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博士培养

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国内读完本科后，会选择去国外继续深造。而在出国深造方面，有一所学校就不得不提。这所学校的出国率高的惊人，每年都有40%左右的学生出国留学。号称是“美国博士培养基地”。它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美国博士培养基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因为从上个世纪开始到现在，中科大的出国率就一直非常的高。在上个世纪还是公费留学的时代，科大学生每年就会占据大量公费留学的名额。其本科出国比例，在近几十年来一直维持这30%以上的高水平。在国外很多大学，甚至会出现一个班有一半可达人的情况。所以才会有美国博士培养基地的称号（当然很多人最后也回来报效祖国了）（2）为啥出国率这么高？这就要从该校的传统说起了。中科大对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就是：科研工作者。整个学校的学风就是，投身科研。而目前来说，美国的科研水平还是全世界最高。所以大量的科大学子是以出国深造为第一目标。其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大多数专业都是基础学科（如数学，物理等），这些学科就业难，就业面狭窄。所以很多学生不得不去深造。而读硕士对这类学科的提升其实并不大。因此很多人不得已就选择读了博士。第三，相比于其他同水平大学，中科大学生的家庭条件都比较差。首先是地理位置差，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根本不愿来。其次现在条件稍好的家庭都会选择让孩子读一些“有钱途”的专业，而不是选择去科大读基础科学。所以很多科大学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不得不读带有全额奖学金的博士（美国硕士大部分是没有奖学金的，学费高昂）。（3）发展与没落？目前来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吸引力已经没有那么强了。很多同等级的大学出国率已经超过了科大。而且现在自费出国变得普遍。用金钱换时间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即花钱读2年硕士，而不是免费读5年博士）。外加科研工作者待遇较低，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受欢迎。造成了科大整体吸引力的下降。结语：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发展前景，你怎么看呢？你觉得科大对你还有很强的吸引力么？

在我们普遍的认知里，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博士学位了，那便是最高的学位了。一、关于博士学位的设置现如今主要有两种分法，是按照所上课程的方向性和引导性来分的。博士学位中有一种是主要为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为将来的科研工作做准备，这类别的博士称为研究型博士。这类别的博士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一些含高端技术的的地方，就比如生物，数学，人文这些专业。在一些美国的很知名很厉害的大学中，他们学校的老师差不多都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也不是说有了博士学位的都去了大学教书，也有很多那些研究领域在高端产业或者技术领域的博士生也走向了企业或者政府。还有一种是学术型的博士，是为了传授其他人一定要具备的实践能力，在很多情况下会成为一些特定，比如商业，临床医学等领域的领军人物。这类博士是很难考的，只要是想要去尝试的都知道，这种博士他们要经历专业的课程培训和学习，然后再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最后还要缴出一片最后关于自己研究的领域的学术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实则十分的难写，有将近一半的人不能在所给的时间里上交自己的论文。二、如果说要考取博士，那么最先需要的是“兴趣”。在考取博士学位的过程中，要花费掉自己大量的精力以及时间，所以最明智的选择是做好自己的时间和任务计划再去落实考博这件事情。佛罗里达大学有一位学术研究管理者斯泰西·皮赞特说过如果没有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就不要随意去申请博士了。皮赞特曾经在哈佛大学任博士生的学术顾问，他指出学生们当开始了上课之后才发现自己并不是很适合他们所选的课程时，这才是最难过的事情。所以在开始考取博士的时候，首先要从自己本身考虑，思考清楚自己的感兴趣的地方。除了兴趣还有一方面是要考虑自己家里的经济条件和自己与家人之间的感情方面。瑞秋·D·米勒，正攻读阿德勒大学的博士学位，她就在学习和个人生活之间选择了前者，这让她牺牲了很多关于自己的其他生活，同时承受着来自学习和经济方面的压力。值得一提的是她还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而且是全天的工作。米勒说，她现在在念博士这条路上所做的努力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有所收获，而且学位的攻读还能帮助到她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努力寻找出如何治愈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的办法。米勒也说出了一定要考虑清楚，到底自己的工作和这份学业有没有相辅的功能。三、关于录取的标准关于这个录取的标准，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学校里的教授和管理者都提出了工作经验对于一个学生录取有着一定的重要性。除了这种考虑工作经验的录取标准，更普遍的还是会要考虑学业能力，要从他们以前的学术成绩里考虑，考察他们的专业能力。亚杭德罗德·拉·普恩特在纽约科学院任副主任，他说如果一个人如果想要对自己所选的学术领域有贡献的时候，那么说明他具备读取博士的基本条件。美国野生动物学家斯蒂芬妮·舒特勒提出，判断自己是不是适合或者该不该去读博，要考虑自己的博士学历对自己的工作有没有帮助。如果他们寻求的工作不需要博士这样的学位，那么这个学位就不是必然的，而如果一个学生所渴望的工作类型只需要硕士学位，那么追求更高的学位并不符合这个学生的兴趣。舒特勒认为，如果人们总是在考虑科学思想和研究问题，那么他们绝对适合攻读博士学位。

