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研究所

“中国多民族作家叙事话语体系建设”学术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青年报客户端12月9日北京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聂北茵)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出一批高质量精品力作，推动新时代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繁荣发展，今天上午，“中国多民族作家叙事话语体系建设”学术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作家文学研究室和《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共同举办。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朝戈金致辞，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李进锋做总结发言。作家文学研究室负责人杨霞（丹珍草）研究员主持会议。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安徽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中国作家协会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就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 民族交流与融合以及中国多民族文学经典与双语创作、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女性文学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多民族文学交融发展的历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民族作家，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对加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研究经典作家的同时，要自觉树立多元一体的历史观、文化观、国家观，着力塑造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与共同体认同。据介绍，作家文学研究室是民族文学研究所2020年新设成立的研究室，主要致力于建构中国多民族作家叙事的话语体系，开展相关文学理论和批评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作家文学研究室的成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积极回应时代需求，不仅有利于民族文学研究所学科布局的进一步优化，更有利于打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与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视域，以全新的范式与方法，推动民族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融合发展，在更大程度上还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学史发展格局，为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自己的贡献。作家文学研究室、《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文字研究中心为此次研讨会承办单位。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12月29日，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内蒙古大学现代蒙古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民国时期蒙古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内蒙古大学举行。内蒙古大学副校长额尔很巴雅尔教授出席并致辞。会议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副院长额尔敦哈达教授主持。来自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社科院、内蒙古文联、西北民族大学、赤峰学院、呼伦贝尔学院和河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民国时期蒙古文学研究的学者以及研究生60余人参加了会议。开幕式上，内蒙古大学现代蒙古文学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内蒙古大学社科处副处长达胡白乙拉教授宣读批复文件。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吴英喆教授宣读学院聘任决定，乌日斯嘎拉教授被聘为中心主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额尔很巴雅尔教授为中心主任乌日斯嘎拉教授颁发了聘书。中心主任乌日斯嘎拉教授向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塔亚、德力格尔、策·朝鲁门、宝音陶克陶教授以及中心特邀研究员陈岗龙、乌纳钦、叶尔达、额尔很巴雅尔、额尔敦哈达、塔亚、德力格尔、满全、策·朝鲁门、宝音陶克陶、其布日哈斯颁发了聘书。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朝戈金、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等发来贺信并赠送书籍。中心主任乌日斯嘎拉教授表示，他们将借助内蒙古大学现代蒙古文学研究中心平台，计划通过5年时间，与国内外专家通力合作，全面搜集、整理海内外民国时期蒙古文学史料，并进行系统研究，完成《民国时期蒙古文学史料汇编》、《民国蒙古文学编年史》等论著以及“民国蒙古文学史料数据库平台”。他认为，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民国时期蒙古文学研究与民间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相比，研究力量相对薄弱。目前，内蒙古大学现代蒙古文学研究中心的首要任务是全面收集和整理国内外留存的民国时期蒙古文学文献史料。本次大会共收到37篇学术论文，是一次国内民国时期蒙古文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蒙古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与会学者围绕论文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来源：内蒙古日报蒙文报（ID：nmgrbmengwenbao）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其乐木格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编辑：宁佳欢校对：钦柏 王智华声明：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日报》官方微信觉得不错 请点好看！

