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行业研究报告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记者张守营“随着我国PPP资产流动性需求激增，尽快培育PPP二级交易市场已经成为各方重要关切。”日前由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PPP行业发展报告（2020）》做出以上论述。报告专题组专家分析，之所以做出以上论述，基于以下四点：首先，打开PPP二级交易市场大门。2014年以来，我国PPP项目经历了“潮起潮落”的发展，后逐渐趋于稳定，越来越多的项目完成建设期逐步进入运营期，项目的流动性需求激增，这使得PPP二级市场开始萌芽。财金201910号文提及要加大PPP项目融资支持，引导保险资金、中国PPP基金加大项目股权投资力度，拓宽项目资本金来源，鼓励通过股权转让、资产交易、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项目存量资产，丰富社会资本方进入和退出渠道。从项目可行性到项目可融资性再到资产可交易性，是项目资产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流动过程。若要实现二级市场的发展，当务之急是打通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通道，实现互相联动。PPP项目是非标资产，若要进行二级市场的交易，需要监管层面的大力支持，更需要政府和社会投资人的支持。PPP二级市场的发展根基在一级市场，有了二级市场的活跃，更能助力一级市场的良好发展。PPP模式开启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化的大门，PPP一级市场已具备庞大的市场基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PPP项目竣工并逐步进入运营期，资产流动性需求激增，PPP二级市场应运而生。其次，探索基础设施股权投资新路径。PPP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如今已得到了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肯定，但有一个长期困扰PPP项目的问题，那就是项目投资的资金如何筹措与监管。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希望企业将资金留存在项目中，以降低项目运行过程中的各项风险；但对于PPP项目而言，只有在建设期才需要大量项目资金滚动投入，一旦进入运营期，实际需要的流动资金非常少，长期沉淀资金无疑影响企业投资的效率，变相降低投资利润。随着PPP二级市场及REITs等资产证券化通道打通，PPP项目的财务投资人将获得更多种、更灵活的退出渠道，这无疑将促进PPP项目的真股权投资。2020年是基建大年，也可能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股权投资元年。建立一个完整、健全、高效的基础设施股权投资市场，需要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再次，孕育基础设施资产管理机构。目前国内基础设施领域的参与方以建筑承包商为主，专业基础设施资产投资方和管理机构占比极低。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长线投资者仍然没有系统性地布局基础设施股权资产，在债务融资利率下行和资管新规的双重约束下，名股实债等传统投资方式需要找到一个新的配置方法。PPP模式的基础设施股权投资，为上述资产配置提供了足够灵活和具备保障条件的途径。基础设施资产作为优质资产必将得到越来越多长期股权出资人的认可和配置，无论是资产管理机构自身培育，还是建筑承包商下属投资机构的市场化运作，专业型基础设施资产机构的成长空间将进一步打开。随着国内基础设施领域二级市场的逐渐形成，预计基础设施项目股权投资人结构的多元化和资产交易会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形成国有、民营和外资背景的专业投资机构同台竞技的市场局面。最后，加快基建投资企业数字化转型。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时代来临，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5G等技术为产业带来了无限机遇，也为企业高速高质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积极拥抱变化，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摆在每个企业面前的课题。基建投资企业的投融资业务受政策周期影响较大，要顺应从BT到PPP、“F+EPC”与专项债等多种模式的不同要求，即使是同一模式，到具体项目上也是千差万别。加上涉及交通、能源、环保或片区开发等不同行业领域，和需要工程、金融、法律和财税等不同专业能力，不同类型的投资模式学习使用成本高。为了顺应政策和市场环境变化，基建投资和城投企业不得不紧跟政策，尽可能积极地响应投资项目需求的变化，发展新业务，提供新服务。随着PPP二级市场形成和Reits等证券化退出途径出现，基础设施资产的升值和流动有了更多的机会。数字化手段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助力基建投资企业抓住这样的机会，真正实现从项目管理，甚至是施工管理，到全生命周期资产管理的转变。

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记者 张守营“随着我国PPP资产流动性需求激增，尽快培育PPP二级交易市场已经成为各方重要关切。”日前由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PPP行业发展报告（2020）》做出以上论述。报告专题组专家分析，之所以做出以上论述，基于以下四点：首先，打开PPP二级交易市场大门。2014年以来，我国PPP项目经历了“潮起潮落”的发展，后逐渐趋于稳定，越来越多的项目完成建设期逐步进入运营期，项目的流动性需求激增，这使得PPP二级市场开始萌芽。财金〔2019〕10号文提及要加大PPP项目融资支持，引导保险资金、中国PPP基金加大项目股权投资力度，拓宽项目资本金来源，鼓励通过股权转让、资产交易、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项目存量资产，丰富社会资本方进入和退出渠道。从项目可行性到项目可融资性再到资产可交易性，是项目资产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流动过程。若要实现二级市场的发展，当务之急是打通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通道，实现互相联动。PPP项目是非标资产，若要进行二级市场的交易，需要监管层面的大力支持，更需要政府和社会投资人的支持。PPP二级市场的发展根基在一级市场，有了二级市场的活跃，更能助力一级市场的良好发展。PPP模式开启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化的大门，PPP一级市场已具备庞大的市场基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PPP项目竣工并逐步进入运营期，资产流动性需求激增，PPP二级市场应运而生。其次，探索基础设施股权投资新路径。PPP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如今已得到了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肯定，但有一个长期困扰PPP项目的问题，那就是项目投资的资金如何筹措与监管。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希望企业将资金留存在项目中，以降低项目运行过程中的各项风险；但对于PPP项目而言，只有在建设期才需要大量项目资金滚动投入，一旦进入运营期，实际需要的流动资金非常少，长期沉淀资金无疑影响企业投资的效率，变相降低投资利润。随着PPP二级市场及REITs等资产证券化通道打通，PPP项目的财务投资人将获得更多种、更灵活的退出渠道，这无疑将促进PPP项目的真股权投资。2020年是基建大年，也可能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股权投资元年。建立一个完整、健全、高效的基础设施股权投资市场，需要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再次，孕育基础设施资产管理机构。目前国内基础设施领域的参与方以建筑承包商为主，专业基础设施资产投资方和管理机构占比极低。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长线投资者仍然没有系统性地布局基础设施股权资产，在债务融资利率下行和资管新规的双重约束下，名股实债等传统投资方式需要找到一个新的配置方法。PPP模式的基础设施股权投资，为上述资产配置提供了足够灵活和具备保障条件的途径。基础设施资产作为优质资产必将得到越来越多长期股权出资人的认可和配置，无论是资产管理机构自身培育，还是建筑承包商下属投资机构的市场化运作，专业型基础设施资产机构的成长空间将进一步打开。随着国内基础设施领域二级市场的逐渐形成，预计基础设施项目股权投资人结构的多元化和资产交易会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形成国有、民营和外资背景的专业投资机构同台竞技的市场局面。最后，加快基建投资企业数字化转型。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时代来临，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5G等技术为产业带来了无限机遇，也为企业高速高质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积极拥抱变化，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摆在每个企业面前的课题。基建投资企业的投融资业务受政策周期影响较大，要顺应从BT到PPP、“F+EPC”与专项债等多种模式的不同要求，即使是同一模式，到具体项目上也是千差万别。加上涉及交通、能源、环保或片区开发等不同行业领域，和需要工程、金融、法律和财税等不同专业能力，不同类型的投资模式学习使用成本高。为了顺应政策和市场环境变化，基建投资和城投企业不得不紧跟政策，尽可能积极地响应投资项目需求的变化，发展新业务，提供新服务。随着PPP二级市场形成和Reits等证券化退出途径出现，基础设施资产的升值和流动有了更多的机会。数字化手段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助力基建投资企业抓住这样的机会，真正实现从项目管理，甚至是施工管理，到全生命周期资产管理的转变。

中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近年来发展较快。26日在北京发布的《中国PPP指数报告》表示，按照区域划分，华中和华东地区PPP发展情况较好，各省市区可分成三个方阵。当天由中国财政部、北京大学指导，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PPP50人”论坛首届年会在北京举办，年会上发布了上述报告。报告划分的三个方阵包括：第一方阵：北京、广东、河南、江苏、山东、浙江。第二方阵：安徽、福建、贵州、海南、河北、湖北、湖南、江西、陕西、上海、四川、新疆、云南。第三方阵：重庆、甘肃、广西、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宁夏、青海、山西、天津、西藏。报告建议，加快建立健全PPP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升法治水平强化政府公信力程度，促进中部和北部地区省份PPP发展。降低融资成本、规范社会资本退出方式是提高社会资本总体参与度的有效途径，重视风险识别分配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加强风险防控，推动PPP可持续规范发展。根据有关规定，中国建立了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及项目管理库。PPP项目按全生命周期分为识别、准备、采购、执行和移交5个阶段。其中，准备、采购、执行和移交4个阶段的项目纳入管理库。中国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管理库新增项目1152个、投资额1.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截至2018年三季度，管理库累计项目数8289个、投资额12.3万亿元。1到9月，全国新增落地项目1360个、投资额1.7万亿元。截至2018年三季度，管理库累计落地项目数4089个、投资额6.3万亿元。

为更好的了解全国PPP项目财承报告编制的规范性情况，财政部PPP中心对截至2018年1月末已纳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的7446个PPP项目进行了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规范性的评估分析，并发布一篇万字文章，得出六个结果、发现四个问题、提出四个建议。全文要点总结如下：一、规范性分析（一）全国财承报告规范率超70%截至2018 年1 月末，全国PPP 项目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中PPP 项目共7446 个。其中，有5400 个项目财承报告编写规范，占项目总数的72.5%；2046 个项目财承报告编写不规范（其中有1046 个项目财承报告无法获取或读取），占比27.5%。全国PPP 项目财承报告编写工作总体情况较乐观。（二）财承报告规范率逐步提升随着21 号文出台，各地逐步加强PPP 财承论证工作，财承论证日趋规范化。近三年来，财承报告规范率总体呈增长趋势。目前，财承报告规范率已由2015 年初的不足30%，提高至90%以上。（三）各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差异不大从全国各区域财承编写情况来看，华北、西南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较高，分别为78.9%、74.2%。东北、西北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相对较低，分别为58.4%、69.8%。具体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来看，除去上海、西藏、天津等PPP 项目数量较少的地区外，山西、云南、河北、湖南、福建财承报告规范率最高，分别为91.2%、84.1%、83.6%、83.2%、81.0%。（四）12 个行业财承报告规范率高于70%19 个行业中，有12 个行业财承报告规范率在70%以上，其中，林业、科技、旅游等行业规范率最高，分别为90.9%、82.4%、81.8%。（五）国家级示范项目财承规范程度较高截至2018 年1 月末，管理库中国家级示范项目共1093个，财承报告编写规范的项目共954 个，总体规范率达到87.3%。其中，第一、二批示范项目由于财承论证完成时间较早，规范程度相对较低，第三、四批示范项目财承报告规范率逐步提高到90%左右，高于非示范项目的70.0%。（六）入库咨询机构财承报告规范程度略高在7446 个项目中，提供财承报告编制机构名称的共5279个，涉及3088 个编制单位。其中，进入财政部PPP 咨询机构库的编制单位有318 个，财承报告规范程度为89.3%；其余2770 个单位财承报告规范程度为87.6%。二、存在的主要问题（一）财承报告缺失或不完整本次统计的7446 个PPP 项目中，共计1046 个项目未上传完整的财承报告，未上传完整的财承报告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用财承报告的政府批文文件代替财承报告；2、用合同节选、实施方案节选等文件代替财承报告；3、仅上传测算表或测算说明等部分截图；4、对财承报告关键数据进行遮挡；5、以照片形式上传，且图片清晰度较低导致无法正常阅读。（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未做测算或概念混淆21 号文规定，在进行财政支出能力评估时，未来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额可参照前五年相关数额的平均值及平均增长率计算，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本次统计中，部分项目在开展财承论证时对“一般公共预算预测”这一步骤，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1、未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预测，直接得到财承通过的结论；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测算过程中未提供或计算历史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3、计算是否超过10%红线时，未以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测数据作为分母，错将本级财政收入、本级财政总支出、年度预算等代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计算。（三）支出责任未按各本级和渠道理清根据21 号文规定，PPP 项目能通过财承论证的主要依据是当地全部PPP 项目每年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不超过10%。本次统计中，存在多个本级共同支付、多种支付渠道的PPP 项目，未按照各本级或各渠道的支出责任分开论证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对于涉及到上下多级财政部门按照约定比例分别进行政府付费或补贴的项目，未按不同财政本级分别评估每级政府目前全部PPP 项目的支出责任情况；2、跨区域项目未分开评估每个地区财政支出责任是否超限；3、打包项目未明确子项目对应的政府支出责任；4、通过政府性预算基金等渠道支出的项目，未说明每年通过各类渠道的支出金额。（四）财承论证步骤有缺失21 号文明确规定，财承论证是对本级全部已实施和拟实施PPP 项目的财政支出责任汇总测算。本次统计发现，7446 个项目中72.5%的财承报告能够汇总并计算本项目各年度财政支出占比，但能够综合考虑本级内其他PPP 项目财政支出责任的项目不足五成。同时，在财承论证中还存在以下步骤缺失问题：（1）在支出测算时，不考虑风险承担、配套投入；（2）仅有全生命周期内四项支出总数，无分年度数据；（3）未分年度汇总四项支出，无各年政府支出责任总额；（4）未说明项目起止年份，导致无法将各年支出责任与一般公共预算进行对比；（5）多个项目通过一份财承报告进行评估，没有对单个项目进行支出测算；（6）未按21 号文要求编制报告，不经详细测算和论述直接得出通过财承论证的结论。三、规范建议（一）加强数据录入规范化管理一方面，财政部PPP 中心对省级财政部门进行信息填报的培训指导，省级财政部门定期组织对所辖市县的PPP 信息录入对口联系人的培训，确保规范录入的操作方式贯彻执行到基层；另一方面，省、市财政部门在组织每个季度对所辖行政区域内PPP 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对财承数据录入的规范性审查，对财承数据填报准确、财承报告上传完整的地区，在PPP 奖励政策和项目上报优先级方面给予优先考量；对于数据填报错误、财承报告上传不完整的地区，视情节严重予以警告或禁止新入库项目等惩罚。（二）统筹管理预算支出预测一方面，建议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统筹管理本级PPP项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测工作，组织专业机构采用统一的方法和口径，对当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预测，作为当年项目进行财承论证编制的依据，并为调整以往PPP 项目财政支出责任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建议财政部门开展本级PPP 项目财承管理专题研究工作。在地方财政与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战略格局中,研究PPP 模式的推进和支出增长趋势，为财政支出责任评估提供科学依据。（三）加强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汇总评估一方面，提高地方财政部门对财承报告的科学审核能力，确保财承论证的质量。对于由多个财政主体承担支出责任的PPP 项目，建议相关财政主体明确各自政府支出责任，并纳入到各自的本级财政预算中。另一方面，建议各地财政部门建立和完善地方PPP 项目名录，为财承编制单位提供参考。同时，选取名录中各行业较为规范财承报告作为示范样本，为同类项目的财承论证提供案例借鉴，更高效地推进各行业PPP 项目财承评估规范化。（四）加强咨询机构管理一方面，以绩效导向、能进能出、动态调整、公开透明的原则，定期公布操作规范、考核良好的咨询机构白名单。各级财政及PPP 管理部门在开展财承论证工作和宣传培训时，应优先考量与白名单中咨询机构合作。另一方面，各地政府财政部门应加强对咨询服务质量的管理，通过咨询服务合同的条款明确对咨询服务的绩效考核要求。最后，建议咨询机构建立并形成行业自律机制，加强人员培训，共同维护咨询服务市场秩序，促进PPP 咨询服务对各级地方政府的高质量供应。全文：PPP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规范性分析财政部PPP中心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摘要截至2018年1月末，全国PPP项目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中PPP项目共7446个。对这些财承报告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果：（1）5400个项目财承报告编写规范，占项目总数的72.5%；2046个项目财承报告编写不规范（其中有1046个项目财承报告无法获取或读取），占比27.5%。全国PPP项目财承报告编写工作总体情况较乐观。（2）近三年来，财承报告规范率总体趋好。目前，财承报告规范率已由2015年初的不足30%，提高至90%以上。（3）各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差异不大。华北、西南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较高，分别为78.9%、74.2%。东北、西北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相对较低，分别为58.4%、69.8%。（4）19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财承报告规范率在70%以上，其中，林业、科技、旅游等行业规范率最高，分别为90.9%、82.4%、81.8%。（5）国家级示范项目在财承论证工作中发挥了较好的示范带头作用，财承报告规范率为87.3%，高于非示范项目的70.0%。（6）财承报告编制单位共3088个。