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观察和查阅文献不难发现,近十几年来,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两大流向:一种流向是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还有一种是民族地区教育研究。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即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教育研究,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从纵向看,它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在政府、学界和教育实践领域通用的概念。从横向看,政府机关、民族学校等,都是在民族身份的意义上使用民族教育研究的概念。一些学科,如民族教育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具有专门性和民族性特点。所谓专门性包含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专指对某一个民族的教育研究,如蒙古族教育、藏族教育的研究,另一个层次是指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复合型民族教育研究。民族性指这类教育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和传统。民族地区教育研究,是最近十几年出现的新的态势和趋势。通过查阅文献可知,民族地区教育研究的发展比较迅猛,各类重大课题、硕士博士论文乃至期刊论文,大部分以民族地区教育命名。之所以出现这类教育研究,恐怕跟民族教育与民族地区教育概念的混淆有关。民族地区教育既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也包括汉族教育,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教育含义不完全相同,不过二者又有交叉点。民族地区教育研究与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相比,具有地区性特点,反映地域特色,如内蒙古教育、西藏教育和新疆教育。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时代强音,民族地区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凸显,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同和青睐。那么,民族地区教育研究能否代替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不会。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专指对某个民族或者某个少数民族的教育研究,有强调差异和多元的优势,但也表现出狭隘的一面。而民族地区教育研究具有包容性和一体性的优势,特别是在当今强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背景下,更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但是,它有可能忽视多元和差异性。我国各民族尽管共同性越来越多,但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不同,各民族的特点和发展差异还存在,必须承认差异,但不能扩大差异。无论尊重历史,还是关照现实,民族地区教育研究和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都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应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融合发展。根据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既要正视多元,又要强调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调一体和共同性,但这并不是否定多元和差异性。而且,忽视多元和差异性也不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实。因此,既要重视民族地区教育研究,也要继承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的传统,发挥各自优势,走向融合发展,为民族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作者:金志远,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0年第6期)作者:金志远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党委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牧区蒙古语授课班(简称牧区班)设立于1963年9月。在乌兰夫倡导下,经自治区党委批准,自治区教育厅决定,我校开始在全区各盟牧区招收初一、高一各50名学生。当时,学校发给学生蒙汉两套课本,以利学生能用蒙汉两种语言学习。“文革”开始后,蒙古语授课的民族班被解散,牧区班招生被取消。1980年,自治区教育厅根据内蒙古党委指示,批准我校牧区蒙古语授课班恢复高中招生,每年从内蒙古西部地区五个盟的民族中学招收100名高中生。1996年开始面向全区招生,每年招收134名高中生,另外,从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招收1名学生。从1980年到2020年,40年间共培养出5946名高中毕业生,1417名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中合计有58人考取了清华北大,一本院校升学率达100%,考入国内一流大学的达79.48%。从我校走出去的这些蒙古族学生,无论是顺利完成大学学业,还是毕业后胜任工作岗位和事业的顺利发展,都离不开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熟练掌握与运用。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学生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1996届毕业生乌拉,通过3年的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水平提高很快,尤其喜欢阅读军事方面的著作。他如愿以偿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后攻读战役学博士,现任军事科学院评估论证研究中心副主任,获得18项国防科技进步奖。包萨日娜,2000年考入北京科技大学,后到挪威科技大学攻读博士,现就职于挪威鑫泰福(SINTEF)研究所,担任研究科学家。2012届毕业生海日汗,在附中就读期间阅读了大量前沿科学书籍。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力学与航空工程专业,毕业后进行无人机的开发研究。今年,他和合作团队研发的交叉双翼复合推力尾桨无人直升机获得中国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冠军。像乌拉、包萨日娜、海日汗等学生,在附中比比皆是,他们大多从偏远的农牧区来到附中,当初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表达书写都很困难,经过老师们的精心引导教育和自身的刻苦努力,他们用蒙古语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书写着自己美好而丰富的人生。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扩大了学生们的从业领域照德宝,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任教,后到自治区商业厅工作,现为内蒙古青宝乐晶体有限公司董事长。呼格吉勒图,1984年毕业于附中,同年考入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系,现就职于内蒙古贺斯格绿色产业进出口有限公司,担任总裁,正高级研究员,获得过自治区“科学进步奖”和农业部“丰收计划”奖。朝乐门,1997年考入北京科技大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计算机学会信息系统专委会委员、全国高校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主持完成国家重要科研项目10余项。照德宝、呼格吉勒图、朝乐门等同学,从附中考入理想大学,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令人仰慕的人才。他们在事业上不断进步并取得成功,自然与自身能力和个人努力有关,但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无疑是他们在人生竞技场上游刃有余的不二法宝。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学好自己本民族语言相辅相成孟根其其格,1983年考入内蒙古大学哲学系,后在中央党校攻读博士,曾任内蒙古党校副校长,现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兼任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哲学学会会长。她的蒙古语和国家通用语言兼通的能力无疑是她履职尽责的“好帮手”。1983年的毕业生阿拉腾苏和,现在内蒙古电视台任翻译编导,他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就是上高中以后提高的。正是因为对两种语言的熟练掌握,才使得他的翻译编导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985届毕业生巴布,经过在附中3年的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后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现为自治区律师协会会长、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顾问、呼和浩特市人大代表、法制委委员、爱德律师事务所主任。