【编者按】在美国，文科毕业生很难找工作，这是众所周知却又心照不宣的事实。到底有多难找工作？为什么难以找到工作？很少有相关的研究文章。在最新一期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由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办）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人类学研究的危险性”（Academic Precarity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的文章，两位作者——大卫·普拉策和安妮·阿里森——通过大量的调查，探讨了美国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在就业市场上的困境。对90%的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他们的职业目标都是拥有终生教职，并会为其努力奋斗。但不幸的是，在整个美国，这种职位的空缺极少；2016年，只有不到90个教职岗位；截至撰文前，2017年的空缺教职也只有55个。与此同时，据我们推测，只有16%至21%的博士生能在毕业五年内获得终生教职，哪怕只是在任意一个学院中，可见该职位的稀缺与竞争之激烈。但获得终生教职仍然是大多数文化人类学研究生志之所向，他们的导师也希望他们致力于学术研究，并鼓励他们坚持信念、克服困难，以获得教职为职业目标，尤其是在该领域前沿的名校。其实，人类学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无论是在课程设置、学科方法或教学指导方面，其目标都是培养学者或人类学专业的田野工作者，至少，也是能通过学界嘉奖、知名出版机构的论文及专著证明其学术能力的教师。总而言之，培养目标是终生教职一类的职位。然而，这种雄心壮志的理想对面，是极为不确定的现实，由此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果说多达80%的人类学研究生最终无法获得一份教职工作，为什么人类学的博士课程几乎专门培养学术型人才，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呢？更多问题接踵而来：从教学上看，持续接收新研究生，并将他们培养为学术型人才，却只有极少人能获得相应的教职岗位，这是否是道德的？人类学的教职工和毕业生们如何理解就业市场上如此普遍的“失败”呢？在漫长而艰苦的人类学训练期间，学生们如何处理未来职业的不确定性？再者，由于职业培训模式的可行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是否会有什么新的模式将其取代？源起：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笔者二人一直在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虽然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完全不同。大卫·普拉策（David Platz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编者注：世界知名的私立大学，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他没能通过学术界的首次求职考试。而他通过大学朋友的联系，在Adobe公司实习过一段时间，于是接受了Adobe公司的体验研究员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喜欢这份工作，在其中感受到了与同事协作的愉悦，这种合作氛围中也带着一种学术精神。同时他拥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和慷慨的公司福利，这与他之前在研究生学院的紧张情绪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一直都想继续寻求教职岗位。我们的另一位作者，安妮·阿里森（Anne Allison），杜克大学（编者注：世界顶级的研究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的资深教授，也刚好是大卫的母亲，她长期都在处理自己学生面临就业市场时的困境。同时，她在一个关注人类学博士“就业困境”的部门工作，这个部门的教职人员都感受到了该问题的紧迫并积极讨论。在安妮看来，虽然她十分清楚人类学博士生在学术界就业的不确定性，并且她自己也经历了一段焦虑且艰难的任期过程才获得杜克大学这份终生教职，但她非常疑惑——虽然她自己也会建议学生去尝试在非学术领域就业——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匆忙去从事非学术领域的工作，放弃申请博士后或访学教授的职位呢？通过近距离观察大卫的经历，安妮更好地了解了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相关的劳动力状态。这个过程使她意识到，我们不仅需要更充分地认识学院外的就业途径，还需要考虑，人类学学科难以预料的职业理想可能给受其培训的人带来不利影响。而在公众讨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于是我们决定与人交谈，试图讨论，在只有极少人能实现职业目标的现状之下，为什么人类学学科的这种成功标准（即获得终身教职），得以存续——虽然这其实看起来很正常。正如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如何侵袭大学系统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固有的紧张关系，与学术行业的职业使命及经验是不一致的。为此，我们从职业定位和工作两个方面研究人类学家的专业训练及后来的就业问题。我们对大约50名本研究的参与者进行了短时间访谈，他们中有人类学的终身教员、博士生、在读研究生（即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和几位AAA（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工作人员，访谈时间通常持续在30分钟至几个小时。僧多粥少：我们是不是培养了过量的博士？很多教职人员与我们交谈时表示，在他们的经验中，追求人类学的终身教职一直是个不确定的目标。许多学生都被警告过，他们中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能有运气获得任职。很多人都将他们获得稳定教职归于运气：一位终身教授将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因于偶然，因为他所做的研究，包括田野地点和论文主题，都恰好满足了职位要求，才使他获得了这个已任职15年的职位；另一位终身教授曾提交了200份职位申请，而只接受了两次面试，其中一次就是他现在这份已经持续25年的工作；三分之一的教员都是从一所小型文科大学开始教书，再逐渐被调到一所R1大学（研究型大学），这种任职轨迹也需要运气。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获得哪种终生教职，从来都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而在专业训练、田野工作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学生们在求职和经济上的风险一直都存在。其实，即使职位紧缺并不新鲜，AAA的数据显示，如今就业市场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严峻。从总体趋势上看，招聘人数大幅减少，2015年只招聘459人，低于2007年的631人（请注意，这些数字并未按子领域细分，包括访学教员、其它有可能的教职以及终身教授等职位）。与此同时，实际上高校生产的博士生数量却增加了：2015年有558个，而2007年是507个。美国人类学协会统计的2007-2016年教职与博士毕业生数据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博士正在进入就业市场，与我们谈话的大多数人却并不知晓现状的残酷——尽管他们能意识到获得人类学的终生教职是很难的，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过去十年中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具体数据。许多人表示他们希望能获得这些信息，或者打算在未来某个时候去收集这些信息，但实际上，这些信息的缺失让大多数人对拥有终生教职一事的思考都很模糊。