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杂志社

4月9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签约暨挂牌仪式在白云区牛场布依族乡举行，标志着基地正式落户牛场布依族乡。双方将共同推进新时代民族团结融合发展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牛场布依族乡下辖13个行政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乡。为进一步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牛场布依族乡以贵阳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为重要契机，积极对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最终经双方协商，贵州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落户牛场布依族乡。按照签约协议，研究基地将打造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理论政策、区域民族文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等展示平台，不仅是集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基本知识为一体的展示教育馆，还是展示牛场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的窗口，将在促进民族团结、密切民族关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基地对外可提供党建活动场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族文化传习等活动场所，进一步涵养爱国热情，弘扬民族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当天还举行了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座谈会。来自贵州省社科院、白云区的相关负责人纷纷表示，将着力推动基地建设，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政策和实践研究，共同助推牛场布依族乡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记者：梁婧编辑：刘慕轩审签：魏成华【来源：贵阳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近些年来，我国的少数民族研究，尤其是涉及民族史、民族习俗、民族宗教和民族文化的研究，存在两种偏向：其一，在研究指向和研究结论上，过于注重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其二，主观地一味突出研究对象历史文化的“久远和灿烂”。这两种偏向一度成为少数民族研究中的一种风气，强调“特殊性”的研究，往往在社科项目中更容易立项;相应的研究成果，往往更容易在期刊上发表;甚至在成果评选中，这样的研究往往还更容易获奖，难怪有人趋之若鹜。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客观效果是这样的“研究”凸显夸大了各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不同点和差异，淡化乃至抹杀了各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紧密联系和共同面，这样的“研究成果”不符合各民族在交流、交往和交融中逐渐形成壮大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在现实中构建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在涉及少数民族历史、习俗、宗教和文化的研究中，主观地突出研究对象历史文化的“久远和灿烂”，已经导致研究成果的情绪化和非学术化。在一些族别史的研究中，缺乏可靠史料的支撑，“以文代史”或者“以传说代史”，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被捕风捉影地无限上溯。主观地突出某些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久远和灿烂”，导致诸多研究成果的混乱：一些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被不同的少数民族奉为自己的“民族英雄”;一些影响巨大的史诗传说或历史典籍，被多个少数民族视为各自的“优秀传统文化”。这种主观倾向还导致研究逻辑的混乱：某一地域的文化遗存，被想当然地判定为现今这片地域上主要居住民族的创造，全然不顾历史上这片地域曾经迁徙居住过多个民族;某种语言流传下来的无名氏的作品，被现今说此语言人数较多的民族“独占”为本民族的创作，完全无视历史上和现实中另有其他诸多民族也使用同样的语言。更有甚者，毫无依据地将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判定为现今的某一少数民族，进而将其功勋和著作，视为“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这已经很难说是严肃和严谨的学术研究了。现实是依历史的事实和逻辑生成的。以中原地区为根基的中华民族的不断壮大，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影响的源远流长，是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和周边各少数民族不断交流、交往和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现实已经证明，各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全方位的交流、交往和交融中，中华文化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主导，各少数民族不断融入其中壮大中华民族，是历史的事实。因此，要纠正少数民族研究中的上述两种偏向，在民族问题研究中，应依据历史造就的现实，将研究的重点和导向，聚焦到各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联系上来，聚焦到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各少数民族文化向中华文化生成的历史进程上来，深入探究其中的事实、功能和机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由研究对象给定的。只有这样，相关的民族研究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研究，才能抓住历史文化进程的主流，这样的研究，才能既是一种科学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于现实的学术。(作者是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自从上期梅小森推出“A&HCI投稿系列”第一期推出以来，后台收获了好多评论。大家的回复也给梅小森提供了很多新的线索和好的经验。应广大粉丝的要求，梅小森今天为大家推荐的A&HCI期刊适合有人类学或民族学学科背景的同学和老师们投稿！