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环境医学科学研究院

全球范围内的医学院中，美国的医学院最为知名，也备受青睐。除了医学院良好的教育资源，历史积淀，雄厚的师资，丰富的实习就业机会等，还有很多不为大家悉知的秘密，今天医通小编就和你一起，纵观全美顶尖医学院的林林总总，一起去畅游一番。通过更全面细致的了解，有助于更深入做出未来申请判断和选择。1. Harvard University 医学院中的战斗机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自1782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医学教育的创新和影响。对生物医学研究感兴趣的学生可以申请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的健康科学与技术项目。在哈佛医学院近10万名在世校友中，有美国陆军第一任卫生局局长约瑟夫·洛弗尔和前参议员、外科医生比尔·弗里斯特、新泽西州干细胞研究所的第一任主任艾拉布莱克等。2. Johnsopkins University 现代医学不可磨灭的功臣 我们先来看看JHU的医学使命：通过制定医学教学、科研和临床服务的卓越标准，提升社区和世界人民的健康水平。多元化且具包容性，约翰霍普金斯医疗集团教授医学生、科学家、医务工作者和大众；开展生物医学研究，提供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来预防、诊断和治疗人类的疾病。它强调了科学发现对推进临床治疗的重要性；它把医学院和医院整合在一起，建立了教员的联合任用模式，医学院教员也是医院的医师，从而将研究、教学和医疗结合起来；每个学院都有顾问指导学生通过医学院的课程，研究参与和职业选择。该校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等机构获得了大量研究资金，并运营着包括脑科学研究所（Brain Science Institute）和遗传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Genetic Medicine）在内的顶级研究中心。至今有16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校友或教师获得诺贝尔奖。3. Stanford University 西海岸医学院中的西点军校斯坦福大学医学院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它是1858年在旧金山成立的太平洋大学医学系的继承者。这是一个研究密集型的机构，强调医学创新，新方法，发现和干预其综合课程。斯坦福医疗保健被评为加州第三大最佳医院，仅次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在过去的六十年中，有八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1名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42名美国国家医学院成员等。3.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州有多大，宾大医学院就有多大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也经常活跃在整个费城社区，开设免费的诊所，艾滋病意识项目等等。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萨尔萨舞到监狱健康利益组织，有近100个学生组织可供选择。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Francisco 西部法老级别医学院UCSF School of Medicine，UCSF医学院位于旧金山。由休·托兰于1864年创建，是加利福尼亚和美国西部最古老的医学院。自1873年以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教职员工一直在旧金山综合医院（San Francisco General Hospital）和旧金山退伍军人管理局医疗中心（San Francisco VA Medical Center）治疗病人，并培训住院医生。6. Columbia University 医学教育先行者Columbia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简称 P&S，即为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与全美排名第六的 New 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为合作医院。哥大医学院自多年前开始采取有别于传统医学教育的课纲，包括减少临床实践但延长选修专科训练的时间。6.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医学院的医学院课程分为三个阶段：生物与疾病学习、临床实践和第四年的学术研究。8.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该校医学院将近一半的学生除了有医学专业学位，都还会再进修取得额外专业学位。该校物理治疗和职能治疗的学程也相当出名。9. Cornell University(Weill) 康奈尔大学医学院 (Weill Cornel Medicine) 与康奈尔医学研究生院 (Weill Cornel Graate School of Medical Sciences) 位于纽约。同时，威尔医学中心可以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共享管理机能。提供的学位包括：生物医学研究与教育PhD，MD-PhD 联合学位等。9. Mayo Clinic School of Medicine(Alix)梅奥医学中心已经是全美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综合性医疗体系，曾经多次上榜“全美患者满意度最高的医院”。MayoClinic 优势专业覆盖面非常广，其内分泌科、胃肠科、整形外科、肾病科、妇科均为全美排名第1。9. New York University (Langone)纽约大学(NYU School of Medicine) 的医疗资源和资金支持十分丰富，同时开设了各种独特的program，比如专注于医学研究与论文的Honors Program，有机会到其他国家开展医疗教育的International Health Program，跨文化学习的 Ambassador program等。12.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创建于1946年，坐落在美国华盛顿西雅图市，同哈佛大学医学院齐名，在临床医学、家庭医学、生物医学研究、医学治疗、临床治疗和医药学各个领域均占据全球领导地位，在2009年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高达7.1亿美元的研究资金，其研究经费只有哈佛大学医学院能够比肩。13. Duke University杜克大学医学中心成立于1930年，现在医学中心住院医师及研究员约有780名，病房护士1780名，手术房护士200名，总共员工约有七千人。杜克医学院（School of Medicine）是杜克大学的招牌学院，为仅次于哈佛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为美国排名前三的医疗机构。杜克大学临床研究所是历史最为悠久，是全美的同类学校中规模最大的学术团体。医学院在杜克校园内设有30个学术和实习中心，学生有大量的机会参与真正的医疗研究工作。14.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匹兹堡大学医学院(school of medical) 及其所属的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简称UPMC)处于全美顶尖水平。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在器官移植技术、神经外科学、干细胞科学与组织工程、纳米科学等均处于领先水平，其中器官移植技术更是无任何机构能出其左右。15. Yale University耶鲁大学医学院是世界级的医学中心，近200年来，为世界培养了大量医学前沿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临床基础研究。医学院下属27个部门，其中，公共卫生学院是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儿童研究中心达到了世界级水平。16. University of Chicago(Pritzker)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于1927年成立，是芝加哥大学生物科学系的医学博士授予单位，为纪念芝加哥普利兹克家族(凯悦酒店集团的创始人)的慈善捐助而于1968年改名为芝加哥大学普利兹克医学院(Pritzker School of Medicine)。1989年，著名肝胆外科学家Christoph Broelsch 在芝大医学院成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活体肝脏移植手术。该学院因艾滋病研究、妇女健康和初级护理方面的学术成就而著称。16. 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该学院开设了MD项目、MD/PH.D和14个生物医学科学项目博士项目。学院以13.9亿美元的研究支出成为美国研究支出最高的公立大学，为学生提供了最好的研究经济环境。学院每年拥有高达5亿的奖学金，为学生顺利毕业提供了更大的机会。16. Vanderbilt University范德堡医学院有很强的基础、临床、卫生服务研究和信息学项目。除了提供一个高度有利的学术环境之外，医学院还为生物统计学家提供了为医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机会。19.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老年医学排名第1;每位教授获得的NIH平均研究经费全美排名第三。提供硕士与博士学位课程，硕士专业为全球卫生、医学、生物医学、遗传学咨询及临床研究教育；博士专业为全球卫生、医学、生物医学、神经科学及临床研究教育。19.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Feinberg)西北大学医学院坐落在繁华的芝加哥市中心。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是美国医学院Top20,是美国最顶尖的研究型医学院。是每年全美医学院申请人数最多也最为激烈的医学院之一，和每年超过3.5亿美元的科研经费(3.898亿美元2014年)而在全美具有很高的认可度。

自美国新冠大流行以来，美国陆军医学研究与发展部(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and，USAMRDC)一直是美军乃至美国研究病毒及其相关医疗对策的关键机构。USAMRDC通过统筹政府资源的方法（whole-of-government），以目标为导向的团队合作和其独特的研究能力为背景，调集了覆盖了大量的科学领域的研究资源，包括马里兰州、德克萨斯州、阿拉巴马州、马萨诸塞州、泰国等地的实验室，努力预防、检测和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本文向大家介绍下该部下属机构在新冠病毒方面的研发进展。一、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USAMRIID)USAMRIID的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开发针对该新冠病毒的医疗对策。该研究所在应对生物威胁方面具有良好的研发基础，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EVD)疫情和2018-2020年刚果民主共和国EVD疫情期间使用的mAB114和ZMapp都是由该所参与研发的。此外，USAMRIID拥有训练有素的人员和安全等级为3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可以安全研究并处理导致本次感染的SARS-CoV-2病毒。目前，USAMRIID正在寻求几种医疗对策可能性，包括研发单克隆抗体和评估COVID-19痊愈者的恢复期血浆。该研究所最近收到了来自纽约的恢复期血浆样本，可用于评估恢复期血浆中的抗体中和新冠病毒的能力。该研究所还合成了大量真实的、特征明确的病毒，用于开发多种诊断试剂，并评估COVID-19医疗对策有效性。USAMRIID已经为世界各地的军方实验室提供了3万多个COVID-19检测试剂盒。USAMRIID科学家在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二、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WRAIR)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WRAIR)的科学家自1月起就开始利用之前的平台开发几种疫苗原型。