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论文

民族学兴起于西方，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20世纪引进到中国民族学作为一门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大约于19世纪中叶在西方兴起。20世纪初年，西方民族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民族”一词也在这一时期广泛使用开来。但当时尚无“民族学”这一名词，用的是“民种学”或“人种学”。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民国元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内，列有人类学及人种学但当时仅有北京大学一校设有人类学课程。陈映璜在北大讲授此课，并于1918年出版《人类学》一书。蔡元培留学德国时，专习民族学三年，回国任北大校长后，设人类学讲座。这是民族学在我国教育中的萌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学在中国的正式诞生是1926年的事，其标志是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192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内专设民族学组，自兼主任，开始组织有关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活动。1930年和1934年，他还分别发表《社会学与民族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两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民族学的见解，从而成为我国民族学有远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除了中央研究院内设置了民族学研究机构外，中山大学也于1927年设立了人类学组，探究民族问题。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等校都设置过民族学课程。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当时教育部规定通用的民族学课本，产生了较大影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大学还设立了人类学系。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则设立了边疆政治系，均开设民族志、民族史和民族学方面的课程。在整个民国时期，民族学常常与人类学纠缠在一起，有时简直是实同名异。这并不奇怪，因为它最初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后来独立了出来。近现代的英、美等国，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接近，这种情况自然也影响到民国。与此同时，和社会学、民俗学甚至文化学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像杨堃、杨成志、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都是这几个学科的著名学者。这几个学科在民国时期往往都以民族研究为其重要内容，一方面对民族学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对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产生了某种消极影响。我国第一个民族学学术团体，是由杨型等人发起、成立于1934年的中国民族学会。会员的论文主要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民族学研究集刊》上发表。《民族学我国第一个民族研究集刊》创刊于1936年，是我国最早以民族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刊物。到1948年为止，一共出版了6期，刊登了不少关于民族学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的专题论文。抗战爆发后，学会会址西迁，1938年由会员创办《西南边疆》月刊在昆明出版，1941年会址移到成都。这期间出现了许多研究民族问题的机构和刊物，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人类学集刊》和《人类学丛书》；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出版《边政公论》和《边疆通讯》；中国边疆学会出版《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出版《边疆研究》和《边疆》；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出版《民族学论文集》；边事研究社，南开大学文科研究院，金陵大学边疆社会研究室，贵州边疆文化研究会等分别出版有《边事研究》、《边疆人文》、《边疆研究通讯》、《边锋旬刊》和《边锋月刊》等。外文刊物则有华西大学边疆研究学会编辑出版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民国民族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缺乏独立建树，主要是介绍和传播西方民族学一些学派，如进化学派、历史学派、法国民族学派、英美功能学派的有关学说。并在西方学说的指导下，从事民族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工作。蔡元培是进化学派学说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传播者。孙本文和黄文山均受教于美国著名人类学和民族学家鲍亚士，在传播英美历史学派方面贡献较大，特别是黄文山，曾编辑《民族学研究集刊》，所著《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一文较有影响。北平辅仁大学为传播德奥历史学派的中心，该校教务长德国人雷冕主讲民族学，所用课本即为《文化史学的民族学方法概论》。属于历史学派的中国民族学者还有陶云逵、戴裔煊、吴泽霖等人。他们三人均曾以文化圈理论为指导进行研究，代表作分别为《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僚族研究》、《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杨堃、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徐益棠、卫惠林、胡鉴民，为法国民族学派在中国的著名代表。特别是杨堃，在传播此派的理论方面贡献尤大。所著《人类学大纲》、《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学与历史学》、《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法国民族学运动之新发展》、《民人学与民族学》，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论著。杨堃早年留学法国，1930年前后曾在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进修，回国后担任过云南大学社会学主任等职，除以上提到过的论著外，他的其他著述还有《灶神考》、《甘肃土人的婚姻》等。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也都是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凌纯声的主要著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与芮逸夫合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杨成志的代表作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徐益棠著有《雷波小凉山之倮民》一书。卫惠林和胡鉴民则进行过高山族和羌族的调查。这一派人数虽然不少，但比较分散。功能学派在民国以燕京、清华、云南三所大学为基地，力量较为集中。代表人物为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田汝康等。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始用功能观点进行民族调查，出版了不少著作。代表作有费孝通与王同蕙合著的《花兰瑶社会组织》，林耀华著的《凉山夷(彝)家》，田汝康著的《芒市边民的摆》等。此派在国际上曾产生过一定影响。看完文章后，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积极留言评论。

未来网高校频道10月30日讯(记者 杨子健 通讯员 王尽遥）10月25日-27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集刊年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民族学专业性集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何明主编）等20种集刊获得优秀集刊奖。 据悉，《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创刊于2003年，主要刊发民族学、人类学、跨境民族及边疆问题、东南亚南亚研究及相关学科的学术论文。2008年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2010年、2012年、2014年、2017年连续入选。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自创刊以来一直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自第25辑（2018年6月出版）转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至2019年出版集刊353种，包括普通集刊、名录集刊和优秀集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今年首次参加优秀集刊评审，评价体系涉及内容（首发原创性、专题性、学术性）、规范（主编、形式、出版）、影响力（转载、数据库收录、CSSCI、制度认可、发布、新媒体网站收录等）等三大板块约27个指标。 本次被评为优秀集刊，体现了业界对《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的高度认可，也是该刊继续入选CSSCI来源集刊目录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

