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问题研究

当我们看着好莱坞和迪士尼大片，喝着可乐吃着汉堡嚼着薯片时，我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美国元素。在润物细无声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已成为许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迪士尼真人大片《花木兰》主演刘亦菲问题来了，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美国人看来，美国是令他们自豪的山巅之城。在离任前夕的告别演讲中，里根曾与听众分享了他对山巅之城的理解，他说：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座高大的令人骄傲的城市，她建立在坚实的基石上，而绝非是一座空中楼阁，上帝保佑着她，街上人来人往，各种肤色的人生活在和睦与和平之中——一座拥有自由港、商业繁荣、并且具有创造性的城市，如果这座城市有城墙，那么城墙就是城门，向所有梦寐以求要来到这里的人们敞开的。这曾经是并且依然是我的看法。美国自由女神像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美国之外的人们，对美国的看法又不尽相同，对美国纷繁复杂乱象的理解也不尽一致。要了解美国，不能不学习美国的历史。纽卡斯尔大学教授苏珊-玛丽·格兰特所著的《剑桥美国史》值得一读。从早期殖民美洲大陆的蛮荒图景，到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硝烟战火，从一战和二战中美国的异军崛起，到白人至上和垮掉一代的荒诞与幻灭，以时间为主轴，以平实为基调，以史实为依托，将美国200多年建国史娓娓道来。441页的正文从头读到尾，像是听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讲了一堂信息量极大的历史课。美国历史图画美国是一个很矛盾、很纠结的国家。它打着民主自由的名号，却建立在奴隶劳动力基础之上；它遭遇分裂和内战，却被迫维护团结建立合众国；它曾率先对日本使用核武器，却坚决反对其他国家拥核；它综合实力世界第一，却退群不断四处甩锅；它四处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却蛮横打压孔子学院和中国记者。种种矛盾和纠结的背后，实际上是对长久保持优势地位的焦虑，更是对其他国家崛起和挑战的恐惧。美国曾是一个多元文化大熔炉，如今却出现道道裂痕。多元文化大熔炉在20世纪，曾经有一种说法非常流行，即美国是各种民族文化的大熔炉，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融合成为一个新的种族，各民族的文化在美国都能得到尊重和发扬。然而，当前的美国在各重要领域都呈现出了明显的“裂变现象”。以2020年为例，黑命贵运动席卷多个美国城市，枪击和袭击事件层出不穷；亚裔美国人在疫情期间屡遭歧视，部分政客却装聋作哑；造福于美国大众的教育交流和中文项目屡遭污蔑和指责，教育界人士面对打击噤若寒蝉。汉语桥选手参观中国古建筑美国建国者们曾引以为豪的分权制衡，发挥着校正发展航向的作用，也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建国者们描绘的政治图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建立在分权或制衡的前提之上。横向来讲，即联邦政府和州的制衡；纵向来讲，即政府各个部门-执行者（总统）、立法机构（国会）和司法机构（最高法院）之间的制衡。国会大厦这种制度保证了每一方都可以监督其他权力，没有一个机构可以占据支配地位，而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建国者对于人性持有矛盾的态度。美国国玺实际上就总结了这种态度：鹰的一只爪子抓住了象征和平的橄榄枝，另一只爪子抓住了象征战争的弓箭，两者平衡对称。一个鲜活的例子就发生在昨天。9月20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地方法官叫停了特朗普政府禁止下载微信的禁令。美国商务部此前颁布法令，要求苹果和谷歌在20日傍晚之前从美国应用程序商店下架微信。微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地方法官劳雷尔·比勒在文件中表示，提起诉讼的微信用户提出，美国政府此举涉嫌触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法官认为，政府的这一禁令对言论施加了不必要的限制，尤其是考虑到缺乏微信替代品的情况。法官同时还叫停了美国商务部关于禁止微信在美国进行其他交易的禁令。正如《剑桥美国史》中所写，仅占全世界4.6%的美国，消耗了约33%的世界资源。在这种巨大的消费之下，美国在经济、军事，并且也可以说在政治实力上都无人可以匹敌，至少在目前及今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是这样。

纽约、洛杉矶、休斯敦、奥兰多、佛罗里达、费城……在美国一些主要城市，反对种族主义的抗议浪潮仍在继续，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周。示威者不仅在抗议乔治·弗洛伊德死于白人警察之手，还在抗议全美各地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及其根源和后果，我们请了一些书商、非洲裔团体和反种族主义组织为我们推荐了一些书，以深入了解这一问题。以下是他们推荐的11本书。《一个美国黑奴的自传》，作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从废奴主义和通往自由的艰辛道路开始，该书讲述了是什么力量使作者本人从奴隶身份走向自由。作者的勤奋和坚韧是他获得自由的关键。《宠儿》，作者：托妮·莫里森。这是一部精彩的小说，非常敏锐地勾勒出了解读美国当代种族冲突的文化背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面临的种族问题可以追溯到黑人被当作奴隶的时代。《意识的故事》，作者：安吉拉·戴维斯。通过自己的个人经历来描绘种族主义氛围，作者成了故事的主人公和叙述者。该书通过作者一生中不同时期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对美国及其种族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正义的颜色》，作者：米歇尔·亚历山大。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对美国强权的批评。它驳斥了种族主义已随奥巴马时代的开始而结束的想法。《黑人理性批判》，作者：阿希尔·姆贝姆贝。这是一本关于当代种族主义及其起源的书，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非洲奴隶贩运讲到今天的社会现实。《当哈勒姆流行之时》，作者：戴维·利弗林·刘易斯。该书描绘了非裔美国人文化的黄金时代、一个种族主义国家中的绿洲、一座城中之城，人们用文化工具对抗种族主义。《思想的去殖民化》，作者：恩古吉·瓦·西翁戈。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殖民主义的另一个层面，即远离武器和战争的层面。它揭示了殖民者如何通过语言和教育使人们的思想“白人化”。《选票还是子弹》，作者：马尔科姆·X。在这本书中，作者抛开简单的种族二元对立（黑人和白人），来分析种族隔离的经济和政治原因。这不再是白人恶魔的问题，而是剥削者、压迫者的问题。《瓦解》，作者：希努瓦·阿契贝。这本书很好地介绍了殖民主义的和平进程，而后来这一进程变得更加暴力。该书对了解殖民主义的起源很有帮助。《采摘李子的工人》，作者：雷蒙德·巴里奥。这本书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墨西哥移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生活和劳作状况。这一群体的无产阶级化以及遭受的种族歧视，主导了这些移民与他们的压迫者（工头、农场主和政客）之间的关系。从那时到今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善。《马尔科姆·X的自传》，作者：马尔科姆·X。