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杂志怎么样

近些年来，我国的少数民族研究，尤其是涉及民族史、民族习俗、民族宗教和民族文化的研究，存在两种偏向：其一，在研究指向和研究结论上，过于注重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其二，主观地一味突出研究对象历史文化的“久远和灿烂”。这两种偏向一度成为少数民族研究中的一种风气，强调“特殊性”的研究，往往在社科项目中更容易立项;相应的研究成果，往往更容易在期刊上发表;甚至在成果评选中，这样的研究往往还更容易获奖，难怪有人趋之若鹜。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客观效果是这样的“研究”凸显夸大了各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不同点和差异，淡化乃至抹杀了各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紧密联系和共同面，这样的“研究成果”不符合各民族在交流、交往和交融中逐渐形成壮大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在现实中构建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在涉及少数民族历史、习俗、宗教和文化的研究中，主观地突出研究对象历史文化的“久远和灿烂”，已经导致研究成果的情绪化和非学术化。在一些族别史的研究中，缺乏可靠史料的支撑，“以文代史”或者“以传说代史”，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被捕风捉影地无限上溯。主观地突出某些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久远和灿烂”，导致诸多研究成果的混乱：一些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被不同的少数民族奉为自己的“民族英雄”;一些影响巨大的史诗传说或历史典籍，被多个少数民族视为各自的“优秀传统文化”。这种主观倾向还导致研究逻辑的混乱：某一地域的文化遗存，被想当然地判定为现今这片地域上主要居住民族的创造，全然不顾历史上这片地域曾经迁徙居住过多个民族;某种语言流传下来的无名氏的作品，被现今说此语言人数较多的民族“独占”为本民族的创作，完全无视历史上和现实中另有其他诸多民族也使用同样的语言。更有甚者，毫无依据地将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判定为现今的某一少数民族，进而将其功勋和著作，视为“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这已经很难说是严肃和严谨的学术研究了。现实是依历史的事实和逻辑生成的。以中原地区为根基的中华民族的不断壮大，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影响的源远流长，是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和周边各少数民族不断交流、交往和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现实已经证明，各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全方位的交流、交往和交融中，中华文化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主导，各少数民族不断融入其中壮大中华民族，是历史的事实。因此，要纠正少数民族研究中的上述两种偏向，在民族问题研究中，应依据历史造就的现实，将研究的重点和导向，聚焦到各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联系上来，聚焦到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各少数民族文化向中华文化生成的历史进程上来，深入探究其中的事实、功能和机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由研究对象给定的。只有这样，相关的民族研究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研究，才能抓住历史文化进程的主流，这样的研究，才能既是一种科学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于现实的学术。(作者是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故纸温暖，刊香百年前　言一刊一世界，一报一浮生。一本本期刊，记载着历史的变迁和人间百态，也呈现出期刊装帧设计的历史演变。民国时期的期刊设计、装帧工艺，既传承了中国传统的审美倾向，同时又借鉴了西方的设计理念，形成了这时期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在这过程中，由于鲁迅、丰子恺、陈之佛、张光宇等艺术大家加入到期刊装帧设计的队伍中，使得民国的期刊设计风格又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的特征。“期刊强国”为了给全国期刊工作者提供工作参考，推动我国当代期刊装帧设计水平提高，特举办《故纸温暖——老期刊封面展》，同时邀请了王绘、吴余青、张大鲁、吴轶博、徐媛、李宏达六位专家对２５本民国期刊封面做了点评，分析其视觉艺术，探讨其文化内涵。１【新世界】《新世界》杂志，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４日创刊于上海。该刊为上海新世界游乐场出版发行，是上海最早的游乐场报纸。期刊内容侧重小品文、连载小说、剧目评论、名伶逸闻等。封面以石版印刷呈现，设计者用油棒绘制主版与两个“暗红色”副版套合印刷。画面内容为“勇士执鞭策马奔腾，一轮红日初升起”，寓意积极乐观，呈现出喜庆祥和、积极昂扬之意，体现出期刊设计者对该刊的定位。其刊名为浅色竖排楷体，题签者为民国著名实业家卢作孚。期刊封面整体简洁，寓意鲜明，呈现出一片蓬勃之势。２【电影月报】《电影月报》１９２８年４月１日创刊于上海，六合影片营业公司负责出版发行。主要刊载介绍引进国外电影制作的成功经验为主。该期封面有明显比亚兹莱风格的痕迹。二十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田汉极力推崇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插图作品，手绘线描装饰手法，夸大了女性的群摆，涂以色渐给人以视觉冲击感。画面居中“双手合十”星光熠熠下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刊物对时尚的理解和追求。封面底部“电影月报”四个字为衡山书写，字体灵巧生动，大气磅礴。版面对称，层次鲜明。３【新地】新地月刊社出版发行的《新地》于１９３０年在上海创刊。其内容主要刊载学术论语、文艺作品及社会文化类作品。封面以四面出血的木刻作品为底图，墨绿为主色调。画面呈现出的是一位女性从翠叶从中起身，左手抚额，右手弄发，呈现出柔美温柔之感。唐人于良史有诗云“揽菊月在手，弄香花满衣”，封面充分表现了民国伊始，女性解放后的从容之态。期刊刊载的内容与封面和谐一致，绿色有蓬勃希望之感。刊名美术字体位居封面正中，醒目生动，与期刊所倡导之启蒙之主旨思想相得益彰。４【群众】《群众》周刊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１日在武汉创刊，后辗转香港出版。该刊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其主要内容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团结和教育人民。本期封面采用三色凸版印刷，左半部分为蓝底反白字，刊名题签采用了毛泽东题词的“群众”二字，字体生动飘逸。封面右半部分罗列当期期刊目录，字体为红色。期刊整体设计，鲜明简洁，期刊信息一目了然，与党政类周刊内容相得益彰。５【农学】《农学月刊》是１９３５年农学月刊社在北平创办发行的月刊。主要内容分为五部分，分别为论著、研究、特载、译述，期刊还刊载当下国际、国内农事要闻。本期封面设计蓝绿套色为主体，上半部分底色为浅绿色，加深字体呈现墨绿，为期刊名繁体字“农学”二字，周边有绿色橄榄枝呼应，整体呈现出对称之美。封面题字下方为“卷数”“期刊数”，封面下半部分方格以内为期刊目录，封面底部为出版发行机构以及日期，无衬线体英文字体对照厚重的“农学”二字，整体装帧呈现端庄、易识别、整洁之美。点评专家王绘，中国美术家协会插图装帧艺委会委员，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美术馆》杂志副主编。李宏达，浙江师范大学哲学硕士，曾创办书虫教育公司，现入职于江苏凤凰出版社。６【红玫瑰】《红玫瑰》创刊于１９２４年７月，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刊物。从期刊名称和封面设计可以看出杂志雅俗共赏。本期封面三要素呈三行式横向排列，期刊名称、插图和出版发行公司。封面主要图形元素为当时非常流行的水彩手绘仕女图，仕女着装代表着当时的审美潮流，她手捧玫瑰正欣赏着。期刊名称为西神所书写的隶书，方扁，但撇捺生动俏丽有动感，同时选择了红色，红色为中国人喜欢的喜庆吉祥之色，彰显可爱之意。字体排列仍然是从右到左的形式，说明当时的阅读习惯还未完全改变。版面整体感觉简洁、朴素而典雅。７【进步】《进步》创刊于１９１１年，主要内容是传播科学技术新知识。