这些原型目前正在小动物模型中进行测试，筛选其中能引起最强免疫反应疫苗原型，最有希望的原型随后将送到USAMRIID进行大型动物有效性评价(人体试验也将在WRAIR进行)。WRAIR在传染病研究领域也具有相当多的历史积淀，该研究所参与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每一种疟疾预防药物的开发，包括2018年的他非诺喹(tafenoquine)。虽然USAMRDC的科学家希望在12-18个月内研制出COVID-19疫苗，但他们也在利用其广泛的实验室能力迅速推进治疗药物及其他疗法的研发。WRAIR和USAMRIID通力合作，共同组织开展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筛选研究，以尽快发现可以用于治疗新冠病毒的已上市药品或已有化合物结构，同时，长期寻找一种抗冠状病毒的广谱药物。这些工作利用了USAMRIID的生物学专业知识和WRAIR的化学专业知识，同时也雇佣了来自工业、学术、非营利组织和美国政府的其他研究者。这两个实体之间的另一项合作包括使用人工智能(AI)筛选针对COVID-19的数百万种化合物的活性，其中最有前途的化合物在USAMRIID进行动物实验。USAMRDC下属各实验室也在努力提高服役人员及其家属新冠病毒的检测能力。WRAIR的科学家正在与工业伙伴密切合作，为小型、中型和大型军事治疗设施(MTFs)提供一系列的检测方案。包括高通量检测，以确定哪些人目前感染而哪些人不再具有传染性。此外，WRAIR和USAMRIID都在开发MTFs应对突发应急情况的检测能力。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Armed Forces Research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AFRIMS)是WRAIR的一个海外研究实验室，总部设在泰国曼谷，目前也在进行COVID-19的检测。三、美国陆军航空医学研究实验室(U.S. Army Aeromedical Research Laboratory，USAARL)USAMRDC下属的美国陆军航空医学研究实验室(USAARL)，对佩戴N-95型口罩和其他各种型号口罩时机组人员的表现进行了快速反应评估，以评估佩戴口罩对语音清晰度、可用性、工作量、态势感知和舒适度的影响，并确定哪些口罩可以适于飞行中佩戴。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N-95口罩在正确佩戴时，可以过滤掉空气中至少95%的颗粒，是一款专业级别的口罩。实验室还在测试几个病人隔离单元，可以配备在美军运输机上，对新冠感染患者实施医疗后送。通常，在航空航天相关研究中，一些措施或装备对飞行员的影响，获益或受损，往往是在研究之后数月、甚至数年才显现出来的。USAARL的快速反应评估团队的研究能使机组人员尽快获得最优化的保障措施，团队之间的协作使评估响应时间不到24小时，USAARL已成为与航空相关的性能和安全问题的资源库。USAARL的一名飞行员参与快速反应评估四、远程医疗与先进技术研究中心(Telemedicine & Advance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TATRC)USAMRDC的远程医疗与先进技术研究中心(TATRC)正与美国危重症医学学会(SCCM)、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美国备灾与应对助理部长(ASPR)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合作，快速开发和测试一个国家紧急远程医疗网络(NETCCN)原型。NETCCN是一个基于云的、低资源的、独立的健康信息管理系统，用于创建和协调灵活的、可扩展的“虚拟重症监护病房”。这些病房以现有的蜂窝通信网络、移动技术和云计算能力为基础，将为美国几乎每一个病床带来高质量的重症监护能力，无论其位于何处。TATRC已经收到了超过80份NETCNN的提案，并将很快向临床和技术团队拨付研究经费，以开始原型设计和快速迭代开发。此外，由于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WRNMMC)的医疗专业人员缺乏关键的个人防护设备，TATRC的工作人员通过内部3D打印技术，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生产了250多款可重复使用的面罩框架。TATRC的研究项目经理内森·费舍尔(Nathan Fisher)找到了面罩的开源设计方案，并与USAMMDA原型实验室合作，动员当地志愿者进行大规模生产之前，打印了最初的概念验证原型产品。五、美国陆军卫生物资研发管理局(U.S. Army Medical Materiel Development Activity ，USAMMDA)美国陆军卫生物资研发管理局(USAMMDA)与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 Inc.)签署了一项合作研发协议(CRADA)，为诊断为中重度COVID-19的国防部(DOD)人员提供吉利德的研究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自3月签订合作协议起，该药物已经向20个军队医疗机构供应，一些患者已经或正在使用该药接受治疗。USAMMDA还通过努力支持部署四个医院中心和两个战斗支援医院作出了贡献USAMMDA的作战人员部署医疗系统(WDMS)小组，通过调查当前的设备库存情况来填补部署单位的物资短缺，促进关键材料的交付，并与其他机构协调，以确保部署单位拥有应对大流行所需的设备。对便携式病人隔离单元(PIU)进行测试六、美国陆军外科研究所(U.S. Army Institute of Surgical Research，USAISR)USAMRDC的美国陆军外科研究所(USAISR)，正在努力设计一项临床研究，使用新冠感染患者恢复期血浆中的抗体来治疗其他感染患者。空军上校(USAISR副指挥官Erik Weitzel博士)说：“以前失血性休克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已经从感染中恢复的病人来说，血液中提供免疫抗体等成分是治疗这种致命病毒的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七、美国陆军环境医学研究所(U.S. Army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Medicine，USARIEM)USAMRDC的美国陆军环境医学研究所(USARIEM)也对可穿戴新冠感染辅诊系统进行了相关研究。最近，USARIEM正在评估其ECTemp(Estimated Core Temperature核心体温估算)算法的使用情况，该算法由USARIEM的马克·布勒博士开发，通过分析心率随时间的变化来估计人体核心体温，以监测感染早期症状。八、新产品创意(New Proct Idea，NPI)网站USAMRDC致力于与企业和学术领域的思想领袖进行对话，其新产品创意(NPI)网站是一个在线工具，旨在为大量军事相关的需求差距和问题提供潜在的解决方案。仅在4月的第一周，该网站就收到了来自各种供应商和承包商的80多个咨询，涉及应对新冠病毒的各类技术、手段及产品的研发。由于反响热烈，USAMRDC目前正与陆军未来司令部（AFC）的陆军应用实验室(AAL)合作，对项目申请进行初步评估。九、国会指导医学研究项目( Congressionally Directed Medical Research Programs，CDMRP)为了进一步鼓励应对新冠病毒的医学创新， USAMRDC下属的国会指导医学研究项目(CDMRP)最近为相关病毒研究提供新的项目资助。CDMRP发布了四个专门的项目公告(PAs)，直接针对COVID-19和SARS-COV-2，资金将用于新出现的病毒性疾病和呼吸健康等主题领域。十、与医疗技术企业联盟(Medical Technology Enterprise Consortium ，MTEC)的合作为了促进更广泛的合作努力以抗击大流行，USAMRDC正利用与医疗技术企业联盟(MTEC)的伙伴关系。MTEC是一家由数百家私营、学术和非营利组织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旨在加速医疗技术向解决方案的转化，主要关注美国军人和退伍军人的健康问题。MTEC与军队的合作，其重要组成部分是军方可以使用该联盟的OTA(Other Transaction Agreement，其他交易协议)。OTA是一种独特而强大的工具，允许MTEC以更开放、透明和协作的方式运作项目招标和经费拨付流程，从而打破限制政府与行业互动的传统障碍。MTEC目前正在COVID-19有关的专题领域部署研究项目，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并发布指南，尽快提供资金启动研究。MTEC首次公开发布的项目指南，是确定新的治疗方法，主要针对已上市用于其他适应证的药品在新冠感染中的应用，以及目前已经处于IND（研究用新药）阶段的抗病毒新药。此外，MTEC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发布关于可穿戴诊断设备的项目指南，用于检测新冠病毒的早期感染症状。MTEC计划提供超过5000万美元用于新冠病毒医疗对策研发。小结尽管USAMRDC只是国防部参与美国新冠疫情处置的一个部门，但该部在利用外部伙伴关系寻找解决方案的同时，还能够利用各种内部资源，这表明其是一个完整的、跨专业领域的专家团队并掌握优势资源。USAMRDC经常跨军种及部门进行协调，利用其专业知识和能力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与流行病相关的需求，如医疗对策的研究和开发、制造等。本次美国新冠疫情中，USAMRDC迅速开展了包括检测、预防和治疗等医疗对策的研发与供应保障服务，彰显了美国军方军事医学研究实力，并展示了其军民深度融合开展研发保障的路径与优势。

美国国家科学院评选新院士，中科院院士曹晓风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S）昨晚在网上宣布了最新当选的120名院士和26名国际院士的名单，以表彰他们在原创研究方面的杰出和持续的成就。选举后，活跃成员总数达到2403人，国际成员达到501人。国际成员是学院的无投票权成员，且其国籍在美国以外。学院成员代表着各个领域和行业的创新思想家，其中包括250多位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得主。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植物表观遗传学家曹晓风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此外，还有6位华裔教授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分别为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张元豪（Howard Chang），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医学教授程亦凡（Yifan Cheng），西北大学教授、固体力学家黄永刚（Yonggang Huang），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物理学及生物学教授华泰立（Terence Hwa），加州理工学院神经生物学家曹颖（Doris Y. Tsao）和纽约大学（NYU）科朗数学研究所教授杨丽笙（Lai-Sang Young）。中科院植物表观遗传学家曹晓风当选为外籍院士曹晓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基因组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高等植物表观遗传调控及发育可塑性机理研究。她于1984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后在中国农业大学读研究生、1997年在北大生科院获得博士学位、同时兼任讲师。此后，她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生化研究所从事博士后工作，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担任了4年助理研究员，于2003年进入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工作至今。她201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6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2019年被评为欧亚科学院院士，获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CSPB杰出成就奖，并以第一完成人的身份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曹晓风在表观遗传学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她与所带领的团队累计发表同行审议的SCI论文100多篇，其中以通讯或第一作者在Science、Nature Genetics 、Current Biology、Cell Research、Nature Communications、PNAS 和Plant Cell 等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50余篇。