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关系博士

参考消息网7月9日报道（文/刘晨 王超）7月3日，《华盛顿邮报》网站发表了一封致总统特朗普及国会的公开信，美国上百名中国问题学者及政商界人士联合署名，在信中直言“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并提请特朗普政府反思当前对华政策。公开信一经发布即引发热议，随后更是在国内朋友圈刷屏。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大家、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正是联署者之一，这表示信中所言与中国经济“脱钩”将损害美国利益、孤立中国的尝试或终将孤立美国、美国当下更应关注提升自身竞争力等观点，他持赞同意见。在此之前，基欧汉曾接受《参考消息》记者专访，畅谈中美关系的当下与未来、中国如何塑造大国形象，以及美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等诸多热门话题。罗伯特·基欧汉双边关系战略定位至关重要基欧汉现年77岁，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要组成部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其著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权力与相互依赖》等被视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著作。他曾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并获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采访在普林斯顿大学被称为“绿厅”的一座三层质朴办公楼里进行。一开始，话题便围绕当前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战。基欧汉直言，他认为特朗普在依靠“本能”做决定，“对于如何要价有天然的敏锐直觉”。基欧汉说，特朗普的世界观并不复杂，其过往经历和个人天性令他只能理解“两个人的游戏”，同时对个人影响力过度自信，但他并不了解很多问题的“深层次内涵”，对多边关系及整体效应也不十分清楚，“正因如此，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显得颇为粗糙，缺乏精细运作”。基欧汉也指出，特朗普天生的商人“本能”令他能熟练掌握通过威胁和虚张声势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技巧。他说，特朗普会在谈判中说一些“很疯狂的话”，若果真付诸实施无疑是双输局面，但对手会因特朗普的“不确定性”而难断真假，可能愿意妥协，这就让特朗普占上风。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基欧汉更关注中美关系的长远走向。他对记者强调，中国需要认识到，“中美最重要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是两个“如此强大”的国家如何彼此适应的问题，不论谁当美国总统这一点都不会改变。基欧汉说，中美相对实力正在发生变化，两者间差距不断缩小，“这种趋势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本世纪40年代”，而当前世界从贸易规则到地缘政治都建立在美国主宰世界、中国实力较弱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双方未来“相互适应”的过程将是一个中国获得更大影响力、更多话语权的过程。他同时指出，美国自然不会乐见主导权被削弱，“相互适应”的过程必然充满曲折。那么，中美在“相互适应”的过程中会产生直接冲突吗？对这个问题，基欧汉并未正面回答。他说，这要取决于双方的战略，涉及因素十分复杂。基欧汉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德与英美之间的权力转移为例说，英德均是资本主义，是民主或准民主国家（德国被视为准民主国家），双方经贸往来密切，但正因为双方存在结构性问题，英国将德国海军的快速发展和德国可能在欧洲大陆上实现主导地位视作极大威胁，加之双方未能通过谈判达成共识，最终导致世界陷入一战。反观英美，两国相隔大西洋、语言相同、政治结构有相同点，加之美国对英国的军事威胁较小、英国让步较多等原因使英美和平完成权力转移。基欧汉从美国视角分析说，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最在意的一点是，“中国是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即是说中国的崛起是否对美国的霸权构成威胁。他认为，中国寻求扩大世界影响力，但明显并不寻求主宰世界，他相信任何一个基于现实主义考量的美国政府——而不是像特朗普这般“极端”的美国政府——都会做出和他相似的判断。从中国视角考虑，基欧汉则指出，中国需要考虑的基本战略问题是，如何在对美关系中定位自己，“中国到底想要与美国平起平坐，还是愿意作为‘小兄弟’存在”。基欧汉同时提醒，不管两国战略定位如何，目前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间最大的问题。他说：“要防止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保持目前台湾的状态不出现变化至关重要。”中国仍在学习与世界打交道采访中，基欧汉也谈及西方媒体所谓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设置“债务陷阱”、进行“新殖民主义”等论调，就中国如何塑造大国形象给出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中国在对外交往，特别是与邻国交往中应更多扮演“安抚者”角色，强调与中国发展经济往来的益处，而无需过多“秀肌肉”，更要避免“过度干预”，以免令对方因戒备而转投美国怀抱。基欧汉指出，随着中国体量增大，中国完全有理由在全球经济领域寻求更大影响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完全符合自身利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建立也十分明智。不过，基欧汉说，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国要重点强调与之建立经济联系的好处，不要让对方感到中国想要控制它们，给人留下“过度干预”的口实。基欧汉说，在对待邻国问题上，中国尤需注意尺度。基欧汉说，中国对外交往上依然缺乏经验，“中国需要认识到，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弱小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也已增强”。尽管当前“障碍”重重，但基欧汉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信心。他说，中国现在依然处在一个学习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说，在推广“一带一路”项目过程中，中国将学习如何与发展中国家相处，当中难免犯错误，“但最终中国会解决这些问题”。美国最大威胁来自内部分裂谈及当前美国发展时，基欧汉说，最令他担忧的问题，并不是来自中国的外部竞争压力，而是美国社会分裂加剧的问题。基欧汉说，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很多美国学者如今都在反思，在过去20年中为什么会只片面强调全球化带来的益处，而忽略了它的负面效应及由此引发的民族主义回潮问题。他说，全球化令精英阶层受益，如他这样的教授也在受益者之列，“可以应邀到全球各地演讲”；但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很多工薪阶层则是“受害者”，他们在金融危机后因全球产业链转移和移民涌入而收入减少、满腹怨气，正是这些人不再相信精英阶层，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投票给特朗普这个打破常规、不按牌理出牌的“家伙”。