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研究发表

7月19日，全省首家民族教育研究院——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在贵州师范学院正式挂牌成立。　　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是贵州省民宗委与贵州师范学院共建的全省首家民族教育研究院，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省教育大会精神，提升贵州民族教育工作能力，推进特色教育强省建立了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的平台。　　贵州省民宗委副主任徐佑刚介绍，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和十分重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15年12月我省印发《贵州省加快发展民族教育实施方案》，我省民族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贵州师范学院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发展较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省民宗委与省直高校共建民族教育研究院，对总结贵州民族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提炼民族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探究民族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讲好民族团结进步的“贵州故事”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据介绍，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是贵州省民宗委与贵州师范学院共建的全省首家民族教育研究院，弥补了省内民族教育研究领域专门研究机构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贵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石培新表示，学校将整合和充分发挥贵州师范学院的师范传统优势，开展民族教育研究。“首先做好顶层设计。做好五年发展规划，为学科建设提供新的平台机遇和发展空间；其次，要把‘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产出高质量的接地气的论文、研究报告等，形成具有区域特色、民族特色、学科特色的良好发展态势，为促进贵州民族教育进步、教育扶贫、教育服务农村产业革命等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发出贵州声音，把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建设成为贵州乃至全国民族地区教育研究的重要平台，提出贵州的方案和范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王雨编辑 胡锐编审 晏海艳

一、定位首先明确发表论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毕业要求，还是为了评定职称；其次在明确定位后，则需要多去了解符合你专业研究方向的期刊，网上收集或咨询有过发表论文经历的专业人士。按类别选择去看期刊，譬如教育类：《中国高教研究》、《民族教育研究》心理类：《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护理类：《中华护理杂志》、《护理研究》新闻类：《新闻战线》、《新闻爱好者》社会类：《社会》、《社会科学战线》娱乐类：《青年记者》、《当代电视》汽车类：《汽车技术》、《汽车工程》财经类：《当代财经》、《财经问题研究》军事类：《环球军事》、《军事经济研究》环境类：《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二、选题投稿论文的选题一定要符合投稿期刊刊登文章的要求，因此在投稿之前需要根据自己的领域选择对应的期刊，大致了解其已发表论文特色和水平，再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投稿论文选题。三、阅读在撰写稿件之前，需要查阅与该研究方向已发表的相关文献，如期刊、学位、图书等。阅读文献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当前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是避免闷头写完后才发现已有论文发表，另一方面是站在前人发表的学术成果上，提炼出可切入的研究点，深入研究，这样可以提高论文的质量。四、撰写经常撰写论文的学术君们会发现，优秀的论文都是有方法可寻的，如标题怎么起，论文框架怎么构建，图表怎么作，怎么写论据等。这里毕导总结了撰写优秀论文的八大要素。五、修改论文撰写好了后，需要对全文逐渐字进行细度，用最短的话表述鲜明论点。六、投稿投稿方式，可以邮箱，也可以在线投稿，具体根据杂志社要求选择即可。投稿期刊类型确定，如SCI、C刊、中文核心、统计源、国家级、省级等。此外，特别主要注意的是期刊的真伪性，可以在知网期刊中查询一下期刊的刊号再选择正确途径投稿。七、等待根据学术投稿规则，一稿不能多投，选择一个期刊投稿后，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等待期刊的回复，通常这一时间再1个月到3个月左右。八、通知在一段时间内等待后，通常期刊会给予回复，分为三种情况，一录用回复，二修改回复，三退稿回复，不同的情况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对策即可。九、再改无论是否录用，再次修改必不可少，尤其是针对修改再投这种情况，最好还是要虚心请教同行来多提提修改意见。十、录用影响录用的因素有很多，譬如文章方向、质量、期刊定位、修改意见回复等，做好每一个细节很重要。最后，发表期刊论文的秘籍是：多写细改，勤投多发，形成套路。主笔|林夕决图源|图片来源于网络