也就是说，大家都承认就业市场很困难，却没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具体的说明。相比之下，在应用类硕士项目中，就业统计数字在其教学部门触手可及，并且表现出很高的就业率。统计就业数据也是教学部门的核心责任。目前，当被问及本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表现如何，以及我们推测的就业数字“16%-21%”这个比率是否能引起共鸣时，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这一比率从直觉上讲是正确的，或者略高，另一半的人给出了稍微好一点的数据，不过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在的院系排名很靠前。然而，即使在前沿院系中，教师们也意识到学生认为就业形势非常不稳定，很有危机感。事实上，许多教师都描述了研究生们有就业压力的意识，以及他们对于如何应对的无力感。有几位教师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接受过就业咨询的培训，甚至没有在学术界之外工作过。“坦白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位名校的终身教授说，“我们很多优秀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求学的焦虑：紧张的职业规划和激烈的就业竞争即使是对当今劳动力市场的危机感持怀疑态度的教师也认识到，现在的研究生们非常焦虑。研究生们自己对这种焦虑表达得很清楚，他们认为紧迫感和不稳定性已经影响了大家在学院里的生活。一位学生表示，这是一种强烈的竞争感，你甚至很难将其区别于愤怒与敌意，在他的同学中，有人觉得每一次与同僚的会面都会有点儿剑拔弩张，甚至在学生休息室里洗咖啡杯时也会如此。其他学生们谈到提高竞争力时，更像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竞争关系中不是人人都能存活。正如老师和学生们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形会衍生出一种野心勃勃的精神风气，比好奇心和探究精神传播得还要广。一位教职员感叹道，许多雄心勃勃的研究生在培训初期就将自己塑造成学术界的“个人品牌”，他们通过创建个人网站、定期更新Twitter等，使自己成为特殊领域的“企业家”，而不是知识分子的一员或该领域的相关人士。这种动机引发了一种令部分学者感到厌恶的学科转向，一位终身教授对这种风气感到惋惜，她将学生和青年教师中的这种转向形容为“大逆不道”，她说，仅仅为了找到一份工作而什么都做，何必要来人类学系求学，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去当一个银行家呢？俄勒冈大学前任人类学终身教授凯伦·凯斯基，也许是最为突出的职业咨询顾问中的一员，他们会帮助学生对整个求职过程进行战略性思考，即便学生们对学术界和人类学带着盲目的妄想。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意味深长地说，那些还在学习这门学科基本技能的一、二年级研究生，即使只有微薄的生活费，也愿意花费超过每小时200美元的费用来支付就业咨询服务。大家对于就业的焦虑是多么显而易见，而职业中心主义也表现得越来越普遍，这非常令人沮丧。许多博士生在回忆他们第一个学期的课程时，都提到自己在积极地参与学术研讨会，而研讨会论文就成为了他们潜在的出版物，他们极其重视这种可见的学术产物，以丰富个人简历及个人作品集的内容。但又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虽然让自己的简历丰富很重要，但不断为了发表论文而去参与研讨会的这种行为，对深入地去研究某个领域是不利的。学制的分歧：放慢脚步还是赶紧毕业？除了逐渐膨胀的野心，一些教职人员还指出了对学生和学院施加更大压力的结构性因素。一方面，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奖学金资助已经减少；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对完成学位施加的时间限制变得更加严格。据一位大学教师说，他们学院严格要求所有社会科学的博士候选人要在六年内完成学业，而私营机构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许多教师则认为，在时限上的加急与学术训练的过程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一种太过于市场化的观念，是异常的。由于人类学历来重视对异文化语言的习得，以及与长期调研时间相对应的田野材料，加快田野工作可能会导致研究的不深入。一位教授说：“我一直试图让我的学生放慢脚步。”然而，也有一些教师倾向于减少学生在博士学位上花费的时间。一位受访者，他在学制通常为四年左右的欧洲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认为美国体系可能想仿效欧洲体系。另一位教师提到，通过鼓励学生思考、创作、表达比人类学期刊内容更有可读性的作品，从而提高培训的“效率”，她注意到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很可能深陷于理论和术语，而在她看来，文本的清晰性和易读性可能是未来训练的方向，而人类学学者和研究生往往缺乏这种特质。她还鼓励学生更快速地在博士培训的环节中“上路”，比如去实践论文写作、研究计划申请、进出田野点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切都将有助于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并且都对学生们在就业市场、学术界以及任何其他领域有所裨益。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教职人员在思考人类学训练的时间长短上确实存在分歧。对有些人来说，研究生在学业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会对这个学科的细节感到厌倦，也因此无法发展出更多的技能；对另一些人来说，研究生学习的时间太短，则会过于关心个人的就业问题。其实，对于人类学研究生们来说，无论是否有学术野心，不论是在长期或短期的学制下，他们都会感到时间上的尴尬，总感觉自己做出的研究计划是被迫决定的，只能期望未来的研究能证明其真的行之有效。但如果他们徘徊犹豫，可能他们第一学年就接触到的热门研究会变得不再新鲜。然而，如果他们做田野调查的时间太少，又会觉得自己的田野工作是敷衍了事，不够严谨。他们正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终生教职：是职业追求还是道德绑架？许多杰出、敬业的学生没有获得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不争的事实。有位大学教员说她对申请她们学校教职的300多人感到非常震惊，“他们都非常优秀，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她回忆道。但最后委员会只选择了一位候选人，她非常费劲地试图解释这个人为何比其他人更为特殊。另一位教授观察到，他的一些最亲密和积极参与研究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说这话的时候他赶紧补充道，“那些获得工作的学生当然也是非常好的。”然而，就像大多数我们研究的参与者一样，他没有提到任何正在采取的措施可以使学生更具竞争力地在学术界工作，或更好地为不同类型的职业做准备，无论是在课程中还是在额外的培训中。那么，如果连前沿院校和学界大牛也难以安置他们学生的工作，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是结构性的，非常简单，即学术界只有极少的工作机会。