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物博士就业

图片来源网络一、机械工程专业机械工程是美国就业市场的不倒翁，就如美国经济学家所言，不管经济如何衰退，社会对工程师的需求永远不会减少。尽管由于美国经济放缓，机械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市场需求量减少，但仍保持一定比例的增长。由美国劳工部预测到准确数据：美国就业市场对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生的总体需求量会增加4%。二、会计专业在美国，53%会计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前就已经找到了工作。美国劳工部预测，到2018年，美国就业市场对会计专业的需求量将会再增加22%。会计这个工种专业性强，非常好找工作。这个行业基本不受经济低谷的影响。美国税务 是会计工作的重头戏，也是美国留学生的主攻方向。美国税法复杂繁琐，替纳税人填报所得税和退税单也是会计的一项重要收入。如果希望未来挑选工作空间更大一些，主攻审计也许更合适，因为一般公司都需要内部审计员。经过商学院训练的会计研究生还可以去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或某些大公司做咨询顾问。三、计算机科学专业据统计，48.7%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前就已经找到了工作。计算机科学领域岗位细化且需求多，大多数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都不错，如软件，数据库，网络，硬件，芯片，无线通信等。一般博士毕业多数去大公司做科研，年薪10万美元。硕士毕业做开发人员的多些，年薪5万至8万美元。四、医学专业医学专业就业情况也很乐观，42%的学生毕业前都可以找到工作。医学专业学生就业情况中特别引用了2015年美国劳工部数据：美国专业人才需求量最大的20个职业中，有10个是与医学专业相关的。医学就业前景很不错。国内学医学专业的学生，多数申请美国大学药剂学或者生物科学的博士，边读博士边考美国医学从业考试，考过了就可以从实习医生做起。医生的收入是非常高的，顶级的外科医生年薪可达50-80万美元，普通的内科医生年薪约15万美元。可算是美国高薪职业的代表。

如果要说大学里哪个专业最为悲催，生物学敢说第二，没有哪个专业敢说第一。生物学专业可谓是最为悲催的专业，各大985高校以高分招录生物学本科学生，然后他们在毕业时才恍然大悟，要么换行找工作，要么无休止的读研读博，等到他们硕士或者博士毕业，会发现，还是不好找工作。有一名海外留学的生物学博士在论坛一顿吐槽，称自己入了生物学的大坑，放弃吧有些可惜，不放弃吧又万分纠结，就像鸡肋一般，以至于发出愤怒的呼喊：那些忽悠学生读生物的专家教授们，你们害人不浅！如下便是其吐槽的全文。生物专业到现在也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化产业，大部分生物学人才只能往高校，科研院所扎堆。经过多年的培养，各类高校出产的生物毕业生，早已供大于求，尤其以生物学博士为甚。有数据显示，在美国拥有生物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籍人士都有数十万之多，这么多的人才，哪里有地方可“消化”？不论是人还是物，一旦被过剩，就会很悲惨，难逃被抛弃的命运。被过剩的生物博士们，怎么能够不悲催，怎么能够不喝西北风？与生物专业有关的职场上，生物技术员实验员一类的工作机会比较多，也相对稳定一些。这类职位一般只要求学士硕士学历，主要分布在医学院，医院，与生物相关的系，实验室和研究所等。还有一部分职位在生物高科技忽悠公司，尽管这类工作的薪水很难养得起家，竞争却非常激烈，求职者挤破脑袋。不幸的是，98%的求职申请信没有人会看一眼，就被扔到垃圾桶里。生物学博士们是申请不到这种职位的。即使博士们英雄竞折腰去申请，真心实意的想做好这份工作，当螺丝钉，还是会不幸地被告知：您大博士，学历太高，这底端中端的工作，多么不适合您，您应该去做更高端的工作，高端更适合您。高端的生物专业职位，如凤毛鳞角，僧多粥少，竞争无法想象的激烈，众多的博士们与之无缘。博士们经历了多年的煎熬后，猛然发现自己被过剩了，国外找工作无望，海归早已经没有位置，也是无望，被社会被职场拒绝于门外，被迫怀才不遇。剩下的生物博士们，只能继续无穷无尽的校园生活。他们继续打点小工，看导师脸色行事，无休止的做实验，发文章。他们继续过着苟且的日子，成为校园里最憋屈的一族，他们生活不稳定，在不同的生物学院，医学院，在不同的实验室转来转去，搬家来搬家去。在实验室导师们博导们的忽悠下鼓励下鼓动下，拿着低薪，过着博士后级的老年学生生活，无可奈何的侃崇高侃理想，为科学为真理而奋斗终身。直到有一天，手脚不麻利不光灵了，被老板开掉。忽悠专家早就说过，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20世纪末，生物很热很流行，成群结队的一批又一批的国人，前赴后继，溜到发达国家学生物，攻读生物大博士。北大清华等的生物专业，一段时间非常火爆，录取线出奇的高，不少省状元市状元县状元，都被“忽悠”到生物专业成为生物博士，不得不度过苦逼的人生，那些当年有志于生物科学而被拒于门外者，你就偷着乐吧。如果你正在学生物，拿到了或快拿到生物博士学位，如果生物职场无望，趁早转身转行，早转早脱离苦海。即使您的生物博士学位含金量极高，文章一大串，什么《自然》《科学》《细胞》大文宏文，如雷贯耳，如果不能转换为工作，帮你找到饭票，那都是风都是浮云。如果你在国外找工作无望，海归无岸无门无大树可靠，就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早转行转身早超生，毕竟要讨生活要过日子。

中国社会始终都是羡慕高学历人才的，因为自古以来也是这样，唯有高学历的人才才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所以很多学生都是从很小就树立了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报复，未来一定要考大学，考完大学考硕士，然后再考博士，博士出来虽然年龄已经比较大了，但是你的学历却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这么多年的书没有白读，去任何一家单位都对你刮目相看。高学历人才多=科研实力强？如今的中国，高学历其实并不是是一件难事，如今的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了全世界每年授予博士毕业生最多的国家，当然这也让我们本身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相比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博士，但是在科研方面的实力却和美国差了这么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其实就好比，人家一门大炮等于中国一排三八大盖一样，同工不同料甚至本身的教育体制就差了太多，所以从某些角度来讲，中国的博士都不能算作博士。与美国博士相比，中国博士含金量有多少？答案是根本不值得一提，虽然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一个现实，但是我们却始终没法回避这个问题。中国的博士跟美国博士的含金量相比，真的是差的太多了。差在哪里？难道中国的教育本身就比人低人一等么？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而是目前中国博士的培养方式本身就很成问题。其实中国现在的学士培养方式学习的就是美国的体制，但是在这种学习和模仿中，中国却加入了自己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一下就变得不伦不类。如今我们经常在探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尖锐，那就是中国的博士生和老师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但是最近却因为杨宝德和陈晓武事件而被人熟知。中国的导师与学生关系“变味了”！老板与打工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现在中国博士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定义是非常模糊的，国家给了导师最大的自由，由这些导师自己去定义跟博士生之间的关系。通常来说，导师和学生之间，要么是导师关系，要么就可以是老板关系，而目前的欧美很多国家，老板关系就是一个广泛存在的方式，但是在中国，这两种关系却都是存在，美其名曰中古特色的学士培养方式，其实问题很大。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件事，一名博士生导师同时带了47名博士，而之所以带这么多的学生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工资给的多，这就很尴尬了。一名博士生导师同时带47名学生，这怎么可能给学生教的好的呢？中国科研要放在刀刃上，而不是“其他东西”！所以在中国，这些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导师和学士导师不是导师，老板不是老板，大部分的学生从博士生毕业就完全不想回到科研岗位上，因为他们都发现，自己并不是搞科研的那块料，这当然跟导师的关系不可分开。博士生和博士生导师就如同当下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提及的话题，因为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可以轻易的拿到台面上来说，但是如今真的出现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不说也不现实了。总之，在国外，博士是因为喜爱而考上的博士，但是在中国，确实因为实际了工作考了博士，胆识这两点的不同，就决定了博士生的品质。中国博士比国外博士差了太多，差了不止是几个层次的问题了。

