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博士几年

来源：金融界网站在华尔街，似乎很少看见中国人的身影，但这是否意味着世界顶级交易员中就没有国人的一席之地呢？实际上并非如此，今天的这篇文章就为大家分享一位处于交易市场顶端的中国交易员。江平先生，可谓当今华尔街最出色的华人投资者，曾被华尔街著名专业杂志《交易员》评为年度“百强交易员”，成为该榜单历史上首位华人。“被股神巴菲特称为“奇才”。曾在雷曼兄弟和塞克资本任交易员、基金经理，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当年，雷曼兄弟为了挽留江平，还开出了近1000万美金的留用奖励，可他最终还是进入了SAC。江平是80年代最早的那批留学美国的学霸精英，同时期留美的还有如李开复等人。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之后，江平就开始从事金融衍生品的业务。江平是江苏靖江县人，1981年，不到16岁的他就以扬州地区高考状元的身份进入中国科技大学。1989年，他揣着2000美元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后又到斯坦福攻读金融博士，因为这才是他的真正兴趣所在。他真正步入华尔街是在1995年，他签约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最初只是一名技术支持部门的普通员工，但江平真正想做的是一线交易员。他当时说道：“华尔街对中国人有武断看法，认为我们数学好，会计算，但做不好生意。所以到这里后，我想的就是怎么在公司内部找工作。”江平设计的一种交易模型，因实用价值极高，为公司赢得大量利润，也给老板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了一名交易员。起初，江平被分配到公司业绩最差的拉美外汇交易部门。这一年墨西哥爆发经济危机，众多投资者纷纷撤离，导致比索对美元的比价大幅下跌。经过认真调研，凭着对数据独特的敏感性，江平发现墨西哥货币被严重低估，有着强大的升值空间，于是他大举买进。果然，挺过危机后，比索强劲反弹，江平负责的拉美外汇交易部，也一举成为雷曼公司最赚钱的部门。从1995年至2004年，全球著名经济危机一波接一波。但是，江平的投资业绩一直在三四成到一倍以上，成为雷曼公司贡献最大的交易员之一。但这位“送财童子”得到的报酬，却与他的付出不成正比。按照华尔街的规矩，基金经理的分成一般是业绩的10%到15%，但江平的分成还不到这个比例的三分之一。他说，“我主要是不会替自己讲价钱。”从雷曼跳槽到SAC资本在雷曼服役10年间，他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但通过这段时间的磨练，他已然成为华尔街上一匹“千里马”。而他的“伯乐”也在这时出现了。2004年底，江平计划离开雷曼兄弟公司回中国发展，同时就近照顾父母。赛克（SAC）资本投资公司的主席兼创始人科亨闻讯赶来。他们在曼哈顿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了饭。江平告诉科亨，他在华尔街看到太多的阴暗面，决定退出江湖。但是，科亨发现江平身上“有着超级交易员的潜力”，极力劝他不要放弃，并开出优厚条件力邀他加盟赛克。更令他感动的是，对方一见面就送来了大礼。“我从来没有一下子拿过那么多现金，而且没有任何压力。”江平说，他在雷曼工作多年，每年帮助公司挣1亿多美元，也没有一次拿过这么多的奖金。科亨让他有一种“异乡遇知音”的感觉。2006年春节，他和太太带着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儿女，回到江苏老家和父母一起过年。这是他过的最快乐的一次春节。回到美国后，江平向雷曼公司提交了辞呈。他说，华尔街的人跳槽很常见，像他这样业绩很好、收入很低且一呆10年的人很少。老板极力挽留，“拿出近千万美元的留聘奖励，包括现金、提高的分红和贷款等”。但是，江平不为所动，因为这一切礼遇来得太迟了！2006年3月，江平正式去赛克公司，投资七国集团的外汇、指数、拉美外汇、债券和欧洲信贷，但一开始并不顺利，“亏了七八百万美元”。他感到了一定的压力。不久，赛克主席科亨请他到家里吃饭，同时被邀请的还有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经济顾问。看到他情绪不好，科亨对他说：“不要担心，我并不了解你做什么，但是我了解你这个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好！”结果，他当年就成为赛克最出色的基金经理之一。告别打工生涯，创办平资本管理公司在离开SAC资本创立自己的基金后，江平自主管理的平基金曾在2008年的第一年就下跌了34.26%。但该基金随后在2009年大幅上涨了192.73%。在2010年，对许多对冲基金和对冲基金经理来说是艰难的一年（他们成群结队地退出），但平基金的价值上涨了103.45% ——这在当年的全球基金排行榜来说，绝对可以排在前几位，乃至首位！江平的投资组合中只有1.549亿美元，有人认为这会让理财变得更容易，但该基金是一只全球宏观基金，而他在全球宏观领域的许多同行都在苦苦挣扎。海外媒体business insider对江平的基金是如此评价的：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根据绝对回报率，该基金投资于中国、拉美和其他新兴市场，其绝对我们看到过的表现最出色的基金之一。华尔街最能赚钱的华人基金经理2009年，在美国金融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凭着超人的投资天赋，江平仍帮赛克赚了个盆满钵盈，仅他个人的分红就超过1亿美元。被美国著名的《交易者》杂志评为“百位顶尖交易者”。因其投资业绩遥遥领先于许多上榜的同行，江平甚至被股神巴菲特称为“奇才”，并成为该榜单历史上首个问鼎百强的华人。他给投资者提出了四条忠告：1．树立劳动致富的人生观2．保卫劳动果实以死守不战为上策3．投资行业是一种特殊劳动4．九死一生，百炼成钢对于一个交易员必须具备的知识，他给出了以下建议：1．数学类：四则运算；开根、乘方、指数、对数、复合利率；线性优化，基本统计。2．经济、金融类：微观、宏观及国际经济学；货币市场（marciastigum 经典）；衍生物（johnhull经典）；经济与金融历史。3．实用类：彼得·林奇（peterlynch，beatingthestreet），他很可能是金融史上唯一一个大规模投资靠选股而打败华尔街的投资专家。他并非名校毕业。想模仿他的人应看一看他四十岁时的照片（已白发苍苍），然后问问自己及家人是否也愿意在40岁时变成那样；杰克·许瓦格（jack schwager），许瓦格写过很多书，都值得反复看。4．其他书籍：开卷有益，知识面越广越好。大部分书可速读，但也有些必须精读，各人可根据具体情况。非专业书中，我喜欢反复看，书翻破了再买了看的，以《毛泽东选集》与《金庸全集》为首。5、各类活动：现在的教育体制，太注重读书，甚至鼓励读死书。生活中自有学问。打工种地、文娱体育、三教九流，都应尽可能有所了解，有所参与。6．高深理论类：高深理论有没有用？肯定有用。但我几乎拿了两个博士，所学的高深东西，对找到工作有用，但并未直接对交易起到多少作用。这些理论最大的作用是，当一班华尔街总策略师、总分析师、总经济师抖出他们的名校学位、显赫经历，顺口引用“随机微分方程”、“garch”、“多元回归宏观预测”等名词，我可以冷眼旁观其闹剧。来源：汇商传媒