但在我们与终生教员的对话中，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对学生面临的职业难题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更为注意的仍然是让学生在终生教职的岗位上更具竞争力，而不是思考其它替代方案。这也是研究生们自己指出的一个问题，尽管一位终生教员认为她自己也同样“短视”，但她仍然说道：“我们都非常热爱校园，无法想象在学术环境以外的领域生活。”她和其他教员一样，都有不少学生不得不选择一份非学术性的工作。与我们交谈过的大学教员中，有一半人谈论了那些在工业设计、政府、新闻、发展、开发、宣传或高等教育的管理部门等领域工作的学生，有一些人还表示他们为此非常高兴。但是这些学生是如何在这些领域找到工作的，大多数教员表示自己毫无头绪，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最终是靠自己找到工作的，来自学院和大学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在很多教职人员看来，终生教职更像是一种个人魅力和喜好的表达：他们在做自己关心和擅长的事情。对于这样想的人来说，一份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一种志向，也是一种使命。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追求终生教职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义务或责任，不论是面向人类学学科还是那些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群，当然，在人类学中，这两者间通常是相通的。一些研究生表示，不论个人成本如何，他们的导师都期望并要求他们能获得终身教职，这是一种从道德和伦理上的自我要求。这种立场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名研究生认为，那些在人类学系探索其它领域职业路径的教职人员，是个人对学科的背叛，甚至是道德败坏的。其他人则表示，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中，需要或想要在学术界以外寻找工作的话题从未被提出，即使管理者一直在向学院施加压力，希望将职业化要素纳入其课程中。一位博士生回忆说，在经过连续五次在就业市场上的尝试以及四年的兼职之后，她决定去工业领域寻找工作，却收到了一些委员会成员发来具有敌意的电子邮件，指责她对该学科缺乏承诺。过去，她曾试图与教员谈论一直找不到教职工作给她和家人带来的心理压力，但她的导师不愿意介入。同时，委员会则坚持说她的学术能力非常强，只要长久坚持就能寻找到教职。现在，她已经在科技行业工作两年，而那些她曾经认为是朋友的大学导师们已经不再回复她的邮件。许多研究生表示，虽然在学术界以外就业并不是那么严重的禁忌，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少与导师们谈到的话题。职业前景或者就业市场的现实状况会被视为是粗鄙的话题，并不值得投入像讨论哲学、人类学理论或民族志议题那样的精力去讨论，也不应获得热切的关注。然而，另一些教员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是学生自己不愿意考虑学术界以外的工作，并且坚持将精力投入到各种研讨会和学术资源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园研究生教育：是专业训练还是“庞氏骗局”？在批判整个学科生产过量的、无法被任职的博士生这个问题上，一位教授称整个教学系统为“掠夺性的”。他谴责道：“是我们的自私自利让我们不愿意教学生做一些别的事情，而让他们一直在做和我们相同的事情。”另一位人类学教授则称人类学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在这位资深教授看来，录用研究生并以一个极少人能完成的虚幻的职业梦想去鼓励他们是不道德的。“我们自以为这是一份崇高的使命，让学生在不得不回到他们的现实生活前，至少去为此追寻八九年的时间。”而他的提议则是完全放弃人类学研究生教育。少数人类学教授也表示他们听过类似的建议，并且不情愿地表达自己也持有相同立场。有些受访者则思考到了其它层面，他们认为教师在教学、教学辅助、研究助理等方面赤裸裸地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一位终身教授说，教师们是研究生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维系研究生教育，鼓励追求教职，是因为这使得他们可以教授他们喜欢的课程，并开展小型研讨会。还有几位教授指出，研究生教育使得他们随时可以获得助教，也可以减轻一些单调乏味的评分文件，以及与本科生合作的时间。以终身教职为目标的路径中，也鼓励学生以最低工资去做一些边缘性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以获得所谓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使学生在求职市场上更有优势。其实，这些工作任务不论是以教师们组织、编稿、研究背景指导的监督会议或哪种形式，可能都是一种利用的借口。除此之外，在激烈的求职市场竞争中，毕业生们对推荐信的需求更强化了这种提供劳动力和时间的关系。虽然公然的利用情景很少见，但至少在调查中，我们听到了比预期更频繁的关于这个主题的微妙提及，不论是明示还是含蓄的提及，教师们可能的确在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更不用说一再被提及的兼职工作。回到上文中我们讨论的人类学研究生在学制长短上进退两难的窘境，有几位教师还暗示他们的同事存在故意拖延学生论文时间的行为，其实也是因为上述原因，他们一直告诉学生，这是为了生产高质量的研究，但实际上，他们最终是为了确保自己作为知名学者光明的前途。就业市场：由热爱的学科陷入求职的困境同我们交谈过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表示求职的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令人深感沮丧。许多人都描述道，他们无休止地申请工作，不断地接电话并准备面试（无论是通过AAAs、Skype，还是访学），同时，他们还要提交进一步的博士后申请或一年期的职位，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必须保持理智，做万全准备，让答辩委员会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满意。这个过程令人筋疲力尽，不论是身体上、心理上还是这当中的一切。我们还听到了几个在这种压力之下关于婚姻和亲密关系的故事，尤其那些年轻的父母，他们因为整个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备受煎熬。一位博士生回忆起自己的一次“情绪过山车”，他说自己在秋季申请职位时感到非常乐观，而在冬天遭到拒绝或没有回应后又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接着在春季收到一两个回应后又激动得发抖。另一位博士生也哀叹道，在他的同学中，关于求职过程中如神经质般的分裂感和终日揣测已经成为了所有人都在讨论的问题，即便是他们聚会的派对上，也在聊这个话题。还有一位博士生，她对整个求职过程中彻头彻尾的不安全感和无助感深深叹息，她申请了许多个访学的职位，却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很难做出相应的准备，她说自己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绝望感，以及深深的自我怀疑，因为她发现自己无法在曾经作为决胜者进入的领域成功获得一个职位。