《中国民族建筑学术论文特辑（2020-2021）》论文征集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民族传统建筑文化传承与发展，展示新时代民族建筑研究与实践的水平，适应广大民族建筑工作者相互学习、开拓视野、不断提高的需要，为庆祝建党100周年献礼，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决定向各会员及相关单位征集论文，编辑出版《中国民族建筑学术论文特辑（2020-2021）》。一、论文征集范围和征集条件（一）主题范围1.民族建筑的审美、形制布局、建筑的哲理与智慧；2.民族建筑的传承和发展与文化旅游的关系；3.传统建筑（含古城古镇、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4.现代建筑、古建筑、园林建筑和民族建筑理论研究；5.民族建筑保护与发展的法律法规探讨；6.乡村振兴与建筑文化；7.建筑文化、历史文化与人居环境研究；8.民族建筑艺术、风格、文化（遗产）特色与历史价值和旅游、景观价值探究；9.城镇规划、特色小（城）镇、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和建筑设计案例；10.民族建筑营造和修缮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应用；11.建筑施工与工程管理；12.建筑结构、地基基础及建筑物加固、抗震、防灾研究与应用。（二）征集条件1.本次论文征集不收取作者任何费用；2.2020-2021年在建筑类国内期刊（CN 刊号）或在各项学术会议上交流的论文，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入围；3.专为本次评选撰写的论文，或在其他知名期刊、论文集上公开刊登过的论文。二、格式和撰写要求（一）总体要求1.论文字数限3000～8000字，电子文件形式为*.doc；2.论文中的照片、图表（含文字）应清晰明了，形式为*.jpg、*.png。（二）论文组成论文由标题（不超过20字）、作者单位、作者、摘要、关键词（3～8个，用分号分隔）、正文、作者信息（姓名、性别、职称/职务、学历、单位、通信地址、邮编、手机号、传真及电子信箱）等组成。（三）内容要求1.论文能反映本专业的最新学术水平，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或示范作用；2.论文能够显现我国民族建筑重要的艺术、科学价值，体现传统建筑文化在促进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3.论文应对城镇规划、古村落保护、传统建筑修缮、建筑装饰艺术、绿色建筑与节能、特色小(城)镇建设等有深入研究或弥补学术理论上的空白，能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方法；4.论文提出的新技术、新工艺或新材料应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已产生或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5.论文作者要学风严谨，所阐述观点、意见及内容能够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三、报送要求1.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应在论文后面注明出版物名称及刊发期数；2.论文的电子文档应以“完整论文题目+作者姓名”作为文件名，与《中国民族建筑学术论文特辑（2020-2021）》论文报送表一同发送至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邮箱；3.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会员，应在文稿上作者名后注明会员证编号；4.论文如涉及抄袭、版权等法律纠纷由投稿者自负。四、使用权凡参加征集活动的论文，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在相关媒体上拥有论文使用权、发布权和刊登权。五、征集时间本次论文征集从2021年3月22日起至11月15日止，以收稿日期为准。六、筛选评优组织专家审阅、筛选，优秀作品免费入编《特辑》，并收录于中国知网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等平台。对未公开发表过的论文择优在《中国民族建筑》杂志刊发，并在人民日报全国党媒信息平台、人民网、新华网、百度、搜狐、凤凰网等重要媒体以及主流网络新媒体上进行刊载。联系方式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6号汉威国际广场3区5号楼3层 邮 编：100071联 系 人：孙建领 何清 王春光 电话垂询：010-63261268投稿邮箱：minjianhui1995@163.com

经过观察和查阅文献不难发现，近十几年来，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两大流向：一种流向是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还有一种是民族地区教育研究。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即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教育研究，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从纵向看，它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在政府、学界和教育实践领域通用的概念。从横向看，政府机关、民族学校等，都是在民族身份的意义上使用民族教育研究的概念。一些学科，如民族教育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具有专门性和民族性特点。所谓专门性包含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专指对某一个民族的教育研究，如蒙古族教育、藏族教育的研究，另一个层次是指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复合型民族教育研究。民族性指这类教育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和传统。民族地区教育研究，是最近十几年出现的新的态势和趋势。通过查阅文献可知，民族地区教育研究的发展比较迅猛，各类重大课题、硕士博士论文乃至期刊论文，大部分以民族地区教育命名。之所以出现这类教育研究，恐怕跟民族教育与民族地区教育概念的混淆有关。民族地区教育既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也包括汉族教育，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教育含义不完全相同，不过二者又有交叉点。民族地区教育研究与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相比，具有地区性特点，反映地域特色，如内蒙古教育、西藏教育和新疆教育。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时代强音，民族地区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凸显，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同和青睐。那么，民族地区教育研究能否代替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不会。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专指对某个民族或者某个少数民族的教育研究，有强调差异和多元的优势，但也表现出狭隘的一面。而民族地区教育研究具有包容性和一体性的优势，特别是在当今强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背景下，更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但是，它有可能忽视多元和差异性。我国各民族尽管共同性越来越多，但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不同，各民族的特点和发展差异还存在，必须承认差异，但不能扩大差异。无论尊重历史，还是关照现实，民族地区教育研究和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都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应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融合发展。根据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既要正视多元，又要强调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调一体和共同性，但这并不是否定多元和差异性。而且，忽视多元和差异性也不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实。因此，既要重视民族地区教育研究，也要继承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的传统，发挥各自优势，走向融合发展，为民族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作者：金志远，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0年第6期）作者：金志远

【编者按】为纪念中央民族大学的诸位名师和前辈学者，2014年该校民族博物馆启动了“民大记忆·口述历史”的访谈项目，迄今为止已经采访了100余人。近日，“民大记忆·口述历史”项目的第一批成果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下）文献资料选编》等。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从1956年正式启动，到1964年基本结束。这是一项由中央政府发起并组织的针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和历史的大规模学术调研活动，先后参与的科研人员达1700人之多，足迹遍及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密集的19个省和自治区，所获调查资料累计达数亿字。这场民族大调查与稍早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为此后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奠定了基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包括17位学者的18篇口述访谈，对于我们今天回顾这场学术调研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刊发的是施联朱的口述。施联朱（1920—），福建福清人。长期以来从事民族研究工作，曾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民族研究所中东南民族研究室主任。1956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任福建、浙江组组长；后参加内蒙古调查组，调查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历史与现状。访谈对象：施联朱访谈者：张龙翔访谈地点：中央民族大学家属院访谈时间：2014年5月22日9:00—11:00；2014年5月27日8:00—11:30；2014年6月4日8:00—11:30在场者：沈秀荣、李好、杨扬、唐元超、肖涌刚录入整理：李好、杨扬、唐元超、肖涌刚[定宜庄按]：施联朱教授是本书被访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对他所做访谈的意义首先在于，他已经是亲历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所有与民族识别、民族调查等项活动有关的学者中，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位；第二，他还与黄光学先生合作撰写了《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该书是对当年民族识别工作迄今为止最完整极为宝贵的经验总结，也是只要研究这段历史和这项政策的学者和决策者，就不能不参考而无法避开的一部专著。