如果你喜欢“A&HCI投稿经验系列”，欢迎留言评论，和梅小森互动，告诉我们你感兴趣的期刊，我们会全力帮你一探究竟。今天梅小森给你介绍一本刊《Asian Studies Review》《亚洲研究评论》《亚洲研究评论》是当代亚洲和现代亚洲的多学科期刊。该期刊旨在通过发表研究文章，书评和评论文章来展示有关亚洲现代历史，文化，社会，语言，政治和宗教的高质量文章。它欢迎在亚洲所有地区以及以亚洲为重点的国际和跨国问题上提交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广泛领域的研究论文。 《亚洲研究评论》 着手在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中发表平衡的文章。......期刊官网：https://www.tandfonline.com/toc/casr20/current那么被这本期刊收录的论文选题和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下面，梅小森就为大家找来了《Asian Studies Review》《亚洲研究评论》最近发表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梅小森发现这两篇论文都是由国家基金支持的哦！附上最新期刊目录：我们可以了解到，该期刊关注的人类学、民族学相关领域还是很广泛的。好啦，以上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A&HCI期刊投稿经验系列】会持续更新敬请期待！

本文乃作者童哥聊文化原创，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从事科学研究，最起码的是要尊重事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进行分析研究。当然这种研究成果何时发表适宜是应当考虑的，但那属于另一个问题。 对于邻国内部的民族关系也是同样。我们既不能在两国关系友好时，就说它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民族关系就是好的。也不能在两国关系不太好时，就说它推行了大民族主义，强制同化小的民族。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从历史上看，各民族在相互交往中必然是彼此发生影响，而发展先进的民族比发展浴后的民族影响又要大得多。民族关系马克思甚至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可见这里面亚无强制，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反而被先进的被统治民族所同化了。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在孝文帝元宏执政期间，从接受中原地区先进的汉文化入手，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变俗迁洛、 改官制服、改姓通婚、禁绝胡言等等，就曾大大促进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马克思满族期间，他也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汉文化，连他固有的语言文字倒反而弃置一旁了。先进影响落后，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规律。也有相反的另外一种情况。我在内蒙西部地区接触了一些被蒙古化了的汉人，由于他们在当地居于少数，他们在蒙古人的包围中，住的是蒙古包，穿的是蒙古服，吃的是蒙古饭，讲的是蒙古话，和蒙古人完全一样，也自称为蒙古人，可是他们的祖先却是汉人。日本人也有被鄂伦春人化了的例子。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原来在北安地区从事开发工作的岩间典夫，因流落鄂伦春人部落而被收养。多年以来他和鄂伦春人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不仅学会了一手打猎的好技术，并且熟悉鄂伦春人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以后他又娶了鄂伦春的女子为妻，生儿育女，扎下了根。现在他在各方面都已经是鄂伦春化，如果不经人特别指点，谁也很难想到他原来竟是一个日本人。满族上述这些只在于 说明一点，就是在分析邻国内部的民族关系时，要很好地区分哪些是自然增长的因素，哪些是强制同化的因素，如果不加区别，把一切都说成是强制同化，那就是实用而不是应用了。 世界民族研究，无疑应当注意到它的科学性。不讲究科学，这种研究是不会有生命力的。但与此同时，在研究中又要注意政策，不注意政策，同样容易犯错误。但这又不能等同于政策研究。通过对世界民族多方面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我想我们是有可能为党和国家制定政策提供直接依据的，这应当看作是我们一项光荣的职责。第三，研究世界民族其意义尽管如此重要，可实际开展起来，还是存在着很多困难的。比起研究国内的任何一个民族，其困难是远远地大得多。世界民族首先是我们的主观力量还比较薄弱。就全国范围来说，民族学的研究队伍，比起过去虽有了成倍的成长，但与所担负的任务相比，仍然是很不相称的。面对世界上两千多个民族，就更感如此。因之这方面存在人力不足的困难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其二是在材料的掌握上还存在着困难。现在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大多都是国外提供的东西，我们把它接受过来，这当然是了解情况的一个捷径。但仅仅凭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来搞研究是有着很大局限的，搞得不好，甚至会闹出笑话。要认为类似笑话我们一定不会闹。凡研究一个问题，不掌握材料的总和，则据以作出的结论就难免片面。民族中国如果材料来源根本错误，则所作结论一定不会正确。因之我们对于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一定要经过审慎的检验。孟子早就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重要的问题是能直接掌握第一手的材料，而这就需要到国外一些民族中去进行实地的调查，并在调查过程中增加实际的体会。目前我们限于条件，还很难有较多的人到国外一些民族中进行调查。将来即使局面打开了，有较多的人能到国外民族中去进行考察了，短期考察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要把各个民族中比较复杂的问题搞清楚，没有长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将是难以做到的。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暂时难以完全克服的一个困难。困难重重还要搞，而且世界很多国家也都在搞，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竞争和比较，看谁掌握的材料更多，看谁的研究水平更高。国外一些民族面对这种情势，我们除了在现有条件下设法尽可能掌握较多的材料而外，还有一个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有较多的便利条件，在这方面，我们比国外有些学者比较地占有优势。据我所知，国外有些学者的工作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他们为了调查了解一个民族，可以在那里生活若千年，不仅熟悉当地民族的风土人情，甚至还学会了当地民族的语言，他们是掌握了很多第一手材料的。