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市场调研报告

翻译| 纪君洋校对| 杨昭宇2019年，在美国初创企业生态系统又经历了一个强劲的年份之后，很难想象，这个行业会面临一个新的过渡时期。然而在元旦过后，短短三个月内，就爆发了一场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传染病。COVID-19导致的混乱局面在3月份全面爆发，而当时一季度的风险投资交易已经在进行中，因此，单凭2020年一季度的风险投资行业数据，或许还不能反映出初创企业生态系统将受到的严重动荡。然而，就像美国其他的经济领域一样，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正对初创公司和风投投资者产生着巨大影响。全国各地的居家隔离令，迫使大多数员工在家办公，扰乱了企业的销售和市场营销进度，影响了运营、产品和项目进度。所有的公司都在寻求拓展它们的资金渠道，检测「烧钱」率，并在这段极度不确定的时期内削减成本。许多企业都遭遇了大幅降薪、大规模裁员或让员工无薪休假的打击。一些风投入股的初创企业不得不完全停止运营，不过也有另一些公司则没有受到太多干扰，在此情况下持续运营。截至2019年年中，持有总计1,210亿美元投资弹药的风投投资者们并没有停止投资，不过在投资方式上，许多人更趋保守。风投投资者的注意力主要转到他们已有的投资组合中的公司，以确保公司有足够的现金储备，并讲究效率。新的交易仍在进行，但大部分交易在COVID-19大流行爆发之前就已经准备就绪。正在进行中的交易速度会因此放缓，而若准备进行的交易完成之后，居家隔离令仍未解除的话，投资速度很有可能会放缓，因为风险投资是一项在投资前需要与创始团队进行多轮面对面会议的业务。企业估值还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从风险投资机构和初创企业的迹象来看，未来几个季度，企业估值可能会受到威胁。鉴于投资环境的变化和公开市场的低迷，一些交易已经重新进行了协商。一方面，在2019年达到创纪录高点之后，后期风险投资阶段的企业估值将受到重大影响，并将在未来几个月下降，因为它们更倾向于根据公开市场的同类股票进行估值；另一方面，投资者情绪表明，早期风险投资市场的交易价值往往更受交易金额区间限制，受疫情影响较小。毫无疑问的是，这段时间里，生命科学类型的初创企业受到了额外的关注，尤其是那些致力于研发疫苗、抗菌药物和其他拯救生命的治疗方案的公司。相反地，由于投资者更注重寻求解决关键需求的公司，那些致力于研发更注重生活方式的药物和治疗方式的初创企业，可能会较少地受到关注。生物技术和药物研发公司被视为是至关重要的业务，它们仍在继续运营。研究人员仍在实验室中工作，不过对不危及生命的疾病的临床试验正在放缓。和其他领域的初创企业一样，生命科学类型的公司也在削减成本。在生命科学领域之外，对于满足「新常态需求」的初创企业（即与大多数美国人待在家里工作、吃饭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司），市场也看到了更多的需求和兴趣。正在逼近的可能出现的严重衰退（如果还没有开始的话）严重影响了初创企业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IPO市场迅速萎缩。而由于大型潜在收购方也在削减成本，并购市场也可能受到冲击。2020年第一季度的募资数据很强劲，而且由于市场上有几家知名公司募集了新的基金，我们预计，这个数据总体上会保持强劲。但总体而言，随着LP们对大形势的评估，以及开展对自身资产配置情况的分析，募资交易活动将会放缓。尽管前景艰难，但风险投资行业仍有一些亮点。近年来，风投行业的募资势头强劲，自2016年以来，投资者已经筹集了超过2,100亿美元的资金。因此，市场上有充足的投资弹药，准备投入到前途无量的初创企业中去。此外，事实证明，低迷时期是投资初创企业的好时机，因为在困难时期诞生的企业往往更身经百战，资本效率也更高。由于过去两年间，早期风险投资阶段的交易活动和投前估值均造就了创纪录的水平，投资在该阶段的资金大幅增加。然而，我们预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当前经济环境的影响，这种势头可能会减弱，因为交易条款开始向有利于投资者的方向倾斜，让之前估值较高的初创企业陷入困境。我们认为，随着早期风险投资阶段的初创企业专注于管理「烧钱」率和拓展资金渠道，未来几个季度的交易活动将出现连锁效应。美国风险投资交易活动-季度数据（十亿美元）在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风险投资市场天使和种子阶段的投资交易实际上有所增加，与当时整个行业的趋势相反。而现今，天使和种子阶段的市场与那时非常不同，年度交易规模是当年的5倍。如果要让目前种子阶段的趋势继续下去（译者注：如前几季度报告中提到的种子阶段定义的变化：单笔交易规模趋高；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更成熟的公司；投资主体更加「机构化」等），那些已经沿着风险生命周期下移的投资种子阶段的大公司将需要继续加强交易活动。美国风险投资交易活动-年度数据（十亿美元)过去十年间，后期风险投资阶段的初创企业估值一直在增长，与公开市场步伐一致。然而，由于最近公开市场的崩盘，许多公司的「上市对标公司」市值缩水很多。如果公司必须在短期内融资，这可能会导致估值市场走弱。因此，我们预计，已完成交易中「流血融资」的比例将会增加（down round，估值较低的一次融资，指投资者在一轮融资中购买同一家公司股票/股权的价格低于上一次融资时投资者支付的价格）。美国风险投资交易规模中值-按投资阶段（百万美元）美国风险投资投前估值中值-按投资阶段（百万美元）过去十年中，非传统投资者大大地增加了对风险投资市场的参与度，不过在往年遭遇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些投资者很快就撤回了投资。从2008年到2009年，非传统投资者参与的交易减少了近30%，而整个风险投资市场的交易数量只减少了不到5%。虽然非传统投资起步缓慢，但产业资本在风投交易活动中的参与率，已升至我们数据库中的最高水平。在今年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出现的退出暂缓情况将会持续。随着企业缩减开支，预计战略并购活动将出现下降，此外，上市窗口期与公开市场状况的关系也非常密切。2020年一季度，共完成了10宗IPO。不过我们认为，在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两年的IPO案例皆超过80宗之后，到2020年，IPO活动将大幅减少。对比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数据，2008年只有13宗风投入股的IPO完成，2009年只有11宗。具有良好历史业绩的大型基金管理人继续完成募集超大型基金（mega-funds，5亿美元以上）。随着经济持续衰退，对于首次募资的基金，其募资工作只会变得更加困难。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仅有9只首次募集的基金完成募资，而在过去三年里，同类产品每年都有超过49只基金完成募资。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旅行限制和类似的限制令，无论是首次募资的基金管理人，还是规模较小的GP，都有可能在吸引新的投资者方面遇到困难。美国风险投资超大轮次交易活动（十亿美元）进入2020年，我们曾经预期，美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募资活动将迎来强劲的一年。2020年第一季度的募资活动的确非常活跃，筹集了超200亿美元。然而，随着资本越来越集中于规模更大的投资工具，完成募资的基金总数仍继续呈现下降趋势。最近几周，知名风险投资机构的实力得到了展现，恩颐投资（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和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均宣布在3月份完成了大规模基金的募资。同时，老虎环球基金（Tiger Global）筹集到了2020年一季度最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其规模达到38亿美元。这是资产管理人对风险投资策略的最新再投资，也可能成为在经济低迷时期，一些非传统投资者坚持进行风险投资的风向标。在这只基金成立仅一年多以前，老虎环球基金（Tiger Global）曾于2018年底完成募集了一只同样规模的基金。这进一步证明，利用长期关系和LP的持续需求，老牌基金管理公司具备相对轻松地获得大笔资金的能力。截至2020年一季度，大约有12家规模在5亿美元以上的基金已经完成募资，同时，有50多只未完成募资的基金，还在寻求总额超过2.5亿美元的资金。美国风险投资募资活动（十亿美元）另一方面，首次募资一直是个更具挑战性的命题，而且随着经济低迷的延续，这只会变得更加困难。2020年一季度中，仅有9只首次募资的基金完成募集，而在过去三年里（2017年-2019年），每年都有超过49只首次募资的基金完成募集。由于旅行限制等原因，需要吸引新投资者的首次募资的基金管理人，以及规模较小的GP可能会遇到障碍。风险投资公司尤其容易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的小规模、高风险战略提供不了多少财务缓冲余地。知名风投公司或许能够做到简化募资过程，因为LP可能选择重新分配资金，并且放弃开展现场尽职调查的需求。美国风险投资首次募资基金活动-年度数据（十亿美元）从基金规模带动的市场活动来看，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现象也很明显。2020年第一季度，已完成募资的基金总规模达40亿美元，推动了本季度募资总额的47.8%，使2020年的募资总额有望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在2020年一季度，超大型风险投资基金（mega-funds）占了所有流入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规模的一半。这印证了我们在过去十年中看到的明显模式转变，即风投已经从私募市场的小众部分，变成了每年投资1,000亿美元的投资策略。这也推动基金的平均规模，以及头部25%的基金规模分别比2019年年底的数字高99.6%和92.3%——这是在已经很高的水平上，再次取得的显著成绩。美国风险投资基金-按基金规模分类的占比情况美国风险投资基金-基金规模四分位数分布图（百万美元）随着COVID-19带来的危机以更快的速度冲击公开市场和信贷市场，我们认为，整体资产价格的下跌，以及由此产生的「分母效应」（denominator effect）将进一步抑制募资活动。不过，该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许多LP在低迷期时，对风险投资的配置并不多，在大多数投资组合中，这种投资策略只占相对较小的比例。再加上市场对于顶级风险投资机构仍存在高需求，我们相信，这将使风险投资募资总额依然具备回弹能力。当然，话虽如此，仍有一些担忧。风投融资的估值持续走高，导致了虚增的账面收益和风投持股状态。从2012年到2016年，RVPI值 (投资未实现倍数，即TVPI与DPI的差）的中位数为1.24倍甚至更高。虽然「分母效应」本身可能不会给LP带来严重的问题，但等式另一边的风险投资估值上升——可以称之为「分子效应」（numerator effect）——可能会对LP带来明显的威胁。