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研究好中吗

中华民族文学版图，百川归海，千岩竞秀，万象共生，雄浑壮美。在这块版图上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欣赏和借鉴的审美载体，也是产生原创思想的学术富矿。新中国成立之初，学界就有建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愿望。1979年，在“双百”方针指引下，在周扬、杨静仁等中央部委领导的支持下，由贾芝、王平凡、毛星等同志牵头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经党中央批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于1980年1月25日正式成立，学科建设随之展开，开始搜集少数民族史诗，计划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等。1982年，研究所设置5个研究室，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国家级学术机构，渐具规模。1983年，经中央宣传部批准，研究所组织召开“全国首次少数民族史诗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推进《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三大史诗”的搜集研究工作。同年，《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创刊。建所初期，乌兰夫、习仲勋、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四部委主办、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承办的《格萨（斯）尔》学术活动，接见了《格萨（斯）尔》史诗传承人；党和国家领导人包尔汉、赛福鼎·艾则孜等同志接见了《玛纳斯》史诗传承人。1984年，中央宣传部下达文件，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部委会同西藏、内蒙古、新疆、青海、四川、云南、甘肃七个省、自治区，成立“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开展《格萨（斯）尔》搜集抢救工作，从此明确了研究所学科建设的新要求、新定位。1980—1990年是研究所明确方向、开拓进取的十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老一辈学者勇挑重任，辛勤努力，走出一条田野调查与文本研究相结合的学术道路，开创了以中国史诗学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为两大支柱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基本格局。1990—2000年是形成合力、佳作迭出的十年。民族文学研究所学者接连推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和“中国史诗研究丛书”等成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史诗总体面貌，初步形成中国史诗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学术共同体也得以塑造，树立了史诗研究中国学术标杆。中国“三大史诗”抢救、保护与研究项目连续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规划重点项目。2000—2010年是转型升级、国际接轨的十年。新一代学者勇于探索，继承研究所学术传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借鉴国际口头传统研究前沿理论与方法，逐步形成国内一流的学科优势，并在国际学界产生了影响。部分学者长期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在国际场合以专业知识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发出中国声音。研究所作为牵头保护单位，成功申报《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证书；主持编写《玛纳斯》申报文本，使其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建设硕果累累，《格萨尔精选本》《桑珠说唱本》《格斯尔全书》《玛纳斯》（汉译本）、《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蒙古英雄史诗大系》等重要学术资料相继出版。研究所在全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了9个田野研究基地，部分基地被评选为国家级或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上下卷）的出版，为建所初期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第一阶段任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民族文学研究》期刊创办“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推动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建，“中国民族文学网”已建成面向全社会的民族文学研究窗口。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铁映、刘延东、陈奎元、热地等同志多次关心和支持本研究所的工作。2010—2020年是继往开来、创新发展的十年。在创新工程总体布局下，研究所承担十多项创新工程项目，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规划，设立优势学科1项、重点学科1项、特殊学科1项，呈现出新的发展前景。“70后”“80后”学者逐渐成长，形成老中青三代学者梯队。他们的知识结构合理，既有民族地区田野研究实践，又有广泛的国际学术交往，成为新时代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高度评价“三大史诗”，称之为“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是“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2019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赤峰市考察工作时观看格斯尔传承人的表演，并与他们亲切交谈，表达了党中央的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大史诗”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振奋了全国少数民族学者，为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于2002年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现下设南方民族文学、北方民族文学、蒙古族文学、藏族文学、民族文学理论、作家文学、民族文学数据与网络7个研究室，以及《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和办公室。承担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管理着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和6个全国性学术团体。在职人员由14个民族组成，学科涵盖中国各少数民族口头与书面文学研究、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资料学建设。民族文学研究所历任党委书记为王平凡、冯志正、包明德（兼）、钟代胜（兼）、孟庆海、朝戈金、朝克；历任所长为贾芝、刘魁立、张炯（兼）、杨义（兼）。现任所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为，党委书记李进峰，所长朝戈金，纪委书记、副所长斯钦巴图，副所长王瑾瑜，党委委员王宪昭。40年来，民族文学研究所涌现出荣誉学部委员贾芝、刘魁立、仁钦道尔吉、郎樱，学部委员朝戈金以及研究员哈焕章、娜仁戈娃、扎拉嘎、降边嘉措、朱兵、宋和平、邓敏文、杨恩洪、巴雅尔图、关纪新、刘亚虎、斯钦孟和、汤晓青、黄中祥、张春植、热依汗·卡德尔、旦布尔加甫、尹虎彬、巴莫曲布嫫、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斯钦巴图、王宪昭、诺布旺丹、吴晓东、刘大先等一批优秀学者和学科带头人。40年来，全所学者共承担完成42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和111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出版175部学术专著，发表2461篇学术论文和196篇译文，出版27部译著、205种学术资料、14部工具书和36部论文集；举办108次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完成564人/次国际交流互访；举办8届国际史诗讲习班；培养120名博士、硕士。