如果稍感不足的话，是其中有些人缺少马克思主义这一有力武器，用以分析手头所掌握的材料，因而也就不能从这些材料中引申出科学的结论。我们能不能避免他们的弱点，发挥我们的优势呢？如果能够做到这点，我们就可以在世界民族这一领域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将来条件改变了，直接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越多，则这种研究成果将会越来越显着。最后，我还想讲一个思想，就是要想研究古代，就必须首先了解现代，只有对现代有比较多的了解，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古代。同样，要研究外国，首先要了解中国，对中国一无所知，对外国也是研究不好的。为什么研究古代一定要对现代有所了解呢？理由很简单，因为现代是古代的一个发展。古代社会早就过去了，但在现代社会里却还保留着一些残片。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它当然不同于封建社会，更不同于奴隶社会，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却还残留着过去阶级社会的一些东西。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封建主以及奴隶主的剥削有着历史的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因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而兴起的罢工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奴隶或者农民的起义有着历史的联系，资产阶级的尔处我诈、嗜血如命和奴隶主、封建主的残酷成性也有着历史的联系。参考资料《中国民族文化》

在我国民族研究领域里，他是领军人物之一。在教育事业中，他是"立德树人"的楷模。从教34年以来，他为民族学及藏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民族教育事业和民族团结作出了突出贡献，深受同学们爱戴。他是四川大学2020年立德树人奖获得者代表——历史文化学院石硕教授。石硕，1957年10月出生于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藏族历史、宗教与社会，藏彝走廊，康藏历史与社会，西南民族史，汉藏关系史等。勇于创新 甘于奉献从教数十年，石硕学术成绩斐然，尤以治学严谨、功力扎实在学界广受好评。他先后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10余项，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了11部学术专著，在西藏与中原关系研究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开拓与推动了藏彝走廊研究，在青藏高原碉楼领域取得领先性突破，在康藏史研究领域居国内领先地位。其研究成果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6项、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6项，并荣获全国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和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3项。成果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2019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学术成果在藏族史、汉藏关系史、藏彝走廊研究、康藏史、青藏高原碉楼研究等领域居学科前沿。石硕长期致力于藏学和民族史研究人才的培养，组建了由中青年学者组成的"四川藏区历史文化与现状研究高水平团队"，并取得优秀成绩。2019年，为响应国家号召，给中青年学者提供更好的科研平台和发展空间，石硕接受学校委托，积极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申报工作。面对十分激烈的竞争，石硕全力以赴。最终，学校成功入选首批四部委批准建立的全国10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为学校在学术创新、人才培养上增添了一个新的国家级社科平台。追求真理 立德树人甘为年轻人发展架桥铺路的石硕，在同学们心中，是一位热爱学术、充满关怀的学者。他时常教导学生要把学术当作一种信仰来对待，把做学问作为追求真理的长期过程。"尽管石老师从事藏学研究数十载，取得的成绩令人钦佩，但在课堂内外探讨藏学，石老师依然小心谨慎，无论教书还是著书，没有材料根据，老师从不随意发挥。当我问老师民族研究最为重要的诀窍是什么，老师十分认真地告诉我学术研究没有诀窍，'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就是唯一'诀窍'"，石硕教授的一位藏族博士生曾这样说道："用材料说话是最为朴素的学术研究准则，也是帮助我们形成踏实、认真、靠谱的学风和做人准则的基本途径。"虽科研任务和学术活动繁多，石硕仍十年如一日，将上课视为头等任务。他对待教学极为认真，常常结合自己的研究案例和研究心得向学生介绍学术前沿问题，融方法、视野、材料和逻辑于案例讲授之中，教学内容生动、扎实，引人入胜。此外，石硕尤其注重学生人格的培养，"一位优秀学者首先应该具备高尚人格，踏实、认真、严谨、负责等精神不仅是治学理念，同时也是为人准则"，在他看来，教师是一门崇高的职业，对待学生要做到无私奉献。石硕通过他的循循善诱和身体力行，培养出一批科研能力强、道德水平高、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学术人才。培养民族学生树立家国情怀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石硕，对藏族人民和藏文化有深厚情感。"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从事民族研究，有一个基本底线和使命——要让你的研究成果能够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他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对多类型、多语种材料的综合运用，积极引导汉藏同学相互学习、紧密合作，在汉藏同学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情感纽带。担任教育部民族学类本科教指委副主任委员、民族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的石硕，还积极致力于民族教育事业。每每外出讲学，石硕总能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年轻学子。担任博导以来，石硕培养了52名博士和24名硕士，指导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各10余名，其中不少都是藏族、羌族、蒙古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学生。他在平日里对学生们十分关照，也深受少数民族学生的爱戴。他培养的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毕业后大多回到家乡，从事教育科研等工作，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积极力量。素材来源四川大学