这是帮助了解美国种族主义的重要著作。作者犀利地揭露了美国梦的谎言和陷阱。【来源：参考消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有人天生睡眠就好，哪怕环境再吵闹也能倒头就睡；甚至坐在椅子上，也能呼呼大睡；而有的人哪怕环境再好，也不容易入眠，哪怕是老远的蝈蝈声，在他那就跟高音喇叭似的；睡眠质量质量非常差，经常性失眠，失眠使得他们在学业进步上的机会更小，而且失眠也是导致过早死亡的因素之一，是什么在控制着我们的睡眠，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与睡眠有关的因素有哪些。经过过国内外的专家研究发现，失眠这5个因素有关第一个因素：基因的因素有专家表示，基因是导致失眠的因素之一。如果你经常失眠，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遗传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有经常性失眠的情况，你也很可能有失眠。荷兰的一支科学团队通过分析比较大量的遗传信息，首次找到了与失眠有关的7条基因。他们的研究认为，失眠不仅是心理上的问题，这背后还有生物学的机理原因。美国科学家：对超过47000位外国人研究发现，美国科学家对此也进行了研究，他们找了超过47000位来自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欧洲血统的人，以及近5000位非洲裔美国人。研究者比较了人的遗传信息与他们平均每晚的睡眠时间。发现，DNA的两个区域与一个人的日常睡眠时间有关。这两个区域影响了睡眠的长度和质量。第二个因素：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分三类：1、压力大：工作压力或者家庭的压力，造成心理上的一种负担，长期压抑容易导致神经衰弱，容易引发失眠，而这种失眠往往不是短时间形成。2、期待：比如明天有什么非常期待的活动，所以晚上大脑保持兴奋，往往不容易入眠。3、生理期：生活中经常有些人很容易躁动，一点点声音都难以入眠，特别是经期、怀孕期、更年期的女性，楼上的滴水声，或者老远的蝈蝈声在她耳朵里跟高音喇叭似的，所以要特别保持好心理状态。第三个因素：饮食因素专家表明，食物不仅能为身体提供必需的营养，也影响着睡眠。睡眠质量的好坏与获取的食物营养息息相关。如果长期偏食，缺乏某些重要营养元素，也会导致失眠。还有一些食物中的元素会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不易入睡。比如，人们日常工作加班时经常会喝咖啡，聚会时会喝酒，咖啡和酒都会刺激人体的神经，让大脑保持在活跃状态，不易睡着。如果咖啡喝得太多，就会导致失眠。辣椒、香料和乳制品会造成消化不良，这会导致他们在入睡时身体感觉不适，睡眠质量也会变差。第四个因素：不良的睡眠习惯因素我们经常讲晚上道路千万条，早上起床还是老路一条，说的就是很多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思考问题，想着规划这那的，想到美好兴奋之处，大脑异常兴奋，甚至自己都无法控制，所以久久不能入睡，很多人会通过数绵羊来转移思绪。还有一部分人喜欢床头放本书，确实有一部分人看书容易犯困，我不大喜欢英语，一背单词就犯困，如果看的是小说的话，估计应该没有这效果吧，而且故事情节往往让我们思绪万千，容易导致失明。现在很多人喜欢躺床上看手机也是一样的。第五个因素：年龄因素失眠在老年人群体中几乎是普遍存在，很多老人很晚睡觉，然后很早就醒来，你去问题，几乎都会说自己没瞌睡。老年人相对来说生活圈子比较小，社会关注度很低，特别是农村的老人，子女多半外出务工，平时能在以前聊天的人都特别少，所以很多生活空白无法填补，往往精神上空虚，加上身体的日益衰老，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世界卫生组织调查，27%的人有睡眠问题；失眠已经成为一个影响现代人健康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影响人的情绪，甚至能影响人的免疫系统。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自己的睡眠质量，同时也要关心身边的老人，睡眠质量也是人体健康以及衰老的重要指标。

家长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懂事，能够成长为一个高智商、高情商的人，因此，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家长就开始对孩子进行全方面的培养，从饮食，到课程，只要是对孩子智力发育有利的，统统都要去尝试，甚至很多家长高价为孩子报情商、智商提高班。家长的心情固然可以理解，毕竟历史上杰出人士都是高智商的，只有拥有高智商，才能有发展的可能。爱因斯坦智商数高达200，杰出物理学家霍金的智商数为160，而世界全才达芬奇智商数高达230，但其实这些天才的大脑智力只开发了9%－10%，可见人的潜力是无穷的！那么，什么样的孩子才是高智商的呢？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吗？“吃母乳就能更聪明？我怎么就不信呢，自欺欺人！”小高是一位90后妈妈，去年夏天，小高的女儿安安出生了，家里人高兴的不得了，提前好久就给安安准备了婴儿用品和玩具等等，想让安安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但是小高作为一位90后宝妈，却和家人的想法不大一样，她更想让孩子成为高智商的人，因此就要从小培养，从出生后的每一分每一秒抓起，她提前也做了很多的功课。转眼间安安马上就一岁了，小区里同龄的小孩基本上早都断奶了，母乳喂养也是早已改成奶粉或者辅食，但看着小高还没有给安安断奶的意思，婆婆急了，就想问问小高到底是怎么想的。这天晚上，婆婆半夜起来上厕所，刚好看到小高在给安安喂奶，就过去问小高：“你准备啥时候给孩子断奶，人家说断奶要趁早，越晚越不好断，早早断了你不是也不用受这些罪了吗？”小高想了一想，轻声和婆婆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吃母乳的孩子比不吃母乳的孩子智商要高，吃母乳长大才聪明，我宁愿现在吃点苦！”婆婆一脸不可思议地说：“吃母乳就能变聪明？我怎么就不信呢，天天在这自欺欺人！”孩子智商的高低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小高认为让孩子吃母乳能提高智商，到底可靠吗？孩子的智商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1、受基因影响，但影响不大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的智商是基因遗传决定的，只要爸爸妈妈智商中等，那么就一定生不出来高智商的孩子；同样，那些高智商的父母，生出的孩子也一定聪明，真的是这样吗？专家调查研究发现，遗传基因对智力的影响只占50%左右，并不能完全决定孩子的智商，孩子智力的发育存在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很多考上名校的孩子，父母大多也都是平凡的普通人。2、孩子成长的环境影响孩子成长的环境，对于孩子智力的发育也有着很大的影响，那些在环境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更能促进孩子智商的发展，智商往往更高；反之，那些在冰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智商则会因此受到延误发育或退化，自然智商不高。3、是否母乳喂养影响像上边小高的情况就是如此，她认为母乳喂养的孩子智商也会更高，这种说法真的正确吗？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营养学专家做过研究，研究对象是30多名7—8岁的孩子，他将这30多名孩子婴儿期的食谱进行对比和研究，发现当时吃母乳的孩子，比不吃母乳的孩子智商高出10分。母乳中含有大量的能促进脑细胞生长发育的营养元素，所以母乳喂养的孩子智商也更高。美国心理学家特曼：高智商儿童的创造力都很强美国心理学家特曼也曾对此做了专门的调查，他的调查对象是1000多名高智商的孩子，从十一岁开始，一直到中老年，期间他做了无数次的智商测试和研究，也因此得出，这些成功的的孩子并不一定都是高智商，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创造力都很强。怎样才能培养孩子的创造力？