基欧汉说，美国当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声浪高企正是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阶级在发声，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正在“自食其果”，而这种国家分裂的倾向令人担忧。基欧汉说，一个分裂的国家很难保持国际力量。不过，基欧汉依然对美国的长远发展保持乐观。他认为，拥有大量移民和创新能力极强这两点是美国的优势所在。他说，当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崛起时，不少人错误预测了美国的衰落，但结果证明，尽管日本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在汽车和半导体行业表现良好，但它的创新潜力不如美国。另外，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这让它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败北。中国擅长创新吗？基欧汉说，目前依然有待观察。他说，中国擅长做日本做的事情，但在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能力依然有待考量；同时，中国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有才华、努力、自律，他们组织起来效率要比美国人高，这是中国的优势。但中国是否能够吸引到那一小部分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这一点目前尚不可知。尽管看好美国未来，但基欧汉也坦言，特朗普是否会成功连任，对美国未来发展将产生极大影响。他说，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正走在一条“怪异”的道路上，未来美国是否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仍难预料。他说，不论是包括欧洲在内的美国盟友或是中国，大家都在观望，要如何继续和美国打交道，“中国不会成为美国的盟友，但（双方）可以成为一种温和的竞争对手关系，双方关系有合作也有纠葛，但不会有太多冲突”。但是，如果美国当前的趋势不改变，那么不论是美国盟友或是中国的期待都将落空。基欧汉说：“这对美国而言也会是个大灾难。”

2018年10月17日、30日，美国波士顿大学学者詹姆斯·华莱士博士(Dr. James Wallace)在访华期间莅临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为上大师生们带来了两场角度新颖、视野开阔的有关美国宗教视角的精彩讲座。两场讲座均由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执行院长郭长刚教授主持。华莱士博士拥有波士顿大学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同时拥有桑福德大学教牧学（DMin)博士学位，是一位纵横学术、政府、宗教等诸多领域的国际问题专家。除在波士顿大学帕蒂（Pardee）国际问题研究院任教外，华莱士博士同时作为顾问和讲师受聘于加拿大国防部及国防学院。两次讲座的主题分别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文化和宗教风险》和《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宗教应用及其副作用》。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两场讲座均突出体现了宗教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宗教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相当有距离感的概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宗教在绝大部分时间都不是政治舞台的主角。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是，从一神教的鼻祖犹太教开始，宗教在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中外文明对宗教地位的认知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差异。对于日益开放的中国而言，认识和了解外国人的宗教观是颇为必要的，华莱士博士的讲座正好为国人理解美国式的思维和行事方式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视角。主讲人照片不同于我们的常规认知，华莱士在讲座中首先抛出了世界正在愈发宗教化的观点，他谈到了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伯格两本结论截然相反的著作，伯格在《世界的去世俗化》中充分反思了自己在二十年前关于世界会持续世俗化的论断，承认自己原本的判断被所处的学术圈小环境所干扰。随后华莱士辅以大量数据，证明曾经变得世俗化的世界的确正在向相反方向发展。他援引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数据说，按照当前的趋势，除佛教外，几乎所有主流宗教的信众都在稳步增加，世界宗教信众将从2015年的84%增加到2050年的88%，其中基督教（广义概念，含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众会分别增加到世界总人口的35.4%和28.4%。中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尽管信教民众占总人口比例不高，但宗教多样性位居世界最高水平。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我国宗教政策的包容与成功，民众可以自由选择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华莱士博士也指出了这当中隐含的不确定因素。接下来从美国视角出发，华莱士在三方面提出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文化和宗教风险。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对外交往愿景和文化宗教政策充斥着先入为主的偏见与傲慢，很多方面，无法苟同，姑且听之。然而在整个世界变得愈发保守的今天，了解美国政府及精英阶层的真实想法对我们应对今后的挑战不无裨益。风险一：“一带一路”倡议沿路几乎全都是宗教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这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一带一路”带来的中外双边交流必然会带动人员自由流动，会有更多的信仰宗教的外国人进入中国。鉴于宗教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些外国人会期望和要求得到相应的宗教待遇。一些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会在政治层面上对中国政府提出相应地要求来满足其信众国民的需要。随之而来会有一些超越国家的宗教组织试图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譬如梵蒂冈教廷、伊斯兰合作组织（OIC）、世界福音联盟（WEA）等。某些欧美跨国公司也会出于所谓“公司社会责任”在宗教等方面发声。无论是宗教国家、超国家组织还是跨国公司，他们的根基都是各个宗教世界广大的信教民众，而以上这些要求未必与中国的愿景与政策规划相符。风险二：西方世界对“宗教信仰自由”（FoRB）的干预。华莱士作为一名教牧学博士，着重强调了宗教在西方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例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以及欧盟和联合国都秉持FoRB的原则。