民族学兴起于西方，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20世纪引进到中国民族学作为一门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大约于19世纪中叶在西方兴起。20世纪初年，西方民族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民族”一词也在这一时期广泛使用开来。但当时尚无“民族学”这一名词，用的是“民种学”或“人种学”。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民国元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内，列有人类学及人种学但当时仅有北京大学一校设有人类学课程。陈映璜在北大讲授此课，并于1918年出版《人类学》一书。蔡元培留学德国时，专习民族学三年，回国任北大校长后，设人类学讲座。这是民族学在我国教育中的萌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学在中国的正式诞生是1926年的事，其标志是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192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内专设民族学组，自兼主任，开始组织有关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活动。1930年和1934年，他还分别发表《社会学与民族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两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民族学的见解，从而成为我国民族学有远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除了中央研究院内设置了民族学研究机构外，中山大学也于1927年设立了人类学组，探究民族问题。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等校都设置过民族学课程。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当时教育部规定通用的民族学课本，产生了较大影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大学还设立了人类学系。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则设立了边疆政治系，均开设民族志、民族史和民族学方面的课程。在整个民国时期，民族学常常与人类学纠缠在一起，有时简直是实同名异。这并不奇怪，因为它最初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后来独立了出来。近现代的英、美等国，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接近，这种情况自然也影响到民国。与此同时，和社会学、民俗学甚至文化学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像杨堃、杨成志、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都是这几个学科的著名学者。这几个学科在民国时期往往都以民族研究为其重要内容，一方面对民族学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对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产生了某种消极影响。我国第一个民族学学术团体，是由杨型等人发起、成立于1934年的中国民族学会。会员的论文主要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民族学研究集刊》上发表。《民族学我国第一个民族研究集刊》创刊于1936年，是我国最早以民族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刊物。到1948年为止，一共出版了6期，刊登了不少关于民族学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的专题论文。抗战爆发后，学会会址西迁，1938年由会员创办《西南边疆》月刊在昆明出版，1941年会址移到成都。这期间出现了许多研究民族问题的机构和刊物，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人类学集刊》和《人类学丛书》；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出版《边政公论》和《边疆通讯》；中国边疆学会出版《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出版《边疆研究》和《边疆》；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出版《民族学论文集》；边事研究社，南开大学文科研究院，金陵大学边疆社会研究室，贵州边疆文化研究会等分别出版有《边事研究》、《边疆人文》、《边疆研究通讯》、《边锋旬刊》和《边锋月刊》等。外文刊物则有华西大学边疆研究学会编辑出版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民国民族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缺乏独立建树，主要是介绍和传播西方民族学一些学派，如进化学派、历史学派、法国民族学派、英美功能学派的有关学说。并在西方学说的指导下，从事民族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工作。蔡元培是进化学派学说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传播者。孙本文和黄文山均受教于美国著名人类学和民族学家鲍亚士，在传播英美历史学派方面贡献较大，特别是黄文山，曾编辑《民族学研究集刊》，所著《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一文较有影响。北平辅仁大学为传播德奥历史学派的中心，该校教务长德国人雷冕主讲民族学，所用课本即为《文化史学的民族学方法概论》。属于历史学派的中国民族学者还有陶云逵、戴裔煊、吴泽霖等人。他们三人均曾以文化圈理论为指导进行研究，代表作分别为《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僚族研究》、《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杨堃、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徐益棠、卫惠林、胡鉴民，为法国民族学派在中国的著名代表。特别是杨堃，在传播此派的理论方面贡献尤大。所著《人类学大纲》、《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学与历史学》、《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法国民族学运动之新发展》、《民人学与民族学》，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论著。杨堃早年留学法国，1930年前后曾在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进修，回国后担任过云南大学社会学主任等职，除以上提到过的论著外，他的其他著述还有《灶神考》、《甘肃土人的婚姻》等。