民族学兴起于西方，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20世纪引进到中国民族学作为一门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大约于19世纪中叶在西方兴起。20世纪初年，西方民族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民族”一词也在这一时期广泛使用开来。但当时尚无“民族学”这一名词，用的是“民种学”或“人种学”。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民国元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内，列有人类学及人种学但当时仅有北京大学一校设有人类学课程。陈映璜在北大讲授此课，并于1918年出版《人类学》一书。蔡元培留学德国时，专习民族学三年，回国任北大校长后，设人类学讲座。这是民族学在我国教育中的萌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学在中国的正式诞生是1926年的事，其标志是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192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内专设民族学组，自兼主任，开始组织有关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活动。1930年和1934年，他还分别发表《社会学与民族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两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民族学的见解，从而成为我国民族学有远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除了中央研究院内设置了民族学研究机构外，中山大学也于1927年设立了人类学组，探究民族问题。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等校都设置过民族学课程。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当时教育部规定通用的民族学课本，产生了较大影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大学还设立了人类学系。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则设立了边疆政治系，均开设民族志、民族史和民族学方面的课程。在整个民国时期，民族学常常与人类学纠缠在一起，有时简直是实同名异。这并不奇怪，因为它最初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后来独立了出来。近现代的英、美等国，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接近，这种情况自然也影响到民国。与此同时，和社会学、民俗学甚至文化学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像杨堃、杨成志、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都是这几个学科的著名学者。这几个学科在民国时期往往都以民族研究为其重要内容，一方面对民族学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对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产生了某种消极影响。我国第一个民族学学术团体，是由杨型等人发起、成立于1934年的中国民族学会。会员的论文主要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民族学研究集刊》上发表。《民族学我国第一个民族研究集刊》创刊于1936年，是我国最早以民族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刊物。到1948年为止，一共出版了6期，刊登了不少关于民族学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的专题论文。抗战爆发后，学会会址西迁，1938年由会员创办《西南边疆》月刊在昆明出版，1941年会址移到成都。这期间出现了许多研究民族问题的机构和刊物，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人类学集刊》和《人类学丛书》；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出版《边政公论》和《边疆通讯》；中国边疆学会出版《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出版《边疆研究》和《边疆》；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出版《民族学论文集》；边事研究社，南开大学文科研究院，金陵大学边疆社会研究室，贵州边疆文化研究会等分别出版有《边事研究》、《边疆人文》、《边疆研究通讯》、《边锋旬刊》和《边锋月刊》等。外文刊物则有华西大学边疆研究学会编辑出版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民国民族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缺乏独立建树，主要是介绍和传播西方民族学一些学派，如进化学派、历史学派、法国民族学派、英美功能学派的有关学说。并在西方学说的指导下，从事民族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工作。蔡元培是进化学派学说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传播者。孙本文和黄文山均受教于美国著名人类学和民族学家鲍亚士，在传播英美历史学派方面贡献较大，特别是黄文山，曾编辑《民族学研究集刊》，所著《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一文较有影响。北平辅仁大学为传播德奥历史学派的中心，该校教务长德国人雷冕主讲民族学，所用课本即为《文化史学的民族学方法概论》。属于历史学派的中国民族学者还有陶云逵、戴裔煊、吴泽霖等人。他们三人均曾以文化圈理论为指导进行研究，代表作分别为《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僚族研究》、《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杨堃、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徐益棠、卫惠林、胡鉴民，为法国民族学派在中国的著名代表。特别是杨堃，在传播此派的理论方面贡献尤大。所著《人类学大纲》、《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学与历史学》、《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法国民族学运动之新发展》、《民人学与民族学》，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论著。杨堃早年留学法国，1930年前后曾在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进修，回国后担任过云南大学社会学主任等职，除以上提到过的论著外，他的其他著述还有《灶神考》、《甘肃土人的婚姻》等。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也都是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凌纯声的主要著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与芮逸夫合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杨成志的代表作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徐益棠著有《雷波小凉山之倮民》一书。卫惠林和胡鉴民则进行过高山族和羌族的调查。这一派人数虽然不少，但比较分散。功能学派在民国以燕京、清华、云南三所大学为基地，力量较为集中。代表人物为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田汝康等。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始用功能观点进行民族调查，出版了不少著作。代表作有费孝通与王同蕙合著的《花兰瑶社会组织》，林耀华著的《凉山夷(彝)家》，田汝康著的《芒市边民的摆》等。此派在国际上曾产生过一定影响。看完文章后，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积极留言评论。

