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亚研究所

上一期我们着重介绍了东亚研究课程设置、就业前景和申请要求，这一期我们为大家介绍东亚研究几个热门的院校和项目，文末我们汇总了美国TOP80院校东亚研究项目开设的情况，申请这个方向同学可以做个参考。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开设了两个不同系和方向的东亚研究：一个在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 而另一个是在Committee on Regional Studies- East Asia。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设有博士学位，并不开设相关的硕士学位，而Committee on Regional Studies- East Asia开设了相关的文学硕士学位。Committee on Regional Studies- East Asia （RSEA）的东亚研究文学硕士项目是个跨学科的区域研究计划，旨在对东亚语言、社会和文化有广泛兴趣的研究生提供相应的培训。该项目既可为想进入职场的学生提供所需的知识与理论，也能为想继续申请博士深造的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准备机会。RSEA项目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在高等教育、政治、军事、新闻、国际组织以及商业和金融等领域就业。申请要求● 本科学位● GRE成绩● 语言成绩 （TOEFL至少100分，IELTS至少7.5分）● Writing sample （不多于20页）● 个人陈述● 三封推荐信● 资金证明耶鲁大学耶鲁大学的东亚研究硕士项目开设在Yale Macmillan Cener-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CEAS), 只设有一个东亚研究文学硕士项目。该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课程，提供集中的学习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对中日人民、历史、文化、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东亚跨国区域的广泛了解。该项目主要是为准备进入东亚研究博士课程学习的学生而设计（例如人类学、经济学、历史、艺术史、语言和文学，包括比较文学，电影研究和戏剧研究；语言研究，政治学，社会学等），以及为准备进入商业领域、媒体、政府服务或专业学校发展的学生而准备。申请要求● 本科学位● GRE成绩 （最低录取平均分数 308）● 语言成绩 （TOEFL至少105分，IELTS至少7.5分）● Writing sample- 不强制要求，学生可欢迎提交● 个人陈述● 三封推荐信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也有两个不同的东亚研究系，一个叫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另一个叫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这两个系都开设了东亚研究的文学硕士项目。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底下的东亚研究文学硕士项目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偏语言学方向，主要学习东亚的文学、文化、视觉艺术、历史和语言，尤其着重于批判性方法论和比较研究。该项目针对某一个特定地区教授相关人文课程，旨在为希望扩展东亚研究和语言知识的学生设计。该计划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语言技能，为在所选地区攻读博士学位进行高级研究做好准备。除区域或跨区域比较重点外，学生需要选择一门学科并参加研讨会以及方法论课程，为进行论文研究做好准备。申请要求● 本科学位● 不需要GRE成绩● 语言成绩 （TOEFL至少100分，IELTS至少7.5分）● Writing sample- 10-15页● 个人陈述● 三封学术推荐信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所提供的文学硕士项目East Asia: Regional Studies （MARSEA）偏社会学、政治以及经济。MARSEA为现代和当代东亚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集中的研究生培训。该计划可以在一学年内完成，也可以延长至三到四个学期。在整个课程和个人研究项目中，MARSEA的学生将发展并磨练有效分析当今世界最活跃地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该项目培养的毕业生能够进入博士学位课程或专业学位课程（例如法律、商业、社会工作、新闻学）或者直接进入到政府、非政府组织、教育和智库类职业领域。申请要求● 本科学位● GRE成绩● 语言成绩 （TOEFL至少100分，IELTS至少7.5分）● Writing sample- 10-15页● 个人陈述● 三封学术推荐信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的的东亚研究专业开设在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EALC）底下，是和Master of Arts Program in Humanities (MAPH) 一起合作开办的东亚研究文学硕士项目。EALC的专业课程涵盖了广泛的文化、主题和历史时期，从而促进了该系跨学科和跨地区项目的发展。该系的语言课程提供中文、日文和韩文，以及古典中文、kinai bungo和学术日语。MAPH的学生可以在EALC中学习整个课程，也可以探索其他课程，例如艺术史、电影、媒体研究、比较文学、比较种族、民族研究、性别与性以及戏剧和表演研究。申请要求● 本科学位● 不需要GRE成绩● 语言成绩● Writing sample- 至少10页● 个人陈述● 三封推荐信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开设的东亚研究专业设置在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EALC）底下，开设了一个东亚研究文学硕士学位。该学位既是通向高级研究生学习的门户，也是进入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教学、行政管理和专业职业的前期准备。该学位对于计划在东亚就业的学生来说非常有价值。EALC的硕士课程侧重于人文学科，例如东亚的文学、哲学、宗教、艺术、考古学以及现代语言，通常有非常严格的语言要求，例如古典汉语、日语或蒙古语。申请要求● 本科学位● GRE成绩 （往年录取平均分数：165/160/5.0）今年2020申请因为疫情原因不需要提交GRE成绩● 语言成绩 （往年录取平均分数：托福100分，雅思6.0分）● Writing sample- 没有页数限制● 个人陈述● 三封推荐信杜克大学杜克大学的东亚研究专业开设在Asian/Pacific Studies Institute底下，设有一个东亚研究的文学硕士项目Master of Arts in East Asian Studies. 学生可以从区域研究、政治学、文学、历史、艺术史、宗教、文化人类学、社会学、音乐以及视觉和媒体研究等众多课程方向中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课程。该项目旨在帮助准备进入外交使团、法律、教育、新闻、咨询或商业领域新职业的学生打好学术基础，也为进一步学习社会科学或人文博士学位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申请要求● 本科学位● GRE成绩● 语言成绩 （TOEFL至少105分，IELTS至少7.5分）● Writing sample- 不需要● 个人陈述● 三封推荐信美国开设东亚研究的大学非常少，选择范围较小。以下是我们汇总的美国前80学校开设东亚研究项目的情况，供大家参考。