他的两种语言办案能力为自己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正是因为对两种语言的熟练运用,吸取各民族文化知识的精华,才使得孟根其其格、阿拉腾苏和、巴布等人的人生变得如此丰富多彩。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种语言无疑成为他们到达胜利彼岸的桥梁。师大附中自建校起,就非常注重蒙古语授课部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和提高,学校选派最优秀的教师任教。在教学教研等方面,蒙古族和汉族教师一起研讨、一起备课。蒙古族和汉族学生共同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为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更多机会。我校蒙古语授课部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提高很快。升入大学后,绝大多数学生都能顺利完成学业并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本职工作中非常出色。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日常工作交流、职业技能提升、先进文化与科学技术学习中使用的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以,推进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孩子们未来发展的重视和关怀。尽早学习、系统掌握并熟练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会使少数民族学生在更广阔领域就业创业,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校党委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民族语言授课学校推行国家统编教材的决策部署,确保国家统编教材在我校不折不扣得到落实,让我校少数民族学生未来的人生更加精彩。提前了!海南区11号凌晨开始供暖!【中国梦·黄河情】对话河长史万钧:讲好“黄河故事” 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维厚为政协机关党支部党员讲党课《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榜样篇》01:00《歌唱篇》01:00来源:内蒙古新闻网客户端编辑:宋 丹初审:郝维涛复审:张小龙监审:张 超征稿邮箱:hnqrmtzx@163.com给我【在看】你也越好看!
在“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和教育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以后,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决策部署,新时代民族教育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因地制宜,谋划和明确新阶段奋进的主攻方向和着力点,努力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坚定办学方向,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政治根基。新形势下办好民族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学校党的教育工作领导机构和制度体系,全面加强民族地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建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完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机制,全面铸牢各族师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牢抓好课堂教学育人主渠道,全面推广国家统编三科教材,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促进均等共享,彰显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追求。将加快发展民族教育摆在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突出位置,继续实施各项普惠政策、特殊政策、重点倾斜和专项扶持,加快缩小区域、城乡差距。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加快补齐农村教育发展短板,保障民族地区小规模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建设与发展。全面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办好高校民族预科教育,深化教育对口支援,不断提高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水平。提升服务能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推动教育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必须树立和秉持科学的教育发展观、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全面提升教育服务人自身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要打好服务能力跃升攻坚战,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体系,深化课程教学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引导民族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接轨,着力提高民族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深入实施教育扶贫,推广民族地区“9+3”免费教育计划,深化东西部职教协作,推进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各类专项招生计划向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高海拔地区倾斜,以培养更多本地化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和高层次紧缺人才,助力当地巩固扶贫成果、推动乡村振兴,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强化保障能力,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体系。通过实施新时代强师计划,培养适合民族地区教育实际的优质教师,精准提升民族地区教师教学能力,继续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不断提升乡村教师待遇,加快补齐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短板。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支撑与引领作用,加快推进教育新基建,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全面深化依法治教,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民族教育改革,为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做好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和促进社会参与公共教育治理等提供法律保障,深入推进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学校依法治校,形成民族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格局。(作者王建,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题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1年第2期)作者:王建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民族教育的发展空间呈现出由原来的局限于国内向国内国外并存转向的趋势,我国民族教育发展步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秉承“基于优势、明确诉求、补齐短板、开拓路径”的理念,本文从“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民族教育的总体诉求出发,提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路径关键词:民族教育;一带一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空间得到拓展,其教育使命和内涵也发生了改变,步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一带一路”背景下,发展民族教育不仅要借鉴国外的先进文化和教育理念为我所用,更意味着我国各民族各具特色、内涵丰富的优秀文化获得了与世界共享的平台。民族教育的发展亦有助于推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的“增进理解、扩大开放、加强合作、互学互鉴,谋求共同利益、直面共同命运、勇担共同责任,聚力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1]愿景的达成。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应该看到“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教育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从外部看,有沿线国家和地区多民族、多宗教交织在一起形成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等;从内部看,有民族教育自身如何提升办学质量、增强对外交流的自信等。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现状与“一带一路”对民族教育的诉求之间还存在一定落差。