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研究

我国西南地区民族众多,是多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地区,西南地区的文学不仅有传统观念中的历代作家诗文词创作别集,还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少数民族文学既包括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创作,也包括大量汉文创作,都是中华文学的宝贵遗产。文学书籍发掘整理西南地区民族文学文献近年来,我国的民族文学研究进程不断推进,相关学术团体逐步成立,学术活动日渐频繁。例如,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学分会自2016年底成立以来,已陆续参与组织学术活动,促进民族文学史料工作与传统文学史料工作的沟通交流,包括2017年在四川西昌举行“民族文学史料暨彝族文学史料整理研讨会”,2018年在云南玉溪召开“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研究研讨会”等。一系列课题也相继展开,正有力推进民族文学史料学工作的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文集丛刊”首席专家、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徐希平介绍,该项目的学术工作具有资料汇编和数据库性质,包括目录索引、集佚辨伪、校勘标点以及提供高质量的校注等。自2018年开题以来,项目组正有条不紊地全面搜集相关文献版本资料。西南少数民族汉文文集文献研究和整理情况过去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刻本、稿本、抄本散于各处,极不便于研究,不利于对其文学成就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和总体评价,也不利于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和民族文献的保护和传承。记者采访时了解到,该项目涉及白族、纳西族、彝族、羌族、回族、土家族、布依族、苗族、侗族等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汉语诗文创作,研究团队成员包括来自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他们在不同高校和科研机构长期从事古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文研究,并在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民族学、文学人类学、民族艺术学、民俗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他们将通过此次协作研究,形成一支多民族、多学科研究人员组成的高水平专家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认为,“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文集丛刊”项目是首次对西南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文献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收集和整理,旨在全面展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为民族文化保护提供借鉴,探索中国民族文献整理和文学繁荣发展的有效途径。这一研究可说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汉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和交叉影响,展示其对中国文化的突出贡献。五十六个民族迎接奥运会实现民族文学史料系统化史料是民族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刘跃进表示,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倡导中华文学,探讨其如何落地生根。以前,学界已有对作品的整理、个体的叙述,而现在按照地区进行的文献史料整理也已经开始。未来除了西南民族汉语诗文集整理项目,还会开展其他地区的文献整理工作。民族文献学是近年来相关学界探讨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汤晓青看来,民族文学研究近年来遇到一些困境。学界一直在呼吁重写文学史,或提出大文学史、多民族文学史等概念,但在操作层面很难推进,这是因为民族文学究竟涉及多少内容尚不明确。少数民族文学的文献资料包括口传资料、书写资料、汉文典籍中的作家创作等部分。目前的文献尚不足以支撑相关研究,例如版本信息多限于一般性描述,缺乏系统整理等问题都是民族文学研究的障碍。因此,相关文献亟须整理。要在“讲好中国故事”中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需要有一定的文学文献基础。徐希平表示,我们是首次对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文集进行全面爬梳收集和整理研究,全方位展现其创作成就,说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汉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和交叉影响,展示其对中华文化的突出贡献。在他看来,民族文学史料工作者应加强传统文献学训练,借鉴传统文学史料理论和方法,同时也可引入民族文学新视野,发掘和提供新材料,为中华文学史料研究作出贡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近些年来，对于呼伦贝尔作家群，尤其是对于蒙古和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三少”民族作家群的文学研究，呼伦贝尔学院文学院教授王云介女士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在对蒙古和“三少”民族作家作品分析研读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的民族性、艺术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以及表现在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特质方面的文艺批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王云介教授在继2005年出版论著《呼伦贝尔作家研究》之后，2012年完成并于新近出版问世了学术著作《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为继老一代呼伦贝尔本土作家冯国仁、郭纯、刘迁和乌热尔图之后，较为系统地梳理研究呼伦贝尔地域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及其人文精神的中青年评论家之一。在阅读王云介教授的《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后，结合我国、我区少数民族文学现状，我想到了“民族文学”是否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并都可以笼而统之地称之为民族文学。第一种类型，是民族作家创作的本民族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少数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特质，如《蒙古秘史》《格萨尔王传》等，一般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或借用汉语言文字创作。