科研人员有5人当选为荣誉学部委员和学部委员；有11人/次获得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国非遗年度人物”、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等荣誉称号；有18人/次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5人/次获得蒙古国“北极星”勋章、“忽必烈”勋章，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达纳克尔”勋章、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二级友谊勋章、美国民俗学会荣誉国际成员等国际学术荣誉；有38人/次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以及胡绳青年学术奖、鲁迅文学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等奖项。40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民族文学研究所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推进“三大体系”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成为驰名中外的中国“三大史诗”、多民族文学研究重镇和学术中心，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长期以来，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坚持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提高政治机关意识，走好第一方阵，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强民族团结，党的意识形态阵地不断巩固，蒙古族文学研究室和藏族文学研究室联合党支部先后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央国家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全所党建、行政和科研管理水平日益提升，确保了民族文学研究所“三大体系”建设任务的顺利实施。展望未来，民族文学研究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发扬优长，开拓创新，持续推进“三大体系”建设，继续把民族文学研究所打造成国际知名、国内顶尖的科研机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教授点评200多个热门专业，近期陆续发出，欢迎点击上面关注我们）教授点评：该专业毕业生除了掌握汉语外，还需要至少掌握一门少数民族语言，未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考生报考的时候需要注意语言问题专业就业率还不错，起薪略低于平均水平就业方面对口的多为与少数民族相关的岗位，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公务员、教师等专业综述就业上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是：毕业生规模较小,社会需求量较小；就业率排第43名，在平均水平；就业满意度比较高；毕业薪酬水平排第45名，在平均水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适合的学生：高中语文、政治、历史学得好，英语还行性格上渴望自由，希望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追求生活与个性的完美融合基本介绍专业代码： 050104所属学科类别：文学→中国语言文学类修学年限：4年主要专业方向 –满语;藏语言文学主要学习课程 –语言学概论、有关民族语言史、古代汉语、有关民族现代语言、现代汉语、汉语一民族语语法对比、文学概论、有关民族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有关民族历史等。培养目标与学习要求： –本专业培养具备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全面系统知识，能在少数民族教育文化部门及相关单位从事有关少数民族语、文字、文学、文献的教学、研究、编辑、翻译、新闻、文学创作等方面工作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高级专门人才。 –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有关民族语言、文学、文献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有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系统教育和从事专业工作所需业务能力的基本训练。这门专业看似是“文学语言”类，实际并不研究或很少研究文学，严格来说，这属于语言类专业。就业形势深造情况对应考研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民族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深造率（含考研和出国）：深造率较高（排名在1/4到1/2）适合哪类学生：课程方面文理比例： 81:19与高中课程相关度：非常相关：语文、政治、历史比较相关：英语语言类专业要求语文相对好一点。适合哪类学生：性别与性格男女比例： 37:63适合的性格：艺术型：艺术离不开天马行空的丰富想象力，这种人的性格往往自由奔放，不愿被约束，他们有理想、易冲动、好独创，喜欢在非系统化活动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渴望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中实现自我，追求生活环境与个性的完美融合。同时，这种自由的性格也就决定了他们无法埋头钻研，进行思维缜密、逻辑顺畅的科学研究，他们无法忍受机械化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更适合于能够发挥主观想象力，没有固定规律、模式约束的工作类型。

我国西南地区民族众多,是多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地区,西南地区的文学不仅有传统观念中的历代作家诗文词创作别集,还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少数民族文学既包括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创作,也包括大量汉文创作,都是中华文学的宝贵遗产。文学书籍发掘整理西南地区民族文学文献近年来,我国的民族文学研究进程不断推进,相关学术团体逐步成立,学术活动日渐频繁。例如,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学分会自2016年底成立以来,已陆续参与组织学术活动,促进民族文学史料工作与传统文学史料工作的沟通交流,包括2017年在四川西昌举行“民族文学史料暨彝族文学史料整理研讨会”,2018年在云南玉溪召开“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研究研讨会”等。一系列课题也相继展开,正有力推进民族文学史料学工作的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文集丛刊”首席专家、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徐希平介绍,该项目的学术工作具有资料汇编和数据库性质,包括目录索引、集佚辨伪、校勘标点以及提供高质量的校注等。自2018年开题以来,项目组正有条不紊地全面搜集相关文献版本资料。西南少数民族汉文文集文献研究和整理情况过去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刻本、稿本、抄本散于各处,极不便于研究,不利于对其文学成就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和总体评价,也不利于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和民族文献的保护和传承。记者采访时了解到,该项目涉及白族、纳西族、彝族、羌族、回族、土家族、布依族、苗族、侗族等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汉语诗文创作,研究团队成员包括来自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他们在不同高校和科研机构长期从事古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文研究,并在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民族学、文学人类学、民族艺术学、民俗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他们将通过此次协作研究,形成一支多民族、多学科研究人员组成的高水平专家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认为,“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文集丛刊”项目是首次对西南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文献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收集和整理,旨在全面展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为民族文化保护提供借鉴,探索中国民族文献整理和文学繁荣发展的有效途径。