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史研究工作全面展开，民族史学界在资料整理、深入调查、研究专题、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进入新时代以来，民族史研究迎来发展新阶段，学界近年来把握学科发展机遇，发挥学术团体作用，创新学术活动形式，围绕构建民族史研究三大体系推进工作，积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学科力量。积极构建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当前，如何构建民族史学科体系，开创民族史研究新局面，是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回顾民族史走过的学科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表示，中国民族史研究具有较长的学术传统，作为学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形成体系。中国民族史学会1983年成立后，民族史建设迈上新台阶。几代民族史学家继承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克服学科基础薄弱等困难，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展开深入的理论探索，为学科发展作出显著贡献，逐渐形成了有特色的研究方法。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方勇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强调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民族史工作者要正确理解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按照贺信要求，继承优良传统，整合相关学科，推动学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林文勋看来，民族史学科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学科建设要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史研究要紧跟时代步伐，立足于学术前沿，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积极适应当今科技革命对人文社会科学带来的影响，努力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革命。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云南大学教授刘正寅认为，应重视民族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民族史研究要注意吸收和借鉴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拓宽学术视野，站在民族史研究的国际前沿。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与发展，需要充分挖掘、利用多语种历史文献资料，从民族语文献体现的多民族、多文化的视角揭示中华民族的内在统一性；同时要高度重视民族志文献在民族史研究中的意义，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既要重视国家叙事，也要注意民间叙事，从中发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南民族大学原校长赵心愚认为，构建民族史研究三大体系首先应加强学科理论建设。新时代民族史学科发展重点是民族史学科要有中国特色，三大体系相互之间存在逻辑联系，只有抓紧做好学科体系建设，才能真正形成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当前，应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我国历史发展的事实及历史上民族发展互动关系的实际，找准理论发展方向，注重对新理论的探讨，同时对民族史发展脉络进行总结、回顾与反思，对西方一些理论及观点进行认真清理和科学评论。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与行动，创新中国民族史学科理论，推动中国特色民族史学科体系及学术体系的构建。四川大学教授石硕认为，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任重道远，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很难解决现实问题，必须形成中国特色理论，在达成共识的学术领域里统一话语、观点和立场。中国民族史研究要自我更新，认真反思如何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新时代民族史学科发展应当继承发扬既有传统，充分吸收国外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立足中国现实基础，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扩展民族史研究视野，在阐释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创新学术活动形式“近年来中国民族史学会一直在思考，作为全国性学术团体，在新时代民族史学科建设方面如何发挥好应有的作用，如何协调、组织全国民族史工作者推动加快构建中国民族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刘正寅表示，近年来，学会为推进民族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开展了包括学术年会、专题研讨会、青年学者论坛、研习营在内的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积极发挥学会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组织、引导和平台作用。内蒙古大学原副校长齐木德道尔吉认为，目前在学科划分和民族史学科定位方面还有待强化，中国民族史学会应发挥协调作用，理顺中国史学科下的专门史民族史学科与民族学学科下的少数民族史学科的关系，加强民族史学科点联系，促进学科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学科力量史金波认为，民族史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树立为人民研究历史的理念，凝心聚力，全面推进研究，使民族史这一学科发挥出更大的社会能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作出贡献。南京大学教授华涛认为，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漫长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非常宏大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对中国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民族史研究者和中国民族史学会义不容辞的使命。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看来，当前以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表的学术论文，还存在空泛讨论概念的现象，而采用民族史角度进行研究则能够克服这一问题。目前学界话语还不能满足国内发展需求，因此要加快构建三大体系特别是话语体系建设，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重视视角、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喜饶尼玛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从自在到自觉，经历了逐渐形成、共同演进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稳定性不断增强，最终形成共同体意识，因此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赵心愚表示，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史，就必须研究中国民族史，就必须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各个方面。在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里，民族史研究具有其他学科所没有的重要社会功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每一个中国民族史研究者都应具备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实际行动推动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曾江 华夏 肖超宇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一、原殷墟考古队队长的困惑2020年6月23日，中国考古网转发了原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殷墟人骨DNA和殷墟人种问题我想说几句》。这篇文章谈到了出土于殷墟黑河路的人骨为所谓“西亚人种”的问题。中国考古网（截图）对于这个基因检测结果，唐际根先生表示充满疑虑，并声称他不大相信“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推论。他的理由是，从殷墟发掘出来的各种“商代人像”来看，没有一例是“西亚人相貌”或者“高加索人相貌”。唐际根先生谈到的这些材料，笔者至今未见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有人就此发表专题研究论文。