1、引导孩子多想象，发散思维创造力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有充足的想象力，所以，在生活中积累素材就是很重要的。身为家长，应多放下手头的工作，带孩子走出家门，接触大自然，让他自己对世上的许多事物产生兴趣，进而有研究的兴趣，才能有更多想象空间和创造力。2、丰富知识储备知识是能解决大多数问题的方法，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学习中，只要是脑子里有充足而又丰富的知识储备，孩子就从从容不迫地面对眼前的困难，会利用知识，想尽方法去解决，而不是坐以待毙，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创造力。3、培养独立的意识想让孩子有创造力，也必须要具备独立的意识和能力，因为只有在生活中真正地独立，才能进一步在思想上独立，有凡事靠自己的意识。家长可以在生活中为孩子创造这样的机会，比如，让孩子自己收拾房间 、洗衣服，自己能干的事情都要自己干。孩子的智商并不是取决于遗传因素，后天的培养发育才更加重要。在孩子身心发育的关键期，家长应将自己摆放在一个“引路人”的位置上，引导孩子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慢慢探索，一点点进步。

在12月16日时，纽约时报爆出美国国防部5年来一直都有在秘密的研究UFO，有专门成立研究不明飞行物的组织，只是这笔费在美国的6千亿国防费犹如沧海一粟，毫不起眼，这才延长了这组织被曝光的隐秘时间，该组织原本是在2007年众参议院提议并成立，却在2012年就停了，结果却是该组织默默的多存活了5年，为社么该组织以被喊停却又能拿到国家的补助呢！研究是否有何进展呢！都不得而知。外星人，一个永恒不衰的话题，从不懂多久以前，就出现外星人研究，外星人也经常被放上大荧幕，让大家去幻想或去认知这种生物，在我有接触网络开始，或是在电视中看那些科学讲堂之类开始，外星人就来来回回的出现在我们视野中，最著名莫过于罗斯威尔事件，在美国发现的外星人飞船和4具外星人的尸体，但很快就被封锁消息，并宣传那只是一个气象球，但是当时的突然态度上的转变，大家都不信，激发了更多人想要去探知的想法。埃及金字塔，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无数的人们都好奇他是如何建造，在古代那种科技落后，而且金字塔工程又如此巨大的情况下。虽然越来越多材料证明金字塔是有古埃及人民运用智给建造的，完美利用力学的观点。但还是有比如说这么巨大的石头是从哪里搬过来的，这里毕竟是沙漠，而且还能做到如此的契合。想到这类问题的情况下，很多人又会觉得这是外星人留下的遗迹。像是我国的三星堆文化，出土的那些文物中，不仅被认为当时的工艺达不到，而且出土的造型，都是奇形怪状的，也被认为是外星人留下的痕迹。有人认为外星人来过，只是最后消失了或者说藏起来了。也有人提出平行空间理论，认为我们和外星人是生活在一起，不过在两个平行空间相互感应不到罢了！外星人，很多人都认为，大多数国家都有在研究，只是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外星人其实是个契机，认为外星人比我们先进，得到它们得科技，就能改变自身国家现所处地位，不过都是道听途说，不足为信，不过我还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得到答案。你觉得外星人真的存在吗，是如何存在，会与我们发生什么联系吗？

据路透社报道，白宫幕僚长 Mark Meadows 周三表示， 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包括 TikTok 与微信在内的社交媒体应用的安全风险 。Meadows 表示，其可能在几周后、而非数月后对该问题采取行动。路透社 7 日曾报道，美国国务卿迈克 · 蓬佩奥（Mike Pompeo）此前表示，美国 “肯定在考虑”禁止包括 TikTok 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彼时，TikTok 回应称 TikTok 首席执行官是一名美国人，有数百名涉及安全、产品、公共政策等方面的员工以及高管在美国工作。声明还强调：“为用户提供安全的 App 体验是我们的最优先事项。”【来源：IT之家】【作者：懒猫】

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中国同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工作提出的质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29日表示，中方绝不接受美方在疫情问题上的无端指责和肆意抹黑。世卫组织及国际专家对联合研究工作给予积极评价，表示中方开放努力的程度始料未及。溯源报告起草工作一直在双方专家间进行，通过科学方式反复研究形成结论。“在疫情和溯源问题上，美国什么时候也像中方一样开放和透明？什么时候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赴美国开展溯源考察？什么时候开放德特里克堡给各位专家参观调查或研究？美方连续对外喊话，是不是正在向专家组成员施加政治压力？请美方去问问世卫各位专家，哪一部分内容是中国政府帮助撰写的？难道中国政府为溯源研究提供便利，这也成了幕后操纵吗？”来源：新华视点微博责任编辑：邢宇校对：杨娜支持我们请点赞或使用评论功能↓↓↓

2017年9月15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期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反思美国地区研究”。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教授作主旨发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主持论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昝涛副教授，新闻传播学院王洪喆助理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刘海方副教授、雷少华助理教授参与对谈。卡明斯与他的冷战研究卡明斯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东亚史、朝鲜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专家，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古斯塔夫和安·斯威夫特（Gustavus F. and AnnM. Swift）杰出贡献教授、前历史学系主任。他于1999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其著作《朝鲜战争的起源》第一卷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图书奖，第二卷获美国国际研究学会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图书奖。此外，他还担任《剑桥朝鲜史》主编，并多次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民族报》（the Nation）、《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等期刊杂志发表文章。布鲁斯·卡明斯在座谈中卡明斯教授曾发表两篇有关美国区域研究的文章，并在相关领域产生重要反响，成为“冷战社会科学史”论说的发起人之一。这两篇论文分别是《边界位移》（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1997）和《咬那只喂你的手》（Biting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Why the “Intelligence Function” of American Foundation Support for Area Studies Remains Hidden in Plain Sight，2004）。卡明斯教授坦言，撰写这两篇文章原因有三：一是受“愤怒”和“抗拒”两种情绪的驱动，其意图在于批判政府权力对学术的伤害；二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些以往学者们忽略的有关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期间支持地区研究的证据；三是因为他的几位家庭成员都曾与中情局发生关联。