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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文学民族志的产生和反思民族志的胜利原因根由

分析文学民族志的产生和反思民族志的胜利原因

引言美国人类学随后就发展了建立在民族志修辞的文学分析之上的批判,这种批评走上了绝境:当我们将民族志文本化约到文学文本的位置,甚至于被研究的现实与所追寻的科学客观性不再有联系时,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田野调查与分析?由詹姆斯· 克利福德与乔治· 马库斯主编的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于1986年出版。该书虽然从来没有被翻译成法语,如今却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人类学专 业学生的必读文本之一。在这本论文集的一系列讨论人类学流派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 种对民族志书写的分析,那就是在继承自18世纪以来形成的介于艺术、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划分与习惯的同时,又重视民族志文本逐渐成为虚构的事实。这些论文不仅将业已出版的文本视作历史材料,从而着重强调人类学与调查之间的关系史,还强调了人类学作为科学的历史,然而后者却对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志产生了负面的作用。这本论文集的民族志读者们,通过观察他们前辈的修辞策略,来克服这样一种不满, 那就是将调查关系视为殖民关系。就好像是由这些使用了这本书的读者们,授权以民族志之名出版了这些以第一人称书写的文本,并且彰显了那些民族志的冒险者、被错过的探险者和敏感的见证者。这样的结果并不会引起阅读的不适,但它们与被“研究”的社会知识之间的关系却是过分薄弱的。在这一缺少刺激的时代,我们可以引用一些最为出名的论著:奈吉尔· 巴利众多讽刺著作中的第一部,出版于1983年的《天真的人类学家》,或者露丝· 贝哈为了追寻其古巴犹太人源头的情感编年史,出版于1996年的《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在此,民族志的历史为一种文学或反思的文学民族志服务。 民族志逐渐出现在殖民类型的经验中,其中殖民地民族志学者必然掌控了殖民化的田野调查。人类学家克利福德· 格尔茨发展了民族志的工作,这种民族志工作建立在将文 化视为文本的阐释理论之上。在他看来,自去殖民化以来,人类学就饱受修辞学危机之 苦,这种修辞学的危机与大众的转型有关。在《此处与彼处: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这本1988年出版于美国,1996年被翻译成法语的著作中,作者提出了以下的问题: 人类学书写的根本原则之一,曾经一度建立在懂得以下事实之上,即它们的研究对象和大众不仅是相互分离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有区别的。必须要描述第一批人而不是询问他们,接着要明示第二批人而不是牵涉他们,并且逐渐在实践上进行清偿。 世界上始终有隔间,但是将它们相互连接的过道却很不确定。对象与大众的相互交叠,就像吉本突然发现与一名持反对意见的罗马读者相对;或是像奥梅在《两个世界杂志》中发表的名为《 包法利夫人一书中对外省生活的描述》的论文,在人类学家中引发了大量直面主体修辞学的不安感。如今应当去说服谁?是那些非洲学家或美洲学家吗?回应无疑是必须去说服这两类人,并成功地让他们相互对话,而不是天真地去谈“非洲人”的霸权或是他们非同寻常的能力,否则,就要去处理经由学术界获得的合法性。再 一次,这是一个关于接受民族志出版物应有条件的问题。法国的新型民族志对于英语学界的“文学”人类学提出的问题的回应,就是去区分民族志书写的不同时刻:一种是为了自我的书写,它呈现出两种形式,田野调查日记和学术刊物;另一种是区别于学术发表的为了他人的写作,也 是说,这是经由对方确认的、为了普及而出版的写作,其目的在于调查,也在于不同的合作者。正如内在的创伤开创了这个时期,马林诺夫斯基《日记》的发现,却没有让人们意 识到并非为了出版的日记与为了出版的专著之间必要的共存关系。这种丑闻来自这样一个 事实,那就是日记不应被视为著作,尽管它符合出版的条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人类学从这个批判的时代崛起,继而围绕着反思田野民族 志进行自我重建。在法国,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代人与民族志方法关联在一起,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方法对他们来说是最新引入的。重新拾起对殖民关系的分析,那些重新回到欧洲田野的非洲学家们,将反思民族志转化成了有效的分析工具。在全球范围内,20世纪 90年代见证了本土人类学家从事的对自身社会研究的加强:这在法国是近处的人类学,在美国或较少出现在英国的是家乡人类学,而在那些曾经的殖民地里则是底边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形态学上主要的转型,不但给反思民族志带来了胜利,而且使反思民族志摆脱了其负面的后现代意识。更多是出现在美国和英国的、重新返回曾经研究的社会的传统,得以重新衡量民族志学者在描写中的角色。在法国学者皮埃尔· 布迪厄的生涯中,新兴的反思民族志融合了民族志的两种传统:一种是建立起人类学传统 的、出于熟悉化的他者的民族志;另一种是从民族志社会学中发展起来的、出于距离化的 对自我的民族志。1980到2000年之间,是这些新的本土人类学的黄金年代,但这也产生了两大局限:围绕非本地人研究本土社会或组织的权利而展开的合法性争论,以及通过重现发明多元地方路径或全球性路径来超越单一地域路径的需求。 事实上,反思民族志是一种面对人类学危机的解决方式,但有的时候我们也认为它并不是一种解决之道,因为它的表现过于极端。在田野调查期间理解“扮演了什么”,这是这样的一种时刻,即观察者身处各种社会关系中,但他却难以把握,这相悖于对民族志文本的后现代阅读。对于反思民族志来说,田野调查是不够的,田野调查必须辅以一种自我分析,这与最终的写作选择相区别。由此,就像殖民科学被西方科学自我摧毁一样,人类学的危机由于民族志地位的改变,也在20世纪90年代被消解。民族志首先被视为一种汇编他者数据的“中立”手段,继而被视为面向理论问题的地方志基础,但它并不会去质疑被研究团体的界限,民族志成了 从内部进入社会进程知识大门的一种特殊方法。 事实上,在观察中,观察者的角色可以也应当被用作知识的动力。18世纪以来就被论述的认识论原则,曾被克洛德· 列维- 斯特劳斯再次强调,他在20世纪初曾批评了物理学中的量子革命。“在一个观察者就如同其研究对象的科学中,观察者自身就是他所观察的一部分”。对此,我们可以考虑两种解决办法。第一种就是“重访”曾经被调查过的田 野,第二种则是在被研究的环境中去分析民族志的角色。重访的例子有很多,这尤其是出现在美国的传统中。这种方法在于重新回到田野中, 从而证明原来的民族志学者所调查出的特性,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格外丰富的案例。 特普兹兰的墨西哥村庄曾在1926年被罗伯特· 雷德菲尔德研究过,后 来又在1943年被奥斯卡· 里维斯再次研究。第一次的研究曾把这个村庄当成相对隔离的总体来分析,在这个总体中社会关系都是和谐的。第二次的研究则发现了村庄中的暴力、个人主义与冲突。里维斯一方面将差异归因于超过十五年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归因于他和雷德菲尔德相对立的理论立场。雷德菲尔德曾关注城乡间绝对的连续体,而在里维斯那里,更被关注的则是全球性的历史语境。里维斯是一个关注支配效用的马克思 主义者。在1960年,雷德菲尔德回应了这一批评。他解释道,差异来源于民族志学者所提 的问题。雷德菲尔德所问的问题是什么促使村民变得幸福,而里维斯所问的问题则是什么促使村民变得不幸。这次对田野的重访,以及接下来所产生的矛盾,强调的是理论的重要性,这种理论指导了观察,在必要的时候也限制了观察。然而,我们可以假设,根据不同的提问,与土地相连的关系是不同的。在上述两者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辨别,哪一种建 立了历史变迁,哪一种实现了观点的改变:这正是我们可以对上述两例杰出的调查进行历史分析的原因。在这里,与历史学家进行的对历史书写的分析并无不同,历史学家的所有作品都是他所处语境的产物,这丝毫没有降低历史学方法的严肃性。