为了使民族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好地凸显其价值意蕴、彰显文化“软实力”,我们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对民族教育发展进行学理性思考,厘清“一带一路”倡议对民族教育的总体诉求。我们要秉承“基于优势、明确诉求、补齐短板、开拓路径”的理念,发挥民族教育的“软实力”功能,实现我国各民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在教育领域“殊方共享”的愿景。“一带一路”倡议对民族教育的总体诉求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央各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政治互信、经济一体、文化包容)作为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目标,把“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今后合作的重点。[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文化差异巨大、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多样,因此,把握沿线国家的历史,精准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及需求,也是我国民族教育可以发挥优势、大有作为之处。基于此,提供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才保障、奠定共建“一带一路”的文化基础、打造共建“一带一路”的语言工具、塑造共建“一带一路”的科技载体,是“一带一路”倡议对民族教育的总体诉求。提供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才保障,发挥人才“第一生产力”的关键作用。如前文所述,无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其前提都是解决人才问题。但由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原因,我国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社会经济、思想观念等与内地差距较大,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是:实现民族教育的“弯道超车”,培养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是个大利好,要加快边疆开放开发步伐,拓展支撑国家发展的新空间。”[3]而加快边疆开放步伐、拓展支撑国家发展的新空间的前提是培养出一大批人才,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一带一路”就“倡议目标来看,它并不是一项简单的经济发展框架可以说明的,它涵盖了国防、外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及能源等各方面”。[4]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目标也对各级各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很高要求。在“一带一路”建设人才的培养中,少数民族人才不容忽视。“我国共有138个边境县(区、市),其中109个在民族地区,占所有边境县(区、市)的80%。”[5]“一带一路”倡议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少数民族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为“一带一路”倡导的“语言铺路、文化通心”提供了条件。一言以蔽之,“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各类少数民族人才的参与,他们的参与一方面能为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能促进各民族互动交流、促进我国民族关系的和谐。奠定共建“一带一路”的文化基础,促进文化包容、政治互信。“一带一路”是我国与沿线国家实现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的桥梁。同时,“一带一路”使得我国民族地区由空间定位上的“边缘”转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这使我国民族教育更具有全局性、国际性意义,被赋予了更大的历史使命。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传统‘历史——民族’话语主导的边疆治理在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国家发展初期对增强国家认同和国家政治动员能力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容易建立封闭性和排他性的边界意识,这种意识不利于边疆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6]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必然面临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因而“理解人类的差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发展的基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7],可见,文化包容、政治互信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这也是当下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打造共建“一带一路”的语言工具,促进语言文化交流。打造适应“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语言工具,是目前民族教育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是一个本土语言资源较丰富的国家,已经确认的仍在使用的语言有130种,另外还有大量的方言。语言文字自身和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艺术、民俗等,都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8]但相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语种而言,我国的语言资源依然比较匮乏。有学者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的官方语言有40多种,而我国目前教授的语种仅有20种[9]。语言是工具,也是软实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的崛起,任何一种语种都可能为我所需。我国民族地区地域辽阔,语言资源丰富,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各民族的语言资源,如何使其适应沿线国家纷繁复杂的语言生态格局,如何科学保护我国的语言资源,是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尤其是我国跨境民族普遍使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同或相似的语言,这些跨境语言文化极有可能成为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但是,就现状而言,我国跨境民族使用的语言在国际传播力、使用活力等方面还有待提高。塑造共建 “一带一路”的科技载体,打造特色鲜明的人才交流高地。“一带一路”是推进我国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从沿线国家需求的角度来看,通过教育、科技、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互相借鉴,可以提高各国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打造利益共同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从“科技”和“人文”两个视角去理解。人文方面,前文已经论述。“科技”是物的范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科学技术与人才是第一要义。近年来,在教育部印发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引导下,各地教育部门、科技部门和高校打造出特色鲜明的人才交流高地。例如,西安外国语大学陆续开设乌克兰语、哈萨克语等小语种课程及相关专业;各地高校招收、引进具有科技推广作用的外籍留学生及外籍教师;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科研合作项目、共同打造科技智库等。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在与沿线国家进行科技交流的同时,也给沿线国家人民讲述了“中国故事”,取得了科技与人文推介的双重效果。“一带一路”为我国民族教育创造了由“边境落后教育”转变为“跨境前沿教育”的重大机遇。随着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全覆盖、多层次发展,各行各业对国际化应用人才的需求日趋紧迫,这也是“一带一路”赋予民族教育的使命。民族教育要因势而动,把握机遇,“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10]。“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教育的发展路径根据“一带一路”倡议的需求,定位与设计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路径,既是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的现实要求,也是民族教育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互支撑、促进“一带一路”向纵深发展的重要路向。