【编者按】在美国，文科毕业生很难找工作，这是众所周知却又心照不宣的事实。到底有多难找工作？为什么难以找到工作？很少有相关的研究文章。在最新一期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由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办）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人类学研究的危险性”（Academic Precarity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的文章，两位作者——大卫·普拉策和安妮·阿里森——通过大量的调查，探讨了美国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在就业市场上的困境。对90%的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他们的职业目标都是拥有终生教职，并会为其努力奋斗。但不幸的是，在整个美国，这种职位的空缺极少；2016年，只有不到90个教职岗位；截至撰文前，2017年的空缺教职也只有55个。与此同时，据我们推测，只有16%至21%的博士生能在毕业五年内获得终生教职，哪怕只是在任意一个学院中，可见该职位的稀缺与竞争之激烈。但获得终生教职仍然是大多数文化人类学研究生志之所向，他们的导师也希望他们致力于学术研究，并鼓励他们坚持信念、克服困难，以获得教职为职业目标，尤其是在该领域前沿的名校。其实，人类学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无论是在课程设置、学科方法或教学指导方面，其目标都是培养学者或人类学专业的田野工作者，至少，也是能通过学界嘉奖、知名出版机构的论文及专著证明其学术能力的教师。总而言之，培养目标是终生教职一类的职位。然而，这种雄心壮志的理想对面，是极为不确定的现实，由此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果说多达80%的人类学研究生最终无法获得一份教职工作，为什么人类学的博士课程几乎专门培养学术型人才，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呢？更多问题接踵而来：从教学上看，持续接收新研究生，并将他们培养为学术型人才，却只有极少人能获得相应的教职岗位，这是否是道德的？人类学的教职工和毕业生们如何理解就业市场上如此普遍的“失败”呢？在漫长而艰苦的人类学训练期间，学生们如何处理未来职业的不确定性？再者，由于职业培训模式的可行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是否会有什么新的模式将其取代？源起：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笔者二人一直在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虽然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完全不同。大卫·普拉策（David Platz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编者注：世界知名的私立大学，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他没能通过学术界的首次求职考试。而他通过大学朋友的联系，在Adobe公司实习过一段时间，于是接受了Adobe公司的体验研究员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喜欢这份工作，在其中感受到了与同事协作的愉悦，这种合作氛围中也带着一种学术精神。同时他拥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和慷慨的公司福利，这与他之前在研究生学院的紧张情绪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一直都想继续寻求教职岗位。我们的另一位作者，安妮·阿里森（Anne Allison），杜克大学（编者注：世界顶级的研究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的资深教授，也刚好是大卫的母亲，她长期都在处理自己学生面临就业市场时的困境。同时，她在一个关注人类学博士“就业困境”的部门工作，这个部门的教职人员都感受到了该问题的紧迫并积极讨论。在安妮看来，虽然她十分清楚人类学博士生在学术界就业的不确定性，并且她自己也经历了一段焦虑且艰难的任期过程才获得杜克大学这份终生教职，但她非常疑惑——虽然她自己也会建议学生去尝试在非学术领域就业——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匆忙去从事非学术领域的工作，放弃申请博士后或访学教授的职位呢？通过近距离观察大卫的经历，安妮更好地了解了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相关的劳动力状态。这个过程使她意识到，我们不仅需要更充分地认识学院外的就业途径，还需要考虑，人类学学科难以预料的职业理想可能给受其培训的人带来不利影响。而在公众讨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于是我们决定与人交谈，试图讨论，在只有极少人能实现职业目标的现状之下，为什么人类学学科的这种成功标准（即获得终身教职），得以存续——虽然这其实看起来很正常。正如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如何侵袭大学系统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固有的紧张关系，与学术行业的职业使命及经验是不一致的。为此，我们从职业定位和工作两个方面研究人类学家的专业训练及后来的就业问题。我们对大约50名本研究的参与者进行了短时间访谈，他们中有人类学的终身教员、博士生、在读研究生（即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和几位AAA（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工作人员，访谈时间通常持续在30分钟至几个小时。僧多粥少：我们是不是培养了过量的博士？很多教职人员与我们交谈时表示，在他们的经验中，追求人类学的终身教职一直是个不确定的目标。许多学生都被警告过，他们中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能有运气获得任职。很多人都将他们获得稳定教职归于运气：一位终身教授将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因于偶然，因为他所做的研究，包括田野地点和论文主题，都恰好满足了职位要求，才使他获得了这个已任职15年的职位；另一位终身教授曾提交了200份职位申请，而只接受了两次面试，其中一次就是他现在这份已经持续25年的工作；三分之一的教员都是从一所小型文科大学开始教书，再逐渐被调到一所R1大学（研究型大学），这种任职轨迹也需要运气。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获得哪种终生教职，从来都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而在专业训练、田野工作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学生们在求职和经济上的风险一直都存在。其实，即使职位紧缺并不新鲜，AAA的数据显示，如今就业市场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严峻。从总体趋势上看，招聘人数大幅减少，2015年只招聘459人，低于2007年的631人（请注意，这些数字并未按子领域细分，包括访学教员、其它有可能的教职以及终身教授等职位）。与此同时，实际上高校生产的博士生数量却增加了：2015年有558个，而2007年是507个。美国人类学协会统计的2007-2016年教职与博士毕业生数据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博士正在进入就业市场，与我们谈话的大多数人却并不知晓现状的残酷——尽管他们能意识到获得人类学的终生教职是很难的，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过去十年中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具体数据。许多人表示他们希望能获得这些信息，或者打算在未来某个时候去收集这些信息，但实际上，这些信息的缺失让大多数人对拥有终生教职一事的思考都很模糊。也就是说，大家都承认就业市场很困难，却没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具体的说明。相比之下，在应用类硕士项目中，就业统计数字在其教学部门触手可及，并且表现出很高的就业率。统计就业数据也是教学部门的核心责任。目前，当被问及本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表现如何，以及我们推测的就业数字“16%-21%”这个比率是否能引起共鸣时，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这一比率从直觉上讲是正确的，或者略高，另一半的人给出了稍微好一点的数据，不过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在的院系排名很靠前。然而，即使在前沿院系中，教师们也意识到学生认为就业形势非常不稳定，很有危机感。事实上，许多教师都描述了研究生们有就业压力的意识，以及他们对于如何应对的无力感。有几位教师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接受过就业咨询的培训，甚至没有在学术界之外工作过。“坦白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位名校的终身教授说，“我们很多优秀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求学的焦虑：紧张的职业规划和激烈的就业竞争即使是对当今劳动力市场的危机感持怀疑态度的教师也认识到，现在的研究生们非常焦虑。研究生们自己对这种焦虑表达得很清楚，他们认为紧迫感和不稳定性已经影响了大家在学院里的生活。一位学生表示，这是一种强烈的竞争感，你甚至很难将其区别于愤怒与敌意，在他的同学中，有人觉得每一次与同僚的会面都会有点儿剑拔弩张，甚至在学生休息室里洗咖啡杯时也会如此。