几乎所有我们的研究生受访者都表示，获得终生教职是他们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目标，而且这种目标被视为选择博士项目时理所当然的愿望。大多数人都承认，这样的愿望也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并不是教师们强加给他们的——而是受到自己对人类学学科的热情所驱使。一位博士生非常强烈地描述了她对田野工作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爱，她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任何一种学术职位，包括在欧洲或中东的研究机构，并为此持续地寻找机会，然而，她无休止地申请都没有得到反馈，这种徒劳感逐渐让她感到失望。另一位受访者则说，是人类学的与教学相结合的研究在支持着他。即使他现在做着一份不稳定的、薪资微薄的助理工作，也比他在求学于人类学之前，在公司有着一个高薪的职位更为充实，不论要耗费多少个人成本，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之前的角色。事实上，这位最近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表示，如果有人需要，他愿意成为他人终生的研究助理。他宁愿在研究机构里作为研究员而工作，也不愿意去社会上工作。还有一位乐于成为人类学家的博士生，他的理由是不知道自己还合适做什么其它的事情。经历了求职市场上连续的失败后，他离自己最初学习人类学的雄心壮志已经越来越远了。另一位博士生也透露，自己已经很难回忆起当初为什么要克服那么艰难的过程来学习人类学了，甚至在回顾时会有点怀疑这个过程是否值得。

博士学位持有者通常被视为其所在领域的权威，许多人指出，攻读博士学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提高一个人的专业信誉并提高他们的简历质量，很多想要申请国外博士学位的学生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哲学博士是什么，是修读哲学的博士吗？哲学博士和博士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有人希望在所选领域成为专家，并希望在研究、写作、出版、教学、管理和/或私人执业方面拥有更广泛的选择，那么博士学位肯定是值得考虑的，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博士学位：哲学博士，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博士，大多数学生申请的学位。专业博士，毕业后有特殊头衔的博士。1.哲学博士，俗称博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俗称博士学位或研究博士学位，旨在为人们在大学或工业领域的研究生涯做好准备，并教会学生如何在学术领域内发现新知识。哲学博士学位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学术领域，包括生物学、物理学、数学等高技术领域或工程； 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和经济学； 和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中国的顶尖院校的老师及机构通常要求应聘者，至少是博士学位。除了学术界，制药行业、医学行业和政府机关人员，对于具有博士学位人员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2.专业博士专业博士，旨在为人们提供在特定行业或就业环境中成为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所必需的实用技能，如商业、心理学、教育或护理。专业博士学位的例子包括工商管理博士学位，通常称为DBA; 心理学博士学位，通常被称为Psy.D.；教育学博士，通常称为D.Ed；文学博士 D. Litt.，通常属于荣誉性质，拥有人通常是已拥有另一个博士学位的学者。两者有哪些区别呢？先说下，两者的申请难度相差不大，也都是全日制学位，学制与专业有关。申请看重点不同，哲学博士，强调学生的学术能力，如本科成绩单，标准化考试成绩和研究课程所证明，这些课程不一定需要工作经验。专业博士的学生，要具备提出系统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因此，如果想要申请专业博士学位，学生必须在所申请的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培养目标不同，哲学博士，注重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理论教学多余实践性教学，学生毕业后可以在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或者高校任职。专业博士，以培养可高效解决问题的学生为基本远侧，注重某一行业或者专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是学生能够拥有该领域广泛的专业直接，及迅速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重点不同，哲学博士，课程设置侧重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重点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创新工作的能力和素质。专业博士，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教学内容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教学过程重视运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随着近几年国内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学生可以冲刺硕士或者博士的学位，而大多数国内名校毕业的学生会开始考虑去国外攻读博士课程。而因为国内与西方国家教学背景与学术氛围的不同，申请北美的博士学位对很多国内优秀的学生来说非常困难，所以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国外的博士主要学什么做什么，以及申请准备过程中所必须考虑的几个重点。1. 为什么要攻读博士学位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博士研究生项目主要是针对某个专业的某一个方向进行深度的学术挖掘。对于所研究的领域来说，需要学生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与学术背景才能有资格申请博士项目。虽然美国的大部分专业都可以存在由本科毕业的学生直接申请博士项目的可能，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实践与科研经历，很难拿到博士的offer。而北美国家对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大部分是以留校任教为前提，并非是以毕业后方便工作为导向。而美国博士学位的毕业时间很长，基本都是5-6年的项目，而且延迟毕业的情况占据比较大的比例。所以需要学生在申请博士学位之前考虑清楚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毕业后方便找工作，那么博士学位的攻读成本过大。