他指出宗教问题会影响西方对华政策，其中美国对中国施加关税就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的宗教政策有关联。风险三：宗教多样性的挑战。挑战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如何让错综复杂的宗教、文化及认同和谐共存，如何在不损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保持商业的开放环境及人员的自由流动，如何从实际行动上落实“宗教自由”的概念，以及如何将宗教和全球自由贸易的理念相融合等等。在提问环节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师生对华莱士博士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其中来自印度的郎荣吉教授指出，站在印度的角度他们更关心的是经济方面的竞争，而不是宗教问题，当然他也承认这和印度主流宗教印度教的非扩张性质有关。如果说第一场讲座更多的是从宗教的角度给我们“提醒”的话，第二场讲座映入我们眼帘的则是一个个鲜活的例子，宗教作为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被深深置于冷战的大环境中。冷战期间美国针对苏联提出的战斗口号就是“敬畏上帝的美国vs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宗教在美国拉拢建立统一战线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举一个出乎意料的例子，我们熟悉的美元上“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的字样，也是冷战开始后的1954年才被印在钞票上的，而不是大部分人理所当然以为的建国伊始。不得不说这和当时的政治考量有所关联。讲座现场随着美苏意识形态对抗的加剧，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宗教也成为了他们的手段之一。通过收买、引诱、胁迫、说服等手段，中情局借助教士、学者、记者等诸多渠道刺探情报，影响相关国家的政府决策。通过对丘吉委员会（The Church Committee)解密调查档案的研究，一系列中情局利用宗教事务开展情报行动的事例得以还原。最早的行动可以追溯到1948年，即中情局刚刚成立一年后的意大利选举。当时的意大利经过二战的摧残百业凋零、生活贫苦，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出于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中情局通过教皇及天主教组织进行各种宣传和买票行动，成功阻止了意大利共产党的当政。由此一役，中情局接连成功策划实施了针对埃及国王法鲁克、伊朗第一位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等一系列政变。其中在埃及的政变中，出于对腐败无能的法鲁克国王的不满，美国担心其无法遏制共产主义在埃及占据主导地位。中情局首先找到的合作伙伴是穆兄会，继而才最终选定纳赛尔作为扶持对象；而针对伊朗民选政府的政变仅仅是因为伊朗政府在今天看来非常合理的要求，即与英国石油公司公平分享自己国家的石油收益，这场政变对拥有数千年历史文化的伊朗波斯民族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民众仇美的种子就此埋下。华莱士在演讲中着重强调中情局在伊朗搬石砸脚的行径，正是这场政变植下的仇恨直接导致了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这也是他在自己新书Blowback of the Gods中所提出的“回爆”(blowback)这一概念最好的例证之一。而针对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政变策划则更富有戏剧性，当时恩克鲁玛总统致力于团结整个非洲反抗殖民主义，被西方国家视为“眼中钉”。他高度警觉政变的风险，拒绝出访。中情局为了诱骗恩克鲁玛离开加纳，利用其迷信占卜运势的弱点，收买当地报纸连载相关内容，诱导恩克鲁玛出国，终于在总统出访的当天就实施了政变。不止于此，在东南亚的印度支那战争中，中情局动员了大量天主教传教士及佛教僧侣支持法国。华莱士还提到了深耕金三角地区80余年的传教士一家三代与中情局互相利用的传奇事例。在60年代中情局利用传教士威廉·杨(William Young)的影响力与毒枭武装合作对抗中国和越南，包括派遣间谍、破坏胡志明小道等，由此中情局人员得以不直接出现在这片敏感的区域。还有，在南美洲，声名卓越的葛培理(Billy Graham)牧师也曾在肯尼迪总统当政的“进步联盟”时期与中情局合作对抗左翼风潮，通过布道运动(Preach Crusade)招募当地信众为中情局工作。可以说，在冷战的环境下，只要有利于遏制共产主义，中情局不吝于使用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手段。从中情局利用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诸多不同宗教的行动中可以看出，宗教本身的教义对中情局并不重要，宗教被无情地作为行事工具。毫无疑问，与情报活动的纠缠给宗教本身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所谓的害群之马令占大多数的普通神职人员也面临着被怀疑的境地，对宗教本身及整个社会而言，这就是最大的回爆。在回答问题的环节中，华莱士博士针对三点给做出了说明：第一，在前互联网时期，信息非常闭塞，在不发达国家尤甚。教士、记者、学者等是仅有的可以通过传教、访问等方式到达并有能力了解和记录他国的群体，同时他们当中一部分人与当地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对所在国的施加影响。进入互联网时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并没有消失。尽管中情局已经承诺不利用神职人员进行情报活动，但承诺中却补充了涉及国家利益及神职人员自愿时例外的条款。第二，神职人员与中情局合作的原因很多，需要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虑。很大一部分神职人员是出于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选择与中情局合作，一部分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还有很多则是为了金钱等利益。当时许多在外国工作的神职人员回国后要面对中情局的威逼利诱和审讯，不配合提供情报会遭受报复和打击。这是时代的悲哀。第三，中情局在策划行动时没有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前面的例子从短期来讲中情局都基本达到了预先的目的。然而从长期来看，伊朗政变正是一个典型的反例，更不用说全体神职人员受到猜疑这份对宗教本身带来巨大伤害的恶果。综合华莱士博士的两次演讲，我们认识到宗教在美国、整个西方及伊斯兰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宗教和政治紧密相联，宗教事务可以直接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宗教也可以被作为手段来完成政治目的。对于世俗化程度极高的中国社会来说，大部分民众缺乏对宗教的基本认知。然而在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进一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宗教问题必然会与我们的现有秩序产生一定的相互影响。充分了解美国和西方视角，兼听则明，对我们展开思考，应对未来的挑战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历史洪流翻滚向前，流淌着数不胜数的精英分子与翩翩人才，他们聪明机智又沉着冷静，将自己的价值发挥的淋漓尽致，给世界增添了别样色彩。群英荟萃是每个国家的向往，为了争夺精英人才，他们不惜花费巨额资金，甚至是倒戈相向。不少人才纷纷选择高价国家，但我国第二个“钱学森”的出现，再次打破了此番局势。