作者在梳理他们教育思想的同时，阐发了这些思想对于当今语文学科教学实践和学科建设的启示。王森然先生《中学国文教学概要》的课程建构意识、科学精神，穆济波先生坦承美国实验教育家麦柯尔在华的“道尔顿制”试验失败并退出试验，都使我感到钦佩。尤其让我赞叹的是杰出的教育心理学家艾伟先生。整个20世纪20年代，语文教育都围绕汉字简化、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关系纠缠不休，但绝大多数论争都是感性的、笼统的，缺少科学依据。艾伟先生的研究算得上空谷足音，比如针对汉字是否需要简化、简化到何种程度，他在江浙和重庆多地中小学进行了大量样本式、长时间的调查、统计研究；关于中学语文的文言文、白话文教学比例和序列，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赵志伟动情地写道：“艾伟一生勤奋，做了那么多事，这种精神是我们当今所稀缺的，所以应该让我们现在的年轻学子多知道一点：做‘帮闲’‘帮忙’的犬儒固然可耻，而整天怨天尤人、愤世嫉俗也不是高尚之事。所以笔者觉得，与其痛斥‘国民性’，还不如切切实实做一些实在的工作，因为要提高国民素质需要的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高调，而是去做一点一滴的韧性的努力。”尽管书中人物的探索大多在近百年前，但是其现实意义并未因时间而稍有衰减。南宋学者叶适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于忧世，虽仁无益也。”秋灯如豆，却能照见更远的地方。（杨凌峰，西南大学古代文学硕士，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语文教师，成都市“教坛新秀”，曾获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圣陶杯”全国中青年语文教师课堂大赛二等奖）十本书书目：《诗词例话》周振甫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杜诗详注》〔唐〕杜甫 著〔清〕仇兆鳌 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周中明 著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版《十八家诗钞》〔清〕曾国藩 选编岳麓书社1991年版《历代诗话》〔清〕何文焕 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历代诗话续编》丁福保 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古诗文要籍叙录》葛兆光 著中华书局2005年版《唐代科举与文学》傅璇琮 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唐代基层文官》《唐代中层文官》《唐代高层文官》赖瑞和 著中华书局2008年、2011年、2017年版《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李弘祺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现代语文二十家》赵志伟 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中国教师报》2021年03月17日第8版 作者：杨凌峰

明代帝王及御制文献对明代书文化影响之深远。明代帝王的御制文献，不仅实际地补充了明代书目，而且更因其权威性、导向性，对整个明代文献的编撰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以明代《尚书》学为例，虽然明代经学呈现整体的低迷，不过在《尚书》学文献的编撰上，无论是其文献数量还是影响，都很值得一提，“如果说以往的尚书学研究都是毕恭毕敬，循规蹈矩，认为神圣不可侵犯，高踞于神坛之上，那么明代的尚书学则将其拉回到人间，并且带上了平民色彩”飞笔者以为明代帝王们多次亲自为《尚书》进行注解，这样的示范之功也应当是明代《尚书》文献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御制文献所具有的文化交流功能。在明代，御制文献经常被当做“国书”赏赐给外国使者或藩王权臣。如洪武三年，安南国王遣使来朝，太祖赐其国王《洪武大统历》一书。洪武四年时，太祖则命僧人祖阐、克勤出使日本，又赐给日人王良怀《大统历》。同时，对于一些心腹大臣，除了物质上的奖励外，赐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当然赐给藩王、臣子们的则主要是《皇明宝训队《御制文集等相关书了。可见御制文献在文化交流沟通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总之，明代许多御制文献在当时成为臣民“居常所必习”的书目，成为指导国家与个人社会生活的重要指南，为明代社会的制度建设、政权巩固及文化发展繁荣等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不再以御制文献作为指导生产生活之用的现代人来说，明代御制文献的价值除了供博物馆等作收藏欣赏之用外，其更大的实际意义在于其学术研究方面的价值。而明代御制文献的纷繁复杂，为现代多门类、多层次的学术研究来说，可以说能各取所需z经学家关注其中的经学文献，史学家看重其史料价值，医药学者可研究《御制本草品汇精要》中明代医学的发展，音乐学研究者则对《永乐琴书集成》中琴学文献欣喜万分，等等。本文以明代御制文献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虽然无法涉足非常专门的具体文献，不过就整体而言，还是大致可从文献学价值、史料价值与思想、文艺价值等方面对其进行阐述。明代御制文献作为古代专门文献的一种，其文献学价值当是最先能被人们所发现的。