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东亚研究

说到牛津大学，你第一时间会想到许多固有的标签：英国 Top 2 名校、“超难申”大学之一、书院联邦制、哈利波特取景地、英国的前几任首相卡梅伦、梅姨、鲍里斯的母校……但是，撇开这些标签，牛津大学的真面貌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牛津大学就读古代东亚研究专业的真实体验与感受，分别从这几个方面进行介绍：申请原因、就读体验、课程设置、就业前景等，希望能让正在观看这篇文章的你，对学校和专业有一些新认知。（图片来源于网络）一 牛津大学的真面貌牛津大学是英语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也是世上现存第二古老的持续办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一直稳居前 10 位。作为哈利波特电影系列的取景地，整个大学城本身也是个广受欢迎的观光地，游人众多。学院制是牛津大学的一个特色。我觉得这是对我而言最有益处的一个特色，所以会着重介绍它。和中国大学的学院不同，这里的教学部门称为 department/faculty，而学院则是 college。关系比较像哈利波特里面，上黑魔法防御课等大课时，格兰芬多学院和斯莱特林学院的学生会一起上，但是课后则会回到各自学院，学院既负责学习上的小班辅导和个别辅导，也负责照顾学生的生活。（图片来源于网络）学院带给人很与众不同的生活体验，你会感觉你和自己学科之外的同学、以及老师们之间的距离更近一些，也能有更多的机会互相交流。学院通常都会举办各种社交活动，比如 formal dinner，party，ball 等等，让你有机会和学院中不同院系的学生相识，彼此谈谈学术或者就是天南地北的闲聊。你也可以邀请其他学院的同学来自己的学院吃 formal dinner，表达自己结交友谊的愿望。所以通过这些各式各样的吃饭聚会，我认识了不少理工科、医科、社科的学生。除此之外，我所在的学院每年还会定期给出名额，让你邀请论文指导老师来自己的学院吃饭，或是提供免费的院内 formal dinner，让你有机会和学院内不同专业背景的老师坐下来吃饭。总之，学院的各项设置都是为了让你能和更广范围的人接触交流，激发灵感。我本来性格偏内向，也不大会和陌生人搭话，但是两年间各种正式、非正式的饭吃下来，不知不觉间也可以和不同国籍、不同学科、不同身份背景的人自然地交流了。（图片来源于网络）二 在牛津大学读古代东亚研究是种什么体验？01 项目特色 & 课程设置东亚研究在牛津其实不只一个部分、也不只一个项目。我所在的东方研究所，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是以人文学科为主，但也有社会科学的老师和学生。在东亚研究方面与牛津的潘迪生中国中心、尼桑日本中心关系比较密切。许多课程是与这几个部门合办，老师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密切。和东亚研究相关的硕士课程有：Japanese Studies (MSc/MPhil), Korean Studies (MSt), Modern Chinese Studies (MPhil), Traditional China (MSt), Traditional East Asia (MPhil)。MSc 是一年制的偏应用型项目，从第一年 10 月开学到第二年 9 月交毕业论文为止，课程设置非常紧凑。MPhil 是两年制的项目，如果直升本部门博士的话，MPhil 第二年可以算作是博士课程的第一年，所以偏研究型硕士。不过也有例外情况，比如 Modern Chinese Studies 是专为没有中文基础但希望从事中国相关研究的人设置的，第一年有很大一部分课程是在学习中文，因此也可以算偏应用型项目。课程设置上分为必修和选修。不过学校的课大致有 lecture，class 和 tutorial 三种类型，如果是 lecture 这样的授课型大课，一般即使不是本学院的学生也可以选择旁听。所以关键就看你的情报收集能力，是否能在牛津庞杂的部门、学院、研究中心当中找出你想听的课和需要的资源了。（图片来源于网络）02 课业特色 & 就读压力我自己学的项目是 Traditional East Asia (MPhil)，是偏向古代人文方向研究的专业。特色也是很明显，那就是当年我申请的时候找不出第二个把侧重点放在古代人文，又立足于东亚区域角度而不是国别角度的项目。这两点都很对我当年的胃口。课程第一年有三门主课，第一门是每两周一次的 seminar，内容基本是文献阅读、写作以及 seminar 上和教授讨论所写的文章。seminar 会涵盖从东亚地理环境、考古、语言、王权、文字与文本、哲学、宗教、文学、外交、军事、社会结构、东西相遇这 12 个方面。除此之外还会要求学生在中日韩三门现代语言，以及古代汉语，古典日语以及中古韩语三个古代语言中选修一门，夯实人文研究的语言基础，能够做到更广泛地引用文献和使用一手材料。第二年现代语言没有硬性要求，古代语言会从基础上升到阅读文本的课程，并且加入了方法论课程，可选修中日韩三个方向。总的来说，课程设置能给学生打下开阔的东亚视野基础，以及比较扎实的研究方法和语言基础，能够做到更广泛地引用文献和使用一手材料。刚入学时压力可能比较大，因为以自主学习为主，教师指导为辅。很多东西都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且找到合适的老师和同学来为你解答。但是随着对这种学习模式的熟练掌握，会逐渐感觉得心应手的。（图片来源于网络）03 项目申请门槛 & 我的申请背景硬件方面，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对中国学生要求本科成绩在 85 分以上，有的项目会要求均分在 90 分以上。文科硕士项目通常对雅思要求为总分 7.5，小分 4 个 7。我当初的申请条件是均分 90，雅思 8，日语 N1, 并且有一年海外交换经验。因为是中国人，所以还不会日韩语也没有关系，但是要在 personal statement 当中表现出对了解东亚作为研究视野的兴趣。另外，雅思可以在申请之后再考，考到理想分数后向学校补上材料即可。