海归博士不惜舍高薪“两弹元勋”钱学森不畏美国的软硬兼施，一心归国发展航空事业，壮大国家军事力量。而第二个“钱学森”正如其般选择带着自己的超前知识报效祖国。他留学美国已有二十余载，却义正言辞地拒绝了美国高价收买自己专利的交易，心无旁骛地带着专利归国报效国民。他便是发电玻璃的发明者——潘锦功。随着21世纪强势来袭，当下世界正是以白驹过隙的飞快速度不断发展，人们开始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主动接受变幻无穷的新鲜事物，紧接着进入了便捷又有趣的科技时代。科技，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国家最富有竞争力的因素。追求高科技，也成了万千国家的必要任务。如此一来，潘锦功发明的高新技术——发电玻璃可谓是生逢其时。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应运而生的发电玻璃成了科技时代的一位宠儿，众多国家对之虎视眈眈，发明者潘锦功更是随之成为众人的争夺对象。而后，闻名而来的“追求者”数不胜数，他们前仆后继地对潘锦功抛出橄榄枝，有人愿意斥重金收买发电玻璃的专利，也有人愿意高薪聘请潘锦功带领研发技术，更有人愿意为他提供全面先进的实验室等等。琳琅满目的条件丰厚不已，众人使尽浑身解数只为得到精英人才与高新技术。在这其中，美国当属最强有力的竞争者。留学美国的潘锦功在学习初期，美国便已对其格外重视。那时二十出头的潘锦功凭借过人天赋首次研制出了新型发电材料发电玻璃。但此时潘锦功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所作研制也并未是全然完善，发电玻璃的首次亮相虽是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少波澜，但尚未吸引到众人的疯狂瞩目。这时，目光长远的美国认为潘锦功具备足够强大的知识储备以及不可估量的科研潜力，是个难能一见的科研人才，剑及履及的美方不仅派遣人员重点关注潘锦功的研究事宜，更是声势浩荡地将潘锦功列为美国的国家重点保护对象。不仅如此，在潘锦功完善发电玻璃的相关技术后，蓄势待发的美国见时机成熟便乘胜追击，美国的能源公司当机立断出击，主动找到潘锦功，更是向其提出以2000万美元的高价收买发电玻璃的专利使用权的交易。在此基础上，美方也会另外出资聘请潘锦功继续研发发电玻璃等相关技术研究，双重诱惑赤裸裸地摆在了潘锦功的面前。潘锦功也给了美方一个斩钉截铁的回应，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此次交易，他的坚决没有给对方留有一丝一毫的商榷余地。其实，对于潘锦功而言，高薪工资以及再多的资助福利都只是冰山一角，专利发电玻璃才是自己为之追求一生的心之所向，是自己甘愿奉献一切的科研梦想，为了钱财利益便将其拱手让人的行为实属非君子之为。潘锦功不图利益只为科研的坚硬态度何尝不是鱼龙混杂的名利场里的一个珍宝，熠熠生辉地照亮着科研前景。发电玻璃的诞生形形色色的功成名就皆离不开人们的辛勤付出，潘锦功发明发电玻璃的历程亦是如此，漫长枯燥的科研路上载满了潘锦功的汗水与心血。1996年，本科毕业的潘锦功奔赴美国新泽西理工大学深造，进修博士学位。谁也未曾想潘锦功这一去，便在美国度过了二十余年的时光。每一天，潘锦功都是早出晚归，他废寝忘食地在研究所里专研科研技术，学习相关知识，一次又一次地付诸实践。幸好皇天不负有心人，孜孜不倦的潘锦功耗时二十余年，终是成功地研制出了发电玻璃的高新技术，以独一无二的姿态站在了科技领域的战场上，赢取世人的赞许与肯定。潘锦功研制的发电玻璃，是一种化镉薄膜太阳能电池，即是一种可以利用太阳能发电的玻璃。通过运用发电玻璃，世界便可以拥有无污染的发电形式，有了发电玻璃，即是掌握了全程无污染的高效发电技术。如此一来，广泛应用发电玻璃，尚可能够有效缓解因人类过度开发而带给自然环境的过大压力，着实是一种绿色环保的新能源技术。面对如此高超的科技技术，美方与其他国家因此对潘锦功所实施的热情邀请与出资合作等举措，也是不出所料。我们只需在普通绝缘玻璃上涂抹一层4微米厚的化镉光电薄膜，便可使得普通玻璃变成可转化太阳能发电的发电玻璃。一块大约两平方米大的发电玻璃一年竟可以产出约有260度电，约是一个普通家庭半年的用电量。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拥有发电玻璃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这也得益于潘锦功强烈的爱国情意。潘锦功的归国征程九年前，在美国博士毕业的潘锦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归国效国的道路。为此，他接二连三地拒绝了多个外国公司的丰厚待遇，同时拒绝了美方高达千万美元的收购交易，坚定不移地带着发电玻璃的高新技术踏上归国征程，展现傲人的骨气。支撑潘锦功舍弃名利归国发展的是不仅仅是其对科研成果的保护与执着，更是深埋着其深沉又低调的爱国情怀。他希望自己的专利技术能够为祖国带来不一样的科技发展，能够为祖国的环保事业作出一丝贡献，他期待看见的是蓬勃发展与绿意盎然并肩同行的大好祖国风光。潘锦功回到祖国后，马不停蹄地开始为自己的科技创业四处奔走探寻发展路径。第一年，潘锦功选择在四川落户发展发电玻璃的科技技术，成立了成都建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时光匆匆流逝，经过六年的奋斗时光，潘锦功与其团队伙伴终是把发电玻璃成功推广给广大中国民众，在竞争激烈的科技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潘锦功的公司成功创设了全球最大单体面积的化镉发电玻璃，并把发电玻璃用于实际应用 ，制造了一条井然有序的生产发展线路。潘锦功归国后发展发电玻璃的成功业绩就如其在美国研制发电玻璃的不俗成绩一般，让人赞不绝口，人们对其的敬佩与崇拜情愫油然而生，潘锦功的科研成果值得流芳百世造福百姓。他用实力与行动向我们证明了自己的科研成果是精彩绝伦的一方宝物，同时也给国民带来了无可取代的珍贵清洁能源，潘锦功是帮助祖国走向更加绿色更为环保的生产道路的强有力助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远赴美国深造的潘锦功披荆斩棘，在研制道路上过五关斩六将后，终是给热衷不已的发电玻璃科研项目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他的孜孜不倦与锲而不舍，加之其的过人天资成了他的强大武器，为他一路护航到达成功的彼岸。潘锦功对异国的高薪聘请不屑一顾，对祖国大地满怀深情的爱国精神是他身上最富有的地方，海归博士对祖国的拥护与关怀，如熊熊烈日永远照耀中华大地。每一个拥护国家安全，关切国民生态，助力国家强大的中华子女，皆是灌溉国家生长发芽成长为参天大树的滴滴水源，滋润国家心田，将中华精神与爱国精神发扬光大。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也意味着新一年的择校季开始进入准备。2020U.S.News世界大学排名已在前几天放榜，在选择心仪院校时，除了看各大榜单的排名情况，有时也会参考“知名人士”的选择。今天来看看，美国的大学里，都有哪些“政二代”们的身影。玛利亚·奥巴马（Malia Obama）哈佛大学自然不用多介绍，作为世界知名精英学府，哈佛大学曾培育出8位美利坚的总统，其中包括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国人总统——奥巴马。而奥巴马的女儿，人称“美国第一千金”的玛利亚·奥巴马在择校时，综合比较MIT、斯坦福以及其他藤校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在此次最新的2020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名第2。萨沙·奥巴马(Sasha Obama)在上周的开学日，密歇根州立大学迎来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二女儿萨沙·奥巴马入学。据悉，奥巴马夫妇均为哈佛大学校友，其大女儿玛利亚正在哈佛就读，几乎“全家念哈佛”。然而，现在来看，萨莎成为家庭里唯一不读哈佛的成员。密歇根州立大学在此次最新的2020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84位。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虽然一直“槽点”比较多，也被大家戏称“推特治国”，但其女儿伊万卡却妥妥的是个学霸。