近年来，LP们一直从风投基金的正净现金流中获益，但在未来几个季度，出资额可能会超过分配额。考虑到交易规模的持续膨胀，最近几年成立的基金比以往更快地配置了资金，它们往往依赖新的募资活动，以支持后续融资。我们预计，许多基金将调整其资金配置策略，集中支持现有投资组合中的公司，并相应地调整其储备资本。在业绩方面，从最近几个时期到2019年年中，虽然风投基金的一年期IRR是所有私募市场策略中表现最好的，不过业绩也已经在下滑。实际上，在2020年3月份公开市场抛售股票之前，风投估值已经开始趋于平稳，2019年，后期风险投资阶段的平均业绩水平也略有下降。由于新冠疫情引发的相关困难仍在持续，这种下行趋势应该会持续下去，并可能会抑制定价过于激进的投资组合，而过于激进的定价，则是近期内基金表现强劲的主要原因。自全球金融危机（GFC）以来，天使与种子阶段的情况出现了诸多变化。从年度交易案例数量来看，该数值已从2009年的1,247笔增加到2019年的5,058笔，从规模上来看，交易金额从2009年时的不足15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00亿美元。在上次经济衰退期间，相对而言，大规模的天使与种子阶段的投资还处于新兴阶段，这有助于阻止天使与种子阶段交易数量的下降，就像早期和后期阶段交易一样。2015年时，天使和种子阶段交易数量的增长达到顶峰，当年完成了超过5,800笔交易。尽管此后交易数量有所下降，但后续的四年中，天使和种子阶段交易的融资次数仍保持在每年5,000笔左右。美国风险投资-天使、种子阶段交易活动（十亿美元）虽然新冠疫情给许多经济领域都造成了冲击，但我们尚未看到它对风险投资交易活动的整体影响。与2019年相比，2020年第一季度，相对而言，天使和种子阶段的交易数量没有发生变化，完成了近1,000笔交易。同时，由于投资交易公告有滞后性，未来几个季度，我们还会看到更多交易信息被公开。虽然与上次金融危机时相较，天使与种子阶段的状况已大不相同，但在那次宏观经济危机中，天使与种子阶段所经历的整体发展，可以让我们一睹在当前环境下早期投资者可能的投资方式。天使和种子投资阶段自带的长期流动性不足的特质，被大额投资案例可能带来的意外收获所抵消。而且过去几年间，二级市场日益活跃，进一步缓解了流动性不足的压力。美国天使、种子风险投资阶段交易占比分布-按交易数量美国天使、种子风险投资阶段交易占比分布-按交易规模自全球金融危机（GFC）以来，天使和种子阶段的另一个重大转变，则是交易规模的极大增长。发生这个转变，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正如我们经常提到的，企业在其发展周期的后期，才开始寻找风险投资。在2020年第一季度，获得天使轮融资的公司平均成立时间达到3.3年，完成种子阶段交易的公司，其平均成立时间则达到2.9年，这是这两个投资阶段中所跟踪到的最高数字。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不久，企业进行种子阶段交易时的成立时间中值，距离其成立的时间只有一年。企业获得天使、种子阶段融资时的成立时间中值导致天使和种子阶段交易规模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在种子阶段参与交易竞争的大型机构有所增加。此前，由于财务指标不那么稳健，许多投资者在种子期的做法有些公式化，随着近年来基金规模中值持续增长，形成了更大的资产池，这也使得向初创企业投资时，机构可以提供更大的支票，而此前这样做的风险太大。天使和种子阶段交易规模增长的趋势，使种子阶段交易规模的中值，从2011年的50万美元——即天使阶段和种子阶段交易规模中值相等的最后一年，上升到2020年第一季度的250万美元。同时，2020年一季度天使阶段交易的规模中值增至54万美元，相比之下，增长轨迹相对平缓。天使和种子阶段交易规模中值的差异表明，种子阶段交易机构化程度的提高，导致了天使阶段和种子阶段交易规模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预计，无论是在当前这场由流行病引发的危机期间，或是之后，这种差异都将继续存在。事实上，种子阶段交易的机构化，可以帮助这些交易更有弹性，因为天使投资人投资自有资本的情况，会受到他们整个财富组合波动的影响。美国风险投资天使、种子阶段交易规模中值（百万美元）美国风险投资天使、种子阶段投前估值中值（百万美元）此外，初创企业的替代融资选择面继续发展扩大，这应该会继续推动种子阶段交易在风险投资生命周期中的后移。与此同时，这些交易相对较低的价格，可以为较大的投资者提供风险调整后的回报，这应该有助于维持种子阶段的交易量。大公司面临的一个挑战，可能是在这个最初始的阶段寻找交易标的，相比后期阶段，企业初始阶段的交易中，更重要的是面向当地投资者。从长期来看，即使天使和种子阶段继续相互偏离，「星探」一般寻找有才华的创始人及企业的天使投资人，将继续成为联系这两个投资阶段交易之间的纽带。2020年第一季度，早期风险投资阶段表现强劲，共有89亿美元投入到634笔交易中，延续了十年来的增长势头，但由于疫情的影响，这一势头似乎即将减弱。2018年和2019年，风险投资基金创纪录的募资水平，使得资金一直在稳步涌入处于早期阶段的初创企业，直至新冠疫情的影响改变融资格局之前，这些公司仍继续享受着估值泡沫和主要有利于创业者的交易条款。美国早期风险投资阶段交易活动（十亿美元）2020年第一季度，由于「超过1000万美元」区间的交易数量占比创下纪录，早期阶段交易规模的中值达到了历史高点——670万美元，这部分交易，在所有早期阶段风险投资交易案例数中占比近40%，占到交易金额的近90%。同样，2020年一季度，「超过2500万美元」区间的交易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占所有早期阶段风险投资交易案例数量的16.4%，而三年前，这一比例甚至还没超过10%。美国早期风险投资阶段交易占比分布-按交易数量美国早期风险投资阶段交易占比分布-按交易规模（十亿美元）2020年第一季度，早期风险投资阶段最大的交易是给「Quibi」的7.5亿美元投资。「Quibi」是一个简短的移动视频平台，在本季度末上线。尽管这桩风险投资超大型交易（mega-deal）的规模要比早期阶段交易中值大得多，但对「Quibi」的投资，证明了可用资本的总量，并进一步证明，投资者最近对于投资能够产生巨额回报的「资本密集型」初创企业的意愿。2020年第一季度，投资者并没有回避「资本密集型」企业，事实证明，大部分的交易均投资在其他资本密集型产业——第一季度最大的25笔早期阶段交易中，超过半数投资在制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初创公司，这个行业和多媒体行业没什么不同，都是存在成功率较低，竞争激烈和高「烧钱」率的特性。许多支持大规模交易的风投市场条件，在今天仍然存在（比如更成熟的初创企业，高资本可供性），但最近的宏观经济的现状和普遍的市场波动将影响交易，抑制交易估值，并且交易条款第一次向有利于投资者的方向转移。2020年第一季度，早期阶段风投交易的投前估值中值达到了2,940万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延续了过去三年强劲增长的势头。事实上，过去三年间，由于风险投资大量涌入，交易条款有利于初创企业，早期阶段的投前估值中值经历了最强劲的年度增长率。考虑到估值的急剧上升和当前的经济低迷状况，未来几个季度，情况可能会出现逆转，这可能会让之前估值非常高的初创企业陷入困境。美国早期风险投资阶段-投前估值四分位数分布图（百万美元）在一轮融资中，更高的估值似乎绝对是一种积极因素，但更高的估值，往往伴随着更高的预期。投资者已经在提高他们的尽职调查标准，考虑到正在进行的业务中断，初创企业将更难实现财务和产品的里程碑。几乎可以确定，因为投资者将其工作力度集中在内部现有投资组合中的公司运营和财务上，这些数字将会受COVID-19和当前经济环境的影响。Pitchbook此前的分析显示，在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两轮风险投资之间的时间间隔增加了，同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从季度数据来看，早期阶段初创企业的投前估值中值连续显著下降。这凸显出对未来几个月初创企业的「烧钱」率和财务状况进行审查的必要性。随着COVID-19对美国风险投资前景影响的不确定性继续增加，未来几个季度将签署多少新交易协议还有待观察。考虑到早期阶段初创企业与公开市场的距离，通常来说，早期阶段的估值不太容易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私募市场没有受到过去几周市场剧烈波动的影响。当前的经济环境，正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早期阶段风投入股的公司，一些行业受到了直接影响（比如旅游、酒店、移动技术、房地产），而另一些行业则在应对物流方面的挑战。高「烧钱」率和资本密集型商业模式的初创企业，正面临削减预算和裁员的压力，这对早期阶段初创企业的估值和长期生存能力造成了立刻且不成比例的影响。即使是在当前形势对企业有利的赛道，如电信和在线学习，也很难从积极的角度来描述最近的动荡，因为风险投资领域的变化仍在继续显现。2019年，后期风险投资阶段交易数量创下新高，较10年前的交易数量翻了一番，过去两年，每年都有超过800亿美元的投资进入后期阶段，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2020年。2020年第一季度，虽然后期阶段交易数量略有下降，但交易总额已经超过230亿美元。截至今年本季度末，已完成的49笔后期阶段超大型交易（mega-deals，1亿美元以上）推动了这一数字的增长。不过，这些交易可能酝酿了数月之久。因此，尽管2020年的数据有望达到过去两年的水平，但我们预计，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逆风，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抑制交易活动。美国后期风险投资阶段交易活动-季度数据（十亿美元）美国后期风险投资阶段交易活动-年度数据（十亿美元）此次危机中，后期阶段发展中的一部分，即过去十年间实现的估值大幅飙升，可能会因此受到损害。近年来，后期阶段交易的估值几乎一直在增长，2019年的投资前估值中值达到8,000万美元。然而，对估值过度膨胀的担忧，多年来一直让该行业笼罩着阴影。由于当前危机的不确定性，公开市场将迅速收缩，后期阶段的企业也将会受此影响，它们往往利用对标的公开上市的公司的市值，来衡量其每轮融资的定价。如果这些处于后期阶段的企业再次融资，对标的上市公司市值的减少，将给估值带来下行压力。因此，我们预测企业将寻求债务和其他融资来源，以避免流血融资。虽然过去10年间，在后期阶段交易中，流血融资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下降，2019年最终只有11.7%的交易出现了估值下跌的情况，但从目前的环境数据会看到，流血融资的比例很可能会大幅上升。如果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流血融资可能会稀释股权结构表，从而对创始人和早期投资者造成毁灭性打击；但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公司仍然依赖筹集额外资本来继续运营，它们可能也别无选择。美国后期风险投资阶段-投前估值四分位数分布图（百万美元）随着经济走向衰退，GP可能会专注于支持现有投资组合中的公司及其资本需求。由于近期风投基金一直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配置资金，这将给后期阶段的基金储备带来压力。