[张龙翔按]：做这组访谈的最大幸事，是能够与亲历者施联朱先生直接对话，因为1953年左右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人，以20岁上下计，如今都已80岁左右，况且像施先生一样当年亲自带队，以领队身份参加调查的人如今已经寥寥可数，而参加过少数民族识别工作还健在的现如今只剩下施先生一人。我们访谈施先生的时候，他虽已年近九五，但是仍然口齿清晰，讲述事情逻辑清晰，特别是重要的时间节点都记得非常明确，这不仅是我们访谈者之幸，更是想了解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人的幸运。我们做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口述历史已经有几个年头了，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调查距今已经有60多年，岁月匆匆，当年跟团调查的学生现如今都已经是70开外的老人了，如果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将这些人的记忆比作是史家常说的第二手的史料的话，那么再过几年，这些可以作为二手史料的记忆也迅速消失的时候，这段历史的细节该怎么书写呢？我们恨自己开始这项口述工作太晚，我有时候笑称我们是在做“抢险工作”，看见施先生这样的泰斗还健在的时候，暗自庆幸自己开始的还不算太晚。民族识别的开展施：我们的民族识别，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们是第一个参与者。这些美国不知道，印度不用说，苏联也不清楚。不是很多人都说我们跟着苏联跑吗？我们没有！苏联没有搞过民族识别。实际上，民族识别不是1953年开始的，1950年就开始了，（少数民族）参观团来了，田心桃就提出来我不是苗族，我是土家族。好，党中央就委托了民族学院研究部的潘光旦管这个事。的确，我们解放初期就开始搞民族识别了，派出民族访问团就是为了平等政策的最后落实。你当时人大代表会怎么开，你代表名额都不能确定，你怎么说他区域自治啊，他怎么发展啊，他的成分都没定，所以先搞这个也是对的。1953年中央派出第一个民族访问团，规格那么高，由中央统战部各个单位组成，大家都很重视。你看1953年、1954年、1955年、1956年，中央都派调查组出去，专门搞民族识别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当时出去就知道调查，稀里糊涂的，不敢说是民族识别调查，包括现在国家民委的领导，因为50年代，这件事还没有公开，不敢提民族识别。但实际上就是在做民族识别这个事，这里头一说花样就多了。这些情况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民委知道，民委主任知道。你现在来问这个，很丰富，没有几个人知道啊。现在翁独建、林耀华、费孝通全死了，没有人说出他们的观点了，就我了，其他年轻人说不出来，他没这个感受，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们来晚了，我都九十多岁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走了，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没这个经历。后来紧接着1954年，那时候民族识别这个名称就公开了，林耀华带队去云南，我们几个学生跟着他去的。半年的时间，我们把云南当时提出的200多个民族名称，就（根据他们的特征）给他整合，最后成为23个少数民族。当时在云南东部的壮族聚集区，有黑衣、天宝、隆安、土佬（黑衣、天宝、隆安、土佬均为壮族支系。）各种不同的民族名称，弄得眼花缭乱，那个种甘蔗的，也叫蔗园人，乱极了。蔗园人是广西迁过来的，是汉族。黑衣、天宝都是壮族的一部分，是攻打侬智高时，从广西迁来的。有的归并为壮族，有的是布依族，有的是汉族。现在多少年了，五六十年了，没有多少变化。后来“文化大革命”，经过识别，又多了基诺族，其他的都没有了。我们对此很自豪，我们大致搞清楚了56个民族，比这个数字再多也多不了多少。现在（对民族的认定）工作结束了，不再进一步识别，这也无所谓，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都干完了。民族识别的理论和标准民族识别为什么我说是国家重要的工作之一呢？民族识别是大事，不能小看，没有民族识别，人大代表怎么选举、民族区域自治怎么形成？1953年给我工作的时候，名义上没有民族识别，说是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民族识别，因为当时民族识别的牌子不好打。所以我接受这个任务，又是组长，我心中的压力很大。压力在什么地方？没有理论依据。马列主义的民族特征是有一套理论的，搞民族识别，他的民族共同体、民族成分、民族特征，按马列主义的理论，你没话说的。但是，民族特征是什么？斯大林的民族四个特征，他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人民共同体的特征，按斯大林的理论必须具备有四个特征，缺一不可。（编者注：斯大林为“民族”下的定义“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而我们识别的民族，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没有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那跟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不一样。但当时名称不敢说出来，怕被说反苏反共。后来毛主席1953年说的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政策可以这样，但是实际上也要灵活。也就是说要根据国家的情况，也要结合民族的情况。毛主席说一句话，谁敢反对！我们因此胆子大了，不能搞教条主义。你看列宁都说殖民地也有民族，按斯大林的理论，资本主义上升阶段以前，封建时代都没有民族。后来美国人也说我们跟着苏联走，他们觉得我们照搬苏联，实际上不是，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那为什么苏联代表团来了以后很羡慕我们的民族识别？所以说只能将理论灵活运用，不能死板，一死板没办法，你得根据实际情况具体调整。也就是马列主义的原则跟我们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灵活掌握，不能死抠这个。所以我说民族识别的工作，我们有一套理论，跟苏联不一样，跟斯大林的民族四个特征也不一样。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民族识别标准不一样。我们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发展，理论上灵活运用斯大林的四个特征外，就共同地域来讲，你不能说没有共同地域就不是少数民族啊。这当然不行啊，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东北锡伯族，原来老根在东北，乾隆年间，派锡伯营去新疆戍边。在新疆留下来的一部分聚居在一起，比较团结，他们的语言和带去的风俗习惯没有变，而留在东北的锡伯族受满族、蒙古族的影响，他们失去了语言。按斯大林的理论，他没有共同地域啊，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但是不叫少数民族不行。因为毛主席提出要结合我们的实际，革命的实际。共同的语言也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民族识别要灵活掌握马列主义。我们自己创造出了许多民族识别的标准，除了斯大林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共同文化、语言四个标准以外，我们还有族称、族源、历史关系、民族意愿的问题等等。灵活掌握马列主义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够离开这个，离开这个就不好说。大家就敞开谈，不扣帽子，最后就解决问题。民族识别，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除了理论上，还有民族政策。有些民族识别的理论还要照顾民族政策。解放初期，民族政策里面有一条，“名从主人”。民族的名称不是个人的事情，是民族自己的事情，由本民族决定的，其他人决定不了。当然也不是由你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要约定俗成。民族名称不是随便确定的，要根据历史来源。所以名从主人，民族族称，我们也要考虑的。民族识别工作是发展的问题，不能一刀切，很复杂。你看湘西，原来最早是苗族自治区，后来是苗族自治州，后来土家族人口多了，成了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后来又提出来要成立自治区，这是个不断发展的问题。所以很复杂，不要小看这个问题。现在国家民委很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晚了一点，应该说是重视的，国家很重视的。1953年派到畲族地区搞民族调查，1954年去云南，那是大兵团作战，1955年、1956年都有，到1956年为止。土家族的例子这里说的是土家族的问题，土家族原来也就几十万人，土家族民族识别很复杂，一解放就发生了问题。田心桃，一个女的，现在还在，她就来北京，参加1950年参观团的国庆观礼。那个时候周总理、李维汉接见过参观团，她就跟周总理说，她是苗族的代表，但她不是苗族，是土家族，然后列举土家族的特点。这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委派中央民族学院去调查，那个时候派潘光旦去调查，一直到1956年。做了长期的工作，很复杂。为什么土家族识别到了1956年才承认？因为湖南省委不同意。中央派了好几批的调查团，都去啦，中南地区的行政委员会也有调查组，结论也是跟民族学院一样，都承认土家族是少数民族。中央的意见都一致认为是少数民族，就是湖南省委统战部不同意，所以才有1956年五人小组去解决统战部的工作。湖南省统战部有一个部长，叫谢华，那时候1956年就60多岁了。是老延安的，老知识分子、历史学家。他就是死抠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他说土家族是汉族，当时（湖南省）党委书记周小舟听他的，因为当时他是老干部、老同志。你驳他很难，也不好驳他。所以当时压力很大，没有理论依据。潘光旦从1950到1956年一直是研究土家族的，他写的论文非常有分量的，他在《二十四史》里面找材料做卡片，几万张。所以我觉得他的观点还是可靠的，尽管还是有点幻想，但还是可靠的，因为他毕竟是有根据的。潘光旦不知经过了几次调查，中南行政委员会都一块儿调查，口径一致，都承认是少数民族，湖南就是不同意，没办法。中央文件我看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批的，中央民委派五人小组出去解决湖南领导的问题。有罗秉正，我也参加了，还有两个年轻人是搞语言的（民院语言系的），我不认识。最后一次识别就是我去的，1956年去的。中央民委副主任谢鹤筹，还有罗秉正，那时候我是讲师，那是国家评定的讲师，不是学校评的，18个人还是15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我当时就到湖南做土家族的民族识别。谢鹤筹很重视我。湖南统战部陪我们下乡，调查了3个月，那时候待遇就不一样了，我们和部长一个待遇，一路上吃小灶，还配备了四匹马，一匹给谢华用，一匹给谢鹤筹用，一匹给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用，他后来是我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还有一匹是给我用。说实在的，受到优待了，但是责任也很大，就是要在理论上突破湖南省民委（统战部）谢华的老思想。