其封面设计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学习西方平面设计方式，有了中英文混排，英文从左至右，中文从上至下，能看出设计处于转型期，封面天空云彩衬托书法楷体的“进步”二字，古人云：“楷法欲如快马入阵”，活脱而有气势，且字形端正，也表明其办刊的态度：积极认真地推动社会的进步。整体色彩选用的绿色，绿色代表希望和积极向上的生命力。８【自由谭】《自由谭》创刊于１９３８年９月，是宣传抗日必胜，揭露日寇暴行的刊物。封面设计大胆地采用了蓝黄对比色，使主题突出，“自由谭”取自颜真卿的书法，凝重大气，端正庄严，颇有民族气概。封面插画采用了版画形式，艺术性强，将抗战军人形象展现在大家面前，也充分表达了该刊的宗旨：抗战必胜。文字阅读方式仍然是中国人习惯的从右至左，从上到下的阅读方式，彰显其中国文化特色。９隐藏【齐鲁学报】《齐鲁学报》创刊于１９４１年１月。该刊封面设计选用是古代的画像砖图形为插图元素，刊物名也选用的是篆书，表明了该期刊的定位：注重学术理论和考据，主要刊登史学和国学学术文章。封面色彩简洁，黑色字体和浅蓝灰色配置，严肃而正式，与期刊定位完全吻合。１０【特写】《特写》杂志创刊于１９３６年３月，属于综合性画刊，其内容丰富，有漫画、诗歌、散文和摄影等。本期封面以插画为主，插画受到西方构成主义和表现主义艺术风格的影响，以几何抽象图形和具象图形相结合，人物造型西方化。刊物名使用了设计的美术字体，色彩使用了红蓝两套色，封面整体感觉体现了杂志的定位。点评专家吴余青，博士，《湖南包装》杂志常务副主编，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１１【农业推广】１９３３年出版的《农业推广》杂志主要内容是传播农业技术新知识。本期封面采用了生动自然的套色蚀刻版画的工艺形式，行草书法题写的刊名，配合流行的仿宋印刷体，直观地体现出期刊的内容和功能定位，带有民国时期浓郁的时代特征，从中也可以窥探到民国时期中国农业建设的发展样貌。１２【良友战事画刊】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淞沪战事爆发。媒体迅速激发出巨大能量，利用图片反映战争、反映中国军队的英勇事迹、反映侵略者对无辜百姓犯下的罪行。《良友》画报，在战事爆发几天后以“号外”形式出版《良友战事画刊》。号外封面以即时照片为主要视觉中心，配合以稳定的红色刊头，形成强烈的视觉力量感。你看这张封面，头戴钢盔，手持刺刀的战士，英勇而警惕，使得读者近距离地感受战争，感受图片的力量。１３【新认识】《新认识》杂志创刊于１９３６年，是主要为了探讨当时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认识时局的变化和动向的进步刊物。本期封面设计明显受到西方版式设计中网格式结构的影响，期刊名称由厚重的变体美黑构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画面采用当时由鲁迅等进步人士极力倡导的木刻版画的艺术形式形成视觉重心，重要文章的标题信息以竖排的固定版式分列排列，混合了中西式融合的结构逻辑，营造出思想进步的作者们放眼看世界的精神面貌。１４【新民】这本名为《新民》的刊物，以具有三维空间的建筑物图形和翻开的书籍形态构成画面主体，单纯的黑白色调为主要基调，引出轻松愉快的刊名美术字设计，营造出不同于以往的摩登面貌，从其整体的设计构思也显现出对传统旧文化反思和冲击。１５【万象】１９４１年７月，陈蝶衣主编的《万象》杂志创刊，该刊打破了孤岛文坛的沉寂，成为上海沦陷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作为综合性通俗刊物，它与纯文学性期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商业性”，所以刊物的定位是“广泛化、趣味化，避免单调和沉闷”，也正是由于这点形成了它兼容并蓄的风格。传统隶书字体的刊名搭配等线体文字信息，在传统意味的云水瑞兽的装饰纹样的衬托下，将彼时的文人趣味发挥到了极致，这些情趣所表达的是那个时代的时尚，也是那个时代市民阶层的精神食粮，提供着使人们回避现实的虚幻营养。点评专家张大鲁，《湖南包装》杂志副主编，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１６【《中华》画报】《中华》画报是一本综合性刊物，该刊涉及时事、新闻、体育、生活等内容。本期封面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月份牌广告画手法，以现实世界的视觉消费中心——柔美女性为主体，配以中国传统的雕梁画柱，体现了那个精致时代的审美需求。版面采用了中英文混排的方式，“中华”两个字使用在传统汉字基础上运用变形手法设计的美术字，与画中女性的柔美融为一体，西文横排于上，衬线体与无衬线体混合使用，体现出了当时美术设计界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思潮。１７【华安】《华安》刊物封面设计受到西方构成主义与装饰主义手法的影响，主体图形采取了几何形态的抽象化处理。简洁的构图、大面积的留白使版面空间得到释放，将目录置于封面的思考，具有突破性，体现出封面设计不再仅仅针对画面展开，而是更多地考虑到版面元素之间的空间营造，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期刊名称采用了粗壮有力的宋黑体原型，加以边框装饰，庄严而正式。１８【新声】《新声》本期封面以插图为主体，采取象征性的图案化处理方式。虽以传统线描为加以表现，但主体人物与器物的造型手法居于抽象与写实之间，两者的比例关系经过设计者主观处理后显得别有新意，已经具有了西方表现主义风格的痕迹。期刊名称的设计别具一格，在传统汉字的基础上增加了笔画的波动感，像受到少女演奏乐曲的影响出现声波振动一般，乐曲之音呼之欲出。１９【新语林】《新语林》是由民国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文艺期刊，撰稿者均为当时国内一流的知名作家。整个封面色彩素雅沉静，与刊物的文学气质十分匹配。刊物名选用清秀的书法字体体现刊物内涵，配以遒劲有力的木刻版画加以表现，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文艺作品中西合璧、吐故纳新的思潮脉搏。２０【儿童故事】《儿童故事》是民国时期专为少年儿童兴办的期刊，每期封面均选用独树一帜的丰子恺先生的画作为底图。由于期刊定位面向儿童，而丰子恺先生的画作一贯以童趣与诗意并存著称，恰与先生所提倡的装帧之美“不仅求形式美感，又要能够表达书籍的内容意义，以致内容意义的象征”吻合。整个版面遵循了丰子恺先生画作中“以水墨线条为本质的前提下，融会西方的速写形式，涉笔成趣”的特点，期刊名称、期号的设计皆与画面的线条感统一于一体，整个版面有谐趣，亦有诗意。点评专家吴轶博，吉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视觉传达系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设计主创成员。２１【时代漫画】《时代漫画》创刊于１９３４年的上海，鲁少飞主编。该刊它汇集了那个时代知名的漫画家，鲁少飞、张光宇、张正宇、张乐平、叶浅予、华君武、黄苗子、丰子恺、丁聪等，可谓是中国漫画大师的摇篮。《时代漫画》针砭时弊，关注民生，推动抗战，漫画家的画笔从老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糜烂，描绘到底层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从时事政局延申到新思想、新思潮。《时漫》创刊号封面，刊名字体与图形由张光宇设计。从“时代漫画”四个字体，可以窥见民国时期字体美学的倾向。张光宇的中文字体设计吸纳了西文字体设计的方法，中文笔画由几何直线与曲线构成，布白均匀，个别笔画提炼为点，局部笔画或拉长或缩短，打破了字型原本的平衡结构，呈现出独特精练的图形化字体特征。难得的是，在民国时期的刊物中，少有刊名中英文混排，英文字体特征与中文字型匹配度极高，在设计过程中，张光宇关照了中西文字彼此的字型。其英文“Ｍｏｄｅｒｎ　Ｓｋｅｔｃｈ”字体很独特，可见其在英文字型的选择与设计上的慎重态度，同时做了很多西文字体的研究工作。最引人瞩目的是封面图形，它好似一位高举矛和盾的骑士，时刻准备着要投入到战斗中去。这位骑士是由钢笔、铅笔、毛笔、墨水瓶、橡皮、三角板、直尺、纸张拼合而成，在骑士的胸前有一颗红心。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民国政府腐败高压的统治之下，漫画家们用纸和笔武装自己，《时代漫画》就是战场，他们用诙谐多样的创意去唤醒和激励受压迫的人们。主编鲁少飞在创刊号的末尾留下了补白：“这一期封面的图案，以后用作我们的标识，表明‘威武不屈’的意思。”２２【儿童杂志】《儿童杂志》创办于１９３１年６月１５日，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分为初级、中级、高级版本以适应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主编陈之佛，胡叔异。１９３６年６月改版后，主编为徐晋、陈伯吹、蒋蘅、陈士辛。其刊物主要发表儿童文学，图文并茂，为小学生的课外读物。辟有小说、童话、寓言、剧本、文化科学常识、歌曲和儿童习作等栏目。本期《儿童杂志》高级国花号封面。从封面设计中可以感受到“国花”的朵朵绽放与花团锦簇。图案为简约的四方连续，花朵形态饱满而可爱。刊名字体的设计风格简练、稚拙，设计者有意将笔画调整成为孩童习字的幼稚状态，尤其是“儿”字，下半部分的歪曲显得出乎意料，俏皮而有趣。２３【京戏杂志】《京戏杂志》创刊于１９３５年，１９３６年停刊，共发行了１２期。其发行的年代，正值印刷技术在国内日趋成熟，插图和摄影也得以发展，使得《京戏杂志》成为了图文混排的精美期刊。本期封面整体设计风格受到了德国、俄国、荷兰现代主义设计浪潮的影响，构图呈现简洁理性的构成形式，主次分明。