这一研究可说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汉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和交叉影响,展示其对中国文化的突出贡献。五十六个民族迎接奥运会实现民族文学史料系统化史料是民族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刘跃进表示,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倡导中华文学,探讨其如何落地生根。以前,学界已有对作品的整理、个体的叙述,而现在按照地区进行的文献史料整理也已经开始。未来除了西南民族汉语诗文集整理项目,还会开展其他地区的文献整理工作。民族文献学是近年来相关学界探讨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汤晓青看来,民族文学研究近年来遇到一些困境。学界一直在呼吁重写文学史,或提出大文学史、多民族文学史等概念,但在操作层面很难推进,这是因为民族文学究竟涉及多少内容尚不明确。少数民族文学的文献资料包括口传资料、书写资料、汉文典籍中的作家创作等部分。目前的文献尚不足以支撑相关研究,例如版本信息多限于一般性描述,缺乏系统整理等问题都是民族文学研究的障碍。因此,相关文献亟须整理。要在“讲好中国故事”中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需要有一定的文学文献基础。徐希平表示,我们是首次对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文集进行全面爬梳收集和整理研究,全方位展现其创作成就,说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汉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和交叉影响,展示其对中华文化的突出贡献。在他看来,民族文学史料工作者应加强传统文献学训练,借鉴传统文学史料理论和方法,同时也可引入民族文学新视野,发掘和提供新材料,为中华文学史料研究作出贡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9月13日，由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南宁师范大学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的《百鸟衣》发表65周年暨《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韦其麟研究》新书座谈会在南宁举行。韦其麟是一位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也是第一位曾连续当选两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壮族作家。他的创作时间长达几十年，始终受到文学界、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其影响远及海外。叙事长诗《百鸟衣》自1955年首次发表以来，曾被译成10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其单行本和各种改编本的发行量累计超过了100万册，韦其麟及其《百鸟衣》已入选几十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钟世华的《韦其麟研究》一书立足于前人研究成果，对韦其麟研究资料再次进行了整理和充实，初步的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经典作家韦其麟的创作历程。内容主要包括韦其麟小传、研究综述、自述·访谈·印象、评论文章选辑、附录五部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说，韦其麟的贡献不仅表现为对民间故事的敏锐和采写，而展现为对本民族诗学禀赋的传承；不仅表现为壮族民族独特的想象魅力，而且展现了民族独有的语言修辞神采。《韦其麟研究》的出版，也让韦其麟的创作研究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云南省文联原作协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晓雪表示，《韦其麟研究》全面收录了有关韦其麟的重要评论文章和采访，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料。也希望此书的问世不是研究韦其麟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主办方表示，座谈会的举办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和老一辈文艺家的经典作品，提高文化自信，学习和传播经典之作，传承经典文化精髓。钟世华是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南宁市作家协会会员。山东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南宁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二级。作品散见于《诗刊》等刊物，有作品入选《2009年诗歌年选》等选本。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在《南方文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著有《穿越诗的喀斯特——当代广西本土诗人访谈录》，诗集《冬天里的光》，主编《广西诗歌地理》，曾获广西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等。（通讯员白金发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仕兴 ）[ 责编：李方舟 ]

2020年9月5日上午，第782场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在明伦堂举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新建在题为“历史的尺度：‘人类世’中的人类学”的讲座中，就“万物生存的时空结构”“人类中心的历史年表”“地球史尺度的‘人类世’”等层面，向现场近两百名听众做了精彩的讲述。徐新建教授讲座伊始，徐新建教授首先谈到，每一个社会现象都不是偶然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概念、体系、符号。人类及万物生存的时空也不是简单的坐标，它涉及时间和空间的结构，时间和空间这两个问题是人类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但什么叫时间？我们怎么理解时间、运用时间？不同的人又怎么去定义时间？如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我们新的历史纪元划分——新冠肺炎元年前与后》中认为，人类的时间已经被“新冠”定义，自2019年起，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纪元。“元年，特别是B·C这个词，就意味着对某种历史记忆的沿用，同时也意味着对历史某种命名习惯的挑战、反抗、超越与质疑。例如今天的日期是2020年9月5日星期六，这是用公元（又称西元）纪元的回答，我们好像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回答，但这就是真的、唯一的日期吗？在民国时期，汉语世界在时间上有三种选择，包括黄帝纪元、孔子纪元和西元纪元，如果我们现在选用前两种纪元方法，那么这种选择的背后透露着历史记忆和生活认同。但当时为何会同时有三种不同的记法？这应当就是人类生存在不同的历史尺度中会受到特定时空的影响而造成的” 徐教授谈到。徐新建教授“所以时间的问题、历史的问题，它天天都在发生，时时刻刻在影响我们。如果‘新冠元年’能成为一个共识，这样的划定将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同时也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我们今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对现代历史的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听众认真记录笔记徐教授认为，从儒家的“循环论”、贵州苗族长篇英雄史诗《亚鲁王》中的“生死界”、佛学中“大千世”，都可得出时间具有客观和主观两个特性，客观时间是万物的生灭，主观时间则是历史的尺度，是相对、多元和可比较的结论。