方小姐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大梳理!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社科学术圈,ID:shkxquan】经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如需转载与原文作者联系-1-社会科学的研究步骤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理论的指导。其中,在检验研究假设结束之后,需要与现有的文献对话,再次发现新问题,开始新一轮的研究过程。在这个环节之中,资料分析作为重要一环,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极为重要。-2-资料分析的方式分类教育研究包含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及分类。一般情况下,按照认识论基础,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混合研究。也有部分学者按照研究目的、手段等对研究方法进行分类。比如别敦荣和彭阳红将研究方法分为:理论思辨、经验总结、历史研究、调查研究、比较研究、数学分析、质的研究和个案研究;在国内,根据刘良华对研究方法的分类大体上有三个基本类型:实证研究(量化的、质化的)、思辨研究(又称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常以教育对策、教育反思、教育改革形式显现)。实证研究是基于“事实”的方式进行论证并有规范的研究设计和研究报告。陈向明指出,“研究方法”一般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方法论,即指导研究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基本的理论假定、原则、研究逻辑和思路等;第二,研究方法或方式,即贯穿于研究全过程的程序与操作方式;第三,具体的技术和技巧,即在研究的某一阶段使用的具体工具、手段和技巧等。文中所采取的分类是按照陈向明定义中的第三个层面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大多数时候是以一种研究方法为主,其他为辅,交叉使用的。以下内容是介绍每一种具体的方式。那么资料搜集上来了?该如何分析呢?-3-具体的资料分析方式| 思辨分析1. 历史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是运用历史资料,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过去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亦称纵向研究法,是比较研究法的一种形式。在政治学领域中,它着重对以往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的研究。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政治制度的现状及其演变趋向。但不是断章取义地分析政治制度的现状,而是系统地研究它们以往的发展及其变迁的原因。历史研究法主要是研究政治制度的发展历史,从各种事件的关系中找到因果线索,演绎出造成制度现状的原因,推测该制度未来的变化。2. 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法就是对物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研究与判断的方法。比较研究法可以理解为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按属性的数量,可分为单向比较和综合比较。按时空的区别,可分为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按目标的指向,可分成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按比较的性质,可分成定性比较与定量比较。按比较的范围,可分为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3. 文献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文献法是一种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文献法的一般过程包括五个基本环节,分别是:提出课题或假设、研究设计、搜集文献、整理文献和进行文献综述。文献法的提出课题或假设是指依据现有的理论、事实和需要,对有关文献进行分析整理或重新归类研究的构思。研究设计首先要建立研究目标,研究目标是指使用可操作的定义方式,将课题或假设的内容设计成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可以重复的文献研究活动,它能解决专门的问题和具有一定的意义。| 话语分析话语分析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研究对象的出现,特别是在法语领域的出现,一般来说,是语言学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这个新领域与语言学保持着复杂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经济被重新定义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活动,正如它的内涵一样,它存在的前提是:特殊对象的生成、观念系统的状态、新颖恰当的研究对象的方法论的框架系统的状态。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CDA是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批判话语分析的主要方法: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话语历史背景分析。例如:如果有一部有关第三世界的纪录片始终把第三世界的穷人当做及物动词性的宾语,那就必然给读者、听者留下这样的印象:穷人是被动的牺牲品,而不是斗争的参与者。例如:对何人使用何种称谓,体现着作者(讲话者)的态度。情态是人际功能的体现形式之一,主观情态反应话语生成者与陈述者的亲近性,而客观情态则模糊了个体和团体的观点。| 内容分析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对传播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即由表征的有意义的词句推断出准确意义的过程。内容分析的过程是层层推理的过程。内容分析法的信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研究者按照相同的分析维度,对同一材料进行评判结果的一致性程度,它是保证内容分析结果可靠性、客观性的重要指标。ROST content mining是一款免费的大型内容分析研究性工具平台,主要功能包括:辅助各学科进行研究,协助完成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方面的研究,凡是需要分析论文、微博、博客、论坛、网页、书籍、聊天记录、电子邮件、本地文本类格式文件、数据库中各类文本字段的学科,都可以使用本软件,分析方法目前支持:分词、字频统计、词频统计、聚类、分类、情感分析(含简单和复杂)、共现分析、同被引分析,依存分析、语义网络、社会网络、共现矩阵等分析方法。| 质性研究一种在社会科学及教育学领域常使用的研究方法,通常是相对量化研究而言。质性研究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方法,而是许多不同研究方法的统称,由于他们都不属于量化研究,被归成同一类探讨。其中包含但不限于民族志研究,人类学研究,论述分析,访谈研究等。1. 民族志研究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民族志内容主要为相关人的访问内容、档案记录的检视、与衡量与访问内容的可信度,从此内容,可找出特定团体与组织之间的关联,并为关心大众以及专业的同行撰写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民族志学家则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的焦点放在人类思想和行为中较可预测的型态上。为了真实纪录,1930年代后,民族志的产生通常需要相当冗长时间的实际体验。2. 口述史研究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口述史在国际上是一门专门学科,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教授在该校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第一次使用了“口述史”这个概念。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术领域的成立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以音像设备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尚未得到过的原始资料。3. 行动研究行动研究是一种适合于广大教育实际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它既是一种方法技术,也是一种新的科研理念、研究类型。行动研究是从实际工作需要中寻找课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进行研究,由实际工作者与研究者共同参与,使研究成果为实际工作者理解、掌握和应用,从而达到解决问题,改变社会行为的目的的研究方法。它是一种行动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于资料收集、合作探讨、自我反省、多方总结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种主题明确、思路清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4. 扎根理论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法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AnselmStrauss和BarneyGlaser两位学者共同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是运用系统化的程序,针对某一现象来发展并归纳式地引导出扎根的理论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5. 个案研究个案研究(case study)也称个案调查。对某一特定个体、单位、现象或主题的研究。这类研究广泛收集有关资料,详细了解、整理和分析研究对象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内在与外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以形成对有关问题深入全面的认识和结论。个案研究的单位可以是个人、群体、组织、事件或者某一类问题,由此而产生人员研究个案,各生活单位或社会团体个案、传播媒介个案,以及各种社会问题个案等。6. 文本分析从文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的深层,从而发现那些不能为普通阅读所把握的深层意义。新批评细读法“新批评”细读法不是一种自我感兴趣的印象式批评,而是一种“细致的诠释”,是对作品作详尽分析和解释的批评方式。其操作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步骤:首先是了解词义,然后是理解语境,再次是把握修辞特点。叙述学分析法叙述是人类社会性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叙述学”分析法,主要是故事分析(包括故事序列分析,故事类型分析等等),与叙述视角分析(包括叙述者的人称、位置、可信度;叙述者的声音、叙述的速度等)。| 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用于描述和测量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或通过这些关系流动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东西,如信息、资源等。根据分析的着眼点不同,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分为两种基本视角:关系取向和位置取向。关系取向关注行动者之间的社会性粘着关系,通过社会联结本身——如密度、强度、对称性、规模等——来说明特定的行为和过程。位置取向则关注存在于行动者之间的、且在结构上相处于相等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模式化(patterning),它讨论的是两个或以上的行动者和第三方之间的关系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结构,强调用“结构等效”来理解人类行为。| 引文分析引文分析法,就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的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分析对象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信息计量研究方法。引文分析的主要内容:引文年代分析、引文量分析、集中和离散规律分析、引文类型分析、引文语种分析、引文国别分析。引文分析的主要作用是:测量学科的影响和重要性、研究学科结构、研究学科信息发布、确定核心期刊、研究文献老化规律等。| 统计学分析1. 统计描述它研究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去搜集、整理、分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数据,并通过统计所特有的统计指标和指标体系,表明所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规模、水平、速度、比例和效益,以反映社会经济现象发展规律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作用,描述社会经济现象数量之间的关系和变动规律,也是进一步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2. 方差分析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简称ANOVA),又称“变异数分析”或“F检验”,是R.A.Fisher发明的,用于两个及两个以上样本均数差别的显著性检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研究所得的数据呈现波动状。造成波动的原因可分成两类,一是不可控的随机因素,另一是研究中施加的对结果形成影响的可控因素。方差分析是从观测变量的方差入手,研究诸多控制变量中哪些变量是对观测变量有显著影响的变量。3. 二元相关因果关系分析方法之一种。二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是在一元回归基础上的延伸,式中y是因变量;x1、x2是自变量;a、b1、b2是回归系数。二元线性回归法适用于分析有两个主要自变量的预测,一般运用计算机进行计算。4. 元分析元分析(meta-analysis)统计方法是对众多现有实证文献的再次统计,通过对相关文献中的统计指标利用相应的统计公式,进行再一次的统计分析,从而可以根据获得的统计显著性等来分析两个变量间真实的相关关系。元分析程序输入参数包括:各个观察到的相关系数(已有研究文献中变量间的相关统计分析,从而可以根据获得的统计显著性等来分析两个变量间真实的相关关系。5. 多元回归“多元回归”在工具书中的解释:1、研究一个依变量、依两个或两个以上自变量的回归。2、亦称为多元线性回归,是反映一种现象或事物的数量依多种现象或事物的数量的变动而相应地变动的规律。3、建立多个变量之间线性或非线性数学模型数量关系式的统计方法。在肥料试验中广泛应用。6. 多元变量分析多元分析,是指同时考虑多个反应变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均值向量的假设检验、多元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典范相关分析等。7. 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是指研究从变量群中提取共性因子的统计技术。最早由英国心理学家C.E.斯皮尔曼提出。他发现学生的各科成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一科成绩好的学生,往往其他各科成绩也比较好,从而推想是否存在某些潜在的共性因子,或称某些一般智力条件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成绩。因子分析可在许多变量中找出隐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将相同本质的变量归入一个因子,可减少变量的数目,还可检验变量间关系的假设。8. 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将多个变量通过线性变换以选出较少个数重要变量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又称主分量分析。实际课题中,为了全面分析问题,往往提出很多与此有关的变量(或因素),因为每个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这个课题的某些信息。主成分分析首先是由K.皮尔森对非随机变量引入的,尔后H.霍特林将此方法推广到随机向量的情形。信息的大小通常用离差平方和或方差来衡量。主成分分析作为基础的数学分析方法,其实际应用十分广泛,比如人口统计学、数量地理学、分子动力学模拟、数学建模、数理分析等学科中均有应用,是一种常用的多变量分析方法。9. 聚类分析聚类分析指将物理或抽象对象的集合分组为由类似的对象组成的多个类的分析过程。它是一种重要的人类行为。聚类分析的目标就是在相似的基础上收集数据来分类。聚类源于很多领域,包括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生物学和经济学。在不同的应用领域,很多聚类技术都得到了发展,这些技术方法被用作描述数据,衡量不同数据源间的相似性,以及把数据源分类到不同的簇中。10. 非参数检验非参数检验(Nonparametric tests)是统计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参数检验共同构成统计推断的基本内容。参数检验是在总体分布形式已知的情况下,对总体分布的参数如均值、方差等进行推断的方法。但是,在数据分析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无法对总体分布形态作简单假定,此时参数检验的方法就不再适用了。非参数检验正是一类基于这种考虑,在总体方差未知或知道甚少的情况下,利用样本数据对总体分布形态等进行推断的方法。由于非参数检验方法在推断过程中不涉及有关总体分布的参数,因而得名为“非参数”检验。11. 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 SEM)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该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熟,可惜国内了解的人并不多。在社会科学以及经济、市场、管理等研究领域,有时需处理多个原因、多个结果的关系,或者会碰到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即潜变量),这些都是传统的统计方法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结构方程模型迅速发展,弥补了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成为多元数据分析的重要工具。