书法艺术、传统的戏曲形象架构在西方构成主义风格的版式中，展现出民国时期独有的兼容并蓄的、中西包容的设计美学。２４【万象】张光宇、叶灵凤主编的《万象》于１９３４年创刊，只发行了３期。张光宇一直对《万象》念念不忘，直到１９５８年创办了《装饰》，使其成为了《万象》的延续，历经２３载，他的心愿才最终得以实现。本期封面是张光宇设计的“森罗万象”，这个设计现在看来依然没有过时。其刊名字体堪称民国时期字体设计的典范，笔画粗壮有力，注重体积感。整体具有篆书的风韵，又有传统装饰图案的意象。刊名字型保持了辨识度，形成了具有民族化特征的字体设计风格。封面插图的主题是“包罗万象”，张光宇将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元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装饰画风格。张光宇和当时许许多多的民国设计者们，不断地探索如何将中国传统图案转化为时代的视觉语言。《万象》的封面，无论是字体还是插图，都是张光宇在表现民族风格、融合中西方设计语言上的成功探索。２５【东方杂志】《东方杂志》于１９０３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终刊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共４４卷８１９期。该刊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成为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历史最悠久的大型综合性期刊。近代著名学者徐珂、孟森、钱智修、胡愈之等人先后任主编。《东方杂志》本期封面由陈之佛设计，他秉承办刊思想，站在国际视野上，将古希腊、古埃及、古波斯、古印度等东方文化，融合西方文艺复兴到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装饰风格，形成了独特的图案表现方法。装帧设计吸纳采用了新艺术运动风格，整幅画面充斥了蔓延交错的卷草纹，植物的茎叶纵横缠绕疏密得当，线条流畅富有韵律感。刊名为仿宋字体，隽秀而硬朗。字体与柔美流动的线条形成了刚柔相济、中西融合的表现方式。点评专家徐媛，哈尔滨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教师。原文转自：期刊强国

“高产”的施一公教授自担任西湖大学校长以来一直没有研究成果发表，然而最近3天，施一公团队连续发力。5月6日，施一公团队（清华大学为第一单位）在Cell Research 在线发表题为”Structure of the cytoplasmic ring of the Xenopus laevis nuclear pore complex by cryo-electron microscopy single particle analysi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介绍了非洲爪蟾NPC CR的单粒子冷冻电子显微镜（cryo-EM）结构，平均分辨率为5.5-7.9–，局部分辨率达到4.5。值得注意的是，仅仅2天前，5月4日，施一公团队刚在Cell Research 在线发表了“第一篇”题为：Molecular architecture of the luminal ring of the Xenopus laevisnuclear pore complex 的研究论文。该研究通过冷冻电镜断层成像技术(cryo-ET)，解析了整个核孔复合物（NPC）及环绕NPC的腔环（LR）的原位结构。把“第一篇和第二篇”都发在了国产期刊领头羊Cell Research上,显示其对国产期刊的力挺。今年，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涉及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讲到：“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这是罕见的，党中央总书记关注关心科技评价体系，并指出问题。随后，教育部、科技部联合研究发布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同样，Cell Research的姊妹刊Cell Discovery 受到了大佬的加持。5月4日，王红阳院士团队、陈薇院士团队在CD上发表了题为：Immune Cell Profiling of COVID-19 Patients in the recovery stage by Single-cell sequencing 的研究论文。这项研究首次描述了COVID-19患者在早期恢复阶段(ERS)的炎症免疫特征。CR创刊于1990年，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主办、以全英文刊登国内外细胞生物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原创性研究论文、综述、快报和述评的国际性期刊，2001年首次获得影响因子，创造了中国人创办与出版的科技期刊首次突破2分的历史记录。图片来自科研者之家在科研者之家IF预测工具上可知，Cell Research在去年17.8分的基础上，在今年6月份的影响因子将大概率超过21分，毫无疑问成为第一本超过20分的国刊。但如果你看过CR过去的影响因子趋势，你会惊讶地发现它的走势是如此的稳健：图片来自科研者之家2015年诞生的Cell Research姊妹刊Cell Discovery同样稳步上升，今年最新的影响因子预测已经达到了6.38。事实上，施一公一直是Cell Research和Cell Discovery的重要贡献者， 从2012年即开始在CR上发表研究，累计他引400多次。同样，最近在CR上发表的一篇重磅雄文也毫无疑问将助推其影响因子的继续水涨船高。4月30日，中国代谢解析计划ChinaMAP携全国29家研究机构和医院，在Cell Research杂志发表了长文“The ChinaMAP analytics of deep whole genome sequences in 10,588 indivials”，首次报道了ChinaMAP一期研究对覆盖全国27个省份和直辖市，8个民族，超过1万人的高深度（40X）全基因组测序数据和表型的系统性分析。对于这篇文章的重磅程度，从网站的数据可以看出，仅仅5天时间，就达到了2345次查看，同时，由于这是目前最大规模，最权威的中国人群全基因组数据，又配有搜索网站，显然这篇雄文会为CR带来可观的他引数。不管是否是政策导向的影响，有众多大佬加持，国产期刊势必将会迎来难能可贵的发展春天，而作为国刊的领头羊，Cell Research定然是首先要扶持的对象，CR的影响因子在3年内超过历史性的30，值得期待！另一方面，在目前政策实行的过渡期，如果能够既发SCI获得国际影响力，又符合发国内期刊的要求，那绝对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目前国内有超过250本期刊被SCI收录，投稿这些期刊是一个稳妥的选择。比如在叫做“国刊之光”的在线工具中，收录了所有被sci收录的国产期刊，可以根据影响因子，国人占比，中科院分区来筛选，每个期刊都有介绍和投稿地址，甚至还有投稿经验分享。审核、编辑：大可版权声明：本文综合自“iNature、BioWorld、弗雷塞斯”，文章转摘只为学术传播，如涉及侵权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修改或删除。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9月29日消息（记者钟圆圆 通讯员吴国辉）29日，记者从海南省民族学会获悉，由海南省民宗委决定编写并统筹，海南省财政出资，海南省民族学会承担编写任务的大型民族学著作《海南岛苗族》已于近日出版发行，并与读者见面。《海南岛苗族》出版。海南省民族学会供图苗族是海南岛世居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琼中、保亭、琼海、屯昌、五指山、万宁等十多个市县。苗族从明代迁入海南以来，与黎族、汉族等民族一道，为海南岛开发建设付出了艰辛和努力。但由于各种原因，记载和研究海南苗族的著作少之又少，这与苗族人民对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和卓越贡献是不相匹配的。在过去一百年间，介绍和研究海南苗族的学术性专著不足5部，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不足30篇。省内外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尚未设立专门研究海南苗族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缺乏，研究力量严重不足。2017年，海南省民宗委决定编撰《海南岛苗族》一书。由海南省民族学会主持编写工作。经过三年多努力，海南省民族学会终于完成了编写出版工作。《海南岛苗族》全书共有16章，70余万字，百余幅插图。内容包括历史、地理、语言、家庭伦理、宗教信仰、禁忌预兆卜卦、饮食婚育丧葬施斋、节庆、村落民居、生产活动、交通电力通信贸易旅游、科技卫生教育体育、纺织染色刺绣服饰、文学、音乐舞蹈工艺美术、人物等篇章。本书内容充实、系统和权威，是记录海南苗族历史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是了解海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必读书。