她也是诸多重要生命科学刊物的编委，包括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The Plant Cell、Current Opinion in Plant Biology、《中国科学：生命科学》、National Science Review等。6位华裔科学家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张元豪（Howard Chang），斯坦福大学皮肤学、遗传学教授，霍华德·修斯医学（HHMI）研究员。他致力于基因组学研究，研究集中于协调细胞命运控制中大量基因活动的机制。他的团队介绍了长非编码RNA在生物调控中的重要而普遍的作用。他于2014年起担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基因组科学卓越中心主任、《分子细胞》（Molecular Cell）编委，2017年入选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程亦凡（Yifan Cheng），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教授、霍华德·修斯医学（HHMI）研究员。他致力于冷冻电镜方法开发及应用，研究主要在于通过分子电子显微镜（cryoEM）研究大分子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其结构体系，其功能调节以及其组装和拆卸的动力学过程。他近期的研究活动包括整合素介导的TGF-b激活的结构机制、映射跨膜转运蛋白的构象周期稍等。黄永刚，美国西北大学机械工程，土木与环境工程以及材料科学与工程的Walter P. Murphy讲席教授，固体力学家。他对可伸缩和灵活电子学的机械学以及确定性3D组装感兴趣。他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本科于北京大学获得力学学士学位，研究生和博士就读于哈佛大学工程科学系。华泰立（Terence Hwa），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物理学系的联合主席教授，杰出教授，也是UCSD定量生物学专业的首位博士生导师。他是位理论生物物理学家，以大肠杆菌为模式生物进行数量和系统生物学研究。他的实验室当前的活动主要在定量和系统生物学领域，这是生物学、生物化学、工程学和物理学之间的新兴研究领域。曹颖（Doris Y. Tsao），加州理工学院（CIT）生物学教授；T＆C Chen系统神经科学中心领导力主席，霍华德·修斯医学（HHMI）研究员。她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视觉感知的神经机制。2018年，她因为在揭示灵长类动物大脑视觉神经机制方面的成就，获得美国“天才奖”。她1996年本科毕业于CIT，于200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2014年起在CIT任教授。杨丽笙（Lai-Sang Young），纽约大学数学与神经科学教授，美国高等研究院杰出客座教授。她的研究兴趣在于动力系统理论与应用：混沌系统的几何和遍历理论；与概率论和统计物理学的联系；计算建模与理论神经科学。她于1973年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数学学士学位，1976年获得伯克利数学硕士，78年获得伯克利数学博士学位。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科学的圣殿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由John Adams，John Hancock和其他60名学者爱国者于1780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成立。创始者们认为，一个新的共和国需要能够收集知识并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先进学习机构。该学院既是表彰其成员卓越成就的荣誉学会，又是一个独立的研究中心，召集来自各个学科、专业和观点的领导者应对重大挑战。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获选的华人共有4位，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教授、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家高福，普林斯顿大学雪莉蒂尔曼（Shirley M. Tilghman）终身讲席教授、结构生物学家颜宁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教授锁志刚（Zhigang Suo）和洛克菲勒大学教授、HHMI研究员陈珏（Jue Chen）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来源：一财网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人类，当然也是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终极使命。为了人类共同命运，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无数研究者、工作者投身到科研事业中，依托连接彼此的桥梁，致力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在这其中，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落地？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环节应该如何形成合力？为了探知一二，我们对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美国医学科学院国际院士励建安教授进行了专访。Q：要让科学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必须加强科研成果的转化力度。作为康复医学领域的专家，您认为要提升转化效率、加快转化进程，有哪些路径可以选择？A：康复医学是医学的基本组成，现在也把康复医疗服务，贯穿在从预防到治疗、到康复的整个医疗全过程中。我们有大量的基础医学和应用基础的临床研究，这些研究要最终被人民群众所使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科学家们、临床工作者，到患者或者是人民群众，中间需要一个桥梁把它连接起来。桥梁就像这次上海顶尖科学家论坛的形式，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交流。当然，也可以通过很多其他形式，例如专题论坛、临床的应用宣传等等，这其中将临床医学工作者和群众相互连接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媒体。希望通过各种宣传的力量，让大家能够在一个平台上发出同样的声音，这样才有机会推进科研向临床使用转化。而科研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人民群众，如果不能做到让科研最终服务于人民群众，科研的意义就变得十分有限。Q：本次论坛汇集了众多世界顶尖科学家，讨论的也都是全球共同关注的尖端科学话题，您参与论坛的切身体会如何？A：这次参与论坛的确实都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科学家。我所在的论坛与会者都是从事技术研究的，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就是当前的新冠病毒，或叫新冠肺炎。对于这样一个全球爆发的流行性传染病，我们从事基础研究的思维方式就是把注意点聚焦在病毒的基因序列、变异以及和病毒关联的疫苗研制。我在论坛上也提了一个观点，即对于人类可能不断面临的各种类型的爆发性传染病，我们最积极的态度是提升人类自身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在强调“健康中国”大战略时，特别提到体医融合，就是运动和医学要结合在一起，让人民群众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提升自身的免疫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要点，同时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参与论坛讨论的科学家们的认同。Q：基础科学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投入，是一项长期战略，需要各方角色的参与，您怎么看待，企业在科学发展中能起到的作用？A：其实我们所有为人类服务的专业内容，都需要有企业的参与。因为企业是最后搭建起那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唱戏的。这批唱戏的人没有平台就唱不了戏，但是如果没有人唱戏，这个平台也无法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就是在企业搭建的大平台上更好地唱戏的这批人。这批人唱戏是要给别人看的。谁是观众呢？人民群众就是观众。我希望我们所唱的戏，能够让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利益。让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点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健康，健康是1，在健康后面所有的内容都是0，例如你的所有成就、你的快乐等等其他的东西都是0，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那么，提升健康水平是需要投入的，不光是科学家要研究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健康的方式，企业家也需要投入，要打造一个为健康服务所必需的平台以及装备。老百姓当然要懂得什么是健康、什么对他们意味着最好的生活，这方面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努力，从政府的政策，到媒体、到专业科技人员、医务人员、到患者，我们之间需要一个沟通桥梁或者一个联络渠道，这个就是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重要所在。我这次是受平安集团和华夏幸福的推荐参加论坛，他们现在从事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我最关心的内容，即把康复和养老相结合，也叫康养结合或者康养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有很多高科技内容，可以实现将康复养老的融合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比如可穿戴装备的应用、各种辅助器具的应用、关于适合老年人生存的建筑环境、建筑方面的应用等等这些都会给未来的康养事业提供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家能够投身到关于人类健康的大话题中，这个大方向永远不会错。