而从司马迁《史记》中“万世一系”黄帝源起说、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天地循环的英雄祖先”说中可以看到，人类源起的“历史年表”，其特定的选取标准是以人类进入“历史”后的社会活动为坐标来看待和计算的，说明“历史”这把尺子并非自然生成，而要受史学家们指定的“元话语”划定和支配。若用地质时间来衡量，人类古今关联的漫漫岁月，堪称“历史”的不过是其中一个特定阶段。正如卡尔萨根所说：“如果把138亿年的宇宙时光压缩到1年，“在12月31日晚上10点半，人类出现了…”。听众认真听讲最后，徐教授表示，无论是主观时间还是客观时间，都是在多元民族文化区域中所接受和共享的一种尺度。这把“历史”的尺子会随着人类的认知逐渐的在多元交流当中对话共传，在比较中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层面，这也是人类学在这样的种方法论当中，最好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主讲人介绍　主讲人：徐新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省文史馆特聘馆员；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及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执行会长。徐新建教授先后就读和访学于贵州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曾在贵州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地域文化与多民族文学研究，出版专著《从文化到文学》（1992）、《西南研究论》（1993）、《醉与醒：中国酒文化研究》（1993）、《民歌与国学》（2006）、《全球语境与地方认同》（2008）、《横断走廊：高原山地的生态和族群》（2008）、《侗歌民俗研究》（2011）及《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2015）等多部。在《新华文摘》、《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及Journal of Cambridge Studies、Revue de literature compare（法国《比较文学评论》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藏彝走廊的民俗遗产研究》与《西南多民族生死观与民俗考察研究》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与后期资助项目主持人，学术辑刊《文学人类学研究》（《文化遗产研究》）主编。获得过庄重文文学奖（1994）、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1997）和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2009）、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11）、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9）和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四川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文：李沅栗 图：张杰来源 孔学堂编辑 邬建玲 陆维刚编审 李屹　

哈密最具代表性十大人物，你都知道吗？哈密位于天山山脉东端，早在2000多年前，就是汉代张骞第一次通西域开通丝绸之路的要塞，素有“西域咽喉，东西孔道”之称。哈密风光秀丽、名胜众多，别具一格。那么在这美丽的地方，曾出现过哪些历史名人呢？雷牧中国内地影视演员雷牧，1985年9月30日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国内地影视演员。2005年，参加"真维斯全能新秀大赛"，获得总决赛第四名，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参演的电视剧有《大唐女巡按》《南国有佳人》《猎人笔记之谜》《STB超级教师》等；电影有《大悬案》、《三郎演E》《斗地主》等。塔帕依·哈依斯汗文学创作一级职称塔帕依·哈依斯汗，笔名艾热甫汗、司马胡洛夫，哈萨克族人，1963年出生于新疆巴里坤。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职称。著有诗集《啊！我的美人啊！》、《原野》、《青年之歌》、《鸟的歌》等。艾克拜尔·吾拉木新疆日报社编辑1975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新疆日报社编辑、记者，《民族文学》第三编辑室编辑、副主任。北京市西城区第十一届人大代表。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被雨水冲刷的爱》，主编《世界阿凡提笑话大全》，译著《赛福鼎回忆录》(赛福鼎·艾则孜著，合译)、《阿凡提笑话》、《阿凡提笑话系列》丛书等。克里木·霍加中国作协理事克里木·霍加（1928～1988），现代维吾尔族文学翻译家、诗人，全名阿不都克里木·霍加耶夫，新疆哈密人，现为《诗刊》编委，中国作协理事。阿衣夏·木·艾合买提《哈密文学》编辑部主任阿衣夏·木·艾合买提， 女，1942年出生，维吾尔族。新疆哈密人。1958年毕业于新疆学院维吾尔语文系。历任哈密地区第一中学教师，《哈密文学》编辑部主任、主编，副编审。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疆分会理事会第二届理事。许学诚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至今许学诚，新疆巴里坤人。1963年初中毕业，因为“出身不好”，被剥夺了继续升学的权利，被迫回乡参加农业劳动。1972年招考为中学教师。1986年调进县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至今。吾提库尔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原名阿不都热衣木。新疆哈密人。大专毕业。1942年后历任乌鲁木齐市女子中学教师，兰州和乌鲁木齐市《阿尔泰》月刊编辑，乌市中学校长，维文《新疆日报》总编。阿尔斯兰·塔力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阿尔斯兰·塔力甫，1956年出生，维吾尔族。新疆哈密人。中共党员。1983年毕业于喀什师范学院中文系。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楼兰新传》、《名垂青史的老人》，中篇小说集《危险的三角》，短篇小说集《白日做梦》。作品曾获汗腾格里文学奖、全国石油职工文化大赛文学专项比赛二等奖等。铁木耳近代新疆维吾尔农奴起义首领铁木耳（? －1913年），新疆哈密人，维吾尔族，近代新疆维吾尔农奴起义首领。铁木耳曾经是个木工，早年不堪王府沉重差徭，逃往乌鲁木齐流落街头。后来，他返回家乡，因乐善好义，深受群众爱戴。易新龙高级钢琴工程师易新龙，男，新疆哈密人，1962年2月出生，199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调律系（首届），斯坦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负责人，周广仁钢琴艺术中心新疆分校校长、中国音乐家协会考级委员会新疆考区负责人、高级钢琴工程师、高级钢琴调律师、中国音乐家协会调律学会常务理事。作者：宿命殊途同归

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与前景的宏观扫描，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深度思考I S B N：978-7-5212-0331-8作 者：石一宁2021年1月作家出版社《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集，收入了作者近几年发表的数十篇相关文章。作者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评论，同时是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办刊人。《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展现了作者对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熟悉了解和深度思考。书中既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与前景的宏观扫描，也有对具体作品的微观解析；既有对名家大家的论评，也有对文坛新人的关注。在学术上追求新路向、新话语和新增长点。作者面对少数民族文学现场展开的关于中国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文学与文化多样性以及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优势与亟待提高的方面等等诸多思考，给读者有益的参考和启迪。作者简介石一宁，1964年生，壮族。