其中，进入财政部PPP咨询机构库的编制单位有318个，财承报告规范率为89.3%；其余2770个单位财承报告规范率为87.6%。入库机构财承报告规范率略高于非入库机构。财承报告编制工作主要存在的问题：一是财承报告缺失或不完整；二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未做测算或概念混淆；三是支出责任未按各本级和渠道理清；四是财承论证步骤有缺失。下一步工作的建议：一是加强PPP数据录入规范化管理，分级逐层确保PPP数据全面准确；二是统筹管理预算支出预测工作，确保地方财政支出能力评估科学合理；三是加强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汇总评估，确保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清晰明确；四是加强咨询机构管理，鼓励地方咨询机构形成行业自律机制。正文一、财承论证的目的和意义为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实施，保障政府切实履行合同义务，有效防范和控制财政风险，2015年4月，财政部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财金[2015]21号），指导各地开展PPP项目财承论证工作。开展财承论证能够科学评估项目实施对当前及未来年度财政支出的影响，防范和控制财政风险；能够促进地方政府更加高效的利用财政资金，统筹考虑未来财政负担，优先发展最为迫切的高质量项目；能够有效防止某一行业和领域PPP项目过于集中，从而避免产能过剩等问题；也能够打消社会资本方的顾虑，为双方履行合同义务提供重要保障，有利于实现PPP及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财承报告规范性分类本次财承报告规范性分析，仅对财承报告编写形式是否规范进行分析，不讨论财政支出实际测算过程的规范性。根据财金[2015]21号文（以下简称“21号文”）规定，财承报告编写应包含以下18项关键点：表 1财承报告编写关键点根据21号文中明确的财承报告18项关键点，目前管理库中的财承报告的规范性情况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财承论证步骤完全符合21号文要求，财承报告包含了以上18个关键点；二是财承论证步骤存在部分缺失，但可以通过汇总统计得到本项目分年度股权投资、运营补贴、风险承担、配套投入数额；分年度财政支出总额；分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预测值；分年度财政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以上两种情况在本次分析中定义为“规范”类型。对于没有满足21号文规定应包含的基本内容，无法完整汇总出以上数值的财承报告，以及管理库中无法获取或读取财承报告的项目，在本次分析中定义为“不规范”类型。财承报告规范的项目数量占项目总数的比例称作“规范率”。三、财承论证规范性分析（一）全国财承报告规范率超70%截至2018年1月末，全国PPP项目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中PPP项目共7446个。其中，有5400个项目财承报告编写规范，占项目总数的72.5%；2046个项目财承报告编写不规范（其中有1046个项目财承报告无法获取或读取），占比27.5%。全国PPP项目财承报告编写工作总体情况较乐观。（图1）图 1全国PPP项目财承报告规范情况（二）财承报告规范率逐步提升随着21号文出台，各地逐步加强PPP财承论证工作，财承论证日趋规范化。近三年来，财承报告规范率总体呈增长趋势。目前，财承报告规范率已由2015年初的不足30%，提高至90%以上。（图2）图2 2015-2018年各季度财承报告规范率情况（三）各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差异不大从全国各区域财承编写情况来看，华北、西南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较高，分别为78.9%、74.2%。东北、西北地区财承报告规范率相对较低，分别为58.4%、69.8%。（图3）图3各区域财承报告规范率情况具体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来看，除去上海、西藏、天津等PPP项目数量较少的地区外[1]，山西、云南、河北、湖南、福建财承报告规范率最高，分别为91.2%、84.1%、83.6%、83.2%、81.0%。（图4）图4各地财承报告规范率情况（四）12个行业财承报告规范率高于70%19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财承报告规范率在70%以上，其中，林业、科技、旅游等行业规范率最高，分别为90.9%、82.4%、81.8%。（图5）图5各行业财承报告规范率情况（五）国家级示范项目财承报告规范程度较高截至2018年1月末，管理库中国家级示范项目共1093个，财承报告编写规范的项目共954个，总体规范率达到87.3%。其中，第一、二批示范项目由于财承论证完成时间较早，规范程度相对较低，第三、四批示范项目财承报告规范率逐步提高到90%左右，高于非示范项目[2]的70.0%。国家级示范项目在财承论证工作中发挥了较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图6）图6国家级示范项目财承报告规范率情况（六）入库咨询机构财承报告规范程度略高在7446个项目中，提供财承报告编制机构名称的共5279个，涉及3088个编制单位。其中，进入财政部PPP咨询机构库的编制单位有318个，财承报告规范程度[3]为89.3%；其余2770个单位财承报告规范程度为87.6%。入库机构财承报告规范程度略高于非入库机构。3088个编制单位中，规范程度在80%以上的有2601个，规范率不足60%的有408个。咨询机构的技术能力和规范性操作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对本级财政支出能力的判断准确度（图7）。图7 3109家财承报告编写单位规范程度分布图选取3088个机构中编制数量最多、项目覆盖地区较广的100个单位进一步分析发现，同一机构在不同地区的规范程度平均有8.2%的差异。由此可见，同一机构在不同地区开展财承论证时，报告质量也存在一定差别，咨询机构有待完善内部技术管控体系、统一技术标准。四、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显示，目前PPP项目财承报告总体上规范率和规范程度较高，主要体现财承论证流程和报告要素的完整性，但财承工作不论是形式还是实质上仍存在问题，特别是论证测算不科学、不准确等问题，影响论证质量。（一）财承报告缺失或不完整本次统计的7446个PPP项目中，共计1046个项目未上传完整的财承报告，使得财承信息无法全面统计，对综合信息平台的管理工作造成了影响。未上传完整的财承报告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用财承报告的政府批文文件代替财承报告；（2）用合同节选、实施方案节选等文件代替财承报告；（3）仅上传测算表或测算说明等部分截图；（4）对财承报告关键数据进行遮挡；（5）以照片形式上传，且图片清晰度较低导致无法正常阅读。财承报告是各级政府在进行PPP项目支出前的主要依据。以上问题也反映了部分地区未严格落实《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信息公开管理暂行办法》（财金[2017]1号）要求，在上报和审核项目信息时对报告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重视不足。（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未做测算或概念混淆21号文规定，在进行财政支出能力评估时，未来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额可参照前五年相关数额的平均值及平均增长率计算，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本次统计中，部分项目在开展财承论证时对“一般公共预算预测”这一步骤，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1）未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预测，直接得到财承通过的结论；（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测算过程中未提供或计算历史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3）计算是否超过10%红线时，未以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测数据作为分母，错将本级财政收入、本级财政总支出、年度预算等代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计算。以上做法违背了21号文的要求，导致无法准确衡量PPP项目财政支出的占比情况，弱化了财承论证协助监管PPP项目的作用。（三）支出责任未按各本级和渠道理清根据21号文规定，PPP项目能通过财承论证的主要依据是当地全部PPP项目每年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不超过10%。本次统计中，存在多个本级共同支付、多种支付渠道的PPP项目，未按照各本级或各渠道的支出责任分开论证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对于涉及到上下多级财政部门按照约定比例分别进行政府付费或补贴的项目，未按不同财政本级分别评估每级政府目前全部PPP项目的支出责任情况；（2）跨区域项目未分开评估每个地区财政支出责任是否超限；（3）打包项目未明确子项目对应的政府支出责任；（4）通过政府性预算基金等渠道支出的项目，未说明每年通过各类渠道的支出金额。以上做法反映了部分地区对财承论证的意义和目的理解不深，导致在财承论证中存在责任不明、分级不清等诸多问题。（四）财承论证步骤有缺失财承论证步骤的严谨程度，影响当地未来财政支出风险防控能力。21号文明确规定，财承论证是对本级全部已实施和拟实施PPP项目的财政支出责任汇总测算。本次统计发现，7446个项目中72.5%的财承报告能够汇总并计算本项目各年度财政支出占比，但能够综合考虑本级内其他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的项目不足五成。同时，在财承论证中还存在以下步骤缺失问题：（1）在支出测算时，不考虑风险承担、配套投入；（2）仅有全生命周期内四项支出总数，无分年度数据；（3）未分年度汇总四项支出，无各年政府支出责任总额；（4）未说明项目起止年份，导致无法将各年支出责任与一般公共预算进行对比；（5）多个项目通过一份财承报告进行评估，没有对单个项目进行支出测算；（6）未按21号文要求编制报告，不经详细测算和论述直接得出通过财承论证的结论。以上问题反映出提供财承论证服务的咨询服务的机构和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对于政策理解不透、把握不牢。部分机构从业人员为了迎合政府和投资人推动项目尽快落地的需求，而忽略财承论证质量，有悖于通过财承论证有效化解和防范PPP项目风险的初衷。五、财承论证规范建议为适应规范发展PPP的要求，针对当前PPP项目财承工作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应切实把21号文各项规定落实到位，避免财承论证流于形式，另一方面通过财承规范化操作，促进财承论证指引进一步优化，不断提升论证科学性和质量。（一）加强数据录入规范化管理完整准确的PPP数据信息是财承论证规范化开展的基础，是PPP综合信息平台运行管理的首要环节。财金[2017]1号文强调各级财政部门要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录入应公开PPP项目信息。按照财金[2017]1号文要求，建议加强对地方财承报告上传录入的规范操作培训，进一步优化升级综合信息平台系统的信息收集和上传管理功能。同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需加强PPP项目信息录入审查工作，形成自上而下、层层把关的规范化指导机制。一方面，财政部PPP中心对省级财政部门进行信息填报的培训指导，省级财政部门定期组织对所辖市县的PPP信息录入对口联系人的培训，确保规范录入的操作方式贯彻执行到基层；另一方面，省、市财政部门在组织每个季度对所辖行政区域内PPP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对财承数据录入的规范性审查，对财承数据填报准确、财承报告上传完整的地区，在PPP奖励政策和项目上报优先级方面给予优先考量；对于数据填报错误、财承报告上传不完整的地区，视情节严重予以警告或禁止新入库项目等惩罚。（二）统筹管理预算支出预测财政支出能力评估是在测算PPP 项目的预算支出责任的基础上，评估PPP 项目实施对当前及今后年度财政支出的影响。其中，对于PPP项目所在本级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预测工作，是影响支出能力测算准确性的关键指标。针对部分PPP项目在进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测时易出现的步骤缺失等问题，一方面，建议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统筹管理本级PPP项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测工作，组织专业机构采用统一的方法和口径，对当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预测，作为当年项目进行财承论证编制的依据，并为调整以往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建议财政部门开展本级PPP项目财承管理专题研究工作。在地方财政与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战略格局中,研究PPP模式的推进和支出增长趋势，为财政支出责任评估提供科学依据。（三）加强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汇总评估财承论证是为了科学的评估PPP项目对当前及以后年度财政支出的影响。根据21号文规定，PPP项目的财承评估，是在财政部门识别和测算单个项目的财政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对年度全部已实施和拟实施的PPP 项目的汇总评估。因此，最新一个PPP项目的财承报告必须反映本级之前所有PPP项目的政府支出责任。对于目前财承论证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只考虑单一项目支出责任的问题，一方面，建议各级地方财政部门加强财承论证的专题学习，从政策解读、测算方法等多方面进行应用指导，提高地方财政部门对财承报告的科学审核能力，确保财承论证的质量。对于由多个财政主体承担支出责任的PPP项目，建议相关财政主体明确各自政府支出责任，并纳入到各自的本级财政预算中。另一方面，建议各地财政部门建立和完善地方PPP项目名录，为财承编制单位提供参考。同时，选取名录中各行业较为规范财承报告作为示范样本，为同类项目的财承论证提供案例借鉴，更高效地推进各行业PPP项目财承评估规范化。（四）加强咨询机构管理根据21号文规定，财政部门可通过政府采购方式聘请专业中介机构协助进行财承论证工作。鉴于目前财承报告中存在一些常识性的编制错误，建议加强对咨询机构的管理。一方面，深入贯彻《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咨询机构库管理暂行办法》中的关于PPP机构库的绩效导向、能进能出、动态调整、公开透明的原则，定期公布操作规范、考核良好的咨询机构白名单。各级财政及PPP管理部门在开展财承论证工作和宣传培训时，应优先考量与白名单中咨询机构合作，推动PPP咨询服务市场规范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各地政府财政部门应加强对咨询服务质量的管理，通过咨询服务合同的条款明确对咨询服务的绩效考核要求。最后，建议咨询机构建立并形成行业自律机制，加强人员培训，共同维护咨询服务市场秩序，促进PPP咨询服务对各级地方政府的高质量供应。附件.财承论证规范案例依据21号文的18项关键步骤，规范的财承报告编写主要包含四项内容，分别为：①项目概况，描述项目基本信息；②责任识别，明确PPP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的政府财政支出责任；③支出测算，分别对各项财政支出责任进行测算；④能力评估，包括财承评估及行业和领域均衡性评估。具体如下：（一）项目概况项目概况主要参照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实施方案等，对项目的基本信息进行描述。通常包括项目性质（新建项目/存量转让项目）、实施机构（政府方、社会资本合作方基本情况和项目公司名称）、选址、建设内容、规模、投资估算、资金筹措、项目运作方式、回报机制、合作期限、建设期限等内容。（二）责任识别PPP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的财政支出责任，主要包括股权投资、运营补贴、风险承担、配套投入四部分。本节内容需要对项目是否承担各项支出责任进行判断。其次对具体支出责任组成进行说明，如不需承担某项支出责任，则说明原因。1、股权投资明确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的出资比例及出资额，并说明所组建项目公司的股权出资结构。2、运营补贴对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等不同的收入方式进行明确区分。并根据不同付费模式明确政府在合作期内的运营补贴支出责任。3、风险承担PPP项目大多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并且可能出现临时接管、合同终止补偿等情况，政府应与社会资本共同承担一定的风险，并对风险来源进行全面合理识别。4、配套投入充分考虑土地使用价值及相关支撑政策等方面带来的财政支出责任，对配套支出责任进行全面合理识别。（三）支出测算支出测算是根据各类支出责任的特点、情景和发生概率等因素，对项目全生命周期内财政支出责任分别进行测算。本节根据责任识别情况分别对股权投资、运营补贴、风险承担、配套投入四部分支出进行合理测算，以表格形式分年度列明政府各项支出及支出责任总额，并注重区分建设期和运营期支出。1、股权投资股权投资支出=项目资本金*政府占项目公司股权比例2、运营补贴运营补贴支出根据项目建设成本、运营成本及利润水平合理确定，并按照不同付费模式分别测算。政府付费模式项目：在测算过程中：①测算支出责任时使用应使用财金[2015]21号文规定的计算公式，未使用的应当说明取舍原因。②折现率、合理利润率等重要参数应参考财金[2015]21号文规定，并根据实际情况加强与地方政府沟通及咨询PPP财务专家意见，确保参数测算结果符合实际，并对参数来源加以说明。③对于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应当测算使用者付费金额，每年财政支出责任总额应为非负值。④充分考虑合理利润率变化对运营补贴支出的影响。⑤PPP项目实施方案中的定价和调价机制通常与消费物价指数、劳动力市场指数等因素挂钩，会影响运营补贴支出责任。在可行性缺口补助模式下，运营补贴支出责任受到使用者付费数额的影响，而使用者付费的多少因定价和调价机制而变化。在计算运营补贴支出数额时，应当充分考虑定价和调价机制的影响。3、风险支出参考21号文可采用比例法、情景分析法、概率法，计算各种风险发生带来的风险承担支出。4、配套支出配套投入支出数额=政府拟提供的其他投入总成本社会资本方支付的费用在完成四项支出测算后，汇总计算每年政府支出责任，如表2所示：（四）能力评估财承评估包括财政支出能力评估以及行业和领域平衡性评估。包括以下步骤：1、对项目财政支出本级在项目实施期间的财政预算支出预测注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预测方式和取值，明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金额。参考21号文规定可采用下列测算方式：①计算前五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一般可根据应发生支出的财政本级近五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额，测算历年平均增长率。如表3所示：②预测未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根据历年平均增长率及当地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得出未来项目实施期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③按年度列明未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额，按照预测增长率对未来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测算，并分年度列明。如表4所示：测算中参考当地以往PPP项目财承预测数值，并加强咨询机构和财政部门沟通，尽量保证同一地区同一年度的各项目对未来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额的预测保持协调一致。2、PPP项目财政支出能力评估根据地方PPP项目名录，汇总该财政支出本级的全部已实施和拟实施的PPP项目支出，分年度列明各项目的政府支出责任，并以该财政支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做为分母分年度计算政府支出责任占比。对于未建立地方PPP项目名录的地区，财承报告编写单位应与地方财政部门充分沟通，将当地已实施和拟实施的项目对应的财政支出责任进行汇总分析。此外，如果本项目部分支出通过基金等非一般公共预算渠道进行支出，需要按不同渠道列明每年支出金额，并将每年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进行的支出与预算预测值相比较，如表5所示：21号文要求每一年度全部PPP项目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应当不超过10%。根据这一标准，可对所评估项目是否通过论证进行初步判断。3、行业和领域平衡性评估应对本地区已实施和拟实施的PPP项目所处的行业和领域进行总结分析，明确本项目的实施是否会导致某个行业的PPP项目过于集中的问题。4、论证结果结合PPP项目财政支出能力评估及行业和领域平衡性评估说明本项目的论证结果。在项目全生命周期中，每一年度相应财政本级内全部已实施和拟实施的PPP项目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都不超过10%，且该项目的实施可以实现行业和领域平衡，则该项目通过财承论证。（五）报告撰写注意事项①各分项支出责任的加总应等于财政支出的总额，各项数据应当保持前后一致。②PPP项目财政支出能力评估中，分母只可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这一指标，且同一行政区不同项目对公共预算支出预测差别较大时，出于谨慎性原则，建议同财政部门沟通后采用较小值。③应当明确项目对应的财政支出本级。涉及到不同的财政支出本级的跨区域项目，应分地区按以上步骤分别进行财承论证。其中，需要计算各本级涉及的支出责任，并加总对应地区所有PPP项目支出责任，再和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比较。④对于行业相同或相近采用打包方式进行采购的PPP项目，应将政府支出责任分解落实到每个子项目，⑤得出项目财政承受能力符合政策要求的结论时必须有具体数据支撑。⑥使用基金等渠道承担部分支出的项目，建议根据谨慎性原则，以明确落实可使用的基金等渠道类别、预算规模的文件作为依据。（来源：财政部PPP中心）（说明：微信平台文章的观点仅代表作者，对于无法核实真实作者或者作者出处有误的，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保护知识产权是对作者的基本尊重。）