2. 在申请博士学位之前，研究生学位是否必要我们存在过很多本科生申请直博的成功案例。但是对于一些科研经历与论文匮乏的学生来说，一个完整的硕士研究生经历是可以加分的。研究生同样是需要在一个领域里面进行学术的钻研，而在此期间，对于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是很全面的。学生也可以在攻读硕士学位的过程当中，丰富自己的科研经历，例如实验室经历、社会实践经历、工作实习经历、以及期刊论文的发表，这样会为学生博士的申请增加助力。而如果一个学生在大学期间已经有了很多实实在在的科研经历，并且这个学生有着很高在校成绩与语言成绩，那么直接申请博士学位的成功率很高。3. 如果决定攻读博士学位，做好一心钻研的准备博士学位时间长、难度大，所以需要学生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上下求索的道路漫长且枯燥，而博士学位因为是对于某个专业的深度研究，所以必定会有很多枯燥的时候，并且，大部分的博士在读学生会承担很多学术上的压力，在实验室通宵熬夜，为了项目日夜颠倒，跟着导师东奔西走都是常态。如果很多学生认为博士学位的攻读就是给教授打工并有着大把自己可以挥霍的时间，那么博士学位未必适合你。博士学位的攻读，更多的是让学生自己可以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研究出属于自己的知识成果，需要自己不断去探索和发现新的观点并进行论证。所以一心一意钻研自己的课题，是博士生必须经历的过程。以上几点是给所以想要申请博士学位或者已经开始准备申请博士学位的学生的建议，传统观念来说博士学位的含金量很高，但是它的含金量是出自于教授呕心沥血的培养和指引，是出自学生日日夜夜的坚持探索，所以博士学位的攻读并不是一条平坦顺遂的大道，而是通向知识桃花源之前的曲径通幽。如果学生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与学术上的信息，那么就祝愿大家的博士申请与研读一帆风顺。

人的一生总会面临着几次事关自己命运走向的选择，选择对了就会名利双收，选择错了，就会万劫不复。比如近期骂声一片的余茂春，曾经是南开大学的高材生，学校里的骄傲，村里人的光荣。可后来他选择伤害自己祖国母亲来换取自己留在美国的机，成为了学校和村里的耻辱。而有一位叫做姚期智的人，他也很年轻来到了美国留学，在美国成绩斐然。可他在自己最荣耀时刻却选择回国，成为了万人敬仰的英雄。姚期智，1946年出生于上海，后来跟随父亲来到台湾避战乱。在姚期智很小的时候就对物理很感兴趣，他的父母也希望他能像杨振宁等人一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来，姚期智凭借着优异成绩考入台湾大学物理系，后来赴美留学。在1972年，26岁的姚期智就获得了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在读博期间，在一次野餐会上，他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储枫。当时妻子是麻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系的在读学生，两人一见倾心，从此走坠入爱河。受妻子影响，姚期智开始研究电子计算机，并到伊利诺大学计算机技术攻读博士学位。29岁时，已经是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双料博士学位。所以，当时姚期智留在美国顺理成章，没有阻力。普林斯顿大学就曾聘请姚期智为学校终身教授。后来，姚期智凭借着在计算机领域取得的成绩，获得了被称作世界计算机“诺贝尔奖”的图灵奖。在美国要学术研究有学术研究，要名望有名望，要过上富足生活也不难。而如果姚期智选择呆在美国，那么姚期智会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华裔。但姚期智不同，2004年在杨振宁的邀请下，姚期智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义无反顾地回到国内教学。他来到了清华大学，组建了清华大学尖子生中的尖子班——“姚班”。一开始，他把重心放在培养博士生上，后来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本科生身上，致力于培养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本科生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竞争力的领跑国家拔尖创新的计算机人才。在姚期智的培养下，从姚家班走出了许多中国、乃至世界计算机领域杰出人物。比如在2008年、2009年谷歌全球挑战塞中斩获冠军的楼天城，旷视科技三位联合创始人印奇、唐文斌、杨沐等。在中国一穷二白的时刻，美国优越的生活令好多人向往之、迷恋之，甚至为了待在美国不惜突破人生的底线。但也有的留美学子，比如钱学森、姚期智等人，不被美国生活所迷惑，为了国家的富强，毅然而然回到了祖国。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崇拜的偶像。对此，你怎看呢？

美国是创新型大国，创新实力处于世界首位，究其原因，在于美国注重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为美国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创新型人才，按照创新型人才的定义，可将创新型人才分为科技人才和技能型人才，本文先介绍美国高等教育培育创新型人才的主要经验，然后指出美国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培育创新型人才的启示。美国高等教育培育创新型人才的主要经验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分为研究型大学、一般性大学、四年制本科学院和两年制社区学院四个层次，美国高等教育培育创新型人才的经验，得到全球的仿效，主要包括如下方面。(一)大学的组织形态、管理体制和教育理念先进美国大学体系是一个竞争性体系，竞争性体系下，美国大学在组织形式、管理体制和教育理念上都趋同。在组织形态上，美国大学采取了非营利组织的组织形式，其中私立大学普遍采取了非营利公司的组织形式，通过采取非营利组织形式，美国实现了大学自己养活自己，大学独立于政府，教授身份社会化，教授无论是在私立大学任教还是在公立大学任教，都是同等的身份。在管理体制上，美国大学都采取校董会或校摄政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的选择极为关键，因为校长是教育家兼企业家，教务长、院长、系主任都由校长任命，校长向校董会报告和述职，教务长、院长和系主任各司其职。校董事会成员的来源也是社会化的。在教育理念上，美国大学突出强调师资的重要性，有好的师资才能招来好的生源。(二)高等教育没有入学考试，但有能力测试美国“高考”SAT和ACT是对高中毕业生的能力测试，这些测试都是标准化的，都是一年举行数次，高中生在申请大学和四年制本科学院时可以选择考分最好的一次，SAT和ACT的测试结果，再加上平时成绩GPA，是美国大学和四年制本科学院自主招生的重要依据。本科入学测试与美国大学研究生录取测试是一脉相承和异曲同工的，美国大学研究生入学所需的测试主要包括法学院入学测试LSAT、研究生入学测试GRE、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测试GMAT等。(三)两年制社区学院主要从事大专教育、成人教育和技能培训在美国，除少数社区学院还能提供本科教育外，绝大多数社区学院主要为高中毕业生和拿到高中毕业文凭的成年人提供两年制大专教育。这些学生从两年制社区学院毕业后，还可以升入四年制本科学院，再学2—3年，拿到本科学位，此后他们还有机会进入大学攻读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另一方面，社区学院强调技能培训，一些已经获得本科学位的大学毕业生，为了加强职业技能，愿意注册进入社区学院。