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乃作者童哥聊文化原创,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从事科学研究,最起码的是要尊重事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进行分析研究。当然这种研究成果何时发表适宜是应当考虑的,但那属于另一个问题。 对于邻国内部的民族关系也是同样。我们既不能在两国关系友好时,就说它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民族关系就是好的。也不能在两国关系不太好时,就说它推行了大民族主义,强制同化小的民族。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从历史上看,各民族在相互交往中必然是彼此发生影响,而发展先进的民族比发展浴后的民族影响又要大得多。民族关系马克思甚至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可见这里面亚无强制,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反而被先进的被统治民族所同化了。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在孝文帝元宏执政期间,从接受中原地区先进的汉文化入手,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变俗迁洛、 改官制服、改姓通婚、禁绝胡言等等,就曾大大促进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马克思满族期间,他也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汉文化,连他固有的语言文字倒反而弃置一旁了。先进影响落后,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规律。也有相反的另外一种情况。我在内蒙西部地区接触了一些被蒙古化了的汉人,由于他们在当地居于少数,他们在蒙古人的包围中,住的是蒙古包,穿的是蒙古服,吃的是蒙古饭,讲的是蒙古话,和蒙古人完全一样,也自称为蒙古人,可是他们的祖先却是汉人。日本人也有被鄂伦春人化了的例子。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原来在北安地区从事开发工作的岩间典夫,因流落鄂伦春人部落而被收养。多年以来他和鄂伦春人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不仅学会了一手打猎的好技术,并且熟悉鄂伦春人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以后他又娶了鄂伦春的女子为妻,生儿育女,扎下了根。现在他在各方面都已经是鄂伦春化,如果不经人特别指点,谁也很难想到他原来竟是一个日本人。满族上述这些只在于 说明一点,就是在分析邻国内部的民族关系时,要很好地区分哪些是自然增长的因素,哪些是强制同化的因素,如果不加区别,把一切都说成是强制同化,那就是实用而不是应用了。 世界民族研究,无疑应当注意到它的科学性。不讲究科学,这种研究是不会有生命力的。但与此同时,在研究中又要注意政策,不注意政策,同样容易犯错误。但这又不能等同于政策研究。通过对世界民族多方面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我想我们是有可能为党和国家制定政策提供直接依据的,这应当看作是我们一项光荣的职责。第三,研究世界民族其意义尽管如此重要,可实际开展起来,还是存在着很多困难的。比起研究国内的任何一个民族,其困难是远远地大得多。世界民族首先是我们的主观力量还比较薄弱。就全国范围来说,民族学的研究队伍,比起过去虽有了成倍的成长,但与所担负的任务相比,仍然是很不相称的。面对世界上两千多个民族,就更感如此。因之这方面存在人力不足的困难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其二是在材料的掌握上还存在着困难。现在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大多都是国外提供的东西,我们把它接受过来,这当然是了解情况的一个捷径。但仅仅凭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来搞研究是有着很大局限的,搞得不好,甚至会闹出笑话。要认为类似笑话我们一定不会闹。凡研究一个问题,不掌握材料的总和,则据以作出的结论就难免片面。民族中国如果材料来源根本错误,则所作结论一定不会正确。因之我们对于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一定要经过审慎的检验。孟子早就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重要的问题是能直接掌握第一手的材料,而这就需要到国外一些民族中去进行实地的调查,并在调查过程中增加实际的体会。目前我们限于条件,还很难有较多的人到国外一些民族中进行调查。将来即使局面打开了,有较多的人能到国外民族中去进行考察了,短期考察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要把各个民族中比较复杂的问题搞清楚,没有长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将是难以做到的。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暂时难以完全克服的一个困难。困难重重还要搞,而且世界很多国家也都在搞,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竞争和比较,看谁掌握的材料更多,看谁的研究水平更高。国外一些民族面对这种情势,我们除了在现有条件下设法尽可能掌握较多的材料而外,还有一个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有较多的便利条件,在这方面,我们比国外有些学者比较地占有优势。据我所知,国外有些学者的工作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他们为了调查了解一个民族,可以在那里生活若千年,不仅熟悉当地民族的风土人情,甚至还学会了当地民族的语言,他们是掌握了很多第一手材料的。如果稍感不足的话,是其中有些人缺少马克思主义这一有力武器,用以分析手头所掌握的材料,因而也就不能从这些材料中引申出科学的结论。我们能不能避免他们的弱点,发挥我们的优势呢?如果能够做到这点,我们就可以在世界民族这一领域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将来条件改变了,直接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越多,则这种研究成果将会越来越显着。最后,我还想讲一个思想,就是要想研究古代,就必须首先了解现代,只有对现代有比较多的了解,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古代。同样,要研究外国,首先要了解中国,对中国一无所知,对外国也是研究不好的。为什么研究古代一定要对现代有所了解呢?理由很简单,因为现代是古代的一个发展。古代社会早就过去了,但在现代社会里却还保留着一些残片。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它当然不同于封建社会,更不同于奴隶社会,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却还残留着过去阶级社会的一些东西。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封建主以及奴隶主的剥削有着历史的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因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而兴起的罢工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奴隶或者农民的起义有着历史的联系,资产阶级的尔处我诈、嗜血如命和奴隶主、封建主的残酷成性也有着历史的联系。参考资料《中国民族文化》