【来源：南海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中国西藏网讯 6月22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主办，《民族研究》编辑部、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承办的“第十二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在西南民族大学武侯校区开幕。论坛围绕“共有家园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图为论坛开幕式现场摄影：李宗莲西南民族大学校长刘玉彬表示，西南民族大学在建校伊始就确定了“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办学宗旨。长期以来，学校始终把加强学术交流作为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相信这次学术论坛的研讨成果将对促进民族地区精准脱贫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新时代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等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将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校学科建设及民族文化传承创新向纵深发展。”刘玉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民族研究》编辑部主编王延中表示，从正在做的课题研究中，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来，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领域取得很多进步和成就，值得总结和深入研究。例如，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不断夯实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郝时远在致辞中表示，本次论坛主题呼应了国家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上也是在探讨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希望论坛能凝聚各方力量，既要有宏观的视野，也要有微观的实证研究，推进民族学研究的同时不断适应国家发展变化的需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所长扎洛研究员、宁夏大学孙振玉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杨正文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喜饶尼玛教授等近十位知名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研究专长在开幕式上作主旨发言。据悉，从2004年以来，《民族研究》编辑部与西南民族大学共同举办了十一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聚集了大批国内相关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极大地加强了各高校、科研院所及专家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继2017年在贵州凯里学院、2018年在云南大学成功举办之后，第十二届论坛再次由西南民族大学举办。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已成为国内民族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平台之一。本次论坛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重庆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43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共收到参会论文70余篇。此次论坛旨在推动学界共同围绕“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展望、民族地区精准脱贫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以及现代社会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等新时代背景下的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研讨，深化拓展中国民族学学科研究领域，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向纵深发展。（中国西藏网 文/周蕾蕾 图/李宗莲）

4月9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签约暨挂牌仪式在白云区牛场布依族乡举行，标志着基地正式落户牛场布依族乡。双方将共同推进新时代民族团结融合发展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牛场布依族乡下辖13个行政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乡。为进一步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牛场布依族乡以贵阳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为重要契机，积极对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最终经双方协商，贵州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落户牛场布依族乡。按照签约协议，研究基地将打造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理论政策、区域民族文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等展示平台，不仅是集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基本知识为一体的展示教育馆，还是展示牛场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的窗口，将在促进民族团结、密切民族关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基地对外可提供党建活动场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族文化传习等活动场所，进一步涵养爱国热情，弘扬民族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当天还举行了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座谈会。来自贵州省社科院、白云区的相关负责人纷纷表示，将着力推动基地建设，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政策和实践研究，共同助推牛场布依族乡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记者：梁婧编辑：刘慕轩审签：魏成华【来源：贵阳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教育：高中毕业需要进行民族研究吗?加州离这个想法越来越近了]作为洛杉矶县的一名教师，何塞拉拉多年来一直奋力在全州的高中教授种族研究。他教了13年的课程，并说他看到他的学生通过研究他们的历史来改变，是否了解在60年代领导农场工人运动的Cesar Chavez，或者关于旧金山附近的入境口岸天使岛，限制中国人20世纪初的移民。“民族研究有助于学生发展学术认同，”他说。“它真正建立了跨文化的同理心，因此它可以使彼此不同的社区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持怀疑态度的人说，国家不能要求这样的课程。一些批评者甚至走得更远，坚持认为国家不应该强化“身份政治”，而应该激光关注缩小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的学业成就差距。上周立法机构一直在考虑AB 2772，使加利福尼亚成为第一个要求高中毕业的民族研究的国家。退出了制定这样一个全州范围的任务，理由是成本估计高达4亿美元。赞助商决定采用试点计划。该试点将覆盖全州10至15个学区，选择将种族研究作为毕业要求。学校将于明年开始申请，该计划最早将于2022年为一些学生制定要求，学校将在2024年报告他们的研究结果。2016年通过的州法律已经鼓励高中提供民族研究选修课程，并要求国家在2020年之前为该班级创建示范课程。目前，只有1％的加州公立高中学生参加民族研究。在其他州，包括印第安纳州和俄勒冈州，近年来也加强了种族研究的教育。“这需要教授，”该法案的作者，议员Jose Medina，D-Riverside说。“我不知道一个人如何在不了解其他群体，其他文化和其他历史的情况下如何教育他们。”控制州议会大厦的民主党人甚至是一些共和党人，已经投票支持全州的任务，但其价格标签导致加州学校董事会反对它。