作者：虹摄库尔斯克综合媒体报道，狂暴的美国最近又发生了严重枪击案件！不幸的是，这次枪击案的受害者中有在芝加哥大学就读经济金融博士的中国留学生范轶然(Yiran Fan，30岁)。当地时间1月9日下午1时50分许，一名枪手杰森·南丁格尔（Jason Nightengale）持枪向民众肆意开火射击，导致3死4伤，其中包括中国留学生范轶然。枪手南丁格尔在随后枪战中，遭警察击毙。范轶然是首个遇害者，他在公寓停车场的车内遭南丁格尔击中头部身亡。10分钟后，南丁格尔出现在东南端大街4900号公寓大堂，当时公寓楼管试图阻止南丁格尔进入大楼，不过后者最终强行闯入，并转身向这名46岁的女性楼管开枪，致其胸部中枪身亡，还有一名女子受伤。图片：枪手南丁格尔和所用手枪。之后南丁格尔偷了一辆车，在一家便利店里开枪打死了另一名20岁的男子，打伤了一名81岁女子的头部和颈部，该女子伤势严重。离开便利店后，南丁格尔又开枪打伤了一名15岁的女孩，伤势严重。南丁格尔开着偷来的车向北约16公里，随后他下车走进一家药店开了几枪，但没有打中任何人。紧接着他穿过街道来到一家餐厅，射中了一名女子的脖子，该女子同样伤势严重。南丁格尔离开餐厅后，与赶来的警察发生了枪战，南丁格尔被当场击毙。图片：芝加哥警方封锁现场。事件发生后，芝加哥大学进行了确认，证实第一名受害者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Yiran Fan，是该校商学院和经济系联合项目的博士四年级生。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名留学生来自中国，是中国北京大学本科双学位、剑桥大学硕士、芝加哥大学博士在读生，非常热爱生活，还曾是一位活跃的文艺爱好者。目前在芝加哥大学攻读金融经济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互动、信息灵活下的筛选竞争研究等，原计划今年内提交博士论文。其同学透露，他还“一心想回北大当老师”，却在这个枪支泛滥的国度陨落。图片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留学生范轶然的报道。枪击发生后，芝加哥大学发布官方声明，对在枪击中遇难的该校博士在读生范轶然表示哀悼。许多网友也自发在其社交媒体下留言表示哀悼。芝加哥警方表示，在这次恶性枪击发生前，凶手南丁格尔从没有进入过警方的重点关注名单，对他的了解非常少。但事实上，据芝加哥当地媒体报道，南丁格尔曾多次因违反枪支和毒品规定、故意伤害罪而被捕。图片：芝加哥媒体报道，南丁格尔是有前科的。图片：凶手所用的手枪。而根据网友们在社交媒体上扒下来的资料，这位名叫南丁格尔的凶手曾经做过保安和叉车操作员等工作。在过去2年间，南丁格尔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令人不安，精神状态明显有问题的视频。在枪击发生前2天，疑似南丁格尔发的一条帖子中，他举着枪对着镜头，一边开车，一边大声说着“一些不知所云的话”。据芝加哥当地媒体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员证实，该视频中的男子就是南丁格尔。图片：芝加哥警方一直到晚上都将案发地封锁。美国芝加哥枪支泛滥是造成这起惨案不可饶恕的原因。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芝加哥警察局在2019年就缴获了1万多支枪，平均每48分钟缴获一支枪。而根据警方新公布的数据，这一数字较前一年的平均每小时缴获一支枪还有所上升。警方称通常每年在芝加哥会缴获约7000~10000支枪。在芝加哥缴获的枪支通常比纽约和洛杉矶多。原因是芝加哥位于威斯康星州和印第安纳州之间，这两个州的枪支法律很宽松，芝加哥的犯罪分子很容易越过边界，在行李袋里装满枪支，然后散布到整个城市。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黑市加剧了芝加哥的枪支问题。他说，“这是一种交易。这是一种利润丰厚的交易，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做这种交易赚钱。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图片：美国芝加哥缴获的枪。历史上芝加哥就是黑帮泛滥，著名的汤姆森冲锋枪因为芝加哥黑帮的使用而被称为“芝加哥打字机”。美国的枪支文化不知道还要断送多少人的性命！最后，对于在外读书的中国留学生，还是希望大家都照顾好自己。学习不易，早日回国！

别人五年读完数学博士甚至还得延期，他在伯克利用两年搞定。别人起大早去图书馆占座，他睡到12点自然醒。别人小时候在玩游戏的时候，他在跟妈妈比奥数。昨天，第二届阿里数学竞赛落幕，全球5万人参赛只有4人金奖，其中就有他，并且这是他第二次拿下金奖。拿下金奖后，颜值少年还激动地在颁奖典礼上来了一段rap，他就是自称「普通人，有点数学天赋」的张钺。在去年参加第一届竞赛的时候，他就获得了「几何与拓扑组」金奖，那时候，他才在加州伯克利读博一。如今，他已经博士毕业。是的，你没有看错，张钺两年时间读完了大多数人最少五年的博士，而且刚刚拿到了美国顶级金融公司offer。消息一出，一些大佬们纷纷祝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毅教授，称「真神人神速，后生可畏，不可限量。」2018年，从北大数学系毕业的张钺来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师从Ian Agol教授。这位教授是美国数学学会会员，曾获奥斯瓦尔德·凡勃伦几何奖、数学突破奖。为了缓解生活费用上的压力，读博期间除了完成学业，参加竞赛之外，他还当起了助教，找起了实习。我们也要看到，不可否认成功道路上的偶然性。以实力为基础，运气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要不是碰上疫情的因素，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强的欲望读两年在拿到Citadel邀约就考虑毕业直接工作。疫情其实也是一个很striking的因素，这几年的北美教职都很紧张，还有一个尤其是拓扑这样的方向学术道路对于绝大部分人就是会比较曲折的。那种线性的奥赛金牌-报送清北-名列前茅/丘赛拿牌-名校PhD-第一个postdoc的位置很不错，到后面的学术圈就不再有这样的线性关系。想到这个还是要让人抉择是否真的要留在学术圈。还有一个运气的地方是，要不上碰上Ian Agol一个很nice的导师，也许也做不到两年就放他毕业。很多打算在国外发展定居的人呢，是不会跟国家的留学服务中心、留学基金委、统计局之类的机构上报自己的去向，挂靠国内档案的。大部分人是这样的：自己申请大学，自己邮箱收到offer或者ad后，通知一下亲戚朋友，通知一下辅导员和学院（告诉他我们没有失学，没有拉低全系95%的就业率），向外国官方机构和学校申请个i-20和签证就可以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最严重的是信心不足，也就是感觉国内自己没啥竞争力没什么机会，高净值人群基本都拥有外国绿卡，这才是更说明问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价值衡量基本上都是拥有的财产数量，如果高净值人群都把资产向国外转移，那中国怎么发展？对此你怎么看？欢迎留言说出你的观点吧

怀念范轶然：他的梦想与执着廖元辛题记：2021年1月9日，我的挚友范轶然在芝加哥不幸遭遇枪击遇难。轶然生前博学多才、谦虚勤奋、乐于助人，在北大、剑桥、芝加哥大学均有口皆碑。大四时，轶然曾前往广西支教，亦颇受当地学生好评。业余时间，他还执导了多部话剧作品，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范导”。此文作于2016年，是我前往芝加哥探望轶然后所作，本意是展现中国留学生在美申请、攻读博士的艰难，后收录于拙作《新留学青年》。现谨以此纪念轶然，也愿我辈秉承其遗志，光大其精神。2015年3月，当我来到芝加哥看望已近两年未见的轶然时，他正处于我们相识十年以来最焦虑的状态。说“最焦虑”，是因为他平时也焦虑——无论是在高中时代，还是在大学的校园里，你任何时候见到他，他都行色匆匆，脸上挂着淡淡的愁容。不过这一次，他的焦虑确实事出有因：就在三天之前，他刚刚收到最后一所自己申请的学校寄来的拒信。用他的话说，“天塌下来都比这个容易承受”。这是轶然第一次申请美国大学的博士项目。为了能毕其功于一役，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他几乎是皓首穷经，宵衣旰食。两年之前，在重大决策中历来小心谨慎的他，出人意料地从国内的研究生项目退学。其后，他远赴英伦，在剑桥拿到研究型硕士学位，同时考察了英国学校的博士培养方式。从剑桥来到芝加哥之后，他没日没夜地学习、修改申请所用的自荐信。为了赶上博士的申请季，他用一年的时间修完一年半的课程，其中还包括在暑期自学成才，从而免修了本来必修的C++课程。