王云介在《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介绍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大都是在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这一时期用汉语言文字创作完成的作品。如鄂温克民族作家乌热尔图创作的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表现在本民族情感、观念、心理等与他民族的细微差异，甚至于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活动、眼神、手势等，都是鄂温克人特有的动作和行为。鄂温克族作家凃志勇创作的小说《彩虹在远方》《悠远的牧歌》《最后的猎人》等，表现了独特的民族生活方式。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创作的小说《猎人之路》《阿美杰》《孤独的仙人柱》，就是以鄂伦春民族的艺术思维，逼真地再现了鄂伦春民族的独特生活、真实情感和心理活动。鄂伦春族作家空特勒创作的散文《鄂伦春人与自然之约》，把握民族文化特性，对民族个性进行了深沉思考。达斡尔族作家群中，萨娜创作的小说《你脸上有把刀》，阿凤创作的小说《遥远的月亮》，苏华创作的小说《牧歌》等。蒙古族作家群中，孛额勒斯的小说集《圆形神话》，海勒根那创作的诗集《一只羊》，包布仁的广播剧《尹湛纳希》，包群光创作的《甘迪戈和他的草原》等。从狭义上说，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这种反映描写叙述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类型的文学作品，应当属于纯粹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第二种类型，是其他民族（包括汉族）创作的非本民族文学作品。最典型的例子，是汉族作家迟子建创作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尽管有些少数民族作家对此颇有微词，但这毕竟反映的是他民族作家对另一个民族的认识和理解。处在当今开放包容的“地球村”和“互联网”时代里，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认知和理解，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只要有本民族的自我认知即可，也需要众多他民族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不同认知和理解，才能使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文学亦应如此。汉族作家姜兆文创作的描写蒙古历史的长篇小说《王爷的末日》等，也同样属于这类民族文学作品。第三种类型，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其他文学作品。这类作品的少数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特质并不鲜明，有些或多或少的带有少数民族的人文精神文化特质，有些仅仅因为作品的作者是少数民族作家而已，这类少数民族文学作家作品一般来说往往占据绝大多数。如满族作家袁伟冰创作的电影剧本《女绑架者》、小说《相约荒原》和《红毛》。剧本以故事情节取胜，小说比拟含蓄地关注了人与自然的生态文明。蒙古族作家包健美创作的小说《葵花儿》。还有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们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大都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类型中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如果不特意标明作者的民族身份，往往很难看出民族文学的痕迹，甚至于表现在作品中的思维模式、环境氛围、语言细节、行为习俗等人文特质与汉民族已无明显差别，基本融入中华汉文化大潮之中。这也表现为一个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在民族文化的空前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所具备的多重民族文化身份特征。王云介教授简单介绍品评的各类体裁、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大都是这类文学作品。也许从广义模糊的概念上说，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都可以算作是民族文学；但以狭义严格准确地讲，这类作品应该确切地表述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不然的话，所谓“民族文学”就有泛滥之嫌。例如，据有人考证，诗人李白有突厥人血统，作家曹雪芹是满族人，倘若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都称之为民族文学的话，那么，《李白诗选》《红楼梦》等，岂不也都算作民族文学不成？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只有当一部作品拿去其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作家的标签之后，仍能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立足和成功，才能真正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民族作家。简而言之，所谓特色的本土的民族文学，无不与这些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相联系，并具体地反应在少数民族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审美感受、生存状态与生活理想的方方面面，人终究是社会关系的产物。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说：“民族间存在的不同点，在文学上具有很高的价值。理解了自己民族的心理素质，同时与其他民族进行自觉的比较，发现她独有的光彩、韵味、力度，然后运用艺术的手段强烈地去表现。对此，我一直怀有很浓的兴趣。”乌热尔图做到了，他传达出了鄂温克人完整的声音；敖长福做到了，他真实生动地描写了鄂伦春民族独特的生活与情感；苏华做到了，对弘扬达斡尔民族文化做出了切实的努力；迟子建也做到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汉民族作家表达了对一个少数民族的认知和理解。这种自我的和相互的认知既各有利弊、又各有优势。“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写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说的都有道理。那么，什么是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民族性，如何艺术地表现民族性，如何避免民族文学的脸谱化、失语症和失真性呢？在2013年6月初召开的内蒙古第十六届“歌咏辉河、文泽索伦”三少民族文学笔会暨蒙文创作研讨上，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李敬泽在讲座中借用了一个案例。说的是一位外国作家创作的小说，故事情节大意是一位伊斯兰姑娘爱上了信仰其他教的小伙，在嫁给他的前一天夜里，她内心世界里充满着矛盾、纠结与挣扎，嫁给他就意味着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到底第二天嫁与没嫁，作家没有明说，故事就结束了。那么这位女孩到底纠结的是什么呢？是她能否放弃过去熟悉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民族性，李作家说，实际上这部小说深刻揭示反映的，就是个民族性的问题。北京作协签约作家郭雪波的讲座，对文学的民族性也有所涉猎。