新的变化将其纳入试点计划，帮助该法案上周克服了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一个关键障碍。但即使是较弱的版本也不太可能安抚批评者，他们认为，当许多学生在英语和数学方面苦苦挣扎时，学校不应再强制要求毕业。去年，只有32％的11年级学生符合州考试的数学标准，60％的学生符合阅读和写作标准。“我们的黑人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特别是那些在教育生涯中一定年龄的男孩不能像白人那样阅读和写作，”埃尔西诺湖的共和党女议员Melissa Melendez说。谁投票反对该法案。“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关注基本要素，对学生来说应该是重点。”但是，由于有色人种的学生占加州公立学校人口的70％以上，一些教育工作者说，民族研究课程可以提高学生的成功率。“我认为这对于允许学区调整其课程以反映其社区中的学生人口统计数据至关重要，这是一种在社会和学术上对学生进行建设性影响的创新战略，”州长Tom Torlakson在一份声明中说。Medina和Lara指出，研究发现，参加民族研究课程的学生在其他课程中的表现也更好。该研究对旧金山联合学区的1,400名9年级学生进行了研究，发现对于参加民族研究的学生，出勤率增加了21％，他们的平均成绩提高了1.4分。在洛杉矶联合学区，民族研究课程涵盖了包括非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美洲印第安人和亚裔美国人在内的种族身份。全州课程的示范课程将包括旧金山州立大学学生抗议活动的课程，这些课程首次点燃了1968年的民族研究运动。只一个中国就有56个民族，那全世界有多少个民族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其实学习自己本身的民族文化是很有必要的，这些文化将因此而一直流传下去，为世界增添丰富的色彩。

作者 作者投稿时，附上作者简介有助于编辑对作者的了解，有些报刊杂志直接要求作者投稿时附上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中不乏简明扼要、行文规范者，但以作协会员开头或简介接近千字文者确实不少。 那么，作者简介应该怎么写?基本要素是：姓名，出生年月，性别，民族（汉族可不写），某省某市（县）人（籍贯），现职称（职务），何年何月毕业于何校何专业，最高学历，现主要从事的工作或研究的方向。少数民族 基本要素是相对的，根据对象各有侧重。例如，文学创作者应侧重于写出创作简历（成果），属于作协会员的，作协会员的位置一般在职业身份后或简介正文文末位置，因为其属于不发工资、不享受待遇的社团性“空头衔”。字数上，一般不超过200字。 作者简介例一：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鲁迅 例二：阎连科，男，1958年生于河南嵩县，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最后一名女知青》、《风雅颂》、《受活》，小说集《和平寓言》、《乡里故事》、《阎连科文集》5卷等。曾先后获第一届、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投稿时的作者简介您写对了吗？欢迎留言交流。

荣新江（澎湃新闻 蒋立冬画）《唐研究》第23卷出版之际，荣新江教授在编后记中说：“我自1995年以來，受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和罗杰伟先生委托，承担大型学术年刊《唐研究》的编辑工作。二十三年來，可以说恪尽职守，保证了每年按时出版。现在已经出版了23卷，多少为唐研究做出些许贡献。今年夏季，我決定在完成第23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后，辞掉《唐研究》主编一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读书、研究、考察、写作上。”陈尚君教授在微信朋友圈写道：“荣新江教授主编的《唐研究》，为中国学术保持颜面，始终不苟且于时俗，功莫大焉。”《上海书评》近日采访了荣新江教授，请他谈谈编辑《唐研究》的甘苦。能不能先谈一谈《唐研究》的缘起？荣新江：我其实跟罗杰伟先生不算太熟，所以只能简单说说情况，很多都是道听途说。罗杰伟本来是个IT企业家，三十九岁就拿到专利，他以前的公司在北京的赛特大厦上有一整层楼。他的企业非常成功，有一年他来北京，大概因为对中国投资的贡献，还被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接见过。他来中国发展生意的时候，就爱上了唐朝，他说其他朝代都不喜欢，只喜欢唐朝。以前也有别的杂志想请他资助，他说：“我只姓唐。”还有拍杨贵妃的剧组找他投资，但是他很听我们这些学者的话，我们跟他说还是支持学术研究更合适，他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成立了“唐研究基金会”（Tang Research Foundation），专门资助学术。开始时，唐研究基金会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唐研究基金会丛书”，出了十几本，二就是创立并支持大型学术专刊——《唐研究》的编辑出版。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接见罗杰伟的报道我出任《唐研究》主编其实是很偶然的，当时罗新担任了基金会在中国的秘书，有一天他拿来他们几位约来的第一卷稿子请我审稿，我说请我审还不如让我编，他说那你就编吧。1994年12月，经过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的正式讨论，通过由我担任主编。所以说，我做主编其实一切都是很突然的。不过我当年三十五岁，浑身干劲，此前几年又在国外一些学术机构走访，刚刚回国的人都是有干一番事业的冲动，所以我当时也正想做点学术推进的工作，《唐研究》正好是可以实现我的某些学术抱负和理念的地方，于是我就勇敢地接手了这个专刊的编辑工作。刚开始的组稿工作很困难，也很匆忙，一位好心的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有句俗语，叫“三期刊物”，你要小心《唐研究》不要办成“三期刊物”。我说，哪怕三期也好，只要是为中国学术做出点滴贡献，哪怕编一本论文集也好。1995年12月底，《唐研究》第1卷如期出版。《唐研究》第1卷池田温先生在《东方》杂志上第一时间介绍《唐研究》能不能说说你所了解的唐研究基金会主席，也就是《唐研究》的赞助人罗杰伟（Roger E. Covey）先生？荣新江：罗杰伟是个非常好的赞助人，他既有资本家的素质，也有学者的素养，非常尊重学者。我当时向他提出办刊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经费要充足，当时我一口价问他要的钱，今天还够用，可以想象1995年的人民币现在已经贬值多少，就知道我当年是狮子大开口（事先还是预算过的），但他没有任何犹豫就同意了。第二个条件就是他不能干预编务，就是他只管出钱，不干预我的任何编辑工作，既不推荐文章，也不对文章的取舍发表意见，这些他都答应了。之后我和罗杰伟的交往不算多，基本只限于每年的圣诞节他从美国来北京的时候。那时每年这个时节都开唐研究基金会的年会，他十分尊重学者的决定，基本上不参加讨论“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的会议，他说哪本书值得资助出版，是你们专家的责任，你们说了算；至于每本书出多少钱资助，由他说了算。那时的会议总是找一个和唐朝有关的地方开，长安、洛阳、成都、扬州，记得唐朝两京之外，所谓“扬一益二”，我们都去过。在一起考察的路上，我们有时候攀谈一下，每次说到《唐研究》，他都是表扬和支持。我记得2002年4月，美国耶鲁大学韩森（V. Hansen）教授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中国发现的粟特墓葬研讨会”。我发现他也从芝加哥赶来纽黑文听会，当时他拿着一本新出的《唐研究》，一个劲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唐代研究期刊。我看他一副相当自豪的样子，因为他支持的《唐研究》总算是站住了，而且每卷五六十万字，规模相当可观。我们知道美国也有一份期刊叫T’ang Studies，中文名叫《唐学报》，也是一位喜爱唐朝的实业家斥资支持的，内容略偏文学，发表很多重要的文章，如杜希德（Denis Twitchett）、麦大维（David L. McMullen）、柯睿（Paul W. Kroll）等人的大文。《唐研究》无意与《唐学报》比高低，但罗杰伟和他的美国同仁之间，或许有那么点儿较劲的意思，从规模和气势上来说，罗杰伟略占上风。唐研究基金会在洛阳考察（1997）后排左起第九人罗杰伟，第三人作者。罗杰伟后来退出企业经营，在芝加哥大学注册，跟随范德本（Harrie A. Vanderstappen 1921-2007）教授，攻读艺术史的硕士。他跟我说：他三十九岁以前都是在研究计算机，没有读历史书，现在开始读，怎么读也赶不上你们了。但他对图像的东西比较有感觉，所以他选择艺术史，研究中古时期的金银器、造像等。但大概因为起步较晚，罗杰伟的学问做得不太成功。他很爱辨伪，正面著述不多。我记得他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是《北周拉梢寺艺术中的中亚主题》，巫鸿将其收入他主编的《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事先巫鸿觉得写的不错，征求过我的意见，我看后也认为颇有新意，用他对于中亚艺术的知识，判别出前人不太留意的拉梢寺壁画中的一些中亚因素。