海外交换经验也不是必须的，但必须很好地说明自己为什么想到英国、牛津、以及申请的项目来念书。三 就业资源 & 毕业生的情况01 我的同学，都有谁？同学背景比较多元，本科有英语系、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国际政治系、经济系等学科的同学，中日韩、东南亚、欧洲各国、北美等地的学生都有。有直接本科升上来读硕士的，也有工作了很多年对这一方向产生兴趣，转过来读的人。如果是非东亚出身的同学，一般都熟练掌握了 1-2 门东亚语言。毕业之后一部分同学会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将来从事教职工作。另外的同学利用背景和语言优势，在新闻媒体、智库、非政府机构、外交等领域工作的人较多。另外也有从事商业相关工作的。（图片来源于网络）02 学院的求职资源 & 校友资源牛津有面向全校的 career service，如果在网上登记好信息，就能以每天或每周的频率收到感兴趣的职位信息。另外 career service 也会定期举办与求职相关的活动，比如介绍各种行业情况、辅导简历写作、模拟面试等等。牛津很重视校友关系，有自己的信息库。另外全球各地也有很多校友会。只要自己愿意去找，还是有很多资源的。（图片来源于网络）四 学姐寄语 & 申请 tips我是伴随着日本动画、韩国电视剧长大的，所以总觉得对东亚这个区域很有感情，所以当初会下定决心去读东亚研究。读了这个专业之后你会发现，大众文化上的东亚与国际政治中的东亚、人文学术中的东亚、日常生活上的东亚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区域会以更加立体的方式呈现在你面前。所以如果你对邻居们有天然的好奇心，或者想在自己的中国研究里加入比较视野，我都推荐这个专业。我导师之前面试牛津的本科生，回来笑着跟我说，精英私校的学生都能说会道，就算问的问题不知道答案，也能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普通公校出身的学生虽然不太会侃侃而谈，但是仔细听来很有内容。所以我想，申请的诀窍就在这里。不必因为自己的硬件条件而却步，相反，真诚地表现出你对东亚研究领域的热爱，或者是好奇，说出你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东亚（大众文化也好，与人接触也好）和你自己的感悟。其实这些老师从事教学这么多年，一定能看得出来你的诚意。如果你有任何留学相关的疑问，想了解背景提升、留学选校，想知悉合理规划，备战留学的 tips，欢迎留言~

来自/联合早报多年来，“美国的衰落”一直是学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话题，不仅在美国本土，而且也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这个话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或者现实的和认知的两个层面。客观层面有两个方面。第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1890年代以后，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二战结束之后，尽管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对立，但苏联集团只是在军事上单方面的强大，其他所有方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一直处于弱势。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之后，美国便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造就了一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中国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尽管遇到了西方的全面制裁，但中国很快通过自己的改革开放克服了深刻的危机。自90年代开始，中国快速成长，在不长的历史时期里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其他一些新兴国家的表现也不弱，尤其是金砖国家。第二、美国的相对衰落。相较于这些国家的快速发展，美国发展速度显然比较缓慢，美国经济和军事等可以量化的方面，在世界总量的份额在减少。不过，在所有绝对数上，美国还是维持在绝对的优势。主观层面也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其他国家的自我膨胀。世界历史表明，上升中的国家尤其是快速上升中的国家和衰落中的国家，尤其是快速衰落中的国家，往往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上升中的国家来说，如果民族主义情绪控制不好，往往产生不切实际的错觉，即觉得自己有能力去挑战现存霸权，或者自己去争取当霸权。再者，衰落中的大国也往往会求助于民族主义试图恢复大国地位，同样会用各种方式去挑战现存大国；这样做尽管有可能加速衰落，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可以保持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像大英帝国那样承认自己的衰落，并且计划体面退出大国地位的国家少之又少。一句话，民族主义往往高估自己的实力，而低估其他国家的力量。第二、美国的深刻危机感。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和其他国家的国民比较，美国人很少有忍耐性。因为民主、开放、自由，美国人一有苦就叫出来，加上热衷于报道负面新闻的媒体的大肆渲染，美国社会往往具有了深刻的危机感，而政治人物（因为选票的缘故）不得不回应。实际上，整个西方都是如此。不难理解，“西方衰落”和“美国衰落”的声音，在西方和美国从来没有间断过。