一言以蔽之，所谓的民族性就是一个民族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条条大路通罗马，民族性是个大课题，虽然文学的表现方式方法不同，但是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繁荣与发展，成绩令人瞩目；现实存在的不足、缺失与局限，有待进一步填补和提高；进一步培育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大有文章可做。首先，呼伦贝尔民族文学最值得赞誉的品牌与骄傲，当属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独树一帜，他的作品不仅走向了全国，也走向了世界，成为民族作家民族文学创作的最优秀代表之一。还有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等，均在一定范围内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作家群，并产生了为数不多的几位在全国、自治区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少数民族作家们的作品体裁丰富，题材形式多样，在追求艺术个性化、风格多样化方面做出了探索。尤其是对独特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以及正视生命、珍爱自然和关注生态等方面成为创作的亮点，成为构筑“呼伦贝尔文学”、“呼伦贝尔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其次，民族文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是少数民族文学的重大题材、包括历史题材创作有待进一步挖掘，民族文学研究、尤其是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与文艺评论相对薄弱，民族文学作家培养还需要更好的环境与土壤。王云介在绪论中提到：“当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已经使得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变得空前频繁和剧烈，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融愈发成为世界文化的整体特色，任何一个纯粹、静止、绝对的民族文化认同都是不切合实际的……需要放弃基于本质主义的观念并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用更加开放和宽容的态度来思考当代中国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这也是民族作家们需要客观面对和迎接的挑战。在现今如此开放包容的世界里，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在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大都存有被多数民族文化逐渐融合淡化的可能性，既保持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独立性，又不封闭、不拒绝文化交融，积极挖掘抢救少数民族文化，民族文学文化工作者任重而道远。最后，如何表现民族精神，提升民族文学，弘扬民族文化，需要民族作家和方方面面热心人士的努力与探索。王云介在绪论中谈到当今社会：“文化封闭状态不复存在，多元文化相互依存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世界文化的普遍性并存共进，构成呼伦贝尔文化的有机内容。”可见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也是个历史的、动态的、变化着的概念，都有一个自我发展形成、交流融合、创新变化的过程。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也许就是变化。一个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的普遍性，就是其特殊性，反映表现在其一部或众多的代表文学作品当中，就构筑形成为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学；中国56个民族各自人文精神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其中的普遍性，反映表现在中华多民族的代表作品当中，就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学的水准；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这种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特质，应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学家自立于世界文坛的重要支柱。据最新不完全统计，全世界范围内有1883个民族，其中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民族有354个，只占民族总数的18.8%，可见在世界范围内“少数民族”也真正的成为了“多数民族”，民族的多样性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涵。这里特别需要反复提到的是，民族文学创作中所应该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文化特质，是属于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民族的重要内质东西，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外在的标签而已。这种重要内质东西，反映在文学作品创作上，表现在人物的思维、行为、情感、语言和习俗等；反映在文学批评方面，体现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审美取向、社会认知的诸多不同；上升到哲学层次，就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王云介现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会会员，呼伦贝尔作家协会理事，呼伦贝尔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呼伦贝尔文学艺术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研究方向为呼伦贝尔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研究等。著有《强权下的微弱叹息——从中国文学史管窥女性独立意识》《论娜日斯的写作意识》《论鄂温克艺术的发源》和《蒙古族作家孛·额勒斯研究》等。这本《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绪论中以2万字的篇幅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现状、尤其是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回顾总结和归纳扫描，对这一时期呼伦贝尔蒙古和“三少”民族等大部分作家作品做了重点推介和点评，但是并没有涉猎呼伦贝尔近现代民族文学研究，对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之初这一重要时段的民族文学也没有做系统的挖掘和整理，使得学术论著基本限定在“改革开放30年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缺乏全方位的历史纵深，使得论著不够充分和完整。另外，往往对重点作家作品介绍的多，分析梳理和比较研究的还不够深入细致全面。