来源：用益研究作者： 喻智 主要观点：1、2020年一季度信托业经受了新冠疫情的考验，集合信托市场的表现仅在2月出现了较为显著的下滑，而3月份信托公司奋力弥补。2、2020年一季度监管延续严基调。2020年开年以来，政策出台频率高、要求严，在监管处罚方面更是有1400万元的巨额罚单出现。3、房地产信托一季度募集成立受疫情影响大，二季度预期改善但力度有限。随着疫情影响的减弱，房地产类信托业务的开展也将再次启动，但上行的动力有限。4、基础产业预期将成为信托公司的重点展业领域。逆周期政策力度大，加上监管层对城投平台的监管或继续有所放松，基础产业领域的展业空间比较大。5、金融类信托一季度募集小幅下滑，但规模占比继续上升。二季度金融产品依旧是集合信托市场中重要的品种，规模上行的可能较大：一是消费金融类产品预期会回暖；二是投向证券市场的集合产品预期会上行。一、信托业季度信息回顾1、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及信托市场总体情况2020年一季度，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大增。国内疫情控制的情况显著好于海外，复产复工进度在线，预计经济将保持一定韧性，失速下滑的概率较小，但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目前来看，无论是防控隔离的力度，还是狠抓复工复产的力度，都比较超预期，预计逆周期政策的力度也不会低于预期，二季度经济在环比角度或明显反弹。金融市场方面，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市场动荡。2020年一季度，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历史性的剧烈震荡，包括美股的连续熔断、石油价格的暴跌、避险资产的失效等等。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市场预期频频被颠覆、宏观政策超预期出手、市场恐慌情绪加剧。疫情过后，全球的降息潮预期将长期延续，进入一个低利率、负利率的时代。国内的疫情的控制情况虽然好于国外，但央行的降息降准动作不断，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难以避免。资管市场面临着风险暴露和竞争加剧的长期局面。受到疫情影响，后续资管行业将面临底层资产局部风险暴露的压力。资管机构竞争对手除了境内外同业竞争外，资管机构之间的竞争压力攀升，投研能力成为主导资管机构生死的重要砝码。随着外资机构的引进及资管新规的推进，总规模达到51.97万亿元的资管市场将迎来新的财竞争格局：头部券商资管转型见效。头部券商机构继续保持强劲的盈利能力，而中小券商的资管业务明显分化。中国居民的资产配置方向将由过去的房地产为主向稳健类的金融资产转化，而这正是券商资管所面临的重大机遇。银行理财转型遇阻，银行理财子公司加速入场。理财业务整改时间进度过半，银行理财业务进入整改转型深水区，产品净值化短期内难以完全实现，非标资产有序处置但与监管要求尚有较大差距。银行理财子公司设立持续推进、产品发行数量稳中趋降，投研能力和配置能力成熟尚需时间。政策空间打开，保险资管竞逐第三方业务。随着保险资管新规的落地，保险资管公司在第三方业务领域将逐步渗透。在类投行业务领域，保险资管公司仍算是新兵，尤其是第三方业务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行业集中度较高、交易流通机制待完善、项目深挖能力和主动营销能力相对不足等问题。信托业受新冠疫情的冲击严重，但影响逐渐减弱。2020年一季度，受到延期复工以及无法现场工作等因素影响严重，信托业的业务全面受到影响。随着疫情的稳定，社会生产经营活动逐步恢复，信托公司业务趋向正常。但当前优质资产的稀缺以及违约风险的上行使得投资者避险情绪加重，信托展业依旧面临比较大的压力。2、信托业监管信息（1）严基调不改 融资类信托或压降监管基调依然是强化监管，压实信托资产质量，降低行业风险，引导信托业务回归本源。2019年信托通道业务乱象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融资类信托业务出现快速增长，潜藏风险让人忧虑。监管层要求压缩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信托融资业务，并制定融资类信托压缩计划，信托业后续将逐步实现融资类业务向投资类业务的转型，并发力服务信托、财富管理业务以及慈善信托。（2）监管罚单监管对信托行业的监管处罚没有放松。银保监会公示的罚单中，2020年一季度已有中航信托、中铁信托、山东信托、安信信托等4家公司及相关负责人被罚，累计罚款金额达1538万元。除了处罚力度不断增加，事由也变得更加细节，例如：开展房地产信托业务不审慎、违规发放房地产自营贷款、信托项目资金来源不合规、违规接受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违规开展非标资金池业务、违规开展银信合作业务、信息披露不及时等业务成为违规的“重灾区”。二、一季度集合信托产品市场统计分析1、产品发行规模下滑 头部信托优势明显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的冲击，集合信托产品发行及成立规模有所下滑。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3日，2020年共有63家信托公司参与发行集合信托产品6735款，环比减少15.96％，发行规模6420.06亿元，环比减少17.13％；共计62家信托公司募集成立集合信托产品6325款，环比减少6.59％，募集资金5535.57亿元，环比下滑6.34％。疫情的影响对集合信托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预期二季度集合信托市场可能会出回暖的情况。2月受疫情影响最大，3月开始减弱。从月度数据来看，2020年1、2、3月集合信托产品的发行规模分别为2083.50亿元、1764.47亿元和2572.08亿元；成立规模分别为2102.31亿元、1305.70亿元和2103.57亿元。集合信托产品的发行募集在2月受疫情影响大幅下挫之后，3月实现了快速反弹。头部信托优势明显。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一季度集合信托成立规模前三的信托公司分别是光大信托、五矿信托和建信信托；发行规模前三的信托公司分别是光大信托、五矿信托和外贸信托。2、集合信托产品的期限与收益统计分析2020年一季度集合信托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继续下行，但下滑趋势有所减缓。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3日，2020年一季度集合信托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7.86％，环比减少0.05个百分点。自2019年以来，集合信托产品的收益下滑还在持续，目前产品收益已下滑至“8”以下，但收益下滑的趋势较上一季度有所缓解。从图4来看，2020年一季度平均预期收益率7％及以下（包括未披露及浮动收益型产品）的集合信托产品的数量占比上升至第一位，而收益在8％-9％之间的集合信托产品数量占比居第二位。2020年一季度，收益在9％以上的集合产品的数量占比为5.17％，环比减少1.14个百分点；收益在8％-9％之间的集合产品的数量占比为39.38％，环比减少1.62个百分点；收益在7％-8％之间的集合产品的数量占比为12.31％，环比增加0.02个百分点；7％及以下（包括未披露及浮动收益型产品）的集合产品的数量占比为43.14％，环比增加2.74个百分点。2020年一季度，集合信托产品仍以中短期产品为主，但3年期以上产品数量增长较快。从图5可知，2020年一季度，1-1.5年和2-2.5年期的集合信托产品数量最多，数量占比分别达到29.06％ 和31.90％，环比分别减少1.02和3.01个百分比。与上季度相比，3年期以下产品的数量占比增长明显，环比增加5.21个百分点。3、不同投资领域的集合信托产品的统计分析2020年一季度，房地产类信托下滑明显，工商企业类产品逆势增长。据统计，投向房地产领域的集合信托资金1365.20亿元，环比下滑20.86％，下滑最为明显；投向金融领域的集合信托资金1675.49亿元，环比减少5.19％；投向工商企业领域的集合信托资金为859.19亿元，环比增长15.08％；投向基础产业领域的集合信托资金1462.66％，环比增加1.38％。房地产类占比继续下滑，金融类产品占比保持首位。从规模占比变化来看，2020年一季度房地产类信托规模占比24.66％，环比减少4.52个百分点；基础产业类信托规模占比26.42％，环比增加2.01个百分点；金融类信托规模占比30.24％，环比增加0.37个百分点；工商企业类信托规模占比15.52％，环比增加2.89个百分点。（1）房地产信托持续下滑 监管或是主因房地产信托在疫情冲击和监管趋严的双重压力下，募集规模持续下滑。据统计，2020年一季度，房地产类信托募集资金1365.20亿元，环比下滑20.86％。房地产类信托的募集规模自2019年下半年以来，连续多个季度下行，从目前掌握的数据和信息来看，较为可信的原因有二：一是监管趋严。2019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信托经历了多轮窗口指导和调控，目前房地产类信托额度依旧是监管的“杀手锏”。二是2020年一季度新冠疫情冲击使得楼市停摆，房地产开发也全面停下来，除了信托公司无法开展相关业务外，房企的融资需求萎缩，以及相关业务的风险上升也是影响房地产信托的重要原因。一季度房地产类信托产品的收益率短期上行，新冠疫情是目前来看对房企影响最为关键的因素。截至4月3日，2020年一季度的房地产类信托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为8.24％，环比增加0.15个百分点。疫情使得房地产企业的销售情况不容乐观，而多地出台的相关支持政策仅限于托底，而并非刺激，且出现了多次“朝令夕改”的情况。一季度房地产企业的短期资金压力剧增，且市场违约风险也有所增加，同期的房地产类信托的收益也出现了上行的趋势。随着复工的进展，二季度房地产类业务可能好转，但改善可能有限。疫情目前在国内已经得到控制，房地产行业复产复工的情况逐步好转，且房企的融资需求开始释放，二季度房地产类信托业务可能会好转，但仍受制于监管，不大可能会出现暴增的情况。从长期来看，房地产类信托的增长关键在于转型，房地产市场具有稳定且庞大的资金需求，但以开发贷为主的房地产业务模式需要转变。据统计，四季度已披露投向区域的1279款房地产信托产品中，广东省以217款产品居首位。房地产信托数量超过100款的地区有三个：广东、浙江和江苏。（2）基础产业信托稳步上行 产品收益持续走低基础产业类业务成为信托公司在2020年的重要发力点。一季度基础产业信托募集资金1462.66亿元，环比增加1.38％，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7.18％。从上图可知，基础产业类信托成立规模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持续稳定地实现增长。基础产业类信托多隐含政府信用，风险相对可控，受到信托公司的青睐，但受政策的影响较大。2018下半年以来的增长多来自于中央关于基建“补短板”的政策红利。当前宏观经济增长下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刺激经济和逆周期调整的重要手段，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资金需求巨大，为信托业提供较大的展业空间。基础产业类信托的平均收益率持续下行，目前仍保持在“8”以上。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3日，2020年一季度的基础产业类信托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为8.18％，环比减少0.14个百分点。基础产业类信托产品的收益率自2019年以来持续下行，但收益目前还保持在8％以上。但从近期盐城市要求清退8％以上融资的消息来看，为化解地方债务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部分省市的地方政府是有意压降城投平台的融资成本的。基础产业类信托产品的收益预期将进一步下滑，理由有：一是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冲击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降息潮。国内货币政策宽松的预期已经较为明确，降低融资成本让利于实体经济是大趋势。二是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环境改善。专项债、银行资金以及多种形式（如PPP等）多类资金涌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信托资金在期限和融资成本上竞争优势不大，议价能力被削弱。披露投向区域的1589款产品中，江苏省以738款保持首位。排名前三的地区均为经济相对发达、财政收入较为充裕的省份，而中西部省份中，内蒙古、云南等地的业务拓展相对谨慎。（3）金融类信托：募集规模小幅下滑 规模占比稳步上升金融类信托规模占比跃居首位。据统计，截至4月3日，2020年一季度金融类信托募集资金1675.49亿元，环比减少5.19％，但其规模占比小幅增加。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金融类产品的募集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小。金融类产品中，受疫情影响的相对较大的是消费金融类的产品，疫情影响下消费金融公司业务收缩且客户还款能力有一定程度下滑，相关业务存在一定风险；国内A股市场表现出较好韧性加上债市火爆，投向股债市场的集合信托产品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4）工商企业信托：得益于政策 但展业仍隐含风险2020年一季度，工商企业信托募集资金859.19亿元，环比增加15.02％。工商企业领域是少有的信集合托资金募集规模逆势增长的领域，其增长的主要的动力或来自于政策的支撑。一季度的新冠疫情肆虐，导致实体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多数中小企业生存状况艰难。《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大量纾困资金投放，信托公司也不落后，推出多个专项计划，助力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考虑到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工商企业类信托违约风险依旧相对较高，信托公司在展业上比较谨慎。一方面是中小企业在自身的信用、资产以及市场竞争力上均不具备优势；另一方面集合信托产品中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产品对于中小企业也不友好。另外，工商企业类信托的平均预期收益率是各投向领域中最高的，融资成本问题也是阻碍工商企业类信托发展的因素之一。三、集合信托市场展望1、2020年监管延续严基调。2020年开年以来，政策出台频率高、要求严，在监管处罚方面更是有1400万元的巨额罚单出现。总体来看，监管层对信托业的监管将延续2019年的严基调。2、疫情影响逐渐减弱，二季度集合信托市场预期持续好转。从一季度3个月的发行和成立数据来看，疫情的影响已经在削弱。信托公司或正努力在以后三个季度中加速进行业务开展，以弥补疫情造成的损失。3、房地产信托预期改善但有限。随着疫情影响的减弱，房地产类信托业务的开展也将再次启动。但一来受限于监管设定的额度红线，二来房地产市场受疫情的影响还远未停止，市场风险还是有所上升，房地产类信托增长的动力有限。4、基础产业预期将成为信托公司的重点展业领域。随着疫情的结束，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国家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力度预期会加大，“新基建”的投资前景广阔，加上监管层对城投平台的监管或继续有所放松。基础产业类信托是信托公司目前较为重要的展业领域。5、金融类信托同样是信托公司重要的业务。一是消费金融类产品预期会回暖。刺激消费同样是国家逆周期调节政策中的重要一环，随着疫情的退却消费金融类产品预期会出现回暖；二是投向证券市场的集合产品同样预期会上升，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债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坚韧的表现，目前可能正是布局的好时机。6、工商企业类信托短期内虽有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增长或难以持续。虽然有信托业务模式的问题，但工商企业信托目前主要的问题可能还是在资产端，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企业经营状况不佳，企业获取信托渠道的融资难度较大。

新华网北京12月26日电 在26日举行的由财政部、北京大学指导，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PPP50人”论坛首届年会上，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PPP指数》《北京大学·中国PPP市场蓝皮书》《PPP示范项目案例选编——幸福产业》《PPP支持脱贫减贫的探索》等研究成果正式发布。下为相关成果简介：《北京大学·中国PPP指数报告》简介《北京大学·中国PPP指数报告》（以下简称北大PPP指数报告）全面展现了地方政府保障水平、社会参与情况以及PPP市场整体运行状态、发展环境和发展机会，提出了促进各地方政府提供更好的保障、引导社会资金进入、推动PPP可持续规范发展的相关建议。课题组本着系统性、客观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的基本原则，经过反复论证以及对数据多方位对比监测，从政府保障、社会参与和项目运行三个角度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PPP指数，强调地方政府责任和信用、参与企业责任（即项目双方责任）。北大PPP指数报告建议，我国要加快建立健全PPP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升法治水平强化政府公信力程度，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促进中部和北部地区省份PPP发展。报告建议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规范社会资本退出方式是提高社会资本总体参与度的有效途径，重视风险识别分配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加强风险防控，推动PPP可持续规范发展。《北京大学·中国PPP市场蓝皮书》简介《北京大学·中国PPP市场蓝皮书》（以下简称北大PPP蓝皮书）围绕PPP发展现状，系统分析和跟踪国内典型行业应用与热点评论，在兼顾学术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改革方向与趋势研判。北大PPP蓝皮书全书共八章，分为上、中、下三篇，其中，上篇为“中国PPP发展的背景与实务”，该篇对PPP内涵进行了系统辨析、详细介绍了PPP的历史沿革，并对轨道交通、污水处理、园区开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文化场馆、五个典型行业实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在中篇“中国PPP发展的数据与现状”中，蓝皮书全面系统地构建了中国各省PPP发展机会评估指标，通过量化的方式对我国各地PPP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为政府和社会配置PPP资源提供了决策支持。蓝皮书下篇“一个理想的PPP发展思考”，通过对PPP项目中存在的合规性问题、热点问题、未来发展改革方向的梳理，认为未来在继续完善监管体系的同时，PPP项目的“中后端”监管，即运行阶段的监管和约束必将加强。《PPP示范项目案例选编——幸福产业》简介《PPP示范项目案例选编——幸福产业》（以下简称案例集》）由财政部PPP中心和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联合编制，主要围绕PPP示范项目中幸福产业案例进行选编。幸福产业涉及养老、教育、体育、旅游、文化共5个与人民幸福感密切相关的行业。幸福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国民幸福感、改善国民生活品质，另一方面可以拉动消费升级增长，推动消费升级增长。本案例集通过严格的专家评选、实地考察，通过深入的案例研究，对幸福产业优秀PPP项目进行提炼和总结，对已实施优质项目进行表彰和推广，推动后续项目更好、更规范实施。《PPP支持脱贫减贫的探索》简介《PPP支持脱贫减贫的探索》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由财政部PPP中心和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联合完成。报告指出，改善当前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和发展现状，使贫困人口有机会享有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有利于提高全社会总福利。报告认为，能否将政府职能转变与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有效结合，是推动当前扶贫工作高效有序进行的关键之一。在扶贫领域引入各方力量并积极探索相互之间有效的合作模式是激发社会潜能的关键所在，积极引导、利用社会资源参与扶贫开发是当下扶贫开发的大势所趋。PPP的核心要素与扶贫工作的内涵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能很好地实现“政府、企业和贫困户”的三赢。