阎朝科(右)陪同闫国飞(中)、吴晓东(左)考察高庙遗址时留影。“最近社科院在建一个新的博物馆，你这些文字放到那里一展，多好的东西。中央最近发出多个文件，要让死的文物活起来，要弘扬和恢复传统文化，要提高民族的自信。什么是自信？你这些研究就是自信。我要争取王所长到这里来考察考察，要把你的研究成果推上国家的平台……”。11月25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纪委书记、研究员闫国飞在洪江市沙湾乡龙船溪考察本土高庙文化研究专家阎朝科的研究成果时表示。当天早上6点，慕名从北京赶到怀化的闫国飞、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宠杰，与从广西南宁赶来怀化的研究员吴晓东汇合，临时租用一台车几经辗转，赶往洪江市沙湾乡忠心村龙船溪“法老谷”，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土高庙文化研究专家阎朝科见面，一同进行高庙伏羲女娲神话传说课题的田野考察。闫国飞一行在龙船溪“法老谷”参观了阎朝科发现收藏的老屋场、升子岩“高庙文化石器边角料”，认真翻阅了阎朝科高庙文化研究成果一一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审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谁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八千年中华高庙太暤伏羲古国考》；由怀化市政府资助17万元、正在进行三校即将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谁是人类最早的文明——高庙太暤伏羲国哲学思想史考》；由常德市安乡县政府资助15万元、即将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谁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七千年汤家岗文明初探》和正在等待社会资助出版的《谁是人类最早的文明——高庙文字考》《谁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古埃及象形文 高庙古语词考》《洪江市沙湾乡忠心村龙船溪古埃及法老谷考》等专著。面对高庙文化研究成果和新发现的石器，专家们非常震惊和兴奋，闫国飞还拿出手机，对阎朝科的研究成果一一进行拍摄。在龙船溪“香梅山宿”陈列馆，闫国飞一行还听取了阎朝科关于高庙文化研究和伏羲女娲在高庙等系列研究成果介绍。一致认为高庙文化和古埃及法老文化特别相近，且有理有据。当天下午，闫国飞一行驱车赶往20公里外的高庙遗址考察，阎朝科现场介绍高庙遗址相关情况及自己的研究成果。闫国飞嘱咐课题负责人吴晓东，要结合高庙文化把课题做好。同时采纳了阎朝科关于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高庙建立研究基地，不断派出研究生和专家到现场进行研究的建议。他表示，回到北京后一定向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王巍推荐，把距今8000年的高庙文化推展出来。据了解，闫国飞一行此次考察高庙文化和沙湾龙船溪“法老谷”，缘于去年12月份阎朝科参加上海市社科联在华东师大举办的全国神话论坛年会上结识了吴晓东，吴晓东极力向民族文学研究所举荐阎朝科学术成就的结果。（记者 陈甘乐）

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学校于1962年招收研究生，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1984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1997年被批准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2004年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教育部“省部共建”大学，2012年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计划”高校（“一省一校”），2016年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一流大学建设支持高校，2017年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018年成为教育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合建高校。学校有拥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动物学2个国家重点学科，生态学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有18个自治区重点学科、8个自治区重点培育学科。有12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另有1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2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另有4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10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其中工程硕士含7个工程领域），7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生物学入选国家层面“双一流”建设学科，生物学、生态学、化学、民族学、中国语言文学（蒙古语言文学）、中国史入选自治区层面“双一流”建设学科。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坐落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前身是始建于1951年的绥远省高级工业学校。1958年在清华大学等支援下成立内蒙古工学院，曾隶属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部，1983年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93年更名为内蒙古工业大学。教育部留学生项目“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列入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二期）”支持院校行列，入选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CDIO工程教育联盟成员单位。学校现有5个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4个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试点专业，1个国家级校外大学生工程实践基地，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个自治区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4个自治区级重点建设专业，25个自治区级品牌专业。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由原内蒙古农牧学院和内蒙古林学院于1999年合并组建而成，是一所以农林为主，以草原畜牧业为重点的办学特色，具有农、工、理、经、管、文、法、艺等8个学科门类的多科性大学，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现设动物科学学院等22个院部（含职业技术学院）。2001年成为国家西部大开发“一省一校”重点支持建设的大学，2012年成为国家林业局（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省部共建”高校，2013年进入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支持院校行列。学校现有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3个、省部级重点学科23个，有自治区一流建设学科11个。现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0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4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8种。现有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79个，拥有国家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项目2个（含8个专业），有国家级特色专业7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个。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是一所以医学为主，集理学、管理学、工学、文学、法学于一体的多科性高等医药院校。学校成立于1956年，是新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当时隶属于国家卫生部，1958年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理。前身为内蒙古医学院，2012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内蒙古医科大学。2017年，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共建高校。2018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建立了能够同时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层次齐全的民族医学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现代医药学、中医药学、蒙医药学高等教育“三位一体”的办学特色。