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研究

点击上方蓝色字关注学科：法学一级学科代码：0304一级学科名称：民族学专业解析什么是民族学？民族学，起源于古希腊文，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指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学问。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学类专业学什么？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民族学类属于法学之中的一个一级学科。民族学类包含一个专业，民族学。培养目标培养具备系统的民族学基本知识，进一步培养潜能的民族学专门人才，以及能在国家机关、文教事业、新闻出版、社会团体和各类企事业部门特别是民族、宗教、民政等行政机构管理以及基层民族社区从事实际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主干课程人类学、民族学导论、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史、生态人类学、民族学调查方法、中国民族概论、世界民族概论、民族经济学、族群与家族、宗教文化、民俗学、社会学、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等等（专业课程因各校侧重不同会有一定差异）。你适合读民族学专业吗？对应《高中生生涯规划》上册第二部分“自我认知”，有以下测试结果的同学适合读社会学类专业。民族学一听就是研究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后工作也是做与这些相关的工作，所以就业面相对窄一些。民族学与人类学、历史学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毕业生也可以从事相关方面的研究。报考民族学专业的学生不要只考虑学校的知名度，还要兼顾学校的所在地，最好是多民族的省份，例如云南大学所在地云南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少数民族多，民族语系多，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很多的实习机会。就业民族学培养的人才有较宽的知识面，是适应社会需求的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人才，各级党政机关中的民族、宗教、统战、民政、侨务、旅游、文物、博物馆等部门以及相关的政策研究机构、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和各类公司、企业、外国在华机构及基金会等非盈利组织以及工厂中的公关、策划、管理和文秘部门。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本一级学科中，全国具有“博士授权”的高校共15所，本次参评14所；部分具有“硕士授权”的高校也参加了评估；参评高校共计31所（注：评估结果相同的高校排序不分先后，按学校代码排列）。注：第四轮学科评估首次采用“分档”方式公布评估结果，不公布得分、不公布名次，不强调单位间精细分数差异和名次前后。采用按百分位进行分档的方式。根据“学科整体水平得分”的位次百分位，将前70%的学科分为9档公布：前2%（或前2名）为A+，2%～5%为A（不含2%，下同），5%～10%为A-，10%～20%为B+，20%～30%为B，30%～40%为B-，40%～50%为C+，50%～60%为C，60%～70%为C-。注：本文来自网络，个人有所增删。往期文章社会学学科解读政治学学科解读法学学科解读应用经济学学科解读理论经济学学科解读哲学学科解读浅述2017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这十二所高校无缘“双一流”！却是公认的“知名”大学东南西北华大学有关高考志愿填报的七个名词解释

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唐蓉1980年1月，中共云南省委批准成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省社科院），同年6月，省社科院挂牌办公，由此翻开了云南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新篇章。截止到目前，省社科院有17个研究院所，尽管40年的时间在回望中如白驹过隙，但省社科院精耕细作的累累硕果永远镌刻在云岭大地上。分别成立于1984年和1983年的民族研究所和民族文化研究所作为省社科院民族研究工作的主要阵地，多年来在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云南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生态人类学研究等领域硕果累累，一批又一批的民族研究学者前赴后继，在漫漫文献书海和田间地头穿梭奔波，为云南地区民族发展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日，记者拜访了几位在省社科院工作时间较长的学者，倾听他们讲述民族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故事。郑成军——“发展民族地区教育的力量不容小觑”在省社科院工作已经有约30个年头的郑成军，现担任民族学所副所长，他的家乡在宁蒗，他说：“我是来自小凉山的彝族”。关于宁蒗，郑成军和记者分享了一个他印象深刻、引以为傲的故事，“1990年的中考，宁蒗在当时丽江地区的四个县中是第一！”从故事中记者了解到，宁蒗的蜕变，与发展教育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前，宁蒗的彝族群众基本上没有上学的，没有学校，教育非常落后。改革开放后，宁蒗地区的相关领导积极筹划，开始和江苏淮安的学校合作，从教学质量高的地区引进了30名初中教师，为本地教育注入了活力，随着当地教育发展的不断推进，当地人对教育也逐渐重视，在1990年的中考中，宁蒗展露了教育带来的光芒。郑成军告诉记者，宁蒗近些年来有一个现象，那就是村里的孩子们去县里上学，有些老人就跟着去学校周边租房子，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孙辈，让他们能够更加专心地读书。“发展到现在，通过一代代人不断地带动着、影响着，现在教育在当地老百姓心中有很大的分量。”教育除了让高山腹地的群众们读好书，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过上好生活。“语言相通，则民心更易相通。这是发展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一个直观的体现。”把学者的身份暂时抛开，身为彝族的郑成军普通话很流利，他谦虚地告诉记者，“曾经的我是不会说普通话的，所以我深刻地感受到，能够上学，学习普通话，一方面可以打破语言的障碍、加深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使出门务工改善生活、更加紧密地和外界社会联系成为了可能。”郑成军告诉记者，曾经“搬家往上不往下”的“小凉山”彝族同胞们如今搬到了山下，他们外出务工、积累财富、盖房务农，和山下的各族群众共同居住、共同创造着美好生活。郑成军感慨道：“教育的力量不容小觑，教育的发展为大家打开了一扇窗，这扇无形的窗将大家同外面繁华的世界紧密相连，日积月累带来了质的改变，这也是通过发展教育为民族团结进步贡献力量的一个深刻体现。”杨福泉——“文化，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各族青年在城中即兴编词对歌，赶羊人竹笛不离手，气定神闲地赶着羊在街道穿梭，纳西族阿妈卖着鲜美的山茶花还不忘唱起悠悠山歌，城墙脚下总围拢着一群人，那些喝着小酒、抽着烟锅的老人又开始分享民间传说故事……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纳西族学者杨福泉，就在这众多民族文化交融、包罗万象的环境中长大。“其实丽江是一个各民族文化在交流和互动中不断融合、形成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典型例子，我土生土长在丽江古城，对这点的感受越来越深刻。”近40年的民族研究工作生涯中，杨福泉对纳西族文化所下的功夫最多，30多年的田野调查，从高山深峡到山村农舍，他深入纳西族聚居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走遍了滇川藏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区，获得了丰厚的一手资料。“如果没有30多年的田野调查，不可能对纳西族社会、历史、文化和当代变迁产生现在这样较为深刻的认识，更写不出来相关的著作和论文。”杨福泉说。作为一个学者，比研究撰著更宝贵的，是始终饱含着那份“为民服务”的情怀。杨福泉写了多本类似“学术文化散文”的图文著作，“面对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故事文化，我力图将民族学家多年累积的‘学术味’较重的调研研究以一种通俗、大众能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不仅如此，在丽江纳西族民间文化传人培养、生态旅游合作社、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完小乡土知识教育、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培训等项目中都倾注有杨福泉的心血。他有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尽力地将取之于民的民族文化，除了与学术界的交流，也以民众容易理解的方式还之于民。还之于民的文化，才能根牢蒂固，才能更加茁壮地生长。“我们今天强调民族文化的保护，不能单单聚焦在保护各个级别的‘非遗’项目，而应关注民族的文化整体，过去那些好的民风民俗、艺术乃至语言，也是我们民族团结进步，我们社区和睦幸福的精神支柱。