利用这三百五十余种御制文献，从文献学的视角，对其作目录学、版本学、辑失学、校勘学等方面的研究整理，进而为其编订目录、查对版本、辑补核对以实现其整理利用之资，从而为现代学者的研究提供更准确、更全面的研究资料，是古籍文献学者当能措手之处。在目录学方面，明代御制文献数量较为庞大，笔者虽然对于明代御制文献书目的采集、梳理与编目作了一部分工作，但还是有可补充挖掘之处。明代御制文献也完全可以单独编目整理，与其他朝代的御制文献一起，形成古代御制文献的总目录。同时，我们看到，明代御制文献中，有多部目录文献，如《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道藏经目录》等，这些御制目录虽然以官修书目之名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不过其中帝王个人的因素却很少为目录学者所重视，这些都是目录学研究可以丰富之处。版本学方面，明代御制文献的版本情况，为转变人们对明版书的偏见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后代学者对于明版书一直颇有微词，评价不高，认为它们粗制滥造、肆意篡改，难称善本。其实这很大程度上是明中叶以后书籍出版从官方走向民间、书商之间竞相逐利导致书籍过度商品化的结果。在明代中期以前的官修书籍尤其是御制文献的出版中，明版书的质量 直是很高的。“事实上，明版书中也不乏精品，而且数量可观，包括早期的明内府经厂本、南北监本和多色套印本等”，“书籍用纸上，内府本多用白棉纸、榜纸、白连纸、黄连纸、毛边纸、腰子白鹿纸”，“内府书装帧考究，用料较精，装饰很美观”，“版式很宽大，字大如钱，行格疏朗”。而内府正是明代御制文献的专用刻书机构，大多数的明代御制文献也都属于经厂本或南北监本0＂由于明朝帝王专制与一统的作风，无论是官修、敷撰还是御制之书，只能照式翻雕，不得随意改变款式非风貌”。可见，明代御制文献版本中有很多珍本、善本，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么不堪。辑供方面，明代御制文献的作用同样明显。一方面，明代御制文献的编撰出版是→件很严肃、很正式的事情，一般都会选用水平最高的儒臣，集全国之人力、物力共同编撰成书，因此许多御制文献的规模很大，内容非常详实，这对于我们文献的辑快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永乐大典》一书便是最好的例证，请人在编修四库全书时首先利用的便是本书。虽然该书己所剩无几，不过其他的御制文献也能发挥类似的功用。封建时代御制文献因其高度私密性，一直难以为学者用作辑铁之资，而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伴随着古籍电子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御制文献都可以为我们所阅读和利用，辑侠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校勘方面同样也是如此。明代御制文献的编撰过程中，一般都经过多人的校对订正，其文献本身的质量是非常高的。而明代御制文献中，一般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版本可供参考，对于我们今天文献的校对来说，可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我们对于明代御制文献的整理方式，还包括编选其中重要的文献出版影印，以实现御制文献得更好利用。民国时李晋华曾在其《明代教撰书考》中提出希望＝“在此二百部教撰书中，如能择其中有价值之若干部，据原本影印，既可存真，且保存古籍，或亦于吾国学术界有小助钦？”这一类工作目前已经有了部分的成果，如对《明实录》史料的分类衷辑工作，李国祥、杨起主编的《明实录类篡》（武汉出版社）己相继出版了二十一部编选资料书籍。此外，《重辑明心宝鉴》、《成祖金刚经集注》等书也有了整理点校本，这些都是明代御制文献可为我们所利用之处。

周书纪年 第7期《荀勖在目录学领域中的贡献》读书笔记荀勖在目录学领域中的贡献荀勖，字公曾，出生年月不详，289年去世。荀勖在《晋书》中声名狼藉，但其人却博学多才。入晋后与贾充一起修订法令，掌管乐事，修正律吕。与张华一起，按刘向《别录》整理典籍。对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晋朝建立后，对于曹魏藏书，以及后来发现的汲冢竹书和破吴后的东吴图籍，先后两次在荀勖的领导下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整理工作。荀勖第一次图书整理工作开始于274年，中书令张华协助进行。对于汲冢书，荀勖及其手下整理者从这批古书中整理出《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16种75篇。列于其编定的《中经新薄》内。根据《隋志》记载，《中经新薄》分类体系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为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为诸子家、兵书、术数。丙部为史记、旧事、皇览簿、丁部为诗赋、图赞、汲冢书。丙部所记《皇览》一书，是我国最早的类书。汲冢书位于丁部，主要是由于汲冢书的载体为竹简、文字为蟒鲜文，作为一个整体庋藏和编辑，便于后人研究保管，类似于今天图书馆中的特种文献。荀勖的《中经新簿》，将原有的经史子集按甲乙丙丁四部进行分类，突破了《七略》的文献分类格局，让史学彻底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而与经学并列，成为完全独立的学术门类。另外，书籍四部分类的产生，对中国目录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参考书目为：黄光. 荀勖在目录学领域中的贡献[J]. 新闻爱好者月刊, 2008(11):146-147.