学校现有骨科、神经外科和普通外科3个国家临床重点建设专科，蒙医脾胃病科1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建设专科，蒙医学、蒙药学、伤寒学3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建设学科。临床医学学科连续两年进入ESI全球前1%。有中医学（蒙医学）1个自治区优势特色学科，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眼科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外科学（普外、骨外）和民族医学（蒙医学）5个自治区重点学科，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内科学（血液病）2个自治区重点培育学科。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创建于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学校，自治区重点大学，是具有鲜明教师教育和民族教育特色的综合性师范大学。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实践探索，现已成为自治区培养基础教育、民族教育师资和蒙汉兼通少数民族复合型人才的重要基地，是自治区中学教师培养中心、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基础教育与民族教育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学校也是国家及自治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培训基地、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自治区民族雕塑研究中心、专业艺术创作基地、人文社科普及基地，是自治区各类体育专业人才和全国八省区蒙古族体育人才、中国北方民族音乐人才、自治区美术、艺术设计教育人才培养基地，被社会誉为“民族教育的摇篮”。学校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个，硕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26个，硕士专业学位10种；具有硕士研究生免试推荐入学资格。学校拥有省部级科研平台30个，其中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14个、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3个、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含培育）3个、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4个、院士专家工作站2个、自治区协同创新中心1个、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3个。同时拥有自治区级科技创新团队7个、全国“人文社科普及基地”1个、自治区首批科普示范基地1个。内蒙古财经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坐落于首府呼和浩特市，始建于1960年，是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最早设立的财经类高校。经过58年的建设与发展，现已成为一所以本科教育为主、同时承担研究生培养任务，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理学、法学、工学、文学融合发展，具有鲜明地区和民族特色的财经大学。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统计学、公共管理5个一级学科，26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MBA（工商管理硕士）、MPACC(会计硕士)、MF(金融硕士)等10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56个本科专业，其中有27个专业设置蒙汉双语授课班；5个自治区级重点学科，2个自治区级重点培育学科，19个自治区级品牌专业，2个自治区级重点建设专业，49门自治区级精品课程；18个学院、1个直属教学部和5个教学辅助机构；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个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建设高校，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建高校。学校建于1953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最早的民族院校。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建高校。学校设有2个国家民委重点建设学科，即中国少数民族史（蒙元文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汉蒙翻译）。学校现有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共建的“新时代内蒙古三少民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批准的“内蒙古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等3个民族文化研究与传承平台。

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方面获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民俗学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尹虎彬研究员，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20年3月13日上午10时26分在北京去世，享年60岁。公开资料显示，尹虎彬1960年5月生于辽宁宽甸，朝鲜族。1982年6月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9月在该校攻读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7年6月获法学硕士学位。2000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刘魁立教授攻读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03年6月获法学博士学位。尹虎彬1987年7月至2014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历任助理研究员（1988）、副研究员（1997）、研究员（200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民俗学专业硕士生导师（2005）和博士生导师（2008）；先后担任民族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2000）、主任（2003）、所长助理（2004）、副所长（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主任（2011）；2014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纪委书记（201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主任（2015）。2015年1月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尹虎彬长期致力于学术建设，并兼任《民族语文》主编、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为广泛团结各学术领域专家学者，繁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俗学研究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尹虎彬的主要学术领域为民俗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他长期关注民俗学的前沿研究，致力于口头传统和史诗学的学科建设，成就斐然。他主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重大课题和国际合作项目多项。