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也都是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凌纯声的主要著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与芮逸夫合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杨成志的代表作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徐益棠著有《雷波小凉山之倮民》一书。卫惠林和胡鉴民则进行过高山族和羌族的调查。这一派人数虽然不少，但比较分散。功能学派在民国以燕京、清华、云南三所大学为基地，力量较为集中。代表人物为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田汝康等。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始用功能观点进行民族调查，出版了不少著作。代表作有费孝通与王同蕙合著的《花兰瑶社会组织》，林耀华著的《凉山夷(彝)家》，田汝康著的《芒市边民的摆》等。此派在国际上曾产生过一定影响。看完文章后，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积极留言评论。

一、东南亚概念的由来（一）东南亚——世界民族博物馆在历史上缺乏一种全域的霸权势力，从未形成统一的文明与宗教形态。正因为如此，大部分居住在这片大约457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6亿人，并没有形成自我的“东南亚人”意识，更没有“东南亚”地域范围概念。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东南亚的一部分是作为“南海”或“南洋”而存在的。而“南洋”是相对于“北洋”而言的，具体指华南的沿海省份，特别是广东和福建以及马来群岛（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西方人的话语体系中，早期的研究将东南亚归入“远东”（Far East）范畴。鲁伯特·艾默生（Rupert Emerson），《东南亚的政府与民族主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1943，蒙巴顿[英]的“东南亚司令部”的设立，东南亚这个概念才作为政治军事术语而产生。1955，英国前殖民地官员兼学者D.G.E霍尔《东南亚史》，东南亚这个概念开始被普遍接受。（二）东盟ASEAN，创建于1967东盟十国（不包括东帝汶）二、东南亚的民族及其研究（一）大陆东南亚的民族：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1.越南：《越南各民族成分分析》，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2.老挝：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各族群》（49个民族，老泰族群、孟高棉族群、汉藏族群、苗瑶族群）3.缅甸：National Ethnic Groups of Myanmar4.柬埔寨：20多个民族和部落，除高棉族之外，还有占族、普农族、老族、泰族、华族、京族、缅族、马来族、斯丁族等少数民族和土著部落。高棉语为通用语言，国教佛教，全国80%以上的人信奉佛教，占族多信奉伊斯兰教，少数城市居民信奉天主教。5.泰国：Ethnic groups of Thailand, 6300万人口，主要有泰族82%、华族12%、老族1.4%、马来族5.2%、高棉族，以及克伦、孟、苗等山区少数民族。由于外来移民与泰国社会融合的程度比较深，因此一般都把他们看作为泰人。全国有30多个民族。主要民族有泰族、老族、华族、马来族、高棉族。此外，还有苗、瑶、桂、汶、克伦、掸等山地民族。在马来半岛山区的热带丛林中，还居住有塞芒人和沙盖人等古老民族。泰国有70个语言群体，30个土著语言，20个非土著语言。（二）海岛东南亚的民族1.马来西亚：人口2756万，马来族65%，华族21%，印度族10%，其他民族4%。生活在西马的少数民族虽然人数不多，却是最早生活在马来半岛上的族群，根据1997年马来西亚旅游局的统计，少数民族约有6万多人，他们中有统称为塞芒人的贾海人、巴特克人、梅尼克人、拉诺人、金塔克人、肯休人；统称为赛诺伊人的塞迈人、特米来亚尔人、普来人；属于原始马来人的贾昆人、特穆亚登人、塞米莱人和“水上人”。一共136个语言人群，其中134在使用，2个已消失；在使用的语言中，112个为土著语言，22个为非土著语言。2.菲律宾：187个语言群体，183在用，4个已经消失。在使用的语言中，175为土著语，8个非土著语。3.印度尼西亚：100多个不同民族，其中爪哇族45%，巽他族14%，马都拉族7.5%，华人3%，此外还有米南卡保人、巴厘人等100多个民族或族群共占23%。印尼共有300余个部族和分支，仅伊里安查亚就有250个部族及其分支。719个语言群体，707在用，12已消失。活的语言中701为土著语言，6个非土著。4.文莱Brunei：人口40.6万，其中马来族是文莱的主体民族，约占全国人口2/3，华族是第二大民族。文莱当地的土著统称为达雅克人，包含许多民族，主要有克达扬人、杜逊人、伊班人、梅拉瑙人等。马来语为国语，通用英语，华语使用较广泛。15个语言群体，全部为活的，7个本土语言，8个外来语言。5.东帝汶：人口117万，78%土著人（巴布亚族与马来族或波利尼西亚族的混血人种），20%印尼人，2%华人。约91.4%的居民为罗马天主教徒，基督教新教徒占全国人口2.6%，1.7%是穆斯林，0.3%是印度教徒，0.1%为佛教徒。21个语言群体，20个活的，1个已消亡。使用的20个中，19个为土著，1个非土著。6.新加坡：华人74.7%，马来人13.6%，印度人8.9%，其余为其它族群（2009年统计）。（三）东南亚民族研究1.相关文献芮逸夫《中国民族与越南民族》《缅甸民族》《西南疆民与缅甸民族》田汝康《沙捞越的华人：社会结构研究》，1953年李亦园《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1966年范宏贵《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1999年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申旭、刘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周建新《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龚浩群《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康敏《“习以为常”之蔽——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郑宇、曾静《仪式类型与社会边界——越南老街省孟康县坡龙乡坡龙街赫蒙族调查研究》马翀炜《秋千架下：一个泰国北部阿卡人村寨的民族志》何林《民族的渴望：缅北怒人的族群重构》马翀炜、张雨龙《流动的橡胶：中老边境地区两个哈尼/阿卡人村寨的经济交往研究》郝国强、许欣、姚佳君《和合共生——老挝丰沙湾市邦洋村的民族志》Travels on the Mokong: Cambodia, Laos and Yunnan, by Louis de Carne.亨利·奥尔良《云南游纪——从东京湾到印度》霍尔《东南亚史》：“今日的东南亚是民族学者的乐园。”埃德蒙·利奇《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克钦人“动态平衡”的政治制度白鸟芳郎《东南亚山地民族志》：泰国。1967年出版。