“我过去这三年只干了这一件事，就是申请博士。”我刚放下行李，还没来得及坐下，轶然就愤愤不平地讲起来，“结果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你说说，这公平吗？”我咽了口唾沫，把本来想说的话又吞了回去。“要不这样，明天咱们出去逛逛，你也散散心？”“唉，”轶然长叹了一声，摆了摆手，“没意义，你说，出去逛逛能让我申上博士吗？”我涨红了脸，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是啊，除了等到明年的申请季，还有什么法子能让他申请上博士吗？在轶然一言不发地开始切起白菜，炒起五花肉的时候，我也在一旁静静地思考着博士对于他、对于许许多多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记得从上小学开始，每当父亲问我今后要不要读大学，我就会说，不仅要读大学，还要读硕士。“那读完硕士呢？”“读博士！”“读完博士呢？”“读博士后！”那时的我，显然还不清楚硕士、博士和博士后这些耀眼的头衔意味着什么。对那时的我来说，带上博士帽、穿上博士服，然后在照相馆里拍出一张“博士毕业照”，远比搞清楚“博士是做什么的”这样高深的问题重要的多。事实上，这种“读完本科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或者是硕士优于学士、博士优于硕士）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即“博士”是那种读书非常多的人。到底有多“多”呢？不知道，但大概至少比硕士多。一个人既然是“博士”，那就自然是经纶满腹，博古通今，自然是“顶厉害的”了。而博士后呢，自然要比博士更“厉害”。然而在美国，或者说欧美各国，读博士或者读硕士，则根本上是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自20世纪初以来，欧美国家的博士项目主要以培养学术研究者为目标，强调学生的科研原创性。同时，博士也是一块敲门砖——在大多数院校，只有获得了博士学位才有资格受聘成为教师。然而就是这样一块敲门砖，让自上本科起就想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的轶然已经苦恼了三年。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我觉得我现在特理解《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你说，我现在申博士，跟范进考科举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没区别。”第二天，我开车带轶然出城到圣母大学转了转。他的情绪已经稍稍有所好转，但依然起伏。回程的路大概一个半小时，我想正是深入谈谈他申请博士想法的好机会。事实上，尽管我们谈论的是他的“伤心往事”，但和他谈话还是会给人带来一种莫名的喜感。这一来是因为他抑扬顿挫的语调像极了评书大师单田芳，二来是作为一个曾获得哲学双学位的哲学迷，他会把我问的每一个简单的问题进行理论化的分析，给人一种“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似的黑色幽默感。（以下为范轶然对笔者的讲述）说实话，要说这一年来有没有开心的事，我觉得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每天就是按部就班地上课，做研究，找推荐信。每天就干这么点事儿，最后还没申请上，你说我能有高兴的事儿吗？这些年出来读书也花了不少钱，你说，如果我明年再申不上，我咋办？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申请之前，其实我就知道估计会很难。毕竟金融博士每个学校就招那么几个人，全世界那么多人都在申请。先不说其他人是个什么水平，你就看看我们芝大这些学生都是怎么念书的：每次下大雪，其他学校都封校放假了，可我们不放。为什么？不是学校不让放，是学生不让。学生说，我们交了学费来上学，你提供的教育就得足时足量。既然我们能来到教室，你就应该继续给我们上课。你问我为什么想教书，为什么要读博士，这个说来就长了，我得先讲讲这个想法产生之前的事儿。我小时候，大概初二的时候吧，就在想人活一辈子，总要干点事儿。那什么事情有意义呢？我一直觉得当医生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因为它解决了人类的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活下去”。而使得人类活不下去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呢？那时候我觉得是癌症。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事情你都可以控制，但癌症这个事情你没法控制。就像一个人在街上走，被撞死了，那可能是因为司机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他走路不小心。或者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那可能是因为医生给他输血时用了不干净的针头，或者是因为他出去乱搞没有做好保护措施。无论如何，这都是因为一些人的问题，导致了最后这样一种结果。你现在听这个想法可能会觉得很好笑，但我当时真的这么觉得。因为我爸从小就教导我，“不要犯低级错误”。所以我那时就在想，如果所有人都不犯错误，那会怎么样？就像撞车或者感染艾滋病，如果所有人都不犯错误，司机和行人都很小心，医生每次都换针头，你不出去乱搞，或者你做好保护措施，那么这些问题理论上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癌症就不一样，你无论怎么小心，还是可能会得癌症。所以当时觉得，如果有一天能把癌症治愈了，那将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在即使完美世界中也依然存在的问题。当然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自己当时也太自大了——就凭我，能治愈癌症（笑）？但在当时，真的就是想做这个事儿。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觉得干这个不错。我妈在医院工作，她就跟我说，学医有两种，一种是临床医学，一种是基础医学，你想治愈癌症，是不是就是要去基础医学。我一想觉得不对，因为我觉得既然是医生，就应该给病人治病，怎么能天天在后面做研究呢？这是我初中时的想法。后来到了高中，我还是觉得应该去治愈癌症，但我依然不能调和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这是我当时生活中的根本矛盾（笑）。而且我当时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现在开始致力于癌症研究，可能等不到我研究出来的时候，别人就已经研究出来了，这样我岂不是白干了吗？想到这一点之后，我的心态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后来我就想得了，咱不干这个事儿了，咱搞个别的事儿吧。那搞个什么事儿呢？我当时其实也不知道。但是不知道也没办法，因为到高三了得报志愿啊。后来去北大清华的宣讲会一看，觉得商学院不错。为什么商学院不错？状元多嘛，毕业之后出路好嘛，能挣钱。于是我当时就想，既然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那我应该喜欢钱，因为钱所有人都喜欢。所以后来我就去了。我的想法是，我可以挣钱，挣很多很多钱，然后我资助别人去研究癌症。这样做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之前一直在想，如果我要去自己研究癌症，国家给我好几十年的资助，结果我最后没研究出来，浪费这么多资金，这不太合适。但是如果我是一富翁，资助别人去做，他把这个钱浪费了，那是我自己的钱，我乐意。可是去了商学院之后，我发现国内教育体系有不少弊端，于是我又产生一个想法，就是有朝一日能当上大学校长。