一个学科不断成熟完善的标志之一便是研究方法的进步，民族教育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要想进一步发展必然需要采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当前，许多学者开始认识到人类学方法对于民族教育学研究的适用性，并不断引入到相关的研究中。上世纪，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就提出人类学在今日影响日甚，其文化理念和独到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已经贯穿到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它也成为学科与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传播的渠道。不仅是人类学的方法，民族教育学研究还可以借鉴历史学、语言学、法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避免囿于定性研究的经验描述和思辨分析，可将实验法、统计分析、因素分析甚至结合大数据分析的方法，提高民族教育学研究的可读性和严谨性。当前，我国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存在明显不平衡现象，同样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以民族教育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显示，民族教育研究中所占比例较大的主要是中等教育、成人与特殊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而民族学前教育和民族职业教育、民族音乐舞蹈教育等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研究成果总量相当于民族中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四分之一。从横向领域看，民族教育学的研究集中在民族教育理论、民族教育教学与课程、民族教育史等方面，但在民族教育创新、民族教育评估等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此外，民族教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的问题，关于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宁夏回族地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较多，而中东部、东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研究相对较少。我国的民族教育学应意识到民族教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规律与特征，平衡民族教育研究的不同领域和方向，促进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从而实现我国民族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各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前行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正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换代，争取从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作为竞争力、生产一般科技水准产品的“世界加工厂”转变成为有创新实力、独立品牌、最新科技、高附加值的世界科技大国和工业大国。为此，需要在质和量这两个维度上加快发展全国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培养基础扎实、知识全面，既有创新意识又有创新能力的一代中国人。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与人才培养应该全面纳入教育事业整体发展规划之中。我国有56个民族，由于历史原因，各民族发展不平衡，每个民族既有保存和延续本族传统文化和语言的深厚感情，也都有使本民族成员参与我国现代化进程并得到充分发展的强烈愿望。只有每个兄弟民族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整体的充分发展。通过学习和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接受高质量学校教育，是各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前行，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从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这两个角度来分析语言自身性质和应用功能，通常认为语言具有双重性：第一，语言是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第二，语言可以被视为纯粹信息交流和学习知识的工具。从语言学角度可以把语言的工具性功能进一步分解为“日常互动交流工具”和“现代化知识学习工具”这两大类。不难看出，语言的第二种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语言使用者参与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能力和自身的发展空间。从语言的工具性角度看，不同语言的使用范围不同，处在不同语言教育环境中的个体所能获得的现代社会发展空间也存在差异。当前，我国的就业市场具有充分的流动性，根据各地人才和劳动力市场对不同层次人员的需求，处于各层次的各民族劳动者可以凭借自己的语言能力、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历在全国各地就业和发展。在全国各地不同行业日常工作交流和专业技术学习中使用的工具性语言是国家通用语言。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我国各民族群众在全国劳动力市场实现更好就业和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必要条件。