但类似的危机感在其他社会甚至是落后社会并不多见。实际的情况是，很多社会即使身临危机，但各方面仍然感觉不到。那么如何客观评估“美国衰落”的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首先需要认识几个重要变量。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就是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相比较而言的衰落。如果与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较，美国仍然在发展，只是较慢的发展。第二、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的衰落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晚清的衰落经历了很长时间，同样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军事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最强大的之一。也就是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美国仍然有复兴的机会。尽管美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也是显见的，但在西方国家中，美国似乎表现出了强大的自我纠正能力。第三、美国没有全面衰落，而是部分衰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和美国比拟。尽管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就是软力量方面）的优势，已经不能与在“第三波民主浪潮”期间相比，但在这些领域，美国并没有遇到挑战者，实际上也并不存在替代制度。再者，这个问题是美国自己造成的，主要是美国在海外（尤其在大中东地区）不计成本地推行美国式民主的失败和美国国内党派政治的对立。美国是全球化最大获益者现实地看，尽管美国经历着相对衰落，但美国经济表现比任何一个国家好。到今天为止，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最先进的技术、最强大的创新能力、无可替代的美元霸权等。在所有大经济体中，美国的劳动生产力仍然是最高的，而自由市场和强大的民间力量使得美国修复危机的能力也仍然强大。就经济形态而言，美国一些传统的产业要不已转移到其他国家，要不已经衰落，但美国牢牢地掌控着世界的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即当今世界两个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尽管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发展金融经济，但没有任何力量挑战华尔街。而互联网迄今为止则可以说只有美国一家，因为尽管就数量而言中国在这个领域也几乎占了半壁江山，但中国主要是技术应用，原创技术很少。同时，美国也掌握着知识经济的最前沿。所以，单就经济而言，没有任何迹象指向美国的长期衰落。军事上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军事预算可说只是美国预算的很小一部分。没有国家可以抵御美国军事力量在世界上的横行霸道。如果再深入讨论，与其说是必然的衰落，倒不如说是必要的转型。的确，美国经济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美国所独有，而是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即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的高度分化。对美国来说，全球化既是优势，也是劣势。最近一波由美国所领导的全球化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尽管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也是全球化的获益者。不过，全球化也使得美国失去了经济主权，美国社会内部收入分配出现了大问题，即全球化的大部分好处流向了主导和参与全球化的绝少数人，大多数人没有获得足够的利益，一些人甚至成为受害者。而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则取代着越来越多的传统劳动力，这更进一步恶化着社会分化。很显然，这种现象不仅仅限于美国，而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化参与者，或多或少都面临这个问题。马克思19世纪的论断仍然是对的，即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就是说，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导致了经济基础的变革，那么政治如何变化来适应这个新的经济基础呢？这个问题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美国更是如此。多年来，美国内部就此也进行着不断的争论。今天，美国民主党里产生激进路线也很容易理解。实际上，从奥巴马开始美国已经开始了美国式社会主义的趋向。特朗普上台之后，全盘否定奥巴马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些福利政策，尤其是医改。这导致了今日民主党的反弹。国家兴衰有其自身客观规律美国成功逃避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二战之后一直代表着最典型的资本主义。