竹村卓二《瑶族的历史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客民”的生存策略。1981年出版。克利福德·格尔兹：巴厘岛的“深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詹姆斯·斯科特《不被统治的艺术——高地东南亚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赞米亚Zomia。2009年。《越南北部边境地区民族历史起源》《越南克木族》《越南兴门族》《越南拉祜族》《沙巴少数民族与旅游》《越南泰族历史与文化》。孔演、陈平、阮志宣、卢天宝、潘文雄、杜进森等。2.西方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殖民地时期（二战至1950S）东南亚民族研究是在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下诞生的，在这个研究框架下英国人研究缅甸和马来亚，美国人研究菲律宾，荷兰人研究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法国人研究法属印支三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等。1942，美国政治科学家鲁伯特·艾默生(Rupert Emerson)等人《东南亚的政府与民族主义》1944，左翼美国人布鲁诺·拉斯克(Bruno Lasker出版了《东南亚各民族》1951，英国殖民地官员维克多·柏塞尔(Victor Purcell)《东南亚华人》1947，德国人贝尔纳齐克(H.A.Bernatzik)《阿佧与苗》，研究泰国。法国莫里桑研究印支国家的Hmong人，《泰人领地下白苗区的人口学札记》（1952）、《印度支那白苗巫术概论》（1955）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美国学者恩布瑞与托马斯合著《东南亚北部的族群》，与多森编著了《东南亚大陆民族与文化文献书目》，它们的出版成为早期东南亚族群研究的开拓性成果，标志着东南亚民族研究的开始。2）冷战时期（1950S-1990S）冷战时期美国联邦政府为实现政治目的，加大了对大学的学术研究的扶持力度，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在此背景下于1965年应运而生。大批学者带着意识形态之争前往一些边缘地带，与此同时，马林诺夫斯基已经奠定“科学的民族志”写作方法，一批优秀的人类学家深入东南亚各国展开田野调查，以当地丰富多样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为素材，出版了经典的民族志。《弱者的武器》《统治与抵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以各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的无声音和无名者为主体，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农民反抗与农民政治的真知灼见，对于关注农村社会与农民问题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3）后冷战时期（1990年代至今）美国人类学界对1976年以来迁入本国避难的老挝苗族离散群体产生了极大兴趣。根据TAEC（Traditional Arts&Ethnology Centre）图书馆搜索显示：2004年至2010年间，针对Hmong人研究的英文专著有8本，内容涉及Hmong人难民研究、文化冲突与适应、心理疾病与医疗健康等。此外，美国还创立了苗族研究图书馆以及《苗族研究》期刊，扩大了苗族研究在美国的影响力。三、中国与东南亚跨国民族研究（一）中国与大陆东南亚的跨国民族研究1.中越之间按照中国的民族划分，有12个民族跨国而居，另有克木人、莽人跨国而居；按照越南的民族划分，有26个民族跨国而居。中越之间的跨国民族（族群）14个：壮、傣、布依、苗、瑶、汉、彝、哈尼、拉祜、仡佬、京、回、克木人、莽人2000，[美]白荷婷K`PalmerKaup出版《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2.中老之间按中国的划分有10个民族跨国而居，另有克木人跨国而居；按老挝的划分有16个民族跨国而居。老挝的民族47（49）个中老之间的跨国民族10个，另有克木人：傣、壮、苗、瑶、汉、彝、哈尼、拉祜、京、布朗、克木人。3.中缅之间缅甸的民族135个中缅跨国民族15个，另有克木人：汉、回、苗、瑶、哈尼、傣、傈僳、拉祜、佤、景颇、布朗、阿昌、怒、德昂、独龙、克木人“一个区域广阔的国家在语言上自然有各种方言，但是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掸人却能够彼此相通。”戴维斯《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克钦人与掸人虽互相蔑视，但他们还是相信源自同一祖先。”利奇“东南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无疑是人种的大杂烩，即欧洲人、华人、印度人和土著人。但是，这个混杂社会有严格的界限，他们居住混杂，但相互并不融合，各个种族都有自己信仰的宗教，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还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范洪贵《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民族渊源与文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二）中国与海岛东南亚的跨国民族研究中国与海岛东南亚各国之间，究竟有多少跨国民族存在，这在学术研究层面还是一个未知数。最为明确的是，中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各国之间，有华人广泛分布。结束语1.东南亚民族研究需要重视西方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对中文历史文献、各国本土研究成果加强梳理和研究。2.东南亚作为世界上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是我们人类学研究田野工作的理想之地。3.中国作为东南亚的近邻，需要加大研究力度，时代呼唤中国的成果。

会议现场。2018年9月26日，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建所60周年大会暨中国特色民族道路与新时代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全国政协马飚副主席专门致电表示祝贺，全国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王伟光发来贺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谢伏瞻发来贺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李培林做重要讲话。国家民委专职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张京泽，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局副局长路晓峰出席讲话。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50多所大学、科研院所和相关出版机构，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各职能部门与研究机构的领导、嘉宾、专家学者到会祝贺。