近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布《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版),由贵州省民族研究院主办的《贵州民族研究》再次入选。这是《贵州民族研究》第9次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众多期刊工作者和学术界权威专家开展的中文核心期刊评价研究项目成果。《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采用定量筛选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分学科研究方法,从我国正在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评选出了1990种核心期刊。【来源:贵州省人民政府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近些年来,我国的少数民族研究,尤其是涉及民族史、民族习俗、民族宗教和民族文化的研究,存在两种偏向:其一,在研究指向和研究结论上,过于注重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其二,主观地一味突出研究对象历史文化的“久远和灿烂”。这两种偏向一度成为少数民族研究中的一种风气,强调“特殊性”的研究,往往在社科项目中更容易立项;相应的研究成果,往往更容易在期刊上发表;甚至在成果评选中,这样的研究往往还更容易获奖,难怪有人趋之若鹜。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客观效果是这样的“研究”凸显夸大了各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不同点和差异,淡化乃至抹杀了各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紧密联系和共同面,这样的“研究成果”不符合各民族在交流、交往和交融中逐渐形成壮大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在现实中构建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在涉及少数民族历史、习俗、宗教和文化的研究中,主观地突出研究对象历史文化的“久远和灿烂”,已经导致研究成果的情绪化和非学术化。在一些族别史的研究中,缺乏可靠史料的支撑,“以文代史”或者“以传说代史”,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被捕风捉影地无限上溯。主观地突出某些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久远和灿烂”,导致诸多研究成果的混乱:一些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被不同的少数民族奉为自己的“民族英雄”;一些影响巨大的史诗传说或历史典籍,被多个少数民族视为各自的“优秀传统文化”。这种主观倾向还导致研究逻辑的混乱:某一地域的文化遗存,被想当然地判定为现今这片地域上主要居住民族的创造,全然不顾历史上这片地域曾经迁徙居住过多个民族;某种语言流传下来的无名氏的作品,被现今说此语言人数较多的民族“独占”为本民族的创作,完全无视历史上和现实中另有其他诸多民族也使用同样的语言。更有甚者,毫无依据地将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判定为现今的某一少数民族,进而将其功勋和著作,视为“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这已经很难说是严肃和严谨的学术研究了。现实是依历史的事实和逻辑生成的。以中原地区为根基的中华民族的不断壮大,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影响的源远流长,是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和周边各少数民族不断交流、交往和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现实已经证明,各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全方位的交流、交往和交融中,中华文化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主导,各少数民族不断融入其中壮大中华民族,是历史的事实。因此,要纠正少数民族研究中的上述两种偏向,在民族问题研究中,应依据历史造就的现实,将研究的重点和导向,聚焦到各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联系上来,聚焦到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各少数民族文化向中华文化生成的历史进程上来,深入探究其中的事实、功能和机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由研究对象给定的。只有这样,相关的民族研究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研究,才能抓住历史文化进程的主流,这样的研究,才能既是一种科学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于现实的学术。(作者是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110周年诞辰。民族研究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合,他都对民族研究进行了思考和总结,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一文中。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时刻,重温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对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由费孝通先生主编,是中华民族形成史、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此版本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费孝通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曾对民族研究的成就与不足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民族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研究,因为历史上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一向被忽视,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了解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所以这项研究没有包括对汉族的研究。