庚子年，我失去了两位至亲之人，年初，我失去了父亲，年末，我失去了恩师。那种五内崩裂痛彻心扉的感觉，几度袭来，刻骨铭心。泪雨中，历历往事浮现眼前，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孙逊教授1995年，我留任上师大后在职考入孙逊老师门下，成为他的第一届博士生。由于硕士论文做的是《敦煌论议研究》，整个硕士阶段，我基本上没有读过唐代以后的书籍，所以，转入明清小说方向，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心中难免惴惴不安。幸运的是，善于发现学生特点并因势利导的孙老师，似乎一下子就看懂了我的内心，安慰我不用焦虑，建议我可以从我相对熟悉的汉唐进入小说的领域。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撰写了两篇课程论文，一篇关于唐传奇的文体渊源，一篇关于“稗官”的考释，两篇文章后来分别发表于《文学遗产》《文学评论》，这对于一名刚刚开始扣响学术之门的年轻人，产生的激励作用之大，可以想见。2000年孙逊教授与潘建国合作的论文获得《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孙老师知道我对古籍版本有着特殊兴趣，就鼓励我博士论文选择“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为题，从目录学角度考察小说观念的变迁以及小说学术史的演进，这一论题奠定了我之后学术研究的基础。大概在1999-2000年间，孙老师又敏锐地捕捉到一个新的学术动向，开始积极推进域外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这在中国大陆地区，可能是起步最早的。当时，我一起参与了前期的筹备工作，与法国汉学家陈庆浩先生、台湾学者王国良教授、王三庆教授，韩国高丽大学的崔溶澈教授、张孝铉教授，共同在上海座谈协商，会上孙老师高瞻远瞩，正式提出了依托上海师范大学的学术团队，采用国际合作方式，完成《域外汉文小说集成》整理出版以及系列研究的宏大学术计划。令我感到遗憾和愧疚的是，2004年我离开师大去北大中文系做博士后，出站后留任北大，未能继续跟进这一研究。不过，孙老师却为我打开了域外汉籍的大门，让我流连至今，乐而忘返。每次当我在北方，听到从南方传来的好消息，《越南汉文小说集成》出版了，《韩国汉文小说集成》三校了，“域外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重大项目立项了……我都由衷地为孙老师以及上师大的学术团队感到高兴和骄傲。孙逊教授夫妇与诸生游国清寺回首来时路，我在学术上的点滴成长，都与孙老师的指教、引导和培植息息相关。孙老师开阔大气的学术视野，敏锐独到的学术眼光，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治学方式，包括对于学生的因材施教和关爱扶持，无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身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学术研究之外，孙逊老师对古典艺术史情有独钟，尤其留意搜集有关《红楼梦》的书画以及明清文人学者的翰墨，数十年日积月累，蔚为大观。他最为欣赏的是一套清初文人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的书扇合册。孙老师告诉我，他购买这套书扇合册时，正值人生低潮，因为受到那场风波的影响，他被免去上海师大文学所所长的职务，甚至还被信任的朋友中伤，就在此时，他“邂逅”了纳兰性德顾贞观，这文学史上的千古佳话，肝胆相照的旷世情义，一下子让他感动不已，产生了强烈共情，仿佛《红楼梦》中所写的“轰雷掣电”一般。孙逊《千古高义 词坛双壁——清初词人纳兰性德、顾贞观书扇赏析》后来，他请苏州老裱工重新精裱了册页，请沪上著名画家刘旦宅题签“容若梁汾书扇合册”，又特意来到北京，请冯其庸先生、袁行霈先生分别题写了引首“词坛双璧”、“千古高义”。记得那天在冯先生瓜饭楼中，两位先生一起品赏册页，感慨良多，冯先生还说这套册页的旧藏者胡汀鹭（1883-1943）是他无锡同乡，当时我侍立在侧，只感觉丹青翰墨间流淌着的分明是一种奇妙的因缘，一股人性的暖流，穿透时空，熠熠生辉。2002年孙逊教授在上海师大召开的青年学者会议而今，冯先生和孙老师先后骑鹤归去，孙老师最后的归宿，竟然也在无锡，他无意中写下的诗句“不辞长作梁溪人”，竟一语成谶，人生之冥灵玄奥，真不知该如何言说。而我追随孙老师多年，耳濡目染，也开始萌生好古之心。记忆中，不知道有多少次陪着孙老师孙师母一起逛博物馆、美术馆，观看各种展览，去熟悉的收藏家中赏宝。那些文学史、学术论著中见过的名字，等到你触摸过他们的手迹翰墨之后，似乎发生了某种神奇的化学反应，他们一个个活动起来，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如晤故人，如对旧友。明陈洪绶《饮酒读书图》有一次，上海博物馆举办“南陈（洪绶）北崔（子忠）”书画展，孙老师叫上我一起去观展，看到一幅陈洪绶的《饮酒读书图》，上面居然有《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四次墨笔题跋，记录了其得画读画藏画的过程以及人生的起起伏伏，当时，我们师徒两人读了极为感念，站在画前久久不愿离去，回家后，我奉老师之命查阅资料，写了一篇论文《孔尚任艺术鉴藏与文学创作之关系考论——以孔氏题明陈洪绶〈饮酒读书图〉跋文为缘起》（2011）。我想，这也许是我写过的学术论文中最有温度的一篇。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像孙老师一样，在学术研究中保持和传递人性的温情。孙逊教授与夫人孙菊园教授事实上，孙老师不仅塑造了我的学术特点和文化趣味，也深刻影响着我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既是我学术的导师，也是人生的导师。孙老师为人宽厚，待友真诚，对学生后辈关怀备至，和易可亲，有长者风，所以，无论在师大校内还是在学术界，他都人缘很好，交遊甚广。他有着一般学者所没有的极强的行政管理能力和学术策划能力，举重若轻，应对从容，对于上师大人文学科的整体发展，殚精竭虑，居功至伟。孙逊教授与部分门下弟子素日里孙老师言传身教，教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处事的原则，告诉我要努力平衡好家庭与事业、学术与生活的关系。孙老师还多次关切地为我规划未来的发展路径，我们一起商谈课题，一起修改论文，一起赏鉴艺术，一起寻觅美食，一起探幽访胜，那些曾经共度的好时光，是如此幸福和充实，永难忘怀。我们还曾约定，要在上师大举办一个师生联合展，孙老师提供明清文人学者的书画翰墨，我则提供相应的文学古籍珍本。可惜这一切，尔今都成了缥缈的梦，成了心中永远的痛！孙逊教授与夫人孙菊园教授亲爱的老师，愿您安息！愿您在天国与菊园师母团聚安好！愿有来生，我们还能再续这师生情缘！