央广网深圳4月18日消息(记者于扬）4月17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就“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未来”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在谈到雄安新区未来的房地产政策时他说：“我希望雄安新区比新加坡做得更好。”郑永年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在演讲中提到任何一个国家从总体上说，大的改革方面可以分成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的改革，无论从西方看还是从亚洲“四小龙”比如日本他们改革比较成功的过程，我提出来一个思路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先生产、再分配、再民主，民主到后面的这个阶段。这倒不是一个价值观，从很多的社会包括西方发达社会也是这么转过来的，亚洲“四小龙”日本也是这么转过来的，尤其是德国讲亚洲“四小龙”日本是在东亚这些社会改革发展比较成功的，我想中国也是属于东亚社会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中国有可能往这个方向走。改革并不是说某一个阶段只能是改革有一个主体性的改革，比如这个改革是先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要配合。第二阶段是主体改革是社会改革，经济改革跟社会改革也要配合。但是改革当中要全面推进，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是攻坚战。正因为是改革，只能是攻坚战。革命不一样，革命可能是全面的改革，破坏全面是可以的，但是改革不可能全面改革、全面推进，只能是某一个方面为主。任何一个国家碰到的问题很多，你不可能几百项改革一起推进。郑永年说：“新加坡每个人一辈子可以买两套组屋，一套是你年轻的时候大学毕业结婚了，以政府的价格给你买。你在住了至少5年后，假如你要换大的房子，你的第一套房子可以市场价卖掉。你再买第二套，依然是以政府的价格给你。这个做得非常好。所以新加坡的老百姓非常支持这个政策。”在他看来，庞大的中产人群对于社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西方社会今天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中产人群变小了。西方以前的成功就是因为中产人群做大了。郑永年补充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中产人群比例有70%、75%，现在没几年就掉到50%以下。如果中产人群庞大，他们的社会就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这样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中产人群的利益，就不会走向极端。如果一个社会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可能会有一个分歧的局面。

郑永年。资料图片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全球造成深刻影响，外部环境的变化也给中国发展带来挑战。日前，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他认为，疫情已经给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而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全球化进程放缓。“但危中确实有机！”郑永年说，越是有“脱钩”压力，中国越要向世界开放；越是面临“卡脖子”的问题，中国越要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越是看到疫情对全球造成的冲击，中国越要坚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强社会建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对于广东如何化危为机，他建议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地区嵌入型经济平台，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并让其永久嵌入当地发展。疫情对全球政治的冲击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南方日报：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了哪些影响？郑永年：影响是全方面的。首先影响的是国家内部，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这特别体现在对美国、欧洲几个老牌发达国家中。以美国为例，很多专家预测，这场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将超过1930年前后的“大萧条”。目前，尽管美国经济正在重启，但失业率仍然很高。美国的航空业、旅游业等，因为疫情受到很大打击。欧洲多国境遇类似。除了经济方面，在社会治理方面，美国涉暴力执法致非裔男子死亡案引发的抗议活动，目前仍在发酵中。这一社会动荡以种族抗争、身份抗争的形式出现，但本质上是阶级问题、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西方社会创造出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但是大部分财富落到了极少数人的口袋里。现在的美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已从二战后高峰期的70%降至50%。各阶层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层日益缩水，势必对社会造成不良后果。显而易见的是，酿成治理危机。