卡明斯教授的父亲从芝加哥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后，到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任教，在那里结识了很多与中央情报局（CIA）相关的人物。朝鲜战争爆发初期，其父即加入中情局。卡明斯那时只有8岁，正在上小学三年级，但他至今犹记父亲与朋友的谈话。（因为工作保密的需要，其父的交往范围几乎仅限于中情局内部）。卡明斯谈到，与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中情局的成员并非都是保守派、右翼人士，其中不乏政治自由派。在1950年代初期，不少学者加入中情局是为了躲避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卡明斯的父亲在中情局工作仅一年，而他的姑姑在二战时加入了中情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直到1970年退休。卡明斯教授解释了两种“愤怒”情绪。其一是1960年代末期，美国的激进杂志“壁垒”（Ramparts Magazine）曝光了全美最大的学生组织——全国学生协会（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长期受到中情局的资助。一时间舆论哗然，不少人表示愤怒难忍。然而大部分人并非气愤于中情局的资助活动，而是纷纷指责消息曝光者（leakers）。冷战初期，在学者中间形成了冷战自由主义（Cold War Liberalism）的意识，希望动员所有力量、采取一切手段以对抗共产主义，大家对于中情局的资助都心照不宣。对这些人来说，消息泄露不仅损害了个人和组织的声誉，而且还破坏了在冷战共识基础上建立起的学术与政治的合作秩序。第二种愤怒是由以卡明斯为代表的“冷战社会科学”批判者所引发的。卡明斯曾经担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下属多个委员会（committee）的成员，他于1990年代看到了菲利普·莫斯利（Philip Mosley）的档案，发现SSRC的许多区域研究计划与中情局存在密切关联，萌发了公诸于世的决心，于是写成《边界位移》。这篇文章为卡明斯招致了很多敌人，但是大多数人虽然恼怒，却无法反驳。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于1990年代中期为中情局工作，他回应卡明斯教授称，为中情局工作是个人的自由，他人无权指责和干涉。实际上很多人都隐瞒了在中情局的工作经历，就连莫斯利的女儿都惊讶于父亲曾为中情局工作，去信询问。大多数曾与情报机构和军方有过瓜葛的个人和机构都对这种事矢口否认，但是实际上知情人并不在少数。比如，《中国季刊》的创刊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声称对《中国季刊》秘密接受中情局资助毫不知情，但是实际上他的《百花齐放》（the hundred flowers）即是受中情局资助的作品之一。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学者加入情报部门，要受到诸多限制和妨碍。首先，必须通过安全审查测试，其中涉及到了性取向、家庭成员关系等诸多隐私问题，尤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测试为甚，学者尊严难存。另一方面，学者必须签订保密协议，与情报相关的研究内容不能自行发表，需通过中情局的审查。另外中情局还会以“情报机密”的理由，任意删减发表物内容，而不做明确解释。卡明斯直言，在安全审查（security clearance）之前，学者甚至不能在课堂上自由讲授相关内容。在卡明斯看来，身为专家会面对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成为职业学者，在大学进行纯粹学术研究；二是为国家服务，专心在情报部门和政府工作。二者本身都没有问题，但一身不可兼此两任。卡明斯称自己对中情局并不心存偏见。他虽然自小决定终生不为中情局工作，但是他不会介意与中情局人员交往，也不会排斥他们参加学术会议；他甚至也会到中情局的团体、部门发表演讲；他也没有阻拦儿子加入中情局。不过卡明斯戏称，在美国大学中，特别是华盛顿附近的大学，很多学者都是往返于大学和情报机构之间，而这正是华盛顿周围没有顶尖大学的原因之一。卡明斯起初并未特别留意大学与情报部门的关系。在研究朝鲜战争时，他偶然接触到了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的档案，显示了在1940年代外国和区域研究与情报机构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多诺万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创建者。他也注意到乔治·凯南、约翰·戴维斯（John Paton Davis）等人的经历。在此，卡明斯教授结合了戴维斯的经历，讲述了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区域研究的影响。戴维斯在1943年和1944年之间预言中共会赢得内战，劝诫美国政府应该认清形式。卡明斯教授认为这只是一个客观的评价和推测，但是戴维斯却因此在1950年代初深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丢掉了在美国国务院的工作，远走秘鲁以经营家具为生，很多年后才返回美国。麦卡锡主义对区域研究，特别是现代中国研究的破坏是空前，费正清等人也难逃影响。甚至直到1968年卡明斯到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越战研究，很多教授还心有余悸，劝诫卡明斯要小心谨慎。地区研究和情报机构的关系极为复杂。多诺万档案中有些文件特别强调政府不应该直接介入区域研究的发展，以免引人怀疑区域研究知识充当“情报代理商”，还反复强调区域研究应该公正客观，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然而在给多诺万的信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克林顿·伯纳德（Clinton Barnard）却写道：“大学的当务之急是要为政府承担情报职能”。美国的地区研究进而，卡明斯教授对“区域研究”的概念内涵和起源做了简单介绍。他风趣地说，区域研究的创建，使得对外部世界的研究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内获得“伸展腿脚的地儿”（elbowroom），也就是说在学术体系内建立了制度性身份。他谈到在1945年，美国大学的历史系是由美国史研究主导，其次是欧洲史，但是不包括东欧。他指出当时芝加哥大学有很多波兰学者，但是却没有波兰史研究。对于中国、印度等非西方的“伟大文明”的研究都是东方学、汉学名目之下，专注于古代思想（比如儒学、佛教）、古文字、语文学（philology）等内容。对东亚，汉学家是主导力量，对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研究往往从属于这个范畴。但是汉学家却无法解释现代中国的很多问题，比如中国的革命、共产主义等等。在他们眼中，中国的传统和现代是截然对立的。美国学界曾经集中讨论过“中国、韩国为什么没有像日本快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汉学家一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阻碍作用。但是在卡明斯看来，中日韩三国在传统上的差异性，并未直接导致三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殊途命运。中国、韩国在197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也证明了他的看法。而且汉学家大多只会阅读文献，而不能讲汉语。他指出在区域研究发展过程中，语言教学有了巨大转变，听说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从而使学者们有能力从事田野调查。卡明斯补充说，现代中国研究在冷战初期受到政治影响而以1949年为线分隔，研究前1949年中国的学者大多在历史学系，现代中国研究者多是在社会科学系科。