《文献》2020年第4期封面书籍史研究专刊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 （代导言） 程章灿《思溪藏》刊刻事项汇考 王传龙内容摘要:关于《思溪藏》的刊刻事项,包括刊刻时间、刊刻地点、主要主持者等等,仍有许多被学者广泛接受的观点存在讹误。本文将证明思溪圆觉禅院并非《思溪圆觉藏》的雕刊地,而首任主持怀深虽然列名刊记之中,但对经藏的雕刊工程几无贡献,真正的劝缘者是净梵和尚。《思溪圆觉藏》的开雕时间应当在大观四年(1110)之前,完工于绍兴二年(1132)四月,前后历时二十馀年。《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新雕大藏经律论等目录》即为《思溪藏》最初的入藏目录,元伟不仅是此目录的编集者,也是圆觉禅院实际的建立者。而《思溪资福藏》是一个伪命题,资福禅寺从未参与过《思溪藏》的补板与增刻。关键词:《思溪藏》　圆觉禅院　《思溪资福藏》　怀深　净梵作者简介：王传龙,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哲学。再论南宋刻书业的利润与刻工生活 丁红旗内容摘要：现今所能见到宋时较全面的刻书价格史料,主要有《小畜集》等七种,但这些史料的解读因角度、计算方式、视野等不同而呈现差异。从镂版的一些关键信息———刻书史料的性质、纸张价格、刻字工价等,可以推知这一时期刻版的利润,至少能维持在40%的高位。与此相连的是刻工的生活:开禧北伐之前,除维持一家四五口人的温饱问题,还能有不少结馀;之后,生活水平有一定的下降,但仍能维持一家的温饱。横向比较,刻字仍旧是一项待遇很不错的技术工作。这一结论能改变传统一些不无模糊的刻书观念。关键词:纸张价格　刻字工价　利润　刻工生活作者简介：丁红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汉魏六朝唐宋文学文献学。伪书的诞生:明中叶文化学术氛围与丰坊的作伪 王赫内容摘要：丰坊是明代造作伪书的代表人物,其遍伪群经的行为受到明中叶文化和学术氛围的直接影响:丰坊在“大礼议”后欲通过作伪重振四明丰氏的声望,故他在虚构伪经的接受情况时有家族、地域和政治的考量;丰坊的伪经吸收和落实了明中叶经学家的疑经、改经观点;《鲁诗世学》的成书过程体现了明中叶作伪与辨伪的互动;丰坊造作的伪“古文”字形等,迎合了明中叶文化界由好古到作古的风气。从疑经、改经到丰坊的伪经,体现了宋以后中国经学史和书籍史中一种独特的“改写”传统,这一传统在丰坊处走向了极端和异端。关键词:丰坊　伪书　作伪 　明代经学 　明代文化作者简介：王赫,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经学史、明清思想文化史。明代图书生产与思想争鸣:以李贽的图书刊刻为中心 俞士玲内容摘要：李贽一生“随手辄书,随书辄梓”,以著书刻书宣传自己的思想,与他人展开思想争鸣,同时告知世人自己的行踪,以此维持一位活跃思想者的曝光度,也以图书生产解决生存困境并作为身后遗产。李贽尽量自刻己作,掌控出版权,确保一己思想的准确表达,也确保图书生产能始终跟进自己的思想进程。其万历十八年和二十八年刻《焚书》的不同堪称明证。对于书坊刻书,他并不强调作者著作权,但抱怨对方事先不告知、事后不赠书;对自己意欲合作的书商,则尊重对方的决定权。李贽图书生产绝不能仅在商业刻书框架下进行讨论。判定假托李贽之作以及逝后横空出世的“遗书”的真伪,并非研究的终点,其中呈现出李贽及其思想的抗逆性和形塑力同样值得重视。关键词:明代　图书生产　思想争鸣　李贽　《焚书》作者简介：俞士玲,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魏晋、明清文学文献。从《尺牍新语》编纂看明末清初尺牍选本的商业出版 蔡燕梅内容摘要：尺牍选本的编刊在明末成为一时风气,经历鼎革之际的急剧衰退,继而于顺治末康熙初年再次兴起。其中,清初新刊的三部尺牍选本《尺牍初征》《尺牍新钞》与《尺牍新语》非常盛行,大获商业上的成功。以上各书皆以“新”为编纂旨趣,足见对原创性之重视,但又有研究者指出《新语》是对《新钞》的恶劣“盗版”,二者之编刊存在复杂的纠葛关系。那么,为何“盗版”能如此畅销,又如何在续编的出版上抢占了先机? 显然,将《新语》三编置于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出版背景之下,详细考察其编纂问题,才可能对上述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新语》初编以刊本著作为主要材源,并加入少量包括编者在内的时人作品,这是承袭明末尺牍选本中十分常见的手法;为提升选本的商业竞争力,《新语》续编采取以下策略:充分发挥编辑群的人脉资源,获取大量时人作品,并在评点等副文本中披露作品来源及选本编纂过程,借此与读者进行良好的互动。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该系列尺牍选本在取材与编法上的新变反映了明末清初尺牍选本商业出版发展的脉络。选本对收录作品篇幅长短倾向的调整,一方面是清初文坛主流的古文观念波及尺牍文体的体现,另一方面恐怕是尺牍文体自身的缺陷难以克服,选家试图借助文体边界模糊的“书”文体作品来增强选本核心竞争力的策略。