尽管如此，面对文艺百花园里文艺批评之花相对凋零的当今，毕竟对于推进呼伦贝尔地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做出了积极切实的努力，况且呼伦贝尔民族文学研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期待着通过民族文艺批评的带动和提高，助推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为建设美丽与发展的呼伦贝尔做出积极贡献。（作者李喜恩系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管理局二级作家）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第70年，同样是少数民族文学在全面发展中走向辉煌的70年。70年里，包括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学记载和反映着新中国的发展与变化。9月15日下午，笔者来到湖南图书馆，听罗宗宇教授主讲的一场题为《和而不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70年》，对建国以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历史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讲座中，罗宗宇把7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从时间上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阶段，1949年至1966年，自觉以“求同”为目标，在主题与艺术上同时学习跟进，由于“时间差”和“空间差”，求同中存有异。政治认同，表现在：一是歌颂革命，如1950年代主流文学红色经典，少数民族文学也同样，他介绍了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力耶甫写于1949年开国大典礼炮声中的诗歌《怀抱红日的黎明来了》，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小说《茫茫的草原》、《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哈萨克族诗人布卡拉的哈译汉诗歌《复仇的姑娘》、苗族诗人永英的诗歌《我们是一群苗家》、彝族作家李乔的长篇小《欢笑的金沙江》、壮族作家陆地的小说《美丽的南方》。二是歌颂新生活，主流文学中民俗叙事政治化，少数民族文学也一样，彝族作家普飞的《门板》、景颇族作家杨苏的小说代表作《没有织完的筒裙》、侗族作家袁仁琮的《打姑爷》等。1956年的“百花年代”，汉族文学出现了人性人道主义思潮，如铁依甫江的诗歌《唱不完的歌》、白族诗人晓雪的《祖国颂》等文学作品与主题同步前进。第二阶段，1977年至1999年为少数民族文学繁荣期，同中求异。早期的余波：伤痕文学，如孙建忠的《甜甜的刺莓》。1980年代中期兴起文化热，民族文化的自觉，出现寻根文学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汉族的乡村路线，介绍了韩少功的《爸爸爸》，汉族的老城文学，如冯骥才的津味文化寻根小说《三寸金莲》。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文化自觉的重大突破来自于80年代中期盛行的寻根文学，扎西达娃是寻根文学的重要代表，《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和《风马之耀》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前者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鄂温克族人乌热尔图是最重要的寻根文学少数民族作家，《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使他两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0年代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土家族作家孙建忠的《舍巴日》，回族作家张承志的草原生活作品《黑骏马》、《心灵史》等。回族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一阶段，由于民族文化的自觉，“同中求异”，少数民族作家在寻根文学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具有自信，立足本民族文化和历史掘进，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不同在于，内在的神性与魔性，民族个性的显现。第三阶段，2000年起即进入新世纪以来，是文学的辉煌期。通过“不同”的文学，而最终达至“和”的风貌，多民族文学差异共和。关纪新的评论确立了多民族文学史观，刘大先写了《千灯互照——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与批评话语》。主潮合唱：生态文学、底层文学、女性文学、扶贫文学等。他介绍了生态文学的产生及蒙古族郭雪波的小说《沙弧》、《沙狼》；分析了吉狄马加的生态诗歌《我听说》。少数民族底层文学作品，如藏族作家阿来的《山珍三部》即《河上柏影》、《蘑菇圈》、《三只虫草》、藏族作家万玛才旦的《塔洛》、《嘛呢石，静静地敲》，仡佬族作家王华的《紫色泥偶》、《向日葵》、《旗》、《天上没有云朵》、《像雪花一样飞舞》、《傩赐》、《花村》。另外，满族作家关仁山的《金谷银山》，苗族作家向本贵的《山村的节日》、《除夕》，仡佬族作家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瓦城上空的麦田》，土家族作家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金刚四拿》，回族作家马金莲的《长河》、《柳叶哨》，回族作家李进祥的《换水》，壮族作家潘小楼的《小满》，瑶族作家光盘的《等待》，侗族作家潘年英的《银花》，马笑的《梅山》等作品也属于底层文学。土家族作家李传峰的《白虎寨》写打工青年返乡带领乡亲发家致富的故事，尤凤伟的《泥鳅》丑化城市道德，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也是如此。女性文学有马金莲的小说《碎媳妇》。扶贫文学有苗族作家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写扶贫攻坚战成就。罗宗宇认为，这一阶段的少数民族文学自觉以“求异”为目标，信仰叙事、歌谣叙事，但又共和，异中求同。“和则生物，同则不济”，从当代文学70年看，共和国文学是多民族文学的共和。相关链接：罗宗宇，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 年入选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 2009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现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世界汉学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民族问题研究特邀专家、丁玲文学奖评委、湖南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社科研究基地“海外中国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出版有学术专著《沈从文思想研究》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民俗叙事研究》共 2 部，参编《中国当代文学史（ 1949-2012 ）》教材 1 部，主编学术论文集《多维视野下的海外汉学风景》 1 部。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民族文学研究》 公开发表论文近60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研究”1 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民俗叙事研究》等 2 项，主持《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民俗叙事研究》等省部级项目 4 项。获第一届湖南文学艺术奖等多个奖项。