主要著作《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专著）、《故事的歌手》（译著）、《河北民间后土地祇崇拜》（专著）、《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转移》（论文）等学术成果在学界影响深远，并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近些年来，对于呼伦贝尔作家群，尤其是对于蒙古和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三少”民族作家群的文学研究，呼伦贝尔学院文学院教授王云介女士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在对蒙古和“三少”民族作家作品分析研读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的民族性、艺术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以及表现在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特质方面的文艺批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王云介教授在继2005年出版论著《呼伦贝尔作家研究》之后，2012年完成并于新近出版问世了学术著作《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为继老一代呼伦贝尔本土作家冯国仁、郭纯、刘迁和乌热尔图之后，较为系统地梳理研究呼伦贝尔地域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及其人文精神的中青年评论家之一。在阅读王云介教授的《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后，结合我国、我区少数民族文学现状，我想到了“民族文学”是否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并都可以笼而统之地称之为民族文学。第一种类型，是民族作家创作的本民族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少数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特质，如《蒙古秘史》《格萨尔王传》等，一般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或借用汉语言文字创作。王云介在《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介绍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大都是在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这一时期用汉语言文字创作完成的作品。如鄂温克民族作家乌热尔图创作的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表现在本民族情感、观念、心理等与他民族的细微差异，甚至于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活动、眼神、手势等，都是鄂温克人特有的动作和行为。鄂温克族作家凃志勇创作的小说《彩虹在远方》《悠远的牧歌》《最后的猎人》等，表现了独特的民族生活方式。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创作的小说《猎人之路》《阿美杰》《孤独的仙人柱》，就是以鄂伦春民族的艺术思维，逼真地再现了鄂伦春民族的独特生活、真实情感和心理活动。鄂伦春族作家空特勒创作的散文《鄂伦春人与自然之约》，把握民族文化特性，对民族个性进行了深沉思考。达斡尔族作家群中，萨娜创作的小说《你脸上有把刀》，阿凤创作的小说《遥远的月亮》，苏华创作的小说《牧歌》等。蒙古族作家群中，孛额勒斯的小说集《圆形神话》，海勒根那创作的诗集《一只羊》，包布仁的广播剧《尹湛纳希》，包群光创作的《甘迪戈和他的草原》等。从狭义上说，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这种反映描写叙述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类型的文学作品，应当属于纯粹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第二种类型，是其他民族（包括汉族）创作的非本民族文学作品。最典型的例子，是汉族作家迟子建创作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尽管有些少数民族作家对此颇有微词，但这毕竟反映的是他民族作家对另一个民族的认识和理解。处在当今开放包容的“地球村”和“互联网”时代里，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认知和理解，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只要有本民族的自我认知即可，也需要众多他民族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不同认知和理解，才能使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文学亦应如此。汉族作家姜兆文创作的描写蒙古历史的长篇小说《王爷的末日》等，也同样属于这类民族文学作品。第三种类型，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其他文学作品。这类作品的少数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特质并不鲜明，有些或多或少的带有少数民族的人文精神文化特质，有些仅仅因为作品的作者是少数民族作家而已，这类少数民族文学作家作品一般来说往往占据绝大多数。如满族作家袁伟冰创作的电影剧本《女绑架者》、小说《相约荒原》和《红毛》。剧本以故事情节取胜，小说比拟含蓄地关注了人与自然的生态文明。蒙古族作家包健美创作的小说《葵花儿》。还有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们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大都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类型中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如果不特意标明作者的民族身份，往往很难看出民族文学的痕迹，甚至于表现在作品中的思维模式、环境氛围、语言细节、行为习俗等人文特质与汉民族已无明显差别，基本融入中华汉文化大潮之中。这也表现为一个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在民族文化的空前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所具备的多重民族文化身份特征。王云介教授简单介绍品评的各类体裁、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大都是这类文学作品。也许从广义模糊的概念上说，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都可以算作是民族文学；但以狭义严格准确地讲，这类作品应该确切地表述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不然的话，所谓“民族文学”就有泛滥之嫌。例如，据有人考证，诗人李白有突厥人血统，作家曹雪芹是满族人，倘若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都称之为民族文学的话，那么，《李白诗选》《红楼梦》等，岂不也都算作民族文学不成？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只有当一部作品拿去其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作家的标签之后，仍能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立足和成功，才能真正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民族作家。简而言之，所谓特色的本土的民族文学，无不与这些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相联系，并具体地反应在少数民族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审美感受、生存状态与生活理想的方方面面，人终究是社会关系的产物。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说：“民族间存在的不同点，在文学上具有很高的价值。理解了自己民族的心理素质，同时与其他民族进行自觉的比较，发现她独有的光彩、韵味、力度，然后运用艺术的手段强烈地去表现。对此，我一直怀有很浓的兴趣。”