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民族文学》主编、编审，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著有文学研究专著《吴浊流：面对新语境》（繁体字版《真实的》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文学评论集《走向文学新天地》，散文集《薄暮时分》《湖神回来了》《履痕心绪》，传记文学《丰子恺与读书》。发表文艺评论和各类体裁文学作品多篇。传记文学《丰子恺与读书》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既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与前景的宏观扫描，也有对具体作品的微观解析；既有对名家大家的论评，也有对文坛新人的关注。作者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评论，同时是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办刊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诸多思考具有参考和启迪价值。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一个意涵十分丰富的时代命题。当下中国，正行走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而民族文化的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根基。近代中国面对裹挟着船坚炮利侵门踏户而来的西方现代性，由排拒而接纳，百年间饱尝主权沦丧、文化失语的痛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七十年甘苦备尝忧喜交加的社会主义实践，使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洗雪了百年屈辱，昂首挺立于今日的世界。然而，文化失语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面对依然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尚待恢复和树立，中国的文化形象仍然十分模糊。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为了汲取历史的思想和智慧，重拾中国文化的自信，使文化在民族复兴的途程中发挥关键效用。因此，对传统文化的重估和扬弃，既有历史性，更有现实性；同时，它又是指向未来的。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文化是多民族的文化。同样毫无疑义地，中华美学是多民族的美学。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认识中华美学的多民族性质，发掘中华美学的多民族内涵，实现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使中华美学的丰富性、多样性最大程度地得到呈现，成为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宝贵的审美智慧和思想文化资源，是我们讨论这一时代命题的重要意义所在。美学精神来自对美学事象的审视、研究和提炼，是美学事象的抽象结晶。从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美学事象即自古迄今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来考察，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绝不是中华美学的点缀和附庸，而是中华美学的有机和重要的构成。仅就文学而论，中国的三大史诗均为少数民族诗歌，即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格萨尔》长达两百万行，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最长的史诗。《格萨尔》和《玛纳斯》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格尔》的申遗也已启动。少数民族民歌和民间长诗，极大地补充了汉族民间诗歌和长诗偏少的不足，使中华文学的结构显得更为完整。在小说方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曹雪芹的《红楼梦》，创造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儒释道美学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包容等等观念，被视为中华美学精神的精义。然而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内涵，还应纳入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特质。少数民族的美学与汉族美学有其共性，都体现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但也有差异性和异质性，非儒释道美学所能涵盖。以同为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民间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为例。前者是南朝汉族诗歌，后者是北朝少数民族诗歌，两部作品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乐府双璧”。而这两篇作品所蕴含的审美意趣和呈现的美学特征却是大相径庭。《孔雀东南飞》叙述的是焦仲卿和刘兰芝两位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诗中所呈现的家庭关系是严酷的，长幼尊卑秩序不容冒犯，父母、兄长可以随意干涉子女和弟妹的生活和精神自由。在家长专制的煎逼之下，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悲愤自尽。而焦仲卿即使身为官府的吏员，在森严的宗法秩序之下也是无力挣扎，最终“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追随刘兰芝的幽魂而去。两位主人公的自杀，不能说与儒家道统没有关系。即使解释为一种对封建宗法秩序的反抗，这种反抗也未免过于孱弱。《孔雀东南飞》通篇弥漫着阴郁、哀伤的气息和氛围。而《木兰诗》所展现的家庭关系，却要自由得多。花木兰从军和解甲归田，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意志。她代父从军，是出于对父亲和家人的爱。“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种对父母和家人的热爱与思念，始终伴随着她的戎马行军。十年征战，立下赫赫军功，但她婉拒朝廷的利禄封赏，自愿解甲还乡，回到父母和家人的身边，享受“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的普通人生活的快乐。《木兰诗》所表现的自由、阳刚和健朗的审美精神，富于浪漫主义的理想光辉，更易于唤起人性的共鸣，因此它走向世界，被改编为好莱坞电影，绝不是偶然的。《木兰诗》的美学特质，如果用儒释道美学加以阐释，将会显得十分牵强。《木兰诗》的阐释，期待一种有别于儒释道美学的少数民族美学。美学的生命力在于实践。美学是文艺实践的提炼和升华，而美学也应对多姿多彩、具体生动的文艺实践进行阐释并起指导作用。美学的自觉，是时代对我国多民族文艺创作和文化创造实践提出的要求。但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目前基本上还是处于失语状态，尚未有显著和可观的成果，少数民族美学的学科建设，仍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多元化已成为现代审美意识的重要法则。而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不仅关涉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更关涉美学本体论，关涉美学意识形态问题。如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美学是作为有关身体的话语而诞生的，美学首先是指与更加崇高的概念思想领域相比照的人类的全部知觉和感觉领域。然而如果政治秩序不致力于“活生生的”最易触知的层面，不致力于属于一个社会的身体的感性生活所有一切中的最有形的领域，它怎么可能繁荣呢？西方传统美学也极为重视审美与社会和谐的联结。在卢梭、夏夫兹博里、大卫·休谟等人看来，审美奠定了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人类团结的源泉。进行审美判断就意味着以全人类的共同名义尽可能地排除个人狭隘偏见。审美的非功利性包含着主体的极端的非中心化，使自我关注让位于感性的交流。康德认为，审美的主体间性预示着统一于主体的存在的深层结构的、乌托邦式的主体共同体。席勒说，只有审美的趣味才能给社会带来和谐，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培育发展和谐。只有审美的交流模式才能统一社会，因为它与大家共同的东西相联系。而黑格尔则认识到，社会统一既不可能建立在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普遍化的审美真谛中，也不可能只建立在政治国家的水平上，它必须存在于文化实践中，存在于社会生活结构中。