另外就是我意识到教育这个东西太重要了，你当了校长，大概能影响到全国千分之一的人。而这千分之一的人，对社会的影响可能就不止千分之一了。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我估计是当不上校长的。为什么？因为国内知名高校的校长是有行政级别的，而我对政治天生不感兴趣。这样一想，我觉得咱还是别当校长了。当然了，我后来也掂量了一下自己，觉得估计自己也配不上，没这本事（笑）。得了，既然咱当不了校长，那就当个老师吧，至少可以在课堂上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一部分人。另外你也知道国内现在的学术环境，如果大家想的都是怎么去业界挣钱，而不是把自己的研究做好，把自己的课教好，那么学术风气只能会越来越差。所以我决定申请博士的时候，其实是有这个打算的，就是将来回去任教，用自己的力量去正一正学术风气。当然对于教书这件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其实没有问，就是“教”和“研”的关系。你到底是想“教”还是想“研”？国内的学术氛围是不好，思想的交流确实不如美国这边活跃，但如果你真正想做的是“教”，那么这些事儿你应该就不那么在乎才对啊，不是吗？说到底，我还是想教书的，教书对我来讲比做科研更重要。但是我后来发现，如果你真想教书，想获得一些话语权，那么你就需要一个正教授的职称。而这样一个职称，部分取决于你的研究做得好不好。另外，当你为了最后能教书而去读一个博士，你真正把自己摆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了完成这个博士的任务，可能你90%的时间需要做研究，只有10%的时间去做助教，你会不由自主地去重视自己的研究。我也重视自己的研究，虽然我还不是一个博士。（范轶然自述结束）在听到最后那一句“虽然我还不是一个博士”的时候，我分明能感觉到轶然的失落。在这样的自嘲之外，更多的时候，他在叹气。几乎在每一个段落的结束，他都要长叹一声，给作为提问者的我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熟悉他的人其实也都知道，这样的长叹几乎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不自觉的习惯，而丝毫不会起到“如释重负”的作用。我在想，在最终申请上博士之前，这样的习惯也许还会延续下去。作为一名旁观者，同时又是他的好朋友，当轶然提起他初中的班主任老师送给他们的那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一定；十分耕耘，一份收获，一定”时，我一方面为他这三年来的不懈付出肃然起敬，然而另一方面，也不由自主地感到担忧。我感到担忧，是因为与很多人满怀期待为了一个目标而“痛苦并快乐着”不同，在轶然的这段艰难跋涉中，似乎只有痛苦，没有快乐。这样的痛苦，自然与他习惯性焦虑性格的缘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也与博士申请过程中存在的极大不确定性密切相关。与中国学生在国内已经习惯的考试看分数、只要考得好便上得好大学相比，在美国申请博士——尤其是申请文科博士的过程，则不啻为一次命运的审判：学校的录取委员会虽然会把申请人的托福和GRE的分数、推荐信和科研成果的含金量等因素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但最终录取的结果毕竟不像单纯的考试成绩一样掌握在申请人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轶然把自己比作范进的原因——因为在科举时代，没有人能在走入考场的那一刻，就能保证才华横溢的自己一定能金榜题名。这种不安全感，激励着每一位申请人付出不懈的努力，却也促使他们中一些对自己要求严苛的人走向患得患失。当轶然给我讲起近几年来，他会为每一次上网玩小游戏所耗费的半个或是一个小时的时间而内疚不已的时候，我伤感地想到一句网络语言来：“我们究竟还能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了？”半年之后，当我第二次去芝加哥看轶然的时候，他已经搬了家。新房间采光不太好，显得阴暗逼仄。暖气时有时无，我睡觉的时候夜里好几次被冻醒。轶然拧开暖气管道上的一个阀门，房间里立刻暖和了起来，但产生的噪声却也震耳欲聋。他不好意思地耸耸肩，向我解释道：“没办法，一打开就成这个样子。”轶然习惯性的焦虑依然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但毕竟比半年前好了许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曾经想，要是申请全都被拒了，我就活不下去了。可是你看，这半年过去了，我不还是活着呢吗？”在第一次申请折戟沉沙之后，他费了好一番工夫，在学校的商学院里找到了一份为期两年的研究助理的差事，“演兵修武”，以待明年卷土重来。由于今年不准备再次申请，一向深通文艺理论的轶然还主动请缨，担任当地中文剧社“风车剧社”的导演，排练萨特的名剧《禁闭》。“风车剧社”在当地知名度很高，在演出的前一天，轶然甚至还接受了央视《华人世界》节目的专访。我没有给他讲我采访的其他留学生在博士道路上知难而退的故事，但他却主动给我讲起了他那位曾与他一同申请博士的室友。“你还记得他吗？”他问我。“就是你管他叫‘康师傅’的那一位？”“是的。一直想申请博士，最后却打了退堂鼓。两年了，我知道他是怎么过的——提前上博士生才修的课；每个周六一早起来就给国内以前的同学打电话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上自己并不喜欢的《环境经济学》，就为了拿到那门课老师的推荐信……”说到这儿，轶然习惯性地长叹了一声，“我是真为他感到惋惜。”“那他现在做什么？”我问他。“回国了，跟着我们一个很有钱的朋友做金融衍生品。说实话，待遇很不错，我猜他应该过得也挺好的吧。”我没有问轶然是否会羡慕这样的生活，因为他的行动已经告诉了我答案：就在话剧首演结束的当晚，轶然结束了剧组的总结会回到家，打开电脑，开始认真修改之前设计的一组投资模型。改到一半，他习惯性地叹了口气，转过头对我说：“你知道吗，排完了这几场戏，我又要过起除了准备申请什么都不干的生活了。”

来源：智通财经网智通财经APP获悉，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博士周三告诉美国国会，由于开发安全有效的疫苗需要严格的临床测试，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批准新疫苗。福奇博士补充表示，科学家们将在今年年底或2021年初找到一种或多种安全有效的疫苗，美国可能在明年4月之前拥有足够的疫苗剂量。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认为，美国可以在10月底前拥有安全有效的疫苗，并在4月前拥有足够的疫苗剂量，为每个美国人接种。总统的言论与卫生官员不一致，并引发了人们对政治而非科学将影响疫苗审批过程的担忧。而福奇博士今日向美国国会提出了类似的时间表。他在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在11月，可能会有5000万剂疫苗可用，到了12月也许又会有1亿多剂，到4月份的时候，总共会有7亿左右的剂量。”福奇博士此前曾表示，不能保证科学家们会找到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了，美国可以开始考虑在2021年中到年底开始回归正常状态。在听证会上发表的讲话中，福奇博士还表扬了Moderna(MRNA.US)、辉瑞(PFE.US)、阿斯利康(AZN.US)和强生(JNJ.US)的疫苗。强生公司在今日早些时候宣布开始对其疫苗进行三期试验测试，该公司是特朗普政府疫苗计划支持的第四家进入后期测试的公司。福奇博士表示，第五种疫苗由诺瓦瓦克斯医药(NVAX.US)生产，预计将于10月开始进行后期测试。