他主要是把斯大林的民族四个特征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一套，他也是信仰马列，我们也有很大压力，那个时代反对斯大林的理论就是反苏，反苏就是反共，很可怕，但没办法，中央的意图就是说服湖南省。后来调查三个月回来，我们说我们的，他们说他们的。周小舟听我们的报告，我们说了土家族有自己的少数民族特点，他们不是汉族。最后周小舟拍板定调，中央的意见是对的，按中央的意见上报。他比较顽固，思想僵化，但人很好，也有理论水平，就是思想比较僵化，把斯大林的四个特征看成天经地义。这就可见当时民族识别工作的艰难。访谈对象简介：施联朱（1920—），福建福清人。1950年燕京大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兼任助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成为新中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最高学府的最早教师之一。长期以来从事民族研究工作，曾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民族研究所中东南民族研究室主任。1956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任福建、浙江组组长；后参加内蒙古调查组，调查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历史与现状。曾两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过海南岛、粤北、内蒙古、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并对蒙古、达斡尔、朝鲜、赫哲、锡伯、黎、苗、瑶等民族进行调查。共编写和主编了20多部专著，发表论文50多篇，以《中国的民族识别》《新中国的民族关系》（均与黄光学合著）为代表著作。（本文摘自学苑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上）访谈录》）

会议现场。2018年9月26日，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建所60周年大会暨中国特色民族道路与新时代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全国政协马飚副主席专门致电表示祝贺，全国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王伟光发来贺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谢伏瞻发来贺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李培林做重要讲话。国家民委专职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张京泽，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局副局长路晓峰出席讲话。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50多所大学、科研院所和相关出版机构，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各职能部门与研究机构的领导、嘉宾、专家学者到会祝贺。与会嘉宾首先参观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图片展，观看了影视人类学研究室专为庆祝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制作的专题影片《美美与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影志》。成果展、影像志展出和播放了一大批珍贵的档案资料，展示了民族所专家学者深入田野调查研究的纪实影像，记录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不平凡的60年。民族学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建所后，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调查等重大工作，主要负责组织编写完成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奠定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民族所又主持开展了两次全国规模的民族大调查，围绕国家民族工作的重点，包括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进行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深入研究与阐释；为适应民族工作的新形势，还积极参与建设西藏、新疆等重点智库，做专门研究。在服务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事业基础上，民族研究所先后涌现出众多耳熟能详、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和专家学者，如包尔汉、翁独健、牙含章、费孝通、傅懋勣、王筠、秋浦、黄静涛、杨堃、王静如、冯家昇、金鹏、柳陞祺、刘荣焌、陈述、罗致平、王森、罗季光、李有义、喻世长、王辅世、刘尧汉、照那斯图等；一批批中青年学人在研究所浓厚学术氛围的滋养下不断发展，成长为学界中坚和骨干人才。同时产生了一批学术上具有开创性，在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如《中国民族史》（8卷本）、《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丛书）、《中国民族发展报告》（蓝皮书）等。建所6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领域涉及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世界民族问题等诸多学科，具备多学科、综合性的学科体系和结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承担重要使命，具备鲜明学科特色的研究所。该所还主办了《民族研究》《民族语文》《世界民族》等国家级核心期刊，以及主打学术走出去的《人类学民族学国际学刊》，管理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和9个国家一级学会，建立了3个院属研究中心，担当着中国民族研究学术重镇的重要角色。谢伏瞻在贺信中，充分肯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60年来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赞扬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紧紧围绕我国民族问题、民族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推出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涌现了一批知名专家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为繁荣发展民族学研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谢伏瞻院长指出：新时代民族研究事业任重道远、使命光荣。为此，希望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为根本遵循，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关切，聚焦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实现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等重大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战略性、综合性研究，提出有理论厚度和实践价值的对策建议，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为实现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做出新的贡献。李培林的讲话，从百余年来民族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角度，强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学术传承和历史使命。他指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由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伴随着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艰难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学人类学不仅为认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也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社会和历史调查，为确认和保障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社会中的平等地位提供了客观依据，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现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共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包括民族所在内的人类学民族学界，围绕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现实问题，努力探索符合民族地区生态、人文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为推动民族地区全面脱贫，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李培林希望民族所的同仁和与会专家学者，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在学术前辈筚路蓝缕、辛勤耕耘所打造的学术百花园里，再接再厉，不断开拓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张京泽代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民族大学致辞。他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中央民族大学的特殊的渊源，双方紧密联系，共同致力于我国民族研究事业。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二次和2010年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调查研究中，中央民族大学师生广泛参与，成为调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60年来，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同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培养、教学科研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在六十载的精诚合作，一甲子的紧密联系中，中央民族大学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展望未来，在“双一流”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等制度政策的支持下，希望双方继往开来，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为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事业做出新的贡献。