“中国多民族作家叙事话语体系建设”学术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青年报客户端12月9日北京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聂北茵)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出一批高质量精品力作，推动新时代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繁荣发展，今天上午，“中国多民族作家叙事话语体系建设”学术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作家文学研究室和《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共同举办。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朝戈金致辞，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李进锋做总结发言。作家文学研究室负责人杨霞（丹珍草）研究员主持会议。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安徽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中国作家协会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就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 民族交流与融合以及中国多民族文学经典与双语创作、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女性文学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多民族文学交融发展的历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民族作家，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对加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研究经典作家的同时，要自觉树立多元一体的历史观、文化观、国家观，着力塑造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与共同体认同。据介绍，作家文学研究室是民族文学研究所2020年新设成立的研究室，主要致力于建构中国多民族作家叙事的话语体系，开展相关文学理论和批评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作家文学研究室的成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积极回应时代需求，不仅有利于民族文学研究所学科布局的进一步优化，更有利于打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与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视域，以全新的范式与方法，推动民族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融合发展，在更大程度上还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学史发展格局，为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自己的贡献。作家文学研究室、《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文字研究中心为此次研讨会承办单位。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9月13日，由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南宁师范大学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的《百鸟衣》发表65周年暨《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韦其麟研究》新书座谈会在南宁举行。韦其麟是一位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也是第一位曾连续当选两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壮族作家。他的创作时间长达几十年，始终受到文学界、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其影响远及海外。叙事长诗《百鸟衣》自1955年首次发表以来，曾被译成10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其单行本和各种改编本的发行量累计超过了100万册，韦其麟及其《百鸟衣》已入选几十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钟世华的《韦其麟研究》一书立足于前人研究成果，对韦其麟研究资料再次进行了整理和充实，初步的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经典作家韦其麟的创作历程。内容主要包括韦其麟小传、研究综述、自述·访谈·印象、评论文章选辑、附录五部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说，韦其麟的贡献不仅表现为对民间故事的敏锐和采写，而展现为对本民族诗学禀赋的传承；不仅表现为壮族民族独特的想象魅力，而且展现了民族独有的语言修辞神采。《韦其麟研究》的出版，也让韦其麟的创作研究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云南省文联原作协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晓雪表示，《韦其麟研究》全面收录了有关韦其麟的重要评论文章和采访，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料。也希望此书的问世不是研究韦其麟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主办方表示，座谈会的举办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和老一辈文艺家的经典作品，提高文化自信，学习和传播经典之作，传承经典文化精髓。钟世华是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南宁市作家协会会员。山东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南宁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二级。作品散见于《诗刊》等刊物，有作品入选《2009年诗歌年选》等选本。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在《南方文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著有《穿越诗的喀斯特——当代广西本土诗人访谈录》，诗集《冬天里的光》，主编《广西诗歌地理》，曾获广西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等。（通讯员白金发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仕兴 ）[ 责编：李方舟 ]