其他学生们谈到提高竞争力时，更像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竞争关系中不是人人都能存活。正如老师和学生们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形会衍生出一种野心勃勃的精神风气，比好奇心和探究精神传播得还要广。一位教职员感叹道，许多雄心勃勃的研究生在培训初期就将自己塑造成学术界的“个人品牌”，他们通过创建个人网站、定期更新Twitter等，使自己成为特殊领域的“企业家”，而不是知识分子的一员或该领域的相关人士。这种动机引发了一种令部分学者感到厌恶的学科转向，一位终身教授对这种风气感到惋惜，她将学生和青年教师中的这种转向形容为“大逆不道”，她说，仅仅为了找到一份工作而什么都做，何必要来人类学系求学，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去当一个银行家呢？俄勒冈大学前任人类学终身教授凯伦·凯斯基，也许是最为突出的职业咨询顾问中的一员，他们会帮助学生对整个求职过程进行战略性思考，即便学生们对学术界和人类学带着盲目的妄想。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意味深长地说，那些还在学习这门学科基本技能的一、二年级研究生，即使只有微薄的生活费，也愿意花费超过每小时200美元的费用来支付就业咨询服务。大家对于就业的焦虑是多么显而易见，而职业中心主义也表现得越来越普遍，这非常令人沮丧。许多博士生在回忆他们第一个学期的课程时，都提到自己在积极地参与学术研讨会，而研讨会论文就成为了他们潜在的出版物，他们极其重视这种可见的学术产物，以丰富个人简历及个人作品集的内容。但又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虽然让自己的简历丰富很重要，但不断为了发表论文而去参与研讨会的这种行为，对深入地去研究某个领域是不利的。学制的分歧：放慢脚步还是赶紧毕业？除了逐渐膨胀的野心，一些教职人员还指出了对学生和学院施加更大压力的结构性因素。一方面，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奖学金资助已经减少；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对完成学位施加的时间限制变得更加严格。据一位大学教师说，他们学院严格要求所有社会科学的博士候选人要在六年内完成学业，而私营机构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许多教师则认为，在时限上的加急与学术训练的过程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一种太过于市场化的观念，是异常的。由于人类学历来重视对异文化语言的习得，以及与长期调研时间相对应的田野材料，加快田野工作可能会导致研究的不深入。一位教授说：“我一直试图让我的学生放慢脚步。”然而，也有一些教师倾向于减少学生在博士学位上花费的时间。一位受访者，他在学制通常为四年左右的欧洲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认为美国体系可能想仿效欧洲体系。另一位教师提到，通过鼓励学生思考、创作、表达比人类学期刊内容更有可读性的作品，从而提高培训的“效率”，她注意到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很可能深陷于理论和术语，而在她看来，文本的清晰性和易读性可能是未来训练的方向，而人类学学者和研究生往往缺乏这种特质。她还鼓励学生更快速地在博士培训的环节中“上路”，比如去实践论文写作、研究计划申请、进出田野点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切都将有助于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并且都对学生们在就业市场、学术界以及任何其他领域有所裨益。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教职人员在思考人类学训练的时间长短上确实存在分歧。对有些人来说，研究生在学业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会对这个学科的细节感到厌倦，也因此无法发展出更多的技能；对另一些人来说，研究生学习的时间太短，则会过于关心个人的就业问题。其实，对于人类学研究生们来说，无论是否有学术野心，不论是在长期或短期的学制下，他们都会感到时间上的尴尬，总感觉自己做出的研究计划是被迫决定的，只能期望未来的研究能证明其真的行之有效。但如果他们徘徊犹豫，可能他们第一学年就接触到的热门研究会变得不再新鲜。然而，如果他们做田野调查的时间太少，又会觉得自己的田野工作是敷衍了事，不够严谨。他们正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终生教职：是职业追求还是道德绑架？许多杰出、敬业的学生没有获得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不争的事实。有位大学教员说她对申请她们学校教职的300多人感到非常震惊，“他们都非常优秀，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她回忆道。但最后委员会只选择了一位候选人，她非常费劲地试图解释这个人为何比其他人更为特殊。另一位教授观察到，他的一些最亲密和积极参与研究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说这话的时候他赶紧补充道，“那些获得工作的学生当然也是非常好的。”然而，就像大多数我们研究的参与者一样，他没有提到任何正在采取的措施可以使学生更具竞争力地在学术界工作，或更好地为不同类型的职业做准备，无论是在课程中还是在额外的培训中。那么，如果连前沿院校和学界大牛也难以安置他们学生的工作，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是结构性的，非常简单，即学术界只有极少的工作机会。但在我们与终生教员的对话中，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对学生面临的职业难题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更为注意的仍然是让学生在终生教职的岗位上更具竞争力，而不是思考其它替代方案。这也是研究生们自己指出的一个问题，尽管一位终生教员认为她自己也同样“短视”，但她仍然说道：“我们都非常热爱校园，无法想象在学术环境以外的领域生活。”她和其他教员一样，都有不少学生不得不选择一份非学术性的工作。与我们交谈过的大学教员中，有一半人谈论了那些在工业设计、政府、新闻、发展、开发、宣传或高等教育的管理部门等领域工作的学生，有一些人还表示他们为此非常高兴。但是这些学生是如何在这些领域找到工作的，大多数教员表示自己毫无头绪，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最终是靠自己找到工作的，来自学院和大学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在很多教职人员看来，终生教职更像是一种个人魅力和喜好的表达：他们在做自己关心和擅长的事情。对于这样想的人来说，一份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一种志向，也是一种使命。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追求终生教职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义务或责任，不论是面向人类学学科还是那些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群，当然，在人类学中，这两者间通常是相通的。一些研究生表示，不论个人成本如何，他们的导师都期望并要求他们能获得终身教职，这是一种从道德和伦理上的自我要求。这种立场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名研究生认为，那些在人类学系探索其它领域职业路径的教职人员，是个人对学科的背叛，甚至是道德败坏的。其他人则表示，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中，需要或想要在学术界以外寻找工作的话题从未被提出，即使管理者一直在向学院施加压力，希望将职业化要素纳入其课程中。一位博士生回忆说，在经过连续五次在就业市场上的尝试以及四年的兼职之后，她决定去工业领域寻找工作，却收到了一些委员会成员发来具有敌意的电子邮件，指责她对该学科缺乏承诺。过去，她曾试图与教员谈论一直找不到教职工作给她和家人带来的心理压力，但她的导师不愿意介入。同时，委员会则坚持说她的学术能力非常强，只要长久坚持就能寻找到教职。现在，她已经在科技行业工作两年，而那些她曾经认为是朋友的大学导师们已经不再回复她的邮件。许多研究生表示，虽然在学术界以外就业并不是那么严重的禁忌，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少与导师们谈到的话题。职业前景或者就业市场的现实状况会被视为是粗鄙的话题，并不值得投入像讨论哲学、人类学理论或民族志议题那样的精力去讨论，也不应获得热切的关注。然而，另一些教员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是学生自己不愿意考虑学术界以外的工作，并且坚持将精力投入到各种研讨会和学术资源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园研究生教育：是专业训练还是“庞氏骗局”？在批判整个学科生产过量的、无法被任职的博士生这个问题上，一位教授称整个教学系统为“掠夺性的”。他谴责道：“是我们的自私自利让我们不愿意教学生做一些别的事情，而让他们一直在做和我们相同的事情。”另一位人类学教授则称人类学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在这位资深教授看来，录用研究生并以一个极少人能完成的虚幻的职业梦想去鼓励他们是不道德的。“我们自以为这是一份崇高的使命，让学生在不得不回到他们的现实生活前，至少去为此追寻八九年的时间。”而他的提议则是完全放弃人类学研究生教育。少数人类学教授也表示他们听过类似的建议，并且不情愿地表达自己也持有相同立场。