【能源人都在看，点击右上角加'关注'】北极星水处理网讯:摘要：水务行业包含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等方面，行业上游依赖区域内水资源禀赋，下游依赖于居民生活和生产用水需求。在城镇化进程推动下，行业整体产能持续扩容，行业周期性弱，其发展受经济和政策导向影响，准入壁垒较高，行业整体呈现区域垄断和行业龙头集中度提升并存的竞争格局。近年来，我国供排水需求不断加大，伴随着节水提效和加大城镇污水治理等政策的出台，供水行业提质改造和城镇污水处理扩产空间进一步释放，资金和技术实力较强的行业龙头成为异地扩张的重要主体。近年来，我国重点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整体呈现小幅上涨趋势，水务企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均呈现增长趋势，收现能力强。同时，随着项目投资进度的加快，水务企业投资活动净流出进一步扩大，债务负担有所加重，偿债能力有所弱化，但整体偿债风险可控。水务行业债券融资成本呈下降趋势，发债主体进一步向高级别集中。整体看，水务行业风险很低，行业展望为稳定。一、行业概况水务行业产业链主要涉及从自然水体中取水、加工处理、供应及污水处理等环节。产业链的最上游是水源的获取，水资源的丰富程度、水质的优劣直接影响水务行业原水获取的难易程度和水生产的成本。水务行业下游主要是城镇居民生活、生产等方面用水需求，城镇人口的增长及环保节水等政策的要求对水务行业下游需求端影响较大。从最上游水源供给方面来看，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区域分布不均衡。一直以来，我国水资源总量保持高位，占全球水资源的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名列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2017－2019年，我国水资源总量有所波动，分别为28761亿立方米、27462亿立方米和28670亿立方米。近年来，我国水资源开发总量基本维持在20%~25%之间，主要来源于地表水，地表水占比在95%以上，地下水占比不足5%。水资源区域分布上，我国水资源主要分布在南方区域，北方水资源仅占水资源总量的20%左右，但我国北方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0%。我国水资源分布与人口和区域经济分布不匹配，广大北方和部分沿海地区水资源严重不足。其中，部分省份人均水资源量不足1000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匮乏成为制约区域水务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主要通过南水北调和沿海地区海水淡化方式解决水资源缺乏和区域分布不均衡问题。南水北调方面，通过南水北调工程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相互联接，改善河南、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区用水问题。海水淡化方面，海水淡化主要分布在沿海且水资源相对缺乏区域。近年来，我国海水淡化设计产能逐年增长，但规模仍较小。截至2019年底，我国建成海水淡化工程121个，工程总规模达到日产水100.88万吨，最大海水淡化工程规模为日产水20万吨。从水质来看，我国地表水质有所改善，但北方区域水质较南方仍差。我国水质分为Ⅰ~劣Ⅴ，其中Ⅰ~Ⅲ类水质通过加工处理可作为饮用水源。根据《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7－2019年，我国地表水中Ⅰ~Ⅲ类水质占比分别为67.9%、71.0%和74.9%，污染水质占比有所下降，地表水质有所改善；分区域来看，长江、珠江、浙闽片河流水质较好（除巢湖中度污染，太湖和滇池轻度污染），北方（除西北，西北水质较好）水质处于轻度污染状态，尤其是海河流域和辽河流域水质主要处于中度污染状态。地下水水质总体较差，Ⅰ～Ⅲ类水质仅占13.80%。从需求端来看，水务行业产业链的下游主要涉及工业和生活用水等方面用水。2016－2018年[1]，我国用水总量波动下降，分别为6040.20亿立方米、6043.40亿立方米和6015.50亿立方米，其中工业和生活用水占比在35%左右，农业用水占比在60%左右，生态环境用水占比较小。从变化趋势来看，受节能减排、提质增效的要求影响，工业用水占比从2016年的21.65%下降至2018年的20.97%；受城镇化进程下城镇人口增长的影响，城镇生活用水占比从2016年的13.60%增长至2018年的14.29%。农业用水方面，在加强农业节水等政策的影响下，近年来农业用水占比从2016年的62.38%下降至2018年的61.39%。在环保生态治理等因素影响下，生态环境用水占比从2016年的2.36%增长至2018年的3.34%，但仍维持较低占比。水务行业基本不存在替代品风险。替代品的风险与是否存在替代品、替代品的价格、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政府管制等因素有关。供水与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从一定程度上看，水是比石油、天然气、煤更加宝贵的不可替代自然资源。污水处理的功能是污水净化、产生的产品是水，无论从功能上还是产品上，均没有替代产品。现阶段，我国水价基本由政府定价，水务行业受政府监督，市场化程度低，且对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敏感度较低；水务行业作为市政公用事业，其发展受政府规划影响较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和当地的区域规划、经济发展状况相互关联和统一，供排水管网具有不可移动性和不可替代性。整体看，水务行业基本不存在替代品风险。水务企业的水费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自来水费和污水处理费，农村水费征收范围和收入规模有限。目前我国水务企业的水费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自来水费和污水处理费。受目前配套设施尚未健全及农村水费征收尚未完全普及等因素影响，我国农村水费征收范围和收入规模有限。因此，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水务行业需求端研究主要针对城镇生产和生活方面的供水和污水需求。城镇化进程推动用水人口稳中有升，城市生活用水占需求端比重持续增长。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镇用水人口稳中有升。2016－2018年，城镇用水人口分别为8.0亿人、8.0亿人和8.3亿人；同期，城市用水人口占比分别为59.04%、60.75%和60.96%，县城用水人口占比分别为17.57%、18.25%和17.84%，乡镇用水人口占比分别为23.39%、21.00%和21.20%。2016－2018年，我国城镇用水总量持续增长，年均复合增长2.44%，分别为833.7亿立方米、851.1亿立方米和874.9亿立方米。其中，城市用水分别为580.69亿立方米、593.76亿立方米与614.62亿立方米，分别占当年城镇用水总量的69.65%、69.76%和70.25%。按用途划分，生活用水占比最高，2018年占比为52.55%，其次是生产用水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用水。污水处理行业需求量增速高于同期用水需求，污水处理行业需求端发展较快，城市生活污水成为污水处理行业需求端的主要来源。污水排放量是衡量污水处理行业需求端的重要指标。2016－2018年，全国城市和县城污水排放量年均复合增长4.06%，分别为573.02亿立方米、587.46亿立方米及620.52亿立方米，高于同期用水需求增速；其中城市污水排放量分别为480.30亿立方米、492.39亿立方米及521.12亿立方米，占比分别为83.82%、83.82%和83.98%；按性质分，生活污水占全国污水排放总量的比重持续维持在60%以上。整体看，污水处理行业需求持续增长。在供水和污水处理的需求增加及政策要求的双推动下，我国水务行业整体运营能力进一步提升。2016－2018年，我国城镇供水能力[2]分别达3.57亿立方米/日、3.69亿立方米/日和3.86亿立方米/日。同期，全国城市和县城污水处理能力分别为1.79亿立方米/日、1.90亿立方米/日和2.02亿立方米/日。同时，国家实施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要求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尽快实现污水管网全覆盖、全收集和全处理。在需求及政策的双推动下，我国水务行业整体运营能力进一步提升。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居民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需求仍将持续稳步增长。同时，随着国家政策对水务相关设施投资的倾斜及相关配套资金的大力支持，我国供水和污水产能将进一步释放。联合资信认为，水务行业从供需两端均将保持稳步增长趋势。[1]部分指标2019年数据暂未披露，故相关数据更新至2018年，下同。[2]由于城乡统计年鉴尚未披露乡镇供水能力，故该数据仅包含城市和县城供水能力。二、行业环境（一）宏观环境及对水务行业影响2017－2019年，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更趋明显、国际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水务行业在政府债券、外部融资等方面获得有力的支持，同时水务企业债券发行量明显增加，宽信用政策效果明显，融资成本呈下降趋势。2020年1－11月，随着专项债配套资金补充支持及整体降杠杆控风险的要求，水务企业发债规模有所缩减。2017－2019年，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更趋明显，国际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经济运行仍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继续优化，质量效益稳步提升。财政方面，通过拓宽PPP模式应用范围等手段提振民间投资，推动经济增长；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加强基建补短板投资；通过大规模减税降费，落实个税改革政策；通过大幅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为基建补短板和提高有效投资提供资金支持。货币金融方面，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维持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市场利率水平相对稳定；通过改革贷款基准利率形成机制降息并付诸实施，引导信贷市场利率实质性下降。2020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以及全球的扩散蔓延，我国宏观政策统筹兼顾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全力对冲疫情对经济生活的巨大负面影响。财税政策方面，通过大规模减税降费，增加有效投资。2020年1－9月，全国实现减税降费累计2.09万亿元。其中，新增减税降费1.37亿元，翘尾新增减税降费7265亿元，对纾解企业资金困难、稳定市场主体、支持复工复产和平稳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引导资金更多的流向实体经济，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的作用。2020年1－9月，央行三次降准释放长期流动性1.75万亿元，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净投放中期流动性4100亿元，满足金融机构合理的中长期流动性需求。在此基础上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对冲季节性因素和政府债券发行等因素，维护短期流动性平稳。在基建补短板和提高有效投资提供资金支持的背景下，2017－2019年，水务相关专项债发行规模大幅增长，年均复合增长589.52%；2019年为1691.80亿元，同比增长62.80%。2020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水务项目专项债发行规模继续快速增长，2020年1－11月，水务相关专项债发行金额2646.25亿元，远超2019年全年发行规模。整体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水务相关项目投资提供资金支持，水务相关项目投资预期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在稳健的货币政策指导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及开通债券融资等措施刺激水务行业发债规模快速增长，发行利率有所下行。2017－2019年，水务企业发债规模快速增长，年均复合增长52.03%；2019年，水务企业发债规模为574.60亿元。2020年以来，随着专项债配套资金补充支持及整体降杠杆控风险的要求，水务企业发债规模有所缩减。2020年1－11月，水务企业发债规模为366.40亿元，占2019年全年的63.77%，较上年同期下降33.93%。发行成本方面，在降融资成本政策指导下，2017－2019年，水务企业发债成本持续下降；2019年，水务企业整体发债平均成本为4.30%，较2018年下降1.51个百分点。2020年1－11月，水务企业整体发债平均成本进一步下降至3.98%。考虑到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运用多种方式引导利率下降，未来水务行业发债成本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二）行业政策及对水务行业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供排水需求和政府环保整治力度的加大，水环境治理需求不断拓展行业增长空间。水务行业政策重点体现在以下方面：用水提质增效，实施严格节水制度；加快城镇污水设施建设和污水排放检测，进一步释放污水处理产能；推进水费改革，提升水务行业盈利空间；通过中央，地方和外部融资等方式保证项目建设资金。预期我国水务行业在提质增效，扩展污水产能方面将得到突破。要求用水提质增效，实施严格节水制度。在《国家节水行动方案》要求下，我国将进一步实施最严格的节水制度，通过降低漏损率，提高用水效率，降低单位产能水资源使用量，并在用水总量上进行严格控制。2018年，我国用水总量6015.50亿立方米，在目标控制总量限额以内；同期，我国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达14.62%，较2020年10%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考虑到未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城镇用水持续增加，我国用水总量控制将面临一定挑战，未来节水及相关配套项目将成为水务行业发展的方向，加快城市老旧供水管网改造成为节水提效的重要工作之一。《国家节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0年，全国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10%以内；在2035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要求加快城镇污水设施建设和污水排放检测，进一步释放污水处理产能。2017年以来，各部委陆续出台关于环保治污方面的政策条例，推动污水处理行业的发展，主要包括农村水环境治理和流域综合整治两方面内容。其中农村水环境治理主要包括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污染防治，流域水治理要求将“水十条”水质目标分解到各流域，形成覆盖全国范围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8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印发《生态环境部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实施方案》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污水排放和环境整治等方面的整治力度。2019年，相关部门陆续发文要求要加快推进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改造和建设，规范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监测重点排污企业污水排放。2020年，要求提高治污能力和水平，对重点排污企业安装监测设备。建立健全“污染者付费+第三方治理”等机制，要求强化污水处理能力建设、积极推动污水资源化利用、强调新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提升管网建设质量等。在加快城镇污水建设和加强污水排放监测等指导下，我国污水处理覆盖范围和处理对象将扩大，需求端的增长将推动城镇生活和工业污水处理量的进一步释放。要求推进水费改革，提升水务行业盈利空间。近年来，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尽快将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调整到位，并综合考虑企业和居民承受能力，完善差别化定价，统筹使用污水处理费与财政补贴资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向水务企业支付服务费。在节水政策下，预期政府可能将通过水价的调节作用促进节水目标的实现，水价将持续增长。此外，在污水处理收费标准改革政策指导下，要求污水处理费定价机制考量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处置设施正常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该政策预期将有效推进我国水费征收的市场化改革，提升我国水务行业盈利水平。要求通过中央、地方和社会融资等方式保证项目建设资金。2017年7月，国家财政部、环保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政府参与的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PPP模式的通知》，明确了政府参与的新建污水、垃圾处理项目的全面实施PPP模式；要求部分开展PPP模式强制试点；强调政府参与PPP项目的风险隔离，指出政府不得提供融资担保，不得承诺最低收益。水务行业的投资模式逐步向多元化转变。2019年，关于印发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的通知和《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地方为主、中央补助、社会参与的资金筹措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鼓励金融机构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项目提供融资支持；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同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对补短板的社会民生等方面基础设施项目，在投资回报机制明确、收益可靠、风险可控前提下，可适当降低项目资本金最低比例。2020年，根据政策要求，规定生态保护等重点项目可纳入中央项目储备库管理，加快中央预算执行，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中统筹考虑地方环境治理的财政需求，建立健全常态化、稳定的中央和地方环境治理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免责声明：以上内容转载自北极星电力新闻网，所发内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全国能源信息平台联系电话：010-65367702，邮箱：hz@people-energy.com.cn，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

