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博士

这是一个有关美国历任总统之死的系列文章。从1776年起直到今天的244年里，美国一共出了45任总统，除了第39任吉米·卡特、第42任克林顿、第43任小布什、第44任奥巴马，以及现任的特朗普外，其它40任总统都已经成了历史人物。今天说的是第二十八任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他有好几个博士头衔，妥妥的学霸。学霸1856年12月28日，威尔逊出生于弗吉尼亚州斯汤顿的一个牧师家庭，少年时期，父亲被哥伦比亚神学院聘为教授，所以他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长大。1873年，16岁的威尔逊考入戴维森学院，一年后转入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法律，但因为身体原因中途退学。在这几所大学里，威尔逊博览政治、哲学和历史书籍，并对政治产生浓厚兴趣。完成学业后，他在亚特兰大开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但经营惨淡。不得已进入Bryn Mawr学院和卫斯理大学任教，顺便于1886年荣获历史与政治科学的哲学博士头衔，后来又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在大学里，威尔逊开始逐步发达起来。1902年，他所撰写的《美国人民史》震动学术界，同年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当了几年校长后，威尔逊辞职转战政界，并于1910年被选为新泽西州州长，两年之后更是打败了老罗斯福和塔夫脱，一举问鼎总统宝座。总统威尔逊一共干了两届八年总统，在这八年里，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一战。一战爆发之后的几年内，威尔逊原本一直恪守1914年的中立宣言，左右逢源，在德国人和英国人、法国人之间倒卖军火、粮食等，大赚特赚。直到德国人威胁到美国的商业利益，1917年推动美国正式参战，他说：“美国如不参战，整个西方文明都将被摧毁。”一战胜利后，威尔逊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声望，在他的主持下，国联成立，他也因此荣获1919年诺贝尔和平奖。但因为国内议会的反对，美国却没有加入这个由他们总统建议成立的国际组织，这让后人对威尔逊颇为诟病，甚至有人称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任期内的最大失败之一。他们认为，因为没有美国的介入，导致凡尔赛条约中对德国立下了种种苛刻条款，这招致了德国民众对英法各国的极大怨恨，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另外，一战结束后，威尔逊对战后复员的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导致复员过程进行得异常混乱。四百万士兵在身无分文、没有任何安顿计划和救济的情况下就被送回了美国。同时，经济泡沫随着一战结束而破灭，这又导致许多农民破产或身陷因新购土地所欠下的债务中，另外在芝加哥、奥马哈和其他城市，种族骚乱持续爆发。针对国内一系列乱象，威尔逊态度强硬，命令武力镇压，这也让他的威望彻底扫地。不过，其实这时候的他自己本身也出现了极大的问题。身体孱弱威尔逊的身体从小就很不好，在39岁时就发生了第一次中风，后来几乎每隔几年就中风一次。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后，1919年，62岁的威尔逊先后头痛、出现复视、左侧肢体有细微的无力感，10月情况更加糟糕，一次严重的中风，让他彻底左半身不遂，同时左眼失明。之后两年的总统任期，威尔逊都是躺在病榻上度过的。1921年，威尔逊结束总统任期后，一直在家治病，直到1924年2月3日病逝，享年67岁。

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辱，足以立于地球之上。——詹天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想必周恩来的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在小学老师就以这句话来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而我国老一辈科学家都以身作则，海外学成归来，为祖国的强大而奋斗。而如今新一代的科学家也是如此，8位美国博士集体回国，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被称为“八剑下哈佛，共聚科学岛”。一、赤子丹心，爱国情怀近代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黑暗的百年，在这百年间国家的发展止步不前。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在外留学的学子都渴望着有一日能报效祖国，他们拒绝了国外优厚的待遇，甚至有一些人才还遭到了武力阻拦。但他们从未放弃回国的决心，找到机会便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些人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钱学森，郭永怀，邓稼先等，他们每一个人都抱着相同的信念，就是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如今从哈佛大学归来的8位爱国科学家，他们也是如此。这8位归国博士分别是王俊峰、刘静、张欣、张钠、刘青松、王文超、任涛、林文楚。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这8位科学家，但是他们8人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为祖国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8人都是早年就出国留学，学成之后便被学校聘用，留在美国工作，成为了一起共事的同事。张欣曾说过他们几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都只是普通的归国留学人员而已，而他们最特别的不过就是集体回国，相约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所强磁场研究中心工作。二、成立“科学岛”由于之前我国在强磁场方面并没有什么研究导致我国多次错失抢占科技前沿的机遇。因为在强磁场条件下可以研究物质的特征并且调用，为科学家提供发现新技术，研究新现象的机遇，所以强磁场的研究十分重要关键。从1913年以来国外在强磁场技术的研究方面，已经有了多项成果，并且获得了诺贝尔奖。如今强磁场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例如医院的核磁共振检查等。为了不想再错失抢占科学前沿的机会，国家便决定开始建设强磁场科学中心，但当时国内强磁场方面的研究就是白纸一张，没有相关领域的人才。在匡光力的力邀之下才有了“八剑下哈佛，共聚科学岛”的佳话。三、回国的先行者这8个人中最早有这一想法的是王俊峰。他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之后便来到美国闯荡后来进入了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发表了多篇论文，逐渐在学术界小有名气。在很多人眼中，他的事业风生水起。但实际上在王俊峰的心中却认为在美国没有发展的进步空间。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中科院党委书记匡光力。匡光力向王俊峰介绍了国内强磁场科学中心的规则，并且希望更多优秀的人才能加入研究。当时国内强磁场研究刚起步，对于王俊峰而言，就相当于面前有一个巨大的科研蓝图，这也直接激发了他探索未知的决心。他认为祖国就是一个强磁场，他对祖国未来的发展相当有信心，并且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回国研究强磁场给他找到了多年以来没有找到的一个准确定位那就是一名中国强磁场人。四、八人组成“哈弗团队”当还在哈佛的刘青松听说王俊峰回国发展之后，也来到了合肥科学岛考察。当考察结束之后他似乎打开了新的天地，便打电话与自己的妻子刘静商量。他的妻子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的想法法，当她丈夫所描述的宏伟蓝图之后，便跟随着丈夫来到了科学岛。而另一对夫妻张欣，王文超在美国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并且生下了一儿一女，回国会面临很多考验。当他们受到邀请时并没有直接接受，而是犹豫了。因为他们在那里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女儿也已经完全融入了周边的环境。直到有一次，他们在参加女儿的一个学校活动时，发现自己的女儿根本不认识中国的五星红旗。这件事情也让张欣夫妇思考了很久，他们也才意识到孩子已经完全西化了。为了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认识自己的祖国，他们便决定回国。2012年他们他们在美国的课题研究结束之后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科学岛。张纳从1996年到2012年在美国的这段时间里，他看到了无数美国政客抹黑中国，在美国呆的时间越久，他就越想回国发展。同时家中父母年纪也逐渐变大便，想回到国内照顾父母。当时他知道国内发展条件对于他来说更好，后来当他受到邀请，选择了回国。而任涛受到了老朋友刘青松的邀请，一直从事药物的高通量筛选的他怀揣着爱国情怀，也回到祖国，打算为国家的新药创制作出一番贡献。后来林文楚也从美国来到合肥加入了科学岛。他们8人分别研究着结构生物学，磁生物效应，动物模型，肿瘤药物这4个不同的研究方向，组成了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的一个团队。四、共创佳绩刚开始他们刚进入科学中心工作时，国内的电子厂建设在技术和硬件设施上相对于国外而言都比较差，远远达不到开展研究的要求。但是这8个人并没有丝毫的抱怨，而是利用自己所知道的知识开始为祖国的建设提供技术以及理论支持。在合肥科学岛上科学研究人员的努力之下，于2014年打破了美国人保持的水冷磁体创造磁场的世界纪录。可以说，在这些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以及多年的自主创新过程中克服了众多的难题，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而这些成就也使我国在磁体技术研究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后来当美国的科学家来到强磁场中心参观时，都在为我国的科研实力以及成果感到敬佩。