金融博士去学牙医4月18日，一件不大的事情在朋友圈转发，也引起某日报的注意：博士朱骏（化名）博士都毕业6年了，居然去报考专科学校！放弃银行和科技公司的职位，去学牙医去了，过去二十多年的在数学和金融方面的专业积累都不要，重新开始一个陌生的领医学域，对他是佩服也是对他抉择的尊重。事情的大概是这样的，早在六年前就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的博士朱骏（化名），今年报考了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口腔医学专业，最终取得了文化课满分，校考第一名的成绩，一旦被录取，将在学校里进行三年的全日制学习。根据新闻报道的信息内容，以博士学历报考高职专科学校，这在安徽省还是首例，估计全国也是罕见。高职专科到博士，中间差了三个学历等级：专科到本科，本科到硕士，硕士到博士。只有从专科起步向上攀登到博士的，没见过博士毕业再考专科学校的，这不是颠倒着来吗？据报道，朱骏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业都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完成的，本科专业是数学，硕士以及博士专业是金融工程，2013年毕业后先后在银行和一知名科技公司上班。“对医学感兴趣主要是受我的岳父和爱人影响，他们都是口腔医生。”朱骏说，自己的兴趣一直比较广泛，虽然是理工学生，但也对历史等学科充满兴趣。在见识了妻子对牙齿“正畸”后，感受到了医学的神奇，萌生了学习口腔医学的想法。一番考察后，他决定报考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于是一路过关斩将，以第一名的成绩即将开始三年的口腔医学专业学习。一路名牌大学毕业，读到博士基本到头的状态，可以充分证明此人非常聪明，但是对于普通人的观点，对于回头读大专这个事情，肯定还是会有不小顾虑：我一个博士生，去考专科，太没面子了吧？别人会怎么看我？一事当先，先考虑别人的观点，不是想到自己。自己喜欢不喜欢，有没有兴趣，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符合他人的眼光—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人太多了。很多人就是这种在世俗的眼光中迷失了自我，找不到自己的爱好。其实，读到博士的人，尤其是工作过6年时间的人，应该是一个理性思考的个体，这一点根本不用怀疑，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是揣测别人的想法，但是这各问题的理由可能还是就来自于世俗的判断，为啥这么说，可能牙科医生的收入、发展前景、以及妻子和岳父所能提供的职业发展和盈利预期，确实是非常确定性的未来，比自己在专业领域发展可能要光明的多。当然兴趣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兴趣使然？读大专是进入行业的通行证我们无法判断朱博士放弃金融职业，去进修大专真的是因为兴趣，但是这个牙科大专的文凭确实是进入牙医行业的最低的门槛儿，有这个毕业证就可以进入岳父的诊所，未来也可以自己开诊所。事实上从社会对人才需求角度说，博士回炉读口腔医学专业，也许是一种非常有“钱途”的选择。根据《中国正畸市场消费蓝皮书》显示，2016年底，中国的牙医执业(含助理)医师数量在15万人左右，其中真正受过正规牙医本科教育的口腔医师可能只是3万人左右，保守估计牙医缺口在12万人，实际缺口可能在17-18万人。而且，种牙植牙都非常昂贵的背景下，在“一口牙等于一辆宝马”的当下，口腔医生收入非常高，一般能达到几十万元，一点不低于选择“996工作制”的程序猿。如果是自己开诊所，独立行医，估计收入要更高一些，年入百万也很正常。有人觉得这是瞎胡闹，有人觉得是教育资源的浪费，从某种程度来说，确实是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毕竟国家培养一个专业人才需要大量的投入，但是毕业后却没进入合适的领域发展，对于国家在朱博士身上的投入来算，尤其是从本科到博士的是十年，可以说确实是一种浪费，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不是胡闹，毕竟读过20年书，又在社会上混过6年的人，对于自己是不是胡闹肯定有自己的更多判断。“对医学感兴趣主要是受我的岳父和爱人影响，他们都是口腔医生。”朱骏说，自己的兴趣一直比较广泛，虽然是理工学生，但也对历史等学科充满兴趣。在见识了妻子对牙齿“正畸”后，感受到了医学的神奇，萌生了学习口腔医学的想法。朱博士实际在他的采访中完全表达了自己的小算盘，对于他学数学和金融的背景来说，接近30来岁再转型确实难度比较大，但是有岳父以及爱人的专业支持和行业背景，应该说转型不难，关键是他的引路人在牙医这个行业经验老道，有他们带路，朱博士转型几乎是无风险、高收益转型，可以看到的未来，中国少了一个办公室白领，多了一个充满干劲、经验丰富的牙医老板。当然，朱博士自己的观点是兴趣使然，但是到了快四十岁，工作六年的人来说，再谈兴趣确实有点晚，但是也不得不说我们的教育确实会泯灭兴趣。与朱骏相映成趣的是“流浪大师”沈巍。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流浪汉饭都吃不饱，跟“读书”联系不到一起。但沈巍就是边流浪边读书，读书流浪两不误，不为世俗所左右，你说你的，我读我的。沈巍与朱骏境遇迥异，处世之道则同。知乎上也有关于类似问题的讨论，其实很多人的误区就是读书多理所应当的拿钱多，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确实存在这样的正相关，一般来说，读书多，收入也一般来说会高一些，但是具体到个案，又完全不同，很多文科博士，确实在经济收入上处于弱势，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多离钱比较远，拿到博士学位对收入的改善也比较少，甚至赶不上早几年上班的专科生，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房价飞涨，十年几乎十倍的涨幅，早出来十年混社会，造就买了房子，而刚出校门的博士，拿着几千块工资，面对着几百万的房子，确实有深深的无力感。朱博士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是兴趣使然，我却分析还是认为牙医这条路绝对是无风险、高收益的一条路。这是记者采访时的对话记者：为什么博士学历还要报考大专院校？朱彦俊：一方面是我兴趣比较广泛，平时对历史和医学等学科都非常感兴趣，去年知道有这个分类考试后，就决定往口腔医学方向试一试；另外一方面是，我爱人、岳父也都从事口腔方面的工作，我挺好奇的。记者：之前博士所研究的知识就那么放着，会不会觉得可惜？朱彦俊：之前那么多年的学习，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整体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专业也并不一定会丢掉。比如说，我想学的口腔医学与人工智能还是有交叉的。记者：假如你被医专录取，会不会向更高的学历深造？朱彦俊：暂时没有考虑，我更偏向职业方向，但未来不排除深入研究。记者：口腔医学中有有一门基础课——解剖学，你会不会害怕？朱彦俊：我之前也问过爱人，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应该不会是个难过的门槛。而且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看医学专业课书本。无独有偶：清华化学博士重新高考读建筑据报道 ，1998年，刘早第一次参加高考，其第一志愿是浙江大学，专业志愿依次是建筑学、计算机、生物医学工程，后以612分的成绩，上了浙大的调档线，被该校调剂录取到化学工程与工艺系。刘早说，本科学习强调打基础，学生对专业的了解和研究并不深入，学位，刘早学得很认真。在浙大，刘早的综合成绩从大二到大四一直是全班第一，还担任了该系学生党支部书记。最终2002年本科毕业后，刘早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化工反应工程专业“硕博连读”。 