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类学博士读几年

【编者按】大卫·普拉策和安妮·阿里森在最新一期的《文化人类学》杂志上发文，探讨了美国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在就业市场上的困境。两位学者在分析了这些困境后，给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些建议。最新一期的《文化人类学》杂志前文我们谈到了人类学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种种困境。那么年轻的人类学学者应该如何为求职做准备呢？就求职市场的动向而言，年轻的人类学学者最好给自己贴上如斜杠青年般的多个标签，他们的简历必须出类拔萃，能全方面地展示自己拥有的多项技能、优势和潜质，以及能在多个行业实现价值的可能性，才能受到非学术界雇主的青睐。而且，在面对非学术求职市场时，他们不能专攻某个行业，而必须研究各个不同行业的需求和特点，或者说在策略上必须这样——如果一次求职失败了，必须快速调整技能，以适应下一个或许完全不同的行业。那么，如果求职者的能力不再局限于学术界，为什么不能放弃学术机构的终身教职这一目标呢？正如参与我们研究的很多受访者所说，这个答案不言而喻：对于真正的人类学者而言，终身教职是最合适的职业选择。很少有人类学家是为了丰厚的薪资或奢华的生活而选择这个专业。他们选择这门学科多是出于热情，是希望尽自己所能改变世界，甚至是因为使命感。不难理解，作为学术型的人类学家，他们的价值是通过终身教职得以实现的。这一点或许能引起我们的共鸣，不论任何代价，即使常年过着不稳定的生活，都期望获得这样的职位，这其实是一种道德追求。与此同时，偏离这条道路的人类学学者，就会被视为缺乏热情、责任感和专业能力。现在的困境并非全然来自现代资本主义大学体系下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也来自这种人类学领域独有的价值主张。求职窘境：学术界工作一职难求，非学术界工作饱受质疑受访者们指出，工作职位的描述经常是模糊且开放的，所以就会收到非常多的申请，而接下来的招聘过程给人感觉不太透明，甚至是神秘的，这就让许多人花费数百个小时来不断完善那不到一千字的申请信，有的人甚至会找顾问寻求帮助，因为有些顾问声称自己深谙当中的规则。一位博士生猜测道，整个过程是基于一种“明星系统”，因为每个学院都在寻找自己的“明星”。这个过程也被另一位博士生描述为一种不透明的“行为协议”，学院对于候选人的“适合”标准是模糊不清的，尤其是大家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长大。这个过程中也有一种时间纬度上的考量，就像一个快速行走的时钟。在研究生院的四年学习时间里，一位访学教授自称为充满“新鲜血液”的求职市场中的“老博士”，她说自己需要“异常精彩的第一本专著”才能在其中脱颖而出。而另一位正在攻读第二个博士后学位的学者说，“异常精彩的第一本专著”简直就是能找到一份终身教职的圣杯，然而她并没有很快地将自己的研究出版成专著，因为她的同事建议她创作一部在理论上有创造性且富有吸引力的民族志杰作作为自己的第一本专著，这样，她的学术生涯几乎就可以完全依赖于这本专著了，但她的导师给她的建议却完全相反。许多人指出，即使忽略形式主义，就业市场仍然是波动不定且无法逃避的。然而博士生和研究生们表示他们会受到安抚：只要他们坚持，并且足够好，最终会获得应得的职位。当然，这种说法其实只是将压力完全交给了学生自己。许多人由于一无所获，终止了寻求终身教职的目标，许多已经开始或正在考虑非学术型工作的人也都在这么想。有人则试图消解与之而来的自责情绪，“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这是那些结构性因素导致的，不论我们的导师从个人上如何鼓励和支持我们，他们都忽略了真正的问题。”一位博士生说她已经对给自己强大支持的导师委员会感到厌倦了。另一位博士生，现在已经非常开心地受雇于一家学术界以外的机构，她说她对自己的导师们一点儿也不愤怒，但她很想对他们喊道，“快醒醒吧！”还有一位博士生说，他承认自己愿意被他导师及他自己对获得一份终身教职工作的期待所教唆，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在那些受保护的精英阶层之中。”一位来自R1级学院的博士生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在他看来，“我们被灌输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的。”他哀叹，以获得终身教职为第一要务的文化氛围正无声无息地弥漫于整个学院。还有一位博士生，也是来自于名校的培养项目，并且他是同学中唯一在学术界外找到工作的人，他提到，自己从没跟人探讨过如何找到工作，也没有任何老师们邀请他聊聊这个话题，每当他想要谈论这个话题时，他的导师们看起来不太舒服，这种信号让他觉得自己在非学术领域工作是一件有点儿不体面的事情——虽然事实上他的同学中除了临时职位，几乎没有人在近几年找到任何工作。还有一位受访者讲述，他的导师暗示他们集体在求职上“失败”说明了他们在学术能力上缺乏想象力和独创力，“你们好好想想，有些人为什么找不到工作？看看他们的那些研究就知道了。”总而言之，我们发现教师和研究生对就业的看法确实存在差异。博士生们说，在他们的求学过程中，这个问题没有被给予哪怕一点点的关注；而教师们则说，他们清楚地对来求学的学生说明了他们未来会在找工作上会碰到困难，并告诫必须自己去努力克服这一切。我们相信，虽然学院中的确会交流这些内容，但仍然有学生在培训和就业问题上是“认知失调”以及“缺少意识”的。当学生和老师们都把注意力放在追求终身教职时，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其中。而这种学科价值观与就业现状的矛盾，不仅使得人类学博士生在求职上陷入困境，同时也会是所有人类学学者会碰到的问题，或者可以说，这是整个人类学学界都要面临的问题，甚至是危机。在这重要关口，我们不仅希望关注受访者的生活状态及其生活方式形成的原因，同时，我们还应考虑，人类学是在大学系统中培养未来的从业者，而大学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下的表现方式就是特殊的，学术机构也应做自我反思和结构性调整。根据受访者的回答，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纲领性的建议来改善工作岗位紧缺的现状，虽然这些未必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但可以作为参考，从而促进交流与合作，使有效措施得以实行。建议一：在本科教育中做一些创新与妥协学术界的危机反映了大学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大势所趋。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的资金减少，私有化加剧，学费增加，学生贷款飙升，对人文社科类学科的支持远远不如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高等教育越来越像是社会用来再生产的工具，尤其是对经济和社会特权的再生产。这种趋势势必导致：一方面，学生成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对学生的价值也有更高的要求。对本科教育的评估，越来越以就业结果为导向：即学位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它所对应的工作，以及这份工作的收入。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评估标准并不是管理者倡导的，它还反映了学生、家长、媒体（例如某些臭名昭著的新闻与排行榜）和公众更普遍的意见与诉求。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能获得丰厚薪资的职位不仅仅需要某些学科的学位，还需要是重点院校重点学科的学位。在这样的意识环境下，不那么容易与社会就业对口的人类学，会很难招生，学生们会被劝阻，不要去人类学系上课或不要学习人类学专业，而这样一来，大学行政部门就会把人类学系看作累赘，并削减其学科资金，这也使得人类学系无法雇佣更多的教职员工，便也无法为博士生提供教职。尽管我们都同意面临的状况是结构性的，也是令人沮丧的，但那些教职员工并不是这个恶性循环中的被动受害者。因此，虽然我们并不建议去迎合如今大学中普遍存在的功利价值观，但确实希望教职工们在课堂上多与学生建立联系，并吸引他们。如果学生因为我们的课程太晦涩，或者因为内容含糊不清而不愿意在系里上课，那么，我们应该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都更具创意。本科生的教学所需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矛盾的是，那些前沿的人类学系往往看不上应用类工作，但应用人类学恰恰是许多本科生所需要的课程。这个建议的难点在于，正如卡西·戴文森在2017年所说的：创新教学也应该是忠于学科本身的。在大学里为人类学建立新的教学路径和合作关系也很重要，一位受访教员在另一个更具应用性的项目中已有所尝试，并取得了成功，她将其称为“跨学科培训”。另一个有建设性的模式是理查德·汉德勒在弗吉尼亚大学实践的跨学科全球研究，其中包含环境、可持续发展、安全、司法四个部门。其实人类学的课程在其它院系中是相当受欢迎的。我们还需要培养学生掌握一些可以在学术界以外应用的技能。对于研究生课程，应该增加一些可以在本科生教学课堂使用的技能，比如数字媒体、互动学习等等，这对他们获得终身教职有利，与其排斥或取消研究生项目，还不如试着以此充实本科教育课堂。重新设计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课程，会使得两者都获得更好的支持。建议二：重新探讨大学的地位，并对自己发问尽管大学私有化、工具化的发展趋势，给学科带来了不利影响，现状之下，人类学家仍需先审视自己，并与相关从业者共同探索，以主动寻求有效的改变路径。