伊万卡·特朗普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根据2017年公布的福布斯富豪榜，宾夕法尼亚大学培养的亿万富豪校友数量位居全美第一，超过了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在此次最新的2020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在第6位。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Victoria Clinton)切尔西·克林顿是比尔·克林顿的女儿，也是历届总统子女中学历最高的一位。切尔西以最高荣誉毕业生身份从斯坦福大学获得历史学学位，毕业后在牛津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之后获得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据相关机构统计，共有83位斯坦福大学的校友、教授及研究人员曾获得诺贝尔奖、27位曾获得图灵奖、8位曾获得过菲尔兹奖，成绩斐然。斯坦福大学在此次2020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和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并列排名第6。小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二世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儿子，曾就读于布朗大学。布朗大学入学竞争极为激烈，尤其是本科生与博士生有着极高的入学门槛，是全美录取难度最高的大学之一。在当今大学人数不断增长的大环境下，布朗大学依旧保持着“小而精”的精英式教育，曾诞生了7位诺贝尔奖得主。布朗大学在此次2020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名第14。

本文系动态大参考独家原创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转载须署名并注明来自：动态大参考（dongtaidacankao）目前，美国的新冠疫情已经非常糟糕，确诊病例马上突破40万，死亡人数已过万。最终会有多少人感染？会有多少人死亡？经济会被重创到什么程度？这都是未知数。在白宫束手无策或者说手忙脚乱的时候，基辛格博士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在肯定了白宫所做的努力之后，同时也给白宫开出了三剂药方。老谋深算的基辛格提出的建议能否有效？特朗普会不会采纳？基辛格上周五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一篇观点文章，称“失败可能会点燃世界”。单从“失败可能会点燃世界”这一声明来看，就可以想象出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这一警告预示着世界形势将因疫情而发生重大改变。基辛格说：“当‘COVID-19’大流行结束时，许多国家的制度将被视为失败。这种判断是否客观公正无关紧要。现实情况是，在冠状病毒之后，世界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他说：“许多国家的制度将被视为失败”。这“许多国家”虽然没有特指，但显然不是指的中国。不是特指中国，那当然指的是西方国家的制度了。他为何说许多国家的制度失败？是什么制度的失败？目前争议最大的就是“居家令”或“隔离令”了。而这就涉及到的是限制人自由行动的权利。也就是人权制度问题。自由人权，这是西方制度的核心之一，也是西方引以为傲的制度。如果因抗疫而受到破坏，这岂不是在动摇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从基辛格博士发出“将被视为制度的失败”的警告来看，他目前对此似乎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观点。但不管如何，西方制度还是受到了冲击。虽然基辛格对白宫的表现给予了肯定，但他也说，“（白宫）不仅要重新赢得美国人的信任，还要赢得全世界的信任。”而这更像是在委婉地指出白宫此前所犯的错误。关键词就在于这“重新赢得”四个字。而基辛格承认（所说的）存在不足，“医疗供应不足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病例，重症监护病房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边缘。”“检测不足以确定感染的程度，更不用说逆转其传播了。成功的疫苗可能需要12到18个月。”这实际上是在言明美国目前所处的状态而已。对此，他提出了美国需要采取的三个步骤，也就是他给特朗普开的三剂药方。一是找到这种病毒的治疗方法。基辛格写道:“我们需要开发控制感染的新技术，并开发相应的疫苗。城市、州和地区必须通过在科学前沿进行储备、合作规划和探索，始终如一地做好准备，保护自己的人民免受流行病的侵袭。”二是“治愈世界经济的创伤”。他提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说当前的情况更加复杂——由于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学校关闭，餐馆关闭。基辛格写道，需要开发特别的程序来帮助修复那些受政府停摆影响最严重的人的损失。三是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需要得到保护。他指出，一个开明的政府相信，它应该提供“安全、秩序、经济福祉和正义”。他写道:“在一个繁荣依赖全球贸易和人员流动的时代，流感大流行引发了一场时代错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需要捍卫和维持他们的启蒙价值观。”那么，这三个步骤或措施的作用如何呢？用意如何呢？第一条就是找到治疗的方法。这肯定是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做的一个重要工作。这说明了美国目前的医疗救治困境。但是，对于病毒疫情来说，由于千百年来的努力都没有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治疗病毒的药物，这表明治疗用药是很难短时间之内就能找到或研发出来的。这一点他是外行，或许不懂。另一方面，也正是千百年来人类抗击病毒疫情的经验证明了，抗击疫情的关键是防扩散。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隔绝或远离病毒才是关键。他不提如果防疫情进一步扩散以避免更多的人被感染，而只是要积极找药，这显然是避重就轻。这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的态度，那就是不应当在隔离措施上下工夫，也就是他也认为严格的隔离措施侵犯自由人权。他的第二步骤是“治愈世界经济的创伤”。虽然这并非什么真正的措施方法，但他却在指出了目前美国和世界接下来要应对的经济困境。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了疫情对经济影响的严重性与可怕性。因此，在他看来，如何拯救经济才是未来工作的重点。疫情已然如此，那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能找到有效的治疗用药更好，找不到了就只能顺其自然。战胜病毒是没有办法了，拯救经济还是有可能的。而治疗世界经济，就是治愈美国经济。如果能从治愈世界经济入手来争取最大程度最快速地治愈美国经济，那才是正道。他可能是在提醒特朗普，要紧盯世界经济，不要单纯从美国经济入手。这可是特朗普最拿手的。第三条就是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维护自由世界秩序，就是维护美国秩序，还是要霸占世界秩序的主导权。虽然在文章中他也提到了，“为了战胜这种病毒，美国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当前的需要最终必须与全球合作的愿景和计划结合起来。”并补充说，“即使是美国也不能仅靠国家的力量来战胜这种病毒。”但他还是坚持了保护“自由的世界秩序”。基辛格在文章中所说的“许多国家的制度都将被视为是失败”是什么意思？维护自由世界秩序，就是维护西方秩序，也就是维护西方制度。维护自由世界秩序，就是不能让“许多国家的制度都将被视为是失败”现象的产生。基辛格虽然老迈，但他却也一直站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前沿，也确实拥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可以说是老谋深算。明明想指出特朗普的不足，却偏要说对白宫在避免灾难方面做得很好。显然是不想得罪特朗普，更不愿意承认美国的困境和失败之处。基辛格的观点，并非只是他个人的独特见解，而是代表了美国政坛许多人的观点。