赵王

科研必备:23种常用的资料分析方式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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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法就是对物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研究与判断的方法。比较研究法可以理解为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按属性的数量,可分为单向比较和综合比较。按时空的区别,可分为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按目标的指向,可分成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按比较的性质,可分成定性比较与定量比较。按比较的范围,可分为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3)文献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文献法是一种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文献法的一般过程包括五个基本环节,分别是:提出课题或假设、研究设计、搜集文献、整理文献和进行文献综述。文献法的提出课题或假设是指依据现有的理论、事实和需要,对有关文献进行分析整理或重新归类研究的构思。研究设计首先要建立研究目标,研究目标是指使用可操作的定义方式,将课题或假设的内容设计成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可以重复的文献研究活动,它能解决专门的问题和具有一定的意义。02.话语分析话语分析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研究对象的出现,特别是在法语领域的出现,一般来说,是语言学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这个新领域与语言学保持着复杂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经济被重新定义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活动,正如它的内涵一样,它存在的前提是:特殊对象的生成、观念系统的状态、新颖恰当的研究对象的方法论的框架系统的状态。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CDA是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批判话语分析的主要方法: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话语历史背景分析。例如:如果有一部有关第三世界的纪录片始终把第三世界的穷人当做及物动词性的宾语,那就必然给读者、听着留下这样的印象:穷人是被动的牺牲品,而不是斗争的参与者。例如:对何人使用何种称谓,体现着作者(讲话者)的态度。情态是人际功能的体现形式之一,主观情态反应话语生成者与陈述者的亲近性,而客观情态则模糊了个体和团体的观点。03.内容分析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对传播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即由表征的有意义的词句推断出准确意义的过程。内容分析的过程是层层推理的过程。内容分析法的信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研究者按照相同的分析维度,对同一材料进行评判结果的一致性程度,它是保证内容分析结果可靠性、客观性的重要指标。ROST content mining是一款免费的大型内容分析研究性工具平台,主要功能包括:辅助各学科进行研究,协助完成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方面的研究,凡是需要分析论文、微博、博客、论坛、网页、书籍、聊天记录、电子邮件、本地文本类格式文件、数据库中各类文本字段的学科,都可以使用本软件,分析方法目前支持:分词、字频统计、词频统计、聚类、分类、情感分析(含简单和复杂)、共现分析、同被引分析,依存分析、语义网络、社会网络、共现矩阵等分析方法。04.质性研究一种在社会科学及教育学领域常使用的研究方法,通常是相对量化研究而言。质性研究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方法,而是许多不同研究方法的统称,由于他们都不属于量化研究,被归成同一类探讨。其中包含但不限于民族志研究,人类学研究,论述分析,访谈研究等。(1) 民族志研究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民族志内容主要为相关人的访问内容、档案记录的检视、与衡量与访问内容的可信度,从此内容,可找出特定团体与组织之间的关联,并为关心大众以及专业的同行撰写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民族志学家则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的焦点放在人类思想和行为中较可预测的型态上。为了真实纪录,1930年代后,民族志的产生通常需要相当冗长时间的实际体验。(2) 口述史研究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口述史在国际上是一门专门学科,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教授在该校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第一次使用了“口述史”这个概念。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术领域的成立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以音像设备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尚未得到过的原始资料。(3) 行动研究行动研究是一种适合于广大教育实际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它既是一种方法技术,也是一种新的科研理念、研究类型。行动研究是从实际工作需要中寻找课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进行研究,由实际工作者与研究者共同参与,使研究成果为实际工作者理解、掌握和应用,从而达到解决问题,改变社会行为的目的的研究方法。它是一种行动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于资料收集、合作探讨、自我反省、多方总结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种主题明确、思路清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4) 扎根理论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法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AnselmStrauss和BarneyGlaser两位学者共同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是运用系统化的程序,针对某一现象来发展并归纳式地引导出扎根的理论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5) 个案研究个案研究(case study)也称个案调查。对某一特定个体、单位、现象或主题的研究。这类研究广泛收集有关资料,详细了解、整理和分析研究对象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内在与外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以形成对有关问题深入全面的认识和结论。个案研究的单位可以是个人、群体、组织、事件或者某一类问题,由此而产生人员研究个案,各生活单位或社会团体个案、传播媒介个案,以及各种社会问题个案等。(6) 文本分析从文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的深层,从而发现那些不能为普通阅读所把握的深层意义。新批评细读法“新批评”细读法不是一种自我感兴趣的印象式批评,而是一种“细致的诠释”,是对作品作详尽分析和解释的批评方式。其操作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步骤:首先是了解词义,然后是理解语境,再次是把握修辞特点。叙述学分析法叙述是人类社会性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叙述学”分析法,主要是故事分析(包括故事序列分析,故事类型分析等等),与叙述视角分析(包括叙述者的人称、位置、可信度;叙述者的声音、叙述的速度等)。05.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用于描述和测量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或通过这些关系流动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东西,如信息、资源等。根据分析的着眼点不同,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分为两种基本视角:关系取向和位置取向。关系取向关注行动者之间的社会性粘着关系,通过社会联结本身——如密度、强度、对称性、规模等——来说明特定的行为和过程。位置取向则关注存在于行动者之间的、且在结构上相处于相等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模式化(patterning),它讨论的是两个或以上的行动者和第三方之间的关系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结构,强调用“结构等效”来理解人类行为。06.引文分析引文分析法,就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的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分析对象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信息计量研究方法。引文分析的主要内容:引文年代分析、引文量分析、集中和离散规律分析、引文类型分析、引文语种分析、引文国别分析。引文分析的主要作用是:测量学科的影响和重要性、研究学科结构、研究学科信息发布、确定核心期刊、研究文献老化规律等。07.统计学分析(1) 统计描述它研究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去搜集、整理、分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数据,并通过统计所特有的统计指标和指标体系,表明所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规模、水平、速度、比例和效益,以反映社会经济现象发展规律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作用,描述社会经济现象数量之间的关系和变动规律,也是进一步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2) 方差分析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简称ANOVA),又称“变异数分析”或“F检验”,是R.A.Fisher发明的,用于两个及两个以上样本均数差别的显著性检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研究所得的数据呈现波动状。造成波动的原因可分成两类,一是不可控的随机因素,另一是研究中施加的对结果形成影响的可控因素。方差分析是从观测变量的方差入手,研究诸多控制变量中哪些变量是对观测变量有显著影响的变量。(3) 二元相关因果关系分析方法之一种。二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是在一元回归基础上的延伸,式中y是因变量;x1、x2是自变量;a、b1、b2是回归系数。二元线性回归法适用于分析有两个主要自变量的预测,一般运用计算机进行计算。(4) 元分析元分析(meta-analysis)统计方法是对众多现有实证文献的再次统计,通过对相关文献中的统计指标利用相应的统计公式,进行再一次的统计分析,从而可以根据获得的统计显著性等来分析两个变量间真实的相关关系。元分析程序输入参数包括:各个观察到的相关系数(已有研究文献中变量间的相关计分析,从而可以根据获得的统计显著性等来分析两个变量间真实的相关关系。(5) 多元回归“多元回归”在工具书中的解释:1、研究一个依变量、依两个或两个以上自变量的回归。2、亦称为多元线性回归,是反映一种现象或事物的数量依多种现象或事物的数量的变动而相应地变动的规律。3、建立多个变量之间线性或非线性数学模型数量关系式的统计方法。在肥料试验中广泛应用。(6) 多元变量分析多元分析,是指同时考虑多个反应变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均值向量的假设检验、多元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典范相关分析等。(7) 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是指研究从变量群中提取共性因子的统计技术。最早由英国心理学家C.E.斯皮尔曼提出。他发现学生的各科成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一科成绩好的学生,往往其他各科成绩也比较好,从而推想是否存在某些潜在的共性因子,或称某些一般智力条件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成绩。因子分析可在许多变量中找出隐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将相同本质的变量归入一个因子,可减少变量的数目,还可检验变量间关系的假设。(8) 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将多个变量通过线性变换以选出较少个数重要变量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又称主分量分析。实际课题中,为了全面分析问题,往往提出很多与此有关的变量(或因素),因为每个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这个课题的某些信息。主成分分析首先是由K.皮尔森对非随机变量引入的,尔后H.霍特林将此方法推广到随机向量的情形。信息的大小通常用离差平方和或方差来衡量。主成分分析作为基础的数学分析方法,其实际应用十分广泛,比如人口统计学、数量地理学、分子动力学模拟、数学建模、数理分析等学科中均有应用,是一种常用的多变量分析方法。(9) 聚类分析聚类分析指将物理或抽象对象的集合分组为由类似的对象组成的多个类的分析过程。它是一种重要的人类行为。聚类分析的目标就是在相似的基础上收集数据来分类。聚类源于很多领域,包括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生物学和经济学。在不同的应用领域,很多聚类技术都得到了发展,这些技术方法被用作描述数据,衡量不同数据源间的相似性,以及把数据源分类到不同的簇中。(10) 非参数检验非参数检验(Nonparametric tests)是统计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参数检验共同构成统计推断的基本内容。参数检验是在总体分布形式已知的情况下,对总体分布的参数如均值、方差等进行推断的方法。但是,在数据分析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无法对总体分布形态作简单假定,此时参数检验的方法就不再适用了。非参数检验正是一类基于这种考虑,在总体方差未知或知道甚少的情况下,利用样本数据对总体分布形态等进行推断的方法。由于非参数检验方法在推断过程中不涉及有关总体分布的参数,因而得名为“非参数”检验。(11) 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 SEM)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该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熟,可惜国内了解的人并不多。在社会科学以及经济、市场、管理等研究领域,有时需处理多个原因、多个结果的关系,或者会碰到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即潜变量),这些都是传统的统计方法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结构方程模型迅速发展,弥补了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成为多元数据分析的重要工具。