同时，在传承上，也应有每一代人的创新。”“文化如一条河流，不可能静止在某个历史时期，每个时代的文化都会发生变迁，最关键的是不管怎么变，每个时代的文化都应该能保持吸引人的魅力，这样就需要在传承上有创新，有原创。我希望当代居住在丽江古城的年轻的丽江人，能够齐心协力，致力于营造出当代新的古城文化魅力。”杨福泉说。郭家骥——“发展中各民族相互依存”如今，本可退休的郭家骥仍在民族研究工作领域发挥着余热。“费孝通先生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老先生以‘志在富民’为终身学术追求，他直到耄耋之年，仍然在‘行行重行行’，为边区开发、小城建设和全国一盘棋发展殚精竭虑，贡献智慧和力量。”郭家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郭家骥致力于生态人类学研究，此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关系也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30多年来，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兴趣，我做过好几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上述提及的三方面研究领域，相互之间的联系其实是分割不开的。”随即，郭家骥向记者讲述了一个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族和傣族发展的故事。“曾经，居住在西双版纳山区的基诺族因地制宜地选择和发展了‘刀耕火种、有序轮作’为主的山地农耕方式，而居住在坝区的傣族则以种植水稻为主。两个民族以一业为主、多业辅助的多样化生计方式，在确保各民族千百年来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构建了山区与坝区之间优长互补、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如今在郭家骥的相关学术研究中，还包括未来两个民族的发展。他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山区和坝区民族的发展也十分迅速，民族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在郭家骥近40年的民族研究工作中，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这位年近七十、大半辈子都奉献给民族工作研究的学者告诉记者，“云南是边境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在云南的社会关系中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转载请注明来源《民族时报》

民族学兴起于西方，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20世纪引进到中国民族学作为一门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大约于19世纪中叶在西方兴起。20世纪初年，西方民族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民族”一词也在这一时期广泛使用开来。但当时尚无“民族学”这一名词，用的是“民种学”或“人种学”。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民国元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内，列有人类学及人种学但当时仅有北京大学一校设有人类学课程。陈映璜在北大讲授此课，并于1918年出版《人类学》一书。蔡元培留学德国时，专习民族学三年，回国任北大校长后，设人类学讲座。这是民族学在我国教育中的萌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学在中国的正式诞生是1926年的事，其标志是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192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内专设民族学组，自兼主任，开始组织有关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活动。1930年和1934年，他还分别发表《社会学与民族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两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民族学的见解，从而成为我国民族学有远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除了中央研究院内设置了民族学研究机构外，中山大学也于1927年设立了人类学组，探究民族问题。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等校都设置过民族学课程。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当时教育部规定通用的民族学课本，产生了较大影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大学还设立了人类学系。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则设立了边疆政治系，均开设民族志、民族史和民族学方面的课程。在整个民国时期，民族学常常与人类学纠缠在一起，有时简直是实同名异。这并不奇怪，因为它最初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后来独立了出来。近现代的英、美等国，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接近，这种情况自然也影响到民国。与此同时，和社会学、民俗学甚至文化学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像杨堃、杨成志、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都是这几个学科的著名学者。这几个学科在民国时期往往都以民族研究为其重要内容，一方面对民族学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对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产生了某种消极影响。我国第一个民族学学术团体，是由杨型等人发起、成立于1934年的中国民族学会。会员的论文主要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民族学研究集刊》上发表。《民族学我国第一个民族研究集刊》创刊于1936年，是我国最早以民族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刊物。到1948年为止，一共出版了6期，刊登了不少关于民族学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的专题论文。抗战爆发后，学会会址西迁，1938年由会员创办《西南边疆》月刊在昆明出版，1941年会址移到成都。这期间出现了许多研究民族问题的机构和刊物，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人类学集刊》和《人类学丛书》；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出版《边政公论》和《边疆通讯》；中国边疆学会出版《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出版《边疆研究》和《边疆》；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出版《民族学论文集》；边事研究社，南开大学文科研究院，金陵大学边疆社会研究室，贵州边疆文化研究会等分别出版有《边事研究》、《边疆人文》、《边疆研究通讯》、《边锋旬刊》和《边锋月刊》等。外文刊物则有华西大学边疆研究学会编辑出版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民国民族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缺乏独立建树，主要是介绍和传播西方民族学一些学派，如进化学派、历史学派、法国民族学派、英美功能学派的有关学说。并在西方学说的指导下，从事民族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工作。蔡元培是进化学派学说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传播者。孙本文和黄文山均受教于美国著名人类学和民族学家鲍亚士，在传播英美历史学派方面贡献较大，特别是黄文山，曾编辑《民族学研究集刊》，所著《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一文较有影响。北平辅仁大学为传播德奥历史学派的中心，该校教务长德国人雷冕主讲民族学，所用课本即为《文化史学的民族学方法概论》。属于历史学派的中国民族学者还有陶云逵、戴裔煊、吴泽霖等人。他们三人均曾以文化圈理论为指导进行研究，代表作分别为《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僚族研究》、《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杨堃、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徐益棠、卫惠林、胡鉴民，为法国民族学派在中国的著名代表。特别是杨堃，在传播此派的理论方面贡献尤大。