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由于中产阶级严重缩水，美国政党政治的共识被削弱，美国的政治生活陷入了空前的极化之中，表现为政党的极化、国会的分化、公共政策的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分裂。两党互相对峙、拆台、扯皮，为了否决而否决，导致治理危机。南方日报：疫情对国际关系、国际秩序造成了哪些影响？郑永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关系的冲击，比“大萧条”时期要更加严重。首先，范围广。“大萧条”时期所谓的全球化，范围比较小，主要是欧美国家。今天的全球化范围很广，涵盖全球大多数国家。其次，缺乏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带领美国多次“退群”，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缺乏共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积极向世界提供公共物品，但却遭到了个别西方国家的抹黑与阻拦，这也是世界缺乏共识的表现，影响了国家间合作。国际组织层面，我认为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还建立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一批国际组织。现在因为美国的“退群”，这个制度基础被动摇了。这些都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中美关系走向何方？中美不会完全脱钩，西方也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南方日报：中美关系是影响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变量。疫情发生后，在您看来，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郑永年：中国从来没想恶化中美关系。反而是，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意图围堵中国、遏制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保守主义强硬派得势，意图在多个领域挑起“新冷战”。可以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确有某种程度的冷战思维。那么，中美是否会走向全面对抗？这要看中国的应对之策。我认为，中国要吸取苏联的教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封闭意味着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早已在中国深入人心。中国要与美国竞争开放度。即使美国想与中国进行冷战，中国也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用更大力度的开放，打造更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中国要用好市场的力量。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产阶层的规模上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美国，而且消费升级势头强劲，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可以放弃中国市场。退一步讲，即使中美贸易依存度未来会有所降低，但也不会完全脱钩。美国政府如果用特殊的手段迫使本国企业跟中国脱钩的话，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也会很漫长。而且，中国供应链、产业链已经是世界制造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与亚洲国家密不可分。中国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坚定地深化对外开放。如何理解危机中育新机？“卡脖子”却倒逼中国发展大国重器南方日报：您怎么理解“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您看来，什么是新机与新局？郑永年：危机与新机相伴而生。很多事都是危中有机，要我们化危为机。比如，目前在制造业领域，美国可以排在第一梯队，日本和欧盟排在第二梯队，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排在第三梯队。如果美国强行与中国“脱钩”，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暂时性的困难，这是“危”。但这却又会倒逼中国企业加大科技领域的投入，持续创新，不断在技术上做突破，这又是“机”。美国向中国施压，卡中国脖子，但是这又倒逼着中国加大对科研投入，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另外，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社会抗争，对中国也有一种警示。为什么美国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因为各阶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因此，中国既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可持续发展。此外，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正在解体，美国国际领导力衰退，国际格局正在经历大变局。越是如此变局，中国越应该主动担当大国使命，引领国际大变革、推动国际进步，这也是“机”。对广东化危为机的建议让外国资本、人才、技术嵌入本地南方日报：落到广东，您认为危和机是什么？郑永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第一大省、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我认为，在中国所有省份中，广东是受当前国际形势影响最大的。无论是产业链的回流、调整，还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科技战”，作为制造业大省、强省的广东都必然受到影响。越是认识到危机之大、挑战之大，广东越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快发展，化危为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这些城市要加大开放的力度，加大产业升级的力度。特别是，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吸引全世界的资本、技术、人才进入，并且不想走，也走不掉。南方日报：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您有何建议？郑永年：我一直在研究思考。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危机不断，但是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没有外流。