相对于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者，历史学家与中情局的联系要少得多。在战后大学推进区域研究的浪潮中，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于1962年迎来了第一位从事现代中国研究的学者——何炳棣教授（当然还有此前来到政治学系的邹谠）。时至今日，芝大历史学系内拥有五位研究现代中国的教员，中国历史领域也已完全成为芝大历史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何炳棣卡明斯教授也谈及区域研究因为所谓“理论化程度低”而遭受歧视和偏见。1980年代末的芝加哥大学，计量方法和理性选择理论正流行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界，在这些学科内部，对某一区域研究专家来说，除非他能证明自己具有理论水平或精通数字统计，否则很难被同行们认同。学者必须首先通晓理论，才能顺利某得教职；区域知识只是锦上添花，所以很多区域研究者都是移民或者外来学者。区域研究在经济学鲜有存在，直到几年前芝大才有了研究非西方世界经济史的学者。很少有学者能够从区域研究中建构理论体系，耶鲁大学的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是其中罕有的人物。最后，卡明斯教授也肯定了情报机构的积极作用。受到美国“小政府”传统的限制，冷战初期美国国会无法直接支持高等教育发展，联邦的资金是通过中情局和基金会等机构流向大学。1957年，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号人造卫星，作为对这一“冲击”的反应，国会于次年通过《国防教育法》（NDEA），该法案第六款明确提出，联邦政府将资助拉美研究、非洲研究等“语言与区域研究”项目。座谈与讨论在卡明斯教授风趣且掌故丰富的引言之后，几位参会的嘉宾学者分别结合自身学术工作发表感想。牛可教授认为，卡明斯教授此次发言，较其已发表的两篇区域研究的文章似乎更加复杂、平衡和丰富，他对此表示赞赏。牛可认为卡明斯教授的个人经历丰富、精彩，并建议他撰写回忆录或自传。卡明斯教授回应，写这两篇文章是出于学术辩论的目的，在于揭露未为人知的事实，所以没有详细阐述区域研究建立、发展的过程。昝涛教授分享了他本人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欧亚研究系访问期间的见闻。两年间，他逐渐了解到该系具有国防研究的相关背景——该系最早是为二战中军队专门的语言训练项目（ASTP）而设立的，且在冷战期间曾为情报部门培训中亚语言和外交人员，财力一度十分雄厚。旁听乌兹别克斯坦语时，他认识了两位学生，其中一位在学期中突然消失，后来得知这位同学已经被情报部门雇佣，可能被派遣到阿富汗。卡明斯教授硕士也恰好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他认为《国防教育法案》资助分配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国会印第安纳州的议员为印第安纳大学争取了大批资金。区域研究没有过分集中于哈佛大学等少数私立学府，包括印第安纳大学、密歇根、威斯康星在内的一些州立大学都获得了资助。由于冷战期间中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相关的区域研究也享有颇为重要的地位；随着冷战结束，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成为独立民族国家，中亚研究的重要也进一步提升。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时，中情局内就曾雇有一位操阿富汗官方语言（即普什图语）的雇员。牛可认为，根据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其他机构创建地区研究的相关档案文献所示，美国地区研究的创建和发展并不能仅仅通过“冷战社会科学”的单一模式来解释。在情报部门和国家资助、引导、控制区域研究之外，推动区域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群体有着明确的学术和文化思考，有超越政策效用的更高高远的目标；他们具有对“跨文化理解”（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追求，致力于削弱美国的“我族中心主义”，这些都应当予以承认和赞赏。在1960年代中期卡米洛特计划（Camelot Project）被曝光后，很多人都耻于为中情局工作。有些学者在与政府和情报机构合作的过程中，也起到对冷战政治予以缓冲的作用。比如大卫·恩格曼（David Engerman）认为莫斯利和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等第一代苏联学研究者认为苏联是一个稳定的工业社会，得到民众广泛、深厚的支持，远未到达崩溃的边缘，从而有助于削弱美国进攻苏联的意图，使得冷战保持在“冷”状态（keep the cold war cold）而避免全面“热战”后果。卡明斯教授对此表示同意，他说，一方面在中情局中有很多自由派，另一方面，很多地区研究学者对政治没有直接的兴趣，他们只是希望运用知识改善社会状况，比如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是为墨西哥农民的福祉才参与制订美国对外政策。雷少华助理教授在评议环节首先回忆了在犹他大学学习的经历。他想起中情局很喜欢到犹他州招募摩门教徒（因为摩门教徒生活自律，而且热心为国服务、忠于国家）。他认为一方面中情局的声誉不佳，被认为经常暗中颠覆外国政权；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需要通过中情局了解世界的真实状况，并据此制订政策。所以似乎应该区分中情局资金的用途，到底是用于学术还是政治，用于宣传抑或区域研究。卡明斯教授承认应该考虑资金具体的使用状况，不应一概而论。因为1940、1950年代中情局是国会资助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后来国会考虑到中情局的声誉，也会通过其他机构注入资金。他也认为摩门教徒在情报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个摩门教徒必须到外国进行两年的传教（他讲到在和平队工作时，就曾遇到摩门教徒在韩国传教），需要快速学习当地语言，故而他们语言能力往往有过人之处；而且他们的思想较为保守，固守对美国国家的忠诚，所以中情局非常喜欢雇佣摩门教徒。接下来，卡明斯提到美国宣传系统非常复杂，中情局似乎并不需要大学承担具体的宣传任务。但是他们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理论，优化宣传方法，提升宣传效果，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另外还会资助研究共产党宣传、精神统治的手段。比如在1957年中情局曾资助研究如何开展对朝鲜的宣传，以改善朝鲜人对美国人的印象。不过卡明斯教授开玩笑说这是很糟糕的研究项目，美国轰炸、屠杀朝鲜人过于残忍，本就不能指望朝鲜人短时间内改变看法。中情局还会资助学者前往外国进行田野调查。然而当学者的“间谍”身份暴露，不仅会遭到驱逐、禁入（比如1960年代在印度调查的学者曾被驱逐出境）甚至面临生命危险，还会影响学者群体的整体声誉，影响正常的学术活动。卡明斯回忆参加和平队（Peace Corps）时，领导者就曾反复告诫成员不要和中情局接触，以免影响集体活动。雷少华教授接着提问，应该如何正确评估和使用近年来解密的中情局档案。他提到包括亨廷顿在内的很多比较政治学家都使用了中情局档案，但是中情局档案的很多统计数字都与官方有着较大出入。卡明斯教授首先解释他文章所用的档案材料已经被中情局解密，并非是秘密的资料。他同意中情局的记录可能会存在偏差，比如中情局估计朝鲜1990年代大约有200万人死于饥荒，但是几年前某人口统计学家却反驳说只有60万。为了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学者应该对照、综合各方面的档案资料。他举例说在朝鲜战争爆发时，除美国中情局之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大约15个情报机构同时关注战争的走向，此外还有很多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报告。