与会嘉宾首先参观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图片展，观看了影视人类学研究室专为庆祝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制作的专题影片《美美与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影志》。成果展、影像志展出和播放了一大批珍贵的档案资料，展示了民族所专家学者深入田野调查研究的纪实影像，记录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不平凡的60年。民族学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建所后，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调查等重大工作，主要负责组织编写完成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奠定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民族所又主持开展了两次全国规模的民族大调查，围绕国家民族工作的重点，包括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进行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深入研究与阐释；为适应民族工作的新形势，还积极参与建设西藏、新疆等重点智库，做专门研究。在服务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事业基础上，民族研究所先后涌现出众多耳熟能详、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和专家学者，如包尔汉、翁独健、牙含章、费孝通、傅懋勣、王筠、秋浦、黄静涛、杨堃、王静如、冯家昇、金鹏、柳陞祺、刘荣焌、陈述、罗致平、王森、罗季光、李有义、喻世长、王辅世、刘尧汉、照那斯图等；一批批中青年学人在研究所浓厚学术氛围的滋养下不断发展，成长为学界中坚和骨干人才。同时产生了一批学术上具有开创性，在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如《中国民族史》（8卷本）、《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丛书）、《中国民族发展报告》（蓝皮书）等。建所6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领域涉及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世界民族问题等诸多学科，具备多学科、综合性的学科体系和结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承担重要使命，具备鲜明学科特色的研究所。该所还主办了《民族研究》《民族语文》《世界民族》等国家级核心期刊，以及主打学术走出去的《人类学民族学国际学刊》，管理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和9个国家一级学会，建立了3个院属研究中心，担当着中国民族研究学术重镇的重要角色。谢伏瞻在贺信中，充分肯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60年来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赞扬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紧紧围绕我国民族问题、民族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推出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涌现了一批知名专家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为繁荣发展民族学研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谢伏瞻院长指出：新时代民族研究事业任重道远、使命光荣。为此，希望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为根本遵循，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关切，聚焦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实现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等重大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战略性、综合性研究，提出有理论厚度和实践价值的对策建议，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为实现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做出新的贡献。李培林的讲话，从百余年来民族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角度，强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学术传承和历史使命。他指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由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伴随着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艰难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学人类学不仅为认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也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社会和历史调查，为确认和保障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社会中的平等地位提供了客观依据，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现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共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包括民族所在内的人类学民族学界，围绕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现实问题，努力探索符合民族地区生态、人文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为推动民族地区全面脱贫，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李培林希望民族所的同仁和与会专家学者，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在学术前辈筚路蓝缕、辛勤耕耘所打造的学术百花园里，再接再厉，不断开拓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张京泽代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民族大学致辞。