有些受访者则思考到了其它层面，他们认为教师在教学、教学辅助、研究助理等方面赤裸裸地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一位终身教授说，教师们是研究生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维系研究生教育，鼓励追求教职，是因为这使得他们可以教授他们喜欢的课程，并开展小型研讨会。还有几位教授指出，研究生教育使得他们随时可以获得助教，也可以减轻一些单调乏味的评分文件，以及与本科生合作的时间。以终身教职为目标的路径中，也鼓励学生以最低工资去做一些边缘性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以获得所谓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使学生在求职市场上更有优势。其实，这些工作任务不论是以教师们组织、编稿、研究背景指导的监督会议或哪种形式，可能都是一种利用的借口。除此之外，在激烈的求职市场竞争中，毕业生们对推荐信的需求更强化了这种提供劳动力和时间的关系。虽然公然的利用情景很少见，但至少在调查中，我们听到了比预期更频繁的关于这个主题的微妙提及，不论是明示还是含蓄的提及，教师们可能的确在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更不用说一再被提及的兼职工作。回到上文中我们讨论的人类学研究生在学制长短上进退两难的窘境，有几位教师还暗示他们的同事存在故意拖延学生论文时间的行为，其实也是因为上述原因，他们一直告诉学生，这是为了生产高质量的研究，但实际上，他们最终是为了确保自己作为知名学者光明的前途。就业市场：由热爱的学科陷入求职的困境同我们交谈过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表示求职的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令人深感沮丧。许多人都描述道，他们无休止地申请工作，不断地接电话并准备面试（无论是通过AAAs、Skype，还是访学），同时，他们还要提交进一步的博士后申请或一年期的职位，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必须保持理智，做万全准备，让答辩委员会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满意。这个过程令人筋疲力尽，不论是身体上、心理上还是这当中的一切。我们还听到了几个在这种压力之下关于婚姻和亲密关系的故事，尤其那些年轻的父母，他们因为整个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备受煎熬。一位博士生回忆起自己的一次“情绪过山车”，他说自己在秋季申请职位时感到非常乐观，而在冬天遭到拒绝或没有回应后又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接着在春季收到一两个回应后又激动得发抖。另一位博士生也哀叹道，在他的同学中，关于求职过程中如神经质般的分裂感和终日揣测已经成为了所有人都在讨论的问题，即便是他们聚会的派对上，也在聊这个话题。还有一位博士生，她对整个求职过程中彻头彻尾的不安全感和无助感深深叹息，她申请了许多个访学的职位，却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很难做出相应的准备，她说自己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绝望感，以及深深的自我怀疑，因为她发现自己无法在曾经作为决胜者进入的领域成功获得一个职位。几乎所有我们的研究生受访者都表示，获得终生教职是他们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目标，而且这种目标被视为选择博士项目时理所当然的愿望。大多数人都承认，这样的愿望也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并不是教师们强加给他们的——而是受到自己对人类学学科的热情所驱使。一位博士生非常强烈地描述了她对田野工作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爱，她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任何一种学术职位，包括在欧洲或中东的研究机构，并为此持续地寻找机会，然而，她无休止地申请都没有得到反馈，这种徒劳感逐渐让她感到失望。另一位受访者则说，是人类学的与教学相结合的研究在支持着他。即使他现在做着一份不稳定的、薪资微薄的助理工作，也比他在求学于人类学之前，在公司有着一个高薪的职位更为充实，不论要耗费多少个人成本，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之前的角色。事实上，这位最近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表示，如果有人需要，他愿意成为他人终生的研究助理。他宁愿在研究机构里作为研究员而工作，也不愿意去社会上工作。还有一位乐于成为人类学家的博士生，他的理由是不知道自己还合适做什么其它的事情。经历了求职市场上连续的失败后，他离自己最初学习人类学的雄心壮志已经越来越远了。另一位博士生也透露，自己已经很难回忆起当初为什么要克服那么艰难的过程来学习人类学了，甚至在回顾时会有点怀疑这个过程是否值得。

来源：经济学家圈施一公：我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当时有六位数的工资。本文为2015年8月27日，施一公院士为清华大学2015级研究生新生主讲了题为“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报告。本文摘编自报告现场实录。选专业应该凭啥？我告诉学生，凭未来世界的需求。如果对科研不感兴趣、没想好未来发展该怎么办？其实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年前，我也没有想好，也非常迷茫。当时的迷茫来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学选专业。我不像在座的一些人，大学入学时就知道自己想学什么。我当时保送大学，报名的清华的第一专业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机械系。在报机械系之前还报名了北大的物理系。直到85年5月份清华老师来招生时对我说，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我当时是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学连接在一起，觉得豁然开朗——原来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于是阴差阳错地上了生命科学这条船。我是数学竞赛河南省第一名，保送到清华，数理能力很强。在清华的时候生物学的不好，于是修了数学双学位，通过加强数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弥补生物成绩的不足，来让我的成绩排名第一。那选专业应该凭啥？我告诉学生，凭未来世界的需求。这个世界的发展不以在座的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媒体宣传为转移，更不以毕业之后能否找到工作为转移。这个世界的发展中，一半以上的学术问题来自对人类的关注，叫做生命科学。不管国内就业情况怎么样，其他学科情况怎么样，但大生命学科在21世纪是最大的学科。我觉得在你选择专业的时候，凭兴趣挺好，没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培养兴趣。有时我在想，人是善变的，你的其他方面可以变，为什么专业是不能变的？一项业余爱好可能你很喜欢，但天天做可能会使你厌烦。我认为做一件事，完全凭兴趣的话，对我而言不靠谱。大学期间我对生物真的是深恶痛绝，因为学不好。我的遗传学实验、遗传课、细胞学实验、细胞课在班上都是中下。89年，我在清华提前一年毕业。当时我对学术没有兴趣，而对从政感兴趣。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一个社会，可以为老百姓说话、做事。我当时想去从政。而从政又没有门儿，觉得要先去经商。所以当时和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签订了一个代表公司去香港经商的机会，做公关。你们难以想象吧？结果就业合同因故被撕毁。我纠结一晚后，决定考托福GRE出国。在霍普金斯的5年读博期间，因为我对专业没有想好，前两年一直非常纠结。平时精力很好，一看文章就睡着；听讲座也是，听了十分钟就睡过去了，大家一鼓掌我就醒了，正好大家一块走。我直到博士三年级才出了一点感觉，发现我也能做一点东西；到了博士四年级信心大增，因为结果出来了。1995年4月12日，博士学位答辩以后，我还是不清楚自己会做什么。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在清华的时候，曾是清华活跃的一分子，小发明协会的副会长，还参与了很多课外活动，做公关，所以我想也许我可以从商。所以我还面试了大都会中国区首席代表的职位，卖保险，而且拿到了offer。我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当时有六位数的工资。在博士毕业之后我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和两个哥们一起做中美间贸易交流，这个经历也很有意思。1995年11月，我下定决心还是走学术这条路。当年12月我写了一篇日记，我说，该去explore的机会，你也都explore了，现在轮到你静下心来，从此之后不再起二心，好好做学术。从那以后，我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学术上，我也告诉自己这（种兴趣）一定可以培养起来。在座如果有同学感觉对所学领域没有兴趣的话，我想你比不过我。我也劝在座的同学，当你有迷茫的时候，我建议你们，不要觉得只有把你的迷茫、把你所有问题解决了才能走下一步，我很不认可。我认可一点：不要给自己理由——当你觉得兴趣不足、没有坚定信心、家里出了事情、需要克服心理阴影、面对痛苦往前走的时候，不论家庭、个人生活、兴趣爱好等方面出现什么状况，你应该全力以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往前走。不要给自己理由。因为你一旦掉队了以后，你的心态会改变，很难把心态纠正过来。