为此，我们主张集体对该学科进行认真地跨领域研究，去关注就业情况，比如谁在学术界内或学术界外都获得了哪些工作，并应用这些数据去讨论人类学家在学术界及整个社会上的就业机会。美国人类学协会（AAA）已经从这个角度发起了两项措施：一个在关注人类学界非终身教职的工作团队，以及一个新的教育、研究、专业发展部门，重点致力于扩展AAA的工作，使他们可以去支持那些不稳定的就业，或者为大家寻找可替代的工作。我们并不是想通过收集到的数据再现应用与学术或是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裂痕，其实是主张审视这种二分法，即对实践与理论进行重新认识。这一举措要求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类学课程对研究生的一系列专业追求给予支持和理解，而那些非学术界的实践，也绝不该继续遭受污名。同时，这一举措还意味着学术界的教职地位应该被重新讨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仅仅是在象牙塔之外，即使是在校园中，那些安稳的学术教职如何影响了市场化趋势以及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差距？另外，我们还必须公开讨论是否要减少或取消研究生课程，并将学院的精力和资源转向于本科教学之中。很多时候，这种建议因被斥之为新自由主义性质的高等教育而遭到谴责，但为了满足我们面对的需求，这还远远不够。建议三：团结助理教员的力量，停止利用研究生劳动力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博士生加入了助理教职的队伍，我们认为临时工作已经成为了所有人应该去处理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团结一致，鼓励有关的组织和宣传，呼吁大学有合同时限的教员与终身教职的教员共同展开持续的、强有力的讨论。终身教授也应该给管理者施加压力，以改善助理教员的条件。而终身教授还必须审视，在生产过量博士生的同时，自己在为他们提供助理教职岗位时所起到的作用。同时，教职人员应该意识到自己何时在利用研究生，他们必须舍弃所获得的好处，即获得一些低工资的研究助理，因为这会导致那些训练有素且非常聪明的人拿着不匹配的薪资，为一些技术要求很高的岗位工作，我们需要共同来停止这种利用的行为。建议四：反思学科趋势与学科转向无疑，终身教职资源的减少和匮乏，让大家陷入焦虑和激烈的竞争，为此耗尽心力。此时此刻，我们也想提醒大家重视这种环境对学科方向的影响，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每两年就会有一个“学科转向”。因为狭隘的终身教职就业市场，整个学术界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僵局，大家去迎合那些代表学科趋势的关键理论家、民族志、热点研究，对理论进行盲目的引用或偏信，也表现出了大家的消极心理。很明显，公众不会对此感兴趣，在这种冲突下，本科生自然很难对人类学产生兴趣。我们并非主张放弃严肃的理论对话，而是，对学生理论基础的训练，不应仅仅以这种方式来推动，不应仅仅局限于学科方向之中。建议五：增设方法论的课程一些受访者建议改变研究生的培训课程，以此缩短学生与终身教职的距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受到多重影响，关乎大学生态、历史、个性。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学院已经开始启动一些课程上的革新，为了回应或提前了解学生的需求，有的学院已经开始设置民族志的方法论课程和学位，以帮助学生培养非学术界职业的技能。还有人尝试在一门课程中进行连续多种的方法训练，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为不同的职业做准备，使学生能够参与到更多公共应用领域。另外有些人非常鼓励学生进行上述跨学科的培训，因为学生在这些课程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学力证明。其实，不论采用那种形式，学生都需要接受理论、学科史以外的培训，尤其是参与观察过程中的具体方法。有些老派的观点认为，这种方法必须被教授到某种程度才能进入田野实践，否则如同直闯火线，尽管现如今已经有很多田野调查或民族志研究在学院以外出现。学生需要学习如何进行访谈，记录下观察的内容，将收集到的数据综合成调查结果，但与此同时，那些措辞上的精彩转折，对田野所见所闻动人的民族志描述，学院里的理论与方法是无法教授的。在为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倡导者或者公司雇主工作时，田野调查需要有明确的材料，才可佐证及推论调查的结果。为了让学生掌握更多样、灵活的技能，必须开展这些研究训练，使他们即使不涉及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活跃在学术界之外。建议六：开展职业咨询虽然许多教授抗议道，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职业咨询顾问的培训，但他们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学会扮演这个角色。如果终身教授们成为职业咨询顾问，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建立咨询网络、提供实习的可能性等，这样一来，就不会将责任完全归于学生。虽然我们决不认为这应该成为所有教职员都做的事情，但那些听到的对就业问题所反映出的无助态度，是没有理由的。建议七：搜集就业数据人类学学科的研究生课程需要收集更多的就业数据，并且将这些数据与AAA之类的机构分享。虽然我们可以对当前的就业数据做一些测量和推断，但我们还应该建立更丰富和准确的数据库，因为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了解当前的状况，并迫使我们采取行动。建议八：重新审视并修复应用性与学术性之间的裂缝这一点其实很简单。人类学在很多方面依然轻视应用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的从业人员很少参加像AAAs这样的年度会议，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在研究生阶段也不和他们交流。然而，邀请应用人类学家参加专题研讨会，并与学生互动，不仅可以使学生不要污名化地看待应用人类学的工作（尽管有许多人类学博士生仍然会这么做），同时还可以发展出一些关系网，帮助学生们找到第一份工作。同样，学生在研究生阶段也需要获得一些公共领域应用类工作的经验。很多时候，博士生们在毕业后开始寻找非学术性的工作，是在一系列博士后、助理岗位的工作后才开始尝试的，而这时候他们可能已经40岁了，而在这种年龄寻找第一份工作，这在任何领域都很困难。学生们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晚才了解社会工作，在校时就需要一些类似的工作经验，不能因为这可能使他们在真正的学术道路上分心，就去阻止学生在研究生阶段实习，或者接一些外包工作。展望未来：人类学家的目标虽然对于人类学博士的就业困境，还没有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正如上文所述，这个问题不仅与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有关，也与学术机构、就业市场和社会经济的趋势有关。因此，即使在研究生课程上有一些前瞻性或创新性的改变，或许也只能走那么远。正如韦伯在一个世纪以前睿智地论述，市场精神并不完全符合学术精神，或者说作为工具抹去了那些学者对知识的热情。这种热情可能是一种召唤，也是对市场化铁笼的一种抵抗，它潜移默化地在我们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传播。而这种热情需要被培养，并在从事人类学研究和教学的过程中保持活力。正如很多博士生所说，他们很少抱怨所接受的人类学训练，那些知识上的刺激、努力去掌握的理论、对田野材料的分析工作——这一切都让他们喜欢，他们并不希望这些内容在未来的人类学中被淘汰或减少。而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想要成为人类学家的学生所接受的训练，也能让他们到达自己导师所处的位置上。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非常棘手。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学生，使他们不仅能得到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也葆有可影响人类学学科的潜力与梦想？作为人类学家，我们是有能力完成这一切的。