比如美国硅谷，从创新思想的诞生到技术研发再到关键零部件的设计、生产，都是在美国硅谷完成的，我称之为地域嵌入式经济平台。欧洲也是如此，很多企业以及科技研发，离不开那块土地、那个平台。它们已经完全嵌入这个地区的生产链，离开这里无法运作。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并让其不随国际形势变化而流动，关键也在于打造地域嵌入式经济平台。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具有很强的金融服务能力，珠三角拥有较完备的经济体系、庞大的高技术劳动力，大湾区还有广东及周边省份的广阔市场，应该说条件非常好。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共同市场，强化政策协调，要学习其他湾区的长处。南方日报：您觉得让外国资本、技术、人才留下来的关键是让其在这一地区嵌入生产链吗？郑永年：这是其中关键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要建立吸引人才的区域环境。比如，提升教育水平，这涉及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要为高端人才解决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另外，还有社会保障、医疗、公共住房、基础设施建设等。要围绕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留下来，开展系统调研，做全面布局，做好各方面配套。南方日报记者 赵杨 龚春辉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 王雯雯】“我们带着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进入2020年。”去年底，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新年贺词中这样说。但他不会想到，本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会突发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不分贫富，无论大小，各国的治理能力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它让很多人联想到制度之争。通过这场考试，我们能学到什么？除了疫情，正如古特雷斯所说，世界本就充满不确定性，这个世界的演变有哪些趋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从当下的疫情出发，详谈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疫情挑战——各国政体国情不同，但面临五大共同问题环球时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愈演愈烈，您认为这场疫情将给各个国家和全球的治理带来哪些教训与挑战？是否会对一些国家今后的发展路径产生重大影响？郑永年：疫情对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都构成严峻挑战，不管是怎样的政治制度。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抄”另外一个国家的“作业”。照抄照搬并不可行，每一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找到最有效的治理模式。从各国情况来看，尽管国情不同，但又表现出很多普遍性的问题。任何国家都需要面临这些共同的问题，其中主要包括五大方面：一是政府应对是否及时、能力是否足够;二是中央和地方关系;三是专业机构的权威与政治的冲突;四是媒体的权力;五是社会力量。疫情引发的对中国治理体制的讨论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人们对中国举国体制的有效性感到惊讶，认为很少有国家能够像中国那样以如此大规模的举国动员来应付大规模的疫情。另一方面，很多人把疫情扩散的根源指向中国的集权制度，认为地方政府早期的瞒报、抗疫不力和社会力量缺少有效参与是重要原因。这一争论的焦点本质上是对集权和分权的讨论。分权者的观点是，如果中国的体制是分权的，是否可以避免新冠病毒的扩散？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中国的集权主要体现在组织、意识形态、军队和外交等方面，但在社会保障、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公共住房等社会服务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是分权的。此外，在疫情发展过程中，信息公开与否与集权没有矛盾，分权不见得有利于信息的公开。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中，分权意味着信息的地方化。信息的公开实际上和集权是成正比的，或者说，中央集权有利于信息向全国公开;如果信息没有公开，是体制其他方面的原因，和中央集权没有关系。不过，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在向社会分权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通过向社会分权，培养具有责任感的公民。如果不能通过向社会分权来培养具有责任感的公民，政府就必须承担本来应当可以让社会来承担的责任，造成政府负担过重的现象。总的来说，各国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最有效的抗疫模式和治理模式。就制度建设而言，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任何制度都要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和改革自己。制度的演进，永远不会有“历史终结”的一天。西方政体——一大问题是难以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一人一票”就好像计划经济环球时报：您认为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将会是怎样一个时代？世界面临哪些重要的变化？郑永年：未来十年将是一个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以往国际关系的基石正在慢慢消解。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知识可以在全球流动，但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动，贫困无法流动，政治权力更无法流动，所以各国主权势必日益强化，民粹主义会日益高涨。这不仅是对西方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挑战。该如何解决？现在整个世界都还没有方案。