罗杰伟去世后，他的一小部分有关中亚、中国艺术史的书入藏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图书馆，我翻检后觉得，如果罗杰伟循着这个路径正面研究中古中国艺术中的中亚因素，会有很大的成绩。但他似乎陷入了“疑伪思潮”不能自拔，我在《唐研究》上发表过他的两篇文章，一篇是2004年出版的第十卷中的《金银器说铃》，罗新译成中文发表；一篇2009年出版的第十五卷的“The Symbolics of Authority：Four Cases in Tang and Liao Silver”，都是关于金银器的辨伪之作。其中前者所辨伪的一些美国收藏的金银器，是他曾资助出版的《唐代金银器研究》一书中用作标准器物的，我曾十分犹豫这样发表出来，是否让我的朋友感到不爽，但本着学术争鸣的办刊宗旨，我还是勇敢地发表了他的文章，虽然我也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比如他认为日本山中商会倒卖到美国的金银器，大多数是假的，但我考察过同一商会倒卖到美国的敦煌绢画，则确凿无疑。（山中商会的问题，我很想单独写篇文章）另外，罗杰伟2012年发表了一篇质疑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所藏洛阳孝子图石椁真实性的文章，即“Canon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ese Art History”（载Original Intentions, Essays on Proction, Repro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rts of China, edited by Nick Pearce and Jason Steuber, Gain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2, pp. 38-73）。这件石椁经过中国艺术史权威索珀（Alexander Soper）和史克曼（Laurence Sickman）的论证，已经被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专家们看作是一件标志性的作品，在他们关于中国美术史、早期山水画和石椁葬具的研究论著中反复使用。罗杰伟认为这件石椁刻绘的图像过于精致，难以置信，于是从树、石、山、水及宫廷女性的图像细节，找寻“破绽”。这些努力，后来受到专家的批判，这就是朱安耐（Annette L. Juliano）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6世纪早期石椁之真伪——兼论中亚的石椁和石棺床》一文，收载在我和罗丰主编的《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一书中，读者可以自己分辨谁是谁非。我觉得罗杰伟是有眼力的，也有很多机会观察实物，比如他等到所有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从山中商会购买的金银器全部撤展到库房后，一总观察全部藏品，同时也看过美国其他藏家收藏的同一来源的金银器。我曾和他一道去小雁塔下的西安市博物馆（今西安市博物院）看馆藏的金银器，有些东西他一掂量就说的出产地是哪儿。可见他对实物的考察非常仔细，因为他看的东西多，他的金银器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他一直没有能够完全静下心来做学问，公司事务缠身，私人生活波折，在学术道路上也很挣扎。如果假以时日，他能够从辨伪走到正面阐述，那他的学术天地会很大，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上，他有其他学者所没有的不少机会，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把握，就离开了人世。《唐研究》的体例是不是参考了《通报》？它跟西方的期刊有什么异同？荣新江：1984-1985年，我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进修学习了十个月，汉学院是由一个兵营改造的，里面是个天井，汉学院的老师和一些研究生上午喝咖啡，下午喝茶的时候，有时候会谈到《通报》和上面刊载的文章。我出国前就常常翻阅《通报》（T’oung Pao），该刊1890年创刊，由法国、荷兰各出一位著名汉学家联袂主编，内容涵盖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中亚和马来西亚的历史、语言、地理和民族学等方面，后来转向以中国学研究为主，主要发表学术论文、书评。我知道许理和（E. Zürcher）教授是主编之一，他是我在莱顿大学的指导教授。但我到莱顿才知道，《通报》的编辑部就在莱顿大学汉学院，这段时间让我更多地了解了《通报》的编辑理念和编辑方法。许理和教授每个月会安排一次和我谈话，指导我的学业，回答我的问题。说到《通报》，他当时就跟我说：“我办《通报》，标准有两条，或者有新材料，或者有新问题。”因为当时欧美汉学界对于唐长孺先生为首整理的吐鲁番文书不甚了然，所以他约我给《通报》写篇文章，介绍这些新材料。这表明一位主编对新出材料非常关注，他当时还约张广达先生写一篇关于孔望山佛道造像的文章，也是这个意思。很遗憾，我的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完成，很对不起他。当时是1984、1985年，简装本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还在陆续发表中。因为《吐鲁番出土文书》按墓葬为单位发表文书材料，我是按主题介绍，一个主题的资料在还没有出版的墓葬中也可能出现，就算我当时写完了，后面可能还有新的东西冒出来，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知道新出吐鲁番文书都是什么内容，急需英文的介绍，但我一直犹犹豫豫的没敢交稿。其实我的文章基本架构是写好了的，没交稿的另一个原因是《通报》水平太高，我当时只是个研究生，文章不够格，不敢拿出来。我在莱顿汉学院看到一位秘书小姐整天在办公室里打字，有次喝咖啡的时候我就问她，你在打什么呢？她说：“我在把英语不是母语的作者的文章改成通顺的英语。”许理和先生给她发工资，就做这么一件事，可见《通报》对于文字的要求之严格，要专门雇一个英语为母语而且文字功底好的人，来把法国人、德国人，甚至美国人的英语，改成纯正的英语。其实，这也是出版《通报》的博睿（E. J. Brill）出版社的严格要求。最近若干年陈怀宇和我编辑张广达先生颂寿英文论集，博睿对于我们这些非英语为母语的作者要求之严，难以想象，因此书一拖再拖，今年终于要出版了。我编《唐研究》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也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改文章，有些作者的文字很不讲究，我都得给他们重新顺一遍，甚至重写一遍。给二十三本《唐研究》改稿的时间加起来，我大概可以多出好几本书。我一直鼓吹学术是个很高尚的事业，学术要严守写作规范。所以为了追求这种高尚，《唐研究》每页排版不超过一千字，这是很奢侈啊，现在哪个刊物能做得到呢。许多刊物都要收版面费，能多排一点儿就多赚一点儿，字都挤在一起，看起来忒费劲。西方和日本的学术期刊我比较熟悉，《唐研究》的基本结构和工作方式我是借鉴了《通报》的，所以我基本上只发表论文和书评两类文字，这是国际通例。欧美的学术刊物重视书评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期刊一期只有一篇论文，其他全是书评，论文可能只有该领域相关的几个人读，书评是人人都要读的，要了解学界的最新动态，就得通过书评。国内在书评上是做得很不够的，所以我编《唐研究》，发誓自己要多写书评，希望学习伯希和（P. Pelliot）编《通报》，戴琼（J. W. de Jong）编《印度伊朗学刊》（Indo-Iranian Journal）那样，利用自编刊物，多写书评。当时的想法，是看完一本书，不写篇书评就不算看完。在《唐研究》前几卷中，我写过不少书评，评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Alfredo Cadonna & Lionello Lanciotti（ed.），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Elfriede R.Knauer，The Camel’s Load in Life and Death、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有的批评的也比较猛。记得当时有年轻的同事说，吴玉贵老师看了这书评不要跟你玩儿命呀，我说已经给吴玉贵看过啦，没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学者比起老辈来是能够接受批评的。老先生一般自己不写批评文章，也不太能受得了被批评。陈尚君教授就一直坚持给《唐研究》写书评，从第三卷评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考校》，到我编的最后一卷（第二十三卷）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非常棒，而且有功力。中国很多学术刊物都有编者的话、编后记，过几年可以单独抽出来出本书，我不爱写这些文字，我觉得学术刊物有论文和书评两块就够了。不是因为我没话说，而是我觉得应该让作者说。如果请您自己总结一下，《唐研究》有哪些显著特点？