正确认识自己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同学可能认为老师很自信，我想告诉大家，我求学时的自卑现在已经没有了，只是偶尔有insecurity的感觉。但我求学的过程当中，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博士阶段，我一直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可能大家很难想象。举个例子，高中的时候化学老师解释“勒夏特列原理”，我那时候开小差，没听懂。后来看书竟然也看不懂，觉得崩溃了。我总觉得班上其他同学都比我聪明，真的感到自卑。放眼望向你周围，当别人和你差不多聪明的时候，你会觉得别人比你聪明。所以当你觉得别人比你聪明的时候，他并不一定比你聪明，不要太自卑。同时，我还有一个性格特点是好胜。在座的同学可能很多和我一样，如果不好胜、不自强也很难走到今天，但特别好胜、特别自强的人也更容易受打击，也更容易自卑。高中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聪明，所以总是很刻苦，总觉得我是笨鸟先飞。举个例子。我什么地方都好胜，在清华体检时，我身高不高，又不能踮脚尖；所以测坐高时我拼命往上拱了拱，结果我身高不到全班前五，坐高全班第一。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我还沾沾自喜，终于有一项第一了。直到有一位同学提醒我的时候，我突然自卑油然而生。我就问我的教练：“孙老师，我的腿短吗？” 孙老师的回答非常艺术，说：“一公，你训练很刻苦 ，你的身体条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很不容易了。”我们家从来没出过运动员，就我一个。我的哥哥姐姐、我的父母都不是运动员，我是二级运动员。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就是自卑和自信、好胜伴随在一起。我上初三的时候，班主任老师鼓励我报1500米。运动会前四天报名，报名的当天晚上一激动大腿抽筋了，腿都动不了，比赛的那天才恢复正常。发令枪一响我领先了整整100米，最后被倒数第二名落了整整300米。我在全校、在我们班的鼓励声中跑过了终点。初三的施一公什么都不爱就爱面子，当时在青春期发育、最爱面子的时候在同学面前丢脸了，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但我那时候很争强好胜。运动会第二天我就开始练跑步。一年之后我的800米跑了2分17，3000米跑了10分35。孙教练让我入选校队，成为一线队员，代表清华参加比赛。其实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我很自卑，但我又很好胜。研究生要具备哪些素质无论什么学科，物理、工程、生物、文科，我认为最不重要的是IQ。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IQ。无论什么学科，物理、工程、生物、文科，我认为最不重要的是IQ。第一，时间的付出。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机遇，这一定是瞎掰。当然现在一般这样说是为了谦虚，但这种谦虚会误了很多学生。我不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极大的付出。清华84—86年生物系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他在美国开组会时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最大的诀窍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他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和你真正去查阅简单的和实验相关的文献的时间。哪怕你的吃饭时间、查阅文献之后放松的一小时，都要去除。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任何人不付出时间，一定不会有成功。第二个，方法论的改变。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一岁半，很年轻。从九十年代初起的十年中，他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30篇《自然》《科学》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顶一的高手。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满怀希望要向他学习，希望跟他学方法论、学习思维方式、学习批判性思维。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纠结，让我这才意识到，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应如何养成。我讲的例子都非常极端，希望大家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去思考，因为对你的专业不一定适用。我举个例子：理科老师会讲，要广泛阅读文献，知识要宽广，要知道现代科学进展到哪儿了，要泛读，等等。其实我在霍普金斯做博士生的时候老师也是这样讲的，要读《Nature》，读《Science》，读一些刊物，我也是这样做的。到他的实验室后，我的表现欲很强。我如何让导师知道我很能干、很有见解呢？下一篇《Nature》出来的时候我仔细读，等我有很深的见解之后，去找导师讨论讨论，就能显得我很有见解了。所以有一次《Nature》发了一篇领域内的前沿文章，我就去找导师，可是导师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读了以后再说吧。”我想导师可能最近比较忙，没有来得及读。过了一个月我又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将近一个月了，也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我们领域内的文章。我又想跟他讨论，导师脸一红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我当时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不读啊？我没敢问。等到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1小时的一对一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导师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解结构、看结构、分析结构，在写文章。我当时非常疑惑。于是我问导师，像这样的人来了，你为什么不和他交流？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我当时大胆地问他：你读文章有时间吗？他说我不读文章。我又问：不读文章如何养成科学素养？他说科学素养的养成和读最新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科学方法论的养成和科学史有关，和重大发现的数据源有关，与科学进展到最前沿的知识没有任何关系。科学知识的最前沿只是在你做研究的时候让你知道，在领域内你所处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科学前沿，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仅此而已。我问导师，那你写文章的时候怎么写？他说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会读一些文章。他讲得很实在。我希望大家能够问为什么，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需要挑战过去，要有批判性思维。第三，建立批判性思维。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包括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已是正教授、系主任。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今天我给大家演示我的一个想法，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可是，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三处错误。当时我不敢提啊，但是后来一想，那的确是有错的时候，我哆哆嗦嗦的举起手说，我想说有第一处错误。这时，我对面的师兄说“哪儿有错？啊！哪儿有错！”我哆哆嗦嗦说完，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这时我们实验室在争吵，老板说今天的组会到此为止。下午一点，老板找到我说，你学士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Tsinghua University，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他说我不关心你来自哪个大学，我关心的是你学得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给我打招呼，这让我慢慢的有了自信。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用自己所学纠正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的学术错误的经历，在我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对我仍有很大影响。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你要时刻记住，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时还要记住，不可知足常乐！我认为的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去思考和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的研究是希望能够回报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我祝愿大家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