在这种历史背景里产生和发展出来的民族研究,长处是突出地把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与当时的民族工作是适应的,缺点在于把应当包括在民族这个整体概念中的局部过分突出,甚至从整体中割裂出来。▲费孝通晚年读书看报中国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势必不容易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和汉族的关系。而且如果对这些少数民族分开来个别加以研究,甚至对民族间的关系也不易掌握。过去的民族历史研究,不是从一个整体、从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来看,各民族间的往来变动,怎样影响他们的形成、合并和分化。有时两个民族碰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了,但有些却合而未融,又好像融合了,又好像没有融合,融合的程度可以不同。这方面我们都没有研究,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动的、变化的观点看问题。什么原因这样变,什么原因那样变,我们过去都没有很好地研究。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倡议研究民族间接触和影响、尤其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民族关系,用以补救分族写志的缺点,但依然不能解决他的思想困惑。费孝通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时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许多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他们不仅各自创造和发展了自己各具特点的社会文化,而且通过交流、融合、分化、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共同缔造了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整体——中华民族,并且绵延持续,保持了我国文明的连续性和推陈出新的创造性。这个由各兄弟民族所结合成的整体,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严重考验,但各族人民间仍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革中,首先要重点关注到各民族形成的整体——中华民族。各少数民族的重大变革与中华民族的变革不能分离,少数民族的变革是整体变革的一部分,受整体变革的总流的促进和制约。在整体变革中,各民族也能保持其个性。我国各民族在这样悠久的历史中,这样交叉杂居的共处下,相互间密切地往来接触,又共同生活在统一的国家里,他们之间的融合是必然发生的。在中国这样长的历史里,民族变化多端,你变成我,我变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且有些合而未化,还保留了许多原来的东西。各分散的民族单位接触、混杂、连接和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统一体内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形。这是民族研究富有吸引力的研究对象和课题。同时,费孝通也特别强调,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来研究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规律也绝非易事。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整体由许多相互不能分离的民族组成,组成部分间关系密切,有分有合,有分而未断,合而未化,情况复杂。这个变化过程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民族历史。第一步要把每个民族搞清楚,然后再把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各民族关系搞清楚,最后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搞清楚。要完成这个任务,费孝通认为,要将宏观层面的中华民族的研究与微观层面的具体区域调查结合,将历史变迁过程的探讨与当今民族地区现代化实践的调查相结合。对中华民族又分又合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作具体的观察,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只能通过文字记录、文物,以及现有的风俗、习惯、传说、信仰等去推考。但是如果从微型的具体实况来观察各民族间又分又合的关系,就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理解,充实我们对民族问题的理论认识。费孝通强调,民族固然有其稳定性,这也是相对而言的,民族是不断变动的,民族的形成有它的历史规律。我们不能把已划定的一个民族作为孤立的单位去研究,而是要把其放在大的范围里看其是如何发展演变的。今后要进行宏观研究,用全面的整体的观点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及其发展变化,研究我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几千年里各民族来来去去不断流动的状态和趋势,不要仅局限于现在的五十几个民族的分别研究。从宏观的研究来说,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为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以及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调查。要从宏观方面,加强对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研究,对共同体的形成作出科学的论证。微观研究在理论上和宏观上都要与中华民族的研究统一。各民族共同走现代化道路才能实现共同繁荣。在这条共同的道路上,我们固然需要从各民族的特点出发,保持民族形式,但是共同的东西必然会日益增加,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加深了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费孝通认为,他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是微型研究的例子,但在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中还不多,也不够“微”,没有体现“型”的特点。“微”是深入到生活实际,而不是泛泛地一般化的叙述,要做到有地点、有时间、有人、有行为。“型”是指把一个“麻雀”作为这一个类型的代表,解剖得清清楚楚,五脏六腑,如何搭配,如何活动,全面说明;要把“麻雀”的特点讲出来,与别的“麻雀”有何不同,为何不同等等。