东方网 刘琳截至北京时间5月29日上午，美国新冠肺炎患者已累计确诊1768461例，累计死亡人数超过10万。疫情当前，美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并未着眼于如何全力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反而疯狂地对中国作出“有罪推论”。自3月份开始，美国议员、政府官员、媒体、智库及非政府组织不断散布关于新冠肺炎“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无稽之谈。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甚至公然向密苏里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中国，要求中国政府为全球新冠疫情蔓延负责并予以赔偿。图片说明：2020年4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施密特在密苏里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中国政府”的记者提问时，耿爽表示，这种所谓的控告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十分荒唐。根据国际法上的主权平等原则，中国各级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所采取的主权行为不受美国法院管辖。（来源：中国外交部）这种荒谬的逻辑不仅限于舆论层面，且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中。5月20日，美国公开发表长达16页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白宫认为，以往几十年来美对华接触政策失效，并明确表示，未来美国将全面施压，以遏制中国的全球扩张。当下，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肆虐，美国人民饱受疫情煎熬，美国政府却将“工作重心”放在污名化中国，并将人类拖入病毒与对抗的双重险境中，其意在何为？首先，我们应认识到，美国疫情失控强化了其对华敌意，美国政府意图将疫情政治化，目的在于转移国内民众对政府能力的质疑，属于“美式政治”的常规操作。其次，我们更要清楚地看到美国“政治精英”们已把中国视为“最大威胁”。长期以来，在美国政治理论家的眼中，似乎促使中国完成“民主化”，既是美国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是自由民主的终极关怀。这种“唯西方民主论”严重误导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理性思考以及对现实的认知，导致美国在意识形态层面，始终保有一种凌驾于中国之上的优越感，这种偏执直接左右其对华政策走向。那么，美国“政治精英”们顽固的体制优越感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它的根源何在？图片说明：2020年3月20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白宫。（来源：新华社记者刘杰摄）根据西方主流民主理论，民主模式的核心理念即个人权利处于最崇高地位，个人主义也被视作现代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原始动力，而美国则自认是推崇个人主义的最佳典范。在其立国之初，为了证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的“合法性”，美国将“天赋人权”这种神学色彩的个人主义写入《独立宣言》，以此作为立国之本。以当时的历史情境，美国只有假借上帝之名，才能虚构出殖民地脱离英国的政治想象，否则美国革命将“师出无名”，势必增加美国历史叙事的难度与困境。法国有学者经过研究，认为美国革命先驱更注重政治与宗教的结合，“从一开始，美国革命就有强烈的救世主义和普世色彩。这正是美国革命的弊病。美国人自认拥有人类历史上最佳的宪法和政治体制，因此很容易一叶障目，看不到其他体制的优点”。由此可见，美国在立国之初，就采用“不言自明”的神学语言把自身加冕为“山巅之城”，肩负“昭昭天命”。这种自我塑造使得美国作为独立国家出现之时，就沉浸在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如果说精神上的优越感具有虚幻性，那么此后随着西方学者的推广，美国民主模式作为思想实体承载了先前虚幻的精神优越感，愈加强化了美国的优越感。二战后，美国的“自由主义派”也负有一个“神圣使命”，那就是建立全球性的政治经济体系。美国治下的和平使得美国式的自由和霸权的融合再度复兴，威尔逊对建立全球秩序的宏大设计被罗斯福世界性的政治想象所继承、发展。这种美国理想致力于建构的全球体系是一个由多边合作框架支撑的实体。战后，由于欧洲衰落，罗斯福竭力想突破大西洋联盟的界限，以使美国逃避对欧洲安全的责任。他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建构一个世界体系，对此，他提出两点设想，一方面，这个体系具有全球性，地理版图应超越跨大西洋联盟；另一方面，这个体系是“自由的”，能建构出一种世界秩序，应践行威尔逊的伟大理想。美国“政治精英”在总结了20世纪的教训之后，认为欧洲已丧失维持世界秩序和自身安全的能力，必须由美国来领导全球体系，否则世界将继续陷入混乱。罗斯福也认为，唯有美国具备领导这个世界体系的能力。基于对抗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阵营的需求，美国的回应则满足了欧洲对一种良性霸权的推崇。这种霸权必须排除苏联，控制德国。出于对德国人的不信任感，丘吉尔成为了美国对欧洲霸权的辩护人。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按照福山的荒谬说法，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历史就此“终结”。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称美国是“光明山巅之上的金色庙宇”，美国作为“人类文明灯塔”的形象被建构起来，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理念。从小布什的“邪恶轴心说”到特朗普口中的“粪坑国家”（特朗普对海地和一些非洲国家的蔑称），这种“美国优越”的想法一脉相承。他们都站在至高无上的“道德高地”看待世界，并倾向于在国际竞争中将对手妖魔化。这种荒谬的“优越感”背后是否有其自以为是的逻辑？自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基督教二元主义就被引入政治领域，这种分析方法认为，任何事物都能割裂为两个性质相对的实体，它们处于一反一正的斗争状态，这也是人类斗争的唯一途径，以解释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别。通过早期耶稣会传教士所翻译的部分中国经典作品，西方的理论家断言，中国传统思想中既无民主精神，也不具备生成民主制度的政治资源。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操弄下，中国政治传统被贴上“东方专制主义”的标签。随着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的历史进程，西方获得了解释世界的机会。在这种话语垄断下，西方价值观就貌似具有了“先进性”，而“民主”一词自从被西方政治科学“加冕为王”之后，西方民主模式就与所谓的“普世价值”联系在了一起。