他1896年出生在湖北省钟祥县的农村，1907年，因为他父亲科举高中，举家迁往首都北京，因为父亲是读书人，他受到了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启蒙。1909年，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建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成立并招生，他以倒数第三的成绩被成功录取，经过八年的学习，排在他前面的大部分同学已被淘汰。1917年8月，他踏上了前往美国留学的远洋轮船，先在美国的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毕业后又进入美国的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由于美国的人类学是一门刚兴起的热门学科，他就成了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哈佛大学1923年，他顺利拿下博士学位并回国，成为我国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因为他的博士论文被哲学大师罗素大量引用，他在国际上暴得大名。他是李济，他曾任教于南开大学，后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讲师（因为他不能离开田野考古，只能兼职，按清华大学的校规，兼职者不能聘为教授），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梁启超一起组成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五大导师阵容。清华学校国学研究导师阵容他归国之时，在中国这个拥有广袤的土地、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考古资源的国度里，考古学还没有真正兴起，我国的很多宝贵文物都被西方国家的考古团队发掘并带走，他被挑起我国的考古界的大梁。在与西方考古团队的合作过程中，他提出：“发掘出来的文物必须要留在中国；考古发掘所得的学术报告也必须跟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在获取了足够的发掘经验后，他正式单独挑起中国考古学的大梁。李济1926年，李济与袁复礼在山西省夏县挖下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铲”，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田野考古发掘，这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正式建立，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地位也由此奠定。他曾与考古对的队员约定：一切出土文物全部属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人自己绝不许收藏古物。这一约定后来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界、民族学界的传统。他最大的贡献，是1928年主持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春秋向前推进了上千年，商朝的历史从此不再停留于传说层面，质疑商朝真实存在的声音也戛然而止。安阳殷墟1937年，在李济主持了对殷墟的第十五次发掘后，七七事变爆发，安阳落入日军手中，日本的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非法发掘，盗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发掘殷墟抗日烽火彻底点燃后，他这个柔弱书生从南京护送中国国宝一路向西转移，为了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只能历尽艰辛的在大山中兜转，顺利把国宝护送进入大西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陷香港，我国存放在香港的宝贵文物都大量被日军洗劫。抗战胜利后，李济作为国民政府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副主任，前往日本调查和索取我国被日本盗窃的文物。晚年李济他的一生，除了读书的时间，剩下的全给了中国的考古事业。前半生忙于殷墟的发掘和保护文物，后半生的三十年则忙于对殷墟文物的研究和总结，直到1979年逝世。

有意读博深造，走科研花路的同学在决定就读国家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就是该国家博士要读几年才能毕业？小曼总结了一下主流留学国家的博士学制，快来看一下最快几年能拿到博士学位吧！欧洲英国时间：3-4年学制：英国博士为导师制，很少上课，主要是跟着导师做研究。理科学生可能会花2.5年－3年左右的时间在实验方面，然后就是论文写作。工科学生在学期中间的实习对毕业论文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实习做得不错，还可提前毕业。对于文科学生，时间一般比理工科会长一点。对毕业的要求也更强调研究的自主性、原创性和创造性，无严格的论文发表数量要求，只需要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和最终的论文答辩就可以了（一般是1-2个外审，外加1个内审）。北欧五国时间：3-4年学制：岗位制&自费式岗位制PhD北欧PhD岗位完全取决于导师手头的项目。换言之导师手里有项目就会招生，没项目就不会招生。并且招生人数可能每次仅仅招1-2人。当你被录取后，入学便要开始你的研究工作，具体工作内容则要根据你和导师商量的研究计划来，或者导师的项目方向，通常学制为3-4年。自费型PhD第二种情况为自费。这里自费的概念涵盖了self-fund和external funding resource。如果有学生愿意自掏腰包开展课题，不管导师手头有没有项目，大多数情况都愿意接收你。换言之，如果你决定自费读博，可以试着尝试套磁任何你感兴趣的导师，不论他手里是否有项目。意大利时间：4-6年学制：意大利大学教育有博士研究生和专业研修两种，前者学制一般至少3年，后者一般期限同为3年。博士研究生资格的取得有导师的推荐和讲过严格的竞争考试，考试分为口试和笔试，60分满分，40分及格，考分到达40-60分才可以参加口试。意大利几乎没有提供相关硕博连读课程，但可以选择本硕连读课程，其学制一般为4至6年。瑞士时间：3-5年学制：导师制&结构制瑞士读博时长通常在三到五年不等。除了完成自己的研究，整个Program通常还需要修几门授课式课程要求，还要承担部分TA和带本科生和硕士生实验的工作。导师制，在特定的大学或学院里学习和做研究，有导师监督指导学生个人的独立研究。这类比较像美国的申请，每年固定时间进行招生，一般school会提供专业或研究方向以供申请人参考和选择，招生要求一般也只需要学生具有相应的大类背景。结构制，由校外的公司企业或研究所和大学共同联合培养，提供更专业的培训和实践机会。在大学里要修固定的学分，而研究则在校外研究所进行。这类PhD的招生要求非常详细，比如具有某种特定的学科背景或某些非常具体的操作技能。这种类型的PhD更像是“职位招聘”。北美美国时间：3-8年学制：在美国拿个博士学位，大部分学校规定的时间是五年，一般要七八年。各个专业和学校的规定不一样。大部分学校和专业可以5年毕业。国内的学生申请美国博士大多是申请硕博连读，硕士学习两年，中间要经过一次博士的资格考试，如果学生通过这次资格考试，才可以进入博士的学习，如果不能通过只能拿到硕士学位，结束学业。虽然美国博士有四年提前读完毕业或者是延期到六年甚至更长毕业的，但是一般是五年的时间。加拿大时间：3-8年学制：加拿大的博士研究生和英国的结构类似，从入学开始就比较注重跟着导致做研究而非进行教学课程，加拿大博士的入学一般为9月至4月，读博士研究生一般是三年，但有些学生学习时间更长，通常长达五到八年，以完成博士毕业论文和通过答辩作为博士毕业的标准。在大多数情况下，持有硕士学位后才能进入标准的加拿大博士课程。然而，一些大学提供doctoral stream Masters，从一年或两年的硕士或理科硕士课程开始。这些课程适合直从本科毕业的学生，但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大洋洲澳大利亚时间：3-5年学制：澳大利亚博士一般是3-5年，大部分都可以在四年内完成博士学位。由于实行弹性学制，不少人要经过5至6年才能拿到学位，澳洲学期开学时间是每年的2月份有两个学期，也有7月份开课的课程。新西兰时间：3-4年学制：新西兰的博士学制分Full Time(全日制)和Part Time(非全日制)两种，Full time一般在3~4年，Part time在5~6年左右，开学较灵活，每月均可以入学，具体入学时间可以跟导师商量。学生尽量选择在5月之前入学，因为通常上半年奖学金的名额会较多，而且导师也会有足够的时间带学生。新西兰学制与国内有较大的不同。第一年修完课，并且答辩完才可以算是Ph.D。第一年答辩不过被要求改的情况也有，一般拖三个月到半年。不同专业有不同的形式，一般是修课程或者考核，第二年才开始真正做研究。亚洲新加坡时间：2-5年学制：新加坡公立博士学制：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2-5年，一般4年毕业。新加坡公立博士只有研究方向，按照院系划分，不分小专业。具体研究方向会由学生自己选择，也可能会由教授安排。香港时间：3-4年学制：香港高校一般提供3年制和4年制的博士学位项目。3年制博士学位：一般来，3年制的PhD要求申请人拥有硕士（相同研究方向）学历背景；4年制博士学位：主要提供给优秀的本科毕业生或拥有授课型硕士背景的学生。注 ：2年制的MPhil学位的学生有机会转成博士（获得候选资格并满足课程要求）；PhD学生也有机会在项目初期有效期内转读MPhil。澳门时间：3-5年学制：在澳门，读博士一般是至少三年，大多数博士学生读到第三年时，如果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合格了就可以进行答辩，一次答辩没通过的话，三个月之后还有一次机会。以上博士学习的时间，是在一般情况下讨论。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固定的学制和学习时间，但是只要你学术科研水平超众，就能争取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下拿到博士学位。同时，如果没那么顺利，也有延毕的可能。祝大家博士学业都能顺顺利利，早日毕业！那么，在看了这些读博国家的读博时间之后，你更想去哪个国家读博呢？