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我国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祖国边陲,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大大压缩了时空距离,把各国家、各民族紧密连接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相互依赖、共生共荣的整体。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得不交往”的时代。“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九大语系,53种官方语言,65个国家和地区[11],这些国家和地区语言、风俗、宗教信仰各异,这对“一带一路”建设人才的全球意识、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一带一路”既为我国民族教育与沿线国家开展教育合作交流、国际化办学带来了契机,也为培养跨文化人才提供了历史条件。跨文化人才“不但精通沿线国家的语言,熟悉沿线国家国情和社会文化,而且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开放的全球视野、协同的合作精神和包容的心态”[12],这就需要民族教育,尤其是民族高等教育优化跨文化人才的培养路径。具体来说:第一,立足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做好跨文化人才培养的科学方案。深入研究区域发展战略与人才需求,定位自己的优势,精准制定适应“一带一路”需求的跨文化人才培养计划,避免同质化。第二,跨越民族地区,建构开放的人才培养方案及体系。具体包括专业设置与跨文化教育;发挥政府、企业、学校的联动效应,协同培养跨文化人才;通过引进海外教师、派出访问学者等方式培养跨文化人才;通过国内国外学校“结对子”的方式,为学生搭建跨文化交流平台。第三,打好“留学生牌”,促进民族院校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提供师生跨文化交流的机会。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6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13]并作了细致深入的阐释,同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方略当中。我们需要以更宽广的视野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倡议为民族教育发展提供的历史机遇,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提供了空间和机遇,也为我国民族教育指明了未来图景和实践路径。首先,民族院校要有“跳出民族看民族”的国际合作办学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本质上涉及个体、民族、国家、国际组织之间交互错综的关系,其实质是超越“对立”的过程;其次,民族教育要有差异互补的跨文化培养目标,引导师生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树立“共生、共存、共在和共赢”的意识。最后,民族院校要构筑跨国学术共同体、世界青年共同体、社会责任共同体。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以教育为支点所撬动的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的必由之路。”[14]坚持“引进来”举措,借鉴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育人为本,文化先行,教育合作是搭建民心相通的主要渠道”[15]。“一带一路”倡议不排斥与任何沿线国家文化的交流互鉴,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经验。在我国教育领域,最明显的是各院校招收大量留学生、招聘大量外籍教师,他们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来中国学习、任教,在与我国各民族学生的交往中,达到了文化间的理解和包容。他们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使者”,无疑能为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搭建桥梁,这也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一方面,在华外国留学生在我国学习了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毕业后为沿线国家服务,使沿线国家切实享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外国留学生了解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最终成为“知华、爱华、信华”的“护华使者”。沿线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的引进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是法国思想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独特的资本形态,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最终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外经济资源。当然,我们也要警惕沿线国家利用本国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进而对我国的意识形态造成破坏。实施“走出去”方略,推动中华文化的推广宣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两千多年的交流史,谱写了人类文明的精彩华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16]这为中华文化的推广宣介指明了方向。过去几年,无论国家还是地方,更多地把“一带一路”的建设重点放在了经济上。但从长远看,需要经济和文化联姻,让中华文化扮演“一带一路”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从而达到“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双重目的。为此,我国民族教育发展要把握好以下几点:首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17]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问题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如何在多民族、多语言和多国籍的人群中做到既交流互鉴,又不失去自己的身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其次,理清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与“一带一路”的关系。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鲜明,既有能歌善舞的民族,也有能骑善射的民族,可以说,文学、艺术、表演、旅游、文物等文化资源应有尽有。基于此,民族教育要抓住机会,大力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最后,民族教育要顺应“一带一路”推进的趋势,培养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跨文化传播使者”。早在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权宣言》就将教育的跨文化特性提到了首要地位,并明确指出跨文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18]民族教育不仅要提升各民族的智识,更要增强各民族师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包容,培养跨文化意识、丰富跨文化知识、提高跨文化能力。参考文献:[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608/t20160811_274679.htm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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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梦徽.基于跨文化教育理念的民族教育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作者苏德系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玉杰系喀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0年第11期)*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教育项目“民族文化认同取向的双语教育模式”(2017-GMB-04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苏德 刘玉杰