美国“政治精英”继承了这种思想遗产。美国始终站在“道德制高点”大肆批判与自身政治传统不尽相同的国家。小布什第一任期内，新保守主义在外交和防务政策制定上走得更远。美国开始以维护安全为名，大肆干扰他国内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颠覆对美国存有敌意的他国政权。随着中国实力上升，美国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威胁到美国利益。美国猛烈地打压中国，抨击中国政治体制则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可以预见，美国“政治精英”将会长期对中国展开攻势。因为在他们的知识框架里，美国国家利益是以美国所建构的全球秩序为载体的。在这个框架里，美国霸权就代表了“公理”，一切发展变化都应符合美国对世界的政治安排，反之，则一律被斥为侵犯美国利益。今日之中国，政通人和。中国担当为全球战“疫”注入信心，而美国“政治精英”仍停滞在昔日的霸权幻梦和零和思维中，滥用政治资源，干扰国际合作，与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鲜明对比。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作者刘琳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1月15日，商务部官网发布消息，国务院、中央组织部决定：张向晨任商务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张向晨是近期商务部履新的第三位领导。在他之前，王文涛从黑龙江省进京，履新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俞建华履新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正部长级）。张向晨排名第四，位列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之后、副部长钱克明之前。从日内瓦回京 新职务为商务部副部长张向晨，男，汉族，1965年6月生，今年56岁，河北涞水人，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国际关系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公开资料显示，他曾任外经贸部、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副司长，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副代表、公使（正司级）等。2011年8月，张向晨任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2013年8月任部长助理，2015年4月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副部长级）。2017年，俞建华卸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重回商务部任副部长。当时接替他担任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的，就是张向晨。就在两天前（1月13日），俞建华（时任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晋升正部，成为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正部长级）。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国际贸易谈判代表一职设立，根据安排，设国际贸易谈判代表1名，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2名。多次因怒斥美国而备受关注2017年4月12日，张向晨在日内瓦向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递交全权证书。张向晨说，“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中国将一如既往发挥重要作用，积极参与和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据官网介绍，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是代表中国政府在世贸组织中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常设机构。其主要职责包括：代表中国政府处理与世贸组织秘书处及其它成员常驻日内瓦代表机构之间的日常事务；参加世贸组织各机构举行的各类会议和磋商；配合国内主管部门处理中国同其他成员的贸易争端等。张向晨在2017年履新时，曾备受外媒关注。美国彭博社在当时的一篇报道中这样介绍他：51岁的张向晨开放且富有魅力，展现了中国贸易外交的新形象。在过去的几年，张向晨多次因怒斥美国备受外界关注。2018年9月，张向晨曾接受《日内瓦论坛报》专访。在那篇名为《中国在日内瓦回应特朗普贸易战》的文章中，张向晨被形容为“在世贸组织捍卫中国利益、与美国对峙的关键人物”。“301条款”肆虐一时，臭名昭著！“美国的单边行径，不仅损害了中国和其他成员的利益，更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严重损害。”2018年3月26日，在瑞士日内瓦，张向晨曾在WTO货物贸易理事会上就美国301调查发言。他说，对于美国公布对中国301调查结论和措施，中方将坚决运用WTO规则和其他必要方式捍卫自身合法权益。“毫无疑问，我们面临着严峻考验，我们做好了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如果有人问中国人最鲜明的民族特征是什么，我会回答，像竹子一样，坚韧难折。”“美国‘301 条款’调查报告歪曲事实，东拼西凑，对中方妄加指责！”2018年4月，张向晨大使发表声明。在上述声明中，张向晨提到，“301 条款”肆虐一时，臭名昭著；美国公然针对中国采取“301 条款”措施，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也是在2018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在日内瓦开始对美国进行贸易政策审议。当时，张向晨率先发言，批评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敦促美国履行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义务。“不久前，美国影视界的大师级人物斯坦·李先生去世了，这对全世界的漫画电影迷来说是个巨大损失。”张向晨说，我最喜欢的是蜘蛛侠，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他的超凡能力，而是他的责任感。“令人同样遗憾的是，自上次审议之后，特别是这一年来，在贸易政策领域，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美国，一个力量和责任严重不匹配的美国”。“经历了多边贸易体制的艰难时刻”“亲爱的同事们，几天后我就要离任回国了，感谢大家的美好祝愿。离别总是匆匆。”2020年12月，张向晨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上发表临别感言并阐述中方立场。他说，“在过去的三年零八个月里，我和大家一起经历了多边贸易体制的艰难时刻。逆境中的执守是最为难得的。”他说，“以后，我人在北京，心还在日内瓦。Ne m'oublie pas。”来源：政知圈