研究生在选择专业时，就业前景是大多数人最先考虑的关键问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内对某些专业人才的需求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趋向一致，同时美国的教育水平又明显高于国内。也就是说，很多国内急需的人才在国际上也很紧缺，而这类人尤其是留学生群体，无论选择回国还是留美，都会有很好的就业前景。我们虽然无法精准判断行业未来的实际状况，但是通过目前的发展需求和趋势，完全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断。未来几年什么研究生专业最有前途？什么样的人才最急需？看高校扩招了什么！高校扩招2020年研究生报考人数创历史新高，国务院常务会议在25日推出多项招生措施，其中“鼓励高校扩大今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一条非常引人注目。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截图扩招当然不是面对所有学生，根据实际研究与就业市场需求，高校们的扩招“向理、工、农、医和师范类倾斜”，基层医疗、社会服务等岗位规模增大，“特别是国家急需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临床医学、生物制药、网络安全等领域”。划重点了！高校们扩招理工、计算机、生物医学等相关专业的学生，是因为国家急需此类人才。而这些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是美国大学的强项，其毕业生也受到美国就业市场的广泛欢迎。接下来，小编就具体列举几个这类极具发展前景的研究生项目，以及最适合在哪所美国高校求学。计算机及网络安全学习内容计算机是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生活、生产、研究随处都需要计算机的运用，在这种大环境下， 信息和网络的安全性就尤为重要。网络安全理学硕士在计算机系统和原理的基础上，学习维护性软件工具的设计和实施，以支持跨系统操作的安全性，降低被攻击风险。学生需要监督、组织、设计计算机安全架构，研究算法概念，有时还要学习风险管理和相关法律以应对非法入侵。职业发展需要计算机的行业就需要维护计算机安全。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数据，2012至2017年期间，网络安全职位增加了75％，预计2028年计算机系统设计及相关服务领域预计将增加52万个工作岗位，年增长率为2.2%。计算机及网络安全的毕业生常从事网络管理分析师、系统设计师、数据通信专家、网络安全工程师等职位。专业人员平均年薪为102,470美元，且近三年保持着平均6.3%的涨薪速度。部分职位薪资如下：数据安全分析师：$ 115,300-$ 193,800之间网络安全管理员：$ 104,000-$ 175,000之间高校推荐卡内基梅隆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生物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学习内容美国大学喜欢将学科之间进行组合，以满足更广阔领域内的专业需求。生物医学就是非常热门的一个交叉学科，主要学习应用自然科学来发展用于医学或医疗保健的知识、干预措施或技术。简单来讲，就是用生物知识解决医学问题，所以学习的课程类似于医学微生物学、遗传流行病学、临床病毒学等。申请生物医学理学硕士需要相关背景，但是相比医学院而言较宽松，所以很多人读完两年生物医学硕士后再申请医学院读博士。生物医学工程是一个更新兴的学科，在生物医学的基础上加上了工程学的理论，也就是说，学生要运用工程技术手段，研究和解决生物学和医学中的有关问题。所以学的课程类似于细胞和组织工程、生物材料、生物医学成像、纳米技术和传感等。涉及的层面广，对学生专业背景、语言成绩要求也就比较高。职业发展生物与医学的结合使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更高效，因此很多国家都将其列为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领域，前景非常广阔。交叉学科学习内容涉及面广，就业时的选择自然也更多。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2019年约有148,000个医学科学家岗位，96,100个生物技术人员岗位，这些都是生物医学学生的机会。更不用说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学生，还可以在工程领域获得发展，选项更多。由于职业发展可能性较多，所以从业者薪资差距也比较大，整体来看毕业生平均年薪超过83,000美元。高校推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圣约翰大学埃默里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马里兰大学人工智能（AI）在去年12月，麻省理工将人工智能与决策（AI+D）设立成独立的一个系。顶尖高校对于AI的重视度，体现出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现代科学的研究重点。学习内容AI的核心是赋予机器推理、规划、学习、感知、交流、工具运用等能力。计算机是学习的基础，一名AI的开发人员需要具备Python、R语言、Data science、Hadoop、大数据、Java等专业技能。但是AI又不仅是一个纯粹的计算机专业，根据其应用的范畴，从业人员还需要具备相关的知识。例如在商业活动中对市场进行精准定位时，AI需要利用概率论和经济学知识。在研究视网膜/虹膜识别时，AI又需要具备生物和工程的部分技能。常见的研究生学位如工程学AI应用硕士、AI设计硕士、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硕士、人机交互硕士等，都是AI与其他领域的交叉学习。职业发展AI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心理、语言、工程、医学等各大社会领域，极具发展潜力。虽然目前还处于开发阶段，但转化成的生产力非常惊人，创造的岗位和薪酬也非常可观。根据Paysa调查显示，全美从业者平均薪资为122,100美元。其中AI程序员平均年薪在100,000至150,000美元之间，AI工程师的薪酬则能达到171,720美元，最高收入者超过257,530美元。高校推荐卡内基梅隆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马里兰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2020年高校应届生874万人，其中约25%即188万人选择考研，占据了总体考研人数的55%。国家扩招对考生而言当然是好事，同时，这一措施也从侧面反映出未来在国内、国际上最受欢迎的人才类型。美国留学选校定位想了解自己的GPA、雅思成绩能申请哪些美国大学，可以使用留学志愿参考系统 （小程序如下）进行定位评估。使用方法：把你的基本情况GPA、托福/雅思成绩、专业、院校背景基本信息输入到留学志愿参考系统中，系统会自动从数据库中匹配出与你情况相似的同学案例，看看他们成功申请到了澳洲哪些院校，这样子就可以对自己进行精准的定位。

C9博士工资不如211硕士高，学生物的哭了，网友：计算机钱多头发少近日，一名浙江大学生物类专业的博士生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据该博士生介绍，自己辛苦读完了博士，而且还延期毕业了一年，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大型生物公司，工资税前22万左右，本来自己觉得还可以，但是跟别人对比了一下之后，这位博士不淡定了。作对比的是一位普通211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同样今年毕业，签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工资税前34万。一位博士，一位硕士，一位生物专业，一位计算机专业，高学历反而不如低学历挣得多，而且还多花了4年时间，难怪博士生心里不平衡了。论付出多少，论努力程度，博士生都要高于硕士生，为何工资待遇反而不如硕士呢？其实这也反映了这两个专业目前就业的大致情形。生物专业，多年来屡次登上红牌专业榜，被学子吐槽为“最坑专业”。而计算机专业近几年来发展尤为迅速，AI、大数据等专业人才非常吃香。为何生物类专业会被称“最坑专业”呢？严格的说，生物这个专业并不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一些生物类企业机构需要高端人才数量不多，现在已经基本饱和，他们设计出研究方向，至于基础操作则完全不需要多高的学历，甚至一个高中生就可以熟练操作。有网友也安慰那位博士：别看计算机专业赚钱多，但是他们头发少啊！当然，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生物类专业早晚会有出头之日，毕竟这是被称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你觉得呢？欢迎交流讨论！