阿尔法

会议|中国民族志研究中,探索人类学的伦理转向

主办方供图由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承办的“人类学的伦理转向与中国研究”学术工作坊于6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灵隐宾馆举行。来自国内外十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参加了此次工作坊并就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伦理转向(ethical turn/moral turn)”是西方人类学界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关注实际生活经验、以田野调查作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人类学对研究对象的伦理准则、价值观念的记录和分析由来已久。但“伦理转向”之所以成其为一个“转向”,其意义就在于不再把关乎良好生活与是非善恶的原则和行动看作是一个庞大文化母体的衍生品,而是以伦理问题作为出发点,反思他者生存于世界之上的一些更为根本的状况和境遇。它反对将伦理生活视为一套整齐划一的文化“产品”,强调需要在行动者/感受者/表述者的具体生活实践中观察“好人/好事”如何生长,以及伦理行动的主体与周遭世界之间的复杂纠缠。美国人类学家Cheryl Mattingly和Jason Throop认为,“伦理转向”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资源,一是语言人类学中对日常交流的洞察,以及连带出的“寻常伦理(ordinary ethics)”问题;二是现象学人类学(phenomenological anthropology)中对道德经验的强调;三是后福柯主义/新亚里士多德学派对“美德”问题所展开的思辨。简言之,“伦理转向”虽发轫不久,甚至缺乏相关术语、概念的统一,但却代表着人类学内外联动,以新理论工具撬动经验反思,以拓展学科视野的蓬勃野心。中国文化历来看重教化修身,相应地,在中国研究的传统当中,伦理道德问题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前辈学人就曾对这一问题着墨甚多。此次工作坊的召集者表示,在急速变迁的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研究,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大量关乎伦理的问题,而“伦理转向”中所蕴含的新思路,有助于我们拓展自己的视野,在更为宽阔的比较视野中重新激活中国经验。鉴于国内人类学界尚未系统性地对这一思潮进行回应和反思,他组织这样一场学术对话,希望能够汇聚对此问题有一定研究经验的中青年学者,在交流中碰撞出新的想法。工作坊以北京大学赖立里题为“本体论转向的伦理关怀:重新思考‘知识’”的演讲开场。她将“伦理转向”与当代人类学另一场声势浩大的理论运动——“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关联起来。她以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为立足点,重新思考人类学所追求的“他者的知识”,强调我们不能将这种知识不加反思地等同于英文的“knowledge”。后者只承认那些事实清晰、原则明确且可以被加以言说的知识,但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知识可能是非原则性的、弥散的,是促使当事人走向伦理行动但却并不必然导向确定之结果的“致良知”。通过对一位瑶族民间医生救治病患的故事的阐述,赖立里认为“伦理转向”中的伦理可以是安乐哲(Roger Ames)所讨论的角色伦理(ethical role)。伦理是行动者介入其所处世界的原则和驱力,具有一种本体论意义。工作坊按照不同议题被划分为七个分论坛,但如果从民族志研究的纵深程度而言,与会人的论文其实在三个不同层次上谈论了各自所处理的伦理碰撞或道德生活。这三个层次分别是:个体如何妥善地居于他人和万物所构成的世界;共时和历时维度上的社区道德再生产;全球化潮流中的相遇和摩擦。人类学的立身之本在于对真实生活经验进行持续而深入的观察和分析,因此在微观层面揭示人的生存处境历来是其重要的研究切入点。“伦理转向”中的许多研究正是在这一层面贡献了诸多极具穿透力和想象力的新思路。本次工作坊的多篇论文涉及这一层次。例如,南方科技大学袁长庚通过对华北某城市保健品直销群体中一次“肝胆排毒”活动的分析,反思了“具身(embodiment)”这一身体-医学人类学中的经典概念。在地方社会变迁和健康实践的背景下,参与者热切地寻找着体内之“毒”,并且通过对这种异物的凝视和解说来重新唤醒自己极具道德意味的身体。“排毒”在此意义上成为个人生活历程当中的一次哲学“事件”,它短暂地造成了意义结构的破裂,并且促使主体通过行动去弥合这种断裂。由此个案出发,他认为我们应当重视“具身”的事件性(eventfulness),以及在此事件当中被重塑的身体所蕴含的伦理意义。同时,身体并非一个可以被随时随意激活的原子式的存在,“具身”之“身”嵌入于一个人和万物关联的网络,具身事件所激活的是整个网络。南京大学杨德睿发表的研究是对城市中产阶层中流行的“心灵成长工作坊”的参与观察。通过对此类工作坊活动流程、参与人员及其情绪变化以及活动中随时出现的自我表述、话语制造的呈现,他认为活动中浮现出的“我”是一个充满意欲的个体,不断地向他人提出要求,同时也不断试图依靠“自我提升”来修补关系。在对个体生命史的一种病理学回溯中,自我总是返回到孩童状态,经历、梦想、信念、身份之类社会属性被遮盖,而意欲的满足则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经之路。这种经验和话语的重构充满道德色彩,但却实际上脱离真实的伦理实践,弱化各方责任义务,以至于提升自我的梦想有时候只能诉诸于“命”、“运”。中国社会科学院李耕的研究所关注的是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占卜者。通过对民族志材料的呈现,李耕认为,所谓“算命”并非只是对易理的运用或对未来的预见,占卜者常常诉诸于传统民间道德。占卜既是对过往经验的判定,也是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和启动。与杨德睿所描述的成长工作坊不同,占卜者强调在社会、家庭关系网络中理解“命”的好坏,强调当事人必须依靠行动去动态平衡自我运势中的诸多力量,最终实现美好生活。在与顾客的交流中,占卜者并非通过其解释的耸动或颠覆来确认自我的独特性。相反,他们立足于民间道德文化的小传统,对顾客的生活提供一套修正建议,促使后者能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自我的处境和道德义务,而非一味地滑入个体主义式的自我保全。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周雨霏发表了她正在进行中的有关藏獒的研究。该研究既回应了“伦理转向”中的诸多议题,也吸收了近年来“跨物种/多物种(multi-species/inter-species)”民族志研究中的成果。她讨论的核心议题是獒犬之“凶猛”,以及这种凶猛如何被赋予了多重的伦理、市场含义。对充满符号意义的藏獒而言,“凶猛”承载着其异域的独异性,是其市价飙升的重要“卖点”。但是对一种需要被驯服、生存于人类家户中的动物而言,“凶猛”则增加了人犬互动难度。“咬人的好狗”当中所蕴含的伦理困境映射出社会变迁、文化差异乃至全球文化政治景观。在田野调查中,周雨霏亲身参与藏獒狗场的繁殖、养育工作,在实践中对跨物种伦理对话提出了新的想法和角度。下一阶段她的研究将进一步向藏区獒犬产地以及下游藏獒消费市场延伸,以期对这一问题有更为全面的描绘。浙江财经大学卢成仁对土壤改良问题进行了细节生动而详实的多点民族志研究,他颇具创造性地将费孝通的经典命题“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转向“被土壤束缚的中国”。通过多年追踪一些民间有机农业实践者,卢成仁的讨论从技术性的土壤改良困境,延伸至这一民间行动参与者们对自我、环境乃至宇宙的理解。在土壤改良充满困难与不确定性的行动中,“生态农夫”们以一种更加彻底的个体主义的姿态重塑自我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但这种个体式的行动却又以对土壤的关切为核心,时刻朝向他人和未来。这项研究与过往数十年来中国社会市场经济中新型主体性生成的研究相呼应,但却在更为宽阔的理论视角上延伸出更加多元的阐释空间。来自浙江财经大学的施旦旦是一名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者,她以自己在社区中的研究经历为基础,提出了更具有反身性的问题:田野工作者如何理解、处理自己在他人生活中的伦理角色?如何处理自身介入所可能引起的伦理扰动?在高度流动性的社会生活中,研究者本身所承载的多重身份,以及社区权力网络中的动态关系,都挑战了“价值无涉”的立场假设。