刚刚担任《唐研究》主编的作者（1997）荣新江：我虽然是隋唐史出身，但很多年都在搞敦煌学，敦煌学跟很多别的学科比如宗教、考古、美术史、文学、语言学等等都有交集，《唐研究》也是一样，不光关乎唐代历史本身，也关乎唐的各个方面。我编《唐研究》，很想推进美术史、考古这些方面的研究，所以编法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模仿的是《通报》。我希望利用《唐研究》，推进唐史研究，也推进唐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刘后滨教授最近在《改革开放40年來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中说：“1995年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标志着有了一份汇集以唐代为研究对象的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古代文学、语言学、艺术史学和宗教学等各个学科的成果的学术专刊，构成了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多学科交流的新起点。”这个总结，说出了我办刊最想做的一个方面。《唐研究》第9卷一份刊物就是一个阵地，《唐研究》一卷有五六十万字，可以推进我想推进的方面。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是我出国次数最多的一段时间（看我们中心的网页），也参加很多会议，友人葛兆光兄曾告诫我：“不要成为会油子！”其实，我有我的打算，就是了解学术动态，探索学术发展方向，通过交流得到哪些学者在写什么文章、研究什么课题的信息，这些对于我编《唐研究》有莫大的帮助。经过思考，我们从第九卷（2003年）开始，用一些专号的方式，推进唐研究甚至中古史研究的某些方面，比如第九卷是“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研究专辑，虽然还不是整本的专号，但从学术史上来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安学”的开始；第十一卷是邓小南和我主编的“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推进或者说回应唐宋变革论的研究，其中有张广达先生的宏文《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第十二卷有“《天圣令（附唐令）》研究”一组文章，第十四卷则是刘后滨和我主编的“《天圣令》及所反映的唐宋制度与社会”研究专号，以推进新发现的《天圣令》及所附唐令的热点研究；第十三卷是侯旭东和我主编的“从汉魏到隋唐：变迁与延续”研究专号，希望打通汉唐，与唐宋一卷相呼应；第十五卷直接打出“长安学”研究专号，希望更进一步推进长安研究；第十六卷是“唐代边疆与文化交流”研究专号，推动探讨唐代边疆、外交、文化交流等方面；第十七卷“中古碑志与社会文化”研究专号，利用我们整理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的成果，推进利用碑志研究中古社会文化；第十八卷是“中国中古的信仰与社会”研究专号，这也是我很想促进的一个方面；第十九卷有“从地域史看唐帝国——边缘与核心”和《葛啜墓志》两个研究专栏；第二十一卷“唐代长安及其节庆”研究专号，是我们对长安研究的又一贡献；第二十二卷是“从高昌到奈良——丝绸之路上的写本”研究专号，是增进写本学、丝绸之路研究的努力；第二十三卷是陆扬和叶炜执行主编的“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中古中国”研究专号，则是着眼于文本的物质性的讨论。《唐研究》这些专号，不敢说对唐代研究领域起来多大的作用，但我的主观愿望是想开拓研究领域，拓宽学术视野，利用《唐研究》比较厚重的篇幅，以专号或专栏的形式，做一些普通期刊做不到或力度不够的事情。《唐研究》第22卷另外，前面已经提示过，《唐研究》的特色之一，就是较一般刊物字数要多。我们一年只出一卷，在一些专刊应新闻出版署进入核心集刊的要求纷纷改一年两期的时候，我也坚持不改。原定一卷五十万字，但我能加就加，最多时有约七十万字的篇幅，尽可能把一个专题，一篇文章，在一卷中解决，一篇文章绝不发上下篇。所以，在篇幅上我们也比较自由，比如一般的期刊都有字数限制，不能超过一万五千字，大锅饭搞惯了，不能让一个人独占版面，现在《文史》和《中华文史论丛》稍微放松了点，也就两万字。我们就可以不管这些，我给定的最高限度是八万字。八万字的文章我发过两三篇，有上面提到的张广达先生写的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还有林晓洁的论文《中唐文人官员的“长安印象”及其塑造——以元白刘柳为中心》，脱胎于她的硕士论文，写得太棒了，但她要去中学当老师，很可惜没有留在学界，我就把她的论文一口气全文发了。再有一点是绝对按期出版。虽然我们是“以书代刊”的学术专刊，出版周期定为一年，一般来说可以稍早或稍晚出版，但我坚持每年12月底见书。除了《唐研究》，我差不多同时还在编《敦煌吐鲁番研究》，这份刊物挂的是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先生主编，实际编务是我负责，后来编了六卷实在顾不过来了，就交出去了。这两份杂志，我戏称一个专制，一个民主，专制的我说了算，民主的编委会说了算。后来我发现编杂志还是专制一点好，两份杂志同时创刊，都是一年一本，现在《敦煌吐鲁番研究》只出到第十七卷，我们则保证一年一卷，出了二十三本。大概只有一两次例外，如第十一卷因为等张广达先生的文章到12月18号才交稿，当时我和邓小南在京都大学访问，收到稿子我们把一切工作都放下，审完再发到巴黎给张先生修改，然后回来定稿排版，那一卷稍稍拖了几天。一个刊物如果按期出版，那就逐渐建立了学界对你的信任度，作者投稿以后，明确知道自己的文章年底会出，心里会很踏实。当编辑是不是会比较头疼退稿，您是怎么处理的？荣新江：我们的稿子基本上都是单向匿名评审，对审稿人不保密稿件的作者。如果是推荐来的稿件，推荐人必须写一份学术的评审意见。有些情况下推荐的是学生或者关系户，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些则是推荐人真的发现了好作者、好文章。退稿的情况肯定会发生，也的确会得罪人。我想想，编《唐研究》，团结了百分之九十的同志，得罪了百分之十，这里面有百分之二三就成了仇敌。我是个广结善缘的人（用施萍婷先生话），最不想得罪人，但是碰到审稿人认为论文不能够发表标准的时候，我必须听专家的意见。一般情况下，我会把两位审稿专家的意见合成一份，然后以《唐研究》编委会代表的名义发给作者。退稿的原因很多种，有的是质量问题，有的是不符合专号的主题，有些大牌教授的稿子也得照退。被退稿的作者心里肯定会不高兴，但也很少有来理论的。我很感激这么多年来请的审稿人都是非常负责的学者，他们的审稿意见非常具体，有理有据，一般来说，发给作者以后，作者大多只有感激，没有意见。最近翻检《唐研究》编辑过程中的一些往来信件，早期还有不少纸本的书信和审稿意见书留存，其中包括黄永年、徐萍芳、吴其昱、傅璇琮、白化文、陈允吉、高明士、徐文堪、陈尚君、葛兆光等等很多人的手迹，有推荐文章，有审稿意见。随手检出一篇徐俊先生1996年4月写的审稿意见，三百字的稿纸写了八页，工工整整，对作者的看法，一条条分析，指出其问题，结论是：“此稿如刊于一般丛刊，似可。《唐研究》似不宜刊用。供参考。”这样的文字，只可惜无法发表，也不能告诉作者。所以我邀请的审稿人，个个都是无名英雄，他们在幕后，保证了《唐研究》的质量，也让我退稿时有充分的把握。但这么长时间办刊，总会遇到个别不服退稿意见，反复纠缠的人。而我只能相信专家，坚持退稿，由此必然得罪一些朋友，有的相信会嫉恨一辈子，有的过若干年后，又是朋友了。您怎么看核心期刊制度？荣新江：西方的核心期刊叫leading journal，很多都经营了百来年了，每篇文章都会找全球该领域最顶尖的学者来审，所以在学术界，这些期刊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也受邀审过一些稿，基本上会给半年时间，要看得很仔细，提出非常具体的意见。我也看过别人审我的文稿的意见，有时候写的意见书跟被审的文章差不多长，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中国的核心期刊制度历史都不长，大多数核心期刊是社科院系统的杂志，包括院级的《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以及所一级的《中国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民族研究》《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考古学报》《考古》等等，当然都是面向全国的杂志，现在这些期刊都采用匿名评审制，逐渐走上正轨，慢慢成为一个领域的核心期刊。过去由于经费的原因，其他机构创办的历史学期刊往往没能生存下来。等到九十年代以后经济情况好转，国际交流频繁，一些机构、学会、学术团体、个人开始创办学术专刊，但这些刊物往往没有刊号，也就无法成为核心期刊，有的进入核心集刊范围，但许多学术机构是不承认核心集刊的。虽然我认为学术水平是看文章，不看刊物的。但核心刊物办的好，把关严，那么多年下来，一个刊物发表的的确都是好文章，当然就是核心刊物。所以核心期刊不是看有无刊号，而是看有无持续不断的高水平论文。一个学术共同体里面应该各种类型的刊物都有。《唐研究》多年来被南京大学评价系统评为核心集刊，也被一些高校列为核心期刊，某些学校认定在《唐研究》上发过文章是可以拿去评教授的。台湾“国科会”经过专家评审，也把《唐研究》列为核心期刊，所以台湾学者经常投稿。但罗杰伟创办唐研究基金会的最重要动机，是想资助中国大陆的唐研究，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发表大陆学人的文章。