所著《人类学大纲》、《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学与历史学》、《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法国民族学运动之新发展》、《民人学与民族学》，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论著。杨堃早年留学法国，1930年前后曾在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进修，回国后担任过云南大学社会学主任等职，除以上提到过的论著外，他的其他著述还有《灶神考》、《甘肃土人的婚姻》等。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也都是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凌纯声的主要著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与芮逸夫合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杨成志的代表作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徐益棠著有《雷波小凉山之倮民》一书。卫惠林和胡鉴民则进行过高山族和羌族的调查。这一派人数虽然不少，但比较分散。功能学派在民国以燕京、清华、云南三所大学为基地，力量较为集中。代表人物为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田汝康等。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始用功能观点进行民族调查，出版了不少著作。代表作有费孝通与王同蕙合著的《花兰瑶社会组织》，林耀华著的《凉山夷(彝)家》，田汝康著的《芒市边民的摆》等。此派在国际上曾产生过一定影响。看完文章后，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积极留言评论。

11月21日—22日，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主办、内蒙古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20年年会在内蒙古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研究会会长巴特尔书面致辞。国家民委副主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勇，自治区副主席郑宏范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巴特尔在致辞中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本次年会以“人类学民族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体现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使命和担当。今年以来，研究会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围绕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积极开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形成了高质量成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巴特尔强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未来5年乃至15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研究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联系和团结广大专家学者，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做出更大贡献。赵勇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扎实开展新时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努力把研究会建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索者、推动者、践行者。郑宏范指出，内蒙古作为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多年来坚定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方针政策。新时期，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探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希望进一步深化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的交流合作，推进民族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次年会共设19个专题论坛，以线下线上形式召开，200余人参加线下会议，300余人参加线上会议。会议决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21年年会由暨南大学承办。(记者 刘志贤)

会议现场。2018年9月26日，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建所60周年大会暨中国特色民族道路与新时代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全国政协马飚副主席专门致电表示祝贺，全国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王伟光发来贺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谢伏瞻发来贺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李培林做重要讲话。国家民委专职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张京泽，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局副局长路晓峰出席讲话。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50多所大学、科研院所和相关出版机构，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各职能部门与研究机构的领导、嘉宾、专家学者到会祝贺。与会嘉宾首先参观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图片展，观看了影视人类学研究室专为庆祝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制作的专题影片《美美与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影志》。成果展、影像志展出和播放了一大批珍贵的档案资料，展示了民族所专家学者深入田野调查研究的纪实影像，记录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不平凡的60年。民族学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建所后，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调查等重大工作，主要负责组织编写完成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奠定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民族所又主持开展了两次全国规模的民族大调查，围绕国家民族工作的重点，包括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进行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深入研究与阐释；为适应民族工作的新形势，还积极参与建设西藏、新疆等重点智库，做专门研究。在服务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事业基础上，民族研究所先后涌现出众多耳熟能详、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和专家学者，如包尔汉、翁独健、牙含章、费孝通、傅懋勣、王筠、秋浦、黄静涛、杨堃、王静如、冯家昇、金鹏、柳陞祺、刘荣焌、陈述、罗致平、王森、罗季光、李有义、喻世长、王辅世、刘尧汉、照那斯图等；一批批中青年学人在研究所浓厚学术氛围的滋养下不断发展，成长为学界中坚和骨干人才。同时产生了一批学术上具有开创性，在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如《中国民族史》（8卷本）、《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丛书）、《中国民族发展报告》（蓝皮书）等。建所6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领域涉及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世界民族问题等诸多学科，具备多学科、综合性的学科体系和结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承担重要使命，具备鲜明学科特色的研究所。该所还主办了《民族研究》《民族语文》《世界民族》等国家级核心期刊，以及主打学术走出去的《人类学民族学国际学刊》，管理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和9个国家一级学会，建立了3个院属研究中心，担当着中国民族研究学术重镇的重要角色。