关键词:《尺牍新语》　编纂　尺牍选本　商业出版　文体观作者简介：蔡燕梅,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献、东亚汉籍。从匡赞风雅到鼓吹休隆:丛书与明清文化转型 刘仁———以《檀几丛书》《昭代丛书》为例内容摘要：丛书因其开放与灵活的形式,天然地成为知识汇聚的良好载体而与思想文化联系紧密。在明清文化转型的脉络中,《檀几丛书》《昭代丛书》因其编选清初时人小品所具有的“灵敏性”,在这种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的特质上更具有典型意义。晚明以来崇尚个人主体性、满足自我情感欲望的文化氛围,塑造了《檀几丛书》文本的“私”领域特质。而在清初构建王朝统治合法性、政治权力积极介入文化领域的局势下,整合社会秩序、粉饰王朝形象的要求则促使《昭代丛书》在编纂过程中逐渐偏向“公”领域知识。丛书中“公” 对“私” 的知识压制,营造了“昭代”文化对“晚明”文化的胜利景象。由此可见,书籍不仅是文化的被塑造物,而且是其构建力量。关键词:明清文化　国家认同　知识　丛书　张潮作者简介：刘仁，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文献与文化。武英殿本“清六通”刊竣时间新考 韩李良内容摘要：“清六通”曾经武英殿“刊版颁行”,这是清代武英殿刻书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其具体刊印于何时,却无明文记载。后世虽众说纷纭,但都认为是在乾隆年间刊竣。然前贤意见与殿本“清六通”书中内容多有抵牾。更关键的是,殿本“清六通”书中已避嘉庆讳,说明其在乾隆时并未刊竣。通过进一步考察殿本“清六通”卷首所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清六通”职名表,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藏相关内府刻书档案,可考证出“清六通”刊刻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嘉庆年间完成的。关键词:“清六通” 武英殿本刊刻时间　内府刻书档案作者简介：韩李良,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及清代经学史。徐乃昌影刻《玉台新咏》考 南江涛内容摘要：徐乃昌影刻明崇祯赵氏小宛堂本《玉台新咏》是近现代影刻古籍的代表之作。通过细读《徐乃昌日记》和相关资料,可以确定徐氏是影写付刻,而非原书上板覆刻,其所用底本并非北大藏徐乃昌旧藏本,而是刘承幹旧藏本。徐乃昌影刻此本的用途,更多是作为“礼品” 书。成功造就这一出版佳话,有赖徐乃昌严谨有序地确定底本、负责认真地校勘以及陶子麟团队高技术的刊刻等多方面因素。考察这些细节,对研究民国传统刻书和出版史不无裨益。关键词:徐乃昌　《玉台新咏》　《徐乃昌日记》　覆刻　影刻作者简介：南江涛,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编审。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和出版史。民国以来《永乐大典》海内外流通价格变迁考 郑云艳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永乐大典》流通价格变迁史。由于币制改革,“元”在不同时期币值并不相同,再加上《永乐大典》流通时常以外币结算,故不能单凭价格数字判断书价。经过综合研究发现:清末民初该书开始进入书籍流通市场,但价格不高;而此时外国人已开始有意搜集该书残卷,且出价颇高。1920 年代以后,《永乐大典》流通价格逐渐水涨船高,此时国内外竞购局面逐渐形成。1930 年代是该书价格普遍上涨最为迅速之期。到建国之后,该书残卷逐渐向大型藏书机构集聚,但在国际上该书的市场交易案例仍时有发生。关键词:书价　《永乐大典》　物价史　中外交流史　汇率作者简介：郑云艳,中国政法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文献学和书籍史。

【编者按】本文为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11月23日上午在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举办的“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感谢刘玉才先生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参加这次会议，和大家交流。前两天刘玉才先生让我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嘱咐我在这里和各位谈一谈对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研究旨趣的看法。他出的这个题目，让我有些困惑，甚至很是踌躇。因为稍微关注过一点儿敝人过去所做研究的朋友都知道，通常我是不谈这类治学方法或治学理念的问题的。为什么？这一是因为我自己也弄不懂这些事儿，一直稀里糊涂地往前摸着石头走。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样胡乱讲，有害无益，甚至会造成很恶劣的影响。用京油子的俚语讲，就是会把人带到沟儿里去。所以，还是少说为佳。二是我一直认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具有强烈的个性化的特点。对这种学问，往往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看法，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做法。所谓各尊所闻，各行其是，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撸袖子的是一派，光膀子的是另一派，撩裙子的也可以自成一派（古时候咱中国男人没有裤子穿，也跟苏格兰男人一样穿裙子）。谁也没有权利说只有自己的姿势才是标准姿势，自己认准的路数才是西天正道。