有时候看到一部纪录片，可以引发千丝万缕的感慨，纪录片中的内容可以引起令人心痛而无力的感觉，因为它所述之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特别是对于那些贴近生活的纪录片，红颜秀的小编都会迫不及待的与大家们分享，而有时，这种分享也会被打断，或者叫停！比如这部名为《梦想帝国》的纪录片，一个外国人来到我们这里进行人类学的研究，然后改行成为了在各个卖场“表演”的临时演员。对于这部纪录片里发生的一切，红颜秀小编决定含蓄的为大家“安利”一番。《梦想帝国》于2016年底在荷兰上映，全片73分钟，豆瓣上获得了8.3分，IMDB上7.3分，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它算不上优秀，但它所记录的内容却值得我们一看，因为焦点就是我们、和身边的那些外国人！导演大卫·博伦斯坦也凭借此片获得了塞萨洛尼基纪录片电影节的最高奖，而他也是该片的主角之一，他是纽约大学的人类学博士，靠着奖学金来到我们这里的某个省市进行社会研究。一个白皮肤的外国人很快就在街边遇到了搭讪的美女，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偶遇、一见钟情，这是一次可以挣钱的机会，大卫被邀请去做一次临时演员。大卫被带到了某个卖房的开业典礼上，和几个初次见面的外国人组成了“临时乐队”，然后随着音乐装模作样吹弹了几样乐器，并得到一笔不小的报酬，生意好的时候，一次表演的报酬可以租房两个月，于是，大卫决定进入这个行业。被请去表演的外国人戏称自己是“白猴子”，他们不需要任何演技和准备，只需凭借自己外国人的身份即可，随后，大卫在这个行业里拍了共计一百多个小时的纪录片素材！那正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遍地都是商机，大卫这些所谓的“白猴子”会被邀请到某些农村新城，哪里人口稀少，房源充裕，他们要做的工作就是穿上制服，站在销售大楼的门口，坚持两个小时即可。随后会有大批的人群来这里看房，而这些地处荒郊农村的楼盘，在销售人员的嘴中变成了国际范儿的豪华社区！随后，就有成群结队的人开始签合同，场面还相当的火爆！而这只是大卫这些“白猴子”们众多出场表演中的一项而已，他们会出现在各种商业活动中，或站、或跳、或假装表演。他们的身份不停的转换，或是著名的建筑大师，或是知名跨国企业的CEO，或是乡村舞台上的艺术演员！而他们，这些“白猴子”，都是来自不同的中介公司，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进入到了同一个国家，在酒吧、街头、秀场，被一些中介公司相中。比如该纪录片的另一个主角Yana，她本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和别人合伙开了这家中介公司，由于火爆的市场需求，她的公司日益壮大，她手下的“白猴子”也越来越多，接的活也五花八门。她每天早上会按照工作计划，租一辆旅游大巴，拉上这些“白猴子”，然后将他们拉到各个宣传场地，开始表演。工作结束后，她会给这些“白猴子”结清相关的费用，她的业务开始急速扩张，英语水平更是急速提升，谈生意越来越精明，慢慢成为了行业内的顶尖。但经济形势是在不断变化的，由于市场的饱和、消费者的意识，这个行业开始慢慢没落，加上一些地区的泡沫破碎，那些所谓的国际社区开始烂尾，越来越多的人走上维权，Yana慢慢发现自己的事业本质上是一种极大的错误。影片的最后，Yana撤出了公司的股份，背负一身的债务，远走他乡，但是“白猴子”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们的表演还在继续。大卫也早在两年前离开了这个行业，而他记录下的这一切，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崇洋作祟！

经授权转载自：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作者：曾梦龙受访者简介：张劼颖，1983年生，陕西西安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科学技术社会研究、环境人类学、废弃物、劳工，著有《废品生活》。她说：“垃圾是一个社会之物，我的研究是一个图景，看垃圾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和人的关系是什么？”两三年前，张劼颖发现自己长年研究的垃圾从隐性变成显性社会议题，引发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讨论。她觉得，很多力量推动这个变化发生，比如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垃圾制造量最多的国家，垃圾污染和处理问题日益严峻；各地反对焚烧运动兴起；上海、北京相继推广垃圾分类；纪录片《垃圾围城》《塑料王国》等传播环保信息。当然，还有她所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希望提供给公众一种全新看待垃圾的眼光，展现垃圾的生命图景，思考垃圾和人类的关系。张劼颖最早接触垃圾研究是在2007年。当时，身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的她，和几个同学组成调查小队，进入北京六环外的城乡结合部冷水村做田野调查，研究拾荒群体。基于这些调查，她完成硕士论文《垃圾从业者的工作、生活和主体性》。硕士毕业后，她先从事一年劳工方面的社会服务，但发现有太多“认识世界”的努力尚未完成，于是放弃“改造世界”，回归学院，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读博。相比硕士期间主要关注垃圾的经济面向，博士时期则关注垃圾的政治与科技，强调垃圾的社会文化意义。张劼颖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地点是广州，她通过追踪垃圾，从而理解其污染、治理和相应的环保行动。那时，她在写字楼、居民楼观察人们如何丢弃、谈论垃圾；和废弃物设备企业家喝茶，和清洁工人、环保者聚餐，收集各个群体对垃圾的认知和理解；走访大型公共设施，在垃圾填埋场的视觉震撼和嗅觉冲击当中，重新感受垃圾；在看似高效、洁净、环保的垃圾焚烧厂，观看垃圾的意义如何被科技重新界定，“垃圾”“环保”的概念如何同时被环保者和科技争夺；走访有机垃圾堆肥设施，参加环保组织的垃圾分类项目和政府部门的研讨会议，从不同角度反思中国垃圾治理的困局。在她看来，中国的垃圾污染一方面源自于消费社会发展和高速城市化变迁，另一方面没能被历史至今的垃圾治理方案有效解决。历史上，垃圾治理体系的建立滞后于垃圾的大规模产生。被政府视为有效解决之道的垃圾焚烧技术则面临怀疑和批评，遭到居民以及环保组织的反对。在推动垃圾分类的设想上，政府与环保组织达成共识。然而，意图良好的居民垃圾分类的推进可谓困难重重。这构成垃圾治理的三重困境。因此，垃圾不是一个纯粹的环境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需要每一个行动者（如政府、生产商、消费者、环保者、某种技术）合力才能解决。“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很难”，张劼颖说。北京六环外城乡结合部冷水村一拾荒院落2015年博士毕业后，张劼颖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5年间，除了见证垃圾成为显性社会议题，她生活最大的变化是结婚，成为母亲。某种意义上，这段时间她的学术研究进度缓慢，对于人类学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田野工作很难展开。她怀念学生时代对学术的专注和勇猛，如今工作和家庭要占用不少精力。这也是不少年轻女性学者面临的困境。“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大家都会觉得工作之后比较受冲击，一直在排除各种干扰和影响，努力回到一个好的状态还挺难的。相对来说，女性会更艰难一些。”这时，张劼颖选择坚守阵地。“我会像打仗一样守住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不然就会完全被琐碎且繁重的家务劳动剥夺。”今年，她和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胡嘉明合著的《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在大陆出版。这是一本面向大众的垃圾民族志。她们将垃圾视为一种参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物质，审视它如何复杂地、有机地参与中国的转型社会，并与社会阶层的断裂、巨大的城乡经济文化差异、农民工的有限流动性纠缠在一起。“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废品生活》，将垃圾视为一种能动性的物质，了解垃圾如何生产废品从业者的群体与主体性，他们的理想与挣扎，以进一步思考在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中国，我们作为消费者和垃圾的关系、和废品从业者的关系，以及和未来的关系。”她们在书里写道。2020年7月，我们在北京见到这位年轻的人类学家，以下为全现在和她的访谈节录。张劼颖01////拾荒者和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垃圾把我们与他们连在一起。Q：在《废品生活》中，你说你并不试图寻找最大受害者，不希望把拾荒者塑造成一个最卑贱、底层、被侮辱与损害的群体，进而仅仅为了告诉读者他们有多悲惨。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一方面，你试图呈现这个群体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更愿意告诉读者他们与我们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你也试图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群体，去分析、去批评为什么这个群体被剥夺，不公正何以发生。能不能集中讲讲拾荒者群体如何丰富与多元？他们和我们有着怎样的相关性？我们该如何从社会结构角度理解他们？张：首先，他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很惨的底层，也是一个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有人干得好，有人干得不好，干得好需要技巧、能力、聪明、努力。然后，和其他城乡移民或者农民工相比，他们的收入并不少。你进去会发现，不管是年龄、性别、背景，拾荒者都很不一样，但是为什么我非要讲他们的丰富和多元呢？