2020年10月19日，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Medicine，NAM）公布了2020年新当选的院士名单，梁锦荣、李飞飞、刘汝谦、送红军、庄小威当选，王辰院士当选外籍院士。祝贺他们！梁锦荣Kam W Leong（梁锦荣），美国工程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Kam W Leong教授于1987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博士学位，之后先后在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和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从事教职，于2014年9月加入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目前主要从事纳米医用材料、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等领域的研究。尤其在药物输送和非病毒载体基因输送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迄今已在Nat. Med., Nat. Mater., PNAS, ACS Nano, Biomaterials等期刊发表论文330 余篇，他引36000 余次。Leong教授目前应邀担任Biomaterials主编及Nano Today, J. Control Release, Mol. Ther. 等多个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编委。李飞飞李飞飞博士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首位“红杉资本教授”，也是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的联席院长。她于2013年至2018年担任斯坦福大学AI实验室主任。从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从斯坦福大学休假期间，她担任Google副总裁，并担任Google Cloud AI / ML首席科学家。李飞飞博士于1999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2005年从加州理工学院获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她于2009年加入斯坦福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在此之前，她曾在普林斯顿大学（2007-2009）和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2005-2006）任教。李飞飞博士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以及认知和计算神经科学。她在顶级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近200篇科学文章，包括《自然》，PNAS，《神经科学》，CVPR，ICCV，NIPS，ECCV，ICRA，IROS，RSS，IJCV，IEEE-PAMI，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李飞飞博士是ImageNet和ImageNet Challenge的发明者，ImageNet Challenge是一项重要的大规模数据集和基准测试工作，为深度学习和AI的最新发展做出了贡献。除了她的技术贡献外，她还是倡导STEM和AI多样性的全国领导者。她是国家非营利组织AI4ALL的联合创始人兼主席，旨在增强AI教育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李飞飞博士在许多学术或有影响力的会议上担任主讲嘉宾，其中包括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格蕾丝·霍珀会议和TED2015主会议。她是ACM的院士，曾获得2019年IEEE PAMI Longuet-Higgins奖，2019年国家地理学会进一步奖，2017年雅典娜学术领导奖，IAPR 2016年JK Aggarwal奖，2016年IEEE PAMI Mark Everingham奖，2016年nVidia先锋奖AI奖，2014年IBM院士奖，2011年Alfred Sloan院士奖，2012年Yahoo Labs FREP奖，2009年NSF CAREER奖，2006年Microsoft Research New Faculty Fellowship等。李飞飞博士实验室的工作已在各种杂志和报纸上发表，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财富》杂志，《科学》，《连线》杂志，《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金融时报》等。她被《 ELLE》杂志评选为“ 2017年科技女性”，被“好管家”杂志评为“ 2017年杰出女性奖”，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2015年全球思想家，并被卡耐基大学评为“ 2016年大移民：美国的骄傲”。刘如谦刘如谦教授于1994年以同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求学期间师从E. J. Corey教授，专注于固醇生物合成研究。在伯克利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他师从Peter Schultz教授，创新性开启了细胞内遗传密码子的研究工作，于1999年获得博士学位并成为哈佛大学助理教授。2005年提升为正教授后，刘如谦教授开始担任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单碱基编辑技术（Base editing）、噬菌体辅助持续进化（PACE）和以DNA为模板的化学合成（DNA-templated synthesis）是刘如谦教授实验室最具代表性的三项前沿技术，其中单碱基编辑作为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成功入围《科学》杂志最终评选的2017年年度四大突破。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刘如谦教授荣获罗纳德布雷斯洛奖（Ronald Breslow Award）、纯化学奖（Pure Chemistry Award）以及亚瑟科普学者奖（Arthur C. Cope Scholar Award）等多个国际大奖，并于2017年入选《自然》全球十大科学人物。刘如谦教授是60多项已公开授权专利的发明人，发表论文超过160篇。同时，他也是Editas Medicine、Pairwise Plants和Beam Therapeutics等五家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宋红军于1992年获北京大学学士学位、199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生物学博士学位，1998-2002年在美国索尔克研究院霍华德休斯从事博士后研究，2003-2007 Johns Hopkins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细胞工程研究院助理教授，2007年起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神经学教授、细胞工程研究所干细胞项目负责人。宋红军博士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调控成人神经系统的干细胞的特殊细胞形态的消失和分化的细胞和分子机制和它们在成熟中央神经系统环境里的迁移、引导及神经细胞后裔的突触神经的综合。并在成人神经系统的干细胞和神经发生的调控机制有新的发现。为了应对紧急的全球健康问题，他的团队及时发现了寨卡病毒感染的发病机理，机制和治疗方法。庄小威庄小威，1972年1月出生于中国江苏省如皋市，生物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物理学双聘教授 。1987年庄小威考进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1991年19岁时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之后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1996年博士毕业后进入斯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师从朱棣文；2001年进入哈佛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2005年被聘为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2006年被聘为哈佛大学化学和物理双学科正教授，并在哈佛大学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单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201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庄小威主要研究工作为发展和使用单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成像技术以及超高分辨生物成像技术，用以研究体外及活细胞中生物分子及其分子组装过程王辰王辰，1962年8月出生于山东德州，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来源：高分子科学前沿

3月末，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美多地暴发的同时，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悄然全面恢复了运行。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暴发前的去年8月，这所在历史上劣迹斑斑的实验室突然被要求关闭。作为美军曾经的生物战研究基地，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在上世纪中期不仅接手了侵华日军731部队沾满数千人鲜血的生物战资料，还曾研究并储存了五花八门的致命生物武器，甚至被曝试验进行精神控制的“洗脑术”。1969年后，尽管德特里克堡的主业从“生物武器研究”转向了“生物防御项目”，成为美国军方唯一的P4生物实验室，但却陆续被曝出不少安全漏洞。这个拥有67种高危病原体（包括埃博拉病毒、炭疽、鼠疫等）的高级别实验室，出现了炭疽病菌遭人为泄漏致死的严重事件，以及防护服破损、废水违规处理等低级漏洞。德特里克堡“邪恶的生物实验室”形象也早已深入美国人心。在1995年的美国灾难片《恐怖地带》、2009年的电子游戏《虐杀原形》里，都提到或影射了德特里克堡从事生物战研究的经历。更为人所知的是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于2019年制作的同名剧《血疫》，借助这部剧，德特里克堡在1989年疑似雷斯顿型埃博拉病毒泄漏事件中起到的作用被推到台前，剧中的主人公南希就供职于德特里克堡。时至今日，围绕这座臭名昭著的“暗黑实验室”，争议仍然不断。刚想瞌睡就有人送上枕头1942年初，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的美国为扭转颓势，发动了“杜立特空袭（Doolittle Raid）”计划，首次轰炸日本本土，以此一洗珍珠港之耻。据《日本时报》报道，在本土遭到轰炸后，日军希望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反击美军，其中一项计划便是将牛瘟病毒装在高空气球里，让气球随着高空气流漂洋过海，直击美国本土。不过，由于担心会遭到美国的毁灭性报复，日军最终“怂了”。尽管日军暂时打消了对美国本土发起生物战的疯狂念头，但是日军对生物武器的研究并未停止。《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即恶名远扬的日军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开展了包括人体试验在内的各类生物战与细菌战研究，并在中国战场投掷生物炸弹，炸弹中装有感染霍乱弧菌的苍蝇，造成数以万计的民众染病身亡。震惊于日本进行的细菌战，美国选择与敌国沆瀣一气。经过考察后，美军相中了马里兰州被废弃的德特里克机场作为“美版731”驻地。这里坐拥地利之便：既地处偏僻“与世隔绝”，又离华盛顿特区和美国化学战研究所——艾奇伍德兵工厂（Edgewood Arsenal）不远。当然，经过近80年的发展，如今的德特里克早已不再是当年那般荒芜。1943年，德特里克机场正式停止运营。同年，联邦政府购买了机场周边更多土地，并将其更名为“德特里克营地（Camp Detrick）”。一番大兴土木之后，美国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USBWL）拔地而起。德特里克，成为了二战期间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称，二战期间，德特里克共有4个生物制剂生产厂。1944年，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在完成模拟测试后，准备为美军生产100万枚炭疽炸弹，它被认为是其最重要的生物武器，致死率较高。不过在次年，二战结束，美军取消了这笔订单。虽然二战结束使得美军不再迫切需要生物武器这种“大杀器”（当然，也因为美国拥有了更大的杀器——核武），但是美军在这一领域的野心并没有湮灭。刚想瞌睡就有人送上枕头。这个人，正是手握大量资料、试图逃避战后的审判的日军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指出，为免于一死，石井四郎和美军达成了一项“交易”：交出他通过活体试验取得的所有研究数据，换取自己和手下的科学家免受战争罪起诉。在美国生物武器计划的负责人看来，731部队有关生物战的研究数据“绝对是无价的”。在获得石井四郎的研究资料后，德特里克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发展迅速。NPR的报道指出，上世纪50年代，生物武器计划是五角大楼最机密的项目之一，该项目的重点在于研发可对付敌军以及动植物的生物制剂。疯狂的生物研究1956年，德特里克营地首次被联邦政府指定为和平时期进行生物研究的永久性研发设施，并更名为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该设施的任务是继续进行生物学研究，使得美国的生物战水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军在德特里克堡开展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试验，如美军在一项生物战计划中试图通过飞机或直升机释放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来攻击敌国。