加之GP可能被迫决定，要救助其投资组合中的哪些公司，而又不得不在时机尚未成熟时离开哪些公司。尽管2019年年中时，美国风险投资坐拥创纪录的1,210亿美元投资弹药——这表明市场上有大量的资金可用于企业渡过难关，但是对于风险投资机构而言，还需要根据个体情况进行评估，因为需要考量到不同方面，比如聚焦的赛道，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确定它们支持其投资组合中公司的能力。过去几年里，「非传统投资者」一直是后期阶段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特大规模交易和上市前融资提供资金。随着危机的发展，这些投资者将是我们在后期阶段市场中关注的另一部分。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依靠非传统投资者带来的大量资金的超大规模轮次交易一直在稳步推进。但如果这些交易要以同样的步伐继续下去，非传统投资者需要持续活跃在风险投资领域。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可能不是问题。过去几年间，随着资本流向私募市场，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也纷纷效仿，将投资配置多元化，进入到私募交易领域。实际上，即便在大型风险投资交易中，这些基金也只是涉及名义上的风险投资。如果由风投入股的公司继续退出，而IPO活动停止，资产管理公司可能会寻求继续进行私募投资，入股成长型公司。此外，随着过去十年间风险投资行业的成熟，非传统投资者对该领域的资产配置已不再是一次性的投资组合，而是一种必然而然的需求。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非传统投资交易的下降，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整个风险投资行业的下降。美国后期风险投资阶段交易活动-非传统投资者参股交易（十亿美元）正如预测的那样，考虑到2019年出现了一些异常事件，比如Uber和Slack向公开市场的转型，2020年伊始，退出金额的增长速度慢于去年创下的纪录。尽管我们预计退出节奏会放缓，但2019年的出色表现，势必会映衬得2020年的退出活动黯然失色。目前，一季度数据显示，共完成183笔交易，退出总额为193亿美元，与过去十年相比，这仍然是一个强劲的季度数据。美国风险投资退出活动（十亿美元）2020年第一季度，大型退出交易仍表现活跃，共完成了10笔规模超过5亿美元的交易。从数量和规模上看，大型退出交易占退出总案例数的27.0%，占退出总规模的79.9%。在一个稳定且不断扩大的公开市场中，风投市场越来越依赖大规模的退出，已为投资者带来资本回报，这种做法效果不错，但在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影响下，长期牛市在今年3月份结束，在2020年此后的剩余时间里，这种大规模退出交易将经受到考验。美国风险投资退出交易占比分布-按交易数量美国风险投资退出交易占比分布-按交易规模与过去几年不同的是，在2020年第一季度退出的资金中，以并购形式退出的资本占了大部分，自2016年以来首次取代了IPO。具体来说，这一转变受到两方面影响，一是IPO停滞，二是并购退出市场因完成了两笔最大交易而得以提振，这两笔交易分别是Visa以53亿美元收购Plaid（一家硅谷互联网金融初创企业，通过一种名为「聚合器」——aggregator的软件，允许金融科技企业以及其他金融服务公司接入客户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Alphabet（谷歌母公司）以26亿美元收购Looker（一家商业智能软件和大数据分析平台）。这些交易清楚地表明，市场上的行业标杆企业依赖于收购初创企业，并将其作为创新的主要途径。不过未来几个季度里，随着企业收紧开支，它们会将重点放在维持资金流动性，而非外部投资上，这种大规模的退出活动可能会放缓。美国风险投资退出交易占比分布-按退出类型虽然一季度的大部分数据似乎未受影响，但持续的COVID-19危机，还是在公开市场中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困难，今年3月时，风投入股的IPO受到了打击。考虑到私营企业的上市窗口期与公开市场状况的关系密切，我们预计，今年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公开上市的停滞期仍将持续。公开市场上受疫情影响而发生的变化，使得无论是对于公司管理层，还是董事会成员来说，进行IPO都是一个极具风险的决策。这让我们相信，在危机持续期间，IPO数量将出现大幅回落——最近几周，我们已经观察到了这一趋势的萌芽。这种低迷状态，也将适用于直接上市的模式。过去几年间，这种上市方式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尽管在这种退出过程中没有募集新资金，但在目前动荡的公开市场上，直接上市仍在为企业的股权定价。相比全球金融危机的数据，2008年只完成了13宗风投入股的IPO，2009年也只完成了11宗。随着第一季度10家公司完成IPO，我们预计，在2018年和2019年均超过80家公司完成IPO之后，2020年的IPO活动将大幅下降。美国风险投资退出交易规模中值-按退出类型（百万美元）对于IPO数量未来将会下降的预测，有大量坊间证据予以支持。Airbnb在私募市场又募集了10亿美元，这可能会使其进一步推迟IPO。刚刚完成业务合并的Social Capital Hedosophia（Social Capital和Hedosophia共同赞助的一个公共投资工具）和维珍银河（Virgin Galactic）推迟了两家新成立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s）的IPO。（译者注：垂直整合的航空航天公司维珍银河和公共投资工具Social Capital Hedosophia曾在2019年10月25日宣布，双方之前公布的业务合并已经完成。合并后的公司被命名为Virgin Galactic Holdings, Inc.）在2020年第一季度进行的IPO中，Casper（一家美国互联网床垫零售商）是其中之一，凸显出该公司对资本注入的需求。随着公开市场投资者对那些报告单位经济效益状况不佳的企业继续持怀疑态度，一度活跃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床垫企业不得不大幅下调估值。就连几乎源源不断地完成IPO的生物科技类公司，其IPO进程也出现了一些停滞，最近大约有十几家公司提交了申请，等待市场更稳定一些的时候再继续推进，这些生物科技公司值得关注。鉴于这一领域的许多公司仍处于创收前阶段，暂停IPO会使它们在现金流方面陷入困境。这些申请者中，有许多是由VC入股的私营生物技术公司，它们希望筹集大量有效资金，让自己的产品通过试验，进入到临床医生和患者的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不确定时期，公共医疗公司往往表现良好。在标准普尔500指数的11个板块中，医疗板块历来是受市场力量影响最小的板块之一。除必需消费品外，按过去30天的下滑百分比计算，医疗保健行业的波动性排名只在倒数第二。如果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时间超过预期，其中的一些公司可能被迫回到私募市场以维持运营，或可能寻求出售他们的业务。鉴于新冠疫情具有独特的性质——以卫生保健为导向，以及其在全球市场产生的更广泛的影响，我们认为，目前的市场环境对大型医疗和生物科技公司更为有利，这些公司正寻求以远低于长期牛市期间的估值来战略并购有风投支持的公司，通过这种策略，来巩固自己的发展渠道。这最终促进了科学创新，并使整个医疗保健行业的患者和公司受益。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基金和公司在它们的投资策略中加入了直接风险投资，在「独角兽时代」爆炸性增长的风投超大型交易（mega-deal）中，它们成为非常突出的代表。2018-2019年，非传统投资者均参股了超过3,100笔交易，这两年内参与的风投交易规模加起来则超过2,000亿美元。我们认为，在风险投资市场上，非传统投资者的存在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建立了更复杂的风险投资运作程序，并且实现了风险投资带给其投资组合的多样化收益。但市场低迷时，往往会促使反复无常的市场参与者退回到他们原有的投资策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非传统投资者的决心将面临考验，只有当风投行业出现较为负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确定，风险投资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这些投资者的持久战略。随着2020年第一季度交易数据的陆续公布，我们将会看到一季度交易数量的发展情况，非传统投资者参股的交易已经达到500多宗，不过如果继续按照该速度发展，2020年全年的交易数量将同比下降20%左右。美国风险投资交易活动-非传统投资者参股交易（十亿美元）虽然人们对非传统投资的关注大多集中在极后期（ultra-late-stage）的独角兽交易上，但在各个风险投资阶段中，非传统投资者群体的活动都有所增加。近年来，早期阶段的交易已经超过了后期阶段。我们的数据显示，非传统投资者参股的风险投资交易规模，要比没有他们参与的交易规模大得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非传统投资者的规模和回报配置，使得他们不像传统风投机构那样对价格敏感。如果未来几个月估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陷入的困境，可能会为PE（私募股权投资，投资于非公开发行的公司股权）等投资者提供诱人的机会。近年来，PE行业的竞争能力提高了价格，降低了回报，促使基金更加努力地寻找未开发的投资机会。低迷的风险投资市场可能会为PE投资组合提供价值，这能够帮助企业在低迷时期维持运营，并在经济反弹时为成长做好准备。美国风险投资中各类型非传统投资者参与投资占比-按交易数量美国风险投资中各类型非传统投资者参与投资占比-按交易规模与其他非传统投资者的投资范围明显不同，企业风险投资（CVC）更关注于早期阶段交易。在过去的十年中，推动CVC增长的原因，是由于它作为配合企业内部研发和增长计划的外在部分。2019年，在所有已完成的风险投资交易中，CVC参与的交易数量占到23%以上，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年达到该比例。尽管这一数字并没有急剧地增长，但在过去10年风险投资行业已经增长了近三倍的情况下，CVC的参与率显著提高。美国风险投资交易活动中CVC参与投资占比在经济危机期间，许多人预测CVC将退出风险投资市场，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在那些纯粹追求财务回报的公司，还有那些看到收入和现金储备大幅下降的公司。然而，近年来，许多CVC已经成立了投资团队，并将资金投入创业投资基金，我们相信这将有助于CVC的资金继续流向初创企业。2020年第一季度，在我们跟踪的已完成风投交易案例中，CVC参与了29.6%的案例，这是我们数据库中的最高比例。美国风险投资交易活动中CVC参与情况-年度数据（十亿美元）编撰方介绍「PitchBook」创立于2007年，主做VC/PE数据分析应用，是美国知名私募股权投资数据库；「中关村天使投资研究会」源起最佳创业投资中心中关村，集合行业优秀天使投资人、创业投资机构和专家学者，分享最新天使投资趋势，走访、调研国内一线投资机构，是专注天使投资研究与发展，并为天使投资人和创投机构提供专业研究支持的机构。2016年起，Pitchbook联合美国风险投资协会，出版风险投资行业观测报告。2017年起，中关村天使投资研究会据此编译「美国风险投资市场研究报告」，或结合国内数据，对中美风险投资市场作对比研究。