他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中央民族大学的特殊的渊源，双方紧密联系，共同致力于我国民族研究事业。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二次和2010年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调查研究中，中央民族大学师生广泛参与，成为调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60年来，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同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培养、教学科研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在六十载的精诚合作，一甲子的紧密联系中，中央民族大学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展望未来，在“双一流”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等制度政策的支持下，希望双方继往开来，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为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事业做出新的贡献。王延中所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致辞。他全面回顾民族研究所60年的成长发展历程，总结民族所持续开展民族调查、努力打造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学术殿堂、加强民族研究领域重要智库建设、加强学科基础和学术传播平台建设、培养民族研究专门人才等方面的工作，以及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王延中代表民族所全所同志对党中央、中央有关部门、院党组的亲切关心关怀，对院职能部门和院兄弟单位的支持帮助，对中央民族大学等各有关单位的密切合作和大力支持，对所有关心关注民族所发展的各界朋友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由衷的敬意；代表所领导对为民族所发展建设呕心沥血、做出贡献的所有员工尤其是老领导、老前辈和老同志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最后，他还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坚持以党和国家关心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问题为主攻方向，认真学习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究的重大意义，以及落实加快中国特色民族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学术话语、话语体系创新等方面，对民族所的未来工作设想做了汇报；并向民族所全体同仁提出，把谢伏瞻院长贺信强调的研究重点落实到位，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为根本遵循，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建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坚强阵地，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切实发挥好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为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增强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做出更大贡献，努力培养一流人才，多产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且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一流科研成果，促进新时代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事业繁荣发展。大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和专家学者，在会议几个阶段的主旨发言和自由发言中，热烈祝贺民族所建所60周年，畅谈交流60年来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成就和经验，以及未来的工作目标与发展前景。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方勇、所长王延中、副所长尹虎彬分阶段主持，民族所全所员工、离退休人员和各界嘉宾近300余人出席了大会。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民族研究相关单位发来信函对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表示祝贺。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9月29日消息（记者钟圆圆 通讯员吴国辉）29日，记者从海南省民族学会获悉，由海南省民宗委决定编写并统筹，海南省财政出资，海南省民族学会承担编写任务的大型民族学著作《海南岛苗族》已于近日出版发行，并与读者见面。《海南岛苗族》出版。海南省民族学会供图苗族是海南岛世居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琼中、保亭、琼海、屯昌、五指山、万宁等十多个市县。苗族从明代迁入海南以来，与黎族、汉族等民族一道，为海南岛开发建设付出了艰辛和努力。但由于各种原因，记载和研究海南苗族的著作少之又少，这与苗族人民对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和卓越贡献是不相匹配的。在过去一百年间，介绍和研究海南苗族的学术性专著不足5部，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不足30篇。省内外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尚未设立专门研究海南苗族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缺乏，研究力量严重不足。2017年，海南省民宗委决定编撰《海南岛苗族》一书。由海南省民族学会主持编写工作。经过三年多努力，海南省民族学会终于完成了编写出版工作。《海南岛苗族》全书共有16章，70余万字，百余幅插图。内容包括历史、地理、语言、家庭伦理、宗教信仰、禁忌预兆卜卦、饮食婚育丧葬施斋、节庆、村落民居、生产活动、交通电力通信贸易旅游、科技卫生教育体育、纺织染色刺绣服饰、文学、音乐舞蹈工艺美术、人物等篇章。本书内容充实、系统和权威，是记录海南苗族历史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是了解海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必读书。【来源：南海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