加强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是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相互交流能力、专业学习成绩和未来就业能力的重要渠道。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并不矛盾。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和知识分子担心本民族语言文化被削弱，这一担心完全没有必要。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百花园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了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继承和发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也一直在努力为愿意学习和研究本民族语、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各种条件。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其他外语工具，通过国家通用语言和其他文字出版物系统吸收各学科现代知识进展，能在更大的学术平台上与国内外学者进行更深层次对话，也能把本民族语言文字、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提升到国际学术水准。在全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从而掌握现代知识体系和就业技能，已经成为我国各民族学生成长发展的必不可缺的桥梁。在继续关注少数民族语文课程的课时保证和教学质量的同时，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二者并不冲突、不可偏废，这对于促进各民族学生在更广阔领域就业创业、更好融入现代社会，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能发挥重要作用。（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来源：人民日报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要将古老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发展下去，不仅要后继有人，更要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创新，才能让传统文化持续发展，让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贵安新区不仅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在历经岁月的风雨后，今天依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芒。如今，贵安新区不仅汇聚了10余所高校10多万师生，还有双创示范基地，无数的新思想新灵感在这里碰撞。他们乐于创作、敢于尝试，并在这里产生出了新的文化成果，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让传统文化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让民族的、传统的、新的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开出五彩斑斓的花朵，成为贵安新区的新名片。在刚刚结束不久的2019年中国(贵州)国际民族民间工艺品·文化产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民博会”)能工巧匠选拔大赛总决赛上，来自贵安新区的10名能工巧匠的作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选手就是来自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大三学生谭廷龙。他创作的剪纸作品《贵州民族团结一家亲》地图，其创意和剪纸技艺让现场观众赞叹不已。　　 “其实我们基地研修班里学生们自己创作的优秀作品特别多，谭廷龙只是其中之一。”谭廷龙的指导老师田丹说，这幅作品是以贵州省行政区划图为背景，将贵州18个世代居住的民族剪纸形象排列在其大致生活区域，并以石榴花、石榴果图案将其连成一体，寓意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贵州世居民族紧密团结、共同协调发展。 　　 此前，谭廷龙还在贵州省教育厅主办的剪纸大赛上获得一等奖。田丹告诉记者，该校有一个民族民间文化教育传承创新重点研究基地。该基地下面有4个研习班，基地的功能除了研究、传承与发展民族民间文化等外，还开设有剪纸、苗绣、民族布艺、水书等选修课，让学生们学习传统文化。谭廷龙就是其中一名学生，其学习的就是剪纸。　　 “平时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首先教会学生掌握传统工艺的一些技法。要保护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技法的传承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田丹说。 　　 该校不仅注重理论学习，还通过理论与手工艺相结合的方法，让学生了解掌握传统文化的精髓，然后指导他们进行实操，动手创作。“其实传承是其中一方面，在传承的过程中，我们还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在传承的过程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民族民间文化教育传承创新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刘宸说，学生的思想是很活跃的，在教学过程中，该基地也在不断探索，在保留传统文化核心内容不丢失的前提下，将民族的文化在传承过程中进行创新，在传承的过程中，有可支持性、有发展性地进行生产性的保护。　　 “我们就是让学生在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过程中，有可支持性、有发展性，这样生产性的保护效果会更好。”刘宸说，因此，该基地还根据学生的优秀作品、好的创意开发了一些有市场推广意义的产品。今年，该基地成立了一个创意研发部，进行市场化的包装和打磨，与学校的双创基地进行合作，开展校内校外推广，开拓学校以外的市场，让学生的作品变成一件件具有创意性的、定制化的产品，这样不仅能开发学生的潜力，赋予这些创意作品更多的意义，还能让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曾瑶 祝浪编辑 朱迪编审 涂涌