但是他还是喜欢建筑学，快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毅然回高中参加高考，以644分的高分实现了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愿望。因此他对自己的专业谈不上感兴趣，也谈不上反感。冲着保送研究生的指标、奖学金和学士。我身边的案例：选择大于努力我的高中同学，后来跟我考入同一所大学的生物学专业，读了半年，还是决定回去高考，因为转专业太难了，教育部虽然同意可以转专业，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难度很大。后来这个同学再次高考，进入重庆大学建筑系，后来在央企做建筑规划，趁着房地产发展的十年，基本已经财务自由。如果还是读生物，估计最好的结果也就是美国某大学著名实验室的博士后吧。当然这个抉择主要是兴趣的原因，但是没想到后期也带来经济上的差异。这种专业调整我个人认为都是理智选择的结果：1、高校转专业太难，试想高中毕业的小孩子，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考生，知道啥大学专业情况，完全就是瞎撞，碰到哪个算哪个，能拷出来就是成绩了，还怎么在乎兴趣。但是进了大学门再调整就很困难了，又是成绩要求，学习实践。对于那些专业性很强的专业，完全没法转，比如建筑系、医学类专业，，所以只能回去重新回炉。2、职业规划太弱，甚至根本没啥规划，别人说哪个好就跟着去，完全不懂未来发展的实际情况，身边一堆朋友被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环保的世纪等忽悠去了生物、环保这些专业，想脱身没那么容易。我有同学学传播专业去了建设银行，进去才发现，学传播和学金融的发展的完全就是天上地下的感觉，自己自学注册金融师，去了国内第一的公募基金，收入自然也是跨越式发展。但是这些行业之间的差别都是工作很多年之后才知道的。朱博士最后决定去考牙医，我相信也绝对是看出了其中的差别。3、如果能换专业，我相信身边的朋友，还是读者朋友们有一大批要换个专业，上班十几年，你会发现，选择比坚持重要，行业比聪明重要， 那个考研咨询达人张雪峰也说，对外经贸的金融专业比北大的文史哲学要强太多，对此观点，我也是认同的。最后，如果给你选专业的机会，你会换专业吗？换到哪一个？来源：学术志 梆博士

来源：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霸”、“海归”、“领域精英”……是他们共同的标签。他们飘洋过海，加入SAIF，组成这支世界一流、亚洲领先、国内唯一的豪华师资阵容。课堂上的授业解惑，课后的潜心学术，他们，无疑是SAIF培养高端金融人才，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中坚智慧力量。获得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双博士学位，在MIT任教近20年的她，选择回到从小成长的上海，走上高金的讲台。本期“教授风采”，与你讲述SAIF教授潘军的金融研究之路。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近二十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双博士学位，声誉远播国际金融领域的她，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决心辞去海外终身教职，回到从小成长的上海，回到曾就读过的上海交通大学，加入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当年飞赴美国时，上海正在创建新中国第一所证券交易所，时隔三十载，上海已进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之年，“回到中国、回到黄浦江畔，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起点，重拾奋斗和拼搏的信念。”从上海到纽约的“叛逆女孩”潘军从小就是“别人家孩子”，在上海中学就读期间，每个学期都保持年级第一，连续两年获得交大在上中设立的奖学金。成绩虽好，但学霸的个性似乎总有些桀骜不驯，“不太听话”的潘军没有获得当年直升交大的名额，而是通过高考以数学满分的成绩，顺利进入了交大试点班。“那年数学卷的最后一题特别难，全上海考满分的只有两个人”，潘军回忆道，“记得监考老师还特别提醒我，别花太多时间在最后一题，要好好检查前面的题目。”在交大读本科的日子，时常穿行于上院、工程楼、包兆龙图书馆、宿舍、食堂、操场之间的潘军，现在同样每天从广元西路的大门进入校园，穿过大草坪，一样的短发+衬衫牛仔裤的休闲装扮。每每回忆起那时的场景，潘军都要感谢当年应用物理系的老师们，包括她的导师——时任交大物理学系主任、后来的交大校长谢绳武。“老师们当年为了帮我申请出国，联系了学校各个部门，后来我才能顺利出国。”潘军，上海中学高中时代出国后的学霸毫无意外地开始了一路狂飙模式：只用了一年就读完了西伊利诺伊斯大学的物理学硕士，并收获了纽约大学物理学博士offer。在纽约种下一枚金融的种子1993年7月，谢绳武教授来到纽约，与潘军及几个交大校友见了一面。“我当时其实想过回国当个物理学教授”，潘军坦言。不过，九十年代的美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相当一批物理专业的学生都转行学计算机或金融，去了华尔街，“可能学物理的那时很难找到工作，而华尔街却正大热”，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师兄也去了投行，这对潘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感觉当时聪明的人都去做金融了”，而朋友推荐的两本书更让潘军下定了决心改读金融。第一本书名为《Capital Ideas》，“书里的每个章节都是在说一个最大的金融想法，就像在讲述一个个故事，非常有趣。” 第二本是华尔街做量化投资的人都在读的《Dynamic Asset Pricing Theory》，而第二本书的作者Darrell Duffie之后也成了潘军的博导，金融研究的引路人。《Capital Ideas》期权定价那一章，潘军深深地被Robert C. Merton的开创性研究所打动，“如果不在纽约，我大概不会读金融；如果不是Merton，我大概不会选择MIT。”从斯坦福迈上金融研究之路从事金融必须要夯实金融专业知识，潘军决定读一个金融学博士。当时的斯坦福金融学博士项目，培养了现今在中国金融学术领域闪闪发光的名字，比如黄明、戴强、刘俊等。在斯坦福读博期间，大家互帮互助，学习氛围非常好。找到学伴的潘军如鱼得水，潜心向学。“我有两个阶段学习特别用功，一个是高中，一个就是在斯坦福。”潘军感叹说，“就是觉得在学的东西是有趣的、有用的、有意义的，而且周围优秀的人也都在学，那种气氛让我觉得每天都很‘有劲’。”进入斯坦福的当年，潘军就给斯坦福教授Darrell Duffie写了一封邮件，并顺利得到首肯，成为了Darrell的研究助理。Darrell Duffie作为世界级金融学大师，潘军在与其一起做课题的过程中获得了长足进步。读博不到两年，潘军和Darrell合著的一篇围绕VAR主题的经典论文An Overview of Value at Risk，发表在当年的Journal of Derivatives上，并在之后获得很高的引用量。在随后的日子里，潘军就像有了金手指，在众多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如Econometrica, Journal of Finance，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等），她博士论文中的内容也获得业界很大关注。（分别是Transform Analysis and Asset Pricing for Affine Jump-Diffusions、The Jump-Risk Premia Implicit in Options: Evidence from an Integrated Time-Series Study）。