刘海方教授首先表达了对卡明斯教授的敬佩之情，赞扬他为学生树立了榜样，热心帮助学生制订人生规划。她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美国的区域研究兴起和发展于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受到冷战的深刻影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评价这一时期的学者和学术成果？第二，美国对于区域研究的资助是否存在优先顺序，非洲研究大概出于何种地位？假如美国在某一地区没有太多现实的国家利益，那么美国是否还会资助这一区域的相关研究？卡明斯教授首先肯定美国的区域研究是因国家利益而兴起，而且的确存在着优先次序。在冷战时期，苏联研究最为重要，其次是中国、东欧研究。朝鲜研究也比较重要，福特基金会在1960年代资助建立了6个朝鲜研究中心。优先次序也会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而改变，比如在越战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时期，国家也会加强相应地区的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非洲的介入大多是小型战争，比如1980年代中期安哥拉的冲突。非洲在美国大学一般被视作一个整体的学术研究对象，比如芝大历史系就有一个非洲史学者（历史系曾经试图招募更多的非洲研究学者，但是考虑到临近的西北大学已经发展起了较为完备的非洲研究，计划最终作罢）。非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殖民时代的痕迹，比如法国主要研究前法国殖民地，荷兰研究南非等等。这主要是因为非洲国家书写文字的历史都比较短，档案资料大多是由前宗主国的文字记录。近年来，非洲因为反恐战争而变得越发重要。恐怖主义代替前苏联，成为美国新的敌人。王洪喆教授注意到，卡明斯教授的两篇论文分别作于“9.11”事件前后，他想了解卡明斯教授对区域研究的看法是否受到“9.11”的影响。卡明斯坦言，他曾在“9.11”之后对该事件作出评论并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出版，但当时所做的一些分析判断——例如预言类似恐怖袭击不太可能继续发生、不会有那么多的年轻人愿意放弃生命而发动自杀袭击等等——时至今日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9.11”式的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活动的确没有再次发生，恐怖主义也没有在美国以基层组织形式落地生根。他认为，相比于珍珠港事件，“9.11”对于美国的影响并不具有彻底转变的性质，只是强化了原先既已存在的种种趋势。但对于学术界而言，“9.11”可称得上一份巨大的“礼物”，它为新的政策研究赢取了大量资金，也使得学者与情报部门间的合作变得更加密切。比如，两个心理学家曾经得到了800万美元的资助，以研究如何审讯恐怖分子。不过美国针对恐怖主义的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学者生搬硬套现有理论。比如某学者对于阿富汗具体情况了解不多，但是却利用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研究遏制塔利班的乡村势力，指导中情局工作，并撰文发表于纽约客（New Yorker）。事实也证明，他的理论并没有成功遏制塔利班势力。后来他还曾撰写过非洲方面的著作，遭到了非洲区域研究者的批评。王洪喆认为，区域研究在社会科学和非西方世界知识方面构架起了桥梁，但是也加深了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之间的对立，美国政府资助区域研究以对抗共产主义。这也影响到了欧洲，比如布罗代尔曾经接受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并在拉扎斯菲尔德（曾担任福特基金会的顾问）的帮助下在巴黎发展区域研究。他认冷战社会科学的创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为对抗共产主义，了解甚至学习敌人，以赢得在文化和经济上的战争；其二是军-工-学复合体的作用。在他看来，是否认同冷战自由主义决定了学者是否会接受中情局资助。除此之外，区域研究也受到了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两篇论文的结尾，卡明斯教授都提到在经历了1960年代的激荡（ferment）之后，1970年代成为社会科学兴旺发展时期。同时，世界很多区域也进入飞速发展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都要求全新的国际交往标准和国际秩序。但是1970年代仅仅是为进步力量提供了短暂的机会，接踵而来的却是反动派别的机会。1984年，共和党人金里奇（Newt Gingrich）写了《机会之窗：未来的蓝图》（Window of Opportunity: 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一书，而也正是他在同期建议国会削减了区域研究的开支。同时冷战之后，意识形态之争有所减缓，区域间的界限也渐趋模糊，世界市场、区域协作不断加强，很多人质疑区域研究的存在意义。卡明斯在《边界位移》的文章中提到了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建议：取消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政治经济学”之下进行重组。在20世纪这些曾经的历史条件都已经衰落的当下，区域研究应该如何面对诸多超国家、跨地区的全球性因素，如何重新认识国家在社会科学组织中的角色，如何保持区域研究的政治经济基础和领域活力？卡明斯教授基本认同上述观点，他解释说1970年代的确是非常有趣的时期，出现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等，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等次级学科也逐渐兴起。但是里根的上台和“自由市场”理论的复兴打破了这一局面，学生们也似乎厌倦了1970年代的种种学说；理性选择理论、定量研究和模型建构法大受欢迎，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牛可还就区域研究在大学内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芝加哥大学的情况提问：芝加哥大学的区域研究是否具全校性的组织架构，或者只是呈现为各自分散的聚落（tribes）？卡明斯教授回应说，芝加哥大学学术风格趋向保守，院系组织比较坚固，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历来不易获得专属的组织平台，譬如妇女研究（Women Studies）、种族研究（Race Studies）都花了很长时间才立稳脚跟。美国大部分学校的区域研究都是以区域研究中心或项目的形式发展起来，然而芝大没有专门的区域研究中心，虽然也有韩国研究等项目，但是区域研究的发展通常都在常规系科内部进行，而各系也往往不易争取到设立区域研究教席的权利；比如先前历史系只有一个现代中国研究的教席，后来是因为芝大校长到中国访问，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才设立了第二个教席。芝大有专门的东亚研究系——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 Civilizations），但是较为偏重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譬如研究中国文学、日本电影等主题。哈佛与芝大的情况有所不同，东亚史学者都是在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而哈佛历史系依旧由美国、西欧历史研究主导。芝大也有国际问题研究项目，但是一般不采取设立研究中心的形式，只会雇佣行政人员而没有单独的教职。他表示，在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在区域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政治学系也在比较政治学下为区域研究提供教职；但在人类学系、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注重理论化的趋势导致区域研究被抵制甚至排斥。最后，牛可区域研究是否正在受到实证主义学术文化的削弱和制约。卡明斯教授认为实证主义在20世纪末都有着极大影响，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区域研究面临着身份认同和教职危机。但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理论为区域研究提供了新的活力。美国的年轻学者透过这些法国思想家的理论，超越了社会科学的局限，开始研究人文学科的理论。在芝大就有很多来自中国、韩国、印度的留学生，他们本身就掌握了本国的语言和文化，所以对理论研究特别感兴趣。其中很多人因为在理论上的创见，而被英语系、艺术史等人文学院录用，这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时至今日，区域研究正在呈现越发多样化的面貌，诸如音乐人类学（比如哈佛大学的学者正在研究韩国慰安独特的吟唱形式，借此去了解慰安妇的生活和人生）等新兴领域。