后来在很多个国家实验室都宣告失败的情况下，我国的团队成功研制了唯一的高场扫描隧道显微系统，打造出国际领先的综合极端实验条件。最终使得我国固态强磁场科学研究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正是有了这些优秀人才的加入以及辛勤付出，才有了我国如今高速的发展。他们是当代英雄楷模，为我国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前两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位家长求助：14岁的孩子说：“我不要洗碗，这是很低贱的事情，我该如何回应？”。其中点赞数最多的一条回答是：卖菜低贱吗？扫大街低贱吗？收废品低贱吗？光明正大不偷不抢，自食其力，凭什么要被别人看不起？你孩子认为高贵的事情是什么？题主你是不是该反思下，自己平时对待各行各业的态度。14岁的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他们分的清想做和不想做，当然不能将这个锅简单地甩给家长，但这位答主所说，也确实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经常告诉孩子“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其他事不要管”。于是家长们大包大揽的干了所有家务。当有一天孩子长大了，有能力承担一部分家庭责任时，才发现他们开始逃避责任，就比如这位14岁的孩子。其实周围很多孩子都有逃避洗碗的经历，孩子们真的是认为洗碗很低贱吗？我相信任何一个教育正常的家庭，都不会给孩子灌注“劳动可耻”的思想，学校更不会。那么，“洗碗低贱”很有可能就只是孩子推脱家务的一个说辞。也就是这个孩子明知道洗碗是家庭成员的责任，只是不想干而已！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讨厌干家务呢？先来看一组数据：在美国，小学生平均劳动时间为每天1.2小时；在韩国，小学生劳动时间为每天0.7小时；而在我国，小学生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只有12分钟。相比较下来，我国孩子的劳动时间短的惊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首先，学业为重，家长不给孩子做家务的机会现在教育大环境让很多父母陷入焦虑，学区房、重点中学一次次冲上热搜，这背后是一群对孩子学业无比担忧的父母。很多父母，为了让孩子多一点时间学习，不得不承包所有的家务，而孩子在这种环境下自然会认为“家务是爸妈的事，我只要学习就好了!”。如果在工作上，领导突然丢给我们一个从未做过的项目，隔三差五过来检查，我们能没有抵触心理吗？孩子也是一样，如果不是从小就给孩子灌输家庭责任意识，而是某天突然告诉孩子“你现在是个大孩子了，需要承担家庭责任帮助妈妈洗碗”。你想想，孩子怎么可能愉快的接受？事实上，“学业为重”这种说法也存在一定争议，我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对全国2万个学生家庭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子做家务的家庭比不做家务的家庭，孩子成绩优秀的比例高了27倍。其次，父母把家务与金钱奖励挂钩当然，还有一部分家长也知道从小培养孩子的家务意识，但他们的方式是将“家务”与“金钱奖励”挂钩，这种做法反而会让孩子对“做家务”产生偏差认知。在心理学上有个“德西效应”，它是指金钱的奖励可能会降低个体对事件本身的兴趣。有个有意思的故事：一位老人喜欢安静，但顽皮的孩子总在他门前吵闹。某天，老人对孩子们说“谁吵的最大声，得到的奖励就越多”，并且每次都会根据吵闹声给予不同的奖励。一段时间后，老人开始减少奖励，直到最后完全不奖励。孩子们想：“不给奖励谁还叫！”，此后便再也不到老人附近吵闹了。用金钱奖励孩子做家务就与老人给孩子奖励类似，一旦某天奖励停止，孩子必然因为不公待遇而放弃家务。人的动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只有因为内部动机行动才可能形成习惯，如果被外部因素左右，就只能被外因所操控。最后，不排除有些父母轻视劳动者生活中确实有一部分父母存在优越感，会有意无意对体力劳动者存在偏差认知。就像小时候经常听到家长说，“你现在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去刷盘子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表达方式，会让孩子想当然的认为“刷盘子”等于“没能力的人”。知乎有个答主截取了《人们的名义》中的一个片段：贪官丁义珍逃到美国，后来在一家餐厅被找到，于是出现了一段对话：“他现在在一家餐厅给人洗碗刷盘子呢！”“这么惨？”“就是这么惨”。这位答主反问，为什么去洗盘子就是惨？如果他是去当了医生，律师，还觉得惨吗？是啊，为什么刷盘子就惨呢？有那么一瞬间才发现，原来我的潜意识中也认为刷盘子的丁义珍很惨。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有意无意的轻视劳动者。做家务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哈佛大学曾做过一项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研究发现爱做家务的孩子和不爱做家务就业比为15:1，而从收入来看，爱做家务的孩子要比不做家务的孩子高出20%，并且婚后生活更幸福。为什么会有这样悬殊的差距呢？第一，做家务锻炼孩子的手眼协调，促进孩子大脑发育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孩子最早是通过动作来发展思维的，越擅长动手的孩子大脑发育越完善。这是因为孩子在做家务的过程中，手部会做一些或复杂、或精细的动作，肢体会得到充分锻炼，手眼协调能力也会提升，这会让大脑中管理肢体动作的部分血流量增大，电信号增强，链路连接更加紧密，从而让孩子的思维更加敏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第12任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他的家族被称为“美国史上最牛华人家族，12个博士，三代皆教授”。他曾说：很难想象那些只会念书，连煎蛋、煮蛋都不会的孩子，会懂得怎么做实验。原来在朱棣文家族有个不成文的传统：妈妈们从孩子们很小就开始给孩子灌输家务意识，朱家的每个孩子都要学会做饭、刷碗、洗衣、墩地、收拾屋子等。也正是这种做家务的经历，大大提升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让朱棣文在实验室如鱼得水。他曾公开表示，自己的成功与母亲从小要求做家务有必然的联系。第二，做家务会让孩子更独立，更有责任感家务表面上看很简单，只需重复性动作就能完成，但他的意义不仅在于让孩子学会独立，更是在让孩子从小学会为家尽一份力，培养起责任感。奥巴马为了培养孩子的责任心，给两个女儿制定了9条家规，其中4条与家务有关：每天整理好自己的床铺。帮父母分担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比如自己冲麦片或倒牛奶，叠被子，起床并穿衣服。保持玩具房的干净。引导孩子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合理安排时间、保持身边环境整洁，这其实都是在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会独立，引导孩子承担责任，为孩子今后不如社会奠下坚实的人格基础。那么，到底要怎么才能让孩子习惯家务？▼首先，根据孩子的年龄，循序渐进分配家务孩子不是天生就会做家务，如果我们不希望破坏孩子做家务的积极性，就应该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不同能力，安排合适的家务，每次交代新任务之前最好能给孩子演示一遍。4岁之前的小朋友，可以开始引入“家务”这个概念，多鼓励和赞美孩子，让他们开始丢垃圾、收拾玩具、独立刷牙、擦桌子、叠衣服、选择要穿的衣服等。4~7岁的孩子，爸妈做家务可以邀请孩子一起参加，平时也可安排一些具体的任务。比如，饭前摆碗筷、饭后收餐桌、自己穿衣服、收拾书包、洗小袜子、准备上学的衣服等等。6~8岁的孩子，父母可以要求孩子每周打扫一次房间，整理好衣柜、学会垃圾分类负责丢垃圾、饭后收拾碗筷放入水槽等。8~9岁的孩子，可以要求他们学习洗碗、学习使用吸尘器、电饭煲、微波炉等小型家用电器，还可以带孩子一起做简单的早餐。9~10岁的孩子，可以更多地参与到家庭计划的定制中来。比如，让孩子列购物清单、制定出游计划等等，给孩子适当的决定权，让他体会家庭地位。▼其次，使用TIME法则引导孩子做家务“TIME法则”是美国知名育儿培训师雷·伯克博士（Ray Burke, Ph.D.）提出的，在引导孩子做家务时，完全可以利用此法则。T——谈话（Talk）：是指在做家务之前，家长要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清楚地描述想让孩子干什么。比如告诉孩子“妈妈希望你把这些玩具，收拾到电视柜旁边的箱子里”。I ——指导（Instruct）：是指在孩子做家务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家长需要告诉孩子具体怎么做，有时可能需要家长亲自示范一下，也要引导孩子遇到困难时学会寻求帮助。M ——监督（Monitor）：是指在孩子做出一些不恰当的行为时，家长可以给与一定的惩罚措施，而在孩子表现好时则给予一些积极鼓励。比如本来安排好孩子收拾玩具，但孩子因看动画片没有去收。这时完全可以减少下一次观看动画片时长，并明确地告诉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做。E ——鼓励（Encourage）：是指孩子做的好时，一定不要吝啬鼓励，要好好表扬孩子好的行为，让孩子在大脑中加深映像，这会刺激脑回路链接，让孩子自然而然“做得更好”。▼最后，告诉孩子“家务没有性别之分”生活中，见过很多爸爸对儿子说，“男主外，女主内”，而这里的“女主内”就包含我们所说的“家务”。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潜意识里会将“洗衣做饭”当做一个标签，贴在女孩子身上。碰到这样的“猪队友”，妈妈一定要告诉孩子“家务不分性别，身为家庭一员就应该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教育家蒙特梭利说，如果我们要拟定一项育儿原则的话，那么，第一个原则就是必须让孩子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结合前面内容，我们就不难懂得为什么这个14岁孩子认为洗碗很低贱。从未或很少参与家务，导致孩子“家庭角色”缺失，家庭责任感不足，自然不会将洗碗与自己联系起来。所以让孩子意识到家庭需要每人都出份力帮彼此分担，才会更加和谐，那不妨就从孩子做家务开始引导。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抢劫犯一般都是没有什么学历且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但一个名叫卡尔古加西亚的抢劫犯却改变了我们的这一固有看法。