乌热尔图做到了，他传达出了鄂温克人完整的声音；敖长福做到了，他真实生动地描写了鄂伦春民族独特的生活与情感；苏华做到了，对弘扬达斡尔民族文化做出了切实的努力；迟子建也做到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汉民族作家表达了对一个少数民族的认知和理解。这种自我的和相互的认知既各有利弊、又各有优势。“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写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说的都有道理。那么，什么是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民族性，如何艺术地表现民族性，如何避免民族文学的脸谱化、失语症和失真性呢？在2013年6月初召开的内蒙古第十六届“歌咏辉河、文泽索伦”三少民族文学笔会暨蒙文创作研讨上，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李敬泽在讲座中借用了一个案例。说的是一位外国作家创作的小说，故事情节大意是一位伊斯兰姑娘爱上了信仰其他教的小伙，在嫁给他的前一天夜里，她内心世界里充满着矛盾、纠结与挣扎，嫁给他就意味着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到底第二天嫁与没嫁，作家没有明说，故事就结束了。那么这位女孩到底纠结的是什么呢？是她能否放弃过去熟悉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民族性，李作家说，实际上这部小说深刻揭示反映的，就是个民族性的问题。北京作协签约作家郭雪波的讲座，对文学的民族性也有所涉猎。一言以蔽之，所谓的民族性就是一个民族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条条大路通罗马，民族性是个大课题，虽然文学的表现方式方法不同，但是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繁荣与发展，成绩令人瞩目；现实存在的不足、缺失与局限，有待进一步填补和提高；进一步培育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大有文章可做。首先，呼伦贝尔民族文学最值得赞誉的品牌与骄傲，当属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独树一帜，他的作品不仅走向了全国，也走向了世界，成为民族作家民族文学创作的最优秀代表之一。还有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等，均在一定范围内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作家群，并产生了为数不多的几位在全国、自治区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少数民族作家们的作品体裁丰富，题材形式多样，在追求艺术个性化、风格多样化方面做出了探索。尤其是对独特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以及正视生命、珍爱自然和关注生态等方面成为创作的亮点，成为构筑“呼伦贝尔文学”、“呼伦贝尔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其次，民族文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是少数民族文学的重大题材、包括历史题材创作有待进一步挖掘，民族文学研究、尤其是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与文艺评论相对薄弱，民族文学作家培养还需要更好的环境与土壤。王云介在绪论中提到：“当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已经使得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变得空前频繁和剧烈，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融愈发成为世界文化的整体特色，任何一个纯粹、静止、绝对的民族文化认同都是不切合实际的……需要放弃基于本质主义的观念并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用更加开放和宽容的态度来思考当代中国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这也是民族作家们需要客观面对和迎接的挑战。在现今如此开放包容的世界里，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在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大都存有被多数民族文化逐渐融合淡化的可能性，既保持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独立性，又不封闭、不拒绝文化交融，积极挖掘抢救少数民族文化，民族文学文化工作者任重而道远。最后，如何表现民族精神，提升民族文学，弘扬民族文化，需要民族作家和方方面面热心人士的努力与探索。王云介在绪论中谈到当今社会：“文化封闭状态不复存在，多元文化相互依存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世界文化的普遍性并存共进，构成呼伦贝尔文化的有机内容。”可见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也是个历史的、动态的、变化着的概念，都有一个自我发展形成、交流融合、创新变化的过程。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也许就是变化。一个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的普遍性，就是其特殊性，反映表现在其一部或众多的代表文学作品当中，就构筑形成为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学；中国56个民族各自人文精神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其中的普遍性，反映表现在中华多民族的代表作品当中，就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学的水准；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这种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特质，应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学家自立于世界文坛的重要支柱。据最新不完全统计，全世界范围内有1883个民族，其中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民族有354个，只占民族总数的18.8%，可见在世界范围内“少数民族”也真正的成为了“多数民族”，民族的多样性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涵。这里特别需要反复提到的是，民族文学创作中所应该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文化特质，是属于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民族的重要内质东西，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外在的标签而已。这种重要内质东西，反映在文学作品创作上，表现在人物的思维、行为、情感、语言和习俗等；反映在文学批评方面，体现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审美取向、社会认知的诸多不同；上升到哲学层次，就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王云介现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会会员，呼伦贝尔作家协会理事，呼伦贝尔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呼伦贝尔文学艺术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研究方向为呼伦贝尔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研究等。著有《强权下的微弱叹息——从中国文学史管窥女性独立意识》《论娜日斯的写作意识》《论鄂温克艺术的发源》和《蒙古族作家孛·额勒斯研究》等。