我想，这可能与学者眼中的所谓“材料不足”以及基因材料本身具有的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有关吧。所以，唐际根先生提到了应该启动“商代人骨基因工程”。殷墟头盔和面具（殷墟博物馆藏）对于中国学者的这种态度，我们一方面可以理解为稳重；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因学科细化而造成的研究壁垒抬高有关。也就是说，就后者而言，要解决所谓殷墟出土“西亚人种”骨骸的问题，其关键未必就是如唐际根先生说的需要重新设计这个基因测试项目（当然，增加检测数量是必要的，重新评估测试项目也并无坏处），而更关键的或许是要增强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以便了解同一概念在跨学科使用时其内涵是否存在偏差。事实上，存在这种偏差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是因为基因数据实际上显示的只是该检测样本的分子遗传学属性，而所谓的“西亚人种”或“高加索人种（也称白色人种）”等概念显示的则是体质学属性。显然，根据分子遗传学概念来推导体质学特征，这本身就存在逻辑陷阱。白马人（黄种）和阿伊努人（小黑人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从分子遗传学角度看，我国的白马藏族主要属于高频的D系单倍群人口，高频的D系同时也存在于日本阿伊努人当中。[1]但是，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阿伊努属小黑人种，而我国的白马藏族则是典型的蒙古人种（黄色人种）。可见，分子遗传学概念与体质学概念并不能简单联系。二、殷墟人骨的体质学和分子遗传学特征由于唐际根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提供那个所谓“西亚人种”的具体基因类型，因此本文无法就此谈得更多。但综合其他材料来看，殷墟存在与“高加索人种”密切相关的基因类型是完全可能的，但那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得出殷商民族就是高加索人种这样的推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有关殷墟人骨的体质学和分子遗传学材料。（一）殷墟人骨的体质学材料美国人种学家库恩（Coon, C.S.）认为，殷墟祭祀坑人骨存在类似现代白种、黄种或黄白混血的人种成分，中国学者杨希牧在历经数年对殷墟祭祀坑头骨进行测定后，将殷墟人种群分为了五类，即古典类蒙古种、海洋类黑种、高加索种、爱斯基摩种和所谓“小头小脸”的未确定类型。韩康信教授在主张殷墟祭祀坑人骨以东亚类群为主要种族的情况下，也指出殷商人不可避免或至少部分地受到了周邻异类种族的影响。[2]殷墟M260墓道中的头骨（图源：Gting）201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银运、吴秀杰、刘武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在2000-3000年前的上古时期和中古时期，从西北地区的新疆、青海、宁夏直到中原地区的殷墟，“西方基因”已经在我国多个地区人群中存在。其中，新疆地区的“西方基因”混入程度最高，这种混入程度自河西走廊由西向东呈现着逐渐减弱的特征。[3]图源：《人类学学报》2013年第3期（二）殷墟人骨的分子遗传学材料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从大司空遗址墓葬区选取了出土时保存完好的6例个体样品送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这6例样本分属于四个不同的单倍型类群，分别为D4、Z、N9a、D、D5、B5b。同时，研究报告列出了这些单倍型共享序列的分布及数量，并绘制出了示意图（表及图如下）。[4]图源：《华夏考古》2018年第4期正如研究报告所说，基因检测的结果表明殷墟人群来源是多元的。从报告提供的《基因共享人群分布示意图》可以看出，与殷墟人群基因具有共享关系的人群分布已经大大突破传统意义的中原地区，而是广泛分布在东亚各地甚至中亚地区，并且特别密集分布在中国南方。这个结果提醒我们，研究殷墟应当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并需要注意殷墟与三星堆、盘龙城、新干大洋洲等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关系。当然，这个部分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殷墟大司空基因共享人群分布示意图三、从殷墟的分子遗传学资料看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多元化特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考古材料来看，这种民族的多元化至少在中华文明起源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文明是由人类创造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研究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那些古代民族。这个问题看上去没有争议，但是一旦与历史文献交锋，出来的问题就实在太多了。而所有的这些问题汇集在一起，关键就在于如何认识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关系问题。（一）当今中国学术界认识“古代中国”的两种标准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在如何认识古代中国的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标准：一种是以古代文献的记载为依据，另一种是以当代中国的版图为依据。连环画《司马迁》前一种标准，其特点是信奉《史记》记载的历史体系，把夏史或者黄帝部族的兴起作为中国文明的开端。由此我们看到，当二里头被确定为夏都时，中国文明便陷入了被压缩到只有3000多年的尴尬。同时，对于应该如何去评价在五千年前已经兴起并被世界知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称为可媲美苏美尔的良渚文明，[5]这些执著于《史记》体系的学者往往也显得手足无措，从而最终落入“中原中心观”的窠臼。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基于“文献本位”来寻找中华文明的做法过于狭隘，中国社科院易建平研究员才特别指出：我们只有跳出“中原中心论”，不仅仅看到中原，而且放眼全国，放眼东北的红山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北方的石峁遗址、东方的两城镇遗址、西南的宝墩遗址、中南的石家河遗址、东南的良渚遗址等等，才能够找到完整的中华文明源头。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仅在中原，而且是“满天星斗”式地散布在早期中国的许多地方。近来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都认为良渚文化时期的中国已进入文明时代。这一下子将中华文明推到了五千年之前。如果大家继续坚持中原中心论，又怎么可能接受良渚文明？怎么可能打破困境来证明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呢？[6]良渚式玉琮的分布易建平研究员这里所提到的中国，实际就是跳出了以《史记》为代表的传统“中原中心观”而以当代中国版图为标准的中国，也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认识古代中国的第二种标准。从研究中华民族史的角度来说，无疑我们应当使用这种标准。因为，这既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也更有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成员在中国文明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水乳交融关系。（二）学术界在先秦史研究中存在的两个认识问题以本文为例，唐际根先生对殷墟出土的具有“西方人种”特征的材料之所以存有疑虑，我认为这反映了目前学术界在先秦史研究中仍然存在的两个认识问题：第一，历史上曾出现的“文明西来说”对于中国学人的心理冲击并未全然消除；第二，对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多元化特征认识不足。对于这两个问题，我认为关键在明确以下几点：第一，中华文明是由多个区域文化或区域文明逐渐汇流而形成的，这当中有个别区域文明从域外吸收营养成份是完全正常的。显然，中华文明的区域文化所拥有的域外文化成份并不能构成中华文明西来的证据。图尔宾诺文化影响的中国青铜文化区域第二，构成文明的要素是多元的，这当中有个别文明要素学习和吸收了外来成分也是正常的，同样这也不能构成中华文明西来的证据。这里最典型的就是青铜器。根据林梅村等学者的研究，我国青铜文化的兴起受到了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东进的强烈影响。[7]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青铜文明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工艺、材料、技术等多个方面都拥有自身特色。图源：《现代人类通讯》2007年第1卷第三，研究表明，与高加索人种基因联系最密切的是R1a1和J2等单倍群在青铜时代已经出现在我国新疆境内。[8]同时，对我国当今民族的基因检测资料显示，我国多个现代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甚至也包括汉族均含有频率不等的R1a1基因。[9]这说明从青铜时代开始直到现在，R1a1基因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拥有的遗传特征之一。图源：《现代人类学通讯》2007年第1卷但需要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主体遗传特征是东亚常见的O系，因此，中华民族成员中带有一些所谓的“西方基因”，这也构不成中华民族西来的证据。由此可见，即使殷墟出现所谓的“高加索人种”基因，我们也只需要将之视为中华民族具有多元性特征的一个材料，完全可以客观地研究它，而不必大惊小怪。