我抛给大家一个更复杂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如果只是把他们描绘得很惨很可怜，你看到之后很受触动，但这种故事像消费品一样，消费完了就完了，之后能怎么样呢？而客观或者平视呈现他们有一种揭示的力量，这种揭示的力量会让你意识到他们和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比如对自由的追求、对教育的重视、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一方面不想承受打工那种规训，想给自己争取更多自由；一方面却又像机器上面的零件，必须一直运转，才能够谋求生计。像所有特别重视教育的中国父母，认为下一代受的教育好了就有希望。我现在所有奋斗都是为了孩子上更好的学，还要给孩子买房子。另外，你还能看到我们和他们是有联系的，你扔的垃圾把你们连起来。如果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那大家处在生态系统不同位置上面，而他们是在帮助城市做垃圾分类。从社会结构角度，他们是从农村到城市来找生计，叫农民工或城乡移民，也可以叫散工，或者非正式经济里的非正式就业。他们看起来像是自我雇佣，在城乡之间、夹缝中灰色的非正式经济中找到谋生领域，等于自己开拓空间，创造谋生方式。毫无疑问，他们受的不公正，首先是一种刻板印象、歧视和污名化，因为跟垃圾打交道，人们会躲避他们，觉得脏、危险。另一方面，表面上他们是自己的老板，但实际上他们是非常辛苦的劳动者。他们通过分拣和积累的劳动，才把零价值的垃圾变成有价值的生产原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付出大量劳动，没有任何保障、权利，是产业链里非常分散和最底层的工人。像他们来北京这么多年，所有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跟他们都没什么关系，也很少会去别的地方，就躲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边，很真空的位置。Q：你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城市不断经历空间改造、功能重组、产业升级与正规化，随之而来的是低端人口出局、废品行业紧缩。与此同时，伴随着垃圾分类的高歌猛进，垃圾议题也日渐显著。”而且最近这段时间，新冠疫情估计对他们雪上加霜。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的变化对拾荒者和废品行业有很多不利影响。你怎么看？张：因为我没有做调查，所以没有基于研究的结论，只能说一点感觉。一方面，放在历史里看，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合法性，所以当一个城市有什么变化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赶走。但是，他们挺有韧性，因为是非正式经济，很善于在夹缝中找到机会，又会不断回来，很难讲他们是不是能被成功赶走。这些年确实是对废品行业的冲击一轮接着一轮，包括每次环境整治会拿他们说事，说这是脏乱差，影响环境，包括会建一些更正式的公司和产业园来取代零散、非正式的废品回收。另外，现在推动垃圾分类，有一些大城市会觉得让一些正式公司或者技术进来，是不是比他们做得效果好一点？过程中可能会更干净，更好控制、管理。但是这种意愿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实现。北京可能更多是行政力量对于城市规划和市容市貌的管理，其他地方有产业更新升级，从非正式化到正规化的趋势。所有这些都会对他们造成冲击，但是长远来看，我觉得他们是不是真的能被赶走都很难说，我不是说他们没有问题，比如他们确实在回收当中会造成二次污染，而且他们肯定不是为了环保才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挣钱。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有一些优势很难被取代，比如高度流动性和灵活性。一个正式公司或者看起来高大上的智能技术想要做到他们那种程度很难，比如有效率地收集、分拣、拆分、辨别。他们这套太高效灵活，目前我没有看到正式系统或者技术有能力取代他们。02////垃圾是一个系统问题，但也不能低估每个人的能动性。Q：十多年来，你做的研究试图给大众提供一种全新的看待垃圾的眼光，讲述一个完整的关于“物的社会生命”的故事。在讲述垃圾的故事之前，我想问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垃圾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张：我们的垃圾治理有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滞后性，一个问题暴露之后，我们后面才会出一些方案解决，比如禁止那种白色塑料发泡饭盒，禁塑令，垃圾围城，外卖、快递、共享单车的垃圾问题。如果不够前瞻，总是滞后。这是垃圾本身性质使然。其次是高速城市化。垃圾是城市排泄物，你总想把它排到外面，但是没有绝对的外面。以前的郊区很快变成城市，以前那个地方扔的垃圾或者规划的垃圾处理设施很快变成问题。人们不愿意垃圾集中中转中心和处理设施在自己家周围，所以国家想用焚烧方案，觉得可以高效环保地解决问题，可是会被居民反对。还有一个难题是垃圾分类推不动。垃圾分类的意愿非常良好，说了很多年，不同地方也不停地说，可是实际上推动效果怎么样？你看北京已经一段时间，大家做得怎么样？这是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污染每天都在发生，我不能说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我会说有这么多问题存在，而且这些难题今天依然存在。Q：你强调垃圾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这个系统可以分为两段，一段是成为垃圾前“物”的故事，包括日常生产和消费系统；另一段是成为垃圾后“物”的故事，包括城市的垃圾分运和处理系统。我们先谈前一段，你觉得有哪些地方可以反思？张：对，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前端问题。比如生产会有设计，电子产品预期寿命是一年还是三年，预期你是坏了之后可以拿回来换或修，还是预期你一年之后扔掉变成垃圾，再去买新的。它会用五六层包装，还是简化包装。它会设计很容易分解、拆分，方便垃圾分类，还是会让这个东西很复杂，很难分解。这是垃圾之前的问题，但事实上就是这些之前的问题才让垃圾变成问题，有一部分是生产者的责任。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说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环保宣传教育有一个问题是把系统性的问题个人化。这样的话，大家一开始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很快发现不能做很多时，就变得很沮丧，会觉得算了吧，我也搞不定，那就烂到底吧！另一方面，你不能低估每个人的能动性，消费者能动性是真实力量，假如我们每个人都不去买一种东西，比如包装太复杂，那生产商一定会想办法减少包装。Q：后一段是你主要做的研究，也分析过中国垃圾治理的三重困境，包括滞后于社会经济变迁的无害化处理工程、遭遇全国性抗争的垃圾焚烧计划以及难以推动的垃圾分类运动。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讲，你觉得中国的垃圾治理做得怎么样？张：垃圾治理是个全球性问题，大部分做得不好，做得好的国家各有各的好。那些做得好的国家其实有点特异性，有很多历史渊源，挺难直接效仿。比如日本做得不错，这跟日本一直以来非常在意环境有关。他们从小受环保教育，讲自己的资源很少，一定要珍惜资源。还有一点，日本妇女的就业率比中国要低，全职家庭主妇在承担这样的劳动。因为垃圾分类比较麻烦费力，尤其如果垃圾分类做得足够精致，要定时定点收运。再比如中国虽然在消费者这里垃圾分类做得不好，但是我们有挺发达的非正式废品回收，导致废品回收的比率也不低。本来就有一个挺高的回收率，所以再在这个基础上提升就会有点困难。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因为环境成本低，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当中地位又比较低。一方面，这些国家会成为发达国家的“垃圾场”，接受发达国家的垃圾；另一方面，很多人要从垃圾中谋求生计，有大量以废品为生的群体。美国是高浪费的国家，但欧洲做得好的国家也不多。被400多个垃圾场包围的北京Q：最近两年，上海和北京相继在搞垃圾分类运动，再往前，你也做过研究的广州也推动过垃圾分类。你觉得为什么推不动？张：简单说，一个难在于垃圾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指望个体行动者改变是很难的。我们每个人是在一个系统当中，比如你看广州的垃圾分类，要求你拿到一盆花的时候，植物、泥土、盆，你要分成三样。我们被提供的商品和生活模式已经是这样，个人能做的就会变得很少，或者要做会很麻烦。有一些楷模能做到，但不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做到，尤其有些生活非常辛苦，非常少时间精力的人，对他们来说更难。还有一个难，难在它是日常生活中，甚至是关起门来家庭里的私人行动。今天市政出一个政策，是不是就能让每一个人在家庭私领域内改变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而且这是一个习惯，是让你本来简单的事情变得相对麻烦和复杂，就是会很难。这里边又有社会大众地接受、理解、认知，如果没有认知基础，大家没有形成共识，认为这个东西很必要，值得我花这些麻烦来做，也就会不太愿意配合。Q：你曾研究过广州番禺2008年到2011年的邻避抗争，在相关论文结尾提了很多问题，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一个是运动组织化、议题主流化之后，反焚行动是否还能有效地作用于环境治理？