资料显示，德特里克堡当时每月能够生产50万只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而美军对此还不满足，计划将这一数字提高到惊人的每月1.3亿只。除了把“无孔不入”的蚊子当作武器，德特里克堡还研究了许多可用于摧毁作物或树木的病原体，甚至研制了多种生物毒素并在纽约等本国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进行模拟作战试验。《纽约时报》1975年披露称，美国国防部一位名叫桑塞尼（Charles Senseney）的工程师表示，自己曾参加过德特里克堡陆军实验室对纽约的“脆弱性研究”，该研究旨在测试生物战的危险性。桑塞尼声称，德特里克堡的工作人员受美国陆军和中央情报局（CIA）的指示，在1966年或1967年于纽约的两条地铁线路轨道上投掷了一种装有模拟生物毒素的“灯泡”。桑塞尼指出，“灯泡”爆裂后，地铁列车经过产生的气流带动模拟生物毒素沿着铁轨传播，“在两列地铁经过后的短短时间内，模拟生物毒素就已经从第15街扩散到了第58街。”然而，纽约项目只是德特里克堡众多试验的一部分。桑塞尼坦言，德特里克堡的工作人员还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一道秘密地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一栋建筑的供水系统中投放了一种有色染料，以此测试在建筑物的供水系统投放生物武器后该建筑居民的死亡或致残速度。与此同时，德特里克堡还曾进行利用药物控制人类精神的研究。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去年9月披露称，中央情报局于20世纪50年代在德特里克堡进行了精神控制研究，该机构秘密行动局负责任人杜勒斯（Allen Dulles）将其命名为“蓝鸟”。1951年，杜勒斯（Dulles）聘请了化学家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来推进精神控制项目研究。后者被《首席投毒者：戈特利布和中情局对精神控制的追寻》一书的作者斯蒂芬·金泽称为“美国的约瑟夫·门格勒”。门格勒是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医师”。戈特利布将各种精神药物进行组合，并结合电击，对秘密拘留所的囚犯进行精神控制实验。报道指出，1954年，肯塔基州的一名狱医隔离了7名黑人囚犯，连续77天给他们注射“两倍、三倍、四倍”剂量的致幻剂。无人知道这些受害者的下落。他们或许也对自己“被参与”的中情局项目一无所知。而在另一项实验中，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士兵在被注射镇静剂后，又被迫服用强效兴奋剂，当他们处于虚弱的过渡状态时，德特里克堡的实验人员又将他们置于高温和电击环境中，试图以此控制他们的精神。“这是美国政府对人类进行的最可怕的实验。”Politico写道。然而，在1973年，围绕德特里克堡与中情局精神控制项目的大部分记录被销毁。被掩盖的死亡真相就在德特里克堡大肆进行各类恐怖试验的同时，实验室内外事故频频发生，污染物泄漏、动物死亡、员工离奇死亡、居民患癌……一系列的事件令美国民众震惊。《纽约时报》于1975年9月20日和21日连发两篇报道，揭露美国陆军曾掩盖3名德特里克堡平民雇员的死亡原因，三人均在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蹊跷暴毙。微生物学家博伊尔斯（William A. Boyles）的女儿哭诉称，他父亲生前曾在德克里克堡工作，1951年死于一种“罕见疾病”。刚刚发病时，他被陆军医生诊断为普通感冒，但随着病情恶化，陆军医院却拒绝收治他，他被迫入住当地医院，随后陷入昏迷并逝世。美军直到1975年7月才承认，博伊尔斯的真实死因是炭疽病，并表示军方此前伪造了他的死亡证明，将其死因定为 “伴有胃溃疡和出血的支气管肺炎”。与此同时，美军还承认掩盖了另外两名德特里克堡雇员的真实死因：一名电工和一名动物管理员分别于1958年7月5日和1964年10月10日病亡，他们曾被军方认定为死于“罕见疾病”。然而，电工的真正死因也是炭疽病，但美军当时称其死于“职业性呼吸道疾病”。动物管理员的真正死因则是玻利维亚出血热，然而他的死亡证明却将死因列为“病因尚未确定的病毒性脑炎”。除此之外，也有德特里克堡的员工在在世时就大放猛料，直言实验室内生物武器杀伤力惊人。据《纽约时报》1998年报道，比尔·帕特里克曾是德特里克堡的高级雇员，负责研究细菌战，并监督团队开展工作。他坦言，当美军在偏远地区秘密测试致命细菌时，他本人总是在场。例如，他在1968年前往夏威夷西南一千公里外的海上观测了一场细菌武器试验，彼时美军出动战机将德特里克堡研制的细菌武器投掷到驳船上，而驳船上堆满了数百只恒河猴和豚鼠，在遭到细菌武器攻击后，其中一半的动物命丧黄泉。与此同时，帕特里克坦言，他的三个同事也在不小心接触了细菌武器后一命呜呼。一次又一次的生物武器泄漏致人死亡事件使得全美舆论炸开了锅，重压之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在1969年下令停止生物武器的研发工作，销毁现有生物武器，并禁止在美国开展“进攻性生物研究”。自此，德特里克堡的研究重点转向了“防御性生物研究”。然而，美军内部的批评人士指出，“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研究实际上还是一回事。因而，民间的反对声浪也并未平息。《纽约时报》1970年7月报道称，和平组织联盟当月发起抗议示威活动，并向国会请愿，要求美军停止研制并生产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一个名为“CBW运动”的反生物武器联盟还呼吁将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研究设施转变为世界卫生中心。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抗议浪潮，美国政府不得不再次“让步”，据《纽约时报》1971年10月报道，尼克松在当月19日前往德特里克堡，宣布将该陆军生物战研究中心转换为癌症研究中心。美国联邦政府内的专家盛赞此举，他们认为，对于一个已经拥有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国家来讲，生物武器“几乎无用”，然而也有分析人士怀疑尼克松只是“作秀”，称他这么做仅仅是将为了打造自己“生物武器终结者”的形象，而美军生物武器研制工作恐无实质性改变。争议持续，周边居民离奇患癌《纽约时报》1988年刊文指出，在尼克松宣布德特里克堡转型为癌症研究中心后，科学家仍在此地参与他们所谓的“医学防御B.W.研究”，研发可能被用于对付美军的任何细菌武器的疫苗或解毒剂。五角大楼对此已确定了多种可被用于发动生物战的致命疾病，它们均被列在德特里克堡研究名单的首批，其中包括裂谷热、炭疽热和出血热等。“为此，我们正在从事一种独特的医学防御研究。”陆军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巴奎斯特（Richard Barquist）上校说道。有舆论继续批评德特里克堡的研究，强调“进攻性”研究与“防御性”研究之间实质上几乎没有区别。对此，巴奎斯特上校表示同意，“虽然就研究而言，两者确实没有区别，但是我们不研制生物武器，这全都是医学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转型从事“防御性”研究之后，德特里克堡发生了多次污染物泄漏事故，不仅德特里克堡的员工在每日上班时都要“和死神打交道”，而且连实验室周边居民也“折寿”了。《纽约时报》1988年刊文称，美国国会参议院在为期18个月的审查中发现五角大楼有关研究化学和生物武器防御措施的安全程序中存在“严重缺陷”。参议院在报告中指出，在国防部对疫苗、药物和设备的研究中，“规章制度不合理、安全措施松懈和安全措施失效等问题的数量自1980年以来已增长了五倍”。报告还列举了德特里克堡发生的涉及生物研究的事故，其中包括火灾与制剂泄漏等。五角大楼则仅仅对此回应称将对报告进行全面审查，并将与国会一起努力，以确保遵守最佳的安全标准，却对是否会继续生物研究这一问题避而不谈。但随后的情况并未好转，20世纪90年代初，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还曾发生炭疽等致命菌株、毒株丢失事件。2001年引发全美恐慌的炭疽袭击事件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指控嫌疑人来自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这一事件造成22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并使2万名美国人服用抗生素，实验室声誉随之一落千丈。2014年，实验室被曝出现至少37起防护服破裂或穿孔事故。伴随着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故，居住在德特里克堡附近的居民们难免提心吊胆。另据《巴尔的摩太阳报》2011年消息，尽管数十年来德特里克堡周边的居民一直在猜测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可能对自己的健康造成了影响，但是美军却对此回应称，陆军已清理了4000吨遭污染的土壤，并在地下铺设了防渗漏层，居民完全是杞人忧天。研究了过去二十年该地区癌症发病率的马里兰州卫生官员也对此表示，没有发现任何污染物浓度超标的证据，当地居民的癌症发生比率也没有显著高于平均水平。然而，当地一位名为怀特（Randy White）的前牧师兼商人却指出，马里兰州的癌症登记系统不仅不完整，而且已经过时。怀特声称自己有两个女儿，一个在30岁时死于脑癌，另一个腹中也长了肿瘤，而他的前妻也于2010年11月死于肾细胞癌，怀特的母亲也在2011年9月确诊患有黑色素瘤。对此，医生告诉怀特，她们的病情很可能是由周围的环境引起的。正因如此，怀特雇用了流行病学家和毒理学家来检测德特里克堡附近的空气、土壤以及水的污染情况，除此之外，他还向邻居询问了各自的健康史，并测量其血液中的毒素含量。检测结果显示，德特里克堡周边地区确实存在污染物泄漏的情况。与此同时，《巴尔的摩太阳报》刊文指出，德特里克堡基地西侧面积达161公顷的B区被用作废弃实验室设备和材料的倾倒场。美国环境保护署对此发布消息称，德特里克堡附近土壤中确实普遍发现了有毒物质，其中最多的是三氯乙烯（TCE）和全氯乙烯（PCE），两者均是已知的致癌物。除去土壤中有污染物，德特里克堡附近的地下水中也含有上述两种致癌物，如1992年马里兰州政府官员在B区外四户人家的饮用水中测出了高于正常值的TCE。在搜集到相关证据后，怀特在2010年联合德特里克堡周边100余位居民发起联合诉讼，要求联邦政府赔偿因德特里克堡污染物泄漏而健康受损的民众。然而，马里兰州的地方法院于2016年驳回了这一诉讼请求，称法院无权管辖此案，而在2017年，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也表示不会复审此案，此事遂不了了之，“折寿”的居民及其家人无处申冤。今年3月，曾于1995年至1998年担任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主任的美国陆军退役上校戴维·弗兰兹和《细菌：生物武器和美国的秘密战争》作者朱迪思·米勒在《城市日报》（City Journal）上联合署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直言实验室管理不善的问题，包括缺乏资金、不受五角大楼重视、外行领导内行、人心涣散等。2016年，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关于军事生物研究企业的审计报告也指出，“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这些实验室存在“使用未经验证的研究方案，缺少定期的检查、甚至是不被检查，有明显的但未被国防部纠正的缺陷和漏洞”等问题。突然关停后再重启然而，尽管存在上述种种问题，周边居民质疑污染物泄漏的同时，德特里克堡却开始大张旗鼓地扩建。《自然》科学杂志在2006年8月刊文指出，联邦政府计划对德特里克堡的现有设施进行大修，并建造一个新的“生物防御研究综合体”，新设施将包括以最高生物安全级别运行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可处理最致命的病原体。该计划一经公布立刻引发了舆论炮轰。“从任何角度来看，这几乎都是毫无意义的。”马里兰州律师兼国会议员候选人基辛（Barry Kissin）指责道，“这项计划不仅花费高昂，而且危险巨大，恐对居民安全造成威胁。”分析人士认为，更多的实验室只会增加对周围社区的威胁，“病原体可能会从实验室中泄漏。”另有反对者指责扩建德特里克堡可能会使得其它国家怀疑美国企图研发进攻性生物武器。尽管反对声重重，但是德特里克堡的扩建计划仍然在2008年顺利完成。不过，就在完成扩建后没几年，德特里克堡却在2019年8月突然被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下令关停。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对此发表声明称，该设施涉及埃博拉病毒等危险微生物的研究目前处于暂停状态。