四、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多元”和“一体”的关系问题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中，要彻底在心理上突破“中原中心观”的障碍，讲清楚“多元”和“一体”的关系十分重要。“多元”和“一体”是具有辨证关系的两个方面。讲清楚多元，是为了更好地实践以人为本，肯定各民族在创造中华文明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讲清楚一体，这既是尊重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中国各个民族成员应有的义务。总之，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多元”和“一体”两个方面不是对立的，而是实现中华民族和各民族成员之间双向认同的统一体。作为人文科学的研究者，在这方面理应有所担当。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我国学术界对于西部具有黄白人种过渡特征的族群是怎么形成的这个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这当然与这些研究本身涉及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分子遗传学、人类学等大量学科而造成的研究难度有关，但这不应当成为我们懈怠的理由。在近现代时期，一些西方学者曾对我国的许多边疆民族展开持续深入的研究，以至现在我们要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时，也不得不面对这些外国学者的大量研究材料。由于这些学者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往往脱离不了西方立场，而东西方文化本身存在巨大的历史背景差异，在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不足甚至缺位的情况下，这便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的学术生态甚至国家安全形成巨大冲击。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藏学研究中的象雄源于“伊朗”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再比如“吐火罗”这个概念，在古代汉语文献中原本就是一个历史地理学概念，有时也作为古代民族概念使用，并与中国历史上的“大夏”具有密切联系。而晋南地区的大夏更涉及中国文明形成研究中的夏族起源、夏史研究等核心问题。然而，随着近代所谓的“吐火罗语”卷子的出土，吐火罗概念又转而被作为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概念而运用到了西域史研究中，从而为吐火罗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混乱。而造成这种混乱的一个关键原因，便与西方学者试图寻找“印欧语源头”、“欧罗巴人种源头”的因素不无关系。所谓的吐火罗语卷子《弥勒会见记》吐火罗（大夏）问题不仅是涉及到所谓印欧语起源的问题，更是涉及到早期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面对这种学术现状，中国学术界需要更积极主动地展开研究，特别是对这些概念的逻辑起点、概念内涵需要进行重新审视，以防掉入隐藏在这些概念背后的文化陷阱中。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学者应当勇于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重新命名、重新定义。需要明确的是，科学的概念并非为了独占学术话语权，而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流和跨学科研究时进行更有效地沟通。总之，在面对先秦史研究中的民族问题时，我们还有太长的路需要走。我们应当深切地认识到，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不但要重视传统文献的利用，更要重视从考古文化的角度去发现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各个民族的历史，而这些研究原本就应当成为中华民族探源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的古代族群创造的各个区系文明，才最终为汇集成中华文明这一条大河做好了准备，并奔流不息，直到现在以及未来。【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维权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及维权骑士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参考文献：[1] 李辉，金力编著：《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63页。[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 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61-363页。[3] 张银运，吴秀杰，刘武：《中国西北地区古代人群头骨的欧洲人种特征》，《人类学学报》2013年第3期。[4] 曾雯等：《2004年殷墟大司空遗址人骨线粒体DNA研究报告》，《华夏考古》2018年第2期。[5] 科林·伦福儒：《中国复杂社会的出现：以良渚为例》，《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6] 易建平：《扩大视野，科学探索“最早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29日第5版。[7] 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在中国》，《考古与文物》2016年2期。[8] 陈致勇：《再论丝绸之路古代种族的起源与迁徙》，《现代人类学通讯》2007年第1卷。[9] 李辉，金力编著：《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250页。陈致勇：《再论丝绸之路古代种族的起源与迁徙》，《现代人类学通讯》2007年第1卷。

2019年8月17日，笔者在内发布了一篇文章，题为《研究先秦史，请记住：华夏不是汉族古称，也不是中华民族的古称》（下面简称《研究先秦史》）。这篇文章原首发于其他平台，该文在发布后曾引发过许多讨论。其中，有赞同的，有商讨的，有期待进一步研究的，也有反对的，还有一些谩骂、攻击的。由于意见比较多，且《研究先秦史》一文对于华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尚未做进一步的交代，故笔者另写了此文，以为补充。一、网络上对《研究先秦史》一文的反应在网友的各种留言中，有的称赞文章写得很好，在自媒体上很少见，有的则期待着相关的历史研究能够加快，还有的则骂笔者分裂历史、搞汉族虚无主义，还有的则希望官方媒体能说话，总之，什么声音都有。笔者在文中提到，之所以笔者会写这篇文章，触发点是一些自媒体作者在没有弄清楚概念复杂性的情况下，草率地把“华夏”与良渚拉在了一起；而笔者则坚持认为，准确地说法是把良渚称为中华文明而非华夏文明。在回应中，也有一些网友以比较专业的理性态度在与笔者进行讨论，其中网友檿弧箕服即其中的一位。现笔者把与网友檿弧箕服的讨论列在下面，供大家参考。良渚，应称中华文明而非华夏文明檿弧箕服：文章写得很好，虽然尚有一些争论之处，但不失为一篇明晰的文章。华夏是一种文化认同，这一点应是共识，她的形成是逐步的。汉族的形成是复杂的，当汉族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主体后，同时融合了他族的文化精髓，成为华夏文化。之所以说华夏文化是汉族文化为主体的，是因为汉族自远古以来虽然成分依然复杂，但已逐步形成为一个庞大的，稳定发展的，大的民族形态，文中说的是没错的。所以不能割裂开来说，我们说炎黄子弟和华夏文化，概念都是一样的，标志的是文化地域，也就是地域文化，是这一地域里所有族群所共同认同的一种文化传承，因此，说河姆渡文化是华夏文化并不出格，因为她就是这个共同地域里所产生的文化，但是说河姆渡文化不属于华夏文化也没错，因为她久远，真正的华夏文化还不能给予她更多的影响，或者干脆没有，但河姆渡文化位于华夏的大地上，之后的衍生也只能是被华夏文化所融合。文章作者很认真，但希望以后言辞上温和一些，学术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古史微：感谢你的总体肯定。我更想强调的是，夏虽然与汉族有一定关系，但他与西部少数民族的关系更为密切，我认为这才是本文最想强调的，也是希望学界能更重视在研究中体现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不能以汉族为本位来看问题，而应该试着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史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不应当被忽略。由于是一篇短文，难免有一些问题交代不到，这点您批评得对，感谢您。您提到把河姆渡文化称为华夏文化的提法，我仍有不同意见。我认为应称为中华文化才准确。许多少数民族可以接受中华民族这个称谓，并不接受华夏的称谓，我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而考古文化中的古代居民，他们的后代，可能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用中华文明的叫法当能更有利于民族团结，也不会与学术研究冲突。檿弧箕服：您说的没错，华夏文化不等于汉文化，它还包含着其他诸多文化积淀，但汉文化是其中的主导和主要成分，再说回来，说河姆渡文化是汉文化是不对的或不准确的，因为那时汉文化还没形成或影响力极为有限，但它属于华夏文化是无疑问的。中华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升华，也就是升华了的华夏文化，而华夏文化并不专指中原文化，二者从宏观说是一体的。这是我个人的认为，我尊重您的看法，但觉得您分得太精细。古史微：首先感谢您的回复。您似乎是把华夏文化视为中华文化的概括。