这类学问，通常不管由谁来做、不管你怎么做，都难以尽善其美，即若有其长，就必有其短；换句话来说，优点越突出，往往也就意味着缺点更明显。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必要聒噪不休呢？不说也罢，不说更好。三是我觉得像版本目录学这样的学问，做的是实学。这也就意味着研究者用的是实在力气，花的是实在功夫，解决的是实在的问题。这种学问，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更容易做得好，做得深，做得精；年龄一大，大多数人自然力不从心，或者是虽然尚可勉力为之而功成名遂者却不想再做苦功，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一代代学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么，顺其自然就是了。做不动了就不做；不想费牛劲儿干活儿，也不妨一边儿歇着。可是很多人身子不行了，嗓子眼儿里的劲头却越来越大，特别喜欢摆出名家的派头，像洪常青一样做神仙指路状，一本正经地指教众娘子该怎样跳着脚儿走路。多少年来，我一直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好为人师（现在在大学里做教书匠，需要不停地讲，这跟“师”没什么内在的联系，只是讨口饭吃而已），不要讲这些让大学一二年级本科生听起来好像很高妙而实际上却空洞无物的大道理。尽管我有很多自己的坚持，甚至冥顽不化，固执得很，但这仅仅是我自己个儿的事儿，跟别人没有丝毫关系。所以，我绝不妄对他人轻言治学方法和治学理念这些事儿。最近几年由于种种原因讲过一些看似与此相关的内容，但大家只要认真看过我讲的这些东西就会知道，我只是讲自己是怎样想、怎样做的，这是为了让关心敝人研究的人了解我的想法，让这些人知道，我虽然很蠢很笨，但做蠢活儿笨活儿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方法论的思考，并不是脑瓜子里一片空白啥也没想，但绝不认为自己这些认识对别人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现在，既然来了，我就还本着这种精神，和各位朋友谈一谈我是怎样看待版本目录学研究这回事儿的。这些话，大家觉得或对或错、或是或非都没有关系，知道天下有这么一号人就行了。假如我讲的这些话，对大家多少有些参考的价值，能够引发一些思考，就算我没有白讲，没白白占用大家很多时间。一、版本目录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我讲这个内容，很多人会以为很平常，不过老生常谈而已。可若是细说起来，也许还有一些不那么平常的东西。说这个内容平常，是不用说也谁都知道，不管是古籍目录知识，还是古籍版本知识，当然都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若说这个问题也不那么平常，就是目前学术界的一般认识和实践，实际上大多只是就版本目录来研究版本目录，这意味着版本目录表象背后所蕴涵的大量历史研究的价值，并没有在普遍的层面上得到足够的认识，更缺乏足够的挖掘和利用。谈到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大力肯定的是，近十几年来，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取得很多重要的实质性进展，而在这诸多进展当中，这些年成长起来的年轻学人，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角“新生代”学人，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可圈可点，可喜可贺。这样的研究，虽然是版本目录学研究最基本的内容，甚至也可以说是最核心的内容，但并不是版本目录研究的全部。我们若是对这些基本内容适当向外拓展，向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其他主题延展，就可以看到，版本目录学的外延，还有很大很大一大片广阔的田野，在等待着我们去耕耘，在诱惑着我们去垦殖。我们向外拓展版本目录学的研究范围，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空间，其内在机理，是历史文献研究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古代的历史，已经背离我们远去，我们认识它的途径，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要依赖历史文献的记载，特别是传世基本文献的记载，而我刚刚谈到的版本目录学研究的基本内容，针对的就是这些文献自身的基本特征和内在机理。这就意味着我们稍微展宽一点视野，增多一些对相关史事的意识，就可以在掌握这些历史文献基本特征和内在机理的同时，由文献学的视角切入相关的史事，探索并解决一些相关的历史问题。下面我想从我个人的学术经历中举述两个例证，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是版本学方面的事例。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多少年来，从来没有人对这个书名有过什么疑问，晚近时期的著名学者缪钺先生，甚至明确宣称对陈寿这部书，“如此称呼，千载相承，并无异议”。然而，一辈辈学者世代相承的看法，并不一定就真的符合历史实际，而像缪钺先生这样自信满满，也并不是在他的眼前就没有与之相悖的史料，只是由于这些学者都像他一样，缺乏相应的学术意识和学术眼光，对明晃晃地摆在眼前的证据视而不见，从而就错失了发现真相的机会。这个证据，就是此书直到明万历年间以前的所有旧刻本，在卷端题名的地方，都是镌作“国志”而不是“三国志”。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它无可置疑地告诉我们：陈寿撰著的这部纪传体史书，本名是叫“国志”，而不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三国志”。