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从单纯铺货到品牌为魂，中国出海品牌切入进军海外市场的打法正经历一轮轮升级，追求全新的增长空间。不少出海企业围绕DTC品牌力深耕细作，做更筹谋更长远的生意。DTC模式，即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dDirect-to-customer，下文简称“DTC”），这个概念大家早已熟知，。随着但DTC的模式的却不断演变升级。，近年来，国内外大批的零售商采用DTC模式，绕过中间商并配以先进技术和个性化服务，已与以期与消费者建立起牢固而紧密的关系。从在DTC概念的发源地--美国来看，由于消费者历来有接受直销、邮购的传统消费习惯，这为DTC品牌绕开第三方电商平台、分销商、大型零售卖场等传统销售渠道，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为了了解更多关于DTC销售模式的优势，以及如何借助DTC概念来激发顾客忠诚度及提升来自品牌拥趸的收入，全球支付公司Adyen与美国咨询机构451 Research调研了200多家北美当地公司，合作发布了《DTC策略如何优化业务敏捷性与数字体验》报告。迅猛发展的北美市场，DTC销售逆势增长据研究结果显示，DTC模式在美国存在巨大潜力，在北美就拥有1,650亿美金的市场机会。疫情期间受宅家经济所带来的积极影响，DTC市场更是迎来了新一轮的红利期。65%的受访北美企业表示，在过去一年里，DTC渠道产生的销售额比例稳步增加。其中增长最快的渠道分别来自品牌自有App、移动网页和PC端浏览器，其次为社交电商、品牌自由实体店和其他线下渠道（如快闪店）。DTC运营模式使商家和消费者双方收益，但行业竞争也十分激烈。想要取得消费者的青睐需要用合适的运营策略及提供优质的服务，其中安全、便利的支付体验是影响消费者对品牌忠诚度的重要因素之一，42%的受访消费者表示不太考虑会从付款方式限制太多的品牌购买，但实际上很多DTC品牌都没有提供良好的支付服务。接下来我们将针对DTC模式在北美市场的现状与趋势做详细的解析，希望能够为中国商户在制定品牌DTC出海策略时作为参考。立即下载报告点击扫码DTC模式四大优势，让品牌和消费者双双受益1.品牌方能够以更低的价格销售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眼镜公司Ace & Tate向消费者揭示了名牌眼镜售价高昂的秘密：“一句话，你花的钱大部分分给了中间商。”通过采用DTC模式，Ace & Tate把节省下来的费用回馈给消费者，从而提供比传统眼镜店更低的价格。优惠的售价加上出色的顾客体验，让Ace & Tate品牌在欧洲及其他地区迅速成长。同样，美国品牌Warby Parker（美国时尚眼镜）也通过类似的模式实现了成本节约。2.品牌方可以提升消费者体验DTC品牌模式的优势之一是能够从生产到销售进行全线控制，可以在每一个销售环节提升消费者体验。苹果公司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通过自家网站和员工直销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别具一格的购买体验。3.DTC让品牌方尽情发挥创意，彰显个性一旦有用户登陆品牌方网站，企业就获得了一个可以进行精准营销的受众。在与顾客直接建立关系的同时，也给了品牌方发挥创造性的极大空间。荷兰家具用品品牌Brabantia利用官方博客来提升品牌吸引力，他们尽可能地丰富博客的内容，包括各类生活小贴士、有趣的创意分享，甚至还有书单推荐。4.DTC给予品牌方最大的灵活性当品牌与忠实顾客群之间只隔着一封电子邮件、一份App内推送的优惠信息或者一篇社交媒体帖子时，品牌方就能做到一边把产品快速推向市场，一边激发顾客的购买需求，节省了高昂的广告推广成本。举个例子，当阿迪达斯发布限量版Blackburn SPEZIAL运动鞋时，粉丝们提前三天就开始排队等待。160双鞋在几分钟内一抢而空，随后这些鞋被放在eBay竞价出售，竞价高达7万美元。六大策略，玩转跨境电商DTC品牌想让DTC模式成为企业销售成功的法宝？请牢记以下六个小策略：1.极速发货是重中之重买家都希望尽快收到下单的商品，因此保证快速配送有助于达成最终销售。我们的调查显示，69%的品牌拥趸认同，提供即日和次日到达的快速发货服务会明显提升顾客对品牌的忠诚度。2.积分回馈计划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忠诚度奖励、折扣以及特别的优惠活动会让消费者成为忠实的回头客。超过64%消费者表示，积分回馈计划可以极大地提升他们对品牌的忠诚度，因为这样使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互惠价值交换得到了认可。3.多渠道购买功能为消费者带来了灵活性和便利性多渠道购买的方式，如支持在线购买或预订、店内取货等等，同样有助于提高顾客忠诚度。疫情期间的无接触送货服务更是彰显了品牌对消费者健康的重视。让顾客放心购买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品牌的信任。4.流畅的支付体验有利于达成更多销售交易一键支付和付款信息存储技术，利于快速付款，有效防止顾客中途放弃订单。据我们的报告显示，超过77％的品牌粉丝之所以放弃购买，是因为他们遭遇了不好的支付体验，例如填写冗长的付款表格等。5.贴心的实时在线客服能进一步提高顾客忠诚度即使在网购时，消费者也更喜欢能够提供在线客服的商家，互相交流的机会有助于顾客与品牌建立更积极紧密的互动。有60%受访品牌粉丝表示，提供在线聊天服务会提升他们对品牌的忠诚度。6.量身定制的数字化体验可增加品牌收入个性化的消费体验同时提升品牌忠诚度和销售额。我们的分析显示，品牌方根据消费者之前的购买和搜索记录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后，很多消费者选择了直接购买，因此而产生的收入高达740亿美元。

本文为「金十数据」原创文章，未经许可，禁止转载，违者必究。 说起中美科技摩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几年下来，美国已经先后将300多家中国科技企业纳入所谓的“实体清单”，效果如何？一句话概括就是“损人不利己”。近日，美媒发布的一项调查就显示，56%的美国科技行业受访者认为该国对华科技公司的限制过度了；而58%受访者认为美中“冷战”可能会削弱美国科技行业；反而支持美国加强与中国科技公司合作的受访者比例最高，达到60%。这份调查结果表明，中美开展科技交流与合作是大势所趋。而自美国新任“掌舵人”上任之后，中美科技摩擦确实也没有“懂王”时代那般剑拔弩张。那么，中美科技争端是否将出现转机？接下来就聊聊这个话题。最近，中美科技摩擦似乎是有了一丝缓和的迹象。3月1日，美国方面释放出“放行”信号——允许部分美企恢复对中芯国际14nm及以上设备的供应；紧接着到3月11日，两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还正式宣布成立“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限制工作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及时沟通的信息共享机制，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有鉴于此，网上不乏有一些声音认为中美科技摩擦可能会得到平息。然而，情况却并非向着这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发展。就在“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限制工作组”刚成立1天，3月12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又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中兴等5家中国科技公司纳入其最新制定的“黑名单”。实际上，这在稍早前就已显露出一些苗头了。本月初美国人工智能委员会就提议，该国应管控用于制造先进计算芯片所需的设备出口，以确保其半导体产业领先别国两代。可见，这还是熟悉的那一套打压，只是换了位“掌舵人”。不过，看起来美国有些“分裂”，一边是放宽半导体产业的限制，而另一边却又加大对华为、中兴等中企的打压，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其实，这恐怕与当前全球芯片短缺危机有关。起初，为了围堵华为，美国开始对其芯片行业进行管制，而后又把中芯国际等更多中国科技企业纳入管制范围。不得不说，作为半导体行业的霸主，美国的确有能力对中企进行限制，但不要忘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之一，美国的限制必然会扰乱全球芯片供应链，再叠加疫情下各国逐渐复工复产，对芯片需求旺盛等因素影响，最终导致全球“缺芯”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就连美国自己也遭到反噬。比如美国车企巨头通用和福特都因近期的芯片短缺问题被迫停产；芯片巨头高通也面临同样的境遇，其即将上任的CEO阿蒙就抱怨称，该司部分芯片产品交货周期已延长至33周以上。因此，有声音指出，“美国也经不起制裁”，对中芯国际“放行”就不难理解了。还有重要一点不得不提的是，美国以“一己之私”干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早就引发多国不满。除了中国在加大芯片国产化外，德法荷等欧盟17个国家也计划在2023年之前投入1450亿欧元，发展欧洲自己的半导体产业。从长远来看，这势必危及美国半导体霸主地位，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预言：与中国脱钩的结果，很可能是美国自己被脱钩。所以，“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限制工作组”的成立恐怕也与这有关。总的来说，如今美国有限放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并不代表着中美科技竞争会朝着皆大欢喜的方向发展，更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在科技领域打压中国的念头，所以，这场科技摩擦恐怕还会继续下去。当然，我们也不会因为美国的“有限放宽”就放缓芯片行业的发展步伐。就拿中芯国际来说，最近可谓是动作频频。在美国放宽限制后不久，其就与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尔签订一笔价值12亿美元的订单；3月12日，中芯国际又与深圳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计划建设一座重点生产28nm及以上工艺的晶圆厂；此外，中芯国际7nm技术已经开发完成，今年4月将进入风险量产。实际上，我国也高度重视芯片行业的发展，不止一两次提及要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国家队”已跑步进场，努力攻坚；而本月初，我国代表人士还表示，将继续优化集成电路产业的生态环境以及加强人才储备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可以说，“中国芯”的发展已步入黄金时代。需要指出的是，芯片行业只是中美科技摩擦的典型代表，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在更多的科技行业，我们都将会突破技术封锁，乃至后来居上，正如安克雷奇会谈中我国代表人数所指出的，美国对中国采取卡脖子的办法，最后受损的是自己！