象良渚，遗传数据显示他们的后裔存在于汉族中，但更多存在侗傣语系中。那您觉得，把良渚称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还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会更容易让侗傣同胞接受呢？很多少数民族之所以不容易接受华夏而容易接受中华，原因就在于前者存在特定的历史背景，而这个背景往往与很多民族无关。后者则全无此问题。试想下，如果我们从事的是民族史研究，会怎么做呢。檿弧箕服：您讲的有道理，称中华文化妥当。二、我的补充说明在与网友檿弧箕服的讨论中，我想笔者已经把为什么在考古文化中应当使用中华民族或者中华文明而不能使用华夏民族或者华夏文明的原因阐述得比较清楚。另外，有些读者很不理解我写这篇文章的意义，我想除了上面提到的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原因外，由本文引起的一些问题也许同样值得大家思考，而这当然也是本文具有的价值之一。（１）汉族史研究刻不容缓在《研究先秦史》一文中，笔者指出华夏与中国的北方和西部少数民族的历史渊源更为深厚，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这是在因为，在许多汉族人的传统认知中，夏是汉族的源头。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一方面是现在先秦史研究还存在较多问题，另一方面则在于学术界对汉族史的研究严重落后于对其他少数民族的研究。加强汉族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在历史上，由于中国史书长期都是在汉族中心史观下完成的，因此造成了许多人的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史就是汉族史。似乎学习中国史就可以了，不需要研究汉族史。也正是因此如此，新中国建立后，有关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在蓬勃发展，但关于汉族——这个占据着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的历史研究却非常落后，甚至很多社会公众根本不知道在中国民族学界还有汉族史研究这么一回事。目前，有关于汉族史的研究主要有徐杰舜、李龙海等学者的论著，但这显然是不够的。（2）打破汉族中心史观，为重建更科学的先秦史开路笔者对三星堆研究多年，深知打破传统的华夏观念，打破传统的汉族中心史观，是研究三星堆、重建先秦史必须突破的障碍。把少数民族先民与汉族先民在历史上的血肉联系真实地反映出来，笔者深信对于建设新时代的民族关系是极有帮助的。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不能再抱着大汉族主义的陈旧观念不放。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但建设国家要依靠全体民族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面对一些分裂势力图谋的时候，广大的中华儿女更应该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共同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安宁。破除传统的华夏观念是研究三星堆的前提（3）加强民族史教育刻不容缓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也发现了当前我国历史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一点，或许值得有关部门思考。如上所说，中国的历史文献往往具有大汉族史观的倾向，因此，当我们自身在接触古代文献的时候，需要深刻理解有关记载的历史背景。前两天，笔者曾在《华夏何以称“猾夏”？由新疆考古论大夏、吐火罗与雅利安之关系》一文中讨论”夏“的含义，谈到了秦人青铜器中的”蛮夏“，以及《孔宙碑》的“猾夏”，不曾想，这同样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快。其实，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极其正常的，比如笔者在《先秦史研究中究竟有多少坑？谈谈几个让学者也容易中招的概念陷阱》中就提到：在传世文献中，经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根源自同一个族群集团的族群支系，由于其与原集团具有发生学关系，文献记录者往往会用同一音源而不同字形的字来表示这些不同支系，并将华夏观念附于其中，比如夷之于人、胡之于夏、吴之于虞、蛮之于民、玁狁之于昆吾，皆是如此。在笔者刊发《研究先秦史》一文后，有一些网友指责笔者，当然也有一些网友在声援笔者。如以吾之名号令天道在留言中就感慨地说：现在很多人的历史观是“大汉族”历史观，甚至是大汉沙文主义历史观，你说多了还会被骂汉奸、满遗等等，这样的人见了太多太多。今天这个时代了，还有人秉持这样的历史观，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教育的悲哀。研究历史，须牢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综上，我们一定要深刻地理解到，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团结对于国家来讲极端重要。国家有关部门或许应该考虑，是否有把民族教育纳入高中阶段课程的必要。【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维权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会场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齐泽垚）2019年7月13日—14日，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与考古系列学术研讨会（五）在北京举办。从会上获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子课题《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已经完成书稿撰写任务与三次书稿校对，即将交付科学出版社进入编辑流程。预计2019年12月正式出版，将极大丰富和拓展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族源研究中心、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联合主办本次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古族源研究中心主任刘国祥研究员主持会议开幕式，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院长张久和研究员、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院长白劲松研究员主持学术探讨环节。项目组成员对丛书编写情况进行了汇报，与会专家就项目具体实施情况进行了点评分析。呼伦贝尔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院院长、“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首席专家孟松林致辞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古族源研究中心主任刘国祥研究员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院长张久和研究员介绍丛书编写情况并作专题报告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院长白劲松研究员主持学术研讨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副社长孙莉讲话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精心组织 合力攻关《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完成书稿撰写、统稿审定工作自有汉文字记载以来，在中国就有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分野。活跃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其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在学界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基础上，编写一套简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这样的思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特别设立项目子课题《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该丛书包括《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纥》《黠戛斯》《契丹》《库莫奚》《室韦》10册，旨在勾勒中国古代北方古老民族产生、发展、演变的清晰历史足迹，开创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新格局。《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项目确定以来，“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首席专家王巍研究员、孟松林研究员予以高度重视，并担任项目学术成果的总主编。本丛书由项目组专家张久和研究员、刘国祥研究员担任主编，何天明研究员、白劲松研究员担任副主编，召集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的权威专家学者全力以赴投入相关的研究写作任务当中，确保了文稿的撰写质量。张久和研究员曾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基金项目，成果丰硕。除了担当本套丛书的主编以外，他与刘国祥研究员一起承担《室韦》卷的撰写任务。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何天明研究员负责《乌桓》卷的撰写任务。