欢迎来到 | 景柯学长的每日专业系列讲堂了解专业信息，明确高考志愿在上一讲中，景柯学长应粉丝要求对历史学专业进行了讲解（专业详解直达链接：文科基础学科之一的历史学，被强基计划所看重，可你了解它吗？）。在这一讲中，景柯学长会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这个专业进行讲解。01“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是什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是研究除汉族以外的各个兄弟民族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的一个专业。本专业最早设立在中央民族大学，最初其被命名为“蒙古语言文学”，后来随着对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地深入和扩大，后来改为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主要学习藏、蒙、维、彝、朝、哈等多个民族的语言、文献以及发展历史等内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自设立以来就颇受国家、政府的扶持和保护，报考该专业的学生一般免收学费，还可以享受各类奖学金，部分院校甚至还免收住宿费、教材费等。02“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学什么该专业主要从相关少数民族语言的听、说、读、写、译、交际领域六大方面进行训练，可以综合培养学生的语言和文学修养、鉴赏能力以及古典文献阅读能力。核心课程：有关民族现代语、有关民族古代语、有关民族文学史、有关民族语言史、有关民族历史、语言学概论、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03“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考研概况该专业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门类，考研的方向大多集中在中国语言文学下属的8个二级学科的各个专业，但具体到每所院校教授的内容又有不同，具体包括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与本科专业对口的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方向。该专业主要学习有关民族的语言、文学及文献等基础知识，了解相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系统教育，以及接受相关业务能力的训练。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关系史、中国少数民族族别史、藏族语言文学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与应用、文献翻译研究等。04“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工作概况该专业的毕业生看似选择范围很广，实则并非如此，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由于其自身专业限制性，毕业生一般不能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职业，多数都选择了转行做了文职人员。该专业的毕业生，主要就职于少数民族教育文化及相关单位。可在中西部省份高校、中等学校等教育单位或国家机关部门就职，或者直接进入大企业从事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有些还可以进入企业担任技术开发人员，特别是在多文种网络应用软件与信息机构就业。·END今日话题：你还想了解哪些专业呢？欢迎在下方评论！

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与前景的宏观扫描，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深度思考I S B N：978-7-5212-0331-8作 者：石一宁2021年1月作家出版社《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集，收入了作者近几年发表的数十篇相关文章。作者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评论，同时是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办刊人。《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展现了作者对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熟悉了解和深度思考。书中既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与前景的宏观扫描，也有对具体作品的微观解析；既有对名家大家的论评，也有对文坛新人的关注。在学术上追求新路向、新话语和新增长点。作者面对少数民族文学现场展开的关于中国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文学与文化多样性以及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优势与亟待提高的方面等等诸多思考，给读者有益的参考和启迪。作者简介石一宁，1964年生，壮族。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民族文学》主编、编审，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著有文学研究专著《吴浊流：面对新语境》（繁体字版《真实的》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文学评论集《走向文学新天地》，散文集《薄暮时分》《湖神回来了》《履痕心绪》，传记文学《丰子恺与读书》。发表文艺评论和各类体裁文学作品多篇。传记文学《丰子恺与读书》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既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与前景的宏观扫描，也有对具体作品的微观解析；既有对名家大家的论评，也有对文坛新人的关注。作者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评论，同时是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办刊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诸多思考具有参考和启迪价值。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一个意涵十分丰富的时代命题。当下中国，正行走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而民族文化的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根基。近代中国面对裹挟着船坚炮利侵门踏户而来的西方现代性，由排拒而接纳，百年间饱尝主权沦丧、文化失语的痛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七十年甘苦备尝忧喜交加的社会主义实践，使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洗雪了百年屈辱，昂首挺立于今日的世界。然而，文化失语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面对依然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尚待恢复和树立，中国的文化形象仍然十分模糊。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为了汲取历史的思想和智慧，重拾中国文化的自信，使文化在民族复兴的途程中发挥关键效用。因此，对传统文化的重估和扬弃，既有历史性，更有现实性；同时，它又是指向未来的。