这本《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绪论中以2万字的篇幅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现状、尤其是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回顾总结和归纳扫描，对这一时期呼伦贝尔蒙古和“三少”民族等大部分作家作品做了重点推介和点评，但是并没有涉猎呼伦贝尔近现代民族文学研究，对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之初这一重要时段的民族文学也没有做系统的挖掘和整理，使得学术论著基本限定在“改革开放30年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缺乏全方位的历史纵深，使得论著不够充分和完整。另外，往往对重点作家作品介绍的多，分析梳理和比较研究的还不够深入细致全面。尽管如此，面对文艺百花园里文艺批评之花相对凋零的当今，毕竟对于推进呼伦贝尔地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做出了积极切实的努力，况且呼伦贝尔民族文学研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期待着通过民族文艺批评的带动和提高，助推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为建设美丽与发展的呼伦贝尔做出积极贡献。（作者李喜恩系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管理局二级作家）

2021年4月8日下午，由中国收藏家协会指导、北京文化产业展示中心主办，中国楹联学会书画艺术委员会支持，北京国翼文化艺术研究院、北京微蓝时代品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承办的马汉跃作品收藏捐赠暨中国收藏文化大讲堂启动仪式在北京文化产业展示中心举行。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罗伯健，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文化艺术卷主编、著名画家马汉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艾克拜尔·米吉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学部委员包明德，全国人大代表、国际关公文化艺术促进会主席，第七届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马小平，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商泽军，中国价格协会艺术品价格委员会会长陈峻，中国经济传媒协会副会长黄文夫，华艺出版社原社长、海峡两岸杂志社副社长石永奇，北京文化产业展示中心主任裴小崴，北京瀚海拍卖公司当代书画部经理李卫，中国城镇化促进会三农建设委员会，民建中央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特邀委员闫博华，原二炮直工部政委张凤来，北京文化产业展示中心艺术馆负责人谷雨，巴基斯坦阿斯卡利银行北京代表处顾问、京骏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巴基斯坦国际经济特区中国驻办代表马小平，文化艺术国际网总裁总编张旭昇，信义原酿联合创始人、商务部电子商务专家组成员、中国晋商互联网产业促进会副会长苗玉瑞等近百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活动。2021年是全面贯彻“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落实中央关于2035年实现文化强国目标的关键期。以书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是炎黄文化走出国门、影响世界的标志，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主持人介绍说，儒家有自己独特的山水观，可称为“比德说”或“情志合一”说。所谓新儒学山水，其实是承载儒家“智仁”精髓的山水画艺术。作为新儒学山水画的首创者，马汉跃用画笔总结出新儒学山水观的核心：仁山智水，乐在其中。新儒学山水画不是千篇一律的反应美好品德与精神境界，而是启发每一个人不同的内心感受，释放个体的精神需求。因此对于“新儒学山水画”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理解，这也正是此次活动的意义所在，让更多的人了解、探讨新儒学山水画。谷雨致欢迎辞文创艺术馆负责人谷雨首先代表北京文化产业展示中心致欢迎辞，他表示，“文化+科技创新”、 “继承+集成创新”是北京文化产业展示中心的特色，这次主办山水之乐·马汉跃新儒学山水画作品展和中国收藏大讲堂就是对文化创新的最好实践，同时也对马汉跃首创的新儒学山水画表达了高度的肯定。马汉跃讲话马汉跃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对前来出席活动的各界朋友表示欢迎，对北京文化产业展示中心和中国收藏家协会以及各相关部门表示感谢。他表示，将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新的探索，将以更多更好的作品回报大众回报社会，他对今后的创作充满全新期待，他说，最满意的作品永远是下一个。罗伯健讲话“艺术当随时代。在收藏新时代，公众需要怎样的艺术？”中国收藏家协会罗伯健会长对新儒学山水画作出了高度评价，我们国家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其中儒家思想更是影响深远，马汉跃先生首创的新儒学山水画就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他用诗、书、画于一体的方式，用独特的色彩张力，表达出郁郁勃发的生命张力，弥漫着向上、向善、向美的时代气息，未来藏家所追捧的，也正是这种能代表新时代文化的作品。罗伯健会长发言结束后，代表中国收藏家协会，接受马汉跃捐赠山水《天地人和》，并为其颁发收藏证书。李卫讲话瀚海拍卖现当代部主管李卫则从拍卖市场的角度，分析新儒学山水画的艺术价值，对马汉跃书画作品的收藏和市场发展前景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包明德讲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包明德从绘画的主体精神谈到马汉跃的山水，那是得自传统的恪守绘画之道的、不为名利的精神。艾克拜尔讲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艾克拜尔·米吉提则从文化自信的角度，阐述了新儒学山水画的发展潜力。文以化人、画以载道，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儒学山水画，必将走出国门，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贡献力量。马小平讲话马小平主席对马汉跃的作品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马汉跃山水中充满了向善向美的力量。商泽军讲话著名作家、评论家商泽军对马汉跃的作品十分熟悉，曾多次撰写评论文章，他认为马汉跃的山水中仿佛有光辉，从山巅、山前、山后散出，给人温暖。石永奇讲话石永奇先生特别谈到了马汉跃担任海峡两岸公益传媒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他介绍说，马先生的山水作品在台湾尤其是高层中备受欢迎，在海峡两岸交流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贡献了艺术的力量。张凤来讲话张凤来政委发表讲话，祝贺活动圆满成功。苗玉瑞讲话本次活动的特别支持单位，山西信义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苗玉瑞对活动的举办表示了热烈祝贺，作为武圣人故里的企业代表，与文圣人孔子故里走出的艺术家马汉跃老师首倡的“新儒学山水画”做了一次“文武”交流。陈峻讲话中国价格协会艺术品价格委员会会长陈峻，以“书画收藏及其价值的形成和实现”为主题展开演讲。正确认识和判断书画的市场价值，是书画收藏的第一道“门槛”，陈俊会长通过阐述书画作品的商品属性、书画价值价格的形成、书画价值的实现、书画价格合理性的评价以及文物艺术品市场中的“三确”这几个方面，让大众对书画等文物艺术品的收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本次活动由李轩主持本次活动承办方微蓝时代负责人表示，十分看好新儒学山水画的市场，未来会陆续在全国各地举办马汉跃新儒学山水画展及相关研讨会，希望为中国文化事业献出一份力量。活动现场马汉跃接受书画频道记者采访罗伯健接受记者采访艾克拜尔接受记者采访包明德接受记者采访商泽军接受记者采访