卡尔古加西亚是一个美国人，出生于1947年10月12日，从1972年到2002年这30年的时间里，他一共抢劫了50家美国银行。而且在落网之前，警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强的抢劫犯。卡尔古加西亚为什么这么难抓呢？因为他实在不是一般的抢劫犯，他不但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特种兵，还是空手道和忍术的黑带高手。但如果你认为他仅是个四肢发达的家伙那你就错了，除了一身功夫外，卡尔古加西亚还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统计学和概率学博士。一身功夫加上缜密的思维，美国警察想要抓住他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卡尔古加西亚每次作案都把目标放在乡间的小镇银行上，从来不打大城镇银行的主意；而且每次作案的时间都选在星期五下午银行将要关门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人们的注意力往往比较放松，卡尔古加西亚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一心理每每得手。由于他每次作案都戴着令人惊悚的面具，所以30年间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那么卡尔古加西亚是如何落网的呢？说起来很有戏剧性。2001年愚人节这天，几个小孩在一个废弃的涵洞内玩寻宝游戏，无意中发现了卡尔古加西亚藏匿在这里的手枪、面具和标有银行位置的地图等物品。随后赶来的警察从上面提取到了卡尔古加西亚的指纹，然后顺藤摸瓜，在2002年的2月7日将他逮捕。由于前后共抢劫了50家银行，因此卡尔古加西亚被判处115年徒刑，此时他已经55岁了，按说是没有机会活着走出监狱了。但在服刑期间，卡尔古加西亚积极配合警方，利用自己的经验，帮助警察抓获了不少漏网的银行大盗，因此不断获得减刑，刑期也由最初的115年减至17年，按照这个时间来算，卡尔古加西亚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强的抢劫犯最晚将在2021年出狱。到时候他已经是个74岁的老人了，还能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吗？

来源：参考消息网参考消息网2月25日报道在美国，读博很苦。用十年寒窗、悬梁刺股来形容毫不夸张。普通美国人如果没有强烈的兴趣，不立志搞研究当教授，不会轻易选择这条路。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名字前通常会印上博士头衔。亨利·基辛格这样名满天下的国际政治大家，习惯的称呼既不是国务卿先生也不是基辛格大师，而是“基辛格博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知名高校有较为成熟的博士学位培养和授予机制。图为2017年哈佛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的场景。（资料图片）博士学位可分为三类美国的博士学位制度，最初是以德国的哲学博士学位为借鉴样板。1861年，耶鲁学院（即今耶鲁大学）授予了美国历史上首批3名博士，为美国博士学位制度之始。150多年来，美国陆续拓展出新的博士类型，既与欧洲等地国家互鉴，又独具特色。目前，美国教育部下属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将美国博士学位分为三类进行统计：研究型博士，即常规意义上学术领域的博士，要在原创研究基础上写作博士毕业论文和进行答辩；职业应用型博士，如法学博士、医学博士、工程博士等，不一定要毕业论文但得有实践经验；其他类型博士，即放不进前两个篮子的其他类型博士。统计显示，在2015/16学年，约有84089名男性和93778名女性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非所有高校都开设博士项目，亦非所有专业都有博士学位。美国高校也分类型，文理学院大都把重心放在本科生教育；研究型大学则强调学科建设和研究成果，高度看重博士项目。《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直接把美国研究型大学归类为“博士大学”，限定有资质颁授至少20个研究型博士学位的大学方能拥有研究型大学的名头。按美国教育部最新统计，全美有逾4200所颁发文凭的高校；而根据《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2018年最新版，全美仅有422所大学达到研究型大学标准。影视表演一般不设博士本硕专业都是电影和媒体学，目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电影学方向博士学位的侯弋飏告诉记者，在美国，影视演员不是一个与学科、学历挂钩的行业，大量演员都非科班出身。美国多所高校设立影视表演类专业，但通常最高学位就是艺术硕士（MFA）。此外，攻读电影学博士学位，而导师专业和研究方向都是表演，这种情况据他所知在美国也不存在。侯弋飏说，不仅表演专业如此，在美国高校学电影，大体有两个方向，一是电影制作方向，包括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编剧/创意写作等专业，属于创意创造范畴，均没有博士学位。二是电影学方向，讲求从学术视角解读分析，相关博士学位实际属于人文学科。有些美国高校将电影学博士项目设在影视学院里，但将其设在人文院系中的高校也不在少数，比如他就在加大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与文化系研究中国电影和电影学，这样的学科设置有利于把电影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更好地融合并吸收后者的养分。弗吉尼亚大学艺术史和建筑史项目博士研究生赵晋超说，在美国高校，艺术创作、艺术管理、艺术市场类专业一般都不设博士学位。此外，综合性大学常跨院系设立博士项目，比如她所属博士项目就由弗大的艺术学院和建筑学院共同设立，每年录取博士名额固定，没有补招或特招一说，只有“等待名单”——如果被录取学生去了其他学校，就由进入“等待名单”的学生替补。美国高校普遍允许本科毕业生直接申请读博，读博过程中可以拿到硕士学位就走人，这种情形在理工科尤为常见。但据赵晋超介绍，在文科领域，前期积累十分重要，很多学生先拿硕士学位后申请读博，不少人甚至拥有不止一个硕士学位。相对于本科生，他们在录取时占有优势，中途走人的几率相对较低。获得博士学位要五六年至于在正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却非获得博士学位必需条件。赵晋超研究艺术史，她说，这一领域博士毕业论文通常会考虑作为著作出版，为保护书籍内容原创性，不要求在期刊上发表。读博期间发表文章更多是从学业表现和毕业后找工作着眼。侯弋飏也说，发表论文不是硬性要求，很多文科博士寻找教职时都没有在正规学术期刊发表过文章。不过，美国各门学科都有学会，往往每年举办年会。例如美国电影与媒介学会年会会评选最佳专著、最佳博士生论文、最佳短篇（学期论文）等，是博士生脱颖而出的重要机会。美国博士学位通常需要5年左右，但实际上6至8年都很常见。除却学术要求越来越严格、跨学科要求越来越高等因素，这些年，人文学科教职减少、资金紧缩，文科博士积压也是重要原因。很多博士生因为工作难觅而被迫推迟毕业。总体而言，经过逾一个半世纪岁月洗礼，美国博士学位制度已较为成熟。制度化带来各个环节和程序的相对固定、透明、规范，一方面使得美国博士培养有时被讥为流水线作业，另一方面制度化后学术环境相对公平，付出与回报较可预期，利益输送和暗箱操作受到阻遏，学术不端虽不能杜绝，但罕见大面积塌方式丑闻，师生得以更大程度地专注于学术研究和创新本身。（文/徐剑梅）

摘要美国高校相对较低的学术不端发生率，与其健全的调查程序和严厉的处罚机制是紧密相联的。埃里克·玻尔曼案是美国高等教育学术不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案例。在此案调查的过程中，各个相关部门严格遵照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关于学术不端处置的文件，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针对玻尔曼的处罚，涉及到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以及刑事责任。本案的特殊之处是：行为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学术不端而被判重罪入狱之人。此案带来的启示是：在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的过程中，高校与政府机构等部门需密切合作、完善法律法规、坚持程序正当原则、发挥“吹哨人”的关键作用，并辅以严厉的处罚。而这一切的背后，都需要大学自身坚守很高的道德准则。●　●　●在美国高校，学术不端发生的概率相对较低。马丁森（Martinson）等人2005年的一项针对美国中青年科学研究人员的大规模、匿名调查发现，过去三年内，自我报告有伪造、篡改和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的不足2%。[1]其他的调查研究基本上也坚持这个结论。例如，法那林（Fanelli）200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平均有1.97%的科学工作者承认曾经有过伪造、篡改或修改研究数据的行为。[2]美国高校较低的学术不端发生率，是多方面原因的结果。从制度的视角来看，在于建立了一套健全的调查程序和处罚机制。有案必查、有案必究，可以说是美国高校处理学术不端的一个基本态度。本文将以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埃里克·玻尔曼（Eric Poehlman）案为例，具体阐述美国高校学术不端的调查程序及其处罚机制。之所以选择此案，主要考虑到两点：（1）影响力。该案是美国高等教育学术不端史上最具轰炸性、最具影响力的案例，几乎没有一个美国学术研究人员不知道此案；（2）特殊性。该案的当事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学术不端而被判重罪入狱之人。解剖此案，既可以了解美国高校学术不端调查的一般程序，又因为此案卷入司法部门，还可窥探出其特殊的地方。一、学术不端调查的一般程序及其处罚在美国，一旦有研究人员被发现有学术不端的嫌疑，学校就需要启动相关的政策和程序。如果涉及到联邦基金，学校需遵照2000年美国白宫颁布的、适用于全美所有研究人员的 《关于科研不端的美国联邦政策》（U.S. Federal Policy on Research Misconct）。该政策指出，在处置学术不端的过程中，联邦拨款机构[1]和高校共同承担责任。其中，联邦拨款机构享有最高的监督权，而高校在预防和调查学术不端上承担主要职责。需要补充的是，虽然高校是调查和处理学术不端的责任主体，但联邦拨款机构可以在任何时候独立开展自己的调查。