这样的微型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通过比较不同的“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将宏观上中华民族的研究与微观上各民族形成过程的研究结合起来的研究,方能提高民族研究的水平。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纽带和认同意识研究费孝通在回顾民族研究经历时,从民族识别中使用的民族概念,讲到民族的认同意识。他认为,有了共同的认同意识,就会产生共同的使命感和共同的荣辱感。要加强对以民族认同意识为民族共同体的主要特征的论证,进而引申到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他谦虚地说到,自己只是对中国境内各民族勾画出大的轮廓、简易的示意草图,并没有深入地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各个民族单位是怎样分、怎样合、为什么分、为什么合的道理。原因在于没有抓住民族单位间起作用的凝聚力和离心力的概念,没有注意到民族单位间相互冲击的场合中发生和引起的有关单位本身的变化。这些变化事实就表现为民族的兴衰存亡和分裂融合的历史。费孝通在晚年特别提到心态研究。他说,中国世世代代这么多人群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这样长的历史,在人和人“中和位育”的古训下,应当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保留在前人留下的文书中,而且应当保存在当前人的相处的现实生活中,怎样发掘出来,用现代语言表达出来,可能是今后学者应尽的责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鲜明主线,我们要加强民族领域基础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的话语体系,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要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深刻考察多民族相处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情况,考察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成要素及其变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监制/李志伟 统筹/王珍 制作/彭凤平出 品欢迎订阅中国民族报国内统一刊号:CN11-0192邮发代号:1-236
本报讯(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航) 11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云南大学、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主办的中国民族研究社团2020年联合学术大会在昆明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时代民族研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俊豪表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是一项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也是全党、全社会面临的共同任务。当前,民族研究工作者必须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的时代意义,必须着眼建立和完善新时代民族研究体系,聚焦怎样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怎样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重大课题。在此基础上,发挥学科优势,促进交流互鉴,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会长王延中表示,新时期,民族学研究面临重大机遇,我们要围绕如何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怎样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命题,进行扎实细致的理论研究,进行多学科、多机构、多领域的协同创新,共同推进民族学理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建言献策、贡献学界的智慧。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林文勋表示,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历来是学校的优势学科、重点学科,今年学校获批建立云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目前学科体系、研究平台已经基本健全和完善起来,我们将继续努力,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深耕中国西南,挖掘历史和现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深化东南亚民族研究,拓展南亚调查,着力构建新时代的民族学知识体系,创新民族学研究方法,服务好社会发展。据了解,民族学是云南大学的重点和优势学科。1981年云南大学获准中国民族史博士授权,成为全国最早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机构之一,2020年3月,国家四部委的“云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正式挂牌。转载请注明来源《民族时报》
2021年1月13日下午,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杂志主编张秀明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拉美所参加“民族问题研究和发表”专题座谈,并就如何进一步推动拉美华侨华人研究与拉美所社会文化研究室进行了交流。此次专题座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办。拉美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郭存海博士主持了讲座。《世界民族》杂志社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刘文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林华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外文局、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张秀明做了题为“国际移民视野下的华侨华人——以拉美为中心”的讲座。她从国际移民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中国海外移民的历史沿革、华侨华人的贡献与作用、新世纪以来海外侨情的变迁与特点、从国际移民视角审视中国海外移民、“繁荣中的冷寂”——拉美华人研究扫描6个方面进行了细致阐述。