王延中所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致辞。他全面回顾民族研究所60年的成长发展历程，总结民族所持续开展民族调查、努力打造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学术殿堂、加强民族研究领域重要智库建设、加强学科基础和学术传播平台建设、培养民族研究专门人才等方面的工作，以及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王延中代表民族所全所同志对党中央、中央有关部门、院党组的亲切关心关怀，对院职能部门和院兄弟单位的支持帮助，对中央民族大学等各有关单位的密切合作和大力支持，对所有关心关注民族所发展的各界朋友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由衷的敬意；代表所领导对为民族所发展建设呕心沥血、做出贡献的所有员工尤其是老领导、老前辈和老同志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最后，他还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坚持以党和国家关心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问题为主攻方向，认真学习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究的重大意义，以及落实加快中国特色民族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学术话语、话语体系创新等方面，对民族所的未来工作设想做了汇报；并向民族所全体同仁提出，把谢伏瞻院长贺信强调的研究重点落实到位，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为根本遵循，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建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坚强阵地，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切实发挥好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为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增强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做出更大贡献，努力培养一流人才，多产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且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一流科研成果，促进新时代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事业繁荣发展。大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和专家学者，在会议几个阶段的主旨发言和自由发言中，热烈祝贺民族所建所60周年，畅谈交流60年来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成就和经验，以及未来的工作目标与发展前景。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方勇、所长王延中、副所长尹虎彬分阶段主持，民族所全所员工、离退休人员和各界嘉宾近300余人出席了大会。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民族研究相关单位发来信函对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表示祝贺。

倪蕊琴，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3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52年2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师，1954年由学校推荐，作为中国首批赴苏留学生之一，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研究生部学习，1958年学成归国，组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长期担任该专业教授与学科带头人，曾任中俄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等职。倪教授是国内托尔斯泰研究的老一辈代表性学者，其主要著作和编著有《俄国文学魅力》《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当代苏俄文学史纲》《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政论、宗教卷）等，另有译著《白轮船》《适得其所的人》《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等，其成果多次获奖。倪蕊琴教授部分著作和编著 资料图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俄苏文学研究逐步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学术群体，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几所高校外，上海地区的部分高校也有较强的研究力量，华东师范大学的俄苏文学研究群体颇为学界关注。这支队伍不仅有俄苏文学研究和译介的传统，而且拥有一批优秀的俄苏文学学者，并有其独特的研究领域。倪蕊琴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她在托尔斯泰研究方面取得了学界公认的成就。近日，在纪念伟大的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逝世110周年的日子里，笔者对倪蕊琴教授做了一次深入的访谈。倪老师虽已九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她说：“我有托尔斯泰情结。”莫斯科，列宁山，我的托尔斯泰缘陈建华：倪老师，您长期致力于俄罗斯文学研究，而列夫·托尔斯泰是您最为倾心的作家。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俄罗斯文学并关注托尔斯泰的？倪蕊琴：那还是在我的中学时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随着家人避战乱，从南方到大西北，小学换了三所，中学换了五所，生活颠沛流离。不过，中学这几年，我还是读了一些书，这些书中有俄国文学作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在中学读的，挺喜欢小说中的娜塔莎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进入苏南文教学院俄文专业就读，1952年赴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两年后，作为首批赴苏留学生，我来到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攻读研究生。我的专业方向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主攻的是托尔斯泰研究。我关注托尔斯泰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陈建华：您在莫斯科大学四年研究生学习期间，哪几位苏联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对您帮助最大？倪蕊琴：主要有三位。一位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古德济教授。我系统地听过他的“托尔斯泰专题选修课”。当时古德济教授已是银发老者，我们在他的小书房里上课。从这门课上和他的专著《托尔斯泰评传》中，我系统了解了托尔斯泰的创作道路，也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学者。另一位是我的导师阿·阿·萨布罗夫。他除在莫大工作外还兼任托尔斯泰博物馆的学术指导，我每个月会到博物馆去见他，向他汇报我的论文进展情况。我导师健康状况不佳，但仍全身心地研究托尔斯泰。我1958年回国后不久便得知导师去世的噩耗，所幸的是他的遗著《列·尼·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和诗学）》在次年由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导师的那种为学术而鞠躬尽瘁的精神深深铭刻在我的心头。第三位是谢夫曼教授，是导师介绍我认识他的。谢夫曼是《托尔斯泰和东方》的作者，当时他正为写作此书收集资料。与他的交谈启发了我去关注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翻译、评论和流传的情况，并且写出了最初的两篇俄文文章：一篇是《托尔斯泰在中国》，刊登在《俄罗斯文学》1958年第4期上，能在苏联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文章，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另一篇是《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在中国的改编和上演》，主要谈了田汉和夏衍改编《复活》的动机及两个改编本的不同特色，这篇文章在纪念托尔斯泰诞生130周年的研讨会上宣读了，后又刊登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期刊1958年号上。我很敬重谢夫曼教授，把他当作副导师。　陈建华：谢夫曼的《托尔斯泰和东方》很有影响。我手头的这本书是1962年戈宝权先生送给您的，后来您又转赠给了我。该书第166页有一段文字，谢夫曼注明是转引自您发表在《俄罗斯文学》上的那篇文章。此外，作者还在第129页和第158页的另两段文字上加了注，也说是根据您的译文。倪蕊琴：第129页那段辜鸿铭小传是当年我专门为他翻译的，译自中国《东方杂志》1911年第1期。第158页那段文字引自我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上发表的文章。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当年为写这些文章和准备学位论文在苏联列宁图书馆寻找资料的情景。我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列宁图书馆连续工作。每天早早起床，尽量吃得饱一些，中午就在小卖部随便吃一点，晚上回到列宁山上的宿舍时，差不多已筋疲力尽，而一天的收获却往往令我欣喜。在阅览室我一人占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书刊。当时还没有复印技术，凡是我需要的文字资料，只好快速抄录下来。所以当时我梦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房。