有下列情况（但不限于），联邦机构可以选择不遵从高校：（1）联邦机构认为学校没有依据联邦政策处理相关指控；（2）当需要保护公众利益，包括公共健康与安全时，联邦机构可以直接参与其中；（3）当调查团体数量太小，自身不足以开展调查时。通常，美国高校学术不端的调查包括三个相对独立的环节：（1）核查阶段（inquiry），主要核查指控和初步证据，看是否有足够的理由进一步做调查；（2）调查阶段（investigation），在此过程中所有相关的证据和各方的证词都将接受正式的检查；（3）裁决阶段（adjudication），在此阶段将做出调查的最终结论，并采取适当的惩处措施。在调查过程中，高校如果发现：第一，有关学术不端的指控涉及到联邦资助，且符合联邦关于学术不端的定义；第二，经过初步核查，认为有足够的证据采取正式的调查。当调查阶段完成后，高校需要把相关证据的复印件、调查报告、调查小组写给学校裁定官员的建议以及当事人针对建议的书面回应（如果有的话），呈送给联邦拨款机构。当高校完成裁决阶段后，需要把学校裁决官员的决定以及学校已经或将来拟采取的改正措施通告给联邦拨款机构。在审核高校呈送的调查记录、调查小组写给学校裁定官员的建议，以及高校所采取的改正措施后，联邦拨款机构如果觉得有必要，将会采取额外的监督或调查步骤。在完成审核后，联邦拨款机构将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做出适当的行政裁定。当联邦拨款机构做出最终决定后，将会把结果告诉学术不端行为的当事人，并把其在此案中的基本倾向告知涉事的高校。[3]为了更好地理解，下图以南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labama）为例，呈现了美国高校调查学术不端的一般程序。[4]一旦学术不端的指控被证实，联邦拨款机构将会依据学术不端行为的严重性，给予个人行政处罚，包括但不限于：（1）研究人员有可能被禁止若干年内申请联邦基金，或禁止参与相关的活动，例如参与课题书的评审或担任顾问小组成员一职；（2）研究人员也有可能被要求写更正信，或者被撤稿，同时澄清所有合作者的角色，并表明哪些参与者是无辜的；（3）研究人员也有可能被要求参与学术伦理的培训；（4）研究人员所在的单位可能会追加惩罚，包括解聘以及要求赔偿因学术不端带来的损失。尤其要指出的是，学术不端行为如果涉及到刑事或民事欺诈违法行为，联邦拨款机构应迅速将此案移交美国司法部门或者其他合适的调查机构。此外，涉事的高校也有可能受到政府的处罚和整改要求，包括要求返还联邦研究基金，建立更好的监控系统，或者提升有关学术伦理、学术诚信的培训方法，以让教师形成负责任的学术操守。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研究人员被发现学术不端行为之后，就意味着研究生涯的终结。一些研究人员可能会换一个工作单位，例如去别的高校，或去公司的科研机构。瑞德曼（Redman）和梅尔兹（Merz）发现，1994至2001年间，共有106人被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ORI）发现有学术不端行为。在这106人中，除去学生，43人为在职的科研人员。学术不端被揭发后，所有43人都被禁止担任课题评审的专家（被禁止的平均时间为3.5年），30人被禁止申请科研基金（平均3.2年），14人被要求撤稿或修改论文。不过，并非所有人就此结束了研究生涯，有些人还是获得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在这43人（可追查到37人）中，至今还有43%的人仍在学术界工作，51%的人每年至少发表1篇论文。不过，不少人都谈到，学术不端行为被揭发后，他们在经济上变得窘迫，声誉遭到损害。有些人不得聘请律师为自己做辩护，有些人因为没有资源而无法上诉，有些人因此而生病并遭受个人生活中的重大困顿。[5]二、玻尔曼的学术不端案的调查过程1本案缘起玻尔曼教授原是佛蒙特大学的著名生理学家，主要从事衰老、肥胖、新陈代谢以及更年期等方面的研究。由于出色的研究成果，他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在佛蒙特大学，他拿着学校的顶薪，并作为首席专家，掌管一个实验室，手下有十几名学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事情起因于2000年10月，一位名叫沃尔特·德尼诺（Walter DeNino）的实验员发现玻尔曼的数据存在异常现象。德尼诺因仰慕玻尔曼教授的魅力，于大四的时候加入玻尔曼的研究团队。德尼诺本人也十分优秀，毕业时不仅获得营养学和饮食学的双学位，而且在玻尔曼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论文屡获大奖。此外，由于在三项全能运动（赛跑、游泳、骑车）的优异表现，大学期间他就被招进美国国家队。毕业后，玻尔曼邀请德尼诺重回实验室，做一名可以领取薪水的实验员——同时允许他可以在业余时间参加国家队的训练。德尼表示同意，认为这一经历可为以后申请医学院增加砝码。2000年秋，德尼诺返回实验时，玻尔曼正在研究血脂水平如何随着年龄变化而发生改变。德尼诺的任务是对比从一大群病人中不同年份所抽取血样的血脂水平。玻尔曼预期，随着病人变老，病人的低密度脂蛋白会增加，高密度脂蛋白会减少。玻尔曼的假设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几十年来各种间接证据都支持这种假设。玻尔曼期望，他的工作能够明确揭示这种变化。但是，当德尼诺首次分析时，数据并不支持这一假设。当玻尔曼看到结果与假设不一致时，他把数据带回了家。第二个星期，玻尔曼把数据返还给德尼诺，解释说，他把一些录入错误改正了过来，并让德尼诺重新统计分析。第二次的统计结果显示，数据与原先的假设保持一致。尽管德尼诺十分信任他的老板，但他觉得这种改变太过突然，很难用一些录入错误来解释。于是，德尼诺把原始数据与玻尔曼更改后的数据作了对比，发现：凡是与假设不一致的地方都做了改动，而没有改动的是那些原先就支持假设的数据。德尼诺很困惑，他找到玻尔曼，要求看病人的资料。然而，玻尔曼予以了拒绝，德尼诺感觉事有蹊跷。而后，德尼诺把他遭遇的困惑分享给实验室的一些研究生和博士后，发现其他人也有类似的困惑。德尔诺坚信玻尔曼一定隐藏了一些东西，于是他向德怀特·马修斯（Dwight Matthews）教授征求意见。马修斯与玻尔曼共享一个实验室，并合作发表过一些论文、申请过科研基金。马修斯是一个很直接的人，他告诉德尼诺：“首先，要知道不论你接下来怎么做，都将是众人皆输。你自己的生涯将会被毁掉，因为没有人会保护你；学校会将因此名誉扫地；玻尔曼也将会臭名远扬。总之，你得自己拿主意……如果你要采取行动，务必确保你有过硬的证据。” [6]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德尼诺调查了更多的数据，发现情况比他想象得还要糟糕。除了更改数据外，他还发现，有些实验根本没有展开，甚至一些病人根本就不存在。德尼诺对玻尔曼的怀疑进一步加重。2000年12月，二人的关系开始恶化。当玻尔曼得知德尼诺向实验室的其他人员提出数据的真实性时，二人陷入“冷战”，彼此不再说话。12月底，德尼诺找到佛蒙特大学的法律总顾问托马斯·莫库利奥（Thomas Mercurio），正式向其前任导师提出书面的学术不端指控。2佛蒙特大学的初步核查根据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学术不端调查程序，佛蒙特大学立即成立了一个由系主任、教师等五人组成的核查委员会（inquiry committee），下文是调查的大致过程。与德尼诺会谈后，系主任伯顿·索贝尔（Burton Sobel）联系到玻尔曼，说需要与他讨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然而，玻尔曼的反应颇使索贝尔惊讶：这名被指控的科学家似乎没有任何过错，反而被这一核查行为所恼怒。在他回应指控的书面答复中，他指出数据都不经他的手，那些积累的错误数据是过去几年来由不同的实验员和博士后操作所导致的。不过，这种解释很难令人信服，理论上应存在一个原始数据的拷贝，但玻尔曼予以否认。当正式的核查启动时，玻尔曼在家里给索贝尔打电话，要求终止核查，因为什么事都没有。索贝尔予以拒绝，并告诉他，为了大家的利益，有必要进行下去。在德尼诺正式指控的两天后，佛蒙特大学综合临床研究中心（Gener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的项目主任理查德·加尔布雷斯（Richard Galbraith）陪同学校的警察局长，来到玻尔曼的办公室。加尔布雷斯的任务是扣留玻尔曼所有可能的证据，以备调查之用。2001年1月，核查委员会首次召开会议，并着手展开调查。很快，调查发现事情比德尼诺的指控还要严重。核查委员会首先访谈了实验室的其他人员，并仔细检查了存储在玻尔曼电脑硬盘的数据，发现一些支持玻尔曼理论的关键性数据被篡改了。此外，委员会还核查了一些过去数年曾引起人怀疑但不足以使人发起投诉的问题。2001年2月9日，玻尔曼出现在调查组面前，回应对他的指控。他把他的错误归咎于自己对EXCEL文档的不精通。当问到为什么返还给德尼诺的数据与原始数据不一致时，他解释道，这只是一种模拟，本意想通过输入与假设一致的数据，来评价他建立的理论模型是否成立。他还指出，曾经就有一位著名的生物统计学家做过类似的模拟（委员会联系到该名生物统计学家，对方否认如此做过）。 此外，玻尔曼坚称，他从没打算让德尼诺分析那些数据，而是不小心给错了。在核查组委员会看来，玻尔曼的解释无法说服人，并决定正式展开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inquiry report）总结道：“核查小组（Panel）发现波尔曼博士的以下解释并不可信：往电子表格中插入虚构的数据符合学术标准。因此，核查小组认为，德尼诺针对波尔曼博士的学术不端的指控成立。鉴于此，此事必须进入调查阶段……”。[7]3佛蒙持大学的正式调查2001年4月10日，佛蒙特大学向玻尔曼传达了决定：学校将正式展开有关他的学术不端的调查，并需将此事汇报ORI。作为反击，玻尔曼于2001年4月16日发起了民事诉讼，以寻求法院下达禁止令（injunction）[2]：阻止佛蒙特大学向ORI通报对他的指控。玻尔曼的辩护律师认为，如果把此事通报给ORI，将会给他的专业声誉带来不可弥补的伤害，且违反美国第十四修正案的条款：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利。不过，玻尔曼在法院根据案情作出判决前，就取消了诉讼。在美国学术不端的调查中，诸如“正当程序”的争论经常成为一些研究者拿来抵制外部监督和遵从法规的挡箭牌。但显然，这一招不适用于学界，因为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Human Services，HHS）的条例明确无误地规定，学校正式启动学术不端的调查要向ORI汇报。此外，没有证据表明，学校的汇报行为会损害原告的利益。几个月的耽搁后，暂时性禁令最终被取消。2001年8月13日，佛蒙特大学正式启动调查，并把此事汇报给ORI。在调查的前不久，即2001年7月25日，玻尔曼向学校递交辞职信。他于2001年9月前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y of Montreal）任职。在调查过程中，他不仅拒绝回校接受调查委员会的面谈，而且几经拖延并最终拒绝出席行政听证会（administrative hearing）。