谢伏瞻在贺信中，充分肯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60年来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赞扬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紧紧围绕我国民族问题、民族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推出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涌现了一批知名专家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为繁荣发展民族学研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谢伏瞻院长指出：新时代民族研究事业任重道远、使命光荣。为此，希望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为根本遵循，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关切，聚焦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实现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等重大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战略性、综合性研究，提出有理论厚度和实践价值的对策建议，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为实现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做出新的贡献。李培林的讲话，从百余年来民族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角度，强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学术传承和历史使命。他指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由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伴随着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艰难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学人类学不仅为认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也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社会和历史调查，为确认和保障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社会中的平等地位提供了客观依据，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现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共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包括民族所在内的人类学民族学界，围绕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现实问题，努力探索符合民族地区生态、人文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为推动民族地区全面脱贫，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李培林希望民族所的同仁和与会专家学者，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在学术前辈筚路蓝缕、辛勤耕耘所打造的学术百花园里，再接再厉，不断开拓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张京泽代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民族大学致辞。他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中央民族大学的特殊的渊源，双方紧密联系，共同致力于我国民族研究事业。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二次和2010年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调查研究中，中央民族大学师生广泛参与，成为调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60年来，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同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培养、教学科研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在六十载的精诚合作，一甲子的紧密联系中，中央民族大学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展望未来，在“双一流”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等制度政策的支持下，希望双方继往开来，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为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事业做出新的贡献。王延中所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致辞。他全面回顾民族研究所60年的成长发展历程，总结民族所持续开展民族调查、努力打造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学术殿堂、加强民族研究领域重要智库建设、加强学科基础和学术传播平台建设、培养民族研究专门人才等方面的工作，以及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王延中代表民族所全所同志对党中央、中央有关部门、院党组的亲切关心关怀，对院职能部门和院兄弟单位的支持帮助，对中央民族大学等各有关单位的密切合作和大力支持，对所有关心关注民族所发展的各界朋友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由衷的敬意；代表所领导对为民族所发展建设呕心沥血、做出贡献的所有员工尤其是老领导、老前辈和老同志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最后，他还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坚持以党和国家关心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问题为主攻方向，认真学习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究的重大意义，以及落实加快中国特色民族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学术话语、话语体系创新等方面，对民族所的未来工作设想做了汇报；并向民族所全体同仁提出，把谢伏瞻院长贺信强调的研究重点落实到位，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为根本遵循，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建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坚强阵地，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切实发挥好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为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增强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做出更大贡献，努力培养一流人才，多产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且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一流科研成果，促进新时代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事业繁荣发展。大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和专家学者，在会议几个阶段的主旨发言和自由发言中，热烈祝贺民族所建所60周年，畅谈交流60年来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成就和经验，以及未来的工作目标与发展前景。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方勇、所长王延中、副所长尹虎彬分阶段主持，民族所全所员工、离退休人员和各界嘉宾近300余人出席了大会。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民族研究相关单位发来信函对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表示祝贺。