西方的政治形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西方现在的政治制度是18世纪诞生的，但今天全球社会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概括出“ABCD”四样东西，它们会对西方政治生态产生很大影响：A是人工智能(AI)，B是区块链(Block Chain)，C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D是大数据(Data)。很多年前我就说过，互联网可能将取代西方类型政党，政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平台，基于手机的移动互联网也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远离政治圈、靠手机和社交媒体而非传统政党实现崛起的政治领导人，或者“局外人”。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也面临很大挑战。现在西方国家的一大问题是难以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以前他们是精英民主，现在是大众民主，这其实是最保守的民主，谁都可以说话，谁都可以抗议，谁都可以做什么，但谁也都没法真正干成什么事情，这几乎是整个西方的现状。“一人一票”就好像计划经济，初心是好的，想要实现经济和政治权利上的人人平等，但这里有一个假设，即每个人的教育水平和分析能力是一样的，每个人的贡献是一样的，每个人在做选择时都会理性地同时照顾到个人和公众利益。但这些在现实中都是做不到的。西方的政治变化将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但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主流的研究圈中。环球时报：那您认为未来西方的政治制度到底会向哪个方向演变？现在中美的博弈有制度之争的意味吗？郑永年：我觉得中美之争的背后就是制度之争，但这没什么可怕的。中国很多人幻想，中国的制度有一天会变成美国的制度，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美国或西方的制度在西方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成功，在中东没有，在拉美没有，在非洲更没有，尽管纸面上，这些国家好像有多党制、宪政、一人一票式的民主等。日本的发展挺成功，但自民党长期执政，很多美国人不认为日本是西方式民主。像台湾这样真的想走西方式民主的，却实际上走不远：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差不多，但现在台湾连新加坡的一半都不到，新加坡显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中国现在找到了自己的模式，我们可以学美国，但我们永远不会把自己变成美国那样的制度，美国也一样。我一直在思考，未来到底什么样的一种政体才是一个好政体？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称之为专制的那些政体纷纷被推翻，但大众民主现在看来解决不了问题。我想未来一种混合的政体可能才是最好的：该集权的地方就要集权，因为随着各种要素的流动，国家主权和对社会安全的保障越来越重要;该分权的地方要分权，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老百姓势必要参与更多公共事务。这就如同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经济上也都是混合体一样，法国和北欧国家的国有部门比例都很大，未来的政治形态或许也会越来越与这一经济形态吻合。中国发展——国家大了后，无论做什么，都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环球时报：尽管贸易战暂时熄火，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却越来越明显。中美关系是否注定会有更多波折？郑永年：对中美关系不能那么乐观，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合作，一条腿是斗争，后者不可避免。很多人认为中美“新冷战”已经开始，我想的确有很多方面呈现这样的趋势，比如中美现在在科学技术上的人员交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还有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等，这些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是很情绪化的。当美国感觉中国和它“相向而行”时，它就非常开心，同情中国，也愿意帮助中国，但当它感觉中国跟美国不是“相向而行”，甚至是“逆向而行”的话，它会特别气愤。很多年前，我在波士顿请教过(美国政治学家、著名汉学家)白鲁恂教授：“美国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情绪化？”他说美国就是一个“使命型”的国家，总想要改变其他国家，尤其当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个世俗国家，就更加觉得要改变中国。但问题是它改变不了中国。对于中国，有一种论调是，我们是不是太高调了，是否放弃了韬光养晦。我认为不是这样。我1981年上北大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也就是说在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是很容易的，但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很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你想藏都藏不住。我之前去澳大利亚访问，他们说中国人吃不吃龙虾会影响到他们国家的龙虾价格，一周吃得多价格就上去，一周不吃价格就下来。所以，国家大了以后，无论做什么，都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脱钩”争论——只要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继续保持开放，就不会完全脱钩环球时报：您如何看中美“脱钩”或“半脱钩”的说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可能无法避免，您怎么看？郑永年：以前老有人说，中美是“夫妻”，不会“分家”。这没有经验根据。现实中有些大城市的离婚率都快到40%了，说明夫妻也是有可能要分家的。事实上，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美的互相依赖程度迅速上升，已经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其实这不是常态，如果参照美日和美欧之前的情况，接下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必然会有所降低。不过，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减少一点或者“部分脱钩”未必一定是坏事情。