是否类似有些学者所论断的那样，被国家纳入治理系统，丧失了一种制衡的“战斗力”？现在过了几年，你对这些问题有什么观察或者想法吗？张：你要直接去看邻避运动，它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环保运动，因为它只是说不要建在我家附近，但它会建到别人家附近，最后变成谁更有权力、资源、能力把这个东西赶走，没有权力或者资源的社区接受这个东西，所以邻避只是维权行动，但也不是没有意义。长远来看，他们更多作用在于增加议题的可见性，让政府看到垃圾是个很麻烦、很让人头疼的事情，放在谁那儿，谁都不愿意。对于政府来说，会更积极治理。包括这群人本身，一些人维权结束就跟我没有关系，也有一些人会继续想说是不是有更好办法推动大家用更环保方式处理垃圾？有一些核心的人成立NGO，成立NGO之后，包括推垃圾分类和减量，垃圾的资源化、更无害化处理，但不是以前那种抗议行动模式，变成推动市民环保。Q：还有一个是反思运动的局限性。你说：“反焚者们试图采用环保主义来作为行动的进路，宣称追求更为普遍的环境福祉，组织成立后还声援垃圾管理危机背景下的清洁工人和农民，试图把他们利益和尊严纳入垃圾治理蓝图。这些后续的行动努力是否／多大程度上能推进垃圾治理的环境友善和环境正义，还有待持续的观察。” 现在过了几年，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张：他们确实参与并推进了环境治理，把更友善的垃圾治理的观念带给政府和市民，影响了一些人和政策。但是对现实的改变，这个事情太难了，几个NGO的力量太有限，不太可能一下就带来很大改变，只能循序渐进推动，从星星点点开始。中国有一个零废弃联盟，零废弃联盟就是有不同NGO和个人组成，真的活跃在废弃物议题上的有那么几个，主要分布在北京、广州、上海、芜湖。垃圾焚烧厂激起“邻避运动”03////人类学正发生重视物的趋向，关注人与非人之物的关系。全：你做的研究的一大视角启示是借用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建构垃圾为中心的故事，讲述垃圾与政治、经济和身份认同的关系。你还说，现在人文社科学界越来越重视物和物质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物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情感、实践，甚至参与建构知识，重构社会关系。能不能讲讲如今人文社科学界为什么会发生重视“物”的趋向？张：我可能之前说得有点大，这个本体论转向是一个新的趋势，国外人类学稍微明显一点，国内只是在提，还是相对前沿一些。这个本体论转向简单地说，其实就是以往觉得有主体和客体，人是主体，其他自然万物（如植物、动物、细菌、病毒）是客体，好像人跟它是主客体二元。转向就是说那些东西有能动性，我们不应该用主体和客体来理解这件事，它们也能施加改变和影响。就像一个新冠病毒把我们整成什么样，或者一个技术出来之后，并不是按照你想象的方式去发展、应用、传播，它会有一些意外后果。以前我们想象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宰，人是万物的中心，人站在最高点可以控制和俯瞰所有事情。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大自然会反攻。一些看起来没有生命的东西，或者说一些不能像人一样有思维去言说的东西，人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它会对人施加一些影响。说起来这个思想并不复杂，但是它对针对之前的研究范式来提的。以前的分析只分析人，新的视角不是只看人，会分析人、环境、物质、空间、设施、技术，我们会认为那些东西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力，分析所有这些东西的关联。不再认为“社会”和“自然”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生产。现在一些比较新的人类学叫多物种民族志，可能讲人和动物、植物的关系。Q：人大的赵益民老师对这个视角有一些批评，他说：“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限度：在一个不允许（或者说轻视）国家、权力和资本在场的制度分析框架里，我们最终收获的是一个崭新的分析视角、范畴和可能性，还是一个与现实渐行渐远因而缺乏解释力的扁平本体论？”你怎么看？张：赵益民的批评我很同意，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在研究当中会对不平等政治经济关系特别敏感的人。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国家、资本和个人都是一个行动者，好像权力关系就抽空了。明明国家、资本那么有影响力，一个细菌或个体没有那么大影响力，你却说它们都是网络上的行动者，都在施加影响力，把这个扁平化了，不去看现实社会当中的不平等，也不去看这种权力分布不均衡。这是很多人对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新物质主义本体论转向的批评。但是，对我来说，做任何研究都需要一个理论视角，这个理论视角就像一把刀一样帮你把现实切开，但是每一个视角既然是一个视角，就一定有看得见的地方、看不见的地方。这是个技术问题。但是，一定要知道它的缺陷，或者说它在打开什么的时候，同时遮蔽什么，每种理论视角都是这样。多物种民族志代表作之一《末日松茸》Q：除了细菌、病毒、垃圾，能不能再讲讲多物种民族志的相关研究？张：还有研究松茸。因为松茸是一种奢侈消费，而且它会影响其他国家，连接不同族群。还有去看森林和人、人和虫的关系。我一个朋友，美国学者Amy Zhang也研究垃圾处理，她会去看一种吃厨余的虫子黑水虻。厨余垃圾的处理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垃圾分类分完以后，那些厨余怎么处理？堆肥还是沼气？还是其它技术方案？她的文章里说，中国传统有人和虫共生的历史，如养蚕、斗蛐蛐，但随着现代化、都市化，还有灭四害运动，我们逐渐把和我们共生的虫驱逐出生活之外，但是现在养黑水虻吃厨余的技术，她觉得是一种非常本土的方式解决本土问题。我很佩服她的研究，但有一些细枝末节的商榷。我不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虫是有害有益之分的观念，而且中国古代也有对虫的驱逐，比如焚香烧艾草，皇帝举行大规模仪式祭天来驱除蝗灾。你不能理想化说传统中国都是跟虫共生，特别好，到了现代中国，都把虫赶走，不是这么截然二分。但是，她整个思路很妙，提供了一个例子，解释了国外学者怎么研究技术和社会生活、人和非人之物之间的关系。Q：你一直关注环境和技术的互动，并且说“环境政治实际上就是环境知识的政治”。为什么？相比其他因素，“知识”在环境争议中扮演什么角色？张：因为你怎么样处理环境，其实是基于你怎么样理解它。你是把它理解成需要征服、可以取得资源的对象，还是把它理解成你很敬畏，你处在里面。这些是不同环境知识，基于这种理解所建立的一整套知识和逻辑，你才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且这种知识之间互相争夺，胜出的那种知识会变成主流。比如垃圾就是一个例子。你是把它当作完全的废物，还是可以使用的资源，就决定你怎么样建立处理系统，分类还是不分类；不同技术之间的争夺，填满还是焚烧。每一种环境治理方案都有利有弊，都有输家、赢家。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是环境政治、环境公平的问题。现在中国你会看到两股力量，一个是垃圾分类在推，但不管你愿不愿意、接不接受，它正在发生。还有一个胜出的环境技术是垃圾焚烧，带来上亿、上百亿的项目，改变景观、格局和经济，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广东省2010年末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现状项目布局图全：你曾从事一年劳工方面的社会服务，但后来发现有太多“认识世界”的努力尚未完成，于是放弃“改造世界”，回归学院。那你现在怎么看研究者和行动者两种身份，以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者之间的张力？张：对于很多年轻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张力一直存在，对现实关怀的焦虑、疑惑和沮丧或多或少都会有。有人会反思，我做研究，究竟给社会带来了什么益处或者改变？有人会担心，论文是不是发完就完了，只是小圈子自话自说？现在甚至连同行都不会看彼此的文章，只是知道别人在哪儿发了一篇什么，但也不一定会读。它就是绩效，你得活下去。那么，这个研究对社会有什么用？很多人或多或少都会拷问自己。我也会听到同事说，觉得“很没意思，想要做一点实事”。最终大家都是在这种张力中找到一个自洽的答案，一个合适的位置，即使是最后回归纯粹研究的人。我也是在这种折腾中转来转去，从最开始很冲动，想直接改变世界，可是真的去做行动又会发现有好多具体问题很复杂，特别容易怀疑一个简单的立场或者方案是不是站得住脚，觉得太多问题先要搞清楚。每个人天性不同，我比一般做学术研究的人多一点行动力，但是比起做行动的人，又会退后一步，反思很多。这问题没有对错，每个人可能都会找到最能发挥自己所长的平衡。我的所长可能还是退回一步去解释、反思，不是站在前面行动。我也比较软弱，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田野调查时的张劼颖，看拾荒者打牌。