会议现场。2018年9月26日，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建所60周年大会暨中国特色民族道路与新时代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全国政协马飚副主席专门致电表示祝贺，全国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王伟光发来贺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谢伏瞻发来贺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李培林做重要讲话。国家民委专职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张京泽，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局副局长路晓峰出席讲话。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50多所大学、科研院所和相关出版机构，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各职能部门与研究机构的领导、嘉宾、专家学者到会祝贺。与会嘉宾首先参观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图片展，观看了影视人类学研究室专为庆祝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制作的专题影片《美美与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影志》。成果展、影像志展出和播放了一大批珍贵的档案资料，展示了民族所专家学者深入田野调查研究的纪实影像，记录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不平凡的60年。民族学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建所后，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调查等重大工作，主要负责组织编写完成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奠定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民族所又主持开展了两次全国规模的民族大调查，围绕国家民族工作的重点，包括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进行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深入研究与阐释；为适应民族工作的新形势，还积极参与建设西藏、新疆等重点智库，做专门研究。在服务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事业基础上，民族研究所先后涌现出众多耳熟能详、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和专家学者，如包尔汉、翁独健、牙含章、费孝通、傅懋勣、王筠、秋浦、黄静涛、杨堃、王静如、冯家昇、金鹏、柳陞祺、刘荣焌、陈述、罗致平、王森、罗季光、李有义、喻世长、王辅世、刘尧汉、照那斯图等；一批批中青年学人在研究所浓厚学术氛围的滋养下不断发展，成长为学界中坚和骨干人才。同时产生了一批学术上具有开创性，在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如《中国民族史》（8卷本）、《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丛书）、《中国民族发展报告》（蓝皮书）等。建所6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领域涉及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世界民族问题等诸多学科，具备多学科、综合性的学科体系和结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承担重要使命，具备鲜明学科特色的研究所。该所还主办了《民族研究》《民族语文》《世界民族》等国家级核心期刊，以及主打学术走出去的《人类学民族学国际学刊》，管理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和9个国家一级学会，建立了3个院属研究中心，担当着中国民族研究学术重镇的重要角色。谢伏瞻在贺信中，充分肯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60年来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赞扬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紧紧围绕我国民族问题、民族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推出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涌现了一批知名专家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为繁荣发展民族学研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谢伏瞻院长指出：新时代民族研究事业任重道远、使命光荣。为此，希望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为根本遵循，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关切，聚焦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实现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等重大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战略性、综合性研究，提出有理论厚度和实践价值的对策建议，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为实现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做出新的贡献。李培林的讲话，从百余年来民族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角度，强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学术传承和历史使命。他指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由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伴随着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艰难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学人类学不仅为认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也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社会和历史调查，为确认和保障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社会中的平等地位提供了客观依据，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现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共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包括民族所在内的人类学民族学界，围绕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现实问题，努力探索符合民族地区生态、人文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为推动民族地区全面脱贫，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李培林希望民族所的同仁和与会专家学者，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在学术前辈筚路蓝缕、辛勤耕耘所打造的学术百花园里，再接再厉，不断开拓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张京泽代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民族大学致辞。他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中央民族大学的特殊的渊源，双方紧密联系，共同致力于我国民族研究事业。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二次和2010年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调查研究中，中央民族大学师生广泛参与，成为调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60年来，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同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培养、教学科研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在六十载的精诚合作，一甲子的紧密联系中，中央民族大学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展望未来，在“双一流”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等制度政策的支持下，希望双方继往开来，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为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事业做出新的贡献。