而研究所发言人林登（Vander Linden）则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德特里克堡或将持续关停数月，因为其最高安全级别的实验室“废水净化系统能力不足”。林登透露称，德特里克堡的问题可以追溯到2018年5月，当时，暴雨使得该研究所用来处理实验室废水的蒸汽灭菌设备进水报废，而该设备已有数十年历史，“这使得研究停止了数月之久，直到研究所开发出一种使用化学药品的新型去污系统才得以恢复。”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林登指出，尽管新系统要求更改实验室中的某些程序，但在2019年6月的检查中却发现工作人员没有遵循新程序，“检查人员还发现了去污系统存在机械问题，同时仍有化学物质泄漏。”另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报道，除去废水净化系统故障，美国疾控中心还在检查时发现德特里克堡内的工作人员多次公然违反安全操作指南，如在清除生物危害性废物时，工作人员竟然撑开了高压灭菌室的大门，增加了遭污染的空气进入高压灭菌室的风险。而在高压灭菌室内，工作人员甚至不佩戴防护设备。不过，德特里克堡并没有就此彻底偃旗息鼓，据“军事”网站2019年11月报道，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当月宣布，德特里克堡将重启部分设施，该研究所的负责人考克斯（Darrin Cox）上校强调， CDC指出的所有不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几个月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地暴发，美国也未能幸免。《华尔街日报》2020年3月报道称，近年来研究过SARS病毒、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疫苗的德特里克堡再次被委以重任，在通过了CDC的最后一次实地检查后，德特里克堡于3月27日全面恢复运行，并获得了联邦政府高达9亿美元的拨款，以研发新冠病毒疫苗。这座历史上曾从事过多种致命生物武器研究的神秘实验室，当下已成为美国对抗新冠病毒的前线……（来源：澎湃新闻）

记者 | 林子人1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美国哈佛医学院教授威廉·凯林（William G. Kaelin Jr.）、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彼得·拉特克利夫（Peter J. Ratcliffe）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教授格雷戈·塞门萨（Gregg L. Semenza）共同获得。10月29日，凯林与塞门萨在上海临港出席第二届顶尖科学家论坛，在论坛开幕上午发表主旨演讲，与参会者分享他们的最新发现。占地球空气21%的氧气对动物的生命维持至关重要，为了将食物转化为有用的能量，几乎所有动物细胞中的线粒体都会利用氧气，通过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不断发挥作用。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理解人体内氧气的供给平衡是如何实现的，血细胞中的红细胞如何将氧气输送到人体各个部分很快被发现。缺氧的关键生理反应是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在肾脏中的生成提升，这会促进红细胞的生成。然而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塞门萨和他的团队发现低氧诱导因子-1（HIF-1）所调控的基因能够作用于线粒体呼吸，它能够指导细胞对缺氧状况的特殊反应和心血管系统的变化，“随着体内氧含量降低到6%，低氧诱导因子-1就会大量生成。在含氧量为3-6%的时候，氧含量的降低可以促成低氧诱导因子-1大量生成。所以缺氧越严重，低氧诱导因子-1就生成得越多。”塞门扎指出，低氧诱导因子-1有大量靶向细胞生成，大约有4000多个靶向基因受它调节，其中一些基因可以增加氧气传输，降低红细胞的生成，或实现血管生成和红细胞生成。血管的生成对人体来说非常关键。比如说肿瘤的生长就需要生成大量的血管以供应营养——肿瘤快速生长，肿瘤内部缺氧环境将诱导低氧诱导因子表达，从而促进血管生成，促进肿瘤长大。也就是说，调控低氧诱导因子是肿瘤治疗的重要突破口。凯林长期研究一种遗传综合征冯·希佩尔·林道氏病（VHL）。这种遗传病的发病率为1/35000，由染色体3p25VHL抑癌基因突变失去应有的抑癌功能造成。它会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视网膜疾病、嗜络细胞瘤及肾病，肾病目前在发达国家是一个重要死因。VHL基因编码蛋白的结合高度依赖氧气，通过这一线索，凯林和他的团队发现氧气感应机制及其工作原理，进一步发现低氧诱导因子-2α的抑制是抑制肾脏肿瘤的必须充分条件。2018年12月，全球首个利用低氧诱导因子原理开发的肾性贫血治疗创新药罗沙司他胶囊在北京上市。今年9月，利用“诺奖”发明机制而研制的药物“罗沙司他”已在日本获批上市，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完成临床试验，即将向药监部门提交上市申请。凯林表示，最新临床试验表明，低氧诱导因子-2α抑制剂对癌症治疗有良好效果。创新药罗沙司他的成功面世再次体现了科学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性。主旨演讲主持人、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评论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垄断基础科学，他鼓励年轻科学家多多参与交流合作，推进科学真理的发现，实现共赢：“有一些国家可能有一些担忧，想要闭门造车，建立围墙。我认为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科学是国际属性的，科学家需要分享手头的科研成果。”

1954年，为了维持橄榄球运动的价值观，同时保持其与学术的相称，美国8所学校的校长齐聚一堂，由此结成“常春藤联盟”。65年后的今天，这8所学校组成的“藤校”成为了全世界学子心中“顶尖教育的代名词”。至此，进入“藤校”与否似乎成了人们预判一名学生未来成功与否的标尺。这场没有硝烟的教育战争枪声一响，竞争趋于白热化，每个人都成了主动或被动的参赛者。尽管后来美国教育界又提出了“公立常春藤”、“十大联盟”等概念，但好像再怎么努力，也难以抹去学生和家长心中对“藤校”的执念。那些与“藤校”无缘的学校，如果平时比较低调，综合性排名又恰好不那么靠前，仿佛真的要被学生和家长在申请时“遗忘”了！但美国大学有这样一个特点：专业细而多，分布也不太集中。换句话说，在美国综合性排名不到50甚至不参加排名的大学里，都可能有着在世界上排名数一数二的专业。排名第一的专业，未必是U.S.News排名里的大学比如我们之前的读者刚收到录取Offer的爱默生学院。它不参加U.S.News综合性大学排名，但即便如此，也掩盖不住它的传媒、新闻专业在全美的口碑和美誉。在新英格兰地区，该专业与哈佛大学、MIT、波士顿大学和波士顿学院的，共同称为5所最佳新闻传媒学院，院校的影响力显而易见。在College Factual的评选中，爱默生学院的传媒、新闻专业位列全美第一。（传媒、新闻专业全美排名第一）因此，比大而全、比综合性，一些排名不靠前或不参与排名的大学可能确实优势不够，但比专业性，比某个领域的贡献，它们并不见得没有闪光点。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专业，其实都被学校排名给埋没了！因此，综合分析了最新的U.S.News全美综合性大学排名、ARWU世界大学54门学科排名，为大家带来9所虽然不是Top 20名校，但某一学科领域稳稳占据世界第一的美国大学。这9所学校，值得推荐！接下来，学霸君将从工学领域、理学领域、医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4个方向，为大家进行梳理盘点。工学领域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S. News综合性大学排名48 控制科学与工程提到UIUC，很多同学和家长会戏谑的把它称为“玉米地的保底神校”。之前 “UIUC给自己投保6000万美元，只为防止中国学生减少” 的新闻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哭笑不得。但如果你因此就看轻了这所学校，就真的太可惜了。要知道，UIUC的工程学院在全美乃至全世界都比较出名(也并不是一般人能进得去的)。最新的ARWU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UIUC更是一举拿下工学领域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世界第一的头衔。完美演绎了“今天的我你爱理不理，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所以，你以为人家是你的保底神校，殊不知人家的强势专业，太多学子抢破了头想挤进去呢！作为科研的核心，UIUC的工程学院有26个研究中心、10个主要实验室和9个附属项目。还是美国国家超级计算中心所在地，和美国能源署高级火箭模拟中心所在地。由该校电气工程系校友William Wallace Grainger于1994年捐资助建的Grainger工程图书馆更是全球最大最先进的工程类图书馆。因此，对于想学工程的学生来说，UIUC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的工程学院录取率低，但也不会像常春藤的工程学院一样录取率那么低。同时，又为学生提供了顶尖的工程教育和无数的科研机会。亚利桑那大学U.S. News综合性大学排名117 水资源工程在知乎#亚利桑那大学怎么样？#这个问题下，有一位用户答道：借用陈佩斯小品里的一句话“吃一串想两串”，亚利桑那大学的感受就是“来之前感觉一般般，来了以后不想走”。事实确实如此，亚利桑那大学就有这样的魅力！它的主校区位于亚利桑那州安全、热情且具多元文化的现代化城市图森市（Tucson）。从史前的霍霍坎文化，到近代的美国本土文化和牛仔历史，在这里都可寻得踪迹。而且，亚利桑那大学在天文、地质、地理、土建等学科都有着雄厚的科研实力。它的光学研究中心是美国三大光学中心之一，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光学中心之一。水资源工程专业更是优秀，在ARWU世界大学54门学科排名中稳稳占据第一位。理学领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S. News综合性大学排名22化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作为加州大学的创始校区，世界上最重要的研究教学中心之一，Berkeley以自由、包容的校风著称，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截止到今天，其校友、教授及研究人员中共有107位诺贝尔奖得主（世界第三）、14位菲尔兹奖得主（世界第四）和25位图灵奖得主（世界第三）。其中，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西博格等人在此发现了十六种化学元素，居世界首位。第97号元素“锫（Berkelium）”更是以“伯克利”命名。今年Berkeley的化学专业位居全世界第一（2019 ARWU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但是，Berkeley绝对不只是化学专业比较强势，其物理、计算机、工程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均位列世界前十，与旧金山南湾的斯坦福大学共同构成美国西部的学术中心。作为全世界学子心中当之无愧的女神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直深受国际生欢迎。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U.S. News综合性大学排名62 海洋科学如果你喜欢浪漫之都西雅图，那么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所地处西雅图、校园景色美不胜收的大学。这所“宝藏”学校先不说别的，光是春天漫山遍野的樱花就足以令人心动。虽然UW在U.S. News全美排名中常年Top 50之外，但世界排名中，UW又往往表现非常出色。2020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中它位于第26名，2020 U.S. News全球大学排名中更是远超好几所藤校排名第10。也正因如此，UW从来不缺少优秀的申请者，每年都会很傲娇的对大批高分学子直接说NO，放出大批拒信，表明自己真的很挑。所以，衡量这所学校真的要看更多因素，光看西雅图这座城市是波音、亚马逊、星巴克的总部，实习机会就是其他地方远远比不上的。而且，UW对自己的要求一直都没有放松。每年都会从世界范围内招聘最杰出的教授学者，争取各学科专业都拥有世界最顶尖的教授和科学家。这么一想，UW的海洋科学专业能获得世界第一完全可以理解！海洋科学是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基础科学。如果能在这个专业拿到第一，说明另外几个学科也绝对不会差到哪里！