2018年11月15日，上海市社会科学2018年学术年会、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论坛之“当代中国史学四十年名家谈”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许宏、严耀中、杨国强、孙江等学者，皆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作了阐述。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和浙江大学沈坚教授分别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国史研究和法国史研究作了回顾和反思。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择其精要，以飨读者。讲座现场四十年来的美国史研究李剑鸣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美国史研究四十年：一种个人化的学术反思”。在报告的开始，李剑鸣教授便表示，他是以一个亲历者的主观视角，来回顾近四十年的美国史研究。李剑鸣首先提到了四十年间几个对自己有重要意义的年代，分别是1978年通过高考上大学，1982年在高校任教，1986年到南开大学求学，1996年首次赴美访学，1998年参与学术规范的讨论，2005年引进数据库以及2018年开始关注“大数据时代”。他进而将这四十年分成三个阶段。从1987年到1995年，是他研究工作的起步阶段。他于1987年发表了第一篇美国史研究的文章。这期间国内能看到的美国史一手资料几乎为零，因此他只能基于有限的二三手资料，重新编排已有的知识，一方面填补国内的空白，另一方面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力图纠正国内学界关于美国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叙事。从1996年到2005年为第二阶段，随着出国访学机会的增多以及获得原始资料愈发便利，李剑鸣开始关注美国史学界的研究动向，在研究中使用一手史料，并强调用“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美国史。2005年至今是第三阶段，随着数据库的引入，大量的一手史料得以呈现，给美国史研究带来了空前的便利，对具体课题的讨论得到深入和细化。李剑鸣感叹，他这一代人毕竟受到“先天”和“后天”的各种局限，回过头来看自己早年的研究，不免有钱钟书所说的“悔其少作”、“壮悔滋深”之感。但他认为这是整个学科的水平所决定的，并非个人不够努力。李剑鸣李剑鸣随后以他历年指导的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题目为切入点，介绍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2002年他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论文题为《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作者在梳理美国早期的土地法令、国会关于土地立法的辩论等资料之后，发现原先国内对于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的理解存在不少错漏和误解，于是他对国内学界的传统观点做了“纠偏”的工作。这篇论文在当时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但其实美国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早就有深入的研究，只是不为国内学者所关注。到了2018年，李剑鸣指导的一个博士生写了题为《战俘叙事与早期美利坚人身份意识的演变（1675-1830）》的博士论文，所使用的史料是在历次战争（与印第安人的战争、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等）中被俘的俘虏们所写的战俘叙事，作者对这些叙事的文本、语境加以考辨，并做出学理性阐释，探讨了早期美国人身份意识的演变。李剑鸣认为这篇论文题目具体、完全基于一手材料，解释框架富有新意，即便比照美国同行的研究，也可以说是“预流”。这也意味着，年轻学者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准有了明显的提升。李剑鸣接着谈到，在中国研究美国史的核心动力是什么。他认为是“当下关切”，也就是了解美国，借鉴美国的经验，进而有益于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但李剑鸣也感到，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越来越多的声音在说美国已经衰落，如果真的是这样，中国还需要关注美国的经验吗？如果主流意见觉得不再需要，那么在中国从事美国研究意义究竟何在？除了现实关怀，学术本身也有其意义。在中国开展美国史研究，最初是为了填补国内的知识空白，接着是要和国际学术对话，现在有人觉得要争取话语权，取得更大的发言权。虽然四十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首先是“同质化”带来的困惑：现在国内学界强调和美国学者对话，并在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上向美国史学界看齐，但即便如此，中国学者的研究也还是常常滞后于美国同行，难以做到言人所未言。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究竟能否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什么时候中国学者的美国史论著，能够像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高居中国学者的书架之上那样，出现在美国同行的书架上？其次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是应该立足于汉语写作，还是力争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这个问题引发了一些敏感学者的身份焦虑：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究竟是中国史学的一部分，还是美国史学的补充？李剑鸣强调，未来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水平如何，或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如何应对美国学术的引领以及由此带来的压力；第二是如何克服文化理解的困难，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和美国相去甚远，许多表面相似的问题，其实内涵截然不同，中国学者能否深入到美国的语境中去理解美国，就成为提高研究水平的一个关键；第三是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波动带来的制约，因为中美两国的友好或交恶对美国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李剑鸣最后表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希望在于年轻一代：他们受过更完整的学术训练，语言能力也远远强于上一代，并且有更好的相关学科知识的积累，希望他们能够在学问上臻于更高的境界。