美国的大选可以说让我们大开眼界了，为了当选总统，竞选人也是煞费苦心，什么方法都不放过。为了赢得更多选票，特朗普与拜登不断在摇摆州进行竞选集会。由于疫情的原因，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低于拜登。但是不到最后关头结果都是未知的，要知道4年前特朗普也是在最后的关头“翻盘”打败了竞选对手希拉里。美国大选的花费让人惊讶为了竞选，特朗普和拜登的较量也是全方位的，在宗教方面也开始做文章。由于反对堕胎和任命保守派人士担任大法官，所以特朗普在福音派信徒的支持率还是不错的。拜登则是天主教的信徒，所以拜登在特拉华州参加了弥撒。新加坡《联合早报》称，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支持特朗普的天主教信徒比较多，拜登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赢得天主教的信任。不管是美国大选,还是集会还是广告都需要资金的支持才可以。新华社10月30日称，2020年总统和国会选举已经花费近140亿美元，这完全是在“烧钱”。 “公开的秘密”是在美国对竞选花费进行追踪的民间团体。“公开的秘密”称，2020年的竞选开销是2016年的两倍。数字平台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支持率高于拜登随着媒体的曝光，特朗普和拜登的“秘密”也藏不住了。据美国市场数据公司“广告分析”统计，从今年6月1日开始，拜登团队在电视广告投入达到了7.23亿美元，特朗普投入了4.53亿美元。但是特朗普不担心这些，因为他还有一个武器-数字媒体。特朗普投入3.5亿美元作为“数字操作”的资金，在谷歌平台的花费超过4800万美元。并且特朗普在脸书和推特上的影响力要比拜登强很多。这就是数字媒体的优势，并且这些平台对选民的影响更加深刻。美国大选的花费让人咋舌，不管是谁当选总统，解决民众当前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特朗普和拜登目前都把精力放在了选举，却没有一个人放在民众身上。美国大选的花费也让世界为之震撼，一个大选暴露了美国很多问题。看似强大的美国内部其实已经四分五裂了，也没有了所谓的团结和民主，给人们的印象最深的就是疫情引起的不断上升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免责声明：本文由海峡资讯原创创作，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告知，部分信息参考来源：国际旅游岛商报。

虽然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很多国家关于疫情的控制工作已经步入了正轨。但是关于美国，各界的担忧程度仍然是十分严重的。因为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或将出现的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据有关媒体报道指出，感染了新冠肺炎逐渐恢复的患者当中，有大量的美国人还是出现了更多的后遗症，因此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美新冠患者现严重后遗症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显示，近期，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柳叶刀》发表了一份全新的报告。报告内容显示，虽然经过全面的治疗，美国已经有大量的新冠肺炎患者被治愈，但是在被治愈的群体当中，经诊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都相继出现了后遗症，那就是或轻或重的会有脑部方面的疾病，着实引人唏嘘。而按照专家所说，由于本次调查的范围广，基础大，所以整体结果的准确性是可以保证准确性的。研究人员发现，关于该情况，往往人们在感染新冠肺炎之后，出现更加严重的病情，这会更是容易导致脑部疾病发生的比例实现进一步增加。专家指出，这并不是巧合，而是目前已经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可以确定是主要集中在美国地区的。因此，这对于整个美国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噩耗。若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以及控制，后果不堪设想。真正麻烦的危机还在后面据了解，在经过确定的情况下，新冠肺炎治愈患者最容易患上的一种脑部疾病就是“缺血性中风”。一般来说，凡是感染新冠的患者当中，只要有五十个人有一个感染，那么危机都是巨大的。在脑部受到该疾病困扰的同时，人们的整个下半辈子生活，都将要面临各种严重症状的影响。而除了这种疾病之外，患者们很容易形成的病症，便是糖尿病。现实生活当中，关于糖尿病的患者，其实相对来说基数还是比较大的。就算是没有疫情形成，人们也经常会遇见这样的病症。但不可否认的是，糖尿病确实是一种非常折磨人的病症，往往患有糖尿病的病人，都需要经过不断地治疗，整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痛苦。如此一来，不单单是病人需要承受各种可怕的折磨，就连家庭也将背负起严重的经济负担。再者患者们或将会出现的，就是肺部疾病。本身对于新冠肺炎的了解，人们知道这就是一种呼吸道疾病。所以虽然治愈，但是在患病之后，人们的肺部还是受到了极大地影响。因此，就算是真的治好了新冠肺炎，也不能够保证自己重新恢复了绝对的健康。按照专家所说，新冠肺炎感染之后，肺部所受到的影响是长久的。美国形势为何会变成这样？这些情况，都非常充分的说明了，现阶段的美国人，每天所面对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威胁。但事实证明，如果不是美国政府一开始就做出错误举动的话，美国现状无至于此。疫情爆发之后，美国一开始就陷入了不可控的局势当中，但是美国非但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还相继散播了很多不切实际的谣言，影响了大量美国人的判断，从而导致国内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比起疫情，最开始的那个阶段，美国政府最为关心的，反倒是政权领导的问题，也是相当的讽刺。等到危机真的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才开始想着要封锁、要管控、要隔离，那其实已经是晚了。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再加上美国人们本身就不严谨的抗疫观念，个个只知道要自由，危机自然再度加深。美国人们不知道的是，如果不是自己的不配合，美国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商务部发布《关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的研究报告》。全文如下：前 言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双方经济互补优势，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中美货物贸易额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6335亿美元，增长252倍，服务贸易额超过1250亿美元，双向直接投资累计近1600亿美元。中美经贸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作出贡献。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罔顾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宣扬美对华贸易“吃亏”论，并以贸易逆差问题为借口，挑起经贸摩擦，责任在美方。为揭示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本质和成因，以及美国从中美经贸合作中获利巨大的事实，中国商务部发布此研究报告。一、中美贸易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双方美方宣称对华贸易逆差超过5000亿美元、美国“吃亏”了，这一说法不符合事实。美对华贸易逆差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受到多种客观因素影响。中美双边贸易中，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双方。美方“吃亏”、中方“占便宜”的论调完全站不住脚。（一）美对华贸易逆差的实际情况。中美双方的贸易统计有差异。按中方统计，2018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3233.3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485.0亿美元。按美方统计，2018年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4191.6亿美元，服务贸易（跨境模式）顺差405.3亿美元。美方统计的货物贸易逆差数据存在水分，难以反映真实状况。根据中美两国商务部开展的联合研究，美方统计的对华货物贸易数据长期被高估，2015年被高估21%。按这一比例推算，2018年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被高估880亿美元。以美方统计的4192亿美元为基础，调减后应为3312亿美元。考虑到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近53%来自加工贸易，其中包括中国自第三地进口零部件903亿美元，如将这一部分减去，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只有2409亿美元。贸易逆差统计还应考虑两国服务贸易情况，这包括两部分数据：一是服务贸易（跨境模式），2018年美方统计的对华顺差为405亿美元；二是附属机构服务销售（商业存在模式），美方最新统计为2016年，对华顺差468亿美元。如按2018年商业存在模式顺差与2016年持平估算，2018年美对华服务贸易顺差总额为873亿美元。据此测算，2018年美对华总体贸易逆差额应调减为约1536亿美元，仅为目前美方公布的对华货物贸易逆差额的37%。