[3]佛蒙特大学的正式调查是基于初步核查阶段的指控，主要关注的内容涉及到玻尔曼有关衰老、更年期等方面研究的造假。调查委员会审查了这些研究中的结论是如何被玻尔曼运用到经费申请、论文发表以及学术讲座上。此外，调查委员会发现，玻尔曼的学术不端行为最早可追溯到1995年。在调查过程中，玻尔曼离开了佛蒙特大学。离开后，他从未同意与佛蒙特大学的官员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他和他的辩护律师通过转嫁责任的方式（把过错推到实验室其他人的头上），继续阻碍着学校对他的调查。对于调查委员会的提问，他基本上答非所问。2002年4月18日，调查委员会完成调查报告草案，并把它提交给玻尔曼，以求得他的反馈。作为回应，玻尔曼花了两个半月时间，递交了一份长达178页的反馈稿。但是，调查委员会认为，这份回应只不过是玻尔曼转移注意力、转嫁个人责任的又一种努力。随后，玻尔曼向校长提出上诉。经过彻查，校方于2003年3月13日维持原来的调查结论。4ORI的监督审查（oversight review）2002年7月，佛蒙特大学向ORI递交了玻尔曼学术不端的调查报告。同时，还寄送了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大量的支持性材料，包括基金申报书的复印件、玻尔曼发表的科研论文、目击证人的采访记录、反馈信和电子邮件的复印件等。按照标准的监督审查程序，ORI将审查这些证据材料。尽管ORI的审查工作一开始是确认佛蒙特大学的调查结论，但它很快发现玻尔曼的学术不端行为，远超过佛蒙特大学所确认的行为。ORI发现，玻尔曼的学术不端行为有以下几个特点：（1）玻尔曼多次引用根本不存在的研究，以证明他拥有开展纵向研究的能力；（2）玻尔曼为了确保获得联邦科研资助，经常篡改和捏造实验的真实数据。因为在他看来，真实的实验数据不足以让课题评审人兴奋；（3）玻尔曼会把同一个虚假的数据运用到其他不同论文和课题申请书中， ORI据此可以顺藤摸瓜，发现其他有问题的地方。由于存在大量的造假，ORI在第二阶段把审查工作扩展到玻尔曼的其他研究领域，结果同样发现不少的地方存在学术不端行为。[8]5联邦检察长办公室的调查在ORI的科学家调查了几个月后，应美国联邦执法机构的要求，ORI暂停了其正常的监督审查程序，转而支持和配合佛蒙特区联邦检察长办公室（United States Attorney’s Office，USAO）的调查工作。USAO主要是对玻尔曼博士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民事和刑事方面的调查，因为玻尔曼的篡改和伪造数据涉及到诈骗联邦政府科研基金。一名来自USAO刑事司的助理和民事司司长全权负责调查此案。在此调查过程中，ORI的科学家定期地来到佛蒙特大学，向调查人员汇报玻尔曼的基金申报问题，协助访谈目击证人以及其他所有问题。经过USAO和ORI的合作，玻尔曼的狡辩被一一识破，所有的学术不端行为被清列出来。根据2005年3月17日美国佛蒙特区USAO、HHS监察长办公室和ORI发布的玻尔曼博士学术不端案的新闻稿，1992年至2000年间，玻尔曼向联邦科研资助机构或部门提交的17项研究资助申请中存在虚假和捏造的研究数据。在这些资助申请中，玻尔曼申请的联邦研究经费为1160万美元。大多数情况下，为了显示他拥有科学依据和专业知识，玻尔曼在资助申请的“初步研究”部分篡改和伪造了研究数据。虽然许多资助申请并没有被通过，但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和农业部关于存在虚假和捏造研究数据的资助申请所支出的研究经费约290万美元。[9]三、玻尔曼受到的处罚2004年春，玻尔曼聘请刑事辩护律师，开始与USAO商讨相关事宜。意识到将有可能遭到刑事指控的严重性后，玻尔曼通过辩护律师，表示愿意与各方合作，以解决刑事、民事和行政上的问题。2004年7月，玻尔曼同意与USAO和ORI的代表召开审前会议（proffer session）[4]会议期间，玻尔曼博士承认了他在许多研究中篡改和捏造过数据，并承诺配合调查人员。为了体现合作的诚意，玻尔曼还主动承认了他早期发表的两篇论文中存在篡改数据的情况。此外，为了获得从轻处罚，玻尔曼表示自愿认罪。最终，玻尔曼受到的处罚结果如下：1刑事责任玻尔曼博士的辩护律师试图说服USAO和HHS：重罪（felony）[5]指控用在玻尔曼所承认的学术不端行为上，属量刑过重，并不合适。玻尔曼之所以积极配合，也是希望避免重罪指控。然而，法院认为，对学术不端案例是否采取行政、民事或刑事指控，政府会考虑一系列因素，包括学术不端的范围、严重程度以及对第三方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伤害。因而，法院并没有完全接受玻尔曼及其律师的意见。基于他所认罪的一项联邦基金科研申报中所做出的虚假陈述[6]，法院认为他违反了“美国法典”第18卷“犯罪和刑事诉讼程序”第47节“欺诈与虚假陈述”（Fraud and False Statement）的第1001条款（18 U.S. C §1001）。该条款涉及到对欺诈行为的说明和处理。该条款明确规定，无论是谁，在美国政府的行政、立法或司法的管辖范围内故意（1）伪造、隐瞒或通过任何欺骗手段掩盖重要事实；（2）作出虚假、虚构或欺骗性的陈述；（3）制造或使用任何虚假的书面材料或文件，都适用于该条款。违反者将面临最高可达5年的监禁；如果涉及到国际或国内恐怖主义，最高可判8年的监禁。[10]2006年6月28日，法院经过综合考虑，最后的判决结果是：玻尔曼被判入狱1年零1天。玻尔曼因此成为美国第一个因为学术不端行为而铛锒入狱的研究人员，开创了历史。玻尔曼之所以会判重罪，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涉案时间长：前前后后长达10多年；第二，涉案金额大：高达290万美元；第三，性质恶劣：玻尔曼在面临学术不端的指控后，拒不配合，推三阻四，推卸责任，甚至销毁证据；第四，影响恶劣：美国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官员罗奇（Rockey）指出，在此案中，损失的不只是联邦基金，还包括科学本身。科学是一步一步递增、环环相扣的，当这一环中断了，其他与之相连的环节都将遭到损害。更为深远的是，玻尔曼案将会进一步削弱公众对科学的信任。玻尔曼被判刑向科学共同体和公众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任何欺诈行为将不被容忍。[11]2民事赔偿在本案中，玻尔曼除了被追究刑事责任外，还需承担民事赔偿。根据美国的“反欺骗政府法”（又译“防止欺诈请求法”）（False Claims Act），任何个人或公司（尤其是有联邦合同在身的）欺骗政府项目，都需承担民事责任。例如，该法案其中的一个条款规定：故意制造、使用虚假的记录或陈述来获得联邦政府的资助或批准，就要责任相应法律责任。在本案中，各方就玻尔曼的学术不端行为达成的民事赔偿协议是：玻尔曼向美国联邦政府支付罚金180,000美元。同时，该法案引入了告发人诉讼（qui tam action）制度：与政府没有隶属关系的告发人（也称“吹哨人”），可以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以政府之名提起诉讼，胜诉后可获得一定比例的罚金。这个比例在不同州不尽相同，一般在12%-30%之间。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因此奖励揭假者近6亿美元。[12]在本案中，德尼诺由于发起了告发人诉讼，按照规定获得了12%的罚金，即21,600美元。另外，玻尔曼需要支付德尼诺的律师费16,000美元。3行政处罚根据行政法理论，行政责任分为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前者是一种行政行为，即行为人所在单位所施加的处分，包括警告、记过、降级、降薪、撤职、开除等。后一种是外部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对行为人所施加的处罚行为。在本案中，由于玻尔曼在调查期间，已经离开了佛蒙特大学，因而就不存在所谓的“行政责任”，而只有“行政处罚”。玻尔曼申请的联邦基金来自HHS拨款。因此，采取哪一种行政处罚将由HHS决定（具体负责机构为HHS隶属的ORI）。在处理学术不端上，ORI有两个基本的目标：一是更正科学记录，即修改已发表论文中捏造和篡改之处；二是预防被告再次诈骗政府。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美国政府仅仅依据玻尔曼1999年申请NIH科研基金的造假行为而起诉他，但ORI发现过去10年，玻尔曼的论文有54处捏造和篡改数据。为了更改科学记录，玻尔曼同意就10篇论文，签署撤销或修改信。另外，玻尔曼签署了“自愿排除协议”，被终身禁止参与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项目，包括被终身剥夺担任美国公共卫生署（PHS）的咨询委员会成员资格。在美国，因学术不端行为而被终身禁止申请联邦科研基金，并不多见。根据以往记录，大多也就3～5年。但是，HHS的官员认为，考虑到玻尔曼博士的学术欺骗行为长达10年且是主犯，这一决定是合理的、恰当的。此外，不应忽视的是玻尔曼博士阻挠调查和中伤和报复德尼诺的行为。[7]四、启示对于一个文化局外者而言，玻尔曼的学术不端案所带来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从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1）在预防学术不端行为中，严厉的惩罚非常重要。人是一个理性经济人，其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如果成本大于收益，那么这种行为发生的概率将大大降低。从此案中，我们或许可以窥探出，美国高校学术腐败之所以少，一个重要原因是背后有严厉的处罚机制。这种处罚就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一个研究人员面前。美国联邦律师大卫·卡比（David V. Kirby）就说道：“维护联邦科研基金申请过程的诚信，是美国司法部优先考虑的事。此次指控表明，学术研究人员需要为欺诈和学术不端负全部责任。玻尔曼博士利用欺骗的手段，从PHS获取了数百万美元用以支持他的研究项目。这等于是从公共资源这个大池塘里，抽取了本应可以支持其他有效科研项目的资源。这次指控充分表明，这些行为将不会被容忍。” [13]审判此案的法官威廉·塞申斯三世（William Sessions III）说道：“我个人认为此案的威慑力尤其深远。整个学术共同体可能都在围观此案。” [14]（2）在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中，健全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是保障。学术不端行为，仅靠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和学者本身的自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完善的规章制度作为后盾。[15]在此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关于科研不端的美国联邦政策》作为一种纲领性的政策文件，具有普适性和权威性，为学术不端的调查提供了规范。