一个学科不断成熟完善的标志之一便是研究方法的进步,民族教育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要想进一步发展必然需要采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当前,许多学者开始认识到人类学方法对于民族教育学研究的适用性,并不断引入到相关的研究中。上世纪,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就提出人类学在今日影响日甚,其文化理念和独到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已经贯穿到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它也成为学科与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传播的渠道。不仅是人类学的方法,民族教育学研究还可以借鉴历史学、语言学、法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避免囿于定性研究的经验描述和思辨分析,可将实验法、统计分析、因素分析甚至结合大数据分析的方法,提高民族教育学研究的可读性和严谨性。当前,我国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存在明显不平衡现象,同样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以民族教育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显示,民族教育研究中所占比例较大的主要是中等教育、成人与特殊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而民族学前教育和民族职业教育、民族音乐舞蹈教育等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研究成果总量相当于民族中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四分之一。从横向领域看,民族教育学的研究集中在民族教育理论、民族教育教学与课程、民族教育史等方面,但在民族教育创新、民族教育评估等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此外,民族教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的问题,关于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宁夏回族地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较多,而中东部、东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研究相对较少。我国的民族教育学应意识到民族教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规律与特征,平衡民族教育研究的不同领域和方向,促进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从而实现我国民族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
采访论文作者,为您分享成功投稿《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期刊的经验经管之家原创作品,转载需授权。嘉宾介绍所发表期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8.04.15/2018.06.22)教育背景:985硕士1.您是否能为我们分享一下期刊投稿经验和心得呢?比如注意事项和要点答:第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选择好期刊,契合期刊的近来的热点话题,比如那个期刊在某一时间段特别钟爱哪一类文章,这个都是可以通过期刊以往发表的论文来推断出来的;其次,注意论文的时效性,抓住当下最热点的话题一定没有错,比如精准扶贫,比如改革开放40周年等等。最后,要注意基本的格式,格式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当一篇论文可上可下的时候,格式可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分享一下您对所投期刊的综合评价,其中可以介绍一下版面费、审稿周期、反馈速度、退修建议答:整体来说还不错,没有版面费,审稿周期要看对你这篇文章感兴趣的程度,一般来说,感兴趣的话一个月就会回复你,反馈速度还是不错的,我投稿的时候没有退修建议,因为毕竟契合期刊的需求,就直接录用发表了。3. 除了这一篇,还有哪些期刊也成功发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杂志社,也请您一起分享一下。论坛上有许多学生仍然是科研领域的新人,能否给他们一些建议呢?答:《社会福利(理论版)》《纳税》两个普刊,基本上是给钱就发,版面费大概2000到3000,还是建议先往c刊发,实在不行就发普刊,c刊才能代表学术能力,我自己也是在多多学习,有几点可以总结:首先,要熟悉各类科学领域的顶级话题,怎么熟悉,就是看各个领域的顶级期刊,如公共管理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这些期刊发表的文章会显示各个领域的热点话题,跟着它们走肯定不会错;其次,学会模仿,模仿不是抄袭,类似我们学生这种创新谈不上太多,有一点创新你就足以发表,所以我们更多的是模仿加一点创新。4.请给大家推荐一些学习资料和评价,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学习。答:计量经济学陈强这版本,然后就是利用好各个数据库的内容,如CGSS,CFPS等数据库5. 您成功投稿了很多期刊,您投稿的期刊中,那家期刊您最满意,为什么?哪家期刊您觉得相对不是很完美?针对投稿期刊的选择,您有什么好的建议答:我觉得资源开发与市场期刊还不错,虽然只是C扩,但是回复和退修意见都比较完整,要交审稿费100元,针对投稿期刊,我建议两类,第一,要么你选择期刊一直比较钟爱的一类文章,然后一击必中,这样成功率会大很多,第二,要么你完全创新,选择期刊很好发的文章,这种我不是特别建议,因为一般期刊没有发过的文章类型,要录用这种除非你的创新性十足。
2020年11月20日至22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学术年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行。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联合内蒙古师范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举办了以“教育现代化2035背景下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专题会议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陈·巴特尔教授主持。陈·巴特尔在致辞中指出,我国民族教育研究主题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正在发生转换,新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二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三是民族教育现代化;四是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五是重大历史节点民族教育回顾研究;六是教育扶贫及“后扶贫”时代民族教育研究。总体而言,本次专题会议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研究对象广泛。既包括基础教育,又包括高等教育;既包括民族地区教育,也包括独特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既包括普通文化教育,也包括艺术教育等。二是研究主题丰富。既包括教育公平,也包括教育质量;既包括宏观的教育体制机制等,也包括中观和微观的人才培养、语言教育、教材发展等;既包括教师发展,也包括学生学习;既包括学科建设等教育内部规律研究,也包括智库建设、教育扶贫等社会服务研究。三是研究方法多样。既包括思辨法,也包括实证法;既包括定性调查法,也包括定量调查法;既包括大数据分析法,也包括个案调查法等。18位学者在本次专题会议上围绕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教育基本理论问题、民族高等教育、民族基础教育与教育扶贫等三大类主题作了精彩报告。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教育基本理论问题“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分论坛就我国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学科建设与智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教育事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民族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吴明海从理论层面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抽象与提炼。他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不断深化民族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的三维互动体系,并指出该体系由基本理论建设、兴学、教育扶持、课程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五大有机统一的子系统构成。接着,进一步从辩证唯物主义和价值意义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看,该体系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等六大关系的辩证统一;从价值与意义视角看,该体系在促进民族教育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双向建构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加强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对于促进民族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常永才从服务边疆民族教育发展的视角对我国教育人类学“现代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我国文化取向的教育人类学现代化历程因特定条件的制约日益暴露出七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混淆教育人类学和民族教育两者的概念意涵,导致难以更好地服务民族教育发展;二是基础知识的“粗糙化”导致难以揭示民族教育的特殊本质;三是机械树立教育学与人类学的“门派”,忽视心理人类学,导致教育人类学不见“人”,尤其是忽视边疆人民发展教育的能动性;四是忽视揭示人类心智的统一性,不利于满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需要;五是忽视学术理论的研习与运用,导致难以与时俱进地筑牢民族教育的学术基础;六是对待实证范式和量化技术本有价值的方式有待调整,还难以适应民族教育现代化治理的需要;七是轻视传统学术规范和调研伦理的陶冶。第二,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娜日苏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面临的困境与发展路径。