年轻的潘军先后于1995年获得美国女性在科学领域的Luise Meyer-Schutzmeister奖，1996-1997年度斯坦福大学商学院Jaedicke学者称号，1998-1999年度斯坦福大学Lieberman奖学金。潘军与其当时的导师Darrell Duffie, Kenneth Singleton合著论文Transform Analysis and Asset Pricing for Affine Jump-Diffusions于2000年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Econometrica杂志上，谷歌学者上的引用量高达3300余次。潘军和她的合作者凭借该论文获得2014年The Stephen A. Ross Prize in Financial Economics奖（该奖项自2008创始，每二年授予一篇论文。2012年授予的是Bengt Holmstrom 和Jean Tirole合著的论文，这两位作者也是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潘军自己则更喜欢博士期间的一篇研究大盘性黑天鹅如何影响资产定价的论文——The Jump-Risk Premia Implicit in Options: Evidence from an Integrated Time-Series Study，该文讲述黑天鹅事件如何在期权中定价，发表在2002年的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在当时黑天鹅事件仅发生过一次，即1987年的金融事件。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导致金融对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变革，潘军在2002年的这篇文章就更突显其前瞻性和预见性，为之后的金融事件预测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也正是这篇论文，潘军在实证资产定价领域声誉鹊起，逐渐树立起自己的行业地位，麻省理工学院也因此向她抛来了橄榄枝。“当时芝加哥大学和MIT都给我发了offer，许多人可能会首选芝加哥，但我还是最想去MIT。”在MIT获得终身教职，荣膺讲席教授2000年，潘军正式加入MIT，开启了职业生涯，也在MIT完成了从助理教授到正教授的身份转变。与学术界各位金融大牛一起，参加研讨会、学术会议，大家充满热情地讨论金融的过去、变化和发展，也激发了潘军的学术灵感，她先后发表了数十篇高质量的论文。2006年1月，潘军提前一年拿到了MIT终身教职。2010年，因研究成果卓著，潘军荣膺MIT讲席教授。“MIT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有一个包容、海纳百川的学术氛围，那些学术大牛对我来说更是亲切的同事，我们经常为一个研究话题一聊就是一下午，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金融的历史，也看到了未来，更看到了我的责任和希望。”离开MIT，正式加入高金2008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为实现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计划依托上海交通大学正式建设一座国际化的金融学院，著名华人学者、MIT斯隆管理学院讲席教授王江以学术委员会主席（院长）身份参与筹建上海高级金融学院。2009年4月高金正式挂牌成立后，王江向潘军发出了邀请。对交大一直心怀特殊感情的潘军一口答应，成为高金第一批特聘教授。那年4月，潘军年迈的父母专门乘坐地铁来到交大校园里，看到潘军作为高金特聘教授的大幅照片，就悬挂在教学楼外面。“直到那时他们才终于有机会直观地了解我的工作，此前无论我在美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他们都无法感受到。在我成为交大高金的一名教授时，他们感到很自豪。”说到这儿，潘军颇为感慨。此后每年她都会回到高金，或教授学生，或进行学术交流。“这里一草一木让我感到非常亲切。”潘军教授也于2019年正式加入高金，成为高金全职的金融学教授。回高金再燃热情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也给予了潘军开展学术研究的广阔空间。在她与其高金博士生耿哲合著的《中国信用债市场中的信息发现和市场分割》中，针对信用债市场的有效性，通过实证研究着重回答了市场中的价格发现、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分割现象等问题，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转型中的新兴信用市场提供了不少借鉴意义，也为国际投资者抓住在岸信用债市场领域的“中国机会”提供实证参考。“更让国际学术界看到了高金博士生的身影” ，潘军高兴地表示。最近一篇关于第三方平台对基金行业生态影响的论文，则是潘军与高金两位年轻的助理教授洪玉蓉、鲁小萌合作的成果。同为研究金融的女性学者，曾经的偶像成了同事，给年轻教授更多机会向潘军教授讨教研究中碰到的困惑。高金金融学助理教授鲁小萌道：“潘老师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整个文章的逻辑思路，怎么写，哪些点必须厘清，怎样发表等等，潘老师给了很多建议，使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知道做研究应该怎么样。”这篇论文从开始立题，到基本成型，只花了约两个月时间。潘军，上海交通大学，2019年夏天在全职回归高金后，潘军给PhD学生上资产定价课程，为MBA项目学生讲解金融市场。以往更喜欢研究工作的她现在发现，与学生一起交流知识、分享经历，是一件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回国前我就接触了很多高金MF的学生，现在多了MBA、PhD的学生。中国学生对学习知识非常热情，我喜欢学生在课堂上给我各种反馈和互动，这种互动会让我更有兴趣、投入更多在教学上。”在深入研究中国市场，并对比中美市场差异后，潘军对两个市场都有了更深的认识，“长期以来，金融市场是被美元或美国市场左右，而这次疫情，让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力量和未来。我非常看好中国，正在着手做相关的研究和课题，希望未来能传递更多知识给学生，发挥金融的真正的力量。”在课堂中，学生也反馈给潘军很多行业实际信息，“现在很多懂金融的不会英文，会英文的又不懂金融。而英文和金融，都是我的优势。我想要为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好好地为国家培养金融人才，这是我的使命，也是高金的使命。”潘军如是表示。

当地时间1月10日，美联社报道称一名男子从芝加哥南区开始在大约四小时内枪击7人。其中3人死亡，4人重伤。据悉第一位中枪的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30岁的中国博士生，当时他正坐在海德公园的停车场内，被击中头部而死。经初步调查，枪手南丁格尔有多项前科，8日曾在脸书贴出一段激进视频。视频中的他挥舞枪支称要随机杀人，甚至扬言“我要炸掉整个社区”。10日下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公告称被枪杀的范轶然来自中国，为该学院经济金融博士四年级学生。校方称他是一名聪明又极具天赋的学生，受到学生们的爱戴。校方原计划在今年提交他的博士论文，并对他的离世表示哀悼。美媒称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除了范轶然，其他几位死伤者身份暂时不明。范轶然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专业，期间先后获得北京大学新生奖学金、北京大学李彦宏奖学金、北京大学光华奖学金和北京大学王青云奖学金。1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发布关于范轶然博士遇害的声明，全文如下：美国大使馆向范轶然（音译）的家人和朋友表示诚挚的慰问。