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文化是多民族的文化。同样毫无疑义地，中华美学是多民族的美学。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认识中华美学的多民族性质，发掘中华美学的多民族内涵，实现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使中华美学的丰富性、多样性最大程度地得到呈现，成为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宝贵的审美智慧和思想文化资源，是我们讨论这一时代命题的重要意义所在。美学精神来自对美学事象的审视、研究和提炼，是美学事象的抽象结晶。从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美学事象即自古迄今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来考察，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绝不是中华美学的点缀和附庸，而是中华美学的有机和重要的构成。仅就文学而论，中国的三大史诗均为少数民族诗歌，即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格萨尔》长达两百万行，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最长的史诗。《格萨尔》和《玛纳斯》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格尔》的申遗也已启动。少数民族民歌和民间长诗，极大地补充了汉族民间诗歌和长诗偏少的不足，使中华文学的结构显得更为完整。在小说方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曹雪芹的《红楼梦》，创造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儒释道美学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包容等等观念，被视为中华美学精神的精义。然而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内涵，还应纳入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特质。少数民族的美学与汉族美学有其共性，都体现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但也有差异性和异质性，非儒释道美学所能涵盖。以同为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民间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为例。前者是南朝汉族诗歌，后者是北朝少数民族诗歌，两部作品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乐府双璧”。而这两篇作品所蕴含的审美意趣和呈现的美学特征却是大相径庭。《孔雀东南飞》叙述的是焦仲卿和刘兰芝两位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诗中所呈现的家庭关系是严酷的，长幼尊卑秩序不容冒犯，父母、兄长可以随意干涉子女和弟妹的生活和精神自由。在家长专制的煎逼之下，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悲愤自尽。而焦仲卿即使身为官府的吏员，在森严的宗法秩序之下也是无力挣扎，最终“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追随刘兰芝的幽魂而去。两位主人公的自杀，不能说与儒家道统没有关系。即使解释为一种对封建宗法秩序的反抗，这种反抗也未免过于孱弱。《孔雀东南飞》通篇弥漫着阴郁、哀伤的气息和氛围。而《木兰诗》所展现的家庭关系，却要自由得多。花木兰从军和解甲归田，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意志。她代父从军，是出于对父亲和家人的爱。“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种对父母和家人的热爱与思念，始终伴随着她的戎马行军。十年征战，立下赫赫军功，但她婉拒朝廷的利禄封赏，自愿解甲还乡，回到父母和家人的身边，享受“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的普通人生活的快乐。《木兰诗》所表现的自由、阳刚和健朗的审美精神，富于浪漫主义的理想光辉，更易于唤起人性的共鸣，因此它走向世界，被改编为好莱坞电影，绝不是偶然的。《木兰诗》的美学特质，如果用儒释道美学加以阐释，将会显得十分牵强。《木兰诗》的阐释，期待一种有别于儒释道美学的少数民族美学。美学的生命力在于实践。美学是文艺实践的提炼和升华，而美学也应对多姿多彩、具体生动的文艺实践进行阐释并起指导作用。美学的自觉，是时代对我国多民族文艺创作和文化创造实践提出的要求。但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目前基本上还是处于失语状态，尚未有显著和可观的成果，少数民族美学的学科建设，仍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多元化已成为现代审美意识的重要法则。而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不仅关涉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更关涉美学本体论，关涉美学意识形态问题。如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美学是作为有关身体的话语而诞生的，美学首先是指与更加崇高的概念思想领域相比照的人类的全部知觉和感觉领域。然而如果政治秩序不致力于“活生生的”最易触知的层面，不致力于属于一个社会的身体的感性生活所有一切中的最有形的领域，它怎么可能繁荣呢？西方传统美学也极为重视审美与社会和谐的联结。在卢梭、夏夫兹博里、大卫·休谟等人看来，审美奠定了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人类团结的源泉。进行审美判断就意味着以全人类的共同名义尽可能地排除个人狭隘偏见。审美的非功利性包含着主体的极端的非中心化，使自我关注让位于感性的交流。康德认为，审美的主体间性预示着统一于主体的存在的深层结构的、乌托邦式的主体共同体。席勒说，只有审美的趣味才能给社会带来和谐，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培育发展和谐。只有审美的交流模式才能统一社会，因为它与大家共同的东西相联系。而黑格尔则认识到，社会统一既不可能建立在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普遍化的审美真谛中，也不可能只建立在政治国家的水平上，它必须存在于文化实践中，存在于社会生活结构中。（见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因此，正视中华美学的多元化与多样性，在此基础上更加开阔视野，寻求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其意义重大而深刻。不妨认为，认识和发掘包括少数民族美学在内的中华美学的宏富内涵，深化中华美学多元一体融合包容的格局，这是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理所必然、事所必至，也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判断。（选自《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2021年1月作家出版社）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了主体民族汉族以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分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和汉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共同熔铸中华民族的历程中，有着交融一致的历史命运。