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但目前中蒙俄民族教育智库建设存在认识不足、合作不足、专业人才不足、成果共享不足和国际影响力不足等问题。她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通过民族教育智库合作带动中蒙俄三方教育合作,并促进三方人文交流和民心互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学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学者们从国家认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和推广及教材发展等视角进行了研究。第一,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李晓华和陆思羽对国家认同教育的困境及其实践路径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学校作为国家认同教育的主要阵地,在国家认同教育方面目前存在教育活动主体功能弱化、教育目标偏重知识积累、课程体系脱离现实生活、教育评价忽视价值理性等问题,据此从教育目标、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评价方式和教师队伍建设等五个方面提出优化建议。第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塔娜研究了语用学对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启示。她指出,语用学主要研究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话语,以及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主要包括对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意理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方面的研究,并具体分析了语用学理论以及言语行为理论对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重要启示。第三,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李素梅对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发展历史与文化功能进行了研究。她认为,乡土教材是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随着历史演变发生了诸多变化。研究梳理了从清末至今百余年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的发展历程,并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的文化功能进行了探析。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高等教育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高等教育问题主要包括民族院校发展、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方面。该分论坛就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知识生产、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民族院校人才培养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民族高等教育知识生产。梳理学科知识生产史对于学科发展至关重要,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黄俊霖以民族高等教育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切入点对近20年的民族高等教育研究史进行了梳理与挖掘。分析发现,研究主题紧跟时代不断拓展,学科视野逐步交叉融合,研究方法从思辨为主向综合化转变。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研究对象层面偏重民族院校大学生,研究主题层面对民族院校转型发展与学科建设关注不够,研究视角层面偏重时政热点而缺乏文化视角的研究,研究方法层面仍然以思辨研究为主而缺乏实证研究等。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纵向历史维度的研究是民族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喀什大学杨英从高等教育模式发展的视角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等教育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深入剖析。研究发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等教育是“延安模式”在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承与创新,伴随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整体发展,兵团高等教育经历了创建与奠基(1949-1965)、衰退与复苏(1966-1981)、调整与快速发展(1982-2009)、均衡与内涵建设(2010年至今)等4个发展阶段。研究认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等教育70余年的发展历程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大地办民族高等教育的智慧。民族院校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之一,民族院校人才培养事关民族教育和民族地区发展,学者们从课程教学、人才培养模式等视角进行了研究。第一,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韩爽和张利桃对民族院校公共课混合学习设计与实施的难点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与在线教学和线下教学相比,混合教学模式更具优势。研究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案例,从学习平台与资源提供模式、教学运行现状等方面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发现,作为民族地区高校的内蒙古师范大学实行蒙古语与汉语并行的教学模式,其混合式教学的难点在于如何满足蒙古语授课学生的需求。基于此,提出了提升民族院校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对策建议。第二,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韩小凡从知识社会视角出发对民族院校人才培养模式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知识社会主要有社会发展以知识为核心、数字素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鼓励知识创新、尊重人的个性化发展等四大特征。进而,从人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目标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民族院校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最后,从优化办学路径、拓展人才培养渠道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基础教育与教育扶贫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基础教育与教育扶贫问题主要包括教育均衡发展、优质发展以及教育扶贫成效与困境等方面。该分论坛就我国民族基础教育质量与公平、教育理念与模式现代化、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民族基础教育质量与公平。均衡发展与优质发展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学者们从边境地区义务教育质量、西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化等视角进行了研究。第一,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罗利群和黄敏从教育公平视角对边境国门学校义务教育质量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她们认为,质量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实质体现,提高边境国门学校教育质量、不断缩小地区差距是促进边境民族地区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有力措施。研究发现,“供给侧”与民众“需求侧”的矛盾、倾斜政策与群众需要的矛盾、课程设置与地区实际的矛盾、文化冲突的挑战以及教师队伍综合素质等方面的问题制约着边境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质量提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未来发展路径。第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陈·巴特尔和赵志军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性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首先,与地区间差异相比,民族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更大。其次,区域内不同省区之间、中小学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再其次,分析原因,发现区域教育资源分布差异与地理、社会结构、经济、人口等因素密切相关。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现代化。