（见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因此，正视中华美学的多元化与多样性，在此基础上更加开阔视野，寻求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其意义重大而深刻。不妨认为，认识和发掘包括少数民族美学在内的中华美学的宏富内涵，深化中华美学多元一体融合包容的格局，这是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理所必然、事所必至，也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判断。（选自《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2021年1月作家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降边嘉措在拉萨采访著名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和玉梅。剃着板寸，密匝白发犹如一丛钢针；脸堂红亮，寿眉舒展，目光诚恳、睿智、坚毅；步伐轻健，紧握拳头喊“加油”……岁末年初的荧屏上，出现了这样一位极有气场的八旬老者。老者名叫降边嘉措，藏语的意思是智慧的海洋。他以四川博物院１１幅《格萨尔》唐卡守护人的身份来到央视《国家宝藏》第二季，又深情道出自己与已故说唱艺人扎巴老人的故事，道出自己为什么能够４０年来坚持不懈搜集、整理、编纂与藏族史诗《格萨尔》有关的资料和著作，还道出自己的“中国梦”——“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把《格萨尔》翻译成汉文，翻译成各种外文，让《格萨尔》流传得更加广泛、更加久远。我还有个心愿，把《格萨尔》搬上银幕，拍一个史诗大片。”他的“中国梦”在网络版上引来弹幕：“突然泪目”“这是灵魂深处的热爱”“这位可敬的老人让我热血沸腾”……为了梦想，降边嘉措于去年下半年推出五卷本新著《英雄格萨尔》之后不愿停歇，“比之伟大的《格萨尔》史诗，《英雄格萨尔》所涵盖的内容只是冰山一角、沧海一粟。”在“冰山”与“沧海”的宏阔背景之上，他的身影幻若行吟诗人，一点一点移动，那是没有终点但依然心怀信念的跋涉。降边嘉措，藏族，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出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１２岁参军，１７岁起担任藏语翻译。１９５６年９月调入北京，任中央民委翻译局翻译。此后２４年间，主要从事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文献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１９８１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为《格萨尔》研究带头人。降边嘉措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创作了藏族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格桑梅朵》，是我国第一位藏族副研究员、藏族博导，撰写了我国研究《格萨尔》的第一部专著《〈格萨尔〉初探》，主编了代表我国《格萨尔》事业最高成果、第一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藏文版《格萨尔》精选本……１２岁年龄最小的藏族战士四川巴塘县属于藏区，小降边是贫农出身。父亲在外谋生，母亲带着７个儿女艰难度日。为了给家里换些酥油和糌粑，１９４５年，７岁的小降边接受了藏族头人的安排，当“学差”。当时，国民党在那里开办小学教授汉语，要求头人把孩子送来读书。头人觉得自己的孩子没必要学汉语，更怕孩子被劫持，那怎么办呢，就找自己领地上的穷孩子顶替吧。因祸得福的“学差”经历，为降边嘉措打下了汉语基础。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巴塘县和平解放。１９５０年６月，解放军进藏部队南路先遣支队到达这里，小降边被选作学生代表，向部队首长献了花。在动荡的年代里，小降边见过３种军队：一是经常挑起部落战争的旧西藏地方军；二是强拉壮丁的国民党军队；三是“金珠玛米”，“金珠”是解放的意思，“玛米”指军队，“金珠玛米”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砸碎锁链的军队”。“金珠玛米”的一个小战士正吃着花生米，生平第一次闻到花生米香味的小降边很惊讶：“这是什么东西呀？那么香！给我！”更让他惊讶的是，“‘金珠玛米’不抢老百姓的东西，他们的花生很少，却给了我一把。”他的哥哥曾说，共产党的军队比国民党的好。这把花生让小降边相信了，“跟着这样的人走还是可以的”。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２岁的他加入了解放军，成为年龄最小的藏族战士。那会儿，他的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没能参加随后打响并取得胜利的昌都战役。毛主席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降边所在的解放军１８军５３师修的是康藏公路东段最艰难的达玛拉山区域。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这标志着西藏获得了和平解放。６月初，西藏的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在解放军１８军军长、进藏部队司令员张国华陪同下由京返藏，途经达玛拉山。筑路部队在工地上举行了欢迎仪式，降边见到了阿沛和张国华。这一年的８月２８日，降边随１８军军部进藏。昌都至拉萨约１１５０公里，他们翻越了１９座终年积雪的大山和数不尽的丘陵，趟过数十条寒冷刺骨的冰河，终于在近两个月后的１０月２４日，看到了高高耸立的布达拉宫。２６日，１８军主力部队举行入城仪式，降边走在腰鼓队里。这一路，降边发挥双语特长，担任了部队的翻译。当时他虽然会说，但读写不行，对藏文、汉文的系统学习是后来在部队完成的。１９５４年，成绩优异的降边嘉措被部队送入西南民族学院，１９５６年９月被调入北京。此后的２４年被降边谓为“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和团队合力完成了将《毛泽东选集》１－５卷、《毛主席诗词》、《红旗》杂志、马列著作等翻译成藏文的工作，“把我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向广大藏族同胞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崇高事业”。“《格萨尔》的事就交给你啦”降边嘉措酷爱文学，翻译之余写写小说。１９８０年，他前后写了２０载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终得出版。其时，成立３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聘人才。降边已是４２岁，怀揣文学梦的他很想看看自己后半辈子的另一种可能。报考答辩时，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贾芝等考官问降边，“你知道《格萨尔》吗？”一听到“格萨尔”，降边的眼睛亮了！约诞生于公元１１世纪的《格萨尔》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英雄史诗，讲的是天神之子格萨尔为拯救众生而投胎到雪域高原，他以坚毅与神力征战四方、降妖伏魔、惩恶扬善、抑强扶弱、造福百姓，又以悲悯与虔心修行祈愿、超度亡灵，直至功德圆满、重返天界。藏族的孩子打记事起就知道格萨尔王，一听“仲肯”来了，便赶去听故事。“仲”是指格萨尔故事，“肯”是指说唱艺人。雪山冰川的自然环境使“仲肯”无法独行，他们得跟着马帮一起走。降边嘉措的家乡巴塘正是马帮进藏的必经之路。马帮白天运茶运盐，晚上扎营烧火，一边吃着牛羊肉和糌粑，一边听故事。仙界占卜九藏、降服四大魔王、地域救母救妻……波澜壮阔的故事让小降边听得如痴如醉。他尤其喜欢“赛马称王”那一段，不论贵族还是乞丐，谁能够骑着马跑到最前面谁就是王。《格萨尔》崇尚的不是世袭血统，而是天意民心，寄托着劳动人民的期望与梦想。答辩那天，降边不仅与考官们分享了童年的回忆，还从之前２４年的理论储备中信手拈来马列著作对希腊史诗的评价和黑格尔对史诗重要地位的论述，并提出了应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的设想。降边被中国社科院聘为我国第一位藏族副研究员。１９８１年１月８日，他到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报到，成为藏文室的“光杆司令”。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格萨尔》研究吹来了融融暖意。１９８０年的“峨眉会议”和１９８３年的“桂林会议”形成了对《格萨尔》重要性和研究方向的共识：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在《格萨尔》的抢救工作取得重大成就之后，应立即组织力量，编纂一部能够反映藏文《格萨尔》全貌的精选本，并逐步将它翻译成汉文和外文，向全国同胞、向全世界的广大读者介绍这部伟大的史诗。周扬、钟敬文、季羡林、贾芝、马学良、王平凡等老一辈学人一致看好降边嘉措这个“壮劳力”，要他把这副担子挑起来。“我活不了几天啦！”