王延中所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致辞。他全面回顾民族研究所60年的成长发展历程，总结民族所持续开展民族调查、努力打造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学术殿堂、加强民族研究领域重要智库建设、加强学科基础和学术传播平台建设、培养民族研究专门人才等方面的工作，以及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王延中代表民族所全所同志对党中央、中央有关部门、院党组的亲切关心关怀，对院职能部门和院兄弟单位的支持帮助，对中央民族大学等各有关单位的密切合作和大力支持，对所有关心关注民族所发展的各界朋友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由衷的敬意；代表所领导对为民族所发展建设呕心沥血、做出贡献的所有员工尤其是老领导、老前辈和老同志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最后，他还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坚持以党和国家关心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问题为主攻方向，认真学习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究的重大意义，以及落实加快中国特色民族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学术话语、话语体系创新等方面，对民族所的未来工作设想做了汇报；并向民族所全体同仁提出，把谢伏瞻院长贺信强调的研究重点落实到位，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为根本遵循，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建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坚强阵地，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切实发挥好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为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增强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做出更大贡献，努力培养一流人才，多产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且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一流科研成果，促进新时代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事业繁荣发展。大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和专家学者，在会议几个阶段的主旨发言和自由发言中，热烈祝贺民族所建所60周年，畅谈交流60年来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成就和经验，以及未来的工作目标与发展前景。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方勇、所长王延中、副所长尹虎彬分阶段主持，民族所全所员工、离退休人员和各界嘉宾近300余人出席了大会。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民族研究相关单位发来信函对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表示祝贺。

本文乃作者童哥聊文化原创，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从事科学研究，最起码的是要尊重事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进行分析研究。当然这种研究成果何时发表适宜是应当考虑的，但那属于另一个问题。 对于邻国内部的民族关系也是同样。我们既不能在两国关系友好时，就说它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民族关系就是好的。也不能在两国关系不太好时，就说它推行了大民族主义，强制同化小的民族。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从历史上看，各民族在相互交往中必然是彼此发生影响，而发展先进的民族比发展浴后的民族影响又要大得多。民族关系马克思甚至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可见这里面亚无强制，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反而被先进的被统治民族所同化了。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在孝文帝元宏执政期间，从接受中原地区先进的汉文化入手，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变俗迁洛、 改官制服、改姓通婚、禁绝胡言等等，就曾大大促进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马克思满族期间，他也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汉文化，连他固有的语言文字倒反而弃置一旁了。先进影响落后，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规律。也有相反的另外一种情况。我在内蒙西部地区接触了一些被蒙古化了的汉人，由于他们在当地居于少数，他们在蒙古人的包围中，住的是蒙古包，穿的是蒙古服，吃的是蒙古饭，讲的是蒙古话，和蒙古人完全一样，也自称为蒙古人，可是他们的祖先却是汉人。日本人也有被鄂伦春人化了的例子。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原来在北安地区从事开发工作的岩间典夫，因流落鄂伦春人部落而被收养。多年以来他和鄂伦春人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不仅学会了一手打猎的好技术，并且熟悉鄂伦春人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以后他又娶了鄂伦春的女子为妻，生儿育女，扎下了根。现在他在各方面都已经是鄂伦春化，如果不经人特别指点，谁也很难想到他原来竟是一个日本人。满族上述这些只在于 说明一点，就是在分析邻国内部的民族关系时，要很好地区分哪些是自然增长的因素，哪些是强制同化的因素，如果不加区别，把一切都说成是强制同化，那就是实用而不是应用了。 世界民族研究，无疑应当注意到它的科学性。不讲究科学，这种研究是不会有生命力的。但与此同时，在研究中又要注意政策，不注意政策，同样容易犯错误。但这又不能等同于政策研究。通过对世界民族多方面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我想我们是有可能为党和国家制定政策提供直接依据的，这应当看作是我们一项光荣的职责。第三，研究世界民族其意义尽管如此重要，可实际开展起来，还是存在着很多困难的。比起研究国内的任何一个民族，其困难是远远地大得多。世界民族首先是我们的主观力量还比较薄弱。就全国范围来说，民族学的研究队伍，比起过去虽有了成倍的成长，但与所担负的任务相比，仍然是很不相称的。面对世界上两千多个民族，就更感如此。因之这方面存在人力不足的困难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其二是在材料的掌握上还存在着困难。现在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大多都是国外提供的东西，我们把它接受过来，这当然是了解情况的一个捷径。但仅仅凭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来搞研究是有着很大局限的，搞得不好，甚至会闹出笑话。要认为类似笑话我们一定不会闹。凡研究一个问题，不掌握材料的总和，则据以作出的结论就难免片面。民族中国如果材料来源根本错误，则所作结论一定不会正确。因之我们对于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一定要经过审慎的检验。孟子早就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重要的问题是能直接掌握第一手的材料，而这就需要到国外一些民族中去进行实地的调查，并在调查过程中增加实际的体会。目前我们限于条件，还很难有较多的人到国外一些民族中进行调查。将来即使局面打开了，有较多的人能到国外民族中去进行考察了，短期考察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要把各个民族中比较复杂的问题搞清楚，没有长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将是难以做到的。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暂时难以完全克服的一个困难。困难重重还要搞，而且世界很多国家也都在搞，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竞争和比较，看谁掌握的材料更多，看谁的研究水平更高。国外一些民族面对这种情势，我们除了在现有条件下设法尽可能掌握较多的材料而外，还有一个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有较多的便利条件，在这方面，我们比国外有些学者比较地占有优势。