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反思田野研究的“烹饪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对研究的结果、呈现产生影响。“共时和历时维度上的社区道德再生产”,关注的是社区内部伦理知识、原则的规范作用及其再生产。与经典涂尔干道德研究范式不同,“伦理转向”更加强调个体的道德体验,日常性以及再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断裂和错位。中山大学张文义提交给工作坊的论文主题是中国西南边疆跨境婚姻中的缅甸克钦新娘及其主体性。这个特殊群体在国民身份、信仰实践和亲属伦理中都有诸多模糊甚至冲突之处,例如在现行中国国籍管理制度下的落户困难,嫁入当地景颇族家庭之后如何在基督教信仰和传统民间宗教之间寻求平衡,以及跨国婚恋本身的脆弱性。张文义提出,以伦理的视角审视,田野中的人们体现出一种“散布式主体性(distributed subjectivity)”,它立足于一对相互生成的双重要素:当事人自我的伦理展演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社会成员所提供的社会资源基础。张文义强调,所谓“散布”,指的就是主体性的这种关联状态。浙江财经大学胡梦茵在工作坊中发表的研究基于其在滇西藏区的一个天主教村落中的田野观察,其关键词是带有伦理色彩的“劳作”观念。通过对三个个案的分析,她展现了一个宗教社区中人们对劳动和财富的关联性解释,以及这种解释如何被应用于对社区史、生命史的重新解读。无论是集体主义时期带领学生在教堂里养猪的教师,以兜售葡萄酒为副业的神父还是被家人贪欲驱使外出采摘松茸意外殒命的孩童,他们的故事既体现着外部社会变迁对社区的挤压,也反映出社区自身意义系统应对外力所产生的新的叙事逻辑。挪威奥斯陆大学尹韬的研究接续了近二十年来中国乡村法律人类学研究的传统,通过对登封乡间一部普法戏剧剧本的编写过程的讨论,他试图展现国家法与地方习俗、制度之间的嫁接转译。这部名为《山花》的剧本围绕女性土地产权以及家族伦理冲突等内容展开,在各种看似难以协调的法律传统之间自由穿梭,将各种法治资源整合进入当地居民可以理解的言说系统。尹韬提醒我们注意剧本的编写者,他们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翻译”,也是社区伦理冲突、文化交流的协调者。他们对文化资源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使得变迁时代的“规矩”成为可能。同样聚焦于乡村社区的伦理生活,兰州大学刘宏涛的田野地点在海南岛的美孚黎族村寨。美孚黎人的道德原则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社区伦理评判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利于亲族存续发展。但是刘宏涛有意识地与涂尔干道德研究传统展开对话,他强调人们通过灵活掌握和解释制度来充分地发挥其能动性。对少数民族社区而言,经济发展、人口外流、文化嬗变之类的客观压力使得坚守传统困难重重,对生活在变动世界当中的人们来说,“传统”和生活的种种道理需要被不断重新“发明”。但这种“发明”本身需要行动者具有敏锐的制度自觉和伦理自觉。同济大学陈晋的论文是对川滇交界纳人(摩梭人)达巴“木卡布”仪式的再解读。“木卡布”仪式是对恶灵的驱逐,一种与辞旧迎新、洁净家屋有关;另一种则专门针对死亡。通过聚焦达巴的唱诵和高度符号化的仪式展演,陈晋试图展现纳人社区当中的空间权力及其所蕴含的道德意味。不同于“伦理转向”对文化政治模糊化、弥散式的处理,陈晋更加突出道德与象征权力、宇宙观秩序之间的关联,以及它在仪式实施过程中被突出强化的处理方式。中国的崛起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一方面是我们需要持续地开眼看世界,另一方面则必须在处理中国经验的同时充分考虑全球的因素。本次工作坊中数篇论文恰恰体现出中国和世界如何彼此成为认识的参照和背景,从而使传统的研究题目换发新的活力。例如,中山大学段颖从缅甸军政时期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疏离切入,对缅甸华人生存伦理和文化政治展开讨论,充分显示出缅甸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过程、东南亚区域格局与地缘政治以及地方文化传统等多重“平行世界”所构筑的华人日常生活。在各方力量纠缠交错、种种形势变幻叵测的背景之下,华人周旋于军政府、地方政治力量、僧伽集团以及市场经济之间,运用各种资源和策略,获得社会认可,同时利用道德与价值的重塑,以及公共舆论中的戏谑、传闻与黑色幽默,解构军政专制的合法性,进而为自己建立可能的自主空间与抵御风险的围墙。我们可以说,这是全球史在地方的再现,也是文化—道德传统在异域他乡的混融性再造。中央民族大学邱昱所处理的问题则是中国人的另一种“走出去”。她所汇报的研究有关今日华人慈善在坦桑尼亚的落地及其挣扎。这种慈善活动的主体是商业精英及汉传佛教组织。邱昱的研究所揭示的,大都是这些慈善活动者们的挫败和误解。与期待中的“感恩之心”不同,受到惠赠的坦桑尼亚人并不会对具体的施惠主体心存感激,他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上帝普慈的显现。邱昱以此提出她对跨文化伦理的疑问:如果差异无法消除、对话无法畅通,那么伦理主体如何保证行为的自洽?通过引入“伦理错置”、“伦理黏连”之类的概念,运用更偏向结构式的分析进路,她认为保存深切差异性的伦理平衡在实际生活中是可能的。来自厦门大学的冯莎、张志培所讨论的问题是西方国家“归还”被殖民地文物所牵连出的争议。在这一背景广阔的人类学研究题目中引入了对“物”及其所有权的思考。在他们看来,无论是西方政客号召摆脱“白人负担”,洗涤殖民“罪孽”的话术游戏,还是第三世界要求归还本民族文化瑰宝的强烈诉求,都无法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伦理关系的基础。这种历史与现状、西方与他者之间面对如何想象未来而陷入的僵局,背后是从生态、性别、族群乃至阶级和国际法角度所衍生出的一系列冲突。他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更为宏观但又迫切的提醒:对历史沉积、权力交杂的伦理问题而言,既有的理论资源可能无法作为分析问题的依据,对公正之类伦理准则的诉求也必须被置于彻底的知识反思之中。华东师范大学黄剑波教授、南京工程学院张志鹏教授分别对工作坊进行了总结。黄剑波认为,“伦理转向”并不是单一齐整的学科趋势,它自身本就包含许多相对松散的内容和进路。结合“伦理转向”的理论背景,他强调我们需要重视这一学科动态的具体语境,避免笼统而生硬地照搬其结论,反而无助于拓展人类学中国研究的视野。他也谈到了“伦理转向”与“本体论转向”之间的关系,强调这二者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缘起和脉络,但它们都象征着人类学对如何理解人类生存处境的自我修正,而且都牵连出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在总结的最后,他号召参会人员还是应该在研究和教学之中从基本的阅读开始做起,应该对“伦理转向”的重要人物、著作展开更有针对性的分析。张志鹏教授的发言题为“伦理人类学在中国:从何出发?转向何处?”,更加具体地从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和使命当中提出对“伦理转向”的理解和反思。他认为无论在早期社会学人类学的经典研究当中,还是在类似《江村经济》之类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发轫之作里面,都有对伦理生活的关注。“伦理转向”之所以能够而且应当被当代学者讨论,一方面在于其因应着全球化、社会变迁当中涌现出的新问题、新趋势;另一方面则在于它本身和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使命息息相关。他倡导人类学家能够将田野从边缘人群延伸到企业、政府、宗教团体这样的主流群体,将中国语境内的种种新问题和全球背景相关联。“伦理转向”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潮,它同时也有助于人类学在中国知识生产的生态系统中实现自我的转型和提升。这次工作坊是国内首次以“伦理转向”作为主题的系统研讨。与国外学界已经累计的成果相比,中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讨论才刚刚起步。一方面,整个工作坊体现出与会者试图跨越中西、重新审视自我研究、实现学科知识更新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欣慰地看到研究者们所坚持的某些基本的理论自觉。面对外界学术热潮,参会者并未盲目跟风,而是不断从各个角度提出反思和质疑,而这些反思和质疑又与他们所在的中国研究的传统息息相关。在工作坊最后的圆桌讨论中,参会者表示对这一主题还将持续关注,对相关理论还要进一步在田野实践中加以检验,并且希望工作坊在将来一段时间内持续举办,一起能够产生真正对中国研究有所助益的思想洞见。