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 U.S. News综合性大学排名104 大气科学&地球科学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今年在理学领域一共拿了两个学科第一，分别是大气科学、地球科学。作为科罗拉多州高等教育系统的旗舰学校，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犹以理工科见长。其理科专业研究水平位于世界前二十位，航天工程与科学学院更是在全美享有盛誉，先后诞生过20名太空宇航员。据统计，美国现役的所有卫星上都有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设计和制造的仪器设备，它是全美唯一将器材发送至太阳系所有行星的学校。最著名的雇主包括美国国家技术标准局、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部门、美国地质学会以及空间科学研究所。如果你刚好也对这些领域比较感兴趣，那这所雪山下的“公立常青藤”是很好的选择。医学领域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U.S. News综合性大学排名25 口腔医学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是密歇根大学的旗舰校区。这里没有纽约、芝加哥这些大城市的繁华，但整个小镇都是学校，学生可以感受到更加完整和多样性的美国大学氛围。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教学质量非常高，给你上课的某位教授，可能就是普利策奖获得者，走廊里擦肩而过的很可能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亲自带出来的学生。所以，你交的每一分学费都能看到它的价值，绝对不白花！它还拥有全美最高的科研预算、浓厚的学术气氛、优良的师资以及顶尖的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和文理学院。其中，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这3大学院是美国人自己提起都会竖起大拇指的。今年，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拿下了医学领域口腔医学专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名，真的优秀！社会科学领域纽约大学 U.S. News综合性大学排名29 金融学说到NYU，相信没有哪一位经历过申请季的学生或家长不知道它的鼎鼎大名。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教学楼散布在华盛顿广场周围，只要你看到建筑前插着一面印有火炬团的紫色旗帜，那里就属于纽约大学。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距离华尔街只有十分钟的地铁路程。相比很多只能在暑假飞到纽约实习一个夏天或一两个月的学生，NYU的学生是下课后就能去华尔街上班。因此，NYU的Stern商学院基本所有的学生在大三都能得到满意的Offer，毕业后直接去到理想的工作岗位，并拿到很高的起薪。在最新的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NYU的金融学更是拿到了世界第一的好成绩，受到全世界学子的热烈追捧。有一说一，在繁华的纽约，熙攘的曼哈顿，NYU给了所有学子一个完美的紫色梦想舞台！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U.S. News综合性大学排名79 公共管理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始建于1820年，是美国中北部地区的一所老牌名校，也是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它的校园环境非常优美，阴晴雨雪，晨昏四季，风景处处都宜人，是全美五大最美校园之一，当之无愧于它的昵称“开花镇”。目前IUB是全美人文社科学科最强的大学之一。它所开设的人文社科专业都具有十分强劲的实力，在社会学、新闻、商科、法学等学科的专业排名都能跻身美国前十名。尤其是公共事务、化学、传媒、音乐等学科更是进入美国专业前五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IUB的Kelley商学院也非常出名，是很多想申商科的学子心向往之的地方。密歇根州立大学U.S. News综合性大学排名84 教育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简称MSU，成立于1855年，坐落在美国密歇根州东兰辛市，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它拥有超过30位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教育学院院士、多名诺贝尔奖得主。众多专业位居全美前茅， 包括教育、农业、传媒理论、包装、音乐治疗、园林建筑、管理学、环境学等。其中，最有名的是MSU教育学院。作为美国最好的教育学院之一，它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已经连续25年在美国排名第一 （根据 U.S. News & World Reports报导），教育学专业也在最新的ARWU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拿到了世界第一。所以，如果你对教育学很感兴趣，不要犹豫，选它！此外，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孔子学院是全球第一所网上孔子学院，也是中国在美国创建的第八所孔子学院。看完上面这9所学校，你会不会大吃一惊？但不要怀疑你的眼睛，因为这些学校在某些学科领域确实是世界第一的水平。所以，别再说排名不靠前的大学就没有好专业了。如果你真的对某个学科领域感兴趣，那么，确定梦校前一定要做好前期调研，从多个角度考察它是否真的适合你，是否有足够的条件，让你去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最后，小编想说，千万不要因为过分追求名气大的学校，而忽略了能够与自己产生共鸣的学校。

对很多人来说，安徽合肥的科学岛是个陌生而神秘的地方。科学岛位于安徽合肥西郊，是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别称。安徽并没有海，但之所以叫它“科学岛”，是因为岛上三面环水，绿树成荫，宛如一座岛屿。科学岛全景The island, a 2.65-square kilometer peninsula surrounded by the Dongpu Reservoir in the northwest of Hefei, Anhui province, is home to 10 research institutes, dozens of key laboratories and more than 2,400 scientists of various fields from across the world.科学岛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西北角，占地2.65平方公里，科学岛周围环绕董铺水库。岛上有中科院的10个研究所，十余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不同领域的2400多名科学家。科研工作者的生活是简单的。这从岛上的生活设施就可见一斑：一个菜场，一个商店，一趟通向市内的公交车。除了通勤时间，岛上几乎见不到什么人。科学岛环境这样一个看似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却有着创造世界纪录的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在这背后，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八位博士后集体归国的震撼故事。他第一个回国：“之前感觉自己一直在漂”王俊峰是八位博士后中第一个回国的。2009年，王俊峰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博士后，他听朋友说，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强磁场实验室。之前在美国强磁场实验室工作的他知道这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非常激动。“Nineteen Nobel Prizes have been given to research related to magnetic fields since 1913,” says Wang. “It is a key to the treasure chest of new scientific discoveries.”王俊峰说：“从1913年以来，共19项与磁场有关的成果获得诺贝尔奖，对催生新的科学发现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1995年到2001年，王俊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那里的磁场强度是目前世界最高水平。而科学岛的强磁场中心希望打破这一记录。王俊峰博士和强磁场中心自主研制的混合磁体装置王俊峰决定亲自回国看一看。2009年的6月17日，王俊峰参加了强磁场中心的面试。而面试他的，便是现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时任党委书记的匡光力。“Kuang is a charismatic leader,” Wang recalls of his first meeting with the director. “And he values talent.”回忆起与匡院长的第一次见面，王俊峰说：“匡院长的‘磁场’才是最强的，他非常重视人才。”当天晚上，王俊峰就打电话给妻子，他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After a long talk with Kuang and a tour around the peninsula, Wang called his wife in Boston that night and told her that he wanted to work on the island.在与匡院长谈、并参观了整个科学岛之后，王俊峰给在波士顿的妻子打了电话，告诉她自己想要在岛上工作。但此时，王俊峰已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他的第二个孩子也在波士顿出生，要说再见并不容易。但一个月后，他毅然带着妻子和孩子登上回国的飞机。王俊峰一家，2007年冬于波士顿但回国之后，强磁场对人才的珍视让他踏下心来，时至今日，他对回国的场景还记忆犹新。Two colleagues from the lab picked them up at the airport in Shanghai and drove six hours to Hefei. When Wang settled down in an apartment rented for them, it was past midnight.强磁场实验室两名同事到上海的机场接站，开车6小时将王俊峰一家送到合肥。当他们把一家人安顿在强磁场为他们租的房子里时，已经过了午夜。“第二天一大早，匡书记就来家里看我们了，”王俊峰说。王俊峰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他高中就离开山西读书，后来上大学去了北京，毕业后又辗转美国多个城市求学。他说，“感觉自己一直在漂”。而在强磁场经历了付出心血的这些年后，他说，自己是一名“强磁场人”。从“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到形成学术链稳态强磁场有着不可估量的前景。但王俊峰刚回来，就面临设备上的困难。刚回来的前两年，强磁场生命科学研究领域设备资源极度匮乏。2009年，刚回国的王俊峰常常四处奔走，和其他科研机构借用实验设备。强磁场中心只有一栋小平房，研究员们亲切地称之为“小红楼”。最初的强磁场中心，科研人员称之为“小红楼”不过，和听似文艺的名字相比，小红楼的科研条件可以用恶劣来形容。刘青松说：夏天早上，小红楼“地上全是毛毛虫”，时不时还有蜈蚣这样的毒虫出没， “一咬就是一个大包”。一开始，年轻的科研人员被蜈蚣叮咬后非常紧张，马上去医院治疗，一点不敢耽搁。但到了后来，他们不但能自己处理叮咬，甚至学会苦中作乐，把蜈蚣收集到一个瓶子里，当成实验的样本。科研人员将蜈蚣等毒虫收集起来做实验样本不过，和实验条件相比，最为紧缺的是人。单枪匹马的王俊峰需要一个团队。这时，他想到了刘青松。39岁的刘青松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刘青松博士2010年，时为哈佛大学医学院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主席的刘青松组织了哈佛学者归国访问团，带领十名有志回国的哈佛学者考察了科学岛的实验环境。如果说王俊峰回国时的强磁场中心是只有蓝图，那么刘青松回国时，强磁场中心已初现雏形。