而对于波尔曼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都可以在美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中找到说明，而不至于无法可依。当然，光有健全的法律，但如果无法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法规势必会成为一种摆设。在此案中，从佛蒙特大学到美国司法部都可以说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事，并没有因为玻尔曼巨大的名气而网开一面。（3）在调查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中，各部门的合作不可或缺。营造一个健康的学术氛围，光是系统内的高校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系统外的政府机构或民间组织的力量。在玻尔曼的学术不端案中，除了佛蒙特大学参与调查外，还有ORI和美国司法部。如果不是司法部门的介入，玻尔曼可能没有这么快认罪。ORI网站上发布的“新闻稿”就如此写道：首先，USAO对佛蒙特大学的教职工在玻尔曼博士学术不端的初步调查上的艰苦工作和付出，表示感谢。其次，ORI和USAO同样对个体科学家在确认和回应此学术不端案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表示感谢。正如此案所显示，在发现和报告可疑的学术不端行为上，ORI大量地依赖实验室那些诚实的科学家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ORI和HHS的保护公共健康行动，将会困难重重。最后，USAO同样对ORI和HHS下属的监察长办公室（OIG）的科学与刑事调查人员以及HHS法律顾问办公室（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的律师，在此案中所展现出来的专业主义和不懈努力表示高度赞扬。[16]（4）在调查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中，正当程序原则贯穿始终。正当程序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后者包涵两个规则：其一，任何人不得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其二，任何要在受到公权力不利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刑事处罚或其他制裁）时，有获得告知、说明理由和提出申辩的权利。正当程序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防止公权力滥用；二是保障人权。最终价值是达到宪法的至信、至尊、至上从而实现宪法权威。[17]在此案中，玻尔曼从2000年12月遭到学术不端的指控，到2006年6月被判刑，持续时间将近6年。在这过程中，相关部门严格依照联邦政府所规定的调查程序，不仅牵涉到许多部门，而且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因而，此案调查和审理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极其高昂。之所以如此耗时耗力地遵照程序，是因为它要遵守美国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正当程序。可以大胆地认为，玻尔曼从调查最初表示极不配合的态度，到在最后判决过程中表示认罪和忏悔，这里面“正当程序”起到了莫大的作用。（5）在学术不端行为的揭发上，告发人（吹哨人）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可以说，如果没有德尼诺的告发，玻尔曼的学术不端行为或许会一直进行下去。当然，这一告发机制与其背后的奖励制度有一定的关联。在此案中，按照美国联邦告发人诉讼（qui tam action）制度，德尼诺分得税前21,600美元的奖金。然而，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奖金的作用。对于有人说他告发玻尔曼，是为了获得罚金，他嗤之以鼻。他是在联邦调查的最后阶段（2004年）才对玻尔曼发起了诉讼，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名誉。[18]在此案中，我们或许更需要思考的是：德尼诺作为玻尔曼所指导的学生，一直都受到玻尔曼的厚爱，何以能最终站出来，指控自己的“恩师”？（6）在调查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上，大学自身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格。按照程序，任何学术不端行为，通常首先是学校内部调查，然后再上报相应的拨款机构。对于大学而言，任何学术不端的揭露，都是一件“丢分”的事情。暂且不说调查过程中涉及到的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更为严重的是，一旦教师的学术不端行为被坐实，于大学也是一桩丑闻。可以说，没有大学在情感上愿意揭发对其声誉带来损害的行为。也正是这个缘故，在本案中起诉玻尔曼的美国司法部律师史蒂芬·凯利（Stephen Kelly）说道：“大学在作为接受联邦科研资助方与学术不端调查方之间存在着冲突。想要这个体系发挥作用，大学自身必须很高的道德品格。”[19]在本案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玻尔曼是学校的明星教授，尽管此事件会对学校的声誉带来伤害，但佛蒙特大学没有藏藏掖掖，而是立即按照相关程序开展调查。可以想象，如果佛蒙特大学没有很高的道德品格，此案或许会被改写。参考文献[1]Martinson B C, Anderson M S, De Vrie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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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0].http://www. boston.com/news/nation/articles/2005/03/18/researcher_admits_fraud_ in_grant_data?pg=full.注释[①] 美国联邦拨款机构包括卫生与人类服务部（HHS）、国防部、劳工部、交通部、环保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等。每个机构负责处理学术不端的部门都不一样。在玻尔曼一案中，佛蒙特大学之所以需要将调查报告呈送给ORI，是因为玻尔曼申请的资助主要来自HHS。ORI是隶属于HHS的一个重要组织，它主要代表HHS秘书，监管科研基金的使用情况。[②] 禁止令（injunction）是一种衡平法上的补救措施，主要是指原告认为其权利在受到侵害，但无法用金钱弥补时，向法庭寻求令状，禁止被告实施某种行为。在美国，禁止令分为两种，一种是判决后的永久性禁止令，一种是判决前的预先禁止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其中，后者还包括一种特殊形式，即“暂时性禁止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这种禁止令可以在没有通知或听证前颁发，但通常时效较短。法院事后将会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要颁发预先禁止令。进一步阅读，请参考：wikipedia. Injunction [EB/O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junction.[③] 行政听证指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公民利益的重大决定之前，应充分听取公民意见的活动。听证程序源于英美法系的自然公正原则，最初适用于司法领域，后逐渐适用于立法领域，进入20世纪后，听证程序进入了行政领域，称之为行政听证。[④] 审前会议（proffer ssesion）指犯罪嫌疑人与执法机构交换信息，最终目的是获得有条件地认罪或免于起诉。犯罪嫌疑人通常可以承认犯罪活动，但这些所承认的罪行，不能直接用于之后的审讯中。通常，这适用白领犯罪调查，而不适用街头的暴力犯罪。参与审前会议的人包括犯罪嫌疑人、代理律师以及来自执法机构的代表。审前会议在会议室召开，而不是在法庭的审判室，因而是非正式的。更为重要的是，现场没有法庭记录员或录音。由于联邦执法机构拥有极高的专业主义和诚信，因此无需担心有人歪曲你的声明。进一步阅读请参考：Jefhenninger. What is a proffer session and what should you do? [EB/OL]. http://whitecollarcrimenews.com/2010/01/03/what-is-a-proffer-session-and-what-should-you-do/.[⑤] 在一些普通法国家，重罪意味着严重的犯罪。在美国，犯罪行为一般分为重罪和轻罪。重罪是指判一年以上监狱及至死刑的罪行，而轻罪指判一年及以下监狱的罪行。进一步阅读请参考：Wikipedia. Felony [EB/O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lony.[⑥] 玻尔曼承认，在1994年4月向美国卫生研究所（NIH）申请的一项科研基金中（资助经费为542，000美元），使用了虚假的材料。[⑦] 在调查过程中，玻尔曼曾诋毁德尼诺的人格，以让人相信德尼诺作为一个吹哨人是不值得信任的。