据我所知，国外有些学者的工作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他们为了调查了解一个民族，可以在那里生活若千年，不仅熟悉当地民族的风土人情，甚至还学会了当地民族的语言，他们是掌握了很多第一手材料的。如果稍感不足的话，是其中有些人缺少马克思主义这一有力武器，用以分析手头所掌握的材料，因而也就不能从这些材料中引申出科学的结论。我们能不能避免他们的弱点，发挥我们的优势呢？如果能够做到这点，我们就可以在世界民族这一领域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将来条件改变了，直接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越多，则这种研究成果将会越来越显着。最后，我还想讲一个思想，就是要想研究古代，就必须首先了解现代，只有对现代有比较多的了解，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古代。同样，要研究外国，首先要了解中国，对中国一无所知，对外国也是研究不好的。为什么研究古代一定要对现代有所了解呢？理由很简单，因为现代是古代的一个发展。古代社会早就过去了，但在现代社会里却还保留着一些残片。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它当然不同于封建社会，更不同于奴隶社会，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却还残留着过去阶级社会的一些东西。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封建主以及奴隶主的剥削有着历史的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因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而兴起的罢工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奴隶或者农民的起义有着历史的联系，资产阶级的尔处我诈、嗜血如命和奴隶主、封建主的残酷成性也有着历史的联系。参考资料《中国民族文化》

在我国民族研究领域里，他是领军人物之一。在教育事业中，他是"立德树人"的楷模。从教34年以来，他为民族学及藏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民族教育事业和民族团结作出了突出贡献，深受同学们爱戴。他是四川大学2020年立德树人奖获得者代表——历史文化学院石硕教授。石硕，1957年10月出生于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藏族历史、宗教与社会，藏彝走廊，康藏历史与社会，西南民族史，汉藏关系史等。勇于创新 甘于奉献从教数十年，石硕学术成绩斐然，尤以治学严谨、功力扎实在学界广受好评。他先后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10余项，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了11部学术专著，在西藏与中原关系研究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开拓与推动了藏彝走廊研究，在青藏高原碉楼领域取得领先性突破，在康藏史研究领域居国内领先地位。其研究成果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6项、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6项，并荣获全国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和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3项。成果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2019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学术成果在藏族史、汉藏关系史、藏彝走廊研究、康藏史、青藏高原碉楼研究等领域居学科前沿。石硕长期致力于藏学和民族史研究人才的培养，组建了由中青年学者组成的"四川藏区历史文化与现状研究高水平团队"，并取得优秀成绩。2019年，为响应国家号召，给中青年学者提供更好的科研平台和发展空间，石硕接受学校委托，积极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申报工作。面对十分激烈的竞争，石硕全力以赴。最终，学校成功入选首批四部委批准建立的全国10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为学校在学术创新、人才培养上增添了一个新的国家级社科平台。追求真理 立德树人甘为年轻人发展架桥铺路的石硕，在同学们心中，是一位热爱学术、充满关怀的学者。他时常教导学生要把学术当作一种信仰来对待，把做学问作为追求真理的长期过程。"尽管石老师从事藏学研究数十载，取得的成绩令人钦佩，但在课堂内外探讨藏学，石老师依然小心谨慎，无论教书还是著书，没有材料根据，老师从不随意发挥。当我问老师民族研究最为重要的诀窍是什么，老师十分认真地告诉我学术研究没有诀窍，'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就是唯一'诀窍'"，石硕教授的一位藏族博士生曾这样说道："用材料说话是最为朴素的学术研究准则，也是帮助我们形成踏实、认真、靠谱的学风和做人准则的基本途径。"虽科研任务和学术活动繁多，石硕仍十年如一日，将上课视为头等任务。他对待教学极为认真，常常结合自己的研究案例和研究心得向学生介绍学术前沿问题，融方法、视野、材料和逻辑于案例讲授之中，教学内容生动、扎实，引人入胜。此外，石硕尤其注重学生人格的培养，"一位优秀学者首先应该具备高尚人格，踏实、认真、严谨、负责等精神不仅是治学理念，同时也是为人准则"，在他看来，教师是一门崇高的职业，对待学生要做到无私奉献。石硕通过他的循循善诱和身体力行，培养出一批科研能力强、道德水平高、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学术人才。培养民族学生树立家国情怀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石硕，对藏族人民和藏文化有深厚情感。"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从事民族研究，有一个基本底线和使命——要让你的研究成果能够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他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对多类型、多语种材料的综合运用，积极引导汉藏同学相互学习、紧密合作，在汉藏同学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情感纽带。担任教育部民族学类本科教指委副主任委员、民族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的石硕，还积极致力于民族教育事业。每每外出讲学，石硕总能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年轻学子。担任博导以来，石硕培养了52名博士和24名硕士，指导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各10余名，其中不少都是藏族、羌族、蒙古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学生。他在平日里对学生们十分关照，也深受少数民族学生的爱戴。他培养的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毕业后大多回到家乡，从事教育科研等工作，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积极力量。素材来源四川大学

回顾2020年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可概括为一句话：挑战与机遇并存。新冠病毒肆虐无疑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面对挑战，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沉着应对，各族人民更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为民族心理学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使得民族心理学研究在2020年有了较快发展，并呈现出诸多新的研究主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主题之一。2020年11月，中国心理学会民族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在广西桂林举办了学术年会，主题即为“从民族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铸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民族心理研究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李静分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与现实基础，提出中华民族形成经历了古代的“自在”、近代的“自觉”和现阶段的“自为”三个阶段，“自为”阶段的特征是中华民族在共知共觉基础上通过努力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她还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途径：共同认知是基础和开端，共同情感是纽带，共同思维起整合与凝结作用，共同记忆是基因。