虽说已退休多年，但何天明研究员在接受任务后仍像年轻人一样全身心的投入到写作当中。乌桓作为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史料较少，考古资料也不甚丰富，但是何天明研究员仍能够在较少的史料基础上网罗宏富、深入辨析、考镜源流、取宏用精，将乌桓模糊的历史足迹完整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实属难能可贵。内蒙古师范大学王洁副教授负责《黠戛斯》卷的撰写。她在黠戛斯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得到学界特别是中亚地区专家学者的认同，并受到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关注。其余各卷的撰写人员也都对所负责的部分有着多年的学术积累，对于相关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均有精深的把握思考。包文胜、袁刚等书稿撰写人员甚至将相关的领域作为自己博士后研究的学术方向。何天明研究员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胡玉春研究员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梁云教授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王洁副教授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王丽娟副研究员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跨学科研究 协同创新《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取得多方面的学术突破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出版、发表了大批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推动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的进程。吸收借鉴前人学术研究成果，结合新近发现的史料特别是考古发掘资料，通过考古学、民族学、音韵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手段，拓宽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的视野，开创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的新路径，以期呈现出可以引发学界更加深入广泛关注和研究的学术成果，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研究的重要学术旨趣。室韦是中国古代一个古老的民族，北魏时始见于记载，以狩猎为业，养牛马，食肉衣皮，也种植麦、粟。在“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实施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呼伦贝尔市先后发现了岗嘎墓地和谢尔塔拉墓地两处重要的唐五代时期室韦文化遗存，为确立呼伦贝尔草原作为蒙古族起源地奠定了重要学术基础，也为深入推进蒙古族源起源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在《室韦》卷的编写过程中，张久和研究员与刘国祥研究员通力合作，各展所长，将深厚的历史文献资料与科学的考古发掘资料有机结合，更加清晰地描述了室韦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室韦族的历史文化更加丰满。对于乌桓的来历，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何天明研究员在撰写《乌桓》卷的过程中认为，虽说没有确定文献资料指明乌桓的来源，但是也可以利用一些间接的资料对此作出一定的推断，这可以为将来的学术探讨和研究提供一些崭新的思考。呼伦贝尔学院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梁云教授和白劲松研究员在撰写《拓跋鲜卑》过程中注意到，内蒙古、山西、河南境内有大量的拓跋鲜卑考古资料，这些考古资料极大丰富了拓跋鲜卑的研究视野，在研究中需要将有关的研究成果尽量吸纳进来，但也要做到详略得当，取舍适宜。包文胜在《突厥》卷的撰写过程中尝试运用突厥文字文献资料。冯科在《契丹》卷的研究中也充分利用了契丹文字文献资料，并运用音韵学知识尝试释读有关文字。张久和研究员在回顾本丛书的编写过程时谈到，全体编写人员秉持严谨的学风，充分尊重前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族源、兴衰变迁、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他认为，本丛书的特色在于对原始史料进行了充分的辨析，充分利用了考古学资料，加强了对于有文字民族的古民族文献资料的使用，采纳了考古学、音韵学、民族学等跨学科研究手段，丛书兼具通俗性和学术性。包文胜副教授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袁刚博士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冯科博士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吴飞博士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合影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再接再厉 用优质成果回馈社会《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值得期待“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自2012年9月正式实施以来，汇集了中外优秀的专家学者研究团队，搭建了长效合作机制，通过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和新科技手段等进行了多学科综合研究，连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田野考古、实验室考古，并通过学术研讨交流学术成果，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项目受到国内外学界密切关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作为“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子课题，同样受到了政界、学界和广大民众的广泛关注，期待成果能够早日问世。刘国祥研究员在发言时指出，在项目组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大家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砥砺创新，《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项目取得重大进展，相关领导对丛书的编写出版予以高度重视。一校完成后，将聘请多方面的专家学者为书稿把关，严上加严、细上加细，力争向社会奉献一部高水平的精品力作。白劲松研究员发言谈到，呼伦贝尔在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中具有突出地位，在蒙古族源学术研究中发现的岗嘎墓地和谢尔塔拉墓地为室韦等民族的起源探讨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资料。呼伦贝尔高度重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研究，将成立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着眼于“大东北”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展示、利用。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副社长孙莉表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将交付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项目和专家团队对科学出版社的信任和支持。丛书作者投入了巨大精力，付出了大量的辛劳，期待大家通力合作，小心翼翼、精益求精，将最优质的学术成果呈现出来，奉献给读者、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国家。“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首席专家孟松林在总结发言时指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是“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希望专家学者、编辑人员共同努力，把好政治关、学术关，用优秀的学术成果服务于国家政治文化建设的大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齐泽垚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多源一体的中华文明是众多支流融汇而成的浩瀚江河，我们把目光放到两千年前的大西南。从三星堆到夜郎、古滇1980年代突破性的三星堆考古所揭示的古蜀文明震惊了世界，我们今天仍对古蜀人的历史知之甚少。还有多数人仅从成语有知的夜郎国，也位于西南部的贵州境内，建国后在毕节市赫章县可乐村同样发掘了夜郎国遗址。“ 汉孰与我大”？这是夜郎王对汉使的无知之问；殊不知此问最先出自另一西南古国—滇国国王之口！为何流传下来的不是“滇王自大”？因为滇国本身就的确是一个不小的国家。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史记》张骞出使西域归来之后，根据方位和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来自身毒（印度）产自四川的筇竹和蜀布，推测西南到印度有更近通道，公元前122年汉武帝遣使专程去寻找，路过滇国与夜郎，二国国王同有此问。