2019年10月28日，小西和一个博士师妹恰好聊到博士毕业的话题。在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后，师妹博士在读大学取消了之前存在的“免盲政策”。免盲是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发表学术小论文层次和质量达到学校要求后，自己导师可以推荐评审专家给研究生院，再安排博士学位论文送审给推荐的专家。免盲让博士生们非常心动的地方在于其有2个特色：一是专家是博士生自己导师推荐的，评审结果肯定会带有一定主观偏向，很少会遇到所谓的不同意答辩。专家基本都是导师的熟人才会推荐，甚至学生自己参加学术会议时也有过接触，能免盲肯定有几篇不错的小论文打底，给的评价/评分不会低。二是评审回复非常迅速。极端情况就是5-7天内完成论文评审、评审意见回复。而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正常走盲审渠道的话，通常需要提前3个月。比如说，2019年12月参加答辩的博士生，9月份就得将自己的论文送审出去，否则可能赶不上12月的答辩。师妹们这一届，学院（2个专业）招了21名博士生、4个直博生。之前再她们入学时，学校的博士学制还是3年。如今学校已将博士学制调整为4年，3年毕业得走破格渠道。4年学制的优点在于博士延期率高，学制延长后可以享受国家1500元/月的博士补贴，减轻博士生延期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读研、读博期间再和家里要生活费，相信很多研究生开不了这样的口。靠国家补贴、导师补助能解决生活肯定是最好的选择。在他们这届21人（不含直博生）中，大约有8人可以2020年6月毕业（3年博士毕业）。她自己感觉4年、4年半才能毕业，压力非常大，目前小论文已达学院和导师要求，但是成体系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有很多实验未完成。提到“4年半”就是她比较担心是否能赶上论文送审，毕竟前文我也提到盲审需要不短的时间。而且，她是婚后读的博士，可能还遇到怀孕的问题。之前，我就有师姐读博期间怀孕生子，为了保胎，被迫延期一年多（5年半毕业）。聊到师妹的例子，就是想说其实博士毕业的年限比较集中在3-5年，看学校研究生院文件，最长可以7-8年。超过时限后未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就会被清退。每年都有看不到不少大学发布硕士生、博士生超期限被清退名单。其实，我想说在博士第5年还没有什么进入状态、混日子或导师指导有问题，基本上后面2-3年也很难出足够的成果和撰写一篇逻辑合理的学位论文毕业。当然，硕博连读、直博的学生相对来说，毕业的时限会短些。以硕博连读为例，研三直接转成博一，基本上硕士2年+博士3-4年（5-6年）毕业概率很高。相比普通招考、推免审核的博士生，能节约1年时间。直博的话，得看不同大学的具体要求。就我所知，部分高校明确要求直播生得5年内毕业，否则将无法授予博士学位。非常严格，这也是不是优秀推免生在面对是否直博时，比较犹豫的主因。之前，我曾发文聊过硕博连读、直博，和优点共存的缺点是毕业难、没有中间退出机制。有心做科研的同学，其实我还是很推荐硕博连读、直博的，做科研“逼一逼”自己很有用，潜力就是这么激发的。之前，我就有师兄硕博连读5年后，觉得不合适做科研，退学以本科学历求职找的工作。但是，目前中国科学院大学部分研究所可中途申请转为硕士参加答辩，授予硕士学位。高校在这方面受限于学信网的信息注册，不太乐意提供这样的选择。当然，博士毕业的学校、学院要求会稍低些。读博过程中，还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是导师。并非每个导师都要求高，得看性格和课题组氛围，博导中有乐意将自己博士生早日送毕业的，也有严格要求，不达标准不放人送审、答辩的。你身边熟悉的博士生是几年毕业的啊？有被清退的博士生吗？

每当别人和我聊起学历的时候，被问到最多的就是：在美国读博士难嘛？我只想说09年到了美国之后，我先读了硕士。硕士毕业后我利用OPT全职工作了一年（关于OPT：），在此期间，我硕士阶段的导师和我工作时的上司一直鼓励我继续读博，他们对我很有信心，认为我一定可以完成博士学业，所以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开始了漫漫读博路。先说说如何申请博士，每个学校、每个专业博士的录取要求各不相同，但也大同小异，我读的是文科类博士，首先需要有硕士或同等学历，然后要一份自我简述「personal statement」主要是说清楚为什么想读博，为什么你是一个合格的博士生候选人「doctoral candidate」等，说白了就是要说服导师录取你。接着还需要2-3封推荐信，推荐人可以是你以前的老师、工作单位的领导等，主要是向导师推荐你，其实就是夸夸你。我的专业还要求交一份写作样本「writing sample」，主要是想看看我的文字表达能力，我直接交了硕士论文，我认为这个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还有就是两年内有效的GRE成绩。作为国际学生一般还需要语言成绩，但是因为我硕士也是在美国读的，语言成绩就免掉了「wave」。这是第一轮的纸质材料，审批通过后还有第二轮的笔试和面试。笔试我觉得很像限时命题作文，考试当天给你一个跟专业有关的案例「case study」让你进行分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写作。面试跟工作面试很像，坐着一排教授，挨个问你一些问题，你要一一作答。全部结束后，会通知你是否被录取了。被录取以后就正式开始了读博之路。根据我自己读博的经历归纳总结下来，主要是几个重要的部分：课程「curriculum」论文开题答辩「proposal defense」博士资质考试「qualifying exam」论文撰写「dissertation」论文答辩「final defense」博士毕业01课程curriculum课程很好理解，就是每学期都有相应的课程，每门课都要通过，美国对博士的成绩是有要求，本科阶段拿C就算通过了，博士要拿B才算通过。所以每学期的课业压力还是很大的，基本博士阶段大家都是冲着A去的。而且大量的阅读、写作、演讲等，真的很不容易。博士阶段我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时间，因为英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课后要花大量的时间才能完成课业，熬夜真的是常态。02论文开题答辩proposal defense我的专业是在读博第一年就开始准备论文了，每学期都有一门一个学分的课是专门指导论文的，从刚开始的选题，到后面一步步的写作，都有相应的指导，这点我觉得特别好。论文的开题答辩「proposal defense」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这关系着你博士论文是否能有一个好的开始。开题答辩的核心在于向教授们说明你论文选题的意义，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课题，准备采取什么方法来研究这个课题，可能产生的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有什么建设性的意义。要让教授们觉得你这个论文可行、有价值。这样你才能顺利进行下一步。03博士资质考试qualifying exam读博第一年结束后会有一个资质考试「qualifying exam」，严格来说你只有通过了这个考试才能算是真正的博士生「doctoral candidate」。如果考试不通过，是会被劝退的，所以准备这个考试的时候压力真的很大。我的专业是八月和十月各有一次考试，八月没考过的十月可以补考一次，补考不过就劝退了。平心而论，我是很担心这个考试不过的。考试都是主观题，主要是考之前一年学过的所有内容以及一些融会贯通的知识，时间是四小时。为了准备这个考试，我把准备高考的劲头都使了出来，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通过了，终于可以安心继续读博了，但是我的同班同学有考两次才通过的，也有两次没考过退出的，所以这个考试真的是读博路上一个坎儿。04论文撰写dissertation贯穿读博始终的就是写论文了「dissertation」，为了这篇论文我不知道熬了多少夜，掉了多少头发，死了多少脑细胞，流了多少眼泪。不过当完成之后，回头看看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首先，在我顺利通过开题答辩以后，系里会根据我的研究方向指派一位导师给我，也就是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主席「committee chair」，要组成一个完整的指导委员会还需要两位教授，我的chair主要是指导我的研究方向，另一位委员「committee member」也是系里的教授，主要是指导我的研究方法「methodology」，最后一位委员「committee member」需要是相关专业从业者「professional」，因为我研究的是教育管理方向的，所以我邀请了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戈山分校「CSU Dominguez Hills」的副校长作为我的指导委员。这样一来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就齐活了，三位教授在我写论文的过程中给了很多指导和帮助，真的很感激。我的研究和我当时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教育管理者来美国学习以后的转变，所以我工作单位的上司也给了我很多理解和支持。总之，在我自己的努力和身边人的理解、关心、帮助和支持下，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且发表了，回首过程虽然艰辛，成果还是喜人的。我的博士论文05论文答辩final defense最后就是论文答辩了「final defense」。论文答辩是完全公开的形式「open forum」，系里会提前通过邮件的方式公示某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时间、地点和主题，欢迎大家都来旁听。答辩当天你要详细地将自己的论文介绍给听众，介绍完以后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三位教授会提问，你要现场作答，他们问完以后在场的其他听众也可以提问，你都要一一作答。提问全部结束后，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三位教授会集中讨论，决定是否让你通过，如果顺利通过，那么恭喜你，你的博士学位算是顺利完成了。我的论文答辩虽然读博的一路艰辛，但说实话现在很多细节都不那么清晰了，但是读博的日子让我成长了很多，也让我发现只要你愿意努力，还是有很多潜能可以发掘，有很多你原以为完不成的事情原来是可以被完成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愿每一个努力的人最后都能收获成功