未来网高校频道10月30日讯(记者 杨子健 通讯员 王尽遥）10月25日-27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集刊年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民族学专业性集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何明主编）等20种集刊获得优秀集刊奖。 据悉，《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创刊于2003年，主要刊发民族学、人类学、跨境民族及边疆问题、东南亚南亚研究及相关学科的学术论文。2008年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2010年、2012年、2014年、2017年连续入选。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自创刊以来一直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自第25辑（2018年6月出版）转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至2019年出版集刊353种，包括普通集刊、名录集刊和优秀集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今年首次参加优秀集刊评审，评价体系涉及内容（首发原创性、专题性、学术性）、规范（主编、形式、出版）、影响力（转载、数据库收录、CSSCI、制度认可、发布、新媒体网站收录等）等三大板块约27个指标。 本次被评为优秀集刊，体现了业界对《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的高度认可，也是该刊继续入选CSSCI来源集刊目录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

李泽然，1963年生于绿春，土生土长的哈尼族人。198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央民族大学哈尼学研究所秘书长和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李泽然老师一直致力于哈尼学特别是哈尼族语言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新一代哈尼语专家。半路出家，孜孜以求补不足“语言是民族文化最具体也是最集中的体现。”李泽然作为多年来研究本民族语言文学的学者，对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关联尤为清楚。1979年，16岁的李泽然从绿春县一中初中毕业，碰巧当年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要在云南招生，绿春县有两个名额，少数民族各一男一女。李泽然正是当年绿春县少数民族初中毕业生男生中的第一名。就这样，李泽然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北京，进入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念高中。1982年顺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学习哲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哈尼语研究工作至今。李泽然查阅资料李泽然踏实专一，热爱语言学，甘愿坐冷板凳，因为在大学期间学的是哲学专业，毕业后自愿转向语言学。他深知，虽然自己熟悉母语，具有收集语料的能力，但如果不掌握语言学理论方法是做不好研究的，因而多年来一直在针对性地弥补自己的不足。“哈尼族语言文学我一直都很感兴趣，但是语言学的入门门槛很高，我的基础很差，为了做好教学研究工作，在我工作后我就跑去跟大一的新生一起学习了4年，从头听了一遍语言学的主要课程。”李泽然说，学校和老师的热情指导、民族院校内浓郁的民族氛围都深深地感染着他，让他更加了解到民族语言文学的意义，也明白了学习研究民族语言的重要性。李泽然在研究民族语言国家优厚的民族政策待遇，让他深深体会到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爱，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用自己的所学，为少数民族做些事情。李泽然说：“学习语言，需要一点天分，但是仅仅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甘于寂寞，终其一生勤勉以对。”15年磨一剑，《哈尼语词汇学》终面世1949年以前，哈尼族没有表达自己语言的文字。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哈尼族与各民族迎来了社会转型全面发展的好机遇，大批语言科学工作者进入广大的哈尼族聚居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哈尼语调查记录，并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分析方法，整理出了哈尼语音系、词汇、语法，并于1957年创制了《哈尼文拼音文字方案（试行）》，从此，哈尼族拥有了记录本民族语言的哈尼文字。李泽然一直想要出本关于“哈尼语词汇研究”的书，为此，早在1997年他就着手准备。终于，2013年6月，《哈尼语词汇学》一书面世。该书在概述哈尼族社会文化和语言特点的基础上，全面并深入地探讨了哈尼语词汇的语音特征、语素结合、词义关系、语义分析及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与亲属语言做了词源比较。李泽然在学习“一部语料丰富、可靠又有新意的哈尼语词汇研究专著。”戴庆厦教授曾这样评价《哈尼语词汇学》。由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研究在总体上还属于起步阶段，其理论框架和要追求的目标还处于探索之中，所以还有大量的未知领域等待发掘。“我认为哈尼文字是哈尼族社会历史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哈尼族最大的文化遗产，我会把《哈尼语词汇学》这部书看成是自己研究词汇的一个起点。”李泽然说。越研究越感兴趣，越深入越痴迷其实李泽然一直都对哈尼族文化很感兴趣，本科时虽然学的是哲学，但他的毕业论文却是《哈尼族原始宗教图腾研究》。由于工作原因，他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调研，也时常回到家乡红河搞研究。“做语言研究素材最重要，家乡就是我的‘粮仓’，我一直从家乡的土地上吸收着养分。我本身就是哈尼族，毕业后又是搞哈尼语研究，所以我跟家乡的联系是很密切的，我每年都会回到红河。”李泽然说，“搞民族语言研究是越研究越深入，越深入越感兴趣。”目前为止，李泽然已出版了个人著作《哈尼语研究》《哈尼语词汇学》，合著出版了《中国哈尼族》《哈尼族》《汉哈尼会话》《哈尼语366句会话句》《云南绿春县哈尼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等，在《语言研究》《民族语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思想战线》和《民族教育研究》等中央级和省部级学术期刊以及其他专业文集上发表了30余篇有关哈尼族主要是哈尼语方面的学术论文。