两个这么大的经济体相互依存得太紧密，任何一边动一下都可能会让对方感觉很“疼”。从另一方面说，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美就不会完全脱钩：第一，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中国继续保持开放。中国没有封闭起来的理由，闭关锁国的路线已没有可能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总结的经验教训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几代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来看，这一点改变的可能性极小。而资本一定是朝着能赚钱的地方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让华尔街放弃如此诱人的市场是不可能的。从美国历史上看，一般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环球时报：高科技领域的“脱钩”也未必一定是坏事吗？郑永年：在高科技领域，首先，技术的传播和在各国间流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技术先进程度的问题。比如西方的某种技术从A升级到B了，那A就不再那么被需要，接下来A肯定会被传播出去;从B升级到C了，B也会被传播出去。这个过程不会终止。但是，各国都不想把最好的技术给别人，从以前到今天一直是这样，美国从来没有把最好的技术给过中国，同时中国也不是没有原创性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中美在高科技领域本来就一直是脱钩的，从来没有真正挂钩过。这个大背景不会产生很大变化。

新华社新加坡12月6日电（记者王丽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能。他说，疫情期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双方历史性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三季度双方贸易额达4818亿美元，显示出中国-东盟经贸联系的韧性及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4月15日，在广西凭祥市江楠农产品智慧交易中心，工人搬运来自东盟国家的水果。（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他表示，RCEP的签署有助于推动拥有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东盟国家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加速东盟国家工业化进程，有助于东盟国家更好地融入区域和全球产业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余虹看来，RCEP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拓展区域内市场注入“强大动力”。他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产业互补性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贸易等领域有着巨大合作潜力。未来东盟在中国对外经贸格局中的分量会越来越重，东盟国家也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及广阔市场所蕴含的商机。11月30日，为期4天的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谈到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余虹说，东博会是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东盟国家产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了解东盟国家市场需求、发掘商机。他表示，今年东博会聚焦数字经济，契合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趋势。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技术优势，数字经济也是东盟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所必不可少的，未来该领域合作将成为双方经贸和投资增长新的推动力。

来源：新浪财经近期，股市频上热搜，全民理财时代到来，微博成为理财社交主战场！研究创造价值，为进一步方便网友和研究团队直接交流，新浪财经特邀请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集体入驻微博，名单如下：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所长 贺燕青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策略组长 易斌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宏观固收组长 郑嘉伟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食品饮料组长 秦楠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电新组长 王兴网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房地产产业链组长 金文曦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高端制造组长 李子卓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电子行业组长 赵翼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通信组组长 韩娜东亚前海证券计算机组长 李晓彤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家电组组长 王刚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金融组组长 张晓辉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医美行业组长 郑倩怡东亚前海证券地产组长 汤亦舟近期观点：贺燕青：市场反弹行情并未被破坏 春季躁动行情大概率能延续贺燕青：2021A股仍将演绎机构年 市场驱动力将转换为业绩驱动东亚前海易斌：抱团结束并非行情终结 关注重要会议东亚前海郑嘉伟：流动性成为关注焦点，总量无忧，结构分层东亚前海郑嘉伟：高杠杆、高增长、高波动 需求侧改革是主线