流传在我国藏族地区的《格萨尔王传》与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被称为我国“三大民族英雄史诗”。它们同时分布在“一带一路”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对于不同族群间文明对话、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展开对史诗的系统发掘、整理、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其文本绝大多数仍然用民族语言文字传播，至今没有一部系统的、适合大众口味的通俗读物。由此，三大史诗的译介推广和通识读物的书写工作，成为摆在学界面前的重要课题。201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专门组织课题组，汇聚众多学者的智慧，博采众长，率先开始编写《格萨尔通识读物》，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这部读物的出版，不仅对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发挥应有作用，促进人类文明对话互鉴，而且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将产生积极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人类历史上所谓的“英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英雄时代留下的文化遗产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贵财富。“英雄史诗”所折射出的智慧光芒烛照着人类文明的天空。在海量的人类早期文化和精神遗产中，史诗便是少数几个荟萃诸多古老文明元素和人类原始文明基因的熔炉之一。史诗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口传社会不同族群间本已存在的跨越时空的同质性思维模式、普世性人伦观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法则，以及人类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的智慧和勇气；也让我们看到了在遥远的古代世界，各民族早已在神话与史诗的文化样态中相遇，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初思想基础。由于种族、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长久以来这些闪光的智慧未能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荷兰学者任博德在《人文学的历史》中提出：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世界不同地区，从中国到印度再到希腊的人文学科之间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但似乎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知识的分享。随着21世纪初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其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一系列论述深入人心，国人对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有了新的反思和认知。包括史诗在内的人文学科这一古老文化样态再次尽显其积极向上的本色，为人类复归其命运共同体本位保驾护航，亦为构筑人类文明对话互鉴发挥堡垒作用注入无尽动力。秉承“道器相济”的书写理念《格萨尔》是关于英雄人物格萨尔的神圣叙事，自11—12世纪开始在以三江源为核心的青藏高原腹地形成后，不断向外辐射，逐渐拓展到青藏高原以外的地区和民族中，呈现出横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的一个巨大史诗流传带。它不仅在我国多个民族中流传，而且在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也有流传，成为“一带一路”不同族群间文明对话、交流互鉴和人类文化创造力的重要例证。回望200余年前，俄国的帕拉斯、法国的亚历山大·达卫尼尔和石泰安、美国的罗宾·廓尔曼等西方学人先后将《格萨尔》向世界其他民族译介，使这一尘封已久的古老文化样态从此走向世界。在国内，任乃强先生1944年发表在《边政公论》上的《藏三国的初步介绍》一文，成为国人了解《格萨尔》的开山之作。该文用三国演义这一家喻户晓的通俗故事导读《格萨尔》，在当时的主流社会和民众对《格萨尔》的理解和认识方面起到了融会贯通的效果。这应是格萨尔史诗冲破民族和语言疆域向外界传播的最初方式，也是非母语通俗性读物的初始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轴心论者提出文化多样性，意在促进文明对话。在这种语境下，国际社会对《格萨尔》文化所蕴含的重要文明价值给予肯定。2006年、2009年，《格萨尔》先后被列入国家级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格萨尔》史诗从民间流布的文化单元，华丽转身为政府间认可的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文化范例。一部传世之作一定既是一部体现人类文明和智慧闪光的经典之作，又是一部对人类社会和日常人伦具有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的“通俗文本”。《格萨尔》就是这样一部史诗，它的民间性构成了其最广泛意义上的普遍性和通俗性，但它同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相关族群的文化符号。《格萨尔》是人类口头艺术的杰出代表，是藏族及相关民族的族群记忆、母语表达、地方知识、民间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也是传统文化原创活力的灵感源泉。这是对格萨尔史诗所做出的符合当代意义的新的定义。可见，《格萨尔》在其显性层面沾满了牧业乡土气息的同时，在其隐性层面却包含着“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精英文化（主要指书面文化）元素和特点。我们对于《格萨尔》的理解不能仅停留在其作为内容的史诗故事本体上，更要去理解其中作为形式的神话、历史、艺术等诸要素的来龙去脉和史诗之为史诗的特殊性。作为一部通识读物，既要关注到普通读者的需求，又不能丢弃专业的高度，放下学术的身段。秉承中国传统哲学“道器相济”的理念，是通识读物应具有的品格。体现本学科发展动向通识读物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充当体现本学科发展动向的晴雨表。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格萨尔》或多或少受到传统包袱的影响。传统《格萨尔》学术不仅受到我国传统人文学术的影响，还受到青藏高原特殊环境下形成的藏文化传统学术的桎梏。这种传统直到近现代，一直被囿于前现代学术的藩篱中。在一种主张主客观浑然不分的非理性、诗性思维方式的框架下运行，与理性、批判性和分析性现代学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学术传统下的运行机制，极大地阻碍了在新时代语境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格萨尔》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历史进程。要突破这一瓶颈，必须唯学术和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马首是瞻。《格萨尔》自被列入人类非遗名录以降，逐渐为国际上更多的学人所关注，从概念到研究范式再到学术实践均与国际学界展开了全面对话和接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一系列新型学科理论和方法不断被介绍到中国，开拓了中国史诗学研究的视野。2017年，《格萨（斯）尔》《江格尔》和《玛纳斯》被列入中国社科院重点优势学科“登峰战略”计划。《格萨尔》在理论建设、人才储备和成果的推出等诸多方面呈现了新的起色，尤其在学科转向和学术范式转换方面呈现出勃勃生机的局面。一部理想的通识读物既要有学术的深邃，又要有对话式的洒脱和通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能产生有思想的收获，又能达到快意的驰骋，以领略这部史诗在日常生活中的活态元素及文明的古今对话、沟通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弘扬，这正是我们所期冀的。（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8日总第1950期 作者：诺布旺丹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流传在我国藏族地区的《格萨尔王传》与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被称为我国“三大民族英雄史诗”。