张志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2020年美国大选后，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称有必要加强美国领导的西方传统联盟，在全球强化“自由民主国家”。拜登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也表示，即将上台的新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民主国家峰会”寻求建立一个明确针对北京的方案。美国新政府这种试图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价值观外交”其实并不新鲜，而其可行性也值得怀疑。　　事实上，对外推广“美式民主”、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并不是新想法，也曾被美国战略界人士所否定。早在本世纪初，共和党籍的小布什竞选总统时就曾提出要推进世界的自由和民主化进程，建立世界新秩序。“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以反恐为名，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期望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其结果是美国深陷战争泥潭，不仅自身形象受损，而且实力也大为削弱。　　正因如此，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2015年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中东地区强推民主实非明智之举。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再次提出建立“民主国家集团”的设想，但对于该集团应当包括哪些国家，以及讨论什么问题等很难统一意见，最终无果而终。　　与此同时，美国自身内外政策存在的问题也让其很难扛起自由民主国家领袖的大旗。姑且不论美国建国以来对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大肆屠杀与驱赶，也不说非洲裔美国人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后才在制度上实现与白人的平等，单就新世纪以来美国在滥用无人机袭击、棱镜门事件、关塔那摩监狱虐囚丑闻等事件中的表现，其自封的“自由灯塔”与“民主典范”等说法就名不副实。　　美军在反恐战争中的无人机空袭行动始于小布什时期，随后在奥巴马任内蓬勃发展，奥巴马甚至被反战人士嘲讽为“无人机之王”。有统计显示，2014年美国无人机在巴基斯坦和也门导致约1147人死亡，其中包括大量平民。特朗普掌权后，进一步增加了无人机空袭行动，其结果是更多的平民在空袭中丧生。美联社2018年11月报道称，美军的无人机袭击导致也门每3人中就有1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无辜的儿童。　　而棱镜门事件不仅暴露出美国不仅毫无限制地侵犯美国公民的隐私，而且还肆无忌惮地窃听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国际政要的通讯与联络，这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的行为与美国自封的“人权卫士”之名相距甚远，而且是莫大的讽刺。正如前中情局雇员、后逃亡俄罗斯的爱德华·斯诺登在个人回忆录《永久记录》中所言，“五眼联盟”国家与美国的窃听合作最为紧密，当这些国家的人民群情激奋地将无限制的监听视为“民主的诅咒”的时候，他们的政府却在与美国同流合污，有这样行为的民选政府的国家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民主国家”。　　再看不断爆出虐囚事件的关塔那摩监狱，该监狱的持续存在堪称美国人权最大的污点之一。2019年12月5日《纽约时报》刊登出一个关塔那摩监狱囚犯的手绘图，展现其被关押期间遭到美国中情局虐待和施加酷刑的细节，包括水刑、蹲禁闭箱、撞墙、剥夺睡眠等非人道的刑罚。此前，媒体还曾报道美军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广泛使用所谓“强化审讯技术”，其实就是惨无人道的酷刑。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人很少受到指控，却被美国官员视为反恐战争中的关键情报资产。事实上在奥巴马任内，美国政府就由于该监狱不断爆出虐囚丑闻而遭到国际舆论的抨击，所以奥巴马一直期望关闭该监狱，但是受到军方和情报界的重重阻力。到特朗普上台后，他很快宣布关塔那摩监狱将继续开放，实际上无视了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对该监狱严重侵犯人权的指责。 　　综上所述，如果拜登政府期望重启所谓“价值观外交”，就不能无视美国内外政策中存在的严重侵犯本国和他国人民自由与人权的行为。美国如果想要成为国际社会的“人权卫士”，就必须首先清除自身存在的人权污点，否则不但不能给国际社会树立典范，还会成为世人眼中的笑柄。来源 中国网编辑 程星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林日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王逸 柳玉鹏】距离就职只有9天时，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宣布最后一个重要提名。11日，拜登提名外交老将威廉·伯恩斯为中情局局长，后者曾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及驻约旦大使。如果提名获得参议院确认，伯恩斯将成为担任中情局局长的第一位职业外交官。拜登表示，有伯恩斯担任下一任中情局局长，“美国人民将睡得很安稳”。中情局局长人选耗费拜登数月时间。美国政治新闻网11日称，伯恩斯先前竞争过拜登政府的国务卿一职，如今他击败曾任中情局副局长的科恩等情报高官，成为中情局的领导人，意味着中情局的未来领导人将是非职业情报人员出身。《今日美国报》称，对于中情局局长的人选，拜登也考虑过情报系统出身的官员。不过，这些官员中有些因为参与有争议的间谍项目或者酷刑项目而受到民主党人的质疑和反对。伯恩斯毕业于美国拉萨尔大学，拥有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精通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的外交领域工作了33年。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总领馆遇袭后，伯恩斯护送遇难的美国大使史蒂文斯和另外三名美国人遗体从德国返回华盛顿。伯恩斯被前国务卿希拉里形容为“坚定的双手”和“非常有效的消防员”。《纽约时报》称，拜登选择伯恩斯，是在向一位与他有长期关系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寻求帮助。两人曾在各种外交政策问题上合作，拜登的选择传递出一个信息，即美国情报机构不会受到政治的影响。一名前中情局官员称，作为中情局局长，最重要的素质不是情报方面的专业知识，而是与总统的关系，伯恩斯就是这种人。不过，摆在伯恩斯面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与拜登提名的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合作。在过去几届政府中，国家情报总监和中情局局长之间的关系常常很紧张。理论上，国家情报总监是美国情报界的领导者，但现实中中情局局长往往更有影响力，掌控着最敏感的行动。《华盛顿邮报》称，政治观察家们非常困惑，为什么拜登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提名中情局局长。一位匿名消息人士称，拜登的意图可能是希望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能坐稳情报系统“一姐”的位子。但是伯恩斯对拜登政府的助力也不可小觑。路透社12日称，拜登政府上任后将积极恢复特朗普放弃的伊核协议，并惩罚俄罗斯去年对美国政府机构进行网络攻击。而伯恩斯2005年至2008年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还在奥巴马任内主持了为2015年伊朗核协议铺平道路的秘密谈判。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前负责人索厄斯表示：“伯恩斯将给在特朗普时代被边缘化的中情局带来新的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