因此，在美国高等教育版图上，社区学院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四)本科教育强调通识教育论及美国高等教育的基础产出，那么毫无疑问就是本科生，因为本科阶段就是全面打基础，首先，美国本科生教育强调的是通识教育，即便是美国大学工科本科教育，前两年接受的是通识教育，学习工科以外的知识，如理科和人文学科，后两年因为选定了工科专业，集中学习的是工科专业课。即便如此全面地打基础，因为本科四年时间是有限的，所以，还不能完全达到实际工作岗位所要求的知识深度和宽度。但这样的好处在于，大学四年本科生的通识教育，使得本科生成为一个各方面都受过一定训练的人才。美国大学对本科教育的要求首先强调的不是专业性，而是让学生在大学四年在包括专业在内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好的教育，从而在心智上成熟起来。(五)研究生教育定位于培育科技人才美国研究生教育创新并成功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两点。第一，普及了硕士教育。美国研究生教育立意高远，旨在培养博士，因此只设立博士生计划，而不设立硕士生计划，无法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的学生，只能得到一个安慰奖——硕士学位。但实际上，美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对各类硕士都有着旺盛的需求，美国大学迎合了这一需求，干脆推出大规模招生的专业硕士计划，作为介于本科和博士之间，并且不是作为“安慰奖”的研究生学位，专业硕士的特点鲜明：一是招生规模大，美国大学工学院每年工程硕士的招生规模可以大到700—800人，因此，申请入学时只要符合基本条件即可，如拥有工程领域的学士学位，但并不需要参加GRE等能力测试；二是学生必须缴纳学费，大学不提供任何奖学金，这就保证了大学专业硕士教育是挣钱的；三是接受一年的课程教育即可，毕业快，工作也很好找，这就确保专业硕士计划能成功；四是学生不需要撰写硕士毕业论文。专业硕士的推出，降低了研究生教育的门槛，在劳动力市场上满足了企业、政府对较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也满足了学生求知和转换职业路径的需求。第二，对博士进行了大批量生产。美国通过大量设立研究型大学，同时让助理教授也能成为博士生指导老师从而促进了学术平等的方式，让博士生教育遍地开花，换而言之，只要有充足的教育经费和科技资助，美国研究型大学可以开足马力大批量生产博士。如果说专业硕士是美国培育科技人才的一个短平快的手段，起点并不高，那么，博士生教育则是美国大学在培养科技人才时瞄准的一个高起点，博士生在毕业后，作为一名科技人才，得到多方面的培养：一方面靠自身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一方面靠国家和用人单位提供的发展机遇，还有一方面靠自己所加入的专业学会对其的浸润。(六)高度重视师资培育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师资的培育是从博士生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开始的。博士生导师不仅要教会博士生如何做研究、如何发表论文，负责指导其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最终完成博士论文，还要对其职业发展肩负起责任，教会其如何与人进行口头沟通，如何教书。博士生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就可以带着这些经验直接进入另一所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而不必从头开始摸索。这就是教学和学术的薪水相传和口传心授。(七)研究型大学重视技能培训和实践体验教育高等教育并非只是书本知识的教育，还包含技能培训和实践体验教育，同时，知识的传授、研究的开展以及创新创业都需要学生掌握一些基础性技能，而技能培训需要大学配备有足够好足够新的设备和工具。进入21世纪，以3D打印机、激光切割机为代表的工具价格低廉，在美国大学校园内得到了普及，不仅更新了大学陈旧的实践教学设备，大学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还利用这些大众化的最新设备和工具，开展自己的研究项目。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美国大学自发成立了众多的创客空间，这意味着大学要腾出空间，让教授和学生使用这些设备和工具，创客已成为麻省理工学院一部分学生的爱好，并在全美大学蔚然成风，其实质是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帮助本科生和研究生掌握最新的基础性技能，在此基础上尝试将自己的创意付诸于实践。(八)大学技术转移和师生创新创业成绩显著1980年《拜杜法案》通过后，美国联邦政府正式将资助大学所获发明的权属划拨大学，由此启动了美国大学技术转移，大学普遍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将大学师生的发明申请专利并拥为己有，通过知识产权许可的方式，转移到企业界。美国大学技术转移的成就在全球是领先的，根据全美大学技术经理协会发布的报告，在1996—2015年的20年间，大学成为美国创新型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大学技术转移对美国工业总产值的贡献为1.3万亿美元，对美国GDP的贡献为5910亿美元，创造出430万个就业岗位。1990—2015年的25年时间里，美国大学技术转移产生的发明披露超过38万个，获得的美国专利授权数达8万个，大学技术转移孵化出的初创企业超过1.1万家。1980—2015年美国大学技术转移促成超过200个新药和疫苗的诞生。美国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培育创新型人才的启示美国高等教育对我国高等教育培育创新型人才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中学提前布局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要想在大学成功，首先必须在初中和高中成功，为此需要做如下配套改革：首先，将中考和高考由统考转变为测试。其次，要超前布局培育初中和高中的师资，要让全国的初中和高中都有机会招聘到硕士学历的师资，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并且兼顾教育的公平和效率。第二，培育师资是建设研究型大学的关键。办一个好的研究型大学，关键是学会办一个好的院系，而办一个好的院系，关键是学会按学科发展规律，在这个学科搭建起一个教授群体，阵容要齐整，首先要招聘和培养年轻的助理教授，其次要延揽一些有经验的副教授和正教授。第三，高度重视专业学会的建设。专业学会的建设首先要跟国际接轨。国际上已经有权威的专业学会，要瞄准并实施相应的接轨战略。其次，要加强国内专业学会的建设。再次，要加强专业学会对高等教育的指导和评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创新型人才培养、激励及引进机制研究”课题组课题负责人：马名杰课题协调人：田杰棠课题组成员：沈恒超戴建军杨超熊鸿儒王明辉张鑫罗涛李忠（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母亲，13个孩子全培养成博士，美国还为她修建了雕像！