１９８４年８月，病重期间的周扬握住了降边的手，“降边同志，《格萨尔》的事就交给你啦！一定要把它搞好！”２００１年底，近百岁的钟敬文让护士拔掉鼻管，摘下氧气罩，对前来探望的降边嘉措嘱咐道：“只有藏文本《格萨尔》影响面太小，一定要翻译成汉文，介绍给各民族的读者……”４０年来，降边嘉措走遍半个中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有《格萨尔》的地方，即是他足尖的方向。眼前，雪域的故事在牵引；背后，前辈的目光在托举。从“伤心学”到“辉煌学”《格萨尔》的故事有多少？拿说唱艺人的话来讲，“像杂色马的毛一样多”；用降边嘉措的话来讲，“像枝蔓横生的葡萄串儿”。《格萨尔》包含了“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面地狱完成业果”的宏大叙事，简而言之就是“天界篇”“降魔篇”“地狱篇”。仅“降魔篇”又包含“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小宗”和更小的“宗”。格萨尔每征服一处部落或部落联盟，就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形成《格萨尔》的分部本——宗。“十八”在藏语里表示多数，不是实数。据降边嘉措介绍，现在能收集到的已达３００多部，整理出版的有１２０多部，印了６００万册，相当于藏族同胞人手一册藏文版《格萨尔》。博大精深的《格萨尔》就像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甘霖。但同样因它的卷帙浩繁，普通读者在欣赏《格萨尔》时困难重重。为此，“编纂一部能够反映藏文《格萨尔》全貌的精选本”便成为新中国以来几代《格萨尔》研究者的梦想。要编纂这样的精选本，必先找到最优秀的说唱艺人。其理由如降边嘉措所说，“从本质上讲，《格萨尔》是人民群众、尤其是他们当中的说唱艺人用嘴唱出来的。”和时间赛跑，让这些身怀绝技的艺人留下更多的音像资料，这是降边嘉措的紧迫使命。在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入职后不到１个月，即１９８１年春节，降边就去西藏拜访最杰出的说唱艺人——时年７６高龄的扎巴老人。扎巴老人的一生折射了《格萨尔》研究从“伤心学”到“辉煌学”的演变。国学大师陈寅恪面对敦煌学早期研究阶段出现的“敦煌学的故乡在中国，研究成果却出在国外”这一尴尬，曾发出“敦煌学是辉煌学，又是伤心学”的感慨，《格萨尔》研究的命运亦大抵如此。扎巴出身农奴，饥饿和疾病接二连三夺走了父亲、两个哥哥、三个儿子、妻子的性命。他随着朝佛的香客游历西藏的圣山圣湖，走到哪里便说唱到哪里。出色的天赋、悲苦的人生加上丰富的阅历，使他的演唱生动、雄浑、深沉，听者无不沉醉动容。但即便这样，他也只能做到勉强糊口。在旧西藏，像他这样的说唱艺人被归为乞丐，须缴纳“乞讨税”。贵族农奴主和土司头人认识不到劳动人民创造的《格萨尔》有什么价值，而将其蔑称为“乞丐的喧嚣”。反倒是国外的学者对《格萨尔》兴趣盎然，《格萨尔》研究的第一批专著、第一个学术机构均诞生于国外。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百万农奴和广大藏族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当然也成了文化的主人。昔日的“乞丐”巴扎成了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国宝”，曾经的“乞丐的喧嚣”被录成一盘盘磁带，让《格萨尔》研究者如获至宝。降边嘉措回忆起与扎巴老人相处的珍贵细节：“扎巴老人和我都是康巴人，语言上没有障碍，他觉得遇到了知音。《格萨尔》说唱艺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般不讲‘地狱大圆满’，一讲就把故事讲完了，艺人的使命就结束了，他就应该到格萨尔那边去了。而扎巴老人却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英雄诞生’一直到‘地狱大圆满’，完整地讲了全过程。他说，他讲了一辈子的故事，第一次完整地讲是讲给你听。这个让我终身受益。”降边嘉措最后一次见到扎巴老人是１９８６年的国庆节：“我向他告辞，说我现在要回北京了，希望您保重……我回北京不久，就得到了扎巴老人仙逝的噩耗。我了解到，１１月３日上午他还像往常一样说唱《格萨尔》，西藏大学的同志在录音。他说有点累了，你们到外面晒晒太阳，我休息一会儿。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回去的时候，发现老人已经仙逝。扎巴老人一共录了１０００多个小时的磁带，讲了２５部半，长度相当于２５部《荷马史诗》或５部《红楼梦》。他留下来的这些资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系统的一个艺人说唱本。扎巴老人用一生的智慧和精力来说唱《格萨尔》，这种精神感动了我，这也是我几十年坚持不懈从事《格萨尔》工作的动力和精神支柱。”以扎巴老人的说唱本为基本框架，参考桑珠、才让旺堆、玉梅、昂仁、古如坚赞等优秀艺人的说唱本，吸收其他刻本、抄本的特点和长处……历时３０载，总计４０卷、５１册、１６００万字的皇皇巨著——藏文版《格萨尔》精选本终于在２０１３年全部出齐，成为世界范围内《格萨尔》研究领域的最辉煌成果。其背后凝结了主编降边嘉措多少心血，《中国民族》杂志的专题报道标题“为了精选本，白了降边头”，便是举重若轻的高度概括。记者手记为“中国梦”助力编纂藏文版《格萨尔》精选本只是先辈学人对降边嘉措的期待之一，他们的另一个期待是：“向全国同胞、向全世界的广大读者介绍这部伟大的史诗。”这，与本文开头所述降边嘉措的“中国梦”正是同一番心意。早在１９８５年２月，降边嘉措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会议上发表专题演讲，向外国专家介绍了扎巴老人、玉梅等《格萨尔》说唱艺人；５月提交报告，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格萨尔》列为世界“非遗”名录；１２月，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非物质遗产保护组织；１９８６年，降边嘉措在我国研究《格萨尔》首部专著《〈格萨尔〉初探》中，反驳了黑格尔的“中国没有史诗”的断言；２００１年被看作是中国非遗元年，其标志是昆曲入选联合国“非遗”；２００９年，《格萨尔》进入联合国“非遗”名录大家庭；２０１８年，降边嘉措推出五卷本汉文版《英雄格萨尔》；未来，《格萨尔》有望被译成更多外文，被拍成史诗大片……这么多的时间节点，可以连出一条轨迹，连起《格萨尔》走向世界的坎途中所经历的前瞻性探索和持久性跋涉。如今，《格萨尔》已跃下马背，走下高原，走出华夏，彻底改变了世界史诗的文化版图，被誉为“东方的《伊里亚特》”。她更有其他史诗无法企及的两个特点：一是长，有１００多万诗行，篇幅比世界其他五大史诗，即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古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长，堪称世界史诗之冠；二是活，她至今还在藏族群众尤其是农牧民中广泛流传。

文｜张丹丹“创作来自一个人的价值观，我之所以持续不断创作那么多中国风的作品，是来自我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方文山，这位华语流行乐坛首屈一指的作词人，中国风的奠基性人物，写出了自己的一片境界。他的歌词，古典意韵和现代人丰富的情感浑然一体。风格或婉约辗转，或诡谲多变，这一切都建立在他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之上。如今，他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传统文化的推广上，办活动、开讲座；2013年，方文山在浙江西塘发起汉服文化周活动，现在已经到了第七个年头，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他坚信，传统文化插上通俗流行文化的翅膀后，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接受凤凰网采访时，他正在台北的办公室，为了创作一个以书法相关的电视剧，每天阅读大量的文献材料。力图将传统文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众接受，这是方文山一直在考虑的事情，无论是作为作词人，还是传统文化推广者。“词汇、文字仿宋词的韵味，但服务的人是现代人”凤凰网文创：这期间你还在创作抗疫的公益音乐，可以介绍下创作的情况吗？方文山：《等风雨经过》是我创作歌词，杰伦、张学友演唱，在特殊时期，我们希望自己的本职工作可以帮上忙。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看过很多视频，有辛苦的医务人员奔波在前线，也有一些机构、团体慷慨解囊，很多感人的事情。通过各种新闻讯息我们是能感同身受的。疫情蔓延到全球，在中国最严重的是武汉地区。我们去年11月底、12月初还在武汉有一个诗歌节，接触的人还蛮多的，我时常会想，那天去了那么多人、那么多朋友，他们后续怎么样了。所以我对武汉的情感连接性会比较强一点。凤凰网文创：这几年你在大陆一些活动比较多，主要的工作都是围绕传统文化推广这方面。方文山：没有错。我主要就是围绕汉字、书法这两个领域。刚刚讲到是歌词创作，除此之外我还有剧本创作，我在创作一个以书法为架构的电视剧。我认为，以通俗文化去推广传统艺术，它的能量巨大，辐射跟影响层面也最广。比如让书法和音乐、戏剧这些表演形式相结合，更容易让普通人接受。凤凰网文创：你的歌词能把古典和当下打通，做到这种流行的经典。新的情境下，如何做到，借古典的外衣去表达现代人的情绪和生活，而不至于脱节 ？