古滇国范围集中在云南滇池和抚仙湖、星云湖之间的狭长地带。都城在今昆明市晋宁县。自1955年起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考古挖掘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澄江金莲山四个滇池东南岸小山丘下出土了丰富的地下文物。滇池东南岸是古滇文化的重点分布区，也是东南亚青铜文明的一个中心。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279年的战国时期，楚国遣大将庄硚率领一支队伍到达滇池地区，征服了当地人。后因归路被秦国所断，就留在这里，庄硚做了“滇王”。汉使访滇的十三年之后（109B.C.），汉王朝发巴蜀兵数万人征古滇国，兵临城下之际当时的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王”统治区设置了益州郡，并赐给滇王金印，仍让其管辖这片地区。1956年，这枚金印在石寨山被发掘出土，可称是类似殷墟考古的又一次对《史记》内容真实性的完美证明。从考古探秘古滇人出土的大量文物显示其青铜工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也可以让我们从中一窥古滇人的社会生活与神秘文明：乐舞人物为巫者，其他青铜扣饰显示他们与迫于秦人压力从甘青地区南迁的氐羌部落发生过融合。但土著古滇人的身份我们仍知之甚少。古滇人记录历史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把重大的事件场面做成青铜雕塑作为贮贝器的盖子，这个器物的实际用途就相当于现在的存钱罐。上面的器盖上饰有一组人物，反映了滇族与敌人昆明族军交战的场景。雕铸人物13人，马一匹。其中一方是椎髻的滇国将士，一位通体鎏金的骑马将军，四周为一群装备精良的士兵；一方为辫发的昆明人，均为步兵，似乎装备不如滇人，已被击败。这个贮贝器显示了女巫在他们宗教仪式中的重要地位。还有众多贮贝器显示他们居住的房屋是一种奇怪的倒梯形杆栏式建筑。上面的贮贝器还显示了滇国一个被称为猎头的骇人习俗：滇人举行女巫主持的盛大仪式，杀死敌对方的俘虏进行活人祭祀。此外，也有人推测抚仙湖发现的水下祭台式建筑也与古滇文明有关。在云南、越南寻找滇人后裔在西汉征服这里不久，古滇人却神秘的消失在历史中去了。他们从何而来，谁是他们的后裔呢？民族人类学者开始了艰难的寻找。首先使人想到的是同样具有女巫信仰的花腰傣，然而古滇时期还没有西双版纳的傣族部落，古滇的习俗无法传到那里。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当中， 的确有一个民族存在猎头习俗，就是佤族。但通过考察，发现佤族的猎头是庆祝丰收的偷袭行为，佤族世代山居也不同于傍水而居的古滇人，佤族的杆栏式建筑也与古滇的样式大为不同，所以基本否定了他们与古滇人存在渊源。云南无法找到，考古学家不得不把目光放在临近的东南亚。在越南的东山文化考古出土了大量与滇文化类似的铜鼓，铜鼓上面滇人特有的长独木舟的纹饰也基本一致。在接下来的深入探究中，还发现更多的细节让研究者们大吃一惊，在东山文化的铜鼓上，赫然刻有古滇样式的屋脊呈马鞍形高高翘起的杆栏式建筑。此外，装束发饰、铜剑铜戈、羊角纽钟也都出奇的一致！东山文化几乎就是滇国社会生活的翻版。东山文化铜鼓上屋脊呈马鞍形翘起的杆栏式建筑考古与历史学者就此推断：当年西汉征服滇国之后，一部分尤其是上层的滇人不愿接受汉朝统治，选择向南迁徙，在越南红河流域形成南迁的第一个定居点。同时学者也发现，滇人到达这里这前，东山就已经是一个很发达的文明了。东山文化也显示出部分不同于滇文化的特征，如还有一种圆形杆栏建筑，在今天的越南仍然比比皆是。而滇式的杆栏建筑却也从未发现过。南迁的滇人到底去了哪里？他们是今天的什么人？意外的收获—考古所见的夜郎人南迁这时在柬埔寨的波赫发掘出古滇和东山文化一样的铜鼓，正当专家揣测会否可能是滇人南迁又一个落脚点时，又了解到波赫出土的每一个铜鼓里都发现一个下葬者的头骨，这种被称为套头葬的奇怪葬俗把类似的文化指向夜郎国的赫章可乐文化而不是古滇国。柬埔寨的遗址反映出汉灭夜郎后，部分夜郎人南迁中南半岛的史实，这在史料中有所记载，终于发现考古的证据。从云南滇池到苏门答腊沙摩西岛一则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消息给这一问题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机：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上，部分居民至今还住在古滇式杆栏建筑里。专家赶到位于苏门答腊北部马达高原的多巴湖畔，湖中的沙摩西岛是印尼少数民族巴达克人的故乡。在这里发现古滇青铜器上的船形屋一排排的在现实中展现！连角度和花纹装饰都别无二致！拉达克居民只能记起祖先是从印度支那半岛迁徙而来。专家发现拉达克人也有猎头的习俗，这与古滇人非常相似。拉达克人还是食人族，猎头祭祀完后还要分食敌人的身体，他们相信这样做会增强自己的勇敢和力量。最后一次进行这一仪式是在1816年，后来在荷兰传教士的劝解下得以废除。当拉达克人跳起舞蹈，就好像前面鎏金带扣上的场景再现。至此人们已无法否定他们与古滇人之间存在渊源。拉达克人还保留着二次葬习俗，即先将死者埋入土中，三五年后将遗骨挖出再进行一次更为正式和隆重的葬礼。这种葬俗在华南早期的百越人中也很常见，而越人正是学者对于古滇人族属的最大可能的推断。经过对拉达克人的基因分析，他们的确是操南岛语系语言的百越人后代，目前，对云南古滇人的遗骨进行基因检测尚存在一定困难，日后如果完成检测、比对并获得生物遗传学的可靠证据，就可以确切讲述一群人从两千年前的古滇国翻山越海迁徙到苏门答腊的传奇故事。

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有大量事件会涉及古代民族，如禹伐三苗、武丁伐鬼方、文王事混夷、宣王伐玁狁、犬戎杀幽王等。古代民族概念是先秦史研究中极难处理的对象，这是由于民族概念涉及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对于历史研究者知识储备量的要求极高。如何避免在研究中落入“概念陷阱”，对于每个研究者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一、语言学概念第一个问题：印欧人种就是白色人种吗？按照大多数人的习惯性思维，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是的”。没错，您中招了！中招的不仅是您，还有很多专业学者同样落入了这个圈套。比如，我们登陆知网，可以看到《蒙古人种与印欧人种——夷夏先后之体质人类学论证》、《试论塔里木盆地的印欧化》、《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胡人壁画雕像考释——兼论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问题》等这么几篇文章，这些学者无一例外地把印欧人种与白色人种视为等同概念在进行使用。然而事实上，印欧人种和白色人种两个概念有显著区别。新疆小河遗址出土干尸（新疆博物馆藏）简单说，印欧人种这个词属于历史语言学概念，而白色人种属于体质人类学概念，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比如中东、北非的居民，从体质学来说属于白色人种，但语言却属于阿拉伯语。韩康信教授指出：有些学者用遗存的文字和语言推论种族，把语族和人种联系起来，似乎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它们各自的分类依据毕竟不同。谁都容易理解，操同一语系的可能是单一人种，也可能不是，反之亦然。两者虽不无关系，但不能混同。[1]第二个问题：同一语系内的一系列语言具有共同来源吗？这一个看起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其实在语言学界内部有不同的见解。比如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说：若干语言给分类成语系，是假定它们在历史上有渊源关系。[2]注意，这是假说，不是已经确定的事实。俄国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就指出，“语系”的概念，完全不要求语系内部的各种语言具有共同的原始语，并以印欧人种举例说：印欧人是其本族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人。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从这个唯一可能成立的定义可以得出：印欧人这个概念是纯语言学的，就象‘句法’、‘生格’或‘重音’句格等是纯语言学的概念一样。[3]毫无疑问，运用历史语言对于观察两个族群的历史联系是很有帮助的，但在使用这些知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族群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二、体质学陷阱中国人是黄色人种（或称蒙古人种）吗？这同样是一个包含逻辑陷阱的问题。简单说，中国人是建立在政治地理学基础上的概念，与作为体质人学的黄色人种（或蒙古人种）概念自然不能置换。正确答案是，中国人有黄色人种民族，也有属于白色人种的民族，如塔吉克。塔吉克族基于体质特征的差别，体质人类学界的主流意见是把现代人类划分为三个或四个人种。三大人种是指蒙古利亚种族（黄色人种或亚美人种）、澳大利亚和尼格罗种族（黑棕人种或赤道人种）、欧罗巴种族（白色人种或欧亚人种），而今天我们熟悉的四大人种划分法则是从黑棕人种中另外划分出了一个棕色人种。此外，我们还需要知道的是，人们体质形态的形成，受环境适应、通婚交流等诸方面的影响，不能认为人类的体质特征是亘古不变的。三、考古学陷阱武汉盘龙城遗址是商文化吗？这个问题预设了以殷墟商文化为中心的逻辑陷阱。盘龙城遗址这是一个考古学概念，商文化这是一个历史学概念。两个概念是否能对应，首先取决于二者是否具有共时性，其次是否具有文化的关联性，再次是二者的从属关系是否确定。对江汉地区古代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郭静云教授指出：“盘龙城只能代表殷商之前的古国，与殷商统治无关。”[4] 她还进一步指出，盘龙城的源头与石家河文化有关，并且曾向黄河南岸扩张，这些看法都是可信的。研究先秦时期的江汉古族，如果预先落入中原中心观念的陷阱，要寻求历史真相就会变得更加困难。盘龙城面具（杨家湾采集）这里我们说的考古学陷阱，主要包括两方面：一为非考古学界人员对考古学材料的不当利用，一为部分考古学者因为研究方法落后而对相关学科研究容易形成的错误引导。