回首学术界创办了很多学术专刊，与历史学有关的，如《学人》《原学》《华林》《学术集林》《国学研究》《燕京学报》《华学》《北大史学》等等，有很多没有能够坚持下来，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不是核心刊物，稿源有问题。坚持下来的一些高水平的刊物，因为是专刊，所以也岌岌可危。这种核心期刊的体制，对于水平不低的学术专刊是很不公平的。您倡导学术书评写作二十多年，感觉现在的学术书评风气有没有改善？荣新江：首先要特别声明的是，我虽然一直倡导写书评，但正面论述是更加重要的学术建树。说到书评，我认为一个学术刊物，书评是不可或缺的。放大一步说，一个学术界，不能没有书评。《唐研究》上发了不少书评，这点上我还是颇有贡献的。刘后滨在上面提到的文章里说：“《唐研究》至今已经出版了23辑，对于隋唐五代史甚至中国古代史研究学术规范的建立，都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尤其是其最初出版的几辑，由于书评所占分量很重，明显区别于国内一般学术刊物，显示出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重要特色。《唐研究》的书评强调史料的辨析和深度解读，给被评书以学术史定位，甚至对被评书代表的学术领域或整个学科的特点和意义及研究动向进行综合分析，彻底走出了‘瑕不掩瑜’体书评格套。这使其在规范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深刻影响了新一代学者的研究范式。”是中肯的话。北大的《国学研究》创办时，在一个座谈会上我建议发书评，他们就一直不发，因为怕惹祸。但从现在的学术刊物来看，发正式书评的越来越多了。发书评的第一条原则，是从学术史上来评价一本书，而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你当然可以挑错，但其实许多烂书是不值得一评的。西方的书评制度是可评的书才能进入这个系统，所以不会是特别烂的书。而且必须是一个领域的专家才能写书评，如果某人是某个权威期刊某个领域的书评撰稿人，那说明他是这个领域最大的权威之一，这是很高的地位和荣誉。在中国可能办不到，所以我们更鼓励年轻人写书评。写学术书评，如果书不错，评者也不错，有对话，这样才能把学术往前推进。再厉害的人，写书也一定会有漏洞，但写书评不能用侮辱性或人身攻击的词汇，这样流毒太深。随着年轻一代学人成长起来，大家在书评氛围的熏陶下，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现在颇有些学术刊物借鉴了《唐研究》的论文和书评的体例，比如《艺术史研究》《中古中国研究》等等。《唐研究》后来的书评有往字数多的方向发展，好像老担心表扬人表扬的不到家，这个我往往要删；最好的书评五千字，大部分篇幅都是批评，这样对学术才有好处。我那本《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里被引用最多的就是关于书评的那部分，能够体现我的书评理念。编杂志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遗憾？荣新江：说具体一点，刚才说到书评，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遗憾是我自己没有坚持写下来。这也表明自己没有时间细致地读书，因此也就写不出书评来。或者是时间不够，看完书就忙其他事去了，时过境迁，书评也就写不出来了。我编杂志从来不管卖，有时候日本大学的图书馆要购买过刊，进出口公司联系我，非要从我这里买，我说我只编书，不卖书，也没有库存。其实现在刊物都数字化了，有一两家公司曾经找我，要把《唐研究》数字化，但我觉得占用时间多，无法保证数字化的文本是否正确，还有就是根深蒂固的版权意识，觉得一些公司的数字化，对于作者的著作权和出版社的版权考虑不够。但现在一个刊物如果不数字化，那影响力就要小得多。在我担任主编期间，没有能够让《唐研究》数字化，是一个遗憾。还有一事没有完成，也很遗憾。2012年初，罗杰伟曾提议要编一本《唐研究》最有代表性论文的英译本，就像由他编译、罗新主编的《中国学者论内亚》（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该书列为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阿尔泰研究丛书》第174册，2012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样，暂定书名作《唐研究英文选集》（Chinese Scholars on the Tang，直译是“中国学者论唐朝”），由他和艾安迪（Andy Eisenberg）教授合作编译。经过反复讨论，我选择了下面四个方面十二篇文章：礼制与宗教，思想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兼论 “祀典” 与 “淫祠” 概念的落实 (雷闻)论九宫祭祀与道教崇拜(吴丽娱)想象中的真实——隋唐长安的冥界信仰与城市空间 (孙英刚)政治，社会“关陇文化本位” 与 “南朝文化北传” ——关谷隋唐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 (何德章)韩愈日常生活研究 (黄正建)唐宋之际敦煌的民间结社与社会秩序 (孟宪实)长安研究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 (荣新江)唐代长安新昌坊的变迁——长安社会史研究之一 (王静)论唐长安城的营修与城市居民的税赋 (牛来颖)考古与艺术史关中唐陵陵地秩序研究 (沈睿文)初唐阎罗图像及刻经——以《齐士员献陵造像碑》拓本为中心 (张总)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 (张广达)我应他的要求，联络所有作者，获得他们的同意后，准备好所有Word文本、图版、作者简介等，在2012年9月9日全部寄给他。10月4日，他就把我的文章的译稿寄过来，效率十分高。可惜之后就没有音信了，其实他的身体已经不行，直到2013年7月30日不幸去世。后来罗新从他的电脑里拷来有关《唐研究英文选集》文件夹，我翻阅了一遍，发现只有张广达、牛来颖、孙英刚的文章有译文草稿，其他都是通信和为翻阅所做的词汇表、年表等等。很遗憾，这件事没有完成。但我们要深深感谢罗杰伟，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的是《唐研究》的翻译工作。最后应当说，我对《唐研究》的最大遗憾，是不能再继续主编这样一本好的刊物了。罗杰伟的去世，没有影响《唐研究》的经费，他生前已经做好安排，要继续资助《唐研究》的出版。我感到我已经圆满完成了《唐研究》的使命。我作为一名教员，要教好书，带好学生，还有会议和杂务；作为一个学者，我要研究和写作。因此，我只好对自己心爱的《唐研究》说再见了。我卸任是很彻底的，解散编委会，一切交还唐研究基金会，由基金会决定继任人选和以下的所有事情。不做《唐研究》主编以后，您最想干的是什么？荣新江：我是一个学术人，辞掉《唐研究》主编，目的之一是更好地做学问。作为一个学人，仍然要多方面对学界做出回报。我在编《唐研究》的时候，同时也主编不少其他领域的著作，比如《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向达先生敦煌遗墨》《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敦煌讲座书系》《黄文弻所获西域文献论集》《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等等。现在虽然我不编《唐研究》了，但我仍然会编其他一些学术专集，如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马可波罗行记译注等。我从来不是只顾自己学问的人，我努力用各种方式推进学术，所以，集体的项目也是我想做并努力往好处做的事业。我做学问比较杂，敦煌、吐鲁番文书，西域史，中外关系史，或者说现在时髦的丝绸之路，还有隋唐史，涉猎较广，也还有不少抱负。我的治学之路的顺序，大致上是先做敦煌，从敦煌到吐鲁番，到西域，通过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资料积累延伸到中外关系，而隋唐史这一块主要做的是长安研究。2002、2003年的时候我就想写一本关于长安的书，叫《从王府到寺观》，章节都列好了，打算运用一些理论，把长安作为一个大的场域，实现新史学研究。北大历史系主要是做政治史和制度史，这是看家本领，我最初也做制度，比如研究归义军节度使的升迁，用的就是制度史的基本功。现在数据库发达了，我希望更多的是能够解释材料，能够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想法。我把长安作为场域，组织读书班，让学生在里面研究性别史、医疗史、社会文化，做一种活的区域研究。我的着眼点是从中古到近代的城市转变，安史之乱是个分水岭，那之后的长安不像过去那么封闭了。我得承认受到了李欧梵研究上海跑马地等公共空间的影响，借用现在的公共空间概念，落实到长安就是寺院。大的寺院都是王府或公主宅邸改建的，比如高宗当皇帝以后，他的宅子没人敢住，要么变成宫，要么就变成一个大的寺庙。皇戚的宅邸之大，有的范围就是一个坊，有的半个坊，它们本来是私密空间，一旦变成寺院以后就向社会开放，白居易他们喝酒赏月一喝就是一宿，就是去寺院里闹腾。学生读书、青年男女谈恋爱都是在这个空间里，整个城市就从这里动起来。这是我目前最想写的一本书。此外，关于西域史、吐鲁番文书、丝绸之路，等等，我都有题目要写，只是没有时间动笔。当然，不只是想写学术的，也想写一些随笔性质的，如早就构思的《三下和田》《海外访书记》……不要说太多了，免得完不成。我现在需要的是激流勇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