文 | 张祥、梁立明、刘利来源 | 投中研究院一、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环境分析1.1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2017年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平稳，经济增长虽然放缓但呈现出良好的复苏形式。虽然当前中国经济仍面临着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但是中国内部经济发展转型有了新进展，实现了总体经济的平衡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较2016年放缓，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已达 59.33 亿元，同比增长 6.9%，宏观经济“L”型趋势仍将继续。由于投资增速回落的影响，2017全年 GDP 增速放缓，维持在 6.9%。需求端周期性下行的因素，与来自政策端的稳增长和供给侧改革的上行因素互为平衡，经济基本面维持大体平稳增长。投中研究院预计，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趋稳，同时鉴于2017年底通过的特朗普减税法案有望进一步刺激美国需求扩张，因此中国经济将受到部分冲击，而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好于预期，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外部需求有明显改善作用。图1：中国GDP趋势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内经济持续稳定，最新发布的2017年1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6%，连续 15个月站在50%荣枯线之上。从PMI看，2017年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累积、作用凸显，企稳态势巩固，向好发展态势进一步明显。主要呈现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增强、经济发展效益提高、企业经营模式创新加快等特点。图2：中国PMI指数趋势图1.2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趋势1.2.1 国内金融市场趋势概述从国际上来看，由于发达国家政策转向，美联储加息节奏加快，同时由于美国减税政策实行，资金回流美国的强烈预期导致新兴市场面临的资本外流压力不断增大，基本面风险快速上升。目前中国再次面临QE宽松时代压力，流动性的负面影响或许会再度出现，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政策的变化和不确定性也会对新兴市场形成冲击。从国内来看，2017年可以说是中国金融领域的规范年，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给国家定下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的主基调”。受新兴产业加快形成、基建投资继续发力、房地产市场降温等影响，信贷结构更加均衡。非金融企业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稳定和企业盈利温和增长，带动相关融资需求继续平稳有增。图3：中国主要投资增速发展预计2018年，宽财政政策持续，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的信贷需求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同时，由于相关部门加大了对“消费贷”业务的治理，个人按揭贷款增长将回落。预计2018年M2增长10%左右，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13%左右，新增人民币贷款14万亿元。1.2.2 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情况分析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居民总资产中，金融资产的占比逐年提升，从2004 年的 34%提升至 2016 年的 44%。伴随着金融资产规模扩张，居民对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和专业化配置需求增加。图4：我国居民总资产类型伴随十年经济发展，中国私人财富市场规模十年增长五倍，持续释放可观的增长潜力和巨大的市场价值。2016年，在国内经济L型运行的背景下，中国私人财富市场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高净值人群数量达到158万人，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165万亿元。预计2017年中国私人财富市场将继续稳步增长，高净值人群将达到187万人左右，个人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将达到188万亿元，同比增长14%。伴随十年经济发展，中国私人财富市场规模十年增长五倍，持续释放可观的增长潜力和巨大的市场价值。2016年，在国内经济L型运行的背景下，中国私人财富市场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高净值人群数量达到158万人，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165万亿元。预计2017年中国私人财富市场将继续稳步增长，高净值人群将达到187万人左右，个人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将达到188万亿元，同比增长14%。图5：中国私人财富市场趋势图图6：中国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规模但是，从整体配置上来看，无风险资产依然是居民偏好的资产，大部分财富分配在现金、债券和储蓄方面。这一类投资产品虽然风险低，但对应收益率也较低，很难补偿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目前，虽然可投资产品较多，但是许多产品门槛较高，限制了居民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进行合理资产配置的能力，投资渠道的狭窄使得居民难以进行投资组合的调整。因此，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投资渠道的拓宽，产品种类的不断丰富，是家庭金融资产合理配置的必要条件二、活跃财富管理机构发展状况2.1 财富管理机构发展格局2.1.1 中国财富管理概述伴随着我国GDP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积累，与此对应的财富管理市场也经历了十几年的迅猛增长。根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已超150万亿元，其中主要是由银行理财、保险、信托、公募及私募基金、券商资管及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组成。其产品形式会涵盖银行理财、信托、股权投资基金、债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基金、券商资管计划、保险资管产品，投资型保险，期货资管等等。图7：中国各大类型机构管理资产总规模按照财富管理的定义来看，财富管理的涵盖很广，会涉及到银行理财、保险、信托、公募及私募基金、券商资管及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等等。其产品形式会涵盖银行理财、信托、股权投资基金、债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基金、券商资管计划、保险资管产品，投资型保险，期货资管等等。2.1.2 中国保险资管概述2007年我国保险业受到内在发展需求动力和国民经济高速成长环境的双重推动，保险总资产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其实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保监会逐步出台了保险投资新政13条，极大地拓宽了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并且减少了以往的投资比例限制；2013年9月，中国保监会向各大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保险资金运用的自由度进一步增加。投资领域和比例的放开，进一步促进了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的提升。图8：中国保险行业总资产规模截至2017年，在低息环境下，保险产品吸引力显著增加，保单销售持续好转。寿险业正向循环已启动，高投资收益减弱了产品销售难度，进一步提升了保险产品吸引力，寿险业务规模增速加快。此外，股市对保险投资收益率也具有重要贡献。图9：中国保险行业资金投资情况2.1.3 中国信托投资概述2017年以来，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发展迅速，财富管理能力更加完善。根据信托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信托行业管理的资产规模保持稳健增长，截至 2017年3季度，信托资产余额达24.41万亿元，比2季度末增加了1.27万亿元。信托资产规模同比增速为34.33%，环比增长了5.47%。图10：中国信托业资产及增速近年来，在资产运用方式上，信托业加大了股权投资、证券投资等投资类业务的比重，提升了投资管理水平，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3季度末，资金信托投向证券领域的规模为2.96万亿元，同比增长4.23%，其中，3季度投资于股票的信托资金为8858亿元。在新增产品类型上，信托公司不断创新推出各种主动管理的信托；在配置领域上，信托公司聚焦特色领域，不断提升资产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加速在新兴产业等领域的股权投资业务转型步伐和布局力度。2.1.4 中国公募基金概览经过不断发展，我国公募基金已经覆盖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国际主流产品类型。截至2017年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人数量为131家，公募产品数量为4742只，较2012年年末增长277%。在投资范围上，除传统二级市场外，公募基金还可以投资股指期货、商品期货等衍生品，投资范围不断扩大，进一步推动了公募基金行业的发展。表1：中国各类型公募基金公募基金投资门槛较低，公募基金个人投资者数量近2亿，其中85%是持有基金资产规模5万元以下的投资者，奠定了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根基，也成为普惠金融的典型代表。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率先实现金融理财与金融支付的融合，推动了互联网基金、普惠金融的大发展。图11：公募基金业绩对比目前公募基金存在着产品同质化、投资渠道窄、跟风性严重等缺点。2.1.5 中国私募基金概览近两年，私募类基金发展迅速，截至 2017 年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 管理人 22446 家，同比增长 28.76%；已备案私募基金 66418 只， 同比增长42.82%；管理基金规模11.10万亿元，同比增长40.68%。 私募基金管理人员工总人数 23.83 万人，同比减少 3.37 万人， 其中，已在从业人员系统注册员工人数 19.40 万人。图12：公募私募基金规模对比图2.1.6 中国三方财富管理机构概览对应投资者日益加剧的财富管理需求，第三方理财机构从无到有，迅速崛起，仅十余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财富管理市场的重要角色，自2010年11月诺亚财富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后，成为独立财富管理机构的标杆，使得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获得越来越多人的信任，中国财富管理机构总数量已超过万家。目前，国内独立财富管理机构的市场份额仍然较小，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独立财富管理占据整个财富管理市场份额的60%以上；在台湾、香港等地也占30%左右，所以伴随着大众富裕人群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投中研究院预计未来发展潜力最大，速度最快的将是独立财富管理机构。混合型资产配置产品，是第三方财富机构的一种“创新”。主要做跨市场、跨品类的配置，既投二级市场也投一级市场，在固定收益的基础上博取浮动收益。由于私募专业化经营要求日益明确，原来跨市场、跨品类做配置的混合型产品已不符合监管要求，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现已停发相关产品。然而，不同财富管理机构的资产获取能力差别很大，主要受制于各个财富管理机构的品牌影响力和销售能力。2.1.7 中国银行财富管理概览就目前国内而言，规模最大、最具有影响力的仍然是银行理财业务，因为对于具有传统商业银行背景而占有大量客户群体，可以很自然延伸到财富管理领域，因此，在传统商业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的关系中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中国财富管理业务的主力军。由于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高于定期存款，而银行在居民心中又是信誉的保障，所以会持续推动居民的理财需求，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理财规模呈现逐步提升的状态，2007年底，银行理财规模仅有5000亿水平；随后在09年底突破万亿后迎来加速提升；2013年底突破10万亿元，到2015年国内银行理财规模已突破20万亿元，截至 2017 年 6 月底，总体体量已接近30万亿规模，但增速逐渐下降。全国共有 555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存续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数 8.58万只，比2016年末增长1.16万只；理财产品存续余额 28.38万亿元，比2016年末减少 0.67万亿元。2017年上半年，银行业理财市场累计发行理财产品11.92万只，累计募集资金83.44万亿元。银行理财产品结构以一般个人类产品为主，截至2017年6月底，一般个人类产品存续余额为13.14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总额的46.30%，占比高达一半。同时，目前国内绝大部分银行还不能很好的理解财富管理这一行业，甚至是认为只是对高净值个人高息揽储的一种方式，另外将银行销售自身理财产品以及基金、证券、信托、私募等投资机构的理财产品的一种通道业务。2.2 财富管理模式与案例分析2.2.1 中国财富管理模式分析目前，国外财富管理机构的业务模式按照收入构成的比重不同一般分为两种，即欧洲模式和北美模式。其中，欧洲模式是以信托文化为基础，以家庭资产的安全、保值和代际传承为主要目标，财产保全、继承、避税和养老金规划是财富管理的主要内容，其主要是按资产总额收取相应管理费；而北美模式则是以投资银行、家庭办公室和独立咨询顾问提供投顾服务为主，主动追求财富增值，其主要是按照交易收取手续费。从全球市场来看，财富管理机构的收入来源主要有四种，一是理财规划及咨询费用；二是客户资产管理费或称为会员制服务费；三是获得产品利润分成；四是销售佣金。其中三种收入是向买方客户收费，而第四种则是向卖方机构收取。对于国外的财富管理机构而言，较为成熟的收费模式是按照资产总额向客户收取资产管理费，即上述第二种收入来源，金额一般是所管理客户资产的0.8%-1%左右。而中国财富管理机构的收入更倾向于向卖方收取，即通过向卖方提供理财产品分销渠道，从而赚取代销产品的佣金。但这种收费模式会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由于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导致财富管理机构的服务重心偏移，其向客户推荐产品时会以佣金高的产品作为重点，从而忽视产品的风险，以及客户对产品风险的承受情况。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这种收费模式会阻碍行业的健康发展。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的财富管理公司的收入模式也开始向两端化发展。一方面是一些国内大型的财富管理机构如诺亚财富、钜派财富、宜信财富等，正从最初的代销产品向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财富管理机构转型，根据客户需求的变化，成立具有牌照的资产管理机构进军资产管理行业，参与资产端和产品端，从而获取一定的管理费收入。另一方面是国内市场还出现一些小型的财富管理机构开始注重客户需求研究和资产配置建议，从产品导向转为以客户为导向，从而向买方收取一定的咨询服务费用。2.2.2 产品构成分析全球财富管理机构的产品主要分为五大类，第一，货币类：主要包括现金、信贷、信托等；第二，固定收益类：主要包括债券、债券类基金等；第三，权益类：主要包括股票投资组合、股票基金、并购基金、共同基金等；第四，房地产：主要包括商用房地产、房地产信托基金、住宅类房地产、未开发物业、农地等。第五，另类投资：主要包括结构性产品、金融衍生品、外汇、避险基金、大宗商品、VC/PE投资等。表2：财富管理产品类型2.2.3 案例分析——华设财富（一）公司概括华设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设财富”）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为投资者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财富管理与家庭规划服务的第三方理财机构。华设财富凭借着稳健的市场表现，于 2018年成功获得C轮战略投资，汇聚上市公司、国资机构、顶级投资机构、金融机构等十多家实力雄厚的明星股东，主要投资方包括华软资本、绿庭投资、海泰戈壁、浙商创投、中金在线、耀莱股份、影都之星、渤海小村等知名企业和创投机构。截至2017年底，华设财富完成立足于上海和北京，并重点性布局全国的目标，已在成都、深圳、杭州、台州等地设立十余家分支机构。（二）业务板块华设财富以研发高品质金融产品为核心竞争力。目前已拥有私募管理人牌照，参股了一家证券公司，业务产品覆盖范围已涵盖债权投资、股权投资、阳光私募、PE、海外保险、境外投资等，并且还在积极申请全金融牌照。华设集团下设有资产管理、财富管理、商学院、以及金融科技四大板块业务，形成两纵两横相互作用推动发展的内部生态。其中财富管理业务包括投资规划、资产保全规划、移民规划、退休养老规划、子女教育规划和保障计划共六大财务规划;类固定收益类咨询、权益类咨询、保险类咨询、移民类咨询、服务类咨询共五大家庭财富配置方案;另外还设有“家族办公室”，主要面向十亿元级以上的超高净值客户，为其提供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和财富传承的整体解决方案，为家族用户制定个性化的资产管理方案，通常涵盖税务管理、海外资产配置、子女教育、移民等方面。截止2017年底，华设财富已为超过万名高净值会员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为客户配置资产规模达300亿元，资产管理总规模达400亿元，且华设财富从创立至今所售金融产品均已100%安全兑付。（三）风控体系华设财富具有长期严谨的风控理念，并将风控能力视为自身的核心竞争以及业务快速安全扩张的基础，通过设立产品采集部、风险控制部和风险管理委员会这种独特的三级风控体系来对产品进行全面监控。同时华设财富搭建风控管理体系定期检视各业务环节的内控制度、流程评估和揭示业务风险；搭建投后管理体系实时跟踪已投项目、已发产品的情况，及时披露关键信息，定期发布投后报告；搭建法律合规体系进行法律法规宣导培训、诉讼案件管理、合规评审、法律评审、反洗钱等合规性审核，这“三位一体”的风险控制体系帮助华设财富实现了从产品的需求反馈、采集、筛选、考察、存续管理、跟踪兑付的全流程监控。图13：华设财富风险管理体系华设财富在产品的选择、研发和筛选上有一套极为严格的流程。首先，华设财富会基于对金融行业的理解与市场经验对产品的供应商进行评估，有针对性的选择优质的商业银行、基金公司、资管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企业融资方。其次，华设财富在产品、风控及法务三方协作下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包括现场调查、企业结构审核、历史财务分析及财务预测、合规性审查，必要时还会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再其次，由华设财富管理层、首席运营官、首席风控官、首席营销官、法律及财务专业人士组成风险评审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对产品进行高标准的审核，除内部尽职调查结果外，还会听取外部专业机构、行业专家的意见，全面、独立、客观的对产品进行评估。另外，华设财富积极了解客户的资金来源及实力、历史投资经历、预期投资目标、投资风险偏好及风险承受能力等，从而对客户风险进行评估。并且华设财富会在在产品或项目的存续期间就产品或项目本身向客户进行及时且充分的信息披露。2.2.4 案例分析——诺远资产（一）公司概括诺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总部位于北京，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主要大中城市。依托核心团队在金融服务领域二十余年的深厚积淀，诺远资产秉承“稳健安全，阳光透明”的理念，致力于为广大高净值人群提供优质、完善的私人银行业务及资产配置服务。（二）业务板块诺远资产母公司为汉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富控股”），汉富控股创始于2006年，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全产业链布局的大型金融控股公司，如今旗下业务涵盖了私募股权投资、产业直投、不动产基金、PPP项目投资、私人银行业务、家族信托、普惠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金融资产交易、征信咨询等多个领域。（三）风控体系诺远资产依托母公司汉富控股风险管理委员会、事业群风险管理委员会、公司风险管理部门三位一体相结合的风险管理体系，通过制定风险策略、风险评估、风险监测、危机处理、风险督导、风险文化建设进行全面风险管理。图14：诺远资产风险管理体系全面风险管理是实现资金端与资产端一体化架构的保障。无论怎样的业务模式，底层本质上是各种类别的资产在运作。汉富控股拥有一套完善的风控体系，每一个业务类型也都有各自的体系化流程，对于不同类别的资产，风控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体系化解决的是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具体业务的风险则需要专业分工。在团队上，汉富控股拥有一支800人规模的专业风控团队，核心成员平均拥有10年以上风险管控经验。在项目风控方面，汉富控股通过严格的项目筛选流程和评价体系，聘请第三方机构参与尽职调查，邀请行业内专家参与项目评估，投委会引入外部决策委员，建立项目评估和决策人员与跟项目投之间的对应规则等，严格控制项目风险。首先是风险前置，在前期引入资产时就充分落实相关手段和措施。一方面，对资产的持有者、资产质量以及资产未来的获利能力等方面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在投资之后会更多的协助企业，做好投后管理。同时，汉富控股目前负责投资的每一个合伙人都有自己专注的领域，在该领域拥有丰富的资源，包括业务资源、人脉资源、产业资源等，可以对风险进行更好的处理。这样一来，在投前和投后两端均对风控进行了有效保障。随着行业监管趋严及监管对象的多元化，诺远资产将以价值发现及风险控制能力为两大核心竞争力，在合法合规基础上实现稳健运营，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及全产品体系的构建。在业务层面，诺远资产将通过必要牌照的获取、资产类别多元化及产品创新能力的提升，来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全面、完善的资产配置服务。2.2.5 案例分析——诺亚财富（一）公司概括诺亚财富成立于2003年，是中国第一家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旗下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业务发展相关金融牌照与资格的综合金融服务管理集团。目前诺亚财富已在全国有超过222家分公司，覆盖国内78座城市。根据诺亚财富官网数据显示，其累计管理资产超过4700亿元，服务超过17万名高净值客户和企业，其中海外资产管理规模达到198亿元。（二）业务板块诺亚财富作为一个完整的综合金融平台，旗下共有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全球开放产品平台和互联网金融四大业务板块，为客户提供包括投资、保险、教育、家族服务、汽车租赁、海外配置等完整的服务。首先在财富管理方面，诺亚财富与超过78家基金公司合作，管理销售超过2000支公募基金产品及100多支私募精选基金，为客户提供高端财富管理服务，另外诺亚财富还为高净值家族客户资产配置、顾问咨询等服务以及基于高净值客户需求延伸出的教育服务。其次在资产管理方面，诺亚财富于2010年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歌斐资产，以母基金为产品主线，业务范围涵盖私募股权投资、房地产基金投资、公开市场投资、机构渠道业务、家族财富及全权委托业务等多元化领域，其管理资产规模达1429亿元。再其次在全球开放产品平台方面，诺亚财富立足香港，放眼海外，为客户提供海外资产配置服务，并且还为客户定制各类综合保障计划以及提供融资租赁服务。