范轶然在芝加哥上周末发生的一起不可理喻的暴力事件中遇害，该事件还导致其他两人死亡，数人受伤。范轶然的一位初中同学也通过网络平台发文缅怀：“范轶然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们还坐过同桌，没想到他的生命会以这种方式终结。”“范轶然从小成绩就好、人缘也好，还很善良，爱开玩笑，他马上就要博士毕业了。”“范轶然研究生毕业后放弃了进入职场的机会，选择读PHD进修，就是一心想要回到北大教书，没想到被一个反社会的疯子，终结了本该非常灿烂的人生。”芝加哥大学宏观经济学教授哈拉尔德·乌利希周日在推特上表示：“范是我们最好、最聪明的学生之一。他于2018年秋季的考试中取得最高分而获得了奖学金，正准备今年晚些时候提交自己的毕业论文。”在同事阿帕里西·德·兰诺瓦眼中，范怡然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尤其是当他教书的时候”。“他真的很有激情。总是那么善良，总是很乐意帮助别人。他有时还能敏锐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一位聪明博学、热情乐观、品学兼优的高材生，本是前途无量，正要发挥聪明才智报效社会的时候，却遭到莫名暴力的袭击，含恨而死，实在令人惋惜，令人痛心疾首。随机杀人，反社会人格，以杀害无辜人来求得自己心灵上的慰藉，简直是丧心病狂，人之败类。美国枪击案每年都会发生多起，除了恐怖袭击之外，还有校园枪击案，银行枪击案，还有白人枪杀黑人等。“枪击”是美国新闻报道中最常出现的关键词之一，也是美国人生活中无法避开的一个严重问题。在美国发生枪击惨案已经不见罕见，美国每次发生枪击惨案之后一定随之而来就是铺天盖地的关于禁枪的讨论。我们也会纳闷，为什么美国就不能禁枪呢？为什么一定要眼看着这种惨案一再上演呢？实际上在美国持有枪支作为一种权力是美国的宪法规定的。要想修改宪法，需要美国参众两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通过，才能提交修正案，然后再交给美国的50个州的州议会审议，需要50个州当中超过四分之三，也就是38个州通过，才能成立。对于禁枪这种在全国范围内存在高度争议，并且还有着强大的反对势力拼死阻拦的议案，要想通过这样的程序，您觉得现实中有可行性吗？所以，建议在美留学生定要注意保护自身的人身安全：1、少去人多嘈杂区，熟悉学校附近安全环境，避免去不安全地带；2、夜间出行须警惕，夜间出门与朋友同行；3、交友要慎重，切勿单独与网友见面，同时不要轻易告知新朋友自己的联系方式、住址等个人信息。4、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心理适应能力学会与老师、同学及当地民众相处技巧，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并可向中国大使馆或总领馆寻求协助。网友们对此恶意暴力事件怎么看？

来源：金十数据无论是美国大选、网络安全还是气候危机，都是市场公认的重大风险，鲁比尼这次真的没有危言耸听。在2010年出版的《危机经济学》（Crisis Economics）一书中，“末日博士”鲁比尼将金融危机定义为“白天鹅”，而不是知名经济学家纳西姆 尼古拉斯 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在其同名畅销书中描述的“黑天鹅”事件。塔勒布认为，“黑天鹅”是一种无法预测的事件，就像龙卷风一样。但鲁比尼认为，金融危机更像“飓风”：它们是经济和金融脆弱性累积和政策失误的可预见结果。鲁比尼对此表示：“有时候，我们应该预期金融体系会达到一个临界点——即‘明斯基时刻’。这一时刻的到来，预示着繁荣和泡沫会变成崩溃，一切危机都是早有预兆的。”基于上述理论，鲁比尼认为除了大多数金融分析师担心的经济和政策风险外，今年还将出现一些可能引发市场巨震的“白天鹅”事件。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金融、政治和地缘政治动荡，这与2008年危机以来的任何情况都不同。事件一：国际局势恶化首先，鲁比尼认为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贸易局势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无论是年初美伊两国关系的恶化，还是美国与俄罗斯等国的长期纠纷，都给全球贸易秩序带来挑战。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关系，鲁比尼认为各国可能出售美元资产并将其兑换成本国货币，但抛售美国国债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美国经济增长。此外，鲁比尼认为那些与美国关系不佳的国家，还可以将其外汇储备转换成另一种不太容易受到美国一级或二级制裁影响的流动性资产——即黄金，从而实现外汇储备的多元化。事实上，俄罗斯一直大规模增持黄金，这也是金价自2019年初以来上涨30%的原因之一。鲁比尼表示，在大量增持黄金的情况下，黄金的资本收益将弥补这些国家抛售美国资产造成的损失：“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等国仍在持续增加黄金储备，但其进展相对缓慢，美国国债收益率未受明显影响。但如果这种多样化战略加速推进，美国国债市场还是很有可能出现震荡的，这甚至会导致美国经济大幅放缓。”事件二：美国大选风波其次，分析指出，如果美国大选陷入混乱，或者选情出现较大争议，美国的海外实力将遭到削弱。有阴谋论者提出，来自世界各地的黑客甚至可能通过向美国人大量提供虚假信息来干涉美国大选。而对于上述与美国关系不佳的国家而言，2020年可能是关键的一年，因为总统大选过后美国可能改变其全球政策。事件三：网络安全遭受挑战第三个重大风险是，修正主义势力还可能攻击美国和西方金融体系——包括全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SWIFT）平台。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警告称，对欧洲金融市场实行网络攻击可能会造成6450亿美元的损失。安全官员也对美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因为在美国，可能遭受攻击的电信基础设施更多，影响也更大。当然，在遭受攻击时，美国不会坐视不管。鲁比尼指出，针对网络攻击事件，美国今年将继续加强网络安全建设，这将降低出现大规模经济、金融和政治混乱的风险。事件四：气候危机最后，鲁比尼还提到一个引发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气候危机。2020年开年至今，除了地缘政治冲突明显升级之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额外中期风险也抢足了风头，并引发了代价高昂的环境灾难。澳大利亚的“史诗级山火”从去年爆发以来就一直处于失控状态，席卷亚非大陆的蝗灾更是令各国政府伤透了脑筋。鲁比尼认为，气候变化不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气候问题对经济和金融的负面影响已经迅速蔓延。他认为，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是当下的一大威胁。更令人揪心的是，除了气候变化之外，有证据表明，一些独立的、更深层次的地壳运动正在发生，导致全球磁极的快速移动和洋流的加速。鲁比尼表示，如果事态发展恶化，任何一个气候风险都可能催生环境“白天鹅”事件，比如南极洲或格陵兰岛的主要冰原在未来几年的融化：“我们知道，海底火山活动正在增加，如果这一趋势转化为海洋的迅速酸化和数十亿人赖以生存的全球鱼类资源的枯竭，情况会变得多糟糕呢？”上述四大风险事件的猜想，“末日”气息浓厚，符合“末日博士”鲁比尼一贯的人设。但鲁比尼这次绝非危言耸听，无论是美国大选、网络安全还是气候危机，都是市场公认的重大风险，的确值得投资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