一个严肃的中知AI我特地去采访了一位学生物的同学：「你为什么不是很喜欢施一公？」他说：「因为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嘻嘻。」施一公，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2018年4月16日，西湖大学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浙江杭州召开，校董会选举施一公为西湖大学首任校长。一个很皮的回答施一公是话题人物，有人崇拜，有人不屑，崇拜的理由，大家这些天已经看了很多，但是也会看到，并不是所有人都持正面态度，对最近施一公当选西湖大学校长新闻的评价里，不乏有人冷言冷语，如果你觉得不可理解，那么下面对「施黑」观点的梳理，会给你一个大致的原因。学术贡献：没创意，价值低方舟子对施在未来论坛年会上发表的题为《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的演讲有过辩驳，最后生气地说，施是「一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测测蛋白晶体结构的包工头」。这个称呼非常戳心。施是结构生物学家。有人批评说——「看施一公最近几年发的文章题目就知道，都是structureof........都是电镜做结构的论文，这种论文不是什么高级有创意的实验，就是廉价劳动力。」「做结构的一直在号称蛋白结构解析可以指导药物设计。颜宁和施一公需要做的事情是弄出一个drug来，而不是继续不停的解更多的蛋白。就算弄不出新药，像晓东一样开个公司做更好的me2 drug，也算造福社会。说白了，还是解结构顺手了，不愿跳出comfort zone。」什么意思呢，就是吐槽施老在做一个没啥创意，而又需要高级装备、许多投入、很多精力的基础工作，做完了，他不接着做下一步工作，转身又去做另一个基础工作。好比打地基是个苦活，还要好多钱（我瞎说的），施带着学生打完这块地的地基，也不接着盖楼，转身去另外一块地打地基去了。大致就是这个意思。网上有一段话，是回答「施一公、颜宁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这个问题的，作者应该是叫刁博。这段话说得很容易懂，大家可以看看，CNS就是Cell、Nature、Science——「施一公和颜宁这对师徒同为结构生物学家，他们在CNS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这个数据是非常恐怖的，国内很多知名高校建校以来还没在CNS上有这么多论文，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也是对这个数据望尘莫及。这么厉害，诺贝尔奖会不会向他们招手呢？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2017诺贝尔化学奖得主「Jacques Dubochet、Joachim Frank、RichardHenderson获得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理由是：研发了冷冻电镜，简化了生物细胞的成像过程，提高了成像质量。」「为什么没有给施一公和颜宁呢？他们只是冷冻电镜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做的工作也只是依靠电镜解析出蛋白质的结构。蛋白质几十万种，比较重要的至少几百上千种。在电镜下得到蛋白质的结构并非是高大上的开创式研究，得到蛋白质的结构就能发CNS，在崇拜CNS的国度里，这是绝好的论文灌水机会。」「施一公和颜宁能在CNS灌水那么多，得益于清华大学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清华大学专门用了一栋楼去安置3台先进的Titan Krios电镜，施一公还打算再购进一台。有这样的先进设备，换另外的生物学教授也能很快解析出蛋白质的结构。」去年，颜宁离开清华大学，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事引起过广泛关注「施一公、颜宁等结构生物学家的成功并非是他们的伟大，而是冷冻电镜设计者们的伟大。施一公、颜宁等人发的CNS越多，就越能说明冷冻电镜的设计者们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只会让冷冻电镜的设计者们更快的摘取诺贝尔奖，他们自己是不会凭解析出蛋白质的结构得到诺贝尔奖的。」总结起来就是，结构生物学，情怀是没有的，格调也是没有的。管理能力：不谈就业不谈钱一般不满施一公管理能力的，会以「学术大牛，管理白痴」开头，先礼后兵的意思。这批人和上批不认同施学术贡献的不知道会不会吵起来。管理有两部分，一个是他的观念态度，他以什么心态去管理清华生物的，一个是他的实际成果，抱着这个观念，取得了什么效果。首先说施的观念，主张研究型大学不应当去管就业，以及学不以致用。原话是这样——「大学是核心。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可以看到大致是两个点，一个是觉得学生老师都要专心做研究，一个是对研究外的旁骛持反对态度。然而大家并不都觉得自己的研究有意义，即使有意义，饿得头昏脑涨也并不能好好做研究。这话尤其招人黑的一点在于一个事实，施自己功成名就，对还为生计发愁的老师学生说要专心做研究，不要老想着搞钱，要有情怀，这就有点让人郁闷。况且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不仅是对研究者自己有好处，往大了说，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国家并不是因为要满足少数人的好奇心才给学术界投钱，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到提高全社会生产力水平上——现在国家资助力度最大的生物类科研方向，基本上都是分子生物学之类的有潜在应用前景的方向（也就是说，至少可以讲出让基金委官员信服的故事），如果11G研究的是虾虎鱼分类学的话（就日本明仁天皇发Paper的那个方向），那么他一分钱都别想拿到。」11G就是施一公。研究人员孤高一些没有问题，但是施是院长，扯开旗子大声疾呼这个观点，不知道学生老师怎么想。施一公和我再说施的行动成果，施一公的生物系，就业率有点儿难看。就这点来说，倒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知乎匿名用户指出：「作为一个院长，系里学生就业率比全校平均水平低10来个百分点，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仅从结果评论，施一公院长在管理方面的技术评级就高不到哪里去。——不要和我强调生物专业就业惨淡，我作为这个行当出身的人当然知道这一点，但是大家要知道，学校统计本科生就业率时，保研、考研、出国都算就业，在这种情况下生物系的就业率以8开头，和其他院系数据放在一列时总让人怀疑是不是打印错误。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清华生物系每年有5—6个学生，读了四年，既没有保研，也没有跨专业考研，也没有出国读书，更没有找到工作，而是收拾行李、拿着户籍资料回家了，整个生物系一届本科生还不到50个啊！同学们，如果你到清华生物系读书，你和隔壁两个宿舍一共八个人里，就有可能有一个人毕业以后啥去处都没有哟，你猜猜会是哪一个？身为一院之长，如此高比例的学生毕业之后不升学、不工作、不创业，管理水平只能呵呵。」对了施还说过这句话：「我有时候想，清华强则中国强。我刚回国的时候，曾信誓旦旦，要改变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让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放在这种语境下，可能意思是，让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即使没有柴米油盐了，也能不改其乐，拥有一种超脱的态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整体来说，管理观念和效果有点「不劳动人民」。另外，据说施谈学生就业的事，和他手下最牛的一个博士生毕业之后不干科研跑去搞金融了有关系，施受到了刺激。个人品格：言行相诡对施一公个人品格的质疑，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言行不一致」上。第一，是他评选中科院院士时美国国籍的事。施一公在2008年年初的时候，全时回国到清华当院长。2011年，去评选中科院院士，落选了。这事儿当时挺引人注目的，有人说是因为当时施一公还是美国国籍，当然也有人说是因为回国时间还不够长，对国家的贡献还不足；还有说他与同做结构生物学的香港科技大学张明杰教授撞车了，后者当年显示的成果更优秀；还有些阴谋论的猜测等等。不过议论最多的还是国籍问题，当时还有采访，有两段可以拿出来并列起来看，足可见当时这事儿的扑朔迷离——第一段是《新京报》报道的：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委会秘书长曹效业表示，在中科院公布314个有效候选人名单中，确有饶毅和施一公名字。「关于国籍的问题，公安部给过我们一个函。有两句话，一是从某年某日起，两人具有中国国籍，二是相关手续还没有办完」曹效业说，中科院学部主席团经过讨论后，认定他们拥有中国国籍，也将其列入了有效候选人中。第二段是《财经》报道：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院士亦作出回应：施一公落选主要是国籍问题，「当初申报院士的时侯，还没有证明己从美国获得取消美国国籍的证明」。该院士系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具投票资格的中科院某研究所研究员，他说，施一公的国籍问题到院士增选后期才得到证明，而具美国国籍者本不能申报院士。上述院士认为绝大多数院士是从全局和院士标准和条件考虑，才没有投票给施一公，「这实际上是维护了增选院士的条件」。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被推荐人需要提交当前有效的中国国籍证明。如果这两段采访都是真的话，那么大概是「中科院同意，院士不同意」的事儿，中科院出于爱才，院士出于维护规则，都没错，甚至有点可爱。但是有人就说了，施一公2008年回国，2011年评选院士的时候才忙着转国籍，「可以看出施教授是个谨慎的人，没有确定的更大的好处，不会放弃已有的好处」。知乎用户blizzard指出，施教授声明说，他是中国籍。那么事实如何呢？其实很简单，美国联邦政府有个网站叫做Federal Register, 每个季度都会公布脱离美籍人员的名单。根据该网站，施教授是2011年第三季度脱离美籍的（Quarterending 9/30）。可以想象，施教授申请院士评选了，突然在最后一分钟发现外籍不可以，于是火线换籍贯，不然没法解释为什么2008年2月就回国了，带着美籍当教授院长，带着美籍去中央党校演讲，偏偏要在评选院士的同时（还不是年初，是第三季度）放弃美籍。当然，放弃美籍也不容易，IRS要查你，看你有没有欠税，两清了才让你走，这就会耽误一些时间。施教授可能轻敌了，所以没赶上趟。这跟他设立的「放弃美国国籍回来建设祖国的科学家」形象，有点冲突，毕竟自己说过「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呢？」