最后在互联网金融方面，诺亚财富通过旗下“财富派”平台和“诺亚金通”涉足在线理财和线上支付服务。（三）风控体系在风控体系建设上，诺亚财富实行全面多维度的产品筛选、评价和后续管理体系，从而有效的把控产品的风险。首先在产品筛选上，诺亚财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品管理流程，即“金融产品研究系统平台—投资策略会—产品立项会—风险控制委员会—产品通过会—产品存续管理—产品回顾及持续改进”。根据该流程，每个产品都要经过投资策略会、立项会和风控委员会三道关口。投资策略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由投资策略师根据未来三个月市场趋势，划定目标产品范围；然后经产品经理调研后立项，再由各个部门、客户进行评价；最终产品要通过风控委员会的审核后，方可最终上线。据不完全统计，诺亚，财富每年分析与跟踪的产品超过2000个，而最终上线产品通过率仅不到5%。另外，诺亚财富还深入前端参与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包括项目寻找、在产品推出过程中向产品供应商提出建议等，并对产品挂钩的基础资产和风险进行跟踪管理，保证了产品品质，并有效控制了风险。其次在产品评价上，诺亚财富针对不同类型的产品建立了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和风控逻辑，严格按照“投资理念、投资流程、投资业绩和投资人员”的4P准则，对市场上各类金融产品展开独立持续的调研、分析和评估，筛选构建理财精品池。比如对固定收益类产品，评价指标包括产品和发行机构两类，权重分别为70%和30%，并根据股权质押、证券结构化等各细类产品的差别，对每个指标设定了不同的标准。最后在后续管理上，诺亚财富坚持严谨的存续产品服务，从以下五大方面把控产品风险：1、专业团队：专人专岗，每一类存续产品都有专业团队进行投后跟踪；2、管理标准：有健全的标准化流程与投后管理制度，保障各项服务管理落实到位并持续改进；3、定期披露：通过会员专区、移动客户端等信息渠道，及时定期向投资人披露项目的最新情况；4、诺亚解读：对存续项目进行跟踪分析，形成有诺亚观点的解读报告。5、投后管理：对产品项目资金投入，运营状况和集团资产负债、现金流等实施有效的动态监控与管理。2.3 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概况2.3.1 互联网金融发展历程在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互联网金融业也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时期。自2013年余额宝出现以后，互联网金融走进了普通人的视野。第三方支付、众筹平台、互联网保险、互联网银行相继获批运营，同时，券商、基金、信托等也开始利用互联网开展业务。随后几年，由于互联网金融有着远低于传统金融机构的门槛，所以一时间大量企业涌入互联网金融领域，也使得公众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信任度降低。进入2017年，互联网金融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从危机中逐渐走出，如今已经进入了一个逐渐成熟平稳的时代，同时，由于蚂蚁金服、陆金所、京东金融三大互联网金融巨头上市预期，使得互联网金融热情重燃，将显著提升一批综合竞争实力较强的中小型互联网金融公司。表3：主要互联网金融公司估值及投资人2.3.2 互联网金融政策分析互联网金融日益得到国家重视，李克强总理多次发表谈话，鼓励和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行政部门和监管部门也纷纷出台政策，加强对互联网金融行业及业务模式进行引导和规范。2014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这是“互联网金融”一词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说明政府鼓励支持包容互联网金融的态度非常明显。表4：互联网金融相关政策投中研究院认为，互联网金融历经野蛮生长到规范经营的历程后，行业、监管、市场均形成了风险防范是金融业务的核心要素的共识。金融牌照通过事前准入限制、事中监管体系及事后追责制度，严控互联网金融相关风险，因而牌照成为优质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稀缺性牌照获取将为互联网金融公司获得超额估值溢价。三、科技金融行业发展状况目前，中国金融科技企业中89%的公司是提供支付、借贷等个人金融服务的，而美国金融科技风险投资的兴趣正在从网络借贷向保险科技和财富管理转移，网络借贷公司获得的融资额占全部金融科技融资额的比例从2015年的58%下降到20%，而保险科技和财富管理领域金融科技公司融资额的占比则由忽略不计提高到41%。投中研究院认为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的金融科技公司会成为未来财富管理行业的一种新趋势，基于此，我们对金融科技的发展历程、行业现状、中美对比以及投融资情况进行分析，以更好地展望财富管理行业的未来。3.1 金融科技的定义及发展历程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全球金融科技（Fintech）行业爆发，金融科技企业专注提升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倒逼传统金融机构改善金融服务。金融科技（Fintech）是金融（Finance）和科技（Technology）的合成词，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花旗银行发起的一个发展项目“金融服务技术联盟”（Financial ServicesTechnology Consortium），后被简称为Financial Technology，即Fintech。全球不同的机构组织、学者专家对于金融科技有着不同的界定角度，按照国际权威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金融科技是指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它能创造新的模式、业务、流程与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响。按照这一定义，金融科技既可以包括前端产业也包含后台技术。投中研究院从新兴科技推动金融行业变革和金融行业创新商业模式演进两个方面，将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历程划分成三大阶段。表5：中国科技金融发展阶段2004年以前，可界定为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初始萌芽阶段，即金融科技1.0阶段。在1967年以前，全球金融行业与科技行业相对独立，但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科技已经开始推动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发展。自1967年世界上第一台ATM出现，金融行业与科技行业才开始真正的融合。在这一阶段内，全球及中国金融行业开始大量增加传统IT技术的应用，实现无纸化办公以及业务的电子化、自动化，从而提高业务效率，推动金融服务数字化发展。商业银行的信贷系统、清算系统及综合业务系统则是金融IT阶段下最具代表性的产物。从2004年开始，可以界定为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模式创新阶段，即金融科技2.0阶段。在这一阶段，金融科技依托于互联网技术与信息通讯技术独立提供金融服务或者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金融服务，开始从后台系统渗透到传统金融的核心业务中，并利用互联网或者移动终端的渠道来汇集海量的用户和信息，实现金融业务中的资产端、交易端、支付端、资金端的任意组合的互联互通，从而实现了对传统金融行业发展的颠覆。在这一阶段下，移动支付、P2P、互联网保险等一系列互联网金融产品得以发展壮大，其中支付宝、拍拍贷以及余额宝的出现都对与我国金融科技发展产生了十足的影响，且依据经验及技术能力的优势，自身及行业地位得到一定提升。自2016年起，可以界定为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技术升级阶段，即金融科技3.0阶段。在这一阶段，金融科技开始代替互联网金融，行业也从模式创新转向技术创新聚焦，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技术创新，金融科技全面应用于支付清算、借贷融资、财富管理、零售银行、保险、交易结算等多个领域，从而改变传统的金融信息采集来源、风险定价模型、投资决策过程、信用中介角色，因此可以大幅提升传统金融的效率，解决传统金融的痛点，代表技术就是大数据征信、智能投顾、供应链金融。但在当下，我国尚处在发展初期的金融科技行业鱼龙混杂，部分金融科技企业是真正的技术创新还是说只为了规避愈加严格的互联网金融政策监管，这还有待市场的检验。3.2 金融科技发展现状分析我国金融科技行业的起步虽然较晚，但依托于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行业实力还是不容小觑，例如蚂蚁金服、陆金所、众安保险等多家企业已发展成为全球金融科技行业巨头。投中研究院分析认为，金融科技行业的向好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三大方面：首先在政策方面，我国多次发文鼓励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并且出台一系列措施引导金融科技的探索与建设，例如李克强总理连续四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互联网金融，十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对互联网金融要有包容的态度，国务院也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明确提及了促进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等；面对发展初期的行业乱象，我国政府也不断出台整治与监管措施，以规范和引导金融科技行业向好发展。其次在社会经济环境方面，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金融的改革与创新则成为深化供给侧改革、培育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经济与社会创新发展的核心之一。而实现金融改革与创新的基础建设则在于融合技术创新，即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金融产品及服务效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弥补金融资源浪费、提升资金利用率等，从而弥补传统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并进一步满足更多层次的金融需求。最后在技术方面，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拥有较强互联网人口优势及技术优势，而金融行业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一方面可极大提高金融交易与投资的便捷化程度，另一方面则可以推动金融科技领域用户数量与交易数量的上升。另外，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爆发，以及我国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领域不断发力，也将对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产生较大的推动力。3.3 金融科技行业上的中美对比从发展路径上看，美国的金融科技是传统金融公司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新兴技术提供的低门槛金融服务，以技术创新的方式优化金融服务和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美国基于发达的线下金融体系，大规模的吸收科技专业人员来改进原有商业模式，从而覆盖到传统金融体系遗漏的客户和市场缝隙，以及提高已有业务的效率。而中国的金融科技则是互联网金融转型升级的延伸，是脱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的。中国在传统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科技型企业利用互联网的发展优势展开金融业务，从而填补市场上的空白，促进传统金融机构的创新。从监管上看，美国对基于以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金融科技业态采用功能性监管，即不论金融科技以何种形态出现，抓住金融科技的金融本质，把金融科技所涉及的金融业务，按照其功能纳入现有金融监管体系，这种监管模式相对较为严格，以稳定为主。而中国的金融科技以市场和商业模式为驱动，在起步初期监管环境相对包容，给中国金融科技提供了宽松的探索机会，同样也提供了发展的灰色地带，在局部风险暴露之后，监管力度加强，这种监管模式属于被动式监管，以发展为主。从创新主体上看，美国的金融科技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但其数量较多，覆盖的领域较为广泛，且金融科技的企业的运作模式规范、创新能力强，技术先进，风控能力强。而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则是以互联网巨头为主力军，这主要是由于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既拥有技术、资金等优势，也拥有较强的用户数据优势，基于此建立了“互联网+金融”闭环，因而在第三方支付等金融业务细分市场中占据了领先地位。从技术应用上看，美国的金融科技企业优势在于底层技术的创新力，如PayPal最早使用互联网技术探索第三方支付的创新，Lending Club最早配合监管探索出了P2P规范发展的模式。而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则借助技术变革，扎根于现实应用中，依托于网络导流和场景优势，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便捷性。如阿里巴巴发起设立互联网民营银行——网商银行等。3.4 金融科技投融资分析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全球金融科技行业的投资较为火爆。从2013年到2016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资总额从38亿美元增长到163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约为49.8%。在2016年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及监管趋严，全球金融科技行业的总投资额略有下降，但投资数量还是有小幅上涨，到2017年投资额及投资数量均有明显上涨，这都表明了该行业的前景还是可期的。图15：2013-2017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情况纵观2017年，中国市场已经逐渐成为了全球金融科技市场的新生力量。从投资数量上看，中国市场全年完成322笔投资，占全球总量的39.4%；从投资金额上看，中国市场全年累计投资额高达507.1亿元，占全球总量的63.0%，另值一提的是，2017年全球金融科技行业所获得投资数额最大的20家公司中有14家来自中国。中国金融科技行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其竞争优势已经逐渐显现，有较强的实力实现弯道超车。从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角度看，2017年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一边是严监管下行业淘汰加速，部分企业清算或徘徊在死亡边缘；而另一边则是“金融科技独角兽”掀起境外上市热潮。据投中研究院不完全统计，2017年共有8家金融科技企业登陆全球资本市场，包括信而富、众安保险、趣店、和信贷、拍拍贷、融360、易鑫、乐信，其中众安保险于2017年9月22日在香港上市，融资15亿美元，创下2017年以来全球金融科技领域最高融资记录。另外全球金融科技行业独角兽巨头的蚂蚁金服、陆金所、京东金融虽尚未上市，但其在开发电子商务和第三方支付方面都占领了强大的市场份额和用户基数。四、财富管理行业趋势预测与问题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总量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50万亿元，而过往这百万亿元规模的财富管理市场以银行、基金、券商、信托等传统金融机构为主为客户提供投顾服务、配置资产。目前，在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改革下，财富管理过去高开发，高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行业进入大浪淘沙的时代。在这次浪潮中，金融科技公司凭借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颠覆性的技术应用，实现数据的精准定价和匹配，以后发优势抢占市场份额，深耕财富管理市场，并形成了以蚂蚁金服、陆金所、京东金融等行业龙头公司割据的市场态势。智能投顾作为新兴的在线财富管理服务，可根据个人投资者提供的风险承受水平、收益目标以及风格偏好等要求，运用一系列智能算法及投资组合优化等理论模型，为用户提供最终的投资参考，并对市场的动态对资产配置再平衡提供建议。当前，我国智能投顾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银行、基金、券商等传统金融机构积极探索金融科技应用，加速转型布局财富管理，如招商银行的摩羯智投、天弘基金风向篮子、海通证券e海通财等；二是，互联网金融凭借自身的金融科技优势，不断进行金融科技产品拓展，而这其中可根据参与者的类型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初创金融科技公司，如积木盒子、雪球等；二是互联网金融公司，如挖财的钱管家；三是BATJ等互联网巨头，如阿里巴巴的蚂蚁聚宝、腾讯的微众银行、百度的股市通、京东智投等。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潜力无限，并且金融科技公司在财富管理领域急速崛起。根据BI Intelligence数据显示，预计到2020年，全球将有10%的资产由智能投顾管理，市场规模约合8.1万亿美元，其中亚洲市场规模将达到2.4万亿美元，美国市场规模将达到2.2万亿美元，智能投顾将开启财富管理的新时代。而且智能投顾在财富管理领域的场景化应用，一方面可基于机器学习和算法的投资工具有效解决传统投顾边际成本高、无法覆盖长尾用户的问题；其次可以通过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重构数据处理方式，提升服务效率；最后智能投顾还可通过大数据技术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从而增强用户黏性。不可否认，智能投顾的兴起对于中国财富管理市场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且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但在当下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与挑战。一是准入门槛与资质问题，2017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部门起草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第二十二条明确指出，“金融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采用机器人投资顾问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应当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许可，取得相应的投资顾问资质，充分披露信息，报备智能投顾模型的主要参数以及资产配置的主要逻辑”。这一新规的出台表明了持牌经营对开展智能投顾的金融机构及企业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一些初创金融公司和互联网金融公司而言，存在缺少必要牌照而存在合规性风险。二是业务模式受限问题，中国《证券法》以及《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都要求投资咨询服务于资产管理业务分离，即投资咨询服务仅限于提供投资建议和辅助决策，不得代理委托人从事证券投资。这一规定就限制了我国智能投顾业务暂时还无法进入到智能化自动交易层面。三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问题，一方面中国智能投顾行业还处于发展初期，市场内存在一定比例的缺乏投资经验的非合格投资者，而另一方面智能投顾平台所提供的问卷问题不够详尽，尚不足以准确判断投资者的资质与需求，故会在一定的投资人资质或需求与产品不匹配风险。五、财富管理展望与评价5.1 财富管理行业发展展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财富的不断增加，居民理财需求的不断增长，财富管理市场的业务范围得到极大拓展，财富管理机构的重要性和价值正在凸显。当下，财富管理行业呈现出三大发展趋势。监管趋严随着各项监管政策的落地与实施，财富管理进入强监管时代。财富管理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逐渐暴露出财富管理机构良莠不齐、行业业务缺乏统一标准、部分资金脱实向虚、空转套利等问题与风险。面对还不是很成熟的财富管理市场，监管趋严是必然的趋势。就在今年央行发布了统一资管监管标准的新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这一《指导意见》被认为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对大资管市场产生影响的纲领性文件。受监管趋严的影响，财富管理市场将迎来优胜劣汰、剩者为王的新阶段。强监管将倒逼财富管理机构在产品管理、销售、客户管理方面都需要更加规范化和透明化，并且提升自身免疫力，从而减少行业新进入机会及竞争对手。模式转变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财富管理行业逐渐从产品驱动向客户需求驱动转变。一方面是由于国内金融资产类型越来越多元化，但金融产品面临产品同质化、产品替代性较强等问题，导致财富管理行业以产品驱动的模式难以继续。