要很好地确认旧刻本陈寿书题名形式的重要性，当然需要具备很多基本的版本学知识，并不仅仅因为那个后来衍生的“三”字笔画太过简单，就相信其书古刻本没有省略这个字不镌的道理。譬如需要了解所谓“小题”和“大题”的由来与关系，需要了解卷端题名同书前目录题名的原生与衍生关系，需要了解书口题名的性质和产生过程，需要了解进书表的形式与表题的由来等等。这些，还都是基本的版本学知识和文献学知识，是我揭示陈寿书书名的基础，但我最终能够更加自信、更加确切地认定这部书的书名是“国志”而不是“三国志”，还与对“国志”这一书名内在涵义的理解具有直接关联，这就涉及更广阔的文化史问题，不能拘泥于就版本论版本。日本《古典研究会丛书》影印南宋初年浙中重刻所谓咸平“专刻本”《吴书》这就是“国志”这一书名的本义乃是“国别之志”，即魏、蜀（汉）、吴三个政权自为一国，故犹如载述西汉史事的《汉书》一样，分别名之为“魏书”、“蜀书”和“吴书”，以体现其断代为“书”的设置；而若是合而观之，这三国之史又犹如国别之志。在这后面，都有很深厚的文化背景。再并观前后时代类似的称谓，如“国风”、“国语”、“国策”、“国统”、“国春秋”之类，我们就能透过“国志”这一书名，看到一个更为普遍同时还贯穿很长一个时段的社会观念。进一步思索，还会牵涉到宋代以后日益盛行的正统论问题（别详拙文《陈寿〈三国志〉本名〈国志〉说》、《十六国春秋本名考》。前者收入拙著《祭獭食跖》，后者尚未正式发表）。这样的认识，已经超越于狭隘的版本学内容之外很远了，但仍然主要是基于古籍版本所做的研究。这就是我所说的把版本学作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所取得的成果。第二个事例，主要是目录学研究方面的问题。最近我研读西汉竹书《赵正书》，并据之撰写《生死秦始皇》一书，有很多内容，都涉及目录学知识，或者说都是依赖目录学知识展开论述的。其中一项重要的收获，是通过对《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小说家”的分析，清楚指出新发现的《赵正书》应当是一篇小说，因而其纪事的史料价值是远不能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的。这不仅廓清了《赵正书》的发现带给人们的迷惘和困惑，同时还连带着合理地解释了“偶语诗书者弃市”这句话的确切涵义，进而重新阐释了秦始对待儒家的真实状况，还揭示了中国古代早期“小说”的真实形态。这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跃出于狭义的目录学研究之外很多，但是所有这些论述的出发点，都是常规的目录学问题。这当然也是我所说的把目录学作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所取得的新收获。我自己通过这些研究所取得的经验，是研究古籍版本目录问题，犹如研究所有历史问题一样，要尽量放宽眼界，先要看得多，才能想得美，才能事半功倍，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么多年来，我在研究中尤其注意不要划地为牢，自我约束手脚。认真读书，读书得间，纵心所之，走到哪里是哪里。研究版本目录问题，由于这些内容几乎是所有研究都必须依赖的重要基础，就更不知道它会把你带到哪里。大胆放飞自我，由这里出发，前面会有无垠的天地。二、版本目录学知识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版本目录，是研治古代文史必备的入门知识。这一点，随口说说，大概谁都没有异议，可若是落实到研究实践中来，则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各有各的干法，特别是很多历史学者对掌握版本目录知识、关注版本目录问题的认识，在我看来，是很不妥当的。例如，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文史兼通，学术领域宽广，在古代历史和古典文学的很多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高水平的见解。在我十分有限的见闻范围内，黄永年先生的古代文史素养和研究水平，可以说并世无双。但由于先生的研究大多都是以版本目录学知识为基础，以文献考辨为主要分析手段，竟然被某些自以为是的历史学者，贬抑为“历史文献学家”，意即黄永年先生基于文献考辨的文史研究，很不够档次，算不上对古代历史“问题”的研究，当然也就不配“历史学家”这一桂冠，只能勉强算作是一个“历史文献学家”。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述一个很具体的例证。这就是大约二十年前，某一位很有名、也很有地位的历史学者，当然是我的学术前辈。当时，这位前辈很诚恳地对我说：“你的老师，近年出版的像《唐史史料学》和《古籍版本学》这样的书籍，才代表他的学术水平，而他关于唐史和北朝史的研究，就达不到这样的程度。”我当然听得出来，这位先生讲这些话的言外之意，他是说黄永年先生的唐史研究和北朝史研究，不管是方法，还是见识，都殊不足道。我从来无意站在师承门派的立场上来评判一个学者的素养、水平、成果和学术贡献，老师水平高并不意味着学生也有成就。抛开这些无聊的世俗观念不谈，我很在意的是，这位前辈的评价涉及我们对学术研究方法的认识，而像他这样的认识，我是不能认同的。如同我在一开始讲的，像历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的研究，究竟该怎样做好，往往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做法。在我看来，黄永年先生之所以那样重视历史文献的基础，重视版本目录问题，并不是他要把这样的问题视作自己研究的重点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核心内容或是专门的内容，而是他认为研治古代文史问题，必须由此入手，必须立足于此，不然是做不出来像样的研究的。