在总体文化上，呈现出诸多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在多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吴道毅的《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研究》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研究》借鉴话语理论，将现代南方民族文学的思想意蕴归结为启蒙话语、民族话语、传统话语、阶级话语、救亡话语、主流话语、先锋话语、女性话语、生态话语等多种类型。由此可见，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与20世纪汉民族文学话语类型有着一致性。吴道毅始终把南方民族文学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现代历史勾连在一起，从南方民族文学的书写中，寻觅其与时代大潮一起起伏的历史脉络，以此建构起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生成的历史共因。吴道毅认为，南方民族作家的创作，同样着力于传承传统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如苗族作家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传承了道家文化；回族作家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常常流露出对中华文化的深深眷恋与回望。所以南方民族文学在回应现实社会生活、传承文化传统方面，与汉族文学有共同性。发现南方民族文学书写中的“地方性知识”，也是《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研究》的重要内容。吴道毅充分挖掘了苗族、土家族、藏族、佤族、回族、彝族、哈尼族等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地域文化、文化信仰与风俗习惯。他在把握民族话语时，并没有简单地割裂民族话语与其他诸种话语的关系，而是始终把握住民族话语为隐形，其他诸种语为显形话语的基本原则，很好地阐释了南方民族文学之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从历史长度来看，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南方诸民族的文学创作，都被纳入到作者的研究视野之中，这是一部系统研究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特质的著作，它着眼于中华民族文学的现代性建构，阐释了南方民族文学的共性与个性及之间的辩证关系。(作者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作家协会关于2020年度“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家签约项目”申报的通知中国作家协会设立“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家签约项目”，旨在加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理论评论建设，扶持培养少数民族中青年文学理论评论家，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经验和问题，推出系列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现就2020年度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一、项目申报时间及流程（一）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截止。（二）申报流程：少数民族文学签约理论评论家申报推荐单位为中国作家协会团体会员。申报者向所在地、所在行业中国作家协会团体会员申报；军队作者向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申报；中直、国直系统作者向中国作协创联部民族处申报。中国作协创联部民族处同时向部分期刊、院校、单位定向征集申报，相关推荐单位须征得本人同意。申报者可向推荐单位领取申报表格，也可从中国作家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下载。推荐单位对申报者及作品进行论证、遴选后，填写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报送中国作协创联部民族处。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湖南、湖北、延边州等上述团体会员报送人员每个单位不超过4人，其他团体会员报送人员每个单位不超过2人。二、申报者条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持正确创作导向，学术态度端正严肃，具有较深厚的文学理论基础、学术素养、评论功底和一定社会影响。（二）主要从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研究，并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获得省级及以上重要文学理论评论奖项；2、理论评论作品3次以上（含3次）被全国省级及以上刊物转载；3、在全国重要社科、文学期刊发表评论作品数量较多或者出版过影响较大的文学评论作品。（三）申报人为少数民族。（四）申报人年龄在50周岁（含）以下，即1970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五）凡不符合申报条件者，一经查实，取消参评资格。三、申报人须提交以下材料：（一）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家签约项目申报表。（二）本人公开出版和在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的主要文学评论作品目录。（三）1部专著或5篇文学理论评论代表作品（四号字，装订成册）。（四）获奖、转载证明及其他情况说明。（五）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四、项目签约任务签约期间，签约理论评论家须认真完成以下任务：（一）签约理论评论家每人每年须在省级及以上报刊发表文学评论作品总字数3万字以上。（二）签约理论评论家须按要求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文学业务活动。（三）签约理论评论家须对中国作协安排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行审读并给予研究指导。五、项目签约内容本项目计划每次签约10人左右，签约期2年。中国作协为签约理论评论家的研究提供3万元研究经费，并提出任务要求。根据签约理论评论家签约期间的研究成果，择优为签约理论评论家出版专著或评论集。六、项目组织实施（一）本签约项目由中国作协创联部负责管理。（二）中国作协创联部民族处负责本签约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申报审核工作。（三）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家签约项目评审委员会将对申报者进行综合评估、评选，评选结果在中国作家网予以公布。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民族处邮 编：100013电 话：010-64489876 64489862联系人：陈涛 郑函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2020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