（二）美对华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美对华贸易逆差是历史形成的，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受到两国产业竞争力、经济结构、国际分工、贸易政策、美元货币地位等多种因素影响。一是从产业竞争力看，中方顺差主要来自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汇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形下，中方在飞机、集成电路、汽车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农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都是逆差。这说明贸易不平衡是双方发挥各自产业竞争优势的结果。例如，2018年中国自美进口汽车104亿美元，对美出口汽车仅18亿美元。2017年美资企业在华汽车销量达518万辆，而中资汽车企业在美的销量很少，这就是产业竞争力造成的。二是从经济结构看，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本国生产无法满足国内消费需求，需要进口大量消费品。美国只有采取宏观调控政策，量入为出，实现供需平衡，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贸易逆差。三是从国际分工看，产业布局在全球展开，国际分工梯度转移。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过去日本、韩国等其他东亚经济体对美的贸易顺差。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占美逆差总额的比重从2001年的20%升至2018年的48%，但同期美对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贸易逆差占比则从23%降至8%。四是从贸易政策看，美国对华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是导致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美方的出口管制措施涉及10大类约3100个物项，多是美具有出口优势的高技术产品。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造成美企业丧失贸易机会。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中，自美进口占比从2001年的16.7%下降到2018年的8.2%。据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分析，如美将对华出口管制程度调整到对法国的水平，美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三分之一。五是从货币供给看，美元作为全球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其供给不仅取决于美自身经济，还必须满足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美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净额必须是逆差，否则美元无法流向世界，发挥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功能，这是美元特殊地位导致的必然结果。（三）中美双边贸易中，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双方，美方“吃亏”论站不住脚。一是中国是美国重要出口市场，美对华出口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中国是美国货物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2009年至2018年10年间，年均增速为6.3%，累计增长73.2%，大幅高于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56.9%的平均增幅。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货物出口市场，是美国飞机、大豆、汽车、集成电路、棉花等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中美服务贸易增长强劲、互补性强。据中方统计，中美服务贸易额从有统计开始的2006年274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1253亿美元，增长了3.6倍。2019年5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19年各州对华出口报告》指出，2009年至2018年10年间，美国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中国市场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二是美方从中美贸易中获利丰厚。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中，54%来自外资企业，53%来自加工贸易。中国从加工贸易中只赚取少量加工费，而美国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益巨大。美自华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得以维持较低的通胀率，降低生产成本。自华进口提高了美民众实际购买力，增加蓝领工人等中低收入群体福利。牛津研究院估计，美国自中国进口低价商品在2015年帮助美国降低消费物价水平1%—1.5%。美国运输、批发和零售行业得益于中美贸易，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同样获利颇丰。三是贸易逆差与经济、就业不存在必然联系。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贸易是盈余。在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虽然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经济却保持强劲增长。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研究显示，美国就业岗位流失的情况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就已出现。美国卡托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的原因在产业升级，与中美贸易不平衡没有直接关联。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中方愿积极扩大自美进口，美方也应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积极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平台推介美国产品，为化解贸易不平衡创造有利条件。二、美国从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巨大美自华获得经贸利益可分为两大类：（一）美对华销售收入。这是美国企业在中国获得的市场机会，包含两部分利益。一是美企业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这是境外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的销售收入。按照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美对华货物出口额为1539亿美元，服务出口额为871亿美元，共计2410亿美元。二是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7年在华美资企业实际销售收入约7000亿美元。以上两者合计，2017年，美对华销售收入总额约为9400亿美元。（二）美国自中国获得的资金流入。主要包含三部分利益。一是中国对美各类投资。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美累计各类投资达1558亿美元。二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数据，截至2017年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为1.18万亿美元。三是美国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获利。根据中方统计，美国金融机构作为中国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者或者投资人，投资收益约为326亿美元。以上三者合计，截至2017年底，美国自华获得的资金流入总额达1.37万亿美元。由于投资和持有国债统计通常采用存量概念，美国自中国获得的资金流入是截至2017年底的存量数据。（注1）结束语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格局不断深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乃人心所向，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得人心。中美经贸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两国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强互利合作的结果，如果仅是一方受益，一方“吃亏”，不可能走到今天。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成为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双方应致力于推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经贸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商务部 2019年6月 注1：美国自华获得经贸利益的测算均采用两国政府的官方数据。其中，美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在华美资企业销售、中国对美各类投资、美国金融企业投资获利采用中方统计。中国持有美国国债采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