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在一些研究者在对古代文献辨析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地将某些考古文化与传说时代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比附。有的学者则在对考古文化进行命名时，直接运用传世文献中的名称来命名，由此造成了考古学概念和历史学概念的混淆。就后者而言，则主要表现在过于倚重于类型学分析，往往把类型相同或相近的器物就视为同类人群的文化（事实上并不尽然）。对于类似的情况，复旦大学的陈淳教授曾批评道，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滞后，信息提炼能力欠缺，与国际考古学界相比，中国的考古研究大体相当于欧美世界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5]目前，在中国学术界，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仍存在着剧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考古学的地位问题。如果考古学和历史学这两门关系本应相当密切的学科又形成新的壁垒，对于中国的文明起源研究工作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四、民族学陷阱《史记》说句践先祖为少康庶子，又称匈奴先祖为夏后氏苗裔，那么问题来了，二者哪一个是真的？这同样是一个存在逻辑陷阱的问题，其预设条件是《史记》的两条记载不能兼容，只能一真，其潜在的观念基础是夏人对应着特定的种族，而匈奴族与越族不同。在研究三星堆的过程中，笔者曾提出“夏分三段”的观点。其实这个观点就隐含着一个历史背景：夏并不对应特定种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会留到处理夏这个概念的时候来交代。三星堆博物馆外景民族的形成是极其复杂的过程。人类学家指出，“一个种族可包含一个或几个民族，一个民族也可包含一个或几个种族。”从古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同一古族（特别是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种族成分往往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因此观察一个族群的构成应有历史的眼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到西域出土的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的骨骸，就先入为主地判断他们与历史上的华夏族无关，这无论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看，还是从历史学角度看，都是讲不通的。这是因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属于与政治建构相联系的一个文化概念，因而不能单纯地以人种（或称“种族”）、语言为民族的认定标准。有了这种意识，西域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就有可能得到有效解决。比如“大夏”、“月氏”二族，在西迁前后族群结构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动，但该二名的使用时间都持续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辨析地把一个概念直接跨越巨大的时空来使用是极具风险的。五、文字学陷阱在传世文献中，经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根源自同一个族群集团的族群支系，由于其与原集团具有发生学关系，文献记录者往往会用同一音源而不同字形的字来表示这些不同支系，并将华夏观念附于其中，比如夷之于人、胡之于夏、吴之于虞、蛮之于民、玁狁之于昆吾，皆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洞悉族群的古今之变而拘泥于文字，则欲明通古史亦几无可能！六、遗传学陷阱分子人类学是一门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的核心工具是遗传学，研究的基本材料是人类基因组。人类基因组由细胞核中的染色体和细胞质中的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mtDNA）组成。Y染色体是纯父系遗传的单倍物质，可用于追溯人群父系的来源；人类mtDNA具有母系遗传、缺乏重组、进化速率高、群体内变异大等遗传特性，对研究现代人类起源、演化和亲缘关系极具价值。DNA双螺旋结构模型提出者之一克里克由于遗传学有较好的示踪作用，并且其提供的材料是非常客观的，因此，这些年来，遗传学在考古学界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应该看到，虽然遗传学材料可以指示人类基因组的流动方向，但这并不等于分子人类学者所构拟出来的古代人群的迁徙历史就是十分可靠的。这是因为，书面材料的人类历史主要呈现的是具有特定文化身份的人群的活动，而人类的文化身份是可能因为族际交流而发生改变的。相对来说，用遗传学材料构拟史前人类活动的历史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而随着人类族群跨际交流活动的增加，遗传学用于勾勒人类具体族群演化细节的作用也必然随之减弱。所以，李辉在研究百越民族的遗传结构时，就正确地指出：“遗传学上界定的百越范围与语言学和民族学不一定完全相同。”[6]【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维权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及维权骑士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参考文献：[1] 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 李方桂编：《汉藏语论文集》，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3] 特鲁别茨科伊：《有关印欧语问题的一些看法》，《当代语言学》1982年第4期。[4]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5] 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6] 李辉：《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利川巴蔓子雕塑（周洵 摄）日前，新时代巴蔓子精神研究暨利川市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中南民族大学巴蔓子课题研究组公布最新权威研究成果。课题组严谨地梳理与考证巴蔓子葬身地，对巴蔓子精神、英雄形象建构与提炼进行了总结，并推出系列权威研究成果，为学界进一步研究、传承弘扬巴蔓子文化提供扎实的基础性资料。利川野猫水巴蔓子雕塑（周洵 摄）巴蔓子，是战国时期巴国著名的将军，也是巴国历史上唯一青史留名的英烈。专家们认为，巴蔓子属于民族英雄，其形象定位在忠、义、烈、勇、智五个方面，与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不谋而合，在现实社会中得到一致认可。巴蔓子是中华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巴蔓子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弘扬和传承利用好巴蔓子忠勇刚烈、以身许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推动传统文化保护传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巴人的后裔，利川人也提炼出“开放包容、诚实守信、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十六字精神，其主要内容与巴蔓子精神一脉相承。正是这种勇武仗义的民族性格和顽强进取的民族精神，才造就了一个富有个性的山地民族。利川都亭山（周洵 摄）据介绍，2018年6月，利川正式启动东周时期巴国将军巴蔓子课题研究工作。2019年8月，该课题全面进入学术研究阶段，由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课题组，多次深入利川市都亭山、齐岳山、白羊塘、清江源头等地实地走访调查，获取了大量有关巴蔓子文化遗存及民俗资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课题组结合典籍文献、田野调查和民俗资料，对巴蔓子故里、族系、葬身地、姓氏等进行了严谨的梳理与考证，对巴蔓子精神、英雄形象建构与提炼进行新的总结。会上中南民族大学与利川市人民政府签订《共建巴蔓子暨利川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院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以学术研究、文化发展、咨询服务为主线，以巴蔓子历史文化遗存研究、利川市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生态文化旅游业发展等为研究重点，整合中南民族大学和利川市研究力量，组建团队，努力把研究院打造成为国内外巴蔓子研究中心、利川市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高地、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研究高地，促进利川市社会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据介绍，该研究院将为利川市培养文化旅游规划、音乐舞蹈、非遗保护传承、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人才，为该市社会文化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并组织专家学者参与该市生态文化旅游业发展规划论证、非遗保护传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该研究院还将围绕巴蔓子精神传承、利川市优秀传统保护传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乡村文化建设等，定期举办学术讲座、学术研讨会，发布研究成果，对外宣传利川。