方文山：应该说，歌词是情绪的一种反应吧，音乐是催化剂。歌词、音乐总体上是为了表达人的情感服务的。用一些古典底蕴词汇的时候，我觉得要把时空跟现代人关心的事物结合，歌曲共鸣性才会强。举例来讲，“天青色等烟雨”，它就是很古典的词汇运用，“而我在等你”，“我”跟“你”就是人在牵挂彼此，用的口语。我不会故意写得很文言或者词藻很华丽，像《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千里之外》这些歌曲的歌词我都是这样创作的。虽然词汇、文字仿宋词的韵味，但服务的人是现代人，你要用情感拉回来，这个可能是我创作上的习惯，或者所谓的风格吧。“十几亿人中有几千万人对汉字、书法有兴趣就够了”凤凰网文创：你做了大量关于汉字的研究，为什么会对汉字情有独钟？方文山：世界上的文字基本都是拼音文字，汉字是很特别的，我们守住汉字没有被拼音化，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一般文明进程中，大都是从图形文字开始，画在壁画上，然后象形文字、再到表意文字，之后就是拼音文字，一般看来是有序进化的。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文字使用的技巧、丰富性适用性，其实不见得一定是要遵循次序，最后进化到拼音文字的。我很喜欢汉字，你也可以说它很优秀吧，两三千年来，它的语意到现在都没怎么改变。如果现在有一个石碑出土的话，只要是华人就可以直接读懂，汉字是超时空、超地域、超方言的一种文字。方文山书法作品还有玛雅文字现在也没有人能解读，它一半图像一半拼音，也有音意组合的形声字，基本上它还是表意文字，我觉得这样的文字很有魅力。但拼音文字它会改变。汉字是视觉文字，其他的文字是听觉文字，听觉文字的字母排列、字母的形状都会变化，可能两千年前的古拉丁文，现在的意大利人就不见得看得懂。凤凰网文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可能很多人习惯于打字，也经常会“提笔忘字”，这个现象会对我们古老的汉字有冲击吗？方文山：我觉得这个避免不了，因为时代的节奏跟农业文明时期不一样了。农业文明时期相对于现代人而言是比较封闭的，较少选项的，不管是娱乐还是职业类别。互联网时代，我们甚至还会用一些符号字，但这并不代表汉字的继承就会断掉。因为真正的文章、小说、包括教育体系都还是离不开汉字。我觉得只是说在分众，就是汉字、书法领域有人去继承、学习，只是这个人群所占的百分比没有那么高而已。因为人口基数太大了，十几亿人中有几千万人对汉字、书法有兴趣就够了，倒不是说一定要人人写得字正腔圆、运笔、挥毫一定要有棱有角，。现代很少人写字了，我自己都很少寄信给人家，通常是邮箱传讯息，反而让书法变成一种艺术的类别，而不是日常的书写方式。以前没有钢笔、没有圆珠笔、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古人用毛笔写字，久而久之，字自然就好看，因为那是唯一的文字载体的呈现方式。现在社会这么多元，不能强迫现代人去过古代人的生活。当下，国家也在推广、重视书法，所以我倒不是很担心的。“不需要一定在街上穿汉服、每天写书法这种形式的普及”凤凰网文创：你连续发起并参与了7年的汉服文化周活动，汉字、汉服在你看来是重要的传统文化载体。汉服的背后凝聚的是我们怎样一种文化？方文山：汉服是民族服饰，交领、右衽、系带、宽袍这种服装的特性，是蛮呼应中国人的生活或者是中国人的历史吧。我很喜欢汉服背后的文化底蕴。所以我会去推广，并且是公益性质，七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商业运作。因为当地政府很支持，所以基本上收支平衡。如果说要推动一个传统的领域，本身真的要有热情跟使命感，纵使可能没有所谓的商业回馈，但你会从中得到成就感和快乐。所以我是这样去看待汉字艺术跟汉服文化这两个事情的。方文山与徐娇在西塘汉服文化节凤凰网文创：你希望汉服、书法在今天的生活中是怎样一种存在？更多的是一种艺术的形式、一个文化脉络留存的符号吗？大面积的普及是有可能的吗？方文山：书法跟汉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文化仪式感的组成部分，这也是我推广的目的。文化仪式感会让生活精致，让生活有品位。比如，有练习书法的一个空间、时间，其实就有一个仪式感。书写的过程中会训练手跟纸接触的一个视觉的美学养成，书法陶冶性情，这种生活的仪式感就是特定的时空去运作，它不用全面性、普及性，也不用跟我们每天发生关系。汉服也是，端午节、春节、七夕这种特殊日子和传统庆典上，可以有一个汉服日或者是汉服同好的聚会。像日本的茶道一样，有个繁琐的过程，这就是跟文化发生连接。你也会对自己有一个要求。这其实会让我们有一个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这很重要。倒不需要街上一定要有人穿汉服、书法一定是每天写一个小时这种形式的普及。凤凰网文创：所以你觉得汉服有没必要改良让它日常化，还是遵循旧法？这也是两种主张。方文山：分两个区块，一个是传统汉服的形制，不需要去改变。典礼、祭奠的时候或者传统节日、同好社团聚会的时候穿。另外一部分倒不妨说可以改革，不能要求现代人在日常生活去穿宽袖宽袍的衣服，守住汉服的文化符号就好了，又认同这种文化符号，又去做服饰的一个变革。像旗袍，就是满族人服饰的沿革跟变迁。汉服一部分可以改变，一部分是不需要改变的，我是倾向于分开来谈。“中国风和古风，没有谁比谁优秀”凤凰网文创：说到汉服圈，也有一个古风圈。这两者其实是有交集和交流，怎么看古风圈还有他们的音乐？方文山：古风圈从音乐的角度来讲，它就是音乐类型的一部分，是个现象，要平常心看待，就把它当做是像摇滚、MV、嘻哈、饶舌、说唱、民谣风的一种，不需要去膨胀、渲染它的位置，也不用说它就是媚俗。好的地方就是，起码它跟我们民族比较相关，年轻人也会借由这个去关注传统领域和文化。所以它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方文山创作的中国风歌词凤凰网文创：中国风和古风的关联和区别在哪里？说到中国风，可能认为它是受众广泛的，说到古风，会认为它是一个小的同好圈子。方文山：某种程度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古风圈不止是音乐，可能连穿戴、连一些活动内容都会尝试着跟古代文化做结合。中国风它是更广泛的可以讲是一种标签和分类，只要有些古典元素、民族元素，你就可以把它归类为中国风，像建筑的形式，美学、平面设计，它的涵盖面比较广。但（中国风和古风）没有谁比谁优秀，这是并存的。古风圈目前的年龄层偏低，等这些古风圈的小朋友长大了，他们就会更进一步提升自己，不要特意强调说，你这个圈不是我的，去互相攻击。“在这个时间点上去回归传统文化是对的”凤凰网文创：近些年，很多博物馆都加入了文创的队伍，你怎么看待目前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的现状和价值？方文山：文化创意产业是吸取传统的养分，转换成现代的一个设计感，或风格、或色块、或符号、或图文等，这个领域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它是根源于你的文化养分、美学结构的，所以接受度也会比较高。我之前参加了几次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活动，他们把古画跟科技结合，把一些传统领域里面只能观赏的东西生活化了，让观赏变成一个动态的生活参与。过去，博物馆的东西通常都只能远观，现在通过多媒体、通过舞台剧、通过流行音乐、通过动漫等，让传统文化跟现代人的生活有关系，它的影响才会广、才会深。我是蛮乐观看待这个事情后续的发展跟能量的。北京故宫展出《千里江山图》画卷凤凰网文创：传统文化在今天这样一个土壤下，它会迎来复兴吗？怎么理解“复兴”这个词？方文山：所谓的复兴就是你承认它失落过、被冷落了，才有相对应的词汇，那你用复兴也可以，或者说传统领域的氛围加重了、被重视了。现在确实是有复兴的必要。每个民族要有自己的识别度，我们今天的穿戴方式、行为方式，包括交通、美食等全部都是西方的，都被全球化了。那么我们华人的主体，我们的文化识别度就很少了。像日本就把传统文化维护得很好，他们有最时尚的交通工具、科技，也一样有最精致的和服文化、茶道文化，多种文化是并存的。凸显我们本民族的一个民族文化识别度，这是有必要的。社会的基本需求满足了，就会往追求精致化方向去发展。这就要寻根，寻到最后发现传统的一些东西是好的，就会回归，惊觉原来以前我们的饮茶文化、服饰文化、书法艺术，明清家居、鲁班窑、唐三彩都很有魅力。在这个时间点上去回归传统文化是对的。凤凰网文创：就推广传统文化来说，你站在一个创作者的角度，而不是一个专家学者的角度，有没有一些不同的领悟？方文山：传统领域里的专家学者，他必须要有一个高度、专业度。我曾参加敦煌的一个活动，造访了敦煌研究院，他们把敦煌壁画里面的汉服复原了，跟一些服饰配合，这是一般创作者和爱好者做不到的，这就是不同的高度。学者可以变成一个类别的标杆，和一个审核的基准，我们这种流行文化的创作者，就是在影响层面扩展、普及，创作者的门槛比较低，他们的作用是把大众先带进传统领域，再慢慢寻求类别、寻求专业度去发展。两者并存各自发挥功用。这个世界会好吗？2020年5月，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即将拉开帷幕，这场两年一度的大型文化公益盛典，由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凤凰网、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贵州心悠然酒业战略支持，主题为 “致敬国学，继承创新，文明互鉴，重建斯文”，希望在这个非常之年，汇聚文化思想精英，激活传统智慧资源，直面当下危机现实，探寻匡时济世之方，推动文明之间的正向交流。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