要说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反对，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把地球称作我们的母亲。而中国也是有很多关于母亲的伟大事迹，例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家喻户晓的故事！ 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位母亲可谓是近代母亲中的典范，生前养育的13个孩子，都被她培养成了博士！她就是王淑贞，一位出生于江苏的富家千金，诗词音律，无一不通。19岁那年嫁给她的丈夫富商李浩民，生下了5男8女。后来全家在迁往台湾之后，丈夫因乘船遭遇变故，不幸生亡。丢下了王淑贞一个人抚养13个孩子。从那以后，千金小姐出身的王淑贞打了好多份兼职，从保姆到音乐老师，只为了能让13个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而王淑贞上过女中，所以对孩子们的要求都是非常高，13个孩子也是非常争气，相继考上了台湾、上海还有美国等知名学府攻读博士学位。因为大多数孩子们学成后都定居在美国，王淑贞也是跟随他们去了美国，因为在教育孩子方面做的非常优秀，美国的两任总统都在母亲节的时候公开称赞她为“最伟大的母亲”。她虽然身在美国，但是心依旧在华夏，百岁寿辰的愿望就是能给家乡修建一所希望小学，可惜还没修完，老太太就仙逝了！ 2003年3月6日，106岁的王淑贞在美国纽约逝世，而美国也是修建了一座雕像来纪念她！她不仅是中国人伟大的母亲，更是全世界伟大母亲中的典范！让我们铭记历史，铭记这个近代最伟大的母亲——王淑贞！

清华毕业生颜宁霸气自荐信：我觉得自己各方面能力已达到贵校的要求，希望把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于是她得到了到美国普林休斯顿大学生物系，硕博连读的机会。在美国学习期间，她果然说到做到，在“膜蛋白”研究有了新的成就，为美国科学发展做了贡献。博士毕业后，她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并且设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在清华任教期间，她攻克了膜蛋白领域的陈年难题，发表了与之相关的多篇论文，取得了很卓越的成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被《Nature》杂志评选为“中国科学之星”2017年，颜宁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但最终没有当选。普林休斯顿大学在这个时候向她发出了邀请，她接受了，成为普林休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对于颜宁“弃国归美”，网友一片热议。有人认为出走是因为中科院院士落选。对此，颜宁否定了，她表示只是想换个新的环境，她已经在清华十年，想体验下普林休斯顿从教的体验。两年后，2019年，颜宁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20年5月，颜宁在《自然》上发表论文两篇。6月8日，在《PANS》发表论文一篇。6月15日，她的团队与其他团队，在Cell《细胞》发表论文。无论是以上的任何一个期刊，都是世界顶级学术期刊，是学术权威和成就的代表。颜宁在清华执教十年，没能当选中科院院士，去美国仅仅两年，就取得了以上耀眼的成就。而她取得的成就，获得的奖项，与清华大学再没有关系。如此优秀的顶尖人才流失，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颜宁在中国十年不能当选中科院院士，到国外两年就取得了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名誉，是她的能力和才华不够吗？恐怕不是，更多的是评选制度的问题，是以能力才华为主，还是以论资排辈为主。形式化的制度，会让有能力的人也要花几个十年才能获得与之匹配的名誉。像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他们也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对此，网友议论纷纷，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01如果我是颜宁，我也会做这样的选择。此处不珍惜我，我自然要去赏识我的地方去。拿不到中国的科学院院士，就去拿美国的科学院院士。反正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02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美国高科技的东西不会给中国用，还会打击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高考顶替出现之后，能理解所有有能力的人出走。03她是中国培养出来的人才，却为他国做贡献。这不是简单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而是思想出了问题，没有爱国主义情怀。国家没有对不起她，不就是贪图名利吗？04不管美国条件再好，也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她给美国做出的功劳，中国想要共享，就得付出很多金钱。而这些金钱，美国可以用来造很多武器，对中国造成威胁。0550年代60年代，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放弃外国的高端科研条件和高工资，和国外的名誉，毅然回国做贡献。当时他在国外的工资是20万美金，回国后300多人民币。他们在这么苦的条件下选择留在国内，现在的清华和那个时候比条件好了不是一星半点了吧？06不只是简单的名利问题，没有办法拿到更多的资源进行研究，才是出走的根本。07颜宁出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实就算知道了又能怎样？她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不管是像她说得那样“居安思危”，只是想要换一个环境，刺激自己获得更多的灵感，在科学上取得更多新的突破。还是像网友说的她贪图名利，没有了爱国主义情怀。亦或是在国内被论资排辈挤压，工作得不开心，不顺畅，所以选择换一个能被委以重任的地方。人才的流失已经是事实。我们需要的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评判他人，而是反思造成这样的结果，应该带来怎样的启发和补救措施，防止这样的人才再次流失。或者是如何挽回已经失去的人才。例如：1：有没有可能多几个科学院院士的名额？2：创造更加利于研发的环境，公平的环境和气氛。3：学习国外挖人的眼光，发现人才，挖掘人才。4：唯才是举，严禁任人唯亲和论资排辈的风气。5：不再具备搞科研能力的院士让出位置来给有能力搞科研的人，给予“荣誉院士”，来奖励历史贡献，给新人崭露头角的机会和资源。6：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家乡始终是一个人永远的羁绊。最后，希望下次我们认识科学界的顶尖人才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和渠道。对于社会上对此事褒贬不一的态度，你怎么看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和建议留住人才呢？如果换做是你，你会做怎样的选择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呀。——END——作者： 小六的暖拥抱原创作品，抄袭必究。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