建设中的强磁场中心，2010年匡光力书记接待了刘青松一行人，而刘青松也被强磁场中心的科研前景所吸引。“We also met Kuang and he told us about his return from Germany when he was 32 to build China’s own tokamak, the nuclear fusion installation,” says Liu. “He told us that they worked on it for three years but failed. But they didn’t give up and succeeded one year later.”刘青松说：“我们也和匡院长见了面，他告诉我们，32岁那年，他从德国回来，想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核聚变装置托卡马克，其中一个装置，努力了三年却失败了，但他没有放弃，又经过一年的努力才最终干成”。这一装置就是科学岛上有名的“小太阳”——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东方超环。而就在今年七月，这一装置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科学岛“小太阳”：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东方超环刘青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我听了之后热血沸腾，这是创业的好地方，我要来干！”很快，刘青松就把在合肥的所见告诉了妻子刘静。Liu first told his wife, Liu Jing, who was his classmate in Nankai University in Tianjin. She was also a post-doctorate researcher on chemical biology at Harvard.刘青松首先告诉妻子刘静。他们是南开大学的本科同学，而刘静也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化学生物学研究的博士后。博士毕业的刘青松（左）和刘静，于2006年妻子刘静是北京人，当听说丈夫选择了合肥，她首先感到“非常惊讶”，后来她意识到丈夫是认真的，便也开始做回国的打算。刘静博士在实验室（左）“We were apart in different cities for half of the decade in the US, so we didn’t plan to separate again,” says Liu Jing.刘静说：“在美国，我们5年都在不同的城市生活，所以我们不打算分开了。”决定回国后，刘青松开始根据学科配置，挑选人才，组建学术链。刘静（前排左6）、刘青松（前排左7），任涛（后排左二）2009年国庆节于波士顿市政广场后来回国的张欣回忆道：“我刚到哈佛就认识青松，那天自己一个人吃饭，青松就过来和我说中文，后来很多中国学生都坐过来了，他的号召力很强。”张欣博士在强磁场中心经过他的劝说，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哈佛博士后张钠、张欣、王文超、林文楚、任涛也先后来到合肥科学岛：Liu Qingsong also tracked down his Harvard friends who were all in specialized, exciting fields: Zhang Na, an expert on using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to study RNA molecules; Zhang Xin and Wang Wenchao, a couple researching cell biology; Lin Wenchu, specializing in cancer research using mouse models; and Ren Tao, focusing on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for new drugs.刘青松也找回其他几位来自哈佛不同领域的朋友：以核磁共振研究核酸分子的张钠；研究细胞生物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的张欣、王文超夫妇；用小鼠模型进行癌症研究的林文楚；专攻高通量筛选的任涛。随着2015年底任涛的回国，一个蛋白——细胞——动物——药物研究的学术链形成了。依托强磁场大科学装置与技术，几位科学家开展以重大疾病为导向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而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利用好强磁场大科学装置，在肿瘤诊断治疗、药物研究方面做出成绩。硬件水平也不断提升。目前强磁场的水冷磁体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混合磁体暂居世界第二，正在冲击世界第一。强磁场自主研制的混合磁体装置第一个回国的王俊峰回忆起这八年，这样说：“我们亲身参与了强磁场的建设，付出了很多心血。这是我们共同努力才得到的结果，我们的自信就从这里来。”“抱团”海归：把科研成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人才是有聚集效应的，”刘青松说，正如他所讲，更多优秀人才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目前在刘青松团队70余人的科研队伍中，有海外归国背景的有25人。为了使团队力量发挥到极致，刘青松为团队制定了16字方针，就贴在每个教室的墙壁上。刘青松负责的每个实验室墙上，都贴着他制定的“十六字方针”林文楚在为他的项目招聘人才时，就有不少“海归”想要前来一试。Lin Wenchu has recruited two scientists from overseas so far, one from the US and the other from Germany. “I post the jobs online and receive applicati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ays Lin.目前，林文楚已经为团队招募到两名海归，一名从美国回来，另一名从德国回来。“我把招聘信息放到网上，收到不少世界各地的简历。”林文楚博士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不少海外学子选择回国科研创业。教育部今年3月数据显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6年年末，共有322万人在海外完成学业，其中265万归国工作。八人中最后回国的任涛对这一点感受颇深。任涛博士“When I went abroad, the economic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as big,” says Ren Tao, who went to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to study microbiology in 1997. “But things change graally.”1997年，任涛赴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学习，“那时候，中美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差距，但后来渐渐地发生了改变。”他还记得2008年奥运会时，他将开幕式的现场直播投影到会议室墙上，同中国留学生们一起观看。“后来很多老外也加入我们，他们都赞叹不已，那时候心里非常骄傲。”任涛在美国生活了18年，后来回国加入刘青松团队，主要负责团队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任涛负责管理的公司刘青松团队2015年依托中科院和安徽省政府的支持，成立了一家生物医药公司。因在美国积累的学术经验和咨询经验，任涛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目前，药物学研究团队已研发20余种成药性良好的新型激酶抑制剂，针对包括白血病、肺癌和淋巴瘤等癌症。有的药品即将进入临床测试。公司实验室环境而任涛把产业化的成功归功于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科学院一年前就鼓励在职人员脱产创业，并且保留科研人员身份。”说起国家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努力，有件事让刘青松印象深刻。2013年，美国某公司想要来买刘青松团队一个潜在的新药的发明专利，但了解情况以后，国有资产的属性却让科技公司望而却步。后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给知识成果转化的“松绑”，事情有了极大的改观。公司销售团队正在进行例会刘青松说：到了2015年，科技成果的转化权下放到了基层单位，而通过合法的知识产权的转让，这些成果就可以进入市场，作为可交易的资产。这样一来，像药物的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就可以作为市场化的资产，进行融资，为后续的药物研发提供资金保障。此外，《转化法》明确规定和保障了科研人员的收益，特别是现金收益，这对广大科研人员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这样一来，研究成果便可以更好地“落地”，解决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而随着科研的进展，科学家们也调整研究的方向和进度，使之更好地适应国情。刘青松说，张欣回国前并不是做磁场生物学的，研究磁场生物学未必能发很好的文章，可社会上对磁场安全问题却很关注。本着科研“落地”的目标，他们的研究成果力求解决病人的实际问题。时值深夜，刘青松有时还接到病人咨询他们研究药物的电话。刘青松博士深夜接到患者电话谈到回国，刘青松说：“中国对人才的重视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八位科学家都是通过国家和省部级人才计划引进的，在和王文超一起接受采访时，张欣说：“没有百人计划，我们可能也不会回来。”赤子之情：难以割舍的爱国情结在2001年去印第安纳大学求学之前，张欣和王文超夫妇就结婚了。博士毕业后，两人来到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Working at Harvard, my path was more or less set,” says Wang. “But back in China, I saw more possibilities.”如果留在哈佛，我的发展路径多少是固定的，但回国之后，我发现了更多可能性。除此之外，两人更担心的是孩子对祖国失去认同感。张欣、王文超和女儿在美国印第安纳州At an “International Day” event at their daughter’s school, students were asked to hold their national flags, but Zhang found that her daughter could not identify China’s red, five-starred flag. And she spoke to her daughter in Chinese at home, the girl would always reply in English.在女儿学校的“国际日”活动中，学校让学生拿自己国家的国旗，但张欣发现，孩子并不认识中国的五星红旗。她在家和女儿说中文，女儿也用英文回答。“现在女儿的中文进步不少，而且还会背不少古诗，”张欣说。1996年，张钠到美国杨百翰大学攻读硕士，毕业后赴康奈尔大学医学院读博士。张钠在美国大选期间，张钠经常和美国学生就中国事务进行辩论：“Presidential nominees always fight for votes by raising unfair arguments about China, so I had to speak up for my country,” says Zhang Na.总统参选人总为争取选票发表一些不利于中国的言论，我必须得为自己的国家说话。“For that reason, I always read news about China online. So when I argued, I argued with facts and evidence.”正是因为如此，我经常上网看中国相关的新闻，这样辩论的时候才能有理有据。除了科研，博士后们也是研究生导师，肩负着培养学生的重任。张钠说：“我希望我的学生们 将来都超过我。”听他的学生说，张老师对科研非常上心，甚至有时过年 都不回家，而是母亲到合肥的家里看他。张钠每周都会固定给学生开组会走出国门，他们的爱国之心却愈发赤诚。集体回国，他们把科研做在祖国的大地上。8位博士后都不是安徽人，却都在安徽安了家，过着柴米油盐的简单生活。任涛还记得，刚回合肥那天，他买了合肥的公交卡，决定要踏下心来，做个“新合肥人”。当被问及放弃美国18年的生活，是否有不舍之后，任涛回答说：“心定了，就没有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