当地时间9月14日，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发表了一份最新研究报告，称如今美国的大笔财富仅掌握在1%的少数人手中，社会贫富鸿沟正在不断加深。舆论认为，该报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该项研究发起人之一、美国风投专家尼克·汉诺尔表示，他们对研究结果“深感震惊”。美国知名商业月刊《快速公司》对兰德公司的研究进行了高度概括：美国大量社会财富已经集中掌握在1%的极其富有者手中，多年来，他们从金字塔下面90%的大众手中“窃取”了50万亿美元。如此规模的贫富差距不仅极大降低了国民生活水平，而且也是导致美国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贫富差距日益悬殊之际，新冠疫情的应对不力无疑又雪上加霜，结果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在教育、就业等领域的种族不平等。5月14日，在美国纽约一个食品发放点，人们领取慈善组织发放的免费用餐券。图自新华社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公司（NPR）报道，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共同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疫情期间，美国有46%的家庭面临严重财务危机。总收入10万美元的家庭中，20%左右的家庭正苦于“储蓄耗尽、无法支付租金、无法偿还信用卡和贷款”的问题。而在总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家庭中，遭遇财务危机的家庭比例则高达54%。报道称，调查进行时，联邦政府曾承诺将为失业者每周提供600美元的补助资金，然而，该计划却在7月中途夭折，进一步加剧了广大失业民众的经济负担。不仅如此，严重的财务危机已给国民健康带来诸多隐患。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公司指出，近几个月来，许多面临健康、住房、财务问题的人，纷纷向洛杉矶法律援助基金会发出求助，希望可以帮助低收入群体解决包括就业、住房和医疗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劳工部9月17日发布的最新失业报告显示，截至9月12日的最新一周失业人数为86万人，环比略有下降，但仍是连续第26周处于历史性的失业高点。这也使得美国因疫情申报失业的人数增加至6100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最富有的那批人却更加富有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智库政策研究所近期发布了一份关于财富不平等的研究报告显示，疫情期间，美国最富有的643位亿万富豪累计资产从2.95万亿美元，增长到了3.8万亿美元。CNN报道截图这是怎样可怕的挣钱速度？相当于他们每个月赚1410亿美元，每天赚47亿美元。在这些美国亿万富豪中，世界首富、亚马逊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是获益最大的人。据福布斯杂志估计，贝索斯的个人资产疫情期间增长了732亿美元，增幅达到了65%。目前，贝索斯的资产达到了创纪录的1800亿美元，稳居世界首富之位。脸书创始人兼CEO马克·扎克伯格资产增加了84%，目前总资产为937亿美元。他目前是美国第三富有的人。此外，美国第二富有的比尔·盖茨资产增加19%至1160亿美元；创建了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爱丽丝、吉姆、罗伯）资产累计增加了600亿美元；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资产增加了180亿美元，目前总资产为668亿美元。CNN此前分析称，美国最富有群体财富增长缘于股票市场强劲复苏，而股市表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前所未有的刺激措施。美国景顺投资公司首席全球市场策略师克里斯蒂娜·胡珀指出，美国股市“起飞”背离实体经济表现。资料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环球时报-环球网、新京报等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商务部发布《关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的研究报告》。全文如下：前言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双方经济互补优势，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中美货物贸易额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6335亿美元，增长252倍，服务贸易额超过1250亿美元，双向直接投资累计近1600亿美元。中美经贸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作出贡献。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罔顾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宣扬美对华贸易“吃亏”论，并以贸易逆差问题为借口，挑起经贸摩擦，责任在美方。为揭示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本质和成因，以及美国从中美经贸合作中获利巨大的事实，中国商务部发布此研究报告。一、中美贸易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双方美方宣称对华贸易逆差超过5000亿美元、美国“吃亏”了，这一说法不符合事实。美对华贸易逆差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受到多种客观因素影响。中美双边贸易中，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双方。美方“吃亏”、中方“占便宜”的论调完全站不住脚。（一）美对华贸易逆差的实际情况。中美双方的贸易统计有差异。按中方统计，2018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3233.3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485.0亿美元。按美方统计，2018年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4191.6亿美元，服务贸易（跨境模式）顺差405.3亿美元。美方统计的货物贸易逆差数据存在水分，难以反映真实状况。根据中美两国商务部开展的联合研究，美方统计的对华货物贸易数据长期被高估，2015年被高估21%。按这一比例推算，2018年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被高估880亿美元。以美方统计的4192亿美元为基础，调减后应为3312亿美元。考虑到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近53%来自加工贸易，其中包括中国自第三地进口零部件903亿美元，如将这一部分减去，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只有2409亿美元。贸易逆差统计还应考虑两国服务贸易情况，这包括两部分数据：一是服务贸易（跨境模式），2018年美方统计的对华顺差为405亿美元；二是附属机构服务销售（商业存在模式），美方最新统计为2016年，对华顺差468亿美元。如按2018年商业存在模式顺差与2016年持平估算，2018年美对华服务贸易顺差总额为873亿美元。据此测算，2018年美对华总体贸易逆差额应调减为约1536亿美元，仅为目前美方公布的对华货物贸易逆差额的37%。（二）美对华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美对华贸易逆差是历史形成的，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受到两国产业竞争力、经济结构、国际分工、贸易政策、美元货币地位等多种因素影响。一是从产业竞争力看，中方顺差主要来自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汇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形下，中方在飞机、集成电路、汽车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农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都是逆差。这说明贸易不平衡是双方发挥各自产业竞争优势的结果。例如，2018年中国自美进口汽车104亿美元，对美出口汽车仅18亿美元。2017年美资企业在华汽车销量达518万辆，而中资汽车企业在美的销量很少，这就是产业竞争力造成的。二是从经济结构看，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本国生产无法满足国内消费需求，需要进口大量消费品。美国只有采取宏观调控政策，量入为出，实现供需平衡，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贸易逆差。三是从国际分工看，产业布局在全球展开，国际分工梯度转移。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过去日本、韩国等其他东亚经济体对美的贸易顺差。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占美逆差总额的比重从2001年的20%升至2018年的48%，但同期美对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贸易逆差占比则从23%降至8%。四是从贸易政策看，美国对华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是导致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美方的出口管制措施涉及10大类约3100个物项，多是美具有出口优势的高技术产品。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造成美企业丧失贸易机会。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中，自美进口占比从2001年的16.7%下降到2018年的8.2%。据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分析，如美将对华出口管制程度调整到对法国的水平，美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三分之一。五是从货币供给看，美元作为全球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其供给不仅取决于美自身经济，还必须满足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美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净额必须是逆差，否则美元无法流向世界，发挥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功能，这是美元特殊地位导致的必然结果。