它们同时分布在“一带一路”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对于不同族群间文明对话、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展开对史诗的系统发掘、整理、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其文本绝大多数仍然用民族语言文字传播，至今没有一部系统的、适合大众口味的通俗读物。由此，三大史诗的译介推广和通识读物的书写工作，成为摆在学界面前的重要课题。201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专门组织课题组，汇聚众多学者的智慧，博采众长，率先开始编写《格萨尔通识读物》，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这部读物的出版，不仅对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发挥应有作用，促进人类文明对话互鉴，而且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将产生积极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人类历史上所谓的“英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英雄时代留下的文化遗产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贵财富。“英雄史诗”所折射出的智慧光芒烛照着人类文明的天空。在海量的人类早期文化和精神遗产中，史诗便是少数几个荟萃诸多古老文明元素和人类原始文明基因的熔炉之一。史诗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口传社会不同族群间本已存在的跨越时空的同质性思维模式、普世性人伦观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法则，以及人类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的智慧和勇气；也让我们看到了在遥远的古代世界，各民族早已在神话与史诗的文化样态中相遇，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初思想基础。由于种族、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长久以来这些闪光的智慧未能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荷兰学者任博德在《人文学的历史》中提出：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世界不同地区，从中国到印度再到希腊的人文学科之间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但似乎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知识的分享。随着21世纪初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其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一系列论述深入人心，国人对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有了新的反思和认知。包括史诗在内的人文学科这一古老文化样态再次尽显其积极向上的本色，为人类复归其命运共同体本位保驾护航，亦为构筑人类文明对话互鉴发挥堡垒作用注入无尽动力。秉承“道器相济”的书写理念《格萨尔》是关于英雄人物格萨尔的神圣叙事，自11—12世纪开始在以三江源为核心的青藏高原腹地形成后，不断向外辐射，逐渐拓展到青藏高原以外的地区和民族中，呈现出横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的一个巨大史诗流传带。它不仅在我国多个民族中流传，而且在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也有流传，成为“一带一路”不同族群间文明对话、交流互鉴和人类文化创造力的重要例证。回望200余年前，俄国的帕拉斯、法国的亚历山大·达卫尼尔和石泰安、美国的罗宾·廓尔曼等西方学人先后将《格萨尔》向世界其他民族译介，使这一尘封已久的古老文化样态从此走向世界。在国内，任乃强先生1944年发表在《边政公论》上的《藏三国的初步介绍》一文，成为国人了解《格萨尔》的开山之作。该文用三国演义这一家喻户晓的通俗故事导读《格萨尔》，在当时的主流社会和民众对《格萨尔》的理解和认识方面起到了融会贯通的效果。这应是格萨尔史诗冲破民族和语言疆域向外界传播的最初方式，也是非母语通俗性读物的初始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轴心论者提出文化多样性，意在促进文明对话。在这种语境下，国际社会对《格萨尔》文化所蕴含的重要文明价值给予肯定。2006年、2009年，《格萨尔》先后被列入国家级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格萨尔》史诗从民间流布的文化单元，华丽转身为政府间认可的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文化范例。一部传世之作一定既是一部体现人类文明和智慧闪光的经典之作，又是一部对人类社会和日常人伦具有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的“通俗文本”。《格萨尔》就是这样一部史诗，它的民间性构成了其最广泛意义上的普遍性和通俗性，但它同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相关族群的文化符号。《格萨尔》是人类口头艺术的杰出代表，是藏族及相关民族的族群记忆、母语表达、地方知识、民间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也是传统文化原创活力的灵感源泉。这是对格萨尔史诗所做出的符合当代意义的新的定义。可见，《格萨尔》在其显性层面沾满了牧业乡土气息的同时，在其隐性层面却包含着“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精英文化（主要指书面文化）元素和特点。我们对于《格萨尔》的理解不能仅停留在其作为内容的史诗故事本体上，更要去理解其中作为形式的神话、历史、艺术等诸要素的来龙去脉和史诗之为史诗的特殊性。作为一部通识读物，既要关注到普通读者的需求，又不能丢弃专业的高度，放下学术的身段。秉承中国传统哲学“道器相济”的理念，是通识读物应具有的品格。体现本学科发展动向通识读物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充当体现本学科发展动向的晴雨表。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格萨尔》或多或少受到传统包袱的影响。传统《格萨尔》学术不仅受到我国传统人文学术的影响，还受到青藏高原特殊环境下形成的藏文化传统学术的桎梏。这种传统直到近现代，一直被囿于前现代学术的藩篱中。在一种主张主客观浑然不分的非理性、诗性思维方式的框架下运行，与理性、批判性和分析性现代学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学术传统下的运行机制，极大地阻碍了在新时代语境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格萨尔》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历史进程。要突破这一瓶颈，必须唯学术和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马首是瞻。《格萨尔》自被列入人类非遗名录以降，逐渐为国际上更多的学人所关注，从概念到研究范式再到学术实践均与国际学界展开了全面对话和接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一系列新型学科理论和方法不断被介绍到中国，开拓了中国史诗学研究的视野。2017年，《格萨（斯）尔》《江格尔》和《玛纳斯》被列入中国社科院重点优势学科“登峰战略”计划。《格萨尔》在理论建设、人才储备和成果的推出等诸多方面呈现了新的起色，尤其在学科转向和学术范式转换方面呈现出勃勃生机的局面。一部理想的通识读物既要有学术的深邃，又要有对话式的洒脱和通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能产生有思想的收获，又能达到快意的驰骋，以领略这部史诗在日常生活中的活态元素及文明的古今对话、沟通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弘扬，这正是我们所期冀的。（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8日总第1950期 作者：诺布旺丹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