陈立鹏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学因素，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和核心在于增强中华民族认同，一是要尊重不同年龄段群体的心理发展特点，二是要认识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三是要消除民族偏见，建立积极的群际关系。胡平等人从心理空间生产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认为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抽象转化为具体可见的表征语义符号，镶嵌到心理空间中；将共同体意识与心理动力相结合，与知识更新和情感体验相结合，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学校应建设丰富完善的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物理空间，多民族平等包容的人际空间，系统、全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空间，更生动和更深刻的体验空间。梁静等人归纳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本质：认知本质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正确表征与理解，情感本质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价值判断基础上的情感体验与心理倾向，行为本质是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机与自觉主动的外显行为。跨民族友谊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有重要作用。跨民族友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有三：认知路径包括认知符号建构和心理认同实现，情感路径包括发挥积极情感和调节消极情感，行为路径包括各族人民互动增加、交往交流交融渠道增多。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主题之二。青觉和吴鹏认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性工程。作为我国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有特殊意义。它不仅推进各民族成员平等有序的政治参与，也有助于实现各民族的经济整合与共同发展，为各民族文化的黏合通融提供必要平台。王启涛总结中国历史上的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经验，认为通用语言文字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字为基础，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众多使用人口；它经过不断规范化、标准化发展而来，通过字典辞书进行普及，通过学校学习经典文化获得。朱碧波论述边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面临的挑战，认为应倡导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优先性，在公共事务领域凸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导性。郎玉鸽探讨加强西部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路径，认为可从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助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加强双语教师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长效管理机制等途径有效展开。李婕和杜秀丽研究新疆少数民族乡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学历较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能力弱、技能少、走不出乡镇，乡镇内语言环境相对单一。王世友探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中语言环境创设的途径与方法，指出农牧区寄宿制小学的汉语环境有特殊性：语言环境封闭；语言环境总量固定；汉语和藏语双语共存；以自我营造的汉语环境为主，自然汉语环境缺乏。学校应为学生创设有声的语言环境、有形的语言环境、声形兼备的语言环境。王洋对新疆基础教育阶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实施现状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王燕和贾圣驹对预科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中新词语课堂教学进行了探究。严秀英等人调查发现，义务教育阶段98%以上朝鲜族学生达到汉语水平考试三级及以上水平，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普及率和效果全国名列前茅，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母语平衡发展。民族语言心理是主题之三。陆俭明和马真通过实例证实句法受社会心理制约，不同民族心理呈现不同语句表达式。高晓雷等考察藏语阅读中中央凹词频效应及对副中央凹预视效应的影响。伊力扎提·麦麦提等人研究不同文字阅读障碍儿童的视知觉加工特征，发现属于表意文字的中文阅读障碍儿童存在视知觉加工落后，属于浅正字法的拼音文字维吾尔文阅读障碍儿童存在语音加工落后。买合甫来提·坎吉等人探讨新疆维吾尔族小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声调意识发展，发现三年级基本成熟，六年级达最高水平。四种声调习得难易顺序为：一声最易习得，其次是四声、三声，最难习得的是二声，有必要尽早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和声调训练。张积家等人考察彝族、白族和摩梭人亲属词性别概念加工中的空间隐喻与重量隐喻，揭示了隐喻的文化性和差异性。汪新筱等人考察朝鲜语敬语词加工中的空间隐喻和重量隐喻，为语法的隐喻效应提供重要证据。郭人豪等人研究新疆和东北的锡伯族，发现多语多文化对人的认知转换功能有积极影响。崔占玲等人考察熟练掌握藏—汉双语者的符号数字表征，发现三种符号数字词汇独立存储，语义共同存储。伍丽梅等人考察华语政策及族群身份对来华留学生语言态度的影响。董绍桂等人考察语言表述对彝族中学生的道德决策的影响，发现在母语表述下，道德决策倾向于道义论，在方言和普通话表述下，道德决策倾向于功利主义。刘帝欣等人发现，民族语言能够更好地诱发民族表象生成。民族情绪心理是主题之四。盛静和陈俊等人发现，藏族小学生特质共情发展关键期为11岁左右，民族身份影响藏族中小学生的疼痛共情。胡平和邝贝贝考察汉族、傣族、景颇族儿童的情绪感染、情绪调节和情绪体验，发现不同民族儿童的情绪体验等存在差异，说明情绪过程既有普遍成分，也有文化特异成分。苏欣悦等人考察了维吾尔族、汉族小学生家庭教养方式对情绪智力的影响。刘帝欣等人考察了蒙古族大学生民族依恋与学业适应性、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简佩玲等人考察了宁夏大学生内群体偏爱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马杰等人考察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群际接触、民族认同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民族教育心理和民族社会心理是主题之五。尹可丽等人采用拼图教室法，让汉族、傣族和景颇族青少年结成同伴，以学、讲本族故事，听他族故事方式传递文化社会化信息，发现听同伴讲民间故事能够缩短青少年与其他民族的心理距离，增进多民族心理融合。杨伊生等人发现互依型自我构念影响文化依恋，民族本质论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关宇霞等人发现，人格的情绪稳定性和宜人性、母语水平、家庭民族结构和父母文化程度影响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何伟等人考察了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模式及培养。李雅宁等人考察了民族互嵌关系格局下民族信任的社会机制。吴晨雪以中央民族大学锅庄舞为例考察了互动仪式空间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黄伊琳等人考察了社会文化及认知方式对前瞻记忆的影响，发现维吾尔族学生在分析性加工下前瞻记忆水平更高，汉族学生在整体性加工下前瞻记忆更好。覃馨慧等人考察了新冠肺炎疫情下计划打断对低收入群体致富动机的影响。冉晓萌等人考察了工作记忆在藏族高中生数学问题解决中的作用。周泓等考察了傣族高中生英语学习策略与英语学习焦虑的现状及关系。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不足。受疫情影响，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均受到限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研究由于起步较晚，理论探讨多，实证研究少。相信在未来，这些短板能够补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积家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