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节约下来的助学金大多买了书籍，其中包括托尔斯泰的“百年纪念版”90卷集。回国后我才知道，《托尔斯泰全集》国内只有两套，一套是戈宝权先生的，另一套是我的，连国家图书馆都没有。回顾买书时的节衣缩食、东奔西跑，感到非常值得。这套书为我提供了重要资料，也帮助同行解决了不少问题。陈建华：您是1958年回国的，此后几年里哪些事情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倪蕊琴：回国后，我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20世纪60年代初，有件事印象较深，即参与《外国文学作品选》的编写。这套作品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教育部列入的第一批文科教材，上海高教局从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各调一位老师，我校调三位老师，组成编委会，周煦良先生任主编。我负责俄苏文学部分，选入了一些“人情味”较浓的文字，如《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与娜塔莎第一次见面的片段，《安娜·卡列尼娜》中母子会见、安娜之死的片段等。这套四卷本的书于1961年出版，拨乱反正时又修订重版，影响较大。陈建华：改革开放以来，您有不少重要的著译问世，仅托尔斯泰研究而言，1982年至1991年十年间，您主持完成的就有《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托尔斯泰比较研究》等，此外您还参与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的相关工作。这些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国内托尔斯泰研究的面貌。您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倪蕊琴：说说《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这本书吧。1980年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托尔斯泰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国托尔斯泰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会后就出版了这本论文集，收入20多篇论文和研究资料。我参与了部分工作，除了论文《俄国托尔斯泰研究简论》外，我根据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年谱》等材料编译了《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简表》，并与我的研究生一起译出了90卷《托尔斯泰全集》的目录。陈建华：古谢夫的《列·尼·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年谱》是一部出色的研究托尔斯泰的著作，记得当年管珑教授与您分别负责上下卷的翻译工作，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出了清样，可惜因经济原因最终未能问世。1980年在杭州也举办过一次关于托尔斯泰的学术讨论会，也出版过一本文集。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的这两部文集，以及1982年和1983年相继问世的两部编著《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和《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为改革开放后重新起步的托尔斯泰研究奠定了基础。倪蕊琴：可以这么说。《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这本书中，戈宝权、陈燊、夏仲翼、匡兴、钱谷融、钱中文、余绍裔等学者的文章都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匡兴先生的《托尔斯泰否定莎士比亚问题初探》，说是“初探”，其实是一篇写得相当深入和到位的文章。这些学者往往有较强的理论修养和文学鉴赏力，同时又具有学贯中西的底蕴，所以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波“托尔斯泰研究热”，起点不低。托尔斯泰：长篇艺术的开拓者陈建华：您对托尔斯泰做过多侧面的研究，其中尤为推崇他的长篇艺术，这是基于怎样的思考？倪蕊琴：托尔斯泰是深广无比的大海，他在世界长篇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托马斯·曼称托尔斯泰是“雅斯纳雅·波良纳的荷马”，“故事绵延不绝，艺术与自然合而为一，纯真、宏伟、实在、客观、永生不死的康健，永生不死的现实主义！所有这些，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比在现代史诗的任何作者笔下都要强烈”。他的创作不愿受任何框架的束缚。以《战争与和平》为例，作品一问世，评论界就被这一庞然大物惊呆了。有人对作品的体裁等提出异议，称这不符合欧洲传统。托尔斯泰表示，这部作品采用了他认为最能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思想的适当形式。它是作家艺术探索的成果，突破了旧传统，综合过去叙事艺术的成就，创造了史诗性长篇小说的新样式。　陈建华：托尔斯泰本人也认为：“史诗的体裁对我是最合适的。”您对托尔斯泰长篇的心理描写艺术有过研究，也请谈谈您的见解。　倪蕊琴：托尔斯泰擅长表现“心灵的辩证过程”，并使人的内心生活第一次得到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善于自我观察与自我分析，常常追逐着一种思想、一种感情的产生与变化的轨迹，捉摸着心理自我运动的过程，探寻它的表现形式和活动规律。人的心理活动本身成了作家研究的对象和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笔下的主人公（从伊尔倩耶夫到涅赫留道夫公爵）心理活动轮廓分明，人物思维活动符合逻辑性，合情合理。他善于捕捉和描绘那些内心处于极端痛苦、精神濒临绝望边缘的人的心理，如《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对安娜自杀前心理活动的全过程加以展现。在马车上以及火车站，安娜的心理活动是没有逻辑联系的意识流动，跳跃性较大，但她思考的中心仍然是自己的命运、和渥伦斯基的爱情以及人生的意义。所以，这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意识流，也不完全是下意识，而是下意识和意识不断交替的一种心理活动。这段描写可以说是世界文学中最震撼人心的篇章。陈建华：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了《安娜·卡列尼娜》后，称赞托尔斯泰是“艺术之神”。陀氏也是心理分析大师，您能说说这两位作家在这方面的区别吗？倪蕊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内心的奥秘剖析也许更为无情，他仿佛要把人心灵深处的每一个角落都彻底翻抖出来，连最细小的隐私也不容躲藏。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进行过长期的自我分析，但与托尔斯泰不同，他尽量把自己隐蔽起来，在他所塑造的几十个主要形象中，没有一个带自传性质。与托尔斯泰塑造的人物相比，他笔下的人物带有病态的狂热，甚至歇斯底里。这种病态心理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像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强调自我的存在、自我的价值，而不顾作为社会人应遵循的共同法则和道德制约，因而在孤独中徘徊挣扎；有的像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那样，内心和行为中善与恶、爱与恨、崇高与卑鄙交织在一起，相互撞击，造成内心支离破碎，性情乖戾。简言之，尽管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对心理过程本身感兴趣，但前者更多的是注意一般情况下的常态心理，而后者更多的是注意特殊情况下的病态心理。陈建华：您认为托尔斯泰对世界长篇艺术发展史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倪蕊琴：托尔斯泰是以毕生精力，对社会的和人生的根本性问题进行“追根究底”的探索的伟大作家，他发展了长篇小说这一“最广阔而不受拘束”的文体，以便最充分地表达他对人、社会和世界的艺术概括。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是史诗式叙述和心理描绘的综合，而这种综合也决定了作家创作的基调：雄浑、淳朴、明朗。托尔斯泰长篇艺术的影响超过同辈作家，从罗曼·罗兰到法朗士，从亨利希·曼到托马斯·曼，从德莱塞到高尔斯华绥，世界上无数长篇小说家受到他的熏陶。而托尔斯泰对俄苏作家的影响更是经久不衰。在高尔基的《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恰科夫斯基的《围困》等鸿篇巨制中都能看到对托尔斯泰长篇艺术的传承。托尔斯泰：思想的艺术家陈建华：您近些年比较关注托尔斯泰的思想探索，为什么？倪蕊琴：屠格涅夫称托尔斯泰是“思想的艺术家”，言简意赅。在托尔斯泰的全部重要著作中，像一条红线似的始终串穿着他对人生的思考、对真理的寻求。托尔斯泰给艺术下的定义是“人们之间传达感情的手段”。他的审美观和道德观是密切联系的。当他认识到真理是在劳动人民一边、贵族只有平民化才有出路时，他忠贞不渝地身体力行。不仅在作品中宣扬这个真理，而且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劳动、衣食住行都实行平民化，每天做皮靴、耕田、犁地、吃素、穿农民服装等。从政治观点来看，这是缺乏理性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而在道德上却对人们产生了极大影响，特别是当他宣布放弃全部财产，放弃1881年以后全部著作的版权时，全世界为之震动。对于这样的作家，我们后人当然可以理性地谈论，但却不能不产生敬慕的感情。托尔斯泰主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如伊尔倩耶夫、奥列宁、彼埃尔、安德烈、列文、聂赫留道夫等，是性格不同却一脉相承的人物，也是作家自己的肖像。一个史诗作家的“自我”在作品中得到如此充分而鲜明的体现，这在世界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探索型的人物体现了作家世界观激变前后的不同特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在封建农奴制崩溃时期转向劳动农民寻求力量的典型，是有道理的。不过，在我看来，托尔斯泰倾心于农民更重要的是出于深沉的内在需求。他目睹广大农民勤劳俭朴，却一贫如洗，地主夺去了他们的土地，而他自己却是一个大地主。他观察到罪恶的国家机器是由他们这一阶层的人支持着的，法庭、监狱、军队、教会就是为了惩治、镇压那些“妨碍了官吏和富人享用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财产”的人们的。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还包含着对人性分裂的思考，对“文明人”的否定。　陈建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17卷的《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其中第15卷是您负责编选与翻译的。