李泽然与学生交流戴庆厦教授在为李泽然《哈尼语研究》一书作序时写过这样一段话：“泽然多年来始终在民族语言研究这条崎岖的道上攀登，并已认准自己应当努力的方向，我相信他能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能够在哈尼语研究领域做出自己特殊的贡献。”然而这毕竟只是外人的猜想。其实如若心甘情愿，那也是快乐的。所谓最后的成功，那不过是对自己研究多年的成果的正确性的印证，对研究者本人来说，研究的过程才是最值得珍惜的。李泽然就是这样的心情。李泽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在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时，李泽然是这样说的：“能够在民族语言文学领域做出一点成绩，得益于热爱，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并且一直坚持不懈，肯在专业上下苦功夫。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是哈尼族，我有责任和义务研究好哈尼族语言文学，培养发展更多的哈尼学研究者和发扬人。”李泽然时常这样说：“一个人的一生最幸福的，是能够从事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我现在所从事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就是我感兴趣的事。”记者：黄传龙 文 / 图责编：普薇实习生：朱雪丹

在我国民族研究领域里，他是领军人物之一。在教育事业中，他是"立德树人"的楷模。从教34年以来，他为民族学及藏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民族教育事业和民族团结作出了突出贡献，深受同学们爱戴。他是四川大学2020年立德树人奖获得者代表——历史文化学院石硕教授。石硕，1957年10月出生于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藏族历史、宗教与社会，藏彝走廊，康藏历史与社会，西南民族史，汉藏关系史等。勇于创新 甘于奉献从教数十年，石硕学术成绩斐然，尤以治学严谨、功力扎实在学界广受好评。他先后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10余项，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了11部学术专著，在西藏与中原关系研究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开拓与推动了藏彝走廊研究，在青藏高原碉楼领域取得领先性突破，在康藏史研究领域居国内领先地位。其研究成果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6项、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6项，并荣获全国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和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3项。成果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2019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学术成果在藏族史、汉藏关系史、藏彝走廊研究、康藏史、青藏高原碉楼研究等领域居学科前沿。石硕长期致力于藏学和民族史研究人才的培养，组建了由中青年学者组成的"四川藏区历史文化与现状研究高水平团队"，并取得优秀成绩。2019年，为响应国家号召，给中青年学者提供更好的科研平台和发展空间，石硕接受学校委托，积极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申报工作。面对十分激烈的竞争，石硕全力以赴。最终，学校成功入选首批四部委批准建立的全国10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为学校在学术创新、人才培养上增添了一个新的国家级社科平台。追求真理 立德树人甘为年轻人发展架桥铺路的石硕，在同学们心中，是一位热爱学术、充满关怀的学者。他时常教导学生要把学术当作一种信仰来对待，把做学问作为追求真理的长期过程。"尽管石老师从事藏学研究数十载，取得的成绩令人钦佩，但在课堂内外探讨藏学，石老师依然小心谨慎，无论教书还是著书，没有材料根据，老师从不随意发挥。当我问老师民族研究最为重要的诀窍是什么，老师十分认真地告诉我学术研究没有诀窍，'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就是唯一'诀窍'"，石硕教授的一位藏族博士生曾这样说道："用材料说话是最为朴素的学术研究准则，也是帮助我们形成踏实、认真、靠谱的学风和做人准则的基本途径。"虽科研任务和学术活动繁多，石硕仍十年如一日，将上课视为头等任务。他对待教学极为认真，常常结合自己的研究案例和研究心得向学生介绍学术前沿问题，融方法、视野、材料和逻辑于案例讲授之中，教学内容生动、扎实，引人入胜。此外，石硕尤其注重学生人格的培养，"一位优秀学者首先应该具备高尚人格，踏实、认真、严谨、负责等精神不仅是治学理念，同时也是为人准则"，在他看来，教师是一门崇高的职业，对待学生要做到无私奉献。石硕通过他的循循善诱和身体力行，培养出一批科研能力强、道德水平高、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学术人才。培养民族学生树立家国情怀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石硕，对藏族人民和藏文化有深厚情感。"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从事民族研究，有一个基本底线和使命——要让你的研究成果能够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他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对多类型、多语种材料的综合运用，积极引导汉藏同学相互学习、紧密合作，在汉藏同学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情感纽带。担任教育部民族学类本科教指委副主任委员、民族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的石硕，还积极致力于民族教育事业。每每外出讲学，石硕总能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年轻学子。担任博导以来，石硕培养了52名博士和24名硕士，指导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各10余名，其中不少都是藏族、羌族、蒙古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学生。他在平日里对学生们十分关照，也深受少数民族学生的爱戴。他培养的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毕业后大多回到家乡，从事教育科研等工作，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积极力量。素材来源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