名色

从此,写论文不愁没“方法”——人文社科研究方法大讲堂开课啦!

11月上旬,很多同学马上就要进入正式的论文写作阶段了,古人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研究方法正是我们论文写作的利器。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基本分为两大类型: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和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又分别称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量化研究指的是采用统计、数学或计算技术等方法来对社会现象进行系统性的经验考察。定量研究中最重要的过程是测量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根本上联结了现象的“经验观察”与“数学表示”。它一般会经历获得数据、数据预分、数据分析和分析报告四个阶段。定量研究包括以下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内容分析法等。质化研究指的是研究者用来定义问题或处理问题的途径。具体目的是深入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或行为,进一步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如果说定量研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定性研究解决的就是“为什么”的问题。定性研究包括以下研究方法:民族志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话语分析,扎根理论,文本分析等。下面给大家介绍论文写作中的常用的问卷调查法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基本步骤:1确定调研问题;2抽样与调查设计,包括抽样设计和问卷设计;3实施调查过程;4数据处理分析;5撰写调查报告;6总结评估。1.确定调研问题即选定调查对象和具体要调查的课题内容,一般根据自己论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来加以框定。2.抽样与调查设计环节的重点是确定抽样框和进行问卷设计。抽样框,又称“抽样框架”、“抽样结构”,是指对可以选择作为样本的总体单位列出名册或排序编号,以确定总体的抽样范围和结构。设计出了抽样框后,便可采用抽签的方式或按照随机数表来抽选必要的单位数。问卷设计则需更多关注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题项的设置是否合理,提问方式的选择,对无效回答的排除等。3.实施调查过程主要考虑是采用线下发放还是网络发放的形式,这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前者问答的可靠性更强,但是成本高、花费的时间多,后者节省时间和金钱,但回收的数据需要进一步筛选。4.数据处理分析一般采用SPSS或其他统计分析软件,根据变量关系考虑是使用描述性分析还是相关性分析或是同时使用。5.撰写调查报告一般按照固定的格式即可,注意前后的分析要连贯一致,有条理。6.总结评估环节则是评价调查中可能疏忽的点以及有待未来研究改进的地方。如果大家对问卷调查法还有什么疑问,建议在爱学术官网搜索相关的学术文献和书籍,例如在首页搜索问卷调查法,就可以找到很多相关资料;如果你想搜一些相关学科的,那么你可以按学科名称+问卷调查法进行搜索;想要系统学习这个方法,直接搜索图书即可;祝大家论文写作顺利!关注我,了解更多论文那些事~

玫瑰谷

新传考研|传播学中定性研究的七种方法

(一)符号分析法1、概念: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符号学成为最流行的文本分析方法。对于理解文本的意义,符号学研究方法有其独到之处。符号就是代表某种事物或思想的记号或标志。它具有三个要素:符号的形式、被符号所指涉的对象,以及人们提供的对符号意义的解释。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科。各种形式的符号都是它的研究对象。分析媒介文本里的符号,目的不在于描述符号本身,而在于发现每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2、分析步骤:(1)文本里都出现了哪些符号,尽可能多地列举它们,考察每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判断重要的符号体现的隐含义和意识形态。(2)考察文本里的符号如何组合在一起。(3)考察文本里符号采用了什么手法而被联系在一起,是否运用可隐喻或转喻手法。(二)文本分析法1、概念:文本分析法是研究媒体内容的多种方法的总称,它包含多个理论流派和思想资源,并无统一的操作程序。一般来说,它是研究者用来描述和解释媒介讯息的一种研究方法,侧重于描述文本的内容、结构和功能,解释层次的潜在意义,很少使用数字和统计手段来呈现研究结果。用文本分析法研究媒介内容,也经常被称为“解读”媒介内容。2、特点:文本分析法强调对媒介内容的深入理解,它的优势在于获得深入的隐含的意义。但文本分析法研究对象规模较小,代表性低。(三)深度访谈法1、概念:深度访谈是为搜集个人特定经验及其动机和情感所做的深入的访问。在自由交谈中,从被调查者的反应、态度、意见中探求深层的东西,因此要求经过特殊训练的专家主持。深度访谈法不采用问卷,但必须事先准备好“面谈必要”;访问不要求面面俱到,但要对主题有深入的探讨;提问顺序和方式可以根据被访者的具体情况而调整,目的是促使被访者深入、连贯、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见。2、特点:(1)无结构的、直接的、一对一的访问(2)样本量较小(3)可获取详细资料(4)访问时间较长(5)要求访员有很高的访谈技术和刺探技术(6)虽有访谈提纲,但根据被访者反应,允许改变提问的措辞和顺序(7)结果依赖访员(8)可对被访者的非语言反应进行较长时间的观察3、访谈技术(1)阶梯前进,沿着一定的问题线探索(2)隐秘问题寻探,重点放在个人深切相关的“痛点”上(3)象征性分析,通过反面的比较来分析对象的含义4、评价(1)优点:资料详尽;深入被访者内心(2)缺点:结果依赖访员;随机性小样本,不能概括普遍性的结论(四)民族志法1、概念:或称田野调查法,源于人类学。研究者通常采取参与观察的方式,深入到特定团体生活中,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从而询问或观察所发生的事物,然后从内部观点对其意义做出说明。近期媒体民族志的重要领域包括:日常生活情景式的接收;节目类型与文化认识能力的分析;科技与消费。2、步骤(1)选择研究对象(2)提出民族志对象(3)通过参与性观察、个案方法等途径搜集民族志资料(4)进行民族志分析(5)书写民族志3、原则(1)从广义来说,民族志学研究关注所有的文化形式,包括日常生活、宗教和艺术;(2)由于研究者本身就是最基本的研究工具,因而必须进行长期的参与观察;(3)必须采用多重资料收集法,以核实观察中发现的资料。4、评价:(1)优点:从人物和事件生产的自然环境下进行研究,因而能够得到丰富、系统、详细具体的资料。可以研究一些不容易接近、较封闭的群体。(2)缺点:花费较高的费用和较长时间;结果高度依赖研究者的个人能力。(五)人种学方法起源于欧洲现象学家的研究成果。它主要是利用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调查,同时非常强调日常会话,因为会话是日常互动最基本的媒介过程。人种学是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下对特定的文化情境做深入的、解析性的描述,它以一种非常全面的方式从人类认识自己的多个角度来思考。其目的在于认识一个社会制度里的人的信念和习俗,强调使社会成员联结起来的共同点。该方法要求从个体出发,摒弃了自然科学中的严格控制,观察发生在自然情境中的现象。大量依赖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定性判断和描述;重视过程,旨在获得整体的画面;还涉及反复的、即时的理解手段以及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六)焦点小组座谈法一般由一位训练有素的主持人组织,引导6—12个人针对某一主题开展自由讨论。焦点小组访谈法包括在特定的情境下收集有关调查对象的情景定义的资料。这种方法通常采用一种开放式提问,以便得出有关研究的媒介信息的高度自主的资料。访谈一般以事先确定的假设为中心,然后这些假设被用作访谈的焦点,主持人努力引导个人理解某个媒体信息,由深入细致的、自由型的访问引起,帮助回忆,然后通过调查或实验而获得的更加量化的资料加以检验。作为一种研究技巧,小组访谈法曾在二战期间用于宣传效果的研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作为市场研究的方法,直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大众传播学开始关注意义生成和媒介内容与技术的阐明时,这种方法才得以在传播学领域中复兴。(七)投影技法这是一种间接的(隐蔽性的)定性研究方法,其主要特点是:有隐蔽的调查目的;用无结构的、非直接的询问方式;鼓励被调查者将自己对所关心问题的潜在动机、态度等投射出来;不要求被访者描述自己的行为;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将自己的动机、态度等投射到有关情景之中;类似心理咨询分析患者的心理,分析被访者所投射的态度。主要包括:联想技法、完成技法、结构技法、表现技法四种类型。具体程序有:1、收集资料:收集资料时,可以采用各种方法,如深度访谈、文献分析等。2、分析定性资料3、辅助分析:主要是实地调查或访谈,对资料进行选择、筛选;用矩阵、图形或表格等形式重新安排资料等。4、分析程序:包括归纳法和理论建立法。5、定性研究报告:三种形式是单纯描述、分析讨论(以研究产生的概念为主)、实质说明(以期对理论有所贡献)。