这一卷近50万字，大部分都是新译出的，对读者全面了解托尔斯泰的思想很有帮助。倪蕊琴：这一卷除了政论之外，还包括了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文章，所以新版便改名为政论、宗教卷。我在编选时翻阅了他大量政论和宗教等方面的文章，对托尔斯泰的思想也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我还在90卷《托尔斯泰全集》中选出作家研究中国古典哲学家（老子、孔子、孟子等）的文章，与中国人对话的信件等，编入了文集。读着《当代奴隶制度》《不可杀人》《论俄国的社会运动》《论俄国革命的意义》《我不能沉默》等，我简直感到惊奇。这位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托尔斯泰伯爵对政治的关心、对人民命运的关心，难道比哪一个政治家少吗？他深入农村、工矿、贫民区进行社会调查，把带有封建性的原始积累期的俄国资本主义称之为“当代奴隶制度”；他与农民、工人交谈，论证俄国革命势在必行。尽管托尔斯泰反对一切暴力，但他明确宣称革命者使用暴力是统治者所逼，是从统治者那里学来的手段。我过去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位伟大、博学的作家、思想家会得出“不以暴力抗恶”这类不切实际的结论呢？细读他的著作，才理解了他的思维方式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与众不同。陈建华：几年前，您有一篇几万字的论文《“托尔斯泰主义”纵横谈》在国内发表。您是怎样看待托尔斯泰的“道德的自我完善”思想的？倪蕊琴：我近年来对“托尔斯泰主义”进行了反思。你说的那篇文章主要谈了5个方面，即“托尔斯泰主义”产生的渊源及其组成部分、它的历史命运、托尔斯泰精神在当代苏俄的重现、从“托尔斯泰主义”到“甘地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在当代的意义。托尔斯泰进行了长期的思想探索，他的探索从克服自身的利己主义、要求道德完善开始，再进而对本阶级进行批判。他从观察思考中得出只有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劳动才是道德力量的源泉的结论，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体现这种劳动的宗法农民身上，并且从他们的利益和立场出发，撕毁上流社会的一切假面具。同时，他也从道德角度无情地抨击金钱和利己主义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称它为“当代的奴隶制度”。他否定了“先进的西方”，把眼光转向了过去，转向了保持着宗法制的“静止不动的”东方，向印度、中国，向古老的东方求教。19世纪80年代，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把基督教教义与东方宗教和哲学结合起来，形成了“托尔斯泰主义”，即以“不以暴力抗恶”为核心，宣扬以“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博爱”为宗旨的一个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在托尔斯泰看来，孔、孟等学说是东方的宗教和哲学，他视孔子的《大学》为中国人的圣书，还特别推崇老子的“道”和“无为”思想，认为《道德经》与基督教义完全一致。在《老子的学说》一文中，他说老子教导人们“如何从为肉体而活转化到为灵魂而活”，所谓“道”即指这一转化道路。托尔斯泰在寻求生活意义过程中与中国古代贤哲的学说发生了交汇，并受到深刻影响。尽管作家根据自己的理念解读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企图从道德层面着手去解决社会和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他的思想探索仍能给我们以启迪。陈建华：这让我想起您的一篇文章《读〈给一个中国人的信〉》，当时是为了纪念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我为筹备纪念会而向您约的稿。我记得您的文章开头说过一句话：“作为中国人，我们怎能忘怀作家那执着的东方情结、中国情结。”倪蕊琴：《给一个中国人的信》是写给辜鸿铭的。重读这封信时，最为震撼的仍是托尔斯泰那段对中国未来的经典预言：“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在人类生活中正发生着伟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中国应该在领导东方民族中发挥伟大的作用。”试想，作家讲这番话时，中国已经遭受西方列强半个多世纪的侵略和蹂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了，不能不看到他思维的辩证法。他从强者身上看到其致命弱点，而在弱者身上找到了潜在的力量。在托尔斯泰看来，中国人没有被西方文明腐蚀，他们遵循天道，保持着吃苦耐劳、爱好和平的品质。他在《中国的贤哲》的前言中也指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最大的民族和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对于这样一位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充满感情的伟大作家，我们确实难以忘怀。陈建华：今年是托尔斯泰逝世110周年，您觉得托尔斯泰对于当代读者有怎样的意义？　倪蕊琴：我在前几年出版的著作《俄国文学魅力》中谈及过这个问题。托尔斯泰的艺术生命是不朽的。他开拓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使文学的艺术表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作品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将会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获得思想的教益和审美的愉悦。同时，一个艺术家的创新首先取决于他的创作个性的独特，也就是说由他对现实世界观察角度的新颖，对现实事件感受的独特而定的。作家的创作个性越鲜明，他的个人的经历越具有代表性，我们也就更容易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作家的自我。托尔斯泰在自我剖析中洞察人的心灵奥秘。他为了说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为了探索生活的意义而写作。这位目睹了俄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罪恶的伟大思想家，对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矛盾，对人性的本质理解得实在深透，他的忧患意识是超前的，而他的乌托邦理想也是可以理解的。人活着不能没有追求，停止追求就意味着人的精神生命的灭亡。托尔斯泰广博而又深刻的思想宝库也是值得今天的人们珍视的。（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原标题：民族史诗与思想艺术的探索者——对话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倪蕊琴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建华精彩推荐：欧洲中世纪地图和异域志中的东方叙事黄会林：中国影视学派研究的先行者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存续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李泽然，1963年生于绿春，土生土长的哈尼族人。198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央民族大学哈尼学研究所秘书长和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李泽然老师一直致力于哈尼学特别是哈尼族语言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新一代哈尼语专家。半路出家，孜孜以求补不足“语言是民族文化最具体也是最集中的体现。”李泽然作为多年来研究本民族语言文学的学者，对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关联尤为清楚。1979年，16岁的李泽然从绿春县一中初中毕业，碰巧当年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要在云南招生，绿春县有两个名额，少数民族各一男一女。李泽然正是当年绿春县少数民族初中毕业生男生中的第一名。就这样，李泽然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北京，进入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念高中。1982年顺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学习哲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哈尼语研究工作至今。李泽然查阅资料李泽然踏实专一，热爱语言学，甘愿坐冷板凳，因为在大学期间学的是哲学专业，毕业后自愿转向语言学。他深知，虽然自己熟悉母语，具有收集语料的能力，但如果不掌握语言学理论方法是做不好研究的，因而多年来一直在针对性地弥补自己的不足。“哈尼族语言文学我一直都很感兴趣，但是语言学的入门门槛很高，我的基础很差，为了做好教学研究工作，在我工作后我就跑去跟大一的新生一起学习了4年，从头听了一遍语言学的主要课程。”李泽然说，学校和老师的热情指导、民族院校内浓郁的民族氛围都深深地感染着他，让他更加了解到民族语言文学的意义，也明白了学习研究民族语言的重要性。李泽然在研究民族语言国家优厚的民族政策待遇，让他深深体会到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爱，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用自己的所学，为少数民族做些事情。李泽然说：“学习语言，需要一点天分，但是仅仅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甘于寂寞，终其一生勤勉以对。”15年磨一剑，《哈尼语词汇学》终面世1949年以前，哈尼族没有表达自己语言的文字。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哈尼族与各民族迎来了社会转型全面发展的好机遇，大批语言科学工作者进入广大的哈尼族聚居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哈尼语调查记录，并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分析方法，整理出了哈尼语音系、词汇、语法，并于1957年创制了《哈尼文拼音文字方案（试行）》，从此，哈尼族拥有了记录本民族语言的哈尼文字。李泽然一直想要出本关于“哈尼语词汇研究”的书，为此，早在1997年他就着手准备。终于，2013年6月，《哈尼语词汇学》一书面世。该书在概述哈尼族社会文化和语言特点的基础上，全面并深入地探讨了哈尼语词汇的语音特征、语素结合、词义关系、语义分析及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与亲属语言做了词源比较。李泽然在学习“一部语料丰富、可靠又有新意的哈尼语词汇研究专著。”戴庆厦教授曾这样评价《哈尼语词汇学》。由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研究在总体上还属于起步阶段，其理论框架和要追求的目标还处于探索之中，所以还有大量的未知领域等待发掘。