有关拉美华侨华人研究,她认为,当前拉美华侨华人研究仍是一个有待加强的领域,研究成果相对薄弱,研究水平仍处于初步阶段,体现出 “三多三少”:关注历史(华工)多,关注现状少;情况介绍多,深度研究少;二手资料多,实地调研少。此外,一些基本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如华侨华人人数、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生存现状及其融入等问题。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她认为应该加强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一是加强华侨史研究界与拉美研究界之间的合作;二是加强与海外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三是加强与当地华侨社会特别是侨团的合作。刘文远研究员围绕“当前世界民族问题新特点及其成因初探”做了讲座。他提出,自苏联解体、美苏两大集团结束对峙以来,世界民族问题呈现出由高潮转入相对平稳的发展趋势,而近年来日益兴盛的民粹主义以及在此背景下的国家民族主义,给世界民族问题的未来走向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需要我们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加强研究。他认为,当前世界民族问题逐渐呈现出四方面主要特点:一是国家民族主义全面膨胀,二是传统民族热点有所降温,三是宗教极端势力来势汹汹,四是移民难民问题与排外主义不可低估。他认为,民族问题始终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并不是本源性现象,而是从属于、受制于国家与社会,因此民族问题的表现与特点,说到底是国际和各国社会发展在“民族”方面的反映和表现。他表示,认识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新特点,不仅对把握今后一段时期世界民族研究的热点很有助益,而且对我们从全球视角贯彻“一带一路”倡议,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互动环节,参会者围绕国际移民背景下的拉美华侨华人、当前世界民族问题的研究内涵等问题与张秀明研究员和刘文远研究员展开了热烈交流。《拉丁美洲研究》杂志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刘维广研究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杂志副主编张焕萍副研究员以及《世界民族》杂志副主编刘文远研究员分别介绍了三种刊物的办刊宗旨、征稿方向特别是有关拉美华人华侨和拉美社会文化相关文章的刊载情况。郭存海主任介绍了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社会文化研究室近期的研究方向,并提出了合作举办“第一届拉美研究中青年学者工作坊”的初步建议。工作坊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大学、西南大学、西南科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发起,旨在整合当前从事拉丁美洲研究、华侨华人研究、海外人类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力量,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丰富中国拉丁美洲研究、海外民族学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等学科的内涵,推动跨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建立。
最大规模中国人基因库研究结果首次发表。4月30日,瑞金医院内分泌科领衔的ChinaMAP(中国代谢解析计划)联盟携全国29家研究机构和医院,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主办的《Cell Research》杂志首次报道了对覆盖全国27个省份和直辖市,8个民族,超过1万人的高深度全基因组测序数据和表型的系统性分析。研究团队对队列中代表中国不同地区和民族的10588人DNA样本进行了40×深度全基因组测序,完成了高质量的中国人群遗传变异数据构建、中国人群体结构分析、基因组特征比较以及变异频谱和致病性变异解析。此次发表意味着,通过中国人自己的仪器、平台、分析方法,对中国人的基因组特征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日本人群与中国北方汉族人群聚类完全重叠为什么有些人喝酒脸红,为什么有些人更容易患癌?其实,这些都与体内某些特定基因有关。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很多遗传疾病研究,都直接应用外国人的数据和结论。但由于不同地域人群和种族之间的历史渊源和遗传背景存在着巨大差异,如果把具有其他人群偏向性的知识和结论,直接拿来做为中国人的疾病风险评估、遗传咨询或诊断治疗依据,并不完善、可靠。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海)基于瑞金医院牵头开展的多项覆盖全国的队列研究,依托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和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实施了中国代谢解析计划ChinaMAP (China Metabolic Analytics Project)。本文图片均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微信公众号 图研究覆盖中国七大地理区域,包括了人口排名前十的汉族、壮族、回族、满族、苗族、彝族、藏族和蒙古族,显示了中华民族跨地理区域人群遗传背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团队首次揭示了汉族人群可显著分成7个亚群:北方汉族、西北汉族、东部汉族、中部汉族、南方汉族、东南汉族、和岭南汉族。少数民族中,藏族、彝族、蒙古族、苗族和壮族都有着独特的人群聚类,而满族和北方汉族相近,回族和西北、北方汉族相近。不同地域人群的变异特征也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和变迁相关,例如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中不同民族迁徙的交通要道,历史上包括粟特人等许多民族曾在此经商生活。瑞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王卫庆教授介绍,研究团队对队列中代表中国不同地区和民族的10588人DNA样本进行了40×深度全基因组测序,完成了高质量的中国人群遗传变异数据构建、中国人群体结构分析、基因组特征比较以及变异频谱和致病性变异解析。在ChinaMAP一期数据库中,包含1.36亿个基因多态性位点SNP和1千万个插入或缺失位点(NDEL),其中一半是在国际通用的多个数据库中均没有的新位点。不少遗传性疾病是写在基因密码中的。疾病相关变异位点在中国人群与欧美人群中的频率存在差异,因此,中国的遗传咨询和解读,对重要性不确定的基因变异(VUS)的研究,以及相关临床指南和路径制定,需要依据中国人自己的大样本和高质量数据。研究揭示,现代河西走廊地区的人们具有的基因多态性位点数量更多更复杂。