黄永年先生不止一次和我谈到，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版本学家、目录学家，他就是一个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的历史学者。在他看来，若是不具备相应的版本目录学知识，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历史学者。这一点，从他撰著相关著述的情况，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黄永年先生写《唐史史料学》，写《古籍版本学》，写《古籍整理概论》，这些内容通贯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写作的过程，大致都是在一个月时间之内，可谓一挥而就。为什么写得这样快，又能写得这么好？是因为他日积月累，早已烂熟于胸。平时，就是靠这些知识做学问，搞研究；到带研究生，有教学需要时，就倾泻而出，用不着现花什么力气。更准确地说，可以说黄永年先生从来没拿版本目录学知识当一回事儿，他真正关心的，是研究和解决那些疑难的历史问题，版本目录，不过是他需要利用的基本手段而已。为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想从相反的方面来举述两个例证。一个是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出的和籴之法由西北边州地方制度而被引进为唐朝中央制度的观点；更清楚地讲，是陈寅恪先生把和籴以济京师这件事情，看作是隋唐制度河西地方化的一项重要例证。针对这一观点，黄永年先生曾撰写《元魏李唐和籴以济京师事考释》一文，对陈说做出很有力的批驳（此文收入先生文集《文史探微》）。在这篇文章写成和发表之后，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讲到：“没想到陈寅恪先生做学问竟会这么粗疏，连《册府元龟》都没有看。”这是因为稍一展读《册府元龟》，就可以看到许多唐代以前中原政权施行和籴以济京师的做法。这虽然大多都不是第一手的原始史料，但它很便利，也很可靠。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刻本《册府元龟》《册府元龟》是分类的政书（这也是黄永年先生提出的观点），主要是编录所谓“正经正史”的内容，因而查找这类史事，是极为便利的。可是，陈寅恪先生竟然查也没查，看都没看，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陈寅恪先生对相关目录学知识重视不够，要不然何以能够在提出如此重要的观点时竟不去稍加查核？版本目录学知识就是这么重要，稍一疏忽，它真的就能把你带到很深的沟里去。即使你研究历史的立意再高远，所谓“问题意识”再浓烈，版本目录这一关过不了，结果都很难说。就以陈寅恪先生这项研究为事例，即使《册府元龟》里没有上述那些内容，但你若是连这样最为便利的基本史籍都没有查核过，那么，就算结论对了，也只能说是蒙的。作为一项严谨的历史研究，这样的做法，是要不得的。另一个事例，是我在研究司马光构建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时谈到的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的问题。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这篇文章中，以为汉武帝与其太子刘据之间，存在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由此导致了巫蛊事变，并出现了他在晚年改变自己治国路线的政治大变革。田余庆先生得出这一观点的史料基础，是北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而这些记载是不见于《史记》、《汉书》这些可信的西汉基本史料的。研究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问题，应该怎样合理地选用史料，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目录学问题。我考上研究生，一入门跟随黄永年先生读书，他就非常明确地在课堂上讲过，研究秦汉问题，是绝对不能拿《通鉴》当史料用的。这是因为司马光写《通鉴》时，看不到什么我们今天见不到的有用的史籍。现在，田余庆先生竟然主要依赖《通鉴》，得出这么重要的看法，能靠得住么？尽管田余庆先生这篇文章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赞誉，风行中国历史学界很多年，但至少我认为是绝对靠不住的。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是很基本很基本的目录学知识问题。经我查核，司马光写《通鉴》这段内容时，依据的是南朝刘宋时期王俭撰著的神仙家故事《汉武故事》。稍习史料目录学知识的人都会明白，这当然是很不可靠的（详细的论证，别详拙作《制造汉武帝》）。做古代文史研究，有讲究的人，是很讲究“博通”二字的。只有博通，才能精深。只盯着一口井往下挖，是怎么挖也挖不到大海的。而研究的博通，首先就是版本目录学知识的博通，在这方面若是孤陋寡闻，其成果的总体质量和学术造诣的水平，我总是要怀疑的。业师黄永年先生一生的研究，都以版本目录学知识作为重要基础，道理正是如此。我想，上述这两个事例，已经能够很好地说明了版本目录学知识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反过来说，我们若是重视版本目录学知识，关注版本目录学研究，就应该能够让我们更有底气、更有条件，去研究和解决狭义的版本目录学以外的众多历史问题。这也是我想和大家讲的一项重要经验和体会。我就胡乱说这些，一如既往，卑之无甚高论，根本上不了正道，但愿不要被信为野狐禅而贻误众生。如前所述，我只是知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是怎样看待版本目录学研究、还有我是怎样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