教育理念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点环节,也是教育模式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学者们基于核心素养、教育信息化等理念,从教师发展、学生学习等视角进行了研究。第一,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李立从核心素养视角研究了边疆民族地区幼儿教师的发展问题。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师德为先、幼儿为本等理念,初步构建了由通识性知识素养、创新能力素养等四大素养构成的幼儿教师核心素养体系。第二,河北民族师范学院贾岩基于教育信息化视角,以古筝教学为例研究了民族传统艺术教育的现代化问题。研究认为,多媒体、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知识存储、传播和提取方式。研究分析了传统古筝教育中师资发展存在的问题,阐述了信息技术应用于古筝教育的作用,从观念转变、课程开发、多媒体运用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古筝教育现代化的策略。第三,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武倩对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学生学习空间场所转变问题进行了研究。她认为,传统课堂教学环境与培养具备现代核心素养学生的目标之间存在矛盾,并提出走出教室的室外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学科之间的联系,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同时,室外的体验式、情境化学习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有助于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和“后扶贫”时代的教育发展问题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学者们从教育扶贫成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困境与突破等视角进行了研究。第一,喀什大学李双龙等对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了理论建构。研究认为,目前脱贫评估中往往将入学率或受教育程度作为评估指标,而忽视了可能导致扶贫对象返贫的代际教育能力、教育投入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氛围等背景。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由教育意识、教育投入、教育能力和社会文化等要素组成的评估指标体系。第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马慧卿采用个案研究法对西北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精准扶贫的成效与困境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国家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较好政策效果,样本县的义务教育巩固率、办学条件和学校布局等都有显著提升。同时,调查发现,仍然存在控辍保学成果巩固难、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从政策执行力、绩效考核机制、教师选聘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总之,本次专题研讨会围绕民族教育领域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相信会议的成功举办能够进一步推动民族教育研究的持续深化,进一步促进民族教育质量提升和民族教育事业发展,从而为我国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陈·巴特尔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志军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监测与评价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20GMB034)与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项目“金砖国家少数民族人权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1年第1期)作者:陈·巴特尔 赵志军
经过观察和查阅文献不难发现,近十几年来,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两大流向:一种流向是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还有一种是民族地区教育研究。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即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教育研究,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从纵向看,它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在政府、学界和教育实践领域通用的概念。从横向看,政府机关、民族学校等,都是在民族身份的意义上使用民族教育研究的概念。一些学科,如民族教育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具有专门性和民族性特点。所谓专门性包含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专指对某一个民族的教育研究,如蒙古族教育、藏族教育的研究,另一个层次是指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复合型民族教育研究。民族性指这类教育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和传统。民族地区教育研究,是最近十几年出现的新的态势和趋势。通过查阅文献可知,民族地区教育研究的发展比较迅猛,各类重大课题、硕士博士论文乃至期刊论文,大部分以民族地区教育命名。之所以出现这类教育研究,恐怕跟民族教育与民族地区教育概念的混淆有关。民族地区教育既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也包括汉族教育,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教育含义不完全相同,不过二者又有交叉点。民族地区教育研究与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相比,具有地区性特点,反映地域特色,如内蒙古教育、西藏教育和新疆教育。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时代强音,民族地区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凸显,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同和青睐。那么,民族地区教育研究能否代替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不会。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专指对某个民族或者某个少数民族的教育研究,有强调差异和多元的优势,但也表现出狭隘的一面。而民族地区教育研究具有包容性和一体性的优势,特别是在当今强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背景下,更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但是,它有可能忽视多元和差异性。我国各民族尽管共同性越来越多,但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不同,各民族的特点和发展差异还存在,必须承认差异,但不能扩大差异。无论尊重历史,还是关照现实,民族地区教育研究和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都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应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融合发展。根据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既要正视多元,又要强调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调一体和共同性,但这并不是否定多元和差异性。而且,忽视多元和差异性也不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实。因此,既要重视民族地区教育研究,也要继承基于民族身份的教育研究的传统,发挥各自优势,走向融合发展,为民族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作者:金志远,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0年第6期)作者:金志远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党委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牧区蒙古语授课班(简称牧区班)设立于1963年9月。在乌兰夫倡导下,经自治区党委批准,自治区教育厅决定,我校开始在全区各盟牧区招收初一、高一各50名学生。当时,学校发给学生蒙汉两套课本,以利学生能用蒙汉两种语言学习。“文革”开始后,蒙古语授课的民族班被解散,牧区班招生被取消。1980年,自治区教育厅根据内蒙古党委指示,批准我校牧区蒙古语授课班恢复高中招生,每年从内蒙古西部地区五个盟的民族中学招收100名高中生。1996年开始面向全区招生,每年招收134名高中生,另外,从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招收1名学生。从1980年到2020年,40年间共培养出5946名高中毕业生,1417名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中合计有58人考取了清华北大,一本院校升学率达100%,考入国内一流大学的达79.48%。