。第二，是他转专业去学计算机的事。大致就是，施一公曾经转行做过计算机，不过后来还是回到了生物专业。这事儿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关键在于，施一公曾这样告诫过同学们：「当你真正凭自己的兴趣走一条路，要坚定地走下去，不要轻易被周围的人和事物打动。对于我而言，从事科学研究是一条正路，我不会为周围的东西所打动。我也希望在座的朋友、同学，能好好走自己的路，不要轻易地被周围的价值观牵引，尤其是不要轻易被以金钱论英雄的价值观所牵引。」有点儿打脸。其他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只针对「为什么有人觉得施一公不好」这个话题做了梳理，列出了反对者的几个点。敬佩施的人非常多，对上文涉及内容，有不同看法的人也很多，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往往有很多版本，对某个版本的看法和评价，更是众说纷纭。比如国籍问题，站在不同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看法，科学网李宁这样写：「从2008年到2011年的三年间，他把精力都用在发文章做实验带学生作报告上，不把自己国籍的事儿当个大事儿来办，结果到申报院士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导致不能在投票之前取得中国国籍的证明。另外，政府也有责任。对施一公这样的人才，人家已经宣布放弃美国国籍了，难道不能特事特办一下，走绿色通道，给他用最快的时间恢复中国国籍？如果能做到的话，当年的国籍问题之争，也就不存在了。施一公和政府也不会为此陷入被动。」再比如转专业学计算机的事，施一公其实自己说过：「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很迷茫，我曾经想转行，转计算机，转经管。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抚养我的母亲，想挣钱，想了很多，但没有想到，一旦进入实验室以后，发现在科学研究这个殿堂，是如此之神妙，超乎你的想象。」也可以这样看，施曾经迷茫过，但后来发现自己喜爱的还是生物，所以，以一个过来者的身份，告诫大家还是坚定走下去的好。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事儿有点像父母和孩子的常态，为人父母常去告诉孩子，那条是荆棘路，我走过，不能走，孩子一定是不听的，说多了还遭埋怨，总要自己去跑一下，或者头破血流地将来和自己的孩子重复场景，或者，也许那真是一条挺不错的路呢。版权声明：本文文字、图片部分来源于互联网，如侵权请与中知专家头条（zhuanjiatoutiao）联系并予以删除。

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辱，足以立于地球之上。——詹天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想必周恩来的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在小学老师就以这句话来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而我国老一辈科学家都以身作则，海外学成归来，为祖国的强大而奋斗。而如今新一代的科学家也是如此，8位美国博士集体回国，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被称为“八剑下哈佛，共聚科学岛”。一、赤子丹心，爱国情怀近代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黑暗的百年，在这百年间国家的发展止步不前。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在外留学的学子都渴望着有一日能报效祖国，他们拒绝了国外优厚的待遇，甚至有一些人才还遭到了武力阻拦。但他们从未放弃回国的决心，找到机会便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些人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钱学森，郭永怀，邓稼先等，他们每一个人都抱着相同的信念，就是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如今从哈佛大学归来的8位爱国科学家，他们也是如此。这8位归国博士分别是王俊峰、刘静、张欣、张钠、刘青松、王文超、任涛、林文楚。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这8位科学家，但是他们8人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为祖国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8人都是早年就出国留学，学成之后便被学校聘用，留在美国工作，成为了一起共事的同事。张欣曾说过他们几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都只是普通的归国留学人员而已，而他们最特别的不过就是集体回国，相约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所强磁场研究中心工作。二、成立“科学岛”由于之前我国在强磁场方面并没有什么研究导致我国多次错失抢占科技前沿的机遇。因为在强磁场条件下可以研究物质的特征并且调用，为科学家提供发现新技术，研究新现象的机遇，所以强磁场的研究十分重要关键。从1913年以来国外在强磁场技术的研究方面，已经有了多项成果，并且获得了诺贝尔奖。如今强磁场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例如医院的核磁共振检查等。为了不想再错失抢占科学前沿的机会，国家便决定开始建设强磁场科学中心，但当时国内强磁场方面的研究就是白纸一张，没有相关领域的人才。在匡光力的力邀之下才有了“八剑下哈佛，共聚科学岛”的佳话。三、回国的先行者这8个人中最早有这一想法的是王俊峰。他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之后便来到美国闯荡后来进入了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发表了多篇论文，逐渐在学术界小有名气。在很多人眼中，他的事业风生水起。但实际上在王俊峰的心中却认为在美国没有发展的进步空间。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中科院党委书记匡光力。匡光力向王俊峰介绍了国内强磁场科学中心的规则，并且希望更多优秀的人才能加入研究。当时国内强磁场研究刚起步，对于王俊峰而言，就相当于面前有一个巨大的科研蓝图，这也直接激发了他探索未知的决心。他认为祖国就是一个强磁场，他对祖国未来的发展相当有信心，并且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回国研究强磁场给他找到了多年以来没有找到的一个准确定位那就是一名中国强磁场人。四、八人组成“哈弗团队”当还在哈佛的刘青松听说王俊峰回国发展之后，也来到了合肥科学岛考察。当考察结束之后他似乎打开了新的天地，便打电话与自己的妻子刘静商量。他的妻子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的想法法，当她丈夫所描述的宏伟蓝图之后，便跟随着丈夫来到了科学岛。而另一对夫妻张欣，王文超在美国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并且生下了一儿一女，回国会面临很多考验。当他们受到邀请时并没有直接接受，而是犹豫了。因为他们在那里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女儿也已经完全融入了周边的环境。直到有一次，他们在参加女儿的一个学校活动时，发现自己的女儿根本不认识中国的五星红旗。这件事情也让张欣夫妇思考了很久，他们也才意识到孩子已经完全西化了。为了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认识自己的祖国，他们便决定回国。2012年他们他们在美国的课题研究结束之后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科学岛。张纳从1996年到2012年在美国的这段时间里，他看到了无数美国政客抹黑中国，在美国呆的时间越久，他就越想回国发展。同时家中父母年纪也逐渐变大便，想回到国内照顾父母。当时他知道国内发展条件对于他来说更好，后来当他受到邀请，选择了回国。而任涛受到了老朋友刘青松的邀请，一直从事药物的高通量筛选的他怀揣着爱国情怀，也回到祖国，打算为国家的新药创制作出一番贡献。后来林文楚也从美国来到合肥加入了科学岛。他们8人分别研究着结构生物学，磁生物效应，动物模型，肿瘤药物这4个不同的研究方向，组成了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的一个团队。四、共创佳绩刚开始他们刚进入科学中心工作时，国内的电子厂建设在技术和硬件设施上相对于国外而言都比较差，远远达不到开展研究的要求。但是这8个人并没有丝毫的抱怨，而是利用自己所知道的知识开始为祖国的建设提供技术以及理论支持。在合肥科学岛上科学研究人员的努力之下，于2014年打破了美国人保持的水冷磁体创造磁场的世界纪录。可以说，在这些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以及多年的自主创新过程中克服了众多的难题，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而这些成就也使我国在磁体技术研究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后来当美国的科学家来到强磁场中心参观时，都在为我国的科研实力以及成果感到敬佩。后来在很多个国家实验室都宣告失败的情况下，我国的团队成功研制了唯一的高场扫描隧道显微系统，打造出国际领先的综合极端实验条件。最终使得我国固态强磁场科学研究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正是有了这些优秀人才的加入以及辛勤付出，才有了我国如今高速的发展。他们是当代英雄楷模，为我国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