如而夫者

社会科学研究中(Social Science Research)常用的研究设计

本文为大家分析社会科学研究中(Social Science Research)比较常用的研究设计。首先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你都需要考虑以下五个问题:1. 分析的个体(unit)是什么? 例如,国家、公司或个人。2. 你是依靠普遍理论还是局部知识(local knowledge)? 换句话说,你的结果是可以被推广的 (generalisable)还是只是针对某个特定问题或者情景有影响?3. 理论先还是数据先?你是应该先阅读文献,然后发展你的理论,还是收集数据,然后发展你的理论?4. 你的研究是横向(cross-sectional)的还是纵向的(longitudinal)? 你是在看某个时间点,还是随时间变化?5. 你会证实(verify)或证伪(falsify)一个理论吗? 一篇论文是很难最终证明任何理论的,但你能做的去证明这个理论在你的研究中是对的(证实)或者是错的(证伪)。那根据不一样的目的,我们去做不一样的研究设计:1. Experimental Designs (实验设计)实验设计一般是是有两组:实验组(experimental group)和控制组(control group)。试验组是接受干预的一个组,控制组是不接受干预的组。然后实验人员收集数据,对比两个组的效果。这种研究方法的目的是控制住可能会对结果造成影响的变量从而使结果更具有更好的效度(validity)和普遍性(generalisability)。Useful: 当你想检测某种干预对结果的影响的时候Less useful: 当你要理解某种现象发生的原因。2. 调查问卷(Survey Research)调查问卷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但是研究人员使用调查问卷可以达到不一样的目的,可是是事实性的(factual), 推断性的(inferential)或者探索性的(exploratory)。比如,你首先有个想法想去证明这个想法,比如你觉得所有中国留学生都爱中餐,然后你去发问卷调查。或者是通过收集大量的数据去推断出一个结果,比如你不知道中国留学生喜欢什么样的菜,然后发个问卷去调查,得出大部分都爱吃炸鱼薯条。但是使用调查问卷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信度问题(Reliability), 也就是这个问卷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收集到准确的数据。一般情况下,做研究最好可以使用和调整别的研究中已经用过的问卷。如果条件不允许,需要自己设计问卷,在正式收集数据前,一定要做试点研究(pilot study)。Useful: 当你想大致了解目标想法的时候Less useful: 当你想了解每个人具体的细节(details)3. 案例研究(Case study)案例研究一般是关注在一个或者多个案例上,然后仔细研究每个案例,从而从中寻找出有价值的经验/教训进而思考如何可以有更广泛的应用(wider application)。使用这种方法,研究人员可能需要更严谨逻辑和严格的标准和去分析每个例子,作对比(comparison)。尽管案例研究不能证明一种理论(prove a theory),但如果有具体的例子不符合理论,它可以用这个例子来反驳这种理论(这就是research gap 啊!!!!)。Useful: 当你想要更进一步了解某个例子或者这个例子跟别的例子的相同和不同的时候。Less useful: 想要通过一个或者几个例子的数据去总结一个普遍的观点。4. 民族志 (Ethnography)民族志的研究,研究者一般将自己沉浸在(immersed)研究环境中,成为被研究群体的一部分。研究人员一般需要与目标群体一起生活在一起,进而从内部了解目标群体。比如你如果想了解和尚的日常生活,那你就要去寺庙跟和尚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民族志研究一般都是时间比较久的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Useful: 如果你是一个组织内部的人员,这个方法是很有用的。比如你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每天都要去学校教书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学生在一起,那你去研究学校学生的学习行为就可以采用民族志的研究。Less useful: 当你需要客观的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总结这次讲了四个可能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几种研究设计(Methodology),但是实际研究中远远不止这四个。不管什么样的研究设计,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研究问题去选择,还有就是对自己好点,别为难自己。

修慝

试析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真是长见识了

民族音乐学在一百多年的学科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再到音乐人类学的三大历史阶段。作为音乐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民族音乐学在研究范围与方法上也经历了不断的变迁,从音乐本体研究向音乐的文化研究过渡。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需要立足自己的研究对象,确立自己的研究目的,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典研究模式基础上,思考并建立适合自己的研究模式。   一、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概述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的分支学科,也是源自欧洲的舶来品。作为一门学科,民族音乐学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德国学者弗里得里希·克里桑德尔1863年在《音乐学年鉴》中正式提出音乐学这一概念,到音乐学的创立者之一的阿德勒在1885年发表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标》中最早定义“比较音乐学”,把非西方音乐比较研究归为体系音乐学之下属,并认为:“比较音乐学由自己的任务:处于民族志的目的比较各民族的音乐作品,尤其是民歌,并根据它们自身的各种形式进行分类。”[1]英国著名学者埃利斯1885年发表了著名的论著《论世界各民族的音阶》,民族音乐学实现了“比较音乐学”的草创,该学科也因此完成了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埃利斯也因此被誉为“民族音乐学之父”。埃利斯物理学家利用自己创立的音程“音分”测音法对世界各国音乐的音阶进行了比较研究,其音分体系影响深远。此后,德国学者施通普夫为首的柏林學派积极推动了比较音乐学的发展,这是比较音乐学发展的繁荣时期。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等其后继者共同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直至二战爆发[2]。   二战结束之后,世界重新恢复了秩序,音乐学者对音乐的研究也因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而进行了新的思考。1950年,荷兰学者孔斯特就提出了“民族音乐学”来替代“比较音乐学”,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该名称把比开始时计划的更为广阔的范畴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3]。花开两朵,民族音乐学的另一枝盛开在美国,而美国民族音乐学的思想源头和中坚力量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德国有关,譬如博厄斯、赫佐格等一批优秀的学者。此外,尤其要提及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他于1960年提出了“Music in culture”的研究理念,开启了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时期。   20世纪20年代中国音乐学者王光祈将民族音乐学传入我国,其《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被视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滥觞之作。而时至今日,音乐人类学已经成为国际民族尤其是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主要观念。以文化的视角或民族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已经成为不争的该科学的研究事实。作为标志性的历史事件,1980年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讨论会在南京由高厚永发起召开,民族音乐学从此在中国被正式确立。此后,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得到了迅猛发展,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和丰硕的成果。   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内容   就国内来说,民族音乐学即传统音乐学,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质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这一点虽然一些学者有不同意见,但只要大家翻开各类相关期刊论文,答案就一目了然了。因此,在这一前提下,我们与其费尽心力去争论国际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范畴、方法与思潮,不如把着力点放在我们自己的事情上,办好以及如何干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当然,国际相关领域的理论方法,我们也应该了解,但这种研究精力不应该消耗在这上面。关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目的,吕骥先生曾提出了一份非常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提纲,多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发和思考。   吕骥先生首先指出,研究中国各民族民间音乐必须首先了解其形成的社会条件即生活情况,仅仅着眼于音乐的形式研究,并不能真正了解音乐。其言下之意就是,民族音乐学研究“只有从民间音乐的内容(即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以及表现这些内容的音乐语言)出发,才能真正了解民间音乐这些形式与技术在他们生活中具有的审美意义(包括美学意义在内)》”[4]。此处,吕骥先生强调的是民间音乐,即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是我们中国学者关注的领域。换言之,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内容其实是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   当然,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也在经历内部的发展,尤其在以美国音乐人类学思潮的影响下,其学科研究发展了质的改变。譬如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出的“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观念,以及另外一位美国学者M.胡德访华时带入了民族音乐学是一种“方法”,它不仅研究音乐本身,也关注音乐的文化脉络的学科理念,他的“双重能力”研究观念见地深刻,影响深远。   三、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模式   民族音乐学从音乐本体比较,发展到音乐文化研究,从知识领域观念,演化为人类行为的理念。民族音乐学经历3个主要阶段,即音乐本体研究——音乐文化研究——人类行为研究。民族音乐学学科理念的变化和发展,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上的变迁,还体现在研究方法上改变。就研究范式而言,民族音乐学研究有两大经典的研究模式,第一种是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在其代表作《音乐人类学》一书中提出并阐释的“音响——观念——行为”研究模式,另一种是美国民族音乐学赖斯在《对民族音乐学的重塑》一文中提出的“历史性架构——社会性维持——艺人个体经验创造”三维研究模式。至今,这两种民族音乐学研究模式仍是最经典、独特的研究方式。二者对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方法论。