而另一方面，中国数量庞大的高净值群体人数依然在不断增长，高净值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呈现出多样化、专业化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以客户为中心、充分地了解客户需求并据此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的财富管理机构将在未来发展中占据优势地位。智能投顾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以及金融科技公司的快速变革，凭借现代信息技术的智能投顾正在改变财富管理行业。目前，中国智能投顾行业尚属起步，市场环境、政策法规、投资者心态三大方面尚待进一步健全，即便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中国的初创金融科技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BATJ科技巨头、传统券商、银行等仍纷纷依靠自己的优势在智能投顾上进行布局。一方面智能投顾低门槛、低费率的特点将为更多的人提供精准的财富管理服务，从而逐步实现财富管理普惠化；另一方面智能投顾基于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可研发出更多的资产配置组合，从而逐步实现财富管理多元化。5.2 财富管理行业评价基于过往数年对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长期跟踪研究，依托投中信息旗下CVSource金融数据终端的数据，投中研究院从财富管理机构存续年限、管理规模、投资方向、专业性、投资者服务、行业影响力、客户满意度、产品风险控制等维度，对活跃在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独立财富管理机构进行综合评定，力求精准呈现中国财富管理机构在投资领域中的竞争力图谱。投中2017年中国最受青睐财富管理投资机构TOP3【按音序排列】投中2017年中国最具创新财富管理投资机构TOP3【按音序排列】研究垂询张祥 Aaron Zhang 高级研究经理Email：Aaron.zhang@chinaventure.com.cn梁立明 Mia Liang 分析师Email：Mia.liang@chinaventure.com.cn刘利 Ashley Liu 分析师Email：Ashley.liu@chinaventure.com.cn媒体垂询历建元 Lee Li 媒介经理Email：Lee.li@chinaventure.com.cn关于投中研究院投中研究院隶属于投中信息，致力于围绕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开展资本研究、产业研究、投资咨询等业务，通过精准数据挖掘及行业深度洞察，为客户提供最具价值的一站式研究支持与咨询服务。关于投中信息投中信息 【证券代码:835562】业务始于2005年，正式成立于2008年，是中国领先的股权投资市场信息咨询专业服务机构。作为私募股权行业的观察者，投中信息致力于解决股权投资行业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让出资者更加了解股权基金的运作状态， 让基金管理者更加洞彻产业发展趋势，为中国股权投资行业提供完整的信息资源与专业化的金融服务。通过十余年专业领域的深入研究与广泛合作，投中信息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人才优势，并凭借优秀的专业能力赢得基金管理机构的长期信任，在行业内拥有大量的数据存量和客户资源。投中信息通过全面的产品体系，传递及时、准确的股权交易数据与情报，为投资机构、投资银行、战略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数据、资讯及分析工具；为企业提供专业的行业研究与业务实践咨询服务；为机构出资人提供全面的投资咨询顾问业务，帮助投资机构进行深度品牌管理与营销传播工作。引用说明本文由投中信息公开对媒体发布，如蒙引用，请注明：投中信息。并请将样刊两份寄至：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11号中汇广场A座7层 100007 收件人：历建元法律声明本报告为上海投中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中信息）制作，数据部分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力求报告内容的准确可靠，但并不对报告内容及引用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承诺和保证。本报告只作为投资参考资料，报告中信息及所表达观点并不作为投资决策依据。本报告包含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本、数据、图片、图标、LOGO等）的所有权归属投中信息，受中国及国际版权法的保护。本报告及其任何组成部分（包括但不限于文本、数据、图片等）在用于再造、复制、传播时（无论是否用于商业、盈利、广告等目的），必须保留投中信息 LOGO，并注明出处为“投中研究院”。如果用于商业、盈利、广告等目的，需征得投中信息同意并有书面特别授权，同时需注明出处“投中研究院”。版权声明:1.本文为投中网原创，未经许可不准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违者必究。2.投中网每日分享PE/VC圈重磅新闻，内容涵盖PE/VC行业热点、突发新闻、投融资事件、前沿人物心路、创业圈动态等业内最新信息。关注投中网即可获得每日精华内容推送。

来源：华宝财富魔方1.业务发展：进入整改期，规模出现明显压缩 2018年，金融业防风险、严监管、去杠杆的工作持续推进，多项监管政策由征求意见阶段进入实质性落地和实施阶段。尤其在2018年4月份，《资管新规》发布，整个资管行业进入整改期。在资管新规的指导下，2018年8月17日，银保监会信托部向各银监局下发《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信托函[2018]37号，以下简称37号文），指导过渡期信托业的整改工作。作为《资管新规》元年，信托行业进入“后新规时代”，进入整改期，并逐步向“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回归。1.1. 信托资产规模明显压缩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截止2018年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为22.70万亿元，较2017年末下降3.5万亿元，金融强监管带来的影响明显。从信托资产规模的季度增速变化来看，2018年四个季度，信托资产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16.6％、4.88％、-5.19％和-13.5％，同比数据持续走弱，并在3季度跌入负值区间，这是自2010年季度统计数据以来首次跌入负值区间；季度环比来看，2018年四个季度环比增速分别为-1.48％、-5.69％、-4.23％和-2.79，信托资产规模连续四个季度缩水。从纳入资管新规的资金信托的情况来看，截止2018年末，资金信托规模为18.95万亿元，较2017年末下降2.96万亿，同比增速-13.5％。2018年作为资管新规正式稿落地的第一年，规模收缩是预期之内的事情。资管新规打破刚兑、去通道、上下穿透、禁止期限错配等规定，使得传统信托业务依赖的基础受到极大的影响，典型如为了规避监管的通道业务被限制，刚兑的打破和净值化的要求使得信托产品的吸引力相对于过去有所下降。此外，对于存量业务的整改要求，一方面使得信托行业自身业务规模有压缩的需求，另一方面信托资金端的重要来源——银行理财的整改也在进行中，业务规模的扩张步伐放缓。除了监管之外，信托规模的放缓还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放缓及市场环境的变化有关。2018年，内部宏观环境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去杠杆导致的信用收缩持续发酵，二是以《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8〕23 号）出台为标志的财政严监管，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导致短期经济基本面的压力加大，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下降。同时，信用紧缩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信用风险事件增多，在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均有所体现，导致了信托公司的风险偏好的降低，也是2018年信托规模出现下滑的重要因素。由于通道业务占信托规模的60％-70％，而且大部分资金的来源为银行资金。当前银行理财正处于整改和转型期，通道业务的诉求在不断降低。同时，去通道化也是资管新规的重要内容，这将会削弱信托规模增长的驱动力。同时，信托业自身也处于整改期和转型期，一些新业务，如资产证券化、家族信托业务等，无论是存量业务规模还是增量规模都还很小，不足以对冲传统业务规模的收缩，预计近几年信托资产规模的增长动力将继续保持疲软的状态。1.2. 信托产品结构持续优化1.2.1. 信托资产的资金来源结构不断优化从信托资产的资金来源来看，结构不断优化，集合信托占比均持续提升，而单一资金信托的占比则继续保持下降的趋势，反映出信托行业主动管理能力不断提升。具体来看，2018年末，存量集合资金信托规模9.11万亿，规模较年初下降7950亿元，但规模占比由年初的37.74％上升到 40.12％；单一资金信托规模达到9.84万亿，较年初下滑21618亿元，规模占比由年初的45.73％下降到43.33％；管理财产信托规模为3.76万亿，较年初下滑5784亿元，规模和占由年初的16.53％小幅回升到16.53％。受监管的影响，各类信托的规模均出现下滑，其中受监管影响程度最深的单一资金信托的规模收缩更加明显。一方面资管新规禁止开展通道业务，合规性的要求使得信托公司开展通道类业务的意愿降低；另一方面随着资管新规的落地，信托资产的主要资金来源方——银行理财也面临较大的整改压力，规模的增长出现停滞。信托资产的机构端的资金来源受到较大的影响。同时，在零售端，“破刚兑”+“净值化”的新式产品被投资者的接受度较低，投资者观念的转变还需要时间，尽管一些信托公司在不断加强自身的零售渠道能力，但是短期来看，机构端资金来源的萎缩仍是影响信托资产规模的主要因素。随着存量信托规模的整改和增量产品的规范，预计单一资金信托占比进一步下降，集合资金类信托和财产管理类信托占比稳定上升，业务结构不断优化。不过当前来看，单一资金信托存量规模占比高达43.33％，比集合信托和财产权信托分别高3.21个百分点和28.6个百分点，规模有较大的压降空间，面临着较大整改压力。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国家族财富的不断积累，高净值客户日益增多，对财富管理的需求持续上涨，未来以家族信托为代表的财产管理类信托预计保持快速的增长趋势，占比将进一步上升。1.2.2. 信托的功能结构变化不大从信托的功能结构上看，三类信托存量规模较年初均出现明显的下滑，但存量规模占比基本保持平稳，融资类信托产品存量规模占比有小幅回升，投资类和融资类的规模占比则有小幅回落。具体来看，截止2018年末，融资类信托存量规模4.35万亿，较年初下降811亿，存量规模占比19.15％，较年初上升2.28％；投资类信托存量规模5.11万亿，较年初下降10650亿，存量规模占比22.49％，较年初下滑1.02％；事务管理类信托存量规模13.25万亿，规模占比58.36％，较年初下滑1.26％。受金融监管、宏观经济环境以及资本市场的变化的影响，三类信托的存量规模均出现明显的收缩，且收缩的比例基本一致，导致的结果是从信托的功能角度来看，结构的分布较年初基本保持稳定。事务管理类信托结束过去几年规模占比持续回升的状态。事务管理类信托主要是通道类业务，信托计划的资金端和资产端基本都有委托人来提供，信托公司仅需按照委托人的指令进行事务管理即可，不承担项目风险。2012年，银信融资类合作业务额度被银监管控后，信托公司为了将额度腾挪给高收益率的主动管理，同时减少风险资本占用，开始将大量作为通道的融资类产品转化为事务管理类产品。随后，伴随着银行理财规模的快速扩张，对通道的需求需求也大幅提高，尽管后来的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对信托的通道业务有一定的挤占，但总体上在过去几年信托的通道业务规模持续回升。2017年，受银行委外资金规模大幅增长、表内额度限制以及通道业务回流信托的影响，事务管理类信托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上述其他两类产品，事务管理类信托占比快速上升，成为信托资产的最主要运用方式。但2018年以来，受通道业务受限收缩影响，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明显下降，占信托资产总额的比重2012年以来第一次停止增长，并有小幅下滑。虽然 2018 年 8 月份监管对部分公司有过窗口指导，要求在符合资管新规和执行细则的前提下，可适当加快部分通道业务的项目投放，但信托公司整体上依旧偏谨慎，通道业务开展数量有限，事务管理类信托的规模将面临结构的上的调整，资产证券化等新业务的占比将回升，传统的通道业务将持续萎缩。融资类信托规模的收缩除了与金融严监管有关，还与财政严监管和信用风险的回升有关。融资类信托主要为房地产、基建和工商企业客户提供融资服务。2018年3月28日，财政部下发“23号文”，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从资金供给端入手，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此为标志，2018年全年，监管层一直坚守对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严监管的底线。财政严监管的背景下，2018年基建投资增速相比于2017年出现明显下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2018年同比增速3.8％，较2017年大幅下滑15.2％。平台融资需求也受到了较大的限制。此外，2018年的“紧信用”环境下，信用违约事件频繁发生。以标准债券为例，2018年共有123只债券违约，违约金额1198.5亿元，违约数量和违约金额均超过过去4年的总和。同时，平台类风险事件也不断爆出。严监管叠加经济下行背景下违约风险频发，信托对融资类业务风险偏好明显下降，主动发展意愿偏弱。投资类信托规模的收缩主要和信托产品杠杆的限制和股票市场的低迷有关。投资类信托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客户的投资业务需求，包括资本市场业务、股权和非标投资。2018年，股票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单边下跌行情，上证综指全年下跌24.6％，创业板指数全年下跌全年下跌28.65％。股市的低迷也影响了股权投资的热情，同时流动性收紧背景下一些明星独角兽企业业务模式的证伪，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股权投资的情绪。非标投资同时受到严监管和信用风险事件增多的影响。此外，监管对于有中间级的结构化证券投资业务的监管进一步收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类信托业务的开展。从上述两个角度来分析信托产品的结构我们发现，存量信托规模中单一资金信托和事务管理类信托的规模占比均处于较高位置，反映出信托的通道类业务的占比仍较高，面临较大的整改和压降压力，信托的主动管理能力仍有待提高。同时，信托业平均年化综合信托报酬率连续下降，持续在低位徘徊，2018年4季度为0.44％，从这一指标来亦反映行业整体并未走向成功的转型之路，信托业面向效益与主动管理的转型之路任重而道远。1.3. 信托信用风险事件明显增多2018年整体上的宏观环境是严监管叠加紧信用，融资渠道的收紧使得信用风险事件明显增多，信托的兑付风险事件相对往年明显增多。一方面，2018年以来，政府加大了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力度，“委托贷款新规”及“资管新规”等监管文件的的落地也限制了委托贷款及信托贷款等“影子银行”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在金融去杠杆的影响下，银行抽贷断贷导致企业融资环境恶化，流动性紧张，致使信托产品违约风险有所上升。此外，由于部分信托产品以债券为基础资产，债市违约事件频发亦对信托产品的信用风险造成较大冲击。中国信托业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明显增长，信托业务不良率持续上升。截至2018年末，我国信托业的风险项目个数达到872个，较年初增加271个，风险项目涉及的资金规模达2222亿元，较年初增加907.5亿元。其中，集合类信托存量不良资产规模占主要部分，规模达1372亿元，单一类资金信托不良资产规模812亿元，财产权信托不良资产规模只有37.6亿元。不良率持续攀升，尤其集合类资金信托的不良率攀升速度较快。具体来看，信托整体的不良率由2017年末的0.5％上升至2018年末的0.98％，不良率上升0.48个百分点；集合信托的不良率由2017年末的0.63％上升至2018年末的1.51％，上升了0.88个百分点；单一资金信托的不良率由2017年末的0.55％上升至2018年末的0.83％。不过，尽管不良率在2018年上行较快，但绝对数上看，不良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信托业的风险压力与宏观形势、市场波动、信托公司自身风控能力等方面因素有关，在经济下行阶段，预计2019年行业整体风险压力依然较大。不良率的攀升将考验信托公司的资金实力、风险防范能力及风险处置能力。同时，对于信托产品的投资者来说，投资信托产品时对于产品对应基础资产的信用风险需要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用益信托金融研究院整理的数据显示，2018年发生风险的信托项目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信托风险事件发生时点上看，下半年发生的风险事件明显多于上半年，显示随着金融去杠杆工作的推进，信用紧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根据用益信托金融研究院统计的数据，2018年，信托业发生风险事件的项目77个，涉及金额296.58亿元。其中，上半年29起，涉及金额128.9亿元；下半年48起，涉及金额167.68亿元。从发生的月份上看，9月、11月和12月出现风险事件集中爆发的情情形。第二，从违约项目的资金投向来看，投向工商企业领域的信托项目违约事件发生的数量最多，涉及的金额最大，投向地产和基建的违约项目相对较少，这也和我国特殊的信用结构相匹配。根据用益信托金融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18年发生违约问题的信托项目中，投向工商企业的信托项目53个，涉及金额181.57亿元；投向金融领域的信托项目6个，涉及金额55.72亿元；投向基础产业的信托项目10个，涉及金额33.3亿元。投向房地产的信托项目7个，涉及金额23.8亿元。投向工商企业领域的信托项目违约事件明显较多，而投向地产和基建的违约项目相对较少。长期以来，我国信贷市场呈现“二元化”特征，信贷资源向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倾斜，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获取银行信贷资源的能力有限，通常会比较依赖融资成本相对较高的非标融资等融资渠道。2018年以来的金融严监管，受影响最大的就是非标融资，央行公布的社融数据中，2018年新增委托贷款为-16067亿，新增信托贷款为-6901亿元，非标融资收缩明显。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对于非标融资的依赖性比较强，因此对于非标融资的收缩特别敏感，加上过去几年政策宽松环境下部分企业扩张较为激进，杠杆高企，所以融资渠道的收缩使得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发生违约的情况增多。所以以投向民企为主的工商企业类信托的信用风险事件较多。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标准债券市场，在2018年新增的40家违约主体中，民企有28家，占比70.0％，较2018年以前有所提高。从违约金额来看，2018年新增违约民企主体违约金额约726.65亿元，占新增违约主体总违约金额的80％以上。而房地产类信托2018年以来的违约情况相对较少的原因主要和过去几年房地产“去库存”比较成功，房地产企业资金储备较为雄厚有关；而基建类信托由于隐含着政府信用，违约的影响较大，所以违约的数量也很少。第三，从从违约项目所处于的地域来看，北京、广东、江苏、上海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成为信托项目风险事件的高发地区。2018年，北京、广东、江苏、上海成为信托项目风险事件的高发地区，风险项目的数量分别为16个、10个、6个、6个，合计占比接近50％，主要和这个地区民营企业比较发达有关。另外，云南、贵州、陕西、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区的信托风险事件虽然较少，政信项目的风险事件多在上述地区发生。2. 政策环境：资管新规及配套细则落地，信托过渡期内整改要求明确2018年，金融监管延续着2017年的“严厉”态势。与2017年监管层面上还主要是摸查、机构整改和就相关监管文件征求意见不同，2018年处于各项监管文件正式落地的阶段，而伴随着监管文件的正式落地，金融机构进入整改阶段，监管的影响开始真正体现。对于信托行业来说，随着各项监管文件的落地，其面临的政策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正式进入整改期，规范化发展和业务转型的诉求愈发迫切。《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发布，信托委贷业务同样受影响。2018年1月5日，《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委贷办法》”）发布，尽管该文件主要规范的是商业银行的委贷业务，但信托的委贷业务的资金来源和资金投向均受到影响：《委贷办法》共33条，主要从委托贷款的业务定位和各方当事人职责；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风险管理等方面对委托贷款业务进行规范和约束。主要目的有四点：1、消除金融机构及非金融企业在类信贷业务上的杠杆套利机会；2、限制金融市场上的杠杆投资；3、银行在信贷业务上绕信贷额度、授信集中度、资本金限制的通道被堵；4、限制“非标”嵌套型投资。明确要求商业银行不能接受委托人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委托贷款业务，同时也不能从事债权、期货、金融衍生品、资产管理产品等的投资。在资金来源上要求委托人不得使用受托管理的他人资金，则无论是银行直接委托，还是理财委托（包含子公司形式），还是两方通过套一层资管产品的通道进行委贷，全部都行不通了，这两项要求直接从源头上切断了银行作为委贷的出资方通过绕表外的方式规避信贷额度、授信集中度、资本金限制、投资领域限制等监管需求。银行借助信托等非银通道以委贷的形式实现实质性放贷的形式被限制。除了真正的委贷业务，近些年委贷业务更多成为“非标”的一种渠道，在这个功能下，虽然有大量非银机构参与，但其实主要的资金来源还是银行及理财资金。