“我认为哈尼文字是哈尼族社会历史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哈尼族最大的文化遗产，我会把《哈尼语词汇学》这部书看成是自己研究词汇的一个起点。”李泽然说。越研究越感兴趣，越深入越痴迷其实李泽然一直都对哈尼族文化很感兴趣，本科时虽然学的是哲学，但他的毕业论文却是《哈尼族原始宗教图腾研究》。由于工作原因，他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调研，也时常回到家乡红河搞研究。“做语言研究素材最重要，家乡就是我的‘粮仓’，我一直从家乡的土地上吸收着养分。我本身就是哈尼族，毕业后又是搞哈尼语研究，所以我跟家乡的联系是很密切的，我每年都会回到红河。”李泽然说，“搞民族语言研究是越研究越深入，越深入越感兴趣。”目前为止，李泽然已出版了个人著作《哈尼语研究》《哈尼语词汇学》，合著出版了《中国哈尼族》《哈尼族》《汉哈尼会话》《哈尼语366句会话句》《云南绿春县哈尼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等，在《语言研究》《民族语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思想战线》和《民族教育研究》等中央级和省部级学术期刊以及其他专业文集上发表了30余篇有关哈尼族主要是哈尼语方面的学术论文。李泽然与学生交流戴庆厦教授在为李泽然《哈尼语研究》一书作序时写过这样一段话：“泽然多年来始终在民族语言研究这条崎岖的道上攀登，并已认准自己应当努力的方向，我相信他能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能够在哈尼语研究领域做出自己特殊的贡献。”然而这毕竟只是外人的猜想。其实如若心甘情愿，那也是快乐的。所谓最后的成功，那不过是对自己研究多年的成果的正确性的印证，对研究者本人来说，研究的过程才是最值得珍惜的。李泽然就是这样的心情。李泽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在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时，李泽然是这样说的：“能够在民族语言文学领域做出一点成绩，得益于热爱，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并且一直坚持不懈，肯在专业上下苦功夫。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是哈尼族，我有责任和义务研究好哈尼族语言文学，培养发展更多的哈尼学研究者和发扬人。”李泽然时常这样说：“一个人的一生最幸福的，是能够从事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我现在所从事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就是我感兴趣的事。”记者：黄传龙 文 / 图责编：普薇实习生：朱雪丹

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唐蓉1980年1月，中共云南省委批准成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省社科院），同年6月，省社科院挂牌办公，由此翻开了云南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新篇章。截止到目前，省社科院有17个研究院所，尽管40年的时间在回望中如白驹过隙，但省社科院精耕细作的累累硕果永远镌刻在云岭大地上。分别成立于1984年和1983年的民族研究所和民族文化研究所作为省社科院民族研究工作的主要阵地，多年来在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云南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生态人类学研究等领域硕果累累，一批又一批的民族研究学者前赴后继，在漫漫文献书海和田间地头穿梭奔波，为云南地区民族发展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日，记者拜访了几位在省社科院工作时间较长的学者，倾听他们讲述民族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故事。郑成军——“发展民族地区教育的力量不容小觑”在省社科院工作已经有约30个年头的郑成军，现担任民族学所副所长，他的家乡在宁蒗，他说：“我是来自小凉山的彝族”。关于宁蒗，郑成军和记者分享了一个他印象深刻、引以为傲的故事，“1990年的中考，宁蒗在当时丽江地区的四个县中是第一！”从故事中记者了解到，宁蒗的蜕变，与发展教育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前，宁蒗的彝族群众基本上没有上学的，没有学校，教育非常落后。改革开放后，宁蒗地区的相关领导积极筹划，开始和江苏淮安的学校合作，从教学质量高的地区引进了30名初中教师，为本地教育注入了活力，随着当地教育发展的不断推进，当地人对教育也逐渐重视，在1990年的中考中，宁蒗展露了教育带来的光芒。郑成军告诉记者，宁蒗近些年来有一个现象，那就是村里的孩子们去县里上学，有些老人就跟着去学校周边租房子，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孙辈，让他们能够更加专心地读书。“发展到现在，通过一代代人不断地带动着、影响着，现在教育在当地老百姓心中有很大的分量。”教育除了让高山腹地的群众们读好书，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过上好生活。“语言相通，则民心更易相通。这是发展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一个直观的体现。”把学者的身份暂时抛开，身为彝族的郑成军普通话很流利，他谦虚地告诉记者，“曾经的我是不会说普通话的，所以我深刻地感受到，能够上学，学习普通话，一方面可以打破语言的障碍、加深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使出门务工改善生活、更加紧密地和外界社会联系成为了可能。”郑成军告诉记者，曾经“搬家往上不往下”的“小凉山”彝族同胞们如今搬到了山下，他们外出务工、积累财富、盖房务农，和山下的各族群众共同居住、共同创造着美好生活。郑成军感慨道：“教育的力量不容小觑，教育的发展为大家打开了一扇窗，这扇无形的窗将大家同外面繁华的世界紧密相连，日积月累带来了质的改变，这也是通过发展教育为民族团结进步贡献力量的一个深刻体现。”杨福泉——“文化，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各族青年在城中即兴编词对歌，赶羊人竹笛不离手，气定神闲地赶着羊在街道穿梭，纳西族阿妈卖着鲜美的山茶花还不忘唱起悠悠山歌，城墙脚下总围拢着一群人，那些喝着小酒、抽着烟锅的老人又开始分享民间传说故事……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纳西族学者杨福泉，就在这众多民族文化交融、包罗万象的环境中长大。“其实丽江是一个各民族文化在交流和互动中不断融合、形成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典型例子，我土生土长在丽江古城，对这点的感受越来越深刻。”近40年的民族研究工作生涯中，杨福泉对纳西族文化所下的功夫最多，30多年的田野调查，从高山深峡到山村农舍，他深入纳西族聚居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走遍了滇川藏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区，获得了丰厚的一手资料。“如果没有30多年的田野调查，不可能对纳西族社会、历史、文化和当代变迁产生现在这样较为深刻的认识，更写不出来相关的著作和论文。”杨福泉说。作为一个学者，比研究撰著更宝贵的，是始终饱含着那份“为民服务”的情怀。杨福泉写了多本类似“学术文化散文”的图文著作，“面对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故事文化，我力图将民族学家多年累积的‘学术味’较重的调研研究以一种通俗、大众能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不仅如此，在丽江纳西族民间文化传人培养、生态旅游合作社、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完小乡土知识教育、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培训等项目中都倾注有杨福泉的心血。他有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尽力地将取之于民的民族文化，除了与学术界的交流，也以民众容易理解的方式还之于民。还之于民的文化，才能根牢蒂固，才能更加茁壮地生长。“我们今天强调民族文化的保护，不能单单聚焦在保护各个级别的‘非遗’项目，而应关注民族的文化整体，过去那些好的民风民俗、艺术乃至语言，也是我们民族团结进步，我们社区和睦幸福的精神支柱。同时，在传承上，也应有每一代人的创新。”“文化如一条河流，不可能静止在某个历史时期，每个时代的文化都会发生变迁，最关键的是不管怎么变，每个时代的文化都应该能保持吸引人的魅力，这样就需要在传承上有创新，有原创。我希望当代居住在丽江古城的年轻的丽江人，能够齐心协力，致力于营造出当代新的古城文化魅力。”杨福泉说。郭家骥——“发展中各民族相互依存”如今，本可退休的郭家骥仍在民族研究工作领域发挥着余热。“费孝通先生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老先生以‘志在富民’为终身学术追求，他直到耄耋之年，仍然在‘行行重行行’，为边区开发、小城建设和全国一盘棋发展殚精竭虑，贡献智慧和力量。”郭家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郭家骥致力于生态人类学研究，此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关系也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30多年来，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兴趣，我做过好几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上述提及的三方面研究领域，相互之间的联系其实是分割不开的。”随即，郭家骥向记者讲述了一个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族和傣族发展的故事。“曾经，居住在西双版纳山区的基诺族因地制宜地选择和发展了‘刀耕火种、有序轮作’为主的山地农耕方式，而居住在坝区的傣族则以种植水稻为主。两个民族以一业为主、多业辅助的多样化生计方式，在确保各民族千百年来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构建了山区与坝区之间优长互补、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如今在郭家骥的相关学术研究中，还包括未来两个民族的发展。他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山区和坝区民族的发展也十分迅速，民族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在郭家骥近40年的民族研究工作中，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这位年近七十、大半辈子都奉献给民族工作研究的学者告诉记者，“云南是边境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在云南的社会关系中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转载请注明来源《民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