黑巫术

实证化进程: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演进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文学科取向和社会科学取向并存,人文学科的研究注重逻辑推理和哲学思辨,社会科学研究则注重实证研究。本文从具体研究方法出发,对知网中最早介绍和使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章进行梳理,同时对21世纪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新动向进行概述,窥得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由人文学科向社会科学渐进转变的历程。研究方法的引入从宏观上来说,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国新闻传播学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笔者查阅知网中早期中国大陆传播学科的论文发现,传播研究方法的引入可以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研究方法的介绍,另一条是中国学者对研究方法的使用。随着这两条主线的不断推进,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也从单一的人文学科风格逐渐走向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共存。本文主要检索了访谈法、观察法、实验法、文本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调查法与民族志法8种传统传播学实证研究方法。知网中关于上述研究方法的介绍性文章集中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80年代对研究方法的介绍集中在定量方法方面。国内最早介绍的实证研究方法依次是内容分析法、调查法和实验法。1982年张隆栋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中)对内容分析方法进行系统介绍。1985年祝建华在《实地调查——传播学研究方法之一》中,详细介绍调查法的操作步骤,包括抽样设计、问卷设计和采样设计三个方面。同时介绍了实地调查统计分析的几种方式,包括:描述统计分析、推断统计分析、相关分析与因果分析。时隔一年,祝建华在《控制实验——传播学研究方法之三》中介绍了控制实验法的概念,给出了实验研究的过程,包括:实验假设的确立、测试对象的选择、实验材料的制作、观测反应的工具、测试程序的设计、实验数据的分析几大步骤。第四种介绍的实证研究方法是文本分析法,第五种是个案分析法。20世纪90年代最早对文本分析法进行介绍的是1994年任远的《台湾的电视传播研究》。作者在文章中介绍了文本分析是利用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文献档案、日记、回忆录、报纸等记录或资料来发现新事实或支持其对某一事物的见解。该文章也指出个案研究是对一个特定研究对象(案例)作彻底、深入研究的方法。观察法和民族志法是第六种和第七种被介绍的方法。1998年孙旭培在《研究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中介绍了观察法的特点。观察法适用于不能直接报道或接受面访的对象。2002年蔡骐和常燕荣在《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中详述民族志方法的发展史,展示了民族志调查研究方法的巨大潜力。笔者对访谈法进行检索时发现,早期文章都集中在介绍新闻采访中访谈的应用与技巧,并无对研究方法意义上的访谈法的系统介绍。实证研究方法的同步应用笔者所搜集的资料显示,实证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应用时间早晚的顺序,依次是调查法、内容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访谈法、文本分析法、实验法。调查法是新闻传播学界应用最早的实证研究方法。能检索到的最早使用调查法的文章是1983年陈崇山的《北京读者听众调查》。陈崇山的受众调查最后于1985年结集出版,即《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调查法的应用成功打开了我国传播学实证主义研究的大门。祝建华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上海郊区农村传播网络的调查分析》是内容分析法的最早应用。在文章的“信息内容分析”板块,作者使用了内容分析法,这是国内学术论文中内容分析法的最早应用。个案分析法是第三种应用方法。直接在标题中使用“个案研究”字样的论文出现在1994年,但实际最早使用个案研究法的文章出现在1992年。1992年段京肃对中央电视台系列专题节目《望长城》和《消费之友》进行分析,文章中虽未直接出现“个案分析法”字样,但针对专题节目的分析也属于个案分析法的一部分。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是新闻传播学第四种和第五种应用的实证研究方法。1998年卜卫和刘晓红发表《新闻记者的网络使用》,使用半结构访谈的研究方法,探究《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记者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具体情况并撰写成研究报告。2000年,上述两位作者在《关于中国妇女电视节目的研究报告》中,对1998年3月第四周的全部妇女节目进行文本分析,这是国内对文本分析法的首次应用。新闻传播学应用的第六种和第七种实证研究方法分别是民族志法、实验法。2002年孙信茹的《传媒与民俗生活变迁——甘庄的个案分析》使用民族志方法,选取了云南元江甘庄华侨农场作为个案调查的重点,研究现代传媒与民俗生活变化的互动关系,并结合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和全球媒介市场化建立的背景,分析现代传媒与民俗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变迁。且在使用民族志方法的文章中,一般同时使用观察法。2007年禹卫华在《中国大众媒介信息流程中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中,运用实验法对“第三人效果”理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整理与综述。在第三人效果理论的研究框架下,作者阐述了相关因素与第三人效果认知的关系,以及第三人效果认知与第三人效果后续行为的关系。21世纪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新动向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社会联通程度逐渐提高,新闻传播学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网络调查法、网络民族志、社会网络分析法、大数据分析、定性比较分析(QCA)等方法展示出了独特魅力。2001年柯惠新的《互联网调查研究方法综述》(上、下)对网络调查法的基本概念,国内外网络调查研究的现状、方法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2004年朱凌飞和孙信茹的《走进“虚拟田野”——互联网与民族志调查》是最早介绍网络民族志的文章,指出了所谓“虚拟民族志”是利用互联网来收集资料,与调查对象建立密切关系,参与到网络所构建的虚拟社区中去。2004年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何业文在第二届亚洲传媒论坛上发布了《人际和群体传播关系对班级行为的影响》一文。文章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组织群体中的群体行为,将一种新型定量研究方法引入中国。2006年柯惠新等的《互联网使用及网民形态的变迁——2000—2005年中国五城互联网发展趋势探析》,通过对中国网民进行大数据抽样调查,探讨了2000—2005年期间,我国五个城市网民的可能的变化趋势。2009年黄荣贵和桂勇发表的《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是我国第一篇应用定性比较分析的文章,较为系统地比较了来自上海的15个案例。(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英然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鸣我

定性定量分析,调查研究方法知多少

这里是与可杂谈,喜欢可以点上方蓝色背景按钮加关注哦!封城的第52天,天气回暖,楼下的声音多了起来。今天分享一下调查研究要用到的方法。方法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解决某个问题)而采取的测量手段,如购物网站、点评平台用到的星级评定。以这么一个问题为例,玩暴力游戏会让人变得暴力吗?先用实验的方法,在实验组中,实验人员玩双人对战暴力游戏,对照组中,实验人员玩双人非暴力游戏,赢家可以选择对输家进行惩罚,结果表明,玩暴力游戏的一组选择的惩罚力度更强。再用最不暴力的游戏测试,俄罗斯方块和巴斯特,结果显示,挫败感会让人们产生暴力情绪。用文本的方法,媒体中对暴力游戏和现实暴力行为的所有报道的梳理,但其有一种偏向性,尽管努力靠近客观的态度。用二手数据的方法,得出,同时期暴力游戏销量增加,青少年的犯罪率显著降低。用访谈或问卷的方法,有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调查问卷这么几种形式。还可以使用观察的方法,看暴力游戏和暴力行为是否有相关关系。研究问题在制定计划、收集、分析、综合、得出结论的过程中,收集和分析就是调查方法。定性的调查方法可以有一个总体和大概的判断,揭示事物的本质,适合于小规模、深入细致、长期的调查。定性多用于创造想法,以文字形式报告,问题是开放式的探索,缺点是广而不深。定量的调查方法选取一定数量有代表性的样本,用数学工具分析,计算机录入、整理,多以数字形式呈现。定量多用于验证想法,问题是封闭式的选择,优点是代表性强。定性是定量的基调,定量是定性的准确化。定量中有自变量与因变量,自变量的变化要优先于因变量,因变量的变化由自变量引起,没有其他原因。相关变量无法确定谁影响谁,比如媒介偏好和风险感知。共变变量是两者同时变化,不是因为对方的影响,而是同时受第三方的影响,如春晚期间抖音和快手的注册用户明显增加是因为春晚中的红包活动。测量结果的衡量标准有信度,即使用相同调查方法重复测量同一个对象得到相同研究结果的可能性,比如体重用目测和体重秤测量的信度是不一样的。效度,即有效性,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事物的程度,如菜市场里的公平秤,肩负着准确测量的使命。在调查与研究方法中,属于定量的有问卷调查、实验、内容、文本、话语分析,属于定性的有观察法(民族志)、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有任何想法,欢迎告诉我哦!来评论区留言吧!期待听到你们的看法与建议!喜欢可以关注,收藏,转发哦!你们的支持是最大的鼓励!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