“我们现在基本上处在全球价值链的扩张最后的阶段。”8月22日，在以“全球剧变下的财富管理趋势”为主题的2020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Bert HOFMAN（郝福满）如此表示。Bert HOFMAN（郝福满），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图中左下位置）郝福满表示，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大破坏。在疫情之前，1月份时，IMF预测今年增长3%，6月份时候调整了，是-5%，所以是8个点的下降。这一点在发达国家更为明显，欧盟本来是今年增长1%的，结果今年改成了-10%，美国也是，本来是2%，现在是-8%。所以基本上来说，是8%—10%。中国是一个亮点，IMF是比较保守的，觉得是1%，我们觉得会是增长3%。关于美元，郝福满认为，疫情刚发生的时美元是走强的，尽管美国防控不利，但是当时主要是因为大家要避险。有意思的是人民币的走向，因为史上第一次人民币并没有太大的贬值。尽管有一些疲软，但是有很多外国资本都涌向中国，所以人民币没有太大的贬值，过去几个月甚至还走强了。因为中国疫情防控做得非常好，也许在下一阶段中国会成为避险的避难天堂也说不定。

来源：新浪财经综合招聘岗位如下： 研究所分析师（行业不限，社招/校招均可）地点：北京/上海/深圳岗位职责 1、跟踪研究行业和上市公司；2、完成研究报告，开展相关产业的主题研究及客户服务；3、完成公司相关业务部门提出的需求。任职要求 1、海内外重点院校硕士及以上学历，与研究领域相关专业或有金融复合背景者优先；2、有研究领域相关工作经验或研究所工作经验者优先；3、有志于从事卖方研究，做事严谨、责任感强；4、CFA、CPA优先，需考取证券从业资格证。销售（社招/校招均可）1． 开发和维护二级市场机构客户，主要有公募基金、保险机构、私募基金、券商资管自营、银行理财子公司等机构投资客户，完成机构开户与佣金业绩；2． 关注市场行情发展，进行研究产品精准推介；3． 协调研究资源，组织营销服务活动。任职要求 1． 重点高校硕士及以上学历，金融/经济类相关专业优先；2． 性格外向，善于沟通；工作认真仔细，勤奋进取，踏实肯干，具备良好的沟通、团队协作能力及较强的执行力，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3． 需考取证券从业资格证。产品经理（社招/校招均可）1． 协助筹备与组织部门级的大型研究活动；2． 参与部门信息数字化的管理，定期对经营数据进行分析；3． 参与部门内部流程的梳理与编写；4． 参与部门品牌宣传及媒体联络；5． 其他交办的工作。任职要求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金融类/行政管理类/新闻传媒类相关专业；2． 逻辑清晰，具备较强的协调和沟通能力，文字功底、执行力强；3． 认真负责，勤奋踏实，吃苦耐劳；4． 熟练使用EXCEL/PPT/WIND等；5． 校招至少能够实习3个月及以上，每周到岗时间不少于4天，其余时间随时可远程，周末可加班。实习生 时间：全职实习，尽快到岗，至少3个月，有机会经答辩留用地点：北京/上海/深圳职位描述 1．协助周报专题（股票市场核心关注）以及深度报告；2．专项课题、研究产品、数据库；3．会议纪要、公众号以及其它研究支持工作。任职要求 1．经济金融类相关专业，名校硕士2021届（或以后）毕业生；2．热爱研究工作，具有良好的抗压能力，勤奋、靠谱、耐心、细心，能适应较高频率加班生活和较高强度工作节奏；3．熟悉PPT、EXCEL、Wind、Bloomberg者优先；4．能保证连续实习，有研究经验者优先；5．无法近期到岗、无法保证出勤者慎投。应聘方式 邮件发送简历至：research_institute@easec.com.cn，标题注明“【简历】姓名+岗位”。我们是谁 得益于东亚银行作为首席大股东深耕香港市场百年及分支机构遍布全球的资源禀赋，结合东亚前海证券CEPA券商政策优势与投行业务优势，公司致力于成为深耕本地市场，以跨境业务为特色的专业金融服务公司。公司自2017年12月取得金融业务许可证以来，投行、资管、经纪及自营投资业务有序开展并实现良好积累。2020年，公司获批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牌照，研究所筹建成立，确立了“守正出奇、 小而有格”的定位，聚焦核心资产，深耕产业资源，并建立起对核心资产深度研究和紧密跟踪的体系。目前研究所覆盖宏观、固收、银行、非银、食品饮料、社服、电子、 通信、计算机、电力设备新能源、家电、 地产、轻工、建筑建材、医美等15个行业， 力争实现对公募基金、保险资管、理财子公司、外资、两地通等B端、C端客户提供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研究支持服务。

新华社新加坡12月5日电 专访：RCEP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能——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新华社记者王丽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能。他说，疫情期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双方历史性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三季度双方贸易额达4818亿美元，显示出中国-东盟经贸联系的韧性及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他表示，RCEP的签署有助于推动拥有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东盟国家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加速东盟国家工业化进程，有助于东盟国家更好地融入区域和全球产业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余虹看来，RCEP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拓展区域内市场注入“强大动力”。他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产业互补性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贸易等领域有着巨大合作潜力。未来东盟在中国对外经贸格局中的分量会越来越重，东盟国家也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及广阔市场所蕴含的商机。谈到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余虹说，东博会是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东盟国家产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了解东盟国家市场需求、发掘商机。他表示，今年东博会聚焦数字经济，契合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趋势。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技术优势，数字经济也是东盟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所必不可少的，未来该领域合作将成为双方经贸和投资增长新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