从我校走出去的这些蒙古族学生,无论是顺利完成大学学业,还是毕业后胜任工作岗位和事业的顺利发展,都离不开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熟练掌握与运用。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学生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1996届毕业生乌拉,通过3年的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水平提高很快,尤其喜欢阅读军事方面的著作。他如愿以偿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后攻读战役学博士,现任军事科学院评估论证研究中心副主任,获得18项国防科技进步奖。包萨日娜,2000年考入北京科技大学,后到挪威科技大学攻读博士,现就职于挪威鑫泰福(SINTEF)研究所,担任研究科学家。2012届毕业生海日汗,在附中就读期间阅读了大量前沿科学书籍。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力学与航空工程专业,毕业后进行无人机的开发研究。今年,他和合作团队研发的交叉双翼复合推力尾桨无人直升机获得中国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冠军。像乌拉、包萨日娜、海日汗等学生,在附中比比皆是,他们大多从偏远的农牧区来到附中,当初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表达书写都很困难,经过老师们的精心引导教育和自身的刻苦努力,他们用蒙古语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书写着自己美好而丰富的人生。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扩大了学生们的从业领域照德宝,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任教,后到自治区商业厅工作,现为内蒙古青宝乐晶体有限公司董事长。呼格吉勒图,1984年毕业于附中,同年考入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系,现就职于内蒙古贺斯格绿色产业进出口有限公司,担任总裁,正高级研究员,获得过自治区“科学进步奖”和农业部“丰收计划”奖。朝乐门,1997年考入北京科技大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计算机学会信息系统专委会委员、全国高校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主持完成国家重要科研项目10余项。照德宝、呼格吉勒图、朝乐门等同学,从附中考入理想大学,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令人仰慕的人才。他们在事业上不断进步并取得成功,自然与自身能力和个人努力有关,但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无疑是他们在人生竞技场上游刃有余的不二法宝。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学好自己本民族语言相辅相成孟根其其格,1983年考入内蒙古大学哲学系,后在中央党校攻读博士,曾任内蒙古党校副校长,现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兼任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哲学学会会长。她的蒙古语和国家通用语言兼通的能力无疑是她履职尽责的“好帮手”。1983年的毕业生阿拉腾苏和,现在内蒙古电视台任翻译编导,他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就是上高中以后提高的。正是因为对两种语言的熟练掌握,才使得他的翻译编导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985届毕业生巴布,经过在附中3年的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后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现为自治区律师协会会长、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顾问、呼和浩特市人大代表、法制委委员、爱德律师事务所主任。他的两种语言办案能力为自己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正是因为对两种语言的熟练运用,吸取各民族文化知识的精华,才使得孟根其其格、阿拉腾苏和、巴布等人的人生变得如此丰富多彩。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种语言无疑成为他们到达胜利彼岸的桥梁。师大附中自建校起,就非常注重蒙古语授课部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和提高,学校选派最优秀的教师任教。在教学教研等方面,蒙古族和汉族教师一起研讨、一起备课。蒙古族和汉族学生共同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为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更多机会。我校蒙古语授课部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提高很快。升入大学后,绝大多数学生都能顺利完成学业并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本职工作中非常出色。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日常工作交流、职业技能提升、先进文化与科学技术学习中使用的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以,推进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孩子们未来发展的重视和关怀。尽早学习、系统掌握并熟练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会使少数民族学生在更广阔领域就业创业,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校党委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民族语言授课学校推行国家统编教材的决策部署,确保国家统编教材在我校不折不扣得到落实,让我校少数民族学生未来的人生更加精彩。提前了!海南区11号凌晨开始供暖!【中国梦·黄河情】对话河长史万钧:讲好“黄河故事” 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维厚为政协机关党支部党员讲党课《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榜样篇》01:00《歌唱篇》01:00来源:内蒙古新闻网客户端编辑:宋 丹初审:郝维涛复审:张小龙监审:张 超征稿邮箱:hnqrmtzx@163.com给我【在看】你也越好看!
7月19日,全省首家民族教育研究院——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在贵州师范学院正式挂牌成立。 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是贵州省民宗委与贵州师范学院共建的全省首家民族教育研究院,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省教育大会精神,提升贵州民族教育工作能力,推进特色教育强省建立了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的平台。 贵州省民宗委副主任徐佑刚介绍,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和十分重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15年12月我省印发《贵州省加快发展民族教育实施方案》,我省民族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贵州师范学院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发展较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省民宗委与省直高校共建民族教育研究院,对总结贵州民族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提炼民族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探究民族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讲好民族团结进步的“贵州故事”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据介绍,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是贵州省民宗委与贵州师范学院共建的全省首家民族教育研究院,弥补了省内民族教育研究领域专门研究机构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贵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石培新表示,学校将整合和充分发挥贵州师范学院的师范传统优势,开展民族教育研究。“首先做好顶层设计。做好五年发展规划,为学科建设提供新的平台机遇和发展空间;其次,要把‘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产出高质量的接地气的论文、研究报告等,形成具有区域特色、民族特色、学科特色的良好发展态势,为促进贵州民族教育进步、教育扶贫、教育服务农村产业革命等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发出贵州声音,把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建设成为贵州乃至全国民族地区教育研究的重要平台,提出贵州的方案和范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王雨编辑 胡锐编审 晏海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