我在北美读书，不断有小朋友问我学习和申请的事情，不回答不好，回答吧，又好像我有以教人似的。经验教训谈这种东西最不靠谱，别人的事情，也就是看个热闹，该自己奋斗的还是自己奋斗。我终于写了这一篇，写得很费力，时间太紧迫，为这个搁下了要紧的任务，代价代价。生活残酷，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得看长远的将来的目标，尽量不让一日闲过啊。只要看看身边牛人，学术超人，就觉得自己该狠狠摸爬滚打，而不是这样向后看。我现在的生活，称为yard life。学校的中心地带是一个被圈起来的yard，往来的游人的热闹不改变它的幽静。yard是一颗巨大的孤独的心脏，每个人有自己专注的事，每天工作12小时是生活的常态，学习8小时以下是不道德，也不敢的。要保持优异的记录，简历上不容许留下败笔。一个经常在图书馆遇到的高年级以色列同学说："我在这里是第七年，我没有后悔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我也没见过一个不勤奋的同学。如果不勤奋，就不会来这里了。"他的神情和气质就是那种沉着坚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人生应该如何实现的人。就冲这一句，"我没有后悔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我大为惭愧仰视。我在美国就像是农民工子弟在城里上学。壮观的图书馆，密集的资源，一群启蒙很早且极其勤奋的人聚在一起，聚成一间大牛棚。牛人同学大多出身优越，从小的学习环境非我可比，都上过扎实的语言训练课，有人从12岁开始学拉丁语和希腊语，有人高中修过几门大学的法语文学课，有人每年至少去十个国家。有一位甚至说："过去的6个暑假，我都没有浪费，都在上语言班。"我脑子里顿时扑通了一下，想起我这个穷人浪费了所有夏天和周末，没有上过任何语言班，法语联盟，歌德学院，新东方，统统无缘。我的法语德语都是自学，还是很心酸地。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条件允许的话，会报语言班，而不是冷冷清清地自学。学好了语言才能走得远，所以要尽量趁年轻多上学，学对自己长远有好处的东西，比如语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到了博士生这一步，最大的心病就是原著读得太少了。想我当年摇摇摆摆看一点哲学和理论书，兴致勃勃地跟。一次在某课程网页上一举看到了3个不知道的人名，Agamben, DeCerteau, Judith Butler，那是和我非常相关的课，我心想我真是孤陋啊，去找来看看吧，于是就跟上来了，被誉为"跟得紧"。那种读书的法子掰玉米捡芝麻，看见什么就跟什么，一团糊涂。写得高明的书，但自己读不透，没有吸取到眼光见识，只是博趣，开阔一下眼界罢了，搞不好只是name-dropping。理论书和二手的文献批评好读，也不好读。要读透需要原文的功夫，要明白人家的讨论对象，人家怎样细读。如果不理解语境，没有原著的知识，读二手书是没有大的益处，索然无味的。我有一个可怕的想法。"三十不学艺"，人到一定年纪（三十当然不是实指），就有暮气和自保之心，学东西就没主动性了。尤其学习外语，来自母语的抗拒力很厉害。母语是自己的comfort zone，容易固步自封。你上课学语言，跟着老师和同学走，但一下课就和那个语言无关了，做作业和看课文都勉强，不用说主动去思考和写作了。人年纪越大，越不想做基础的活儿，求胜心切，时间也紧张，不能拿出一往无前的劲儿来。学习趁年轻哦！语言是文科生命线，一般比较文学的最低要求是三四门语言。美国这边的博士项目，往往有一个理论的考试和一个原著的考试，比如我的学校，一个是common essay exam，考分析论辩能力，一个是reading check，考三门语言的原著阅读。语言不是学着玩的，而是修相关的课，考相关的试。法文课是法语讨论，意大利文课是意大利语讨论。小论文用原文写，大论文可以英语写（当然最好是原文）。牛人是没边的，会八门语言的大有人在，而且跨度很大，除了简直人人都会的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外，还有希腊语+中文，日语+印地语+梵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希伯莱语，俄语+挪威语+中文+日语，这样的高难度组合，简直是什么难拣什么学。每个人都要过的reading check这一关是很有道理的，要紧的是读作品，用原文读，读英译是欺骗和不负责任，是混不过去的。语言学习方面，阅读高于一切。语言不好的原因就是阅读不够。阅读给语言以内涵，口语和写作可以从读书中练。书看多了，思想和表达都有变化。讲一个小故事：研三毕业那年，朋友A接了一个汉译英的翻译活，请B做了一部分。B交稿了，A看了觉得不合格，费了很大心修改。她和我感叹说："真想不到，语言功底这么差，还得我重做。"我也很诧异，不至于啊，B是北大本科出身，现在又念了研究生。A淡然说了一句："书读少了。"我顿时无比崇拜，这四个字分量很重啊！应该用匾悬起来，警钟长鸣。后来我开始琢磨周围的人读了多少书。遇到现在的同学L，她本科修了中文、法语、西班牙语三个学位。我问她修过多少门法语文学课，她说八门。问她读了多少法文书，她说，小说大概30多部，戏剧大概30多部，诗歌就不好数了。顿时我就沮丧得不行了。和我的英语文学可能差不多，可人家还修了其他两个学位呢。我法文不好，写作不行，根本原因就是"书读少了"。对于文科同学，读书才是根本，日常交往和沟通没什么难，难的是表达思想和论辩，要学到圆熟，像使唤自己人一样使唤它。上课发言辞不达意的感觉是很不好受的。和一个老师谈夏天的语言班。他当年在纽约上过一个古希腊语学习班，每天实打实上课8小时，其他的时间，除了睡觉吃饭，全部用于写各种作业练习，大概也要花上6小时。每天一小考，每周一大考，每天学习到深夜两三点，如此坚持了10个星期，学了大约相当两年的课程。语言班很多，没有最疯狂，只有更疯狂，报这个班的必定是强悍的人，否则神经必然崩溃。在高强度的学习里，他锻炼身体没有间断。我问他如何做到。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每天都跑步，十多年不断，再忙也跑步，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压力大的情况下，尤其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你要考虑放纵的后果。对于必将会后悔的事情，现在就不要做。比如吃饭，我不吃垃圾食品，不吃比萨，因为，if I eat Pizza, I cannot run！现在我就是再忙，也自己做饭，保证合理的饮食和健康的习惯。有运动习惯的人就是这样，你不是有意识地下指令，而是顺应身体的需要。让你的意志跟着身体走，而不是身体勉强服从于意志！为了不让生活起冲突，你必须安排时间！当我是一名无知的乡下小本的时候，常去看国外大学的课程网页。很多学校把课放到了网上，中国的院校比较封闭，所以可到国外网页看看，寻找他山之玉。眼睛永远比胃口大，读不了书，至少了解书目，对自己仍然有用。我从大一起到哈佛耶鲁之类的网上溜达，看看人家读什么书上什么课，参照着找书读，一片懵懂的向往。书主要仍然是经典书，是四海之内都容易找到的书，孤陋寡闻的无知小本，最需要的就是指路的光明，第一次读荷马史诗和柏拉图都是在看了耶鲁课表后找来读的。后来念研究生的时候，要看批评著作和文论，大学的书单也很有用，像英国大学的course mole和reading list很全。心中常想想自己的同辈，受另一种教育的幸运的人，在做什么事情，进度有多快，能感到一种鞭策。找资料的话，有一些专门针对某作品、某作品、某类别的学术网页，给出现成的bibliography。网上搜东西，手勤一点都可以搜到，但不必太费力，买椟还珠，做了书皮专家却没有看书。有一条正道是看书，经过一本书的引用推荐，跳到另一本书。网站广播对学英语很有益。BBC的在线广播基本可以通过flashget等软件下载（也可在firefox装flashgot插件）。推荐BBC artsanddrama，戏剧和文学朗读节目，源源不断的狄更斯小说（他老人家一年四季没断过），各种经典名著。冬天天冷，我就睡觉不起，赖在床上戴耳机听BBC消遣，那时候听过Villette，LittleDorrit，纳尼亚传奇，戏剧（莎士比亚，契诃夫，萧伯纳，王尔德哪，还有难得见到的新剧）。这样，我培养出了对有声书的深情爱好。朗读没有视觉压迫，紧随着原书和作者，愉快充实的感觉。听VoyageOut时想到，Woolf的语言真的非常有味道，念出来才能体会。很多作品都是这样的，朗诵是语言专业必须训练的。爽利顿挫的英国英语，听着真的很幸福啊。英文听力不好的同学可以坚持慢慢听，比看美剧受教益。名著就是名著，让内心丰富。校园网的最大便利是BBS和ftp，营造了一个可爱的群体。Ftp注定是校园网的专利，出了校园，就怀念曾经光顾的各种影视站、科教资料点、音乐站、动漫站，比如著名的文艺片阵地rocker.cc。但是校园网是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信息来源受到种种限制。除了动漫综艺和美剧日剧更新比较快，李敖演讲、馒头事件等热点传播得及时，其他资料，更新是比较少的，诸多重复。ftp是分流和共享的好地方，但个人需要的特别资源，还得靠自己寻找。ftp语言站资料很多，但好像大多是教材的扫描和录音，第二外语的基础学习。如果有了一定基础，我推荐德国之音的德语学习Topthema，法国TV5的新闻7JourssurlaPlanete，锻炼听力，有文字可参，又是最新发生的有趣味的时事。广播收集的有声书毕竟有限，当我脱离校园网怀抱之后，就进入了电驴emule的阶段。到了电驴，世界就大了，自由了，海阔天空（也慢了）。这个世界多么平朗开放。当我找到了英音朗诵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简直涕泗交横。那么多没有想过的宝贝一直在网上，而且源源不断地在增加。夜以继日以蜗牛的速度挂电驴，收集狂本性爆发，有声书越收越多，法语的莫里哀、巴尔扎克、雨果、波德莱尔、兰波、普鲁斯特，德语的圣经、神曲、席勒、黑塞，意大利语的圣经、曼佐尼、卡尔维诺、Svevo……欧洲到底是读书人多，有声书极多，不仅本国作品，还有大量翻译作品。有些东西不可思议，竟然有《纯粹理性批评》的德文版。太多了，只能当为退休后陶冶情操做准备。等我老了，退休了，就听这些玩吧。或者视为饥荒积粮：一旦失去了语言环境，可以用这些听力资料保持语言能力。电驴的下一步是ipod。网上资料积累多了，但人不是总在电脑前。用电脑的时候，经常是做事写东西的时候。终于有一天，我开了窍，去买了一个ipod。为什么下这个决心呢？因为被一位西班牙语系同学震撼到死。一起到外校上《神曲》的课，坐她的车回来，她在车上不放音乐，放意大利童话，无辜地问我：你没有意见吧？这是个严肃的同学，我完全相信她ipod满载着教育的内容。她意大利文比我好，我无地自容，第二天就到店里买了一个80G的ipodclassic，从此成了ipod支持者。现在我走路自觉ipod，终于可以少想低俗的事情，给生活增加文化了。（去年我问一名古典系同学，走路的时候脑子里想什么，他说，背希腊拉丁词汇变位。我抓狂地想，真是读书种子啊。）吉本是英国最伟大的作者之一，走路的时候，坐车的时候，挂耳机听春秋笔法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经常就笑起来。收的那么多法语意大利语资料，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图书馆上自习的时候，对照书，听《神曲》的朗诵，对理解和记忆是莫大的帮助。在修《约婚夫妇》的课，对照听过几次，曼佐尼可比雨果，好久不读这种伟大的欧洲小说了，惊喜。走在漫天大雪里，耳边回响着意大利文的朗诵，保罗的书信，劝善劝信，优美有力，真给人一种不可阻挡的信心。有了ipod之后，我才开始听podcast，互联网广播。原来这么多教育机构和电台发布了广播呀。做法是，打开itunes，进入itunesstore，搜索，选择节目。可以用电脑听，也可以下载到ipod/mp3里。这里介绍几个教育节目，都是教授讲课的录音。Collegede France的文学（法语，非常慢的讲解，清晰好懂），Alexandro Manzoni（意大利语，全文朗诵，每一章有讲解），Divina Commedia（意大利语，课堂录音，各章节有讲解）。类似的节目相当丰富，意大利人好像特别热爱podcast，古典文学、神话、薄伽丘、戈尔多尼、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都有节目。这和意大利教课风格大概有关系，讲座多于讨论。我听这些，也就是练一练耳朵，给自己制造一个语言环境，知识上是用处不大的。除了这些法意文学广播，还有Oxford medieval English（中古英语的课堂录音），艺术史，哲学，政治哲学讲座，可以按照各人的兴趣听一听。