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国史研究回顾在李剑鸣教授之后，沈坚教授做了题为《中国法国史研究四十年——中国人的法兰西情节》的报告。沈坚回忆道，在金庸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时候，他是副院长，金庸对法国历史格外有兴趣，时常用法文和他讨论法国历史。“中国的文化人对于法国，似乎普遍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沈坚中国人对法国的系统性了解，始于清末。到了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法国的变革和革命就成了理解中国历史重要的参照物。在改革开放以前，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缘故，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与法国关系密切，比如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空想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等等，无一不与法国息息相关。但是，在这一时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国史，也没有任何学者自称为法国史专家。沈坚回顾了改革开放以前学界对于法国史的研究概况，如被誉为“中国法国史研究开拓者”的沈炼之先生，曾留学法国，1941年出版了《法国大革命讲话》。但解放后主要研究和教学都在世界近代史和国际共运史，直到中法建交以后，在政治环境的影响下，他才翻译了瑟诺博斯的《法国史》。而北京大学的杨人楩先生早年在牛津大学求学时，曾以法国史为业，回国后也曾翻译俄国和法国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解放后却也主要从事世界史的研究而不再专做法国史。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在沈炼之先生的领导下，1978年10月，七万字的《法国简史》出版，这意味着专门化的法国史研究开始出现。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一批优秀的通史类著作开始出现，如沈炼之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吕一民编写的《法国通史》、陈文海编写的《法国史》等等。与此同时，断代史也开始出现，如王令愉的《法国大革命史》、孙娴的《第二共和国史》、郭华榕的《第二帝国史》、沈炼之和楼均信主编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沈坚的《当代法国》等等。其次，在一些热点问题的研究上，也愈发深入，如法国大革命分期问题，不同人物和派别的评价问题。对大革命的研究也逐渐向前和向后延伸，向前更注重大革命以前旧制度的研究，向后则关注大革命带来的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沈坚特别提到，在法国史研究专门化的过程中，有个有趣的现象，乃是关于巴黎公社的研究。从知网搜索的情况来看，巴黎公社相关的论文层出不穷，且热度长盛不衰，但专门的法国史研究者却很少涉足，绝大多数巴黎公社主题的文章都是政治性和国际共运方面的，这些文章极少有法语和英语的参考文献，且注释极少。沈坚也对国内法国史研究的地域性作了介绍，他指出不同地区的法国史研究侧重亦有所不同，如东北地区比较集中于中世纪，北京和上海则是法国大革命研究的重镇，同时也关注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杭州则集中于第三共和国等。但沈坚也指出，近年来，这一版图有所变化。具体说来，北京依旧是法国史研究的重镇，尤其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代表。而杭州则有目前国内最集中的法国史研究团队，尤其以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为代表。广州的中山大学和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是法国史研究的重镇，近年来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也有崛起之势。与法国的史学同行相比，中国的法国史研究有不同的学术热点和不同的学术视野。例如，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中，政治思想史依然占很大比重，热点问题也依然集中在法国大革命及其相关问题，托克维尔的相关著作也是畅销不衰。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托克维尔研究，已经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中国的法国史学界非常重视引进和介绍各种史学流派的观点、内容和方法。第一阶段的开创者是张芝联先生，对年鉴学派做了总体的介绍；第二阶段则是区分年鉴学派的发展阶段，深入介绍年鉴学派的重要任务、著作和理论；第三阶段是对法国21世纪史学发展趋势的介绍和研究。目前中国的法国史学者和法国同行们的对话也越来越多，但沈坚表示，这种对话也有不平等性，表现在法国同行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本身兴趣不大，却更加关注中国学者对于法国史若干问题的视角和看法。沈坚指出，与法国学者受制于意识形态影响相比，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者们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法国历史的人和事。例如对于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法国的主流民意还是把他们看为专制者，践踏了民主，但中国学者的研究则可以更加没有障碍地强调两位拿破仑任期内对经济发展及殖民事业的促进作用。又如对贝当的评价，中国学者在书写一战历史的时候，可以毫无障碍地指出贝当在一战中对法国的贡献，但这在法国是很大的忌讳，前些日子马克龙在一战结束纪念日时提到应客观评价贝当在一战中的表现，立马遭到了法国国内各路媒体的口诛笔伐，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讲座现场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一样，虽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第一是研究队伍的缺乏，“全中国做法国史的学者，还没有巴黎第一大学一个学校的（学者）数量多”；第二是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依然较大，还是以弥补国内的空白为主，理论观点上的创新依然不多见，没有形成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学派；第三是缺乏活跃的学术批评，“做世界史的不像做中国史的，普遍比较相对主义，不大会觉得自己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但也因此导致学术批评的匮乏，文章发出去去没有反馈没有评论，也就没有进步”；第四是仍旧有许多空白和短板，如法国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七月王朝和复辟王朝、第四共和国等等；最后，沈坚提到，在国家需要处理和法国的外交问题时，极少咨询学界意见，基本都是在外交部和智库层面解决，这说明中国的法国史研究缺乏现实关怀，难以对现实层面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