（三）中美双边贸易中，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双方，美方“吃亏”论站不住脚。一是中国是美国重要出口市场，美对华出口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中国是美国货物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2009年至2018年10年间，年均增速为6.3%，累计增长73.2%，大幅高于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56.9%的平均增幅。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货物出口市场，是美国飞机、大豆、汽车、集成电路、棉花等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中美服务贸易增长强劲、互补性强。据中方统计，中美服务贸易额从有统计开始的2006年274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1253亿美元，增长了3.6倍。2019年5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19年各州对华出口报告》指出，2009年至2018年10年间，美国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中国市场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二是美方从中美贸易中获利丰厚。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中，54%来自外资企业，53%来自加工贸易。中国从加工贸易中只赚取少量加工费，而美国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益巨大。美自华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得以维持较低的通胀率，降低生产成本。自华进口提高了美民众实际购买力，增加蓝领工人等中低收入群体福利。牛津研究院估计，美国自中国进口低价商品在2015年帮助美国降低消费物价水平1%－1.5%。美国运输、批发和零售行业得益于中美贸易，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同样获利颇丰。三是贸易逆差与经济、就业不存在必然联系。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贸易是盈余。在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虽然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经济却保持强劲增长。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研究显示，美国就业岗位流失的情况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就已出现。美国卡托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的原因在产业升级，与中美贸易不平衡没有直接关联。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中方愿积极扩大自美进口，美方也应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积极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平台推介美国产品，为化解贸易不平衡创造有利条件。二、美国从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巨大美自华获得经贸利益可分为两大类：（一）美对华销售收入。这是美国企业在中国获得的市场机会，包含两部分利益。一是美企业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这是境外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的销售收入。按照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美对华货物出口额为1539亿美元，服务出口额为871亿美元，共计2410亿美元。二是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7年在华美资企业实际销售收入约7000亿美元。以上两者合计，2017年，美对华销售收入总额约为9400亿美元。（二）美国自中国获得的资金流入。主要包含三部分利益。一是中国对美各类投资。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美累计各类投资达1558亿美元。二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数据，截至2017年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为1.18万亿美元。三是美国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获利。根据中方统计，美国金融机构作为中国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者或者投资人，投资收益约为326亿美元。以上三者合计，截至2017年底，美国自华获得的资金流入总额达1.37万亿美元。由于投资和持有国债统计通常采用存量概念，美国自中国获得的资金流入是截至2017年底的存量数据。（注1）结束语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格局不断深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乃人心所向，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得人心。中美经贸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两国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强互利合作的结果，如果仅是一方受益，一方“吃亏”，不可能走到今天。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成为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双方应致力于推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经贸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商务部2019年6月（注1）美国自华获得经贸利益的测算均采用两国政府的官方数据。其中，美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在华美资企业销售、中国对美各类投资、美国金融企业投资获利采用中方统计。中国持有美国国债采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注：文中注1为右上角）

2017年，全球保险费总计增加3.7%，规模达到3.66万亿欧元 中国保险市场将以13%增长率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市场 2017年，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寿险市场近日，德国安联集团研究部门发布《全球保险市场调研报告》,2017年全球保险费总收入又创新高，达到3.66万亿欧元（不包含健康险），与2016年同期相比略有增加，剔除受汇率影响，增幅约为3.7%。2017年，亚洲寿险市场除了日本以外，其他市场均取得了强劲的增长，增幅接近14%。自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寿险市场的增长已超过两倍。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市场的表现。在全球增加的总计600亿欧元的保费中，近八成源自中国市场。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寿险市场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2017年的增幅高达23%。而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2017年寿险市场降幅达11.3%，因此，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寿险市场。此外，2017年中国的保险深度达2.6% ，完全与以高度认可寿险产品著称的德国达到同等水平。结合寿险及产险两个细分业务领域，去年全球保费增加的总额为1300亿欧元，亚洲（日本除外）撑起了全球保险市场76%的增长，其中三分之二的增幅是由中国市场创造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保险市场发展的增长引擎，特别是寿险，” 安联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海瑟表示：“我们不得不惊叹2017年中国市场的发展之迅猛。中国已经非常成功地将高增长率转化为大众财富。新的中国中产阶级不仅是保险市场的消费者，还是其他市场消费的主力军。中国储户和消费主力军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安联集团研究部门预计全球的保险市场将继续复苏，未来十年保费增长预测可达到6%左右。这种复苏主要反映了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以及通货膨胀趋于缓和。亚洲（日本除外）的增长预期显著高涨，该地区在未来十年内的增幅将接近11%，中国市场的增长预期可达到13%左右。到本世纪的20年代末，全球保费收入的40%左右将来自中国市场。10年前，这个数字大约为10%。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将要发生：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保险市场。“不断增长的中国保险市场也将越来越开放，这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让消费者获益。”中德安联人寿保险首席执行官陈良先生表示，“自1999年第一家合资寿险公司中德安联开业至今，安联集团已在国内9个省份和直辖市设立多家营业机构，业务范围涵盖几乎所有核心业务，寿险、财产险、健康险、信用险、资产管理、旅行救援。在快速增长的中国保险市场中，安联集团的技术、服务和产品能在健康、养老、民生、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上做出更大的贡献。”（通讯员 陈雅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