有这样一位“灭绝师太”款学霸女博士戴韵，她十六岁那年入学北大，十年后，二十六岁的她是双本科学位，双硕士学位，还有一个含金量全球瞩目的美国教育人类学博士学位。现在的她还在美国从事教育学博士后研究。也许你会联想到，16岁就考入北大，这位学霸的父母肯定从小就把她当“实验”培养。其实事实恰恰相反，这样一位一路开挂的学霸，却从小就是放养模式。小时候她的父母都在外地，工作也忙，她从小和外婆一起生活。外婆没有多少文化，大字不识几个，从小她就是看看电视，和姐姐一起玩。因为没人管束自己，外婆也不会写字，所以在她上学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还是临近上学前妈妈突然想起来，才临时抱佛脚的给她恶补了几天。从小父母对她的干预就很少，他们充分尊重戴韵的选择。就连她觉得晚自习太无聊，不想上晚自习，父母都帮她给学校申请不参加。连学校组织的晚自习都不去了，更别提什么兴趣班、补习班。虽然在他们家找不到任何形式教育的影子，但是戴韵的原生家庭中的学习习惯却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她的父母都喜欢看书，小时候她还不是识字的时候，就充当家庭图书馆的管理员。开始的时候她会把书架上的书从高到低排序整理，后来识字后，她开始把书架上的书按照书名首字母或者年代、题材等排序。这一面书架墙成了她小时候的游乐场，她每天泡在这里乐此不疲的排序。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她也加入父母的行列，每天都要在这里窝着读上几本书。从世界名著儿童简版再到儿童文学小说《神秘岛》，她发现书架上的书正在随着她的年龄增长默默地发生着变化。一路成长中，她的世界一直伴随着阅读。她说阅读给她展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阅读解释了她对世界的各种好奇，而不断涌现的好奇心又驱使着她读更多的书。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好奇心，她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了一项和自己已读传播学专业大相径庭的教育人类学。在决定攻读教育学之前，她曾想过做一名财经记者。在此之前她也在新华社和财经杂志这些媒体实习过。她发现不同立场的人之间的讨论，常常会演化成一场口水战，不仅没有增进理解，反而相看两厌。要怎么样才能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从沟通到理解到底该如何进行？带着对于人类认知和思维方式的疑问，她接受了一位知名的教育学教授Judith Green的邀请，跨越大洋去美国攻读博士。在美国，教育学博士的平均毕业时间是8年，意思就是大部分人需要耗费8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从这个专业毕业。那么跨专业而来的戴韵需要多久才能毕业呢？会不会比8年还多？现实可能会让我们惊掉下巴。戴韵仅仅用18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完成该专业的博士学位，打破了很多人的疑问。虽然最后的结果是仅仅的一年半时间，但是戴韵最开始的压力却是很多人都无法承受的痛。因为是跨专业学习，所以从一开始她所要承受的压力就非常沉重。每周上千页的阅读材料，对于她来说根本是读不完的。不仅仅是阅读量巨大，很多专业名字她一点也看不懂。每周的例会，听着导师滔滔不绝地在讲，她仿佛就在听天书，因为一句也不理解。她自己说当时的自己每天都在哭，除了哭就是狂吃。因为失眠再加上精神压力大，她一个月胖了十斤。巨大的打击让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智商有问题，为什么一点也看不懂。这个时候她冷静了下来，试图找到曾经的自己。她回想起中学时爸爸传授她的思维方式。在中学时，历史课的学习让她十分头疼，不同朝代的改革五花八门。如何找出这其中的共性和特性，让她一点也摸不到头绪。这个时候爸爸交给了她一个办法，爸爸带着她一起把不同的改革措施列举出来，然后逐个分析这个措施背后所针对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是谁和谁的矛盾，又该如何平衡这个矛盾。带着问题找答案，找到事物之间的联系，推断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正是这种思维模式让她找到了方向。在后期的学习里，她发现自己跨专业的学习模式更成了自己特有的优势。它开始在传播学和教育学之间找共性，利用自己国家化的教育背景，提出了一个适合自己的选题：如何用传播技术促进教育资源国际化配置。因为自己多元化的自身优势，她收到了很多老师的科研邀请。在未来的研究方向上，她想做到科研和实践的平衡，为教育事业的未来突破出新的方向。

人类学专业的学生留学都学什么课程？去哪些国家留学更好？同学们最关心的，人类学专业就业前景如何？你想知道的，小编来为你解答！01、专业介绍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最早见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及行为的人的描述中。当代人类学具有自然科学、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源头。它的研究主题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人类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一个是追溯人类今日特质的源头与演变。民族志(ethnography)同时指称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依据人类学研究而书写的文本。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则称为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02、国外的人类学究竟学些什么？美国大学人类学专业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中创造出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宗教体系。人类学者通过比较研究，找出这些文化制度之间的异同，从而探求人类生存的本质。人类学专业内容和分支非常广泛，主要有：人类学与宗教，科技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全球遗产，发展、保护和人道主义等。提供的课程有上百种，从宽泛基础的简介到具体某一地区的研究，从人类起源到当今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到遗址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还有研究玛雅文化、北美原住民、亚马逊地区、非洲国家各个方面的不同课程等等。学生的参加的科研项目也遍及全世界。说到当今科学界人类学研究最权威，可以说是在英国。在英国以及许多欧洲的大学，这些分支往往安置在不同科系，且被视为不同的学科。除了人类学专业的涵盖范围广泛，人类学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知识更新速度快。所以选择人类学专业的学生需要兼通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只有研究型和创新型的人才在就业方面才能更具有优势，适应能力才能更强。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硕士课程来说，学生可以选择的课程有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婚姻、家庭与性别，政治人类学，东南亚人类学研究，亚马逊地区人类学研究、人类学与人权等等。03、人类学相关专业大致的就业前景介绍人类学专业面广，知识更新迅速，学生兼通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属研究型和创新型人才，就业途径宽，适应能力强。选择毕业后回国的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能胜任民族、宗教、计划生育、文化、民政、旅游、宣传、政策研究等工作。毕业后可以去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共组织和私有机构担任行政、文秘和各项管理工作，主要以博物馆、民俗研究机构、考古方面为主。有的学生还能进入相关的媒体机构担当记者、编辑的角色，进企业从事市场调查等。在美国的人类学专业毕业生中，71%的学生在毕业之前或刚刚毕业时找到工作，28%的学生在毕业1年以后实现就业。按照10分制进行计算，该专业的应届就业率指数为7.20，与其他专业相比，应届就业率指数属于中等偏下。对90%的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他们的职业目标都是拥有终生教职，并会为其努力奋斗。但不幸的是，在整个美国，这种职位的空缺极少。与此同时，据推测，只有16%至21%的博士生能在毕业五年内获得终生教职，哪怕只是在任意一个学院中，可见该职位的稀缺与竞争之激烈。但获得终生教职仍然是大多数文化人类学研究生志之所向，导师也希望他们致力于学术研究，并鼓励他们坚持信念、克服困难，以获得教职为职业目标，尤其是在该领域前沿的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