因此，过去委贷业务的不规范，导致存在很多通过嵌套产品变相突破监管等引起风险积聚的行为，规避了监管对于风险指标计量与跟踪的要求，所以，2号文的出台对于信托业来说将带来阵痛，但对于促进信托的长远健康发展还是非常有利的。“23号文”发布，通过约束金融机构，从资金来源端来严控地方政府债务。2018年3月3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8〕23号）（以下简称“23号文”）。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要求国有金融企业严格落实《预算法》等要求，在支持地方发展建设过程中，规范投融资行为。二是关于投资基金、资产管理、PPP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要求国有金融企业在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投资基金、开展资产管理和金融中介业务，以及参与PPP项目融资时，不得为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提供支持。三是关于财务、资本管理要求和绩效评价。23号文从约束国有金融机构的行为入手，实际上约束了地方政府融资的资金来源端。而此前发布的多份规范地方债的文件是由预算司下发的，约束的是地方政府（即项目端）。23号文出台，将和过去发布的系列地方债政府债务监管文件一起，从资金的来源端和使用端形成监管“闭环”，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后金融企业要和政府合作，需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合法合规开展业务，不能以任何形式涉及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针对地方平台的融资不能要求政府担保。对于政信合作的业务模式影响较大。“资管新规”及其配套细则出台，开启大资管行业统一监管的新时代。2018年4月27日，在征求意见稿发布将近半年之际，“一行两会一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开启了大资管行业统一监管的新时代。相比征求意见稿，正式稿在充分吸收了来自市场和社会中科学合理的意见之后，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相关条款有所修改和完善。尽管部分条款相比于征求意见稿有所放松，但就新规本身来说，一些基本原则没有发生变化，如严格地切割表内和表外，去通道、去杠杆、去嵌套、破刚兑等。对信托行业而言，无论资金来源端还是投资端都有深远影响。从信托资金的来源端来看，资管新规的规定下信托的资金来源端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机构端面临的是通道业务的收缩压力；零售端面临的是净值化转型过程中，投资者对于净值型产品的接受还需要时间培育。从信托产品的投资端来看，对于期限错配的监管将极大地限制信托对于非标资产的选择。“37号文”进一步明确过渡期内信托行业的整改要求。为了更好地落实资管新规的精神，保障信托行业在过渡期的整改工作有序进行，银保监会信托监督管理部于2018年8月17日发布《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37号文”），对过渡期内信托通道业务、存量业务整改等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具体包括：通道业务方面，强调区别对待。支持信托公司开展符合监管要求、资金投向实体经济的事务管理类信托业务，严控为委托人监管套利、违法违规提供便利的事务管理类信托业务，监管态度有所缓和，短期来看，信托通道业务调整压力有所缓释。新老产品接续方面，明确信托公司可以新募集资金接续存量老产品里的资产，也可以用老产品投资新资产，但是明确老产品投资的新资产到期日不能晚于2020年底。存量业务方面，要求对不符合《资管新规》要求的存量信托产品进行全面摸底排查，按照产品类别逐笔建立台账，自主有序确定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清理目标。此外，37号文还明确了公益（慈善）信托、家族信托不适用《资管新规》相关规定。同时，还给出家族信托定义，强调家族信托金额或价值不能低于1000万元。3. 集合信托：发行规模明显下滑，房地产类信托“一枝独秀”3.1. 发行规模明显下滑，但发行数量大幅增加据用益信托网的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年已公布的集合理财信托产品发行规模为21993亿元，较2017年下降14.7％。2018年集合信托发行数量为15622只，较2017年增加了4457只，同比增速39.92％。集合信托规模下降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资金端方面，资金募集困难。首先，2018年4月份资管新规发布之后，市场一度对于公募产品能否投资非标资产存在较大疑问，银行理财在投资非标资产上显的比较谨慎；其次，各类资管机构，尤其银行理财自身面临较大的存量老产出的整改压力，新增非标投资的意愿较低；再次，监管对于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监管较严，集合信托中的通道业务需求也受到了极大的抑制；此外，零售端受资本市场低迷和风险事件增多的影响，个人投资者资金募集效率低下。二是资产端方面，在去杠杆和财政严监管的背景下，优质项目的供给减少，信托公司在开展业务时也会比较谨慎。2018年单只信托产品平均规模为1.41亿，而2017年单只信托产品规模则为2.31亿，单只信托产品平均规模有下降明显。信托公司方面，2018年发行数量和发行规模有所分化。发行数量方面，中航信托2018年共发行集合信托1522只，居于第一位。此外，民生信托和四川信托集合信托发行数量分别为1294只和1070只，分居二三位。这三家信托公司发行集合信托的数量占2018年新发行集合信托总数的比例分别为9.74％、8.28％、6.85％。发行的集合信托的规模分别为1463亿元、1385亿元、634亿元，发行规模排名分别为第二、第四和第14位。从发行规模来看，光大信托发行集合信托规模1477亿元，位居第一位，但发行的产品数量只有599只，位居第六位，可见光大信托发行的单只产品的规模相对较大；中航信托和五矿信托发行规模为1463亿元和1438亿元，分居二、三位。此外，民生信托和中融信托的发行规模也超千亿。3.2. 资金供需两端矛盾突出，平均收益率持续上升我们从已经公布的产品中获取可供参考的集合理财信托产品年化收益率。根据用益信托网不完全数据显示，2018年，已公布的集合理财类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7.94 ％，与2017年相比平均收益率上行117个bp；其平均信托年限为1.84年，信托产品的平均年限拉长0.14年，基本保持稳定。从预期年化收益率的趋势来看，2018年每月新发集合信托平均预期年收益率呈上升趋势，并维持在高位。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从资金需求端来看，受去杠杆和金融严监管的影响，地产企业、地方平台以及工商企业融资渠道受阻，但是由于业务扩张或者借新还旧等因素，上述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依旧迫切，直接导致融资成本的抬升，特别是贷款类信托预期收益率出现持续上涨。另一方面，从资金的供给端来看，尽管央行的货币政策边际不断放松，但受严监管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较低影响，市场资金流入非标市场的数量在减少。供需不平衡的矛盾突出，导致新发行集合信托的收益率不断上行。不过，预计这种供需矛盾在2019年将有所缓解。2019 年，信托业资金端和资产端将会有所平衡，资产端的问题在于优质资产会进一步减少，传统房地产、政信领域依然受到宏观调控的影响，资金链条偏紧，而新业务领域拓展进度有限。资金端受到货币政策宽松影响将会边际改善，不过机构客户增量有限，主要以个人客户为主。所以，未来信托收益率水平将可能出现逐步回落的态势。3.3. 资金使用方式：“类信贷”信托规模上升，证券投资类信托下滑明显按照集合信托的资金使用方式的不同，可以将集合信托分为贷款类、股权投资类、权益投资类、证券投资类、组合运用类及其他类。观察新发行集合理财信托产品资金使用方式，2018年权益投资类信托发行规模较2017年大幅回升，并取代证券投资类信托成为新发行集合信托中的第一大使用方式，而证券投资类信托的发行规模则出现大幅下滑；贷款类信托和股权类信托发行规模较2017年也有所回升，组合运用类发行规模则有所下降。具体来看，2018年，权益投资类信托发行规模9776亿元，较2017年增加6015亿元，同比增长159.9％，规模占新发行集合信托中的比例达44.45％，处于第一位。贷款类信托发行规模7842亿元，同比增长16.47％，规模占比达35.66％，贷款类信托一直是信托展业的主要方式。股权投资类发行规模1440亿元，同比增长28.56％，规模占比6.55％，股权投资类信托占比的回升，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信托主动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证券投资类信托受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发行规模只有1385亿元，较2017年大幅减少8816亿元，同比减少86.42％，规模占比仅有6.3％。此外，组合运用类发行规模1549亿元，同比减少20.35％。权益投资类主要以投资各类收益权（受益权）等非标债权为主，包括项目收益权、应收账款受益权、贷款收益权、股权受益权等，本质上与贷款类的业务类似，均为非标融资业务。权益投资类和贷款类信托发行规模占比超过80％，“紧信用”环境，集合信托的“类信贷”特征比较明显。预期收益率方面，除证券投资类信托的收益率较2017年大幅下滑外，其他几类信托收益率均大幅上行。具体来看，收益率最高的是股权投资类信托，收益率为8.41％，较2017年上行123bp；贷款类和组合运用类收益率也超过8％，分别为8.15％和8.37％，较2017年分别上行119bp和297bp；权益投资类信托收益率为7.87％，较2017年上行78bp；证券投资类信托收益率为5.84％，较2017年下行103bp，受股市低迷及债市违约风险大幅增加的影响较大，收益率的下滑也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发行规模。3.4. 投资方向：房地产类信托“一枝独秀”，基础产业类信托由“冷”转“暖”从2018年全年新发行规模的情况来看，集合信托的投资方向与2017年相比，有明显变化，房地产类信托发行规模相对于2017年有大幅增加，占比也有大幅回升，成为2018年新发规模中最大投资方向，此外基础产业类投资方向的发行规模和规模占比也有所上升。其他几个方向的发行规模和规模占比均有所下滑。具体来看，2018年，房地产类信托发行规模为9209亿元，较2017年增加3288.5亿元，发行规模同比增加55.54％，规模占比达41.88％，较2017年上升18.92％，是新发行集合信托的第一大投资方向。基础产业类信托发行规模3258亿元，同比增加40.5％，规模占比14.81％，较2017年上升5.82％。工商企业类信托发行规模为2632亿元，同比减少21.98％，规模占比11.97％，较去年下降1.11％。投向金融领域的信托发行规模6243亿元，较2017年减少2810亿元，同比下降31.04％，规模占比28.39％，较2017年回落6.71％。其他类信托发行规模为650亿元，同比减少87.31％，规模占比2.96％，下降16.92％。房地产类信托发行规模大幅回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2018年房地产销售增速虽然出现明显下滑，但房地产投资增速与房地产新开工速度仍处于较高位置，房企对于资金的需求仍旧比较旺盛，但国家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并未放松，房企发债和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受限，叠加金融去杠杆和“紧信用”的大环境，房企的融资渠道非常狭窄，使得回归信托融资成为很多房企的有效选择。受国家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影响，最近几年基础产业类发行规模增速均比较弱。2018年基础产业类信托发行规模的回升主要和下半年政策推动“基建补短板”有关。2018年下半年，为了防止经济增速失控，政策转向“稳增长”，国家对基础设施领域金融支持力度地不断加大。工商企业类信托发行规模下降主要是和实体企业信用违约风险大幅增加有关。在经济下行、去杠杆、信用收缩等背景下，以民企为代表的实体企业受到的冲击比较明显，信用风险大幅增加，债券市场和非标违约事件明显增多，交叉违约事件也时有发生，投向实体企业的产品成为兑付危机“重灾区”，导致信托公司投资此类项目偏于谨慎，投资者的对于此类项目的风险偏好也较低。投向金融领域的信托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一是投向股票、债券、基金等证券市场；二是投向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资管计划，主要是通道业务。金融类信托发行规模的下滑一方面与2018年股市的低迷及债市违约风险大幅增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监管力度不断加强背景下，包括信托在内的资管机构的整改工作的推进有关，通道规模的压降是必然选择。3.5. 基础产业信托：“稳增长”政策驱动规模企稳回升2018年基础产业信托发行数量和规模继续下滑，发行数量为963，发行规模为2318.97亿元。发行数量减少143只，减少12.92％；发行规模减少235.35亿元，减少9.21％。近几年，基建投向的集合信托新增规模增速都较弱，这主要与国家加强地方债务管理有很大关系。不过，2018年下半年以来，政策松动信号频频释放，引导金融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基础产业信托在2018年经历了一个从下滑到企稳的过程，随着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地方平台资金紧张程度得到一定缓解。不仅新增基础产业信托项目开始增加，而且存量的基础产业信托项目风险有所缓解。展望2019年，在积极财政政策力度仍将加大、整体性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仍将提升的情况下，基础产业信托的发展将具有一定空间。3.6. 房地产信托：发行规模连续三年持续增长2018年房地产集合信托发行规模继续保持大幅上升的态势。2018年房地产信托发行规模为9209.47亿，较2017年增加3288.54亿元，增长幅度为55.54％。共发行4998只产品，较2017年大幅增加3082只，增幅高达160.9％。但每款产品的单位发行规模从3.09亿下降到1.84亿，出现明显下降，可能的原因是和严监管下机构端的资金来源萎缩有关。房地产类集合信托规模增长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2018年房地产投资仍保持较高增速，行业资金需求量大。二是国家对房地产领域的调控成效显著，尤其是限购、限价、限贷、限售政策对于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回收形成较大影响；三是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金融监管政策效果显现，银行、基金等资金进入房地产受限，房地产开发商资金紧张。短期看，现状仍会维系，考虑防止系统性风险是政策底线，2019年房地产融资政策预计会是“对冲式”放松，即房地产趋势越弱，地产融资政策会逐渐放松；长期看，刚兑空间收窄，信托是传统借贷风控文化，是信用风险控制。土地房产等抵质押资产增值是维持信托产品“刚性兑付”的重要基础，未来土地房产价格增长受限，则房地产信托兑付压力加大。4. 展望：整改稳步推进，转型迫在眉睫4.1. 进入整改期，规模将继续下滑稳步整改的政策目标比较坚定，信托规模将继续压缩监管层对于过去的金融乱象和隐藏的风险认识比较清晰，对于处置风险的态度比较坚决，更是提出了“金融供给侧”改革。从具体政策措施上，为了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稳步推进存量规模的整改工作，政策边际上有所放松，给予金融机构更灵活的空间，但“聚焦治乱象、去嵌套、去通道、去刚兑、防风险、补短板”的政策底线没变。存量规模的整改将是过渡期的重要工作。对于信托行业而言，系列监管文件对银行资金出表实施多重限制，同时作出杠杆倍数、嵌套层数等具体严格限制，从资金端与通道操作上实施约束，穿透监管，削弱资金变换模式规避监管的能力。同时，对于大资管行业，协调统一监管，压缩原有因分业监管产生的监管套利空间。维系传统业务模式的根基已经发生动摇。在完成转型之前，合规增量规模将难以对冲存量规模整改导致的规模压缩，预计信托规模将继续收缩。2019年，存量业务的整改和合规化将成为重要工作，可以预见，信托总资产规模依然不会像前几年一样高速增长，而是延续2018年的下降趋势。合规通道业务有望继续开展自资管新规指导意见出台后，因未出台业务执行细则，表外非标融资受到极大限制，不符合新规框架性要求的产品备案一律叫停，以致信用收缩下风险暴露。资管新规细则落地明确业务开展要求，使得合规的增量业务重新开闸，对存量业务采取更宽松的处理措施，有堵有疏，利于风险缓解。同时，对于非标投资由严控压缩转为有序压降，过渡期内存量业务灵活处置，不会面临一刀切窘况。并且在2018年8月份银保监会下发的《信托资管新规过渡期监管意见》中，明确支持信托公司开展符合监管要求、资金投向实体经济的事务管理类信托。因此，银信通道业务未来仍可以存续与开展以支持合理合规需求。。4.2. 转型之路：业务创新与产品创新齐头并进在“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政策的底线下，宏观经济发展动力正在发生变化，信托业也正面临着变革和创新，力图摆脱对房地产、政府平台等传统领域的过度依赖。一方面，在业务模式上，正逐步回归信托本质，不断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向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方向转型。另一方面，面临资本市场的新变化，在产品层面也在不断创新。回归信托本质，向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方向转型。经济新常态下，宏观经济发展动力逐步从产能扩张转向产能结构优化转变，信托行业在过去几年的业务领域正在萎缩，信托行业的金融职能正在从融资通道到资产管理本业的过渡转变，回归信托业本源。信托的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一方面，随着居民财富的迅速积累和投资理财需求的提升，财富管理是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而且相比通道业务，信托公司的利润较丰厚。未来信托公司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财富管理服务，并努力提高直销能力，打造品牌。财富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家族信托，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财富传承的需求将大幅提升，信托公司在家族信托方面具备信托制度优势和先发优势，未来将获得更多的关注与青睐。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未来新型金融产品将会不断出现，与此同时，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倾向于购买固收类产品到对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提高，未来专业的资产配置能力及产品配置能力将成为资产管理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信托行业未来发力的方向。产品创新是信托业转型重要内容。能否与经济转型同步进行产品创新，是信托业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资管新规下，信托产品的体系架构从产品导向型转向需求导向型，具体而言，要满足以下几个需求。一是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切实需求。信托业具有跨市场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优势，具体体现为通过运用股权、债券以及夹层融资等多种方式，跨越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实业等领域服务实体经济。这种独特的制度优势使信托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能够发挥个性化主动优势，借助于与其他金融同业的合作，整合多领域资源，满足实体经济的多样化、多层次金融需求，实现其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二是满足金融机构与传统实体企业的证券化业务需求。随着监管将“防风险”放到重要位置， “非标转标”是未来的大势所趋。资产证券化是传统非标准化债权向标准化债权转变的主要合规手段，这有利于优化发行方负债结构，盘活存量资产。除了可以布局传统的信贷ABS、企业ABS与资产支持票据ABN之外，不良资产证券化、PPP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业务领域的发展也给信托发展ABS业务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三是满足个人财富管理的需求。中国高端财富管理需求的快速扩张为家族信托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根据《中国私人银行2016》预测，2015 至2020 年，高净值人群可投资金融资产年均增速约为15％，明显高于同期预设的6.5％的GDP 增速及整体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12％的增速。与此同时，中国高端财富管理市场目前没有显著能完全占有该市场的主体，信托完全可以在这个领域获取较大的市场份额。信托公司可以通过家族信托、慈善信托等特殊的交易结构，实现超高净值客户日益增长的对财富安全、家族价值传承、全球配置资产、慈善公益的需求。四是满足公共事业的信托管理需求。PPP 作为一种信用良好、收益稳定的类固收资产品种，信托有参与PPP 业务的条件，这可成替代传统政信业务的备选模式。与传统的政信合作业务相比，PPP 模式具有项目前期流程较多、项目规模较大、周期较长，及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等特点。政府在分享一部分项目收益的同时，分摊了项目的风险，这不仅有利于缓解政府债务负担，也有助于大型基建项目融资的顺利进行。信托机构可充分发挥自身在资金端的社会资源聚集能力优势，在PPP项目中依靠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通过社会资本的引入能够推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尤其在这一轮“基建补短板”（特高压、轨交等）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产业等）过程中，信托可以把握住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