新闻节目就更多了，各大媒体电台都有自己的podcast。人的声音（书的声音）是可以听上瘾的，学业的要求可以养成为自己的爱好。我们有幸生在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电子时代，声音不再是一转而逝的，而是可以流传，复制，重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大家知道Roberto Benigni是《美丽人生》的导演和主演，但可能不知道他是杰出的朗诵家，能全文背诵《神曲》。他热爱但丁，在意大利巡回演出，背诵《神曲》。Youtube上有他几个朗诵视频。我听过的《神曲》朗诵里，他当之无愧是第一。做梦也想听遍他的全文。读诗就要读出来，甚至背出来。想想过去的莎剧演员背台词的功力，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传统。每天朗诵外文，一定有帮助。默读会漏掉东西，而朗读却让你接近文本，接近作者的写作。真的，就像在体验自己在写这篇文章，如何运筹辞章和结构。ftp应该有很多电子词典。我只能靠电驴。我最近下了一个意意辞典，一个意英辞典，简直爱不释手。最强烈推荐Oxford Superlex，英法、法英、英德、德英、英西、西英，大集成。CNKI翻译助手这个网页有意思，可以看看一些奇怪的东西在汉语论文里是怎么翻译的。最后一个提醒是，电脑和ipod引诱人玩物丧志，拼命积攒、整理、分类自己的文件，所以要克制。更不必说其他的视听和聊天的分心了。本科时我没有电脑，得以面壁用功学习。研究生期间就给电脑废了，玩物丧志的多，收获的少。现在有美国同学就住在没有网络的房子里，可以在家看书写作，说This isthe secret of proctivity，这是一个良好教训，要利用网络，不能依赖于网络。就是这位同学，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问他：放假这几天，你都做了什么？他怅然说：没出门，在屋里待着。Except when I was running，I was just working.这就是博士生的日子，running + working = yard life.好了，写了这些摸索的经历，不伦不类的经验教训谈，完成了答复小朋友的任务。这个关节写这些东西，自觉太不负责了，后果严重。五内俱焚啊，要赶紧回归yard life，做一个负责的graate student。祝大家新学期一切顺利，多有收获。有希望就好。本文来自经管之家，不代表百度学术观点，如有侵权请联系原出处，无条件欢迎分享转发

“我一辈子实际上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他是享誉世界的华人神探，美剧CSI多处以他侦破的案例为原型。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刑侦鉴识专家，被称为“当代福尔摩斯” “现场重建之王”。从警60年，他侦破过59个国家的8000多起重大刑案，担任十余刑侦专业期刊的编辑，做过10000多场演讲。他被聘为北京等多地区刑事鉴识中心名誉主任，并任北京公安大学等30多所知名大学的荣誉教授。他就是全美第一位出任州级警界最高职位的华裔首长——李昌钰博士。3月28日晚，李昌钰做客浙江大学名师名医大讲堂，为浙大600余位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讲座。这已经是李昌钰第二次做客浙江大学了，同学们热情澎湃，情绪高涨，现场座无虚席，掌声雷动。找准定位，尽己所能——要对自己最诚恳，最真实在现场，李昌钰首先分享了他为何会走上刑侦这条路。“在美国，很多作家和电影制片人都认为我从小就喜欢做刑侦。其实并不是，在中学的时候我很喜欢打篮球。”中学时期李昌钰身材不是很高，篮球教练对他说再长高两尺就好了。于是每天回家他都锻炼身体以期长高两尺，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发现这根本不可能——每个人体能上面、智能上面都有一个极限，我们能够做多少，就尽自己的能力做多少。“以前NBA请我去做演讲。我上台第一句话就是，篮球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运动。台下的球员都笑了，说李昌钰今天是不是喝多了。我说，篮球应该分成两种，六尺以上和六尺一下。我们这种矮的人怎么去和高的人打球嘛。”“每个人生下来都可以做一件事情，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自己的本能。我们到世界上只来一次，要有一个目标，要决定做什么。你想好了，就要对它充满热情。所以有梦想有目标的人，他的生活态度就不同，他会积极进取，动力源源不绝。”1960年，22岁的李昌钰变成了台湾最年轻的警官，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此。追求极致公平的李昌钰，带着让证据公正说话的目标，跑到美国求学，潜心钻研鉴识科学，最终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华人神探。抓住证据，锁住真相——我在出生的时候，从没有想过我的行为会影响世界辛普森的手套、莱温斯基的裙子、克林顿“拉链型”的DNA……李昌钰博士侦破的很多案件都影响了全美甚至全世界的政治走向，也都成为了科学界和警界的教学范例。在USA TODAY评出的影响世界的25个刑侦案件中，竟然有14个案件是他直接或间接参与侦破的。由此，李昌钰感慨道：“在我出生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我的工作会影响到世界，影响到历史。所以在座的同学们，你们的工作可能也会改写历史。”辛普森杀妻案中的关键证物——无法戴上血手套“刑侦和科学家最重要的就是观察力，从现场找物证，从物证中找疑点。”李昌钰讲到。比如著名的辛普森案，李昌钰在查看现场留下的照片时，发现死者的手臂上有血手印，由此可以提取指纹、确定凶手。但当时现场的刑警、处理尸体的法医都没有发现这个血手印，后来处理尸体时这个血手印被洗掉了，“所以破案本可以容易得多，这就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当然，侦破案件时，分析能力、逻辑思考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芝加哥史上极为残暴的“芝加哥炸鸡店凶杀案”，七条人命毁于一夜，从店长到员工无一幸免，作案手段极为凶残，破案动员了几百名刑警却毫无进展。李昌钰在破案一年之后，芝加哥的警察局长请李昌钰介入此案。李昌钰仔细查验了现有的证据，并利用鉴识科学算出了很多新的数据，但这对查案毫无帮助。在所有人束手无策之时，被视为“无用”的证据——现场的一袋垃圾李昌钰吸引了李昌钰的目光：“这太重要了！”经过查验，李昌钰发现垃圾袋非常干净，不像是积累了一天的垃圾；垃圾堆中有一张柜台收据，收据上所购买的大部分食物也都在这个垃圾袋里，这说明点餐的人其实根本不饿；收据的打印时间是21:07，但炸鸡店只营业到21:00，说明点餐者是在打烊之后才进入炸鸡店的，最后的光顾者就是凶手；而且能在歇业后再点餐，说明他是炸鸡店的熟人，这是一桩熟人作案。李昌钰从炸鸡上提取了凶手的唾液并检验了DNA，再和炸鸡店老员工的DNA进行比对，凶手果然就在他们中间。“DNA在刑事鉴识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鉴证科学在近代最重要的发现。”李昌钰博士表示，“在未来，我们很快就可以通过DNA来判断一个人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皮肤是什么颜色，我们还会拥有更全面的基因资料库。鉴证科学未来能怎样发展，会怎样继续“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重担还是落在你们青年一代身上。”作为全美第一位出任州级警界最高职位的华裔首长，李昌钰一开始是拒绝出任美国康州警政厅厅长的职位的。“我喜欢做第一线的工作，喜欢查案，喜欢泡实验室，做了厅长就意味着每天有37个会议要开，要频繁地接触社区，没有时间再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李昌钰分享说，“但是，我妈妈说，为什么不去做呢？你要好好做，给外国人看看，中国人也可以做厅长，那么未来的中国人才有机会。”所以，凭着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的想法，李昌钰成为了全美华裔厅长第一人，真正做到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文字来源：田羽、周嘉乐、蒋文秋图片来源：王程、戴文斌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本文编辑：张佳楠

首先感谢您的阅读，欢迎留言交流哦我们都知道《山海经》是在我国上古时代的一本书，里边的內容令人难以想象，在其中叙述的神话传说，又能够说成让我们中国神话故事的基本，夸父逐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全是源于《山海经》。那，山海经就是说一本神话传说书吗？为何一位美国的博士调查后，会顶礼膜拜？《山海经》中究竟藏着什么样神秘的故事？山海经的內容，实际上并不是像大伙儿常说的那般，全是神话传说和妖兽，里边实际上记述了许多的远古自然地理，各种各样山脉和江河这些，因此才叫的《山海经》。那样十分有参考意义的《山海经》，不但在我国有十分多学者科学研究，就连国外学者也而为痴迷。新世纪60时代，美国学者墨茨博士，就依据《山海经》中的《东山经》里的记述，在北美地区，试着开展按经参观考察。她一英里一英里地依经上记过的山系走向，江河所出和流入，山与山中的间距，百分之百地参观考察。最后认证了美国中间和中西部的落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喀斯喀特山脉，海湾山脉的太平洋沿岸，与《东山经》记述的四条山系走向、高山、江河走向、动物与植物、山与山的间距彻底符合。这在那时候都是十分吃惊的发现，因此，她在其著作《淡淡的墨痕》（中译本叫《几近褪色的记录》），汉化版第100页写到：“针对这些早就在四千年前，就为皑皑白雪的峻峭高山，绘制地图的坚毅无所畏惧的中国人，让我们只能低下头，顶礼膜拜。”事实胜于雄辩，这般精准地勾画出北美洲地图的远古传说华夏民族，确实是最该当代人景仰的，因此山海经的使用价值确实被许多人小看了，只是是由于一部分內容让我们远超想像，就没去科学研究，错过了的是科学研究远古历史时间的关键机遇。书中记录了山河走向、物产丰富遍布、中华民族地区特点，也有有关的祭拜、神祇和神话故事，看见十分有趣，觉得自身的想象力都不足用了。杰出作家鲁迅也看了山海经，在他的短文《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里，也曾经说过他儿时也很想要一本山海经，随后长妈妈给他们买来一本，那时他都是将其作为“怪书”来跟读的，念完以后，开发设计了许多想象力，是儿时十分开心的阅读文章亲身经历。跑步女“限期离境”澳洲那边网民回应：“拒绝你回来”这下惨了玉石防水能力大盘点！这几种首饰洗澡都可以带的哦为何那么多的“丑书”大师不被大众认可呢？世上本无“丑书”吹捧的人多了，写“丑书”的也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