（周洵 石进）(责编：周恬、张隽) 【来源：人民网-湖北频道】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彝族族源研究》序文/白兴发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灿烂的民族。彝族的族源，源远流长。由于史书没有明确而系统的阐述，记载也只言片语，或语焉莫辩，彝族族源问题引得后世不断的聚讼讨论，观点迭出，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彝族来源是多元的，这是不容多疑的事实。而她的多源，非“东来说”、“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土著说”等几个简单的概念可以概括。好在近些年来学者们经过不断挖掘和深入探索，渐渐理清了一些脉络和思路，从而也将过去左右着人们思想的某些观点予以摒除。学术，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争鸣的过程，只有敢于坚持“否定之否定”，才可寻得真知，求得真实。对于彝族族源和彝族历史的研究，更应如此。彝族史研究，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近一个世纪以来，彝族族源问题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诸多民族史民族学大家如吕振羽、吕思勉、林惠祥、马长寿、方国瑜等先生都对彝族族源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和考证，为彝族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十多年来，经过集体共同努力，出版了《彝族简史》、《中国彝族通史纲要》和《中国彝族通史》等代表性著作，也基本能反映出彝族史研究此方面当今的学术水平。许多彝族史研究的专著或相关研究论文，在前人基础上努力突破，尤其汉文史料和彝文文献资料互证，结合考古材料、地方志记载和民间口头传说等，多方综合运用，剖析探讨，确实取得不少新的成果，在彝族史和彝学研究上产生了更多更大的影响。诚然，彝族族源的研究，是一个大课题，要实现对其真正的突破，仍任重道远，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不懈努力。眼下我们所做的或业已取得的成绩，只是探索求知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毕竟研究的空间很大，有的甚至需要推倒重来。唐楚臣先生沿着彝族族源研究之路径，多年来沉浸于文献资料海洋之中，专心致志，爬梳寻觅，不断的进行思考和释证。他于2013年出版过一部《彝族族源主源》，反响较大，现今又推出一部厚重的《彝族族源研究》，这是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并于2019年结项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全书分三大部分：上部“彝族族源主源”，有彝族概况、古国寻根、杜宇与笃慕、彝族族源主源、夜郎主体民族为彝族先民“夷濮”五个章节，着重叙述古蜀三星堆文化、洛尼白六祖分支仪式的民间遗存、“蜀—叟—苏”彝族族源演变及滇主体民族“叟”和夜郎主体民族“夷濮”的历史事实。中部“彝族族源另一元”，通过南诏与彝族族源、从“叟”“昆明”到乌蛮、彝族族源的另一元、两元彝族源于羌濮多层次的融合、两元彝族对比研究五个章节，结合彝、汉文献资料，专门讨论南诏国及其王族渊源、“叟”“昆明”“乌蛮”、羌濮融合、“叟”“昆明”衍生的彝族文化。下部“彝族族源的多元性”，以八个篇章即明代彝族先民划时代的进步、彝与僰、彝族族源的多元性、从《指路经》看彝族族源的多元性、彝族支系繁多原因探秘、元明清时期彝族先民主要分布、认同与区分、彝族的整体性，专章专题，举一反三，认真探究，对彝族族源的多元性、彝族支系繁杂原因、元明清时期彝族先民的分布阐述分析尤详，对彝族的整体性提出了自己清新的看法。《彝族族源研究》，宏篇巨著，条分缕析，层层挖掘，精心勾勒，属勇于突破创新而又客观科学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诸多专题及研究，重史料及彝文文献材料，尽展所长，以事实讲述，深入浅出，让人一目了然，不留悬念及遗憾，真正做到了认真及严谨。虽然全书篇章结构或有商榷之处，但瑕不掩瑜，该书不失为一部理论性和学术性俱强的彝学著作。彝族族源的研究，没有终点，随着研究的深入，亟待解决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彝族历史研究中也还有诸多薄弱环节，需要重新去认识和解读。祝贺《彝族族源研究》付梓出版！白兴发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20年6月买云南特产就上天懿堂商城！策划||阿细先基团队责任编辑||纳吉兹莫来源||投稿点击[原文阅读]让精彩继续

日前，中国民族史学会2021年工作会议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层论坛在昆明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民族史学会主办，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承办。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林文勋出席论坛并致辞。林文勋简要介绍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情况，及其长期以来在学科建设中的辐射带动作用。他认为，中国民族史学科当前已步入“再认识，再出发”的关键阶段，如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为主线，以开拓创新的学术态度重构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林文勋表示，中国民族史学科是诸多研究工作的“源”而不是“流”，这样的认识对回答“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来说至关重要，中国民族史学科专家学者应以责无旁贷的使命与担当，携手推进理论研究，合力构建理论体系，为相关政策制定、政策落地，以及切实增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和向心力作出新努力、新贡献。会议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方勇在致辞中，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为中心，着重阐释了三个方面的思考：一是“适应新时代发展历史方位”，这是重要的研究视角。要着眼于新时代面临的主要矛盾研究，要着眼于新时代中央对民族工作的新要求推进研究工作。二是“以各族群众为主体”，这是重要的研究对象。要研究民族间“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过程，要研究各族群众在民族团结进步中的角色、行为、作用、感受等。三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这是重要的研究方针。要切实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　　　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段红云出席开幕式。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主持开幕式。论坛合影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民族史研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民族史学科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个议题各表高论，陈述了观点，交换了意见，凝聚了共识，启迪了思想。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云南大学教授刘正寅，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教授石硕，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华涛，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玉堂，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李大龙，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教授杨文炯，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烟台大学教授崔明德，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教授程妮娜，云南大学教授林超民、方铁、王文光、黄清吉、李晓斌、李志农、潘先林，云南师范大学教授邹建达，云南民族大学教授郭飞平、段金生等，均结合各自研究专长及学科实践，紧扣题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命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新时代的中国民族史学科，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通过更为翔实的基础研究、更为扎实的理论研究、更为生动的案例研究，不断丰富、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层次和水平。会议期间，中国民族史学会审议了2020年度工作总结，讨论了2021年度工作计划，对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分会有关工作一并作了安排。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供稿、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