与全世界其他人群相比,中国人的遗传特征与欧洲、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人群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与非洲人群差距最大,而与东亚人群非常相似。研究者在成分分析中发现,日本人群与中国北方汉族人群聚类完全重叠。山东人酒量并不突出ChinaMAP对中国人的营养代谢和药物代谢相关遗传特征也进行了分析比较。对受到广泛关注的酒精代谢能力,从总体上看,北方人比南方人酒量相对更好,藏族、蒙古族、彝族人民和河南人酒量居于全国前列,山东人酒量并不突出,福建人和广东人排在最后。ChinaMAP证实,导致喝酒脸红和酒精代谢能力差的乙醛脱氢酶2基因rs671变异是东亚人特异性的,在中国人群中的携带者(纯合子比例4.50%,杂合子比例34.27%)远高于全球其他人群。rs671变异也是诱发食管癌发生的重要风险因素,所以喝酒脸红应少喝酒。代谢性疾病,特别是Ⅱ型糖尿病和肥胖,已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发病率最高的重大慢病。但是,欧洲人群中最显著的Ⅱ型糖尿病遗传风险TCF7L2基因变异(如rs7903146)在中国人中的频率却很低,可见在代谢特征和疾病研究中,仅参考和验证欧美人群的结果是不行的。另外,一个人携带的某个基因变异产生的疾病风险可能并不大,但综合多个基因变异的作用后对个体特征有重大影响。因此,基于特定人群的大规模基因型和表型数据库,通过多基因风险评分(PRS)评估个体的疾病风险是一种比较准确的方法。在ChinaMAP研究中,研究者对Ⅱ型糖尿病遗传风险进行了多基因风险评分,以量化评分、年龄和血糖值的排序三维显示了每个人在整个群体中的精确位置。多基因风险评分排名显示了Ⅱ型糖尿病高风险和低风险的个体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血糖差异,高风险个体随着年龄的增加,空腹和餐后2小时血糖都显著高于中风险和低风险者。此外对比证实,基于东亚人群的基础数据比基于欧洲人群的数据结果更加准确。这些结果提示,基于中国人群基础数据对Ⅱ型糖尿病及其他代谢性疾病进行精确风险评估的重要性,对重大慢病的预防、个体化健康管理和公共卫生决策具有价值。综上所述,ChinaMAP以覆盖中国各地区的研究队列为基础建立了高质量中国人群数据库,通过高深度全基因组数据和精细表型分析,可为疾病机制研究、预防、遗传咨询和公共卫生管理提供依据。(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未来网高校频道10月30日讯(记者 杨子健 通讯员 王尽遥)10月25日-27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集刊年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民族学专业性集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何明主编)等20种集刊获得优秀集刊奖。 据悉,《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创刊于2003年,主要刊发民族学、人类学、跨境民族及边疆问题、东南亚南亚研究及相关学科的学术论文。2008年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2010年、2012年、2014年、2017年连续入选。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自创刊以来一直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自第25辑(2018年6月出版)转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至2019年出版集刊353种,包括普通集刊、名录集刊和优秀集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今年首次参加优秀集刊评审,评价体系涉及内容(首发原创性、专题性、学术性)、规范(主编、形式、出版)、影响力(转载、数据库收录、CSSCI、制度认可、发布、新媒体网站收录等)等三大板块约27个指标。 本次被评为优秀集刊,体现了业界对《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的高度认可,也是该刊继续入选CSSCI来源集刊目录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9月29日消息(记者钟圆圆 通讯员吴国辉)29日,记者从海南省民族学会获悉,由海南省民宗委决定编写并统筹,海南省财政出资,海南省民族学会承担编写任务的大型民族学著作《海南岛苗族》已于近日出版发行,并与读者见面。《海南岛苗族》出版。海南省民族学会供图苗族是海南岛世居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琼中、保亭、琼海、屯昌、五指山、万宁等十多个市县。苗族从明代迁入海南以来,与黎族、汉族等民族一道,为海南岛开发建设付出了艰辛和努力。但由于各种原因,记载和研究海南苗族的著作少之又少,这与苗族人民对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和卓越贡献是不相匹配的。在过去一百年间,介绍和研究海南苗族的学术性专著不足5部,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不足30篇。省内外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尚未设立专门研究海南苗族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缺乏,研究力量严重不足。2017年,海南省民宗委决定编撰《海南岛苗族》一书。由海南省民族学会主持编写工作。经过三年多努力,海南省民族学会终于完成了编写出版工作。《海南岛苗族》全书共有16章,70余万字,百余幅插图。内容包括历史、地理、语言、家庭伦理、宗教信仰、禁忌预兆卜卦、饮食婚育丧葬施斋、节庆、村落民居、生产活动、交通电力通信贸易旅游、科技卫生教育体育、纺织染色刺绣服饰、文学、音乐舞蹈工艺美术、人物等篇章。本书内容充实、系统和权威,是记录海南苗族历史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是了解海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必读书。【来源:南海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红网时刻12月6日讯(通讯员 萧逸)近日,国家民委办公厅发布《关于第四届全国民族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的通报》,吉首大学两项成果喜获奖励。在著作类成果评选中,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的《生态人类学理论探索》和暨爱民教授的《国家认同建构:基于民族视角的考察》同获三等奖。该奖项评选面向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学术团体,覆盖面广。根据《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奖办法》《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四届全国民族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经初审、专家评审和国家民委终审,此次评选共评出奖励143项,共有74个高校、院所等获得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