那么，迟到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会不会在美国发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过，现实地看，美国仍然拥有最强大的保守主义，尤其是当美国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利益向少数族群和社会底层倾斜的时候，遇到的保守阻力会非常巨大。美国平常很少讨论这些问题，因为这涉及“政治上不正确”。但一旦涉及实际政策时，问题就会浮上台面。特朗普已经“光明正大”地否定了奥巴马的医改政策。进而，特朗普掌权以来，过去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一些问题，也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也就是说，美国即使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但这场革命不会过于激进化。当然，近来所经历的美国政治变化也有可能导向美国的制度创新，最终产生一种既别于现存美国制度，但也有别于欧洲福利制度的美国制度。当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之时，美国的自由派乐观地认为，西方式民主制度是人类可以拥有的最好的制度，因此也是“历史的终结”。不过，现在新历史的种种可能性再次向美国开放。美国的内部变化也表明，人们要对“美国衰落”的观点做审慎的考量。不管如何，美国衰落的观点本身具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在美国内部，尽管很多人也在讨论“美国衰落”问题，但这些绝非是唱衰美国，而是提醒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把中国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美国之外，那些相信美国正在衰落的人，往往关切的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所做的“坏事情”，并且希望美国尽快衰落，这样这个世界会美好起来；而那些不希望美国衰落的人，则关切美国所做的“好事情”，他们相信这个世界秩序是由强大的美国创建的，是美国加以维持的，也需要美国继续这样下去。尽管无论是相信美国衰落者还是不相信者，双方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经验论据，但不管如何，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妨碍着人们对美国力量的客观评估。在政策领域，不管喜欢美国与否，人们都必须对美国衰落做客观的评估，否则就会造成错误的决策，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尽管全球化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全球村”，但全球化丝毫也没有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本质。不仅如此，正是因为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互相依赖”或者“关联”，一个国家自私的考量就会对其他国家造成更严重负面的影响。这些年美国单边发动的贸易战就是明显的例子。再者，在全球化时代，霸权与反霸权、挑战国与被挑战国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经验地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远称霸，也没有一个国家永远不会衰落。国家的兴衰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对崛起中的大国来说，对现存霸权国家尤其要有足够的耐心。人们既不能低估美国对他国崛起的恐惧及这种恐惧感所带来的非理性行为，也不能低估美国为了维持霸权而对遏制他国崛起的决心。任何情绪化的决策都会导致冲突乃至战争，而只有谨小慎微的理性，才能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之上实现和维持世界和平。（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郑永年。资料图片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全球造成深刻影响，外部环境的变化也给中国发展带来挑战。日前，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他认为，疫情已经给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而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全球化进程放缓。“但危中确实有机！”郑永年说，越是有“脱钩”压力，中国越要向世界开放；越是面临“卡脖子”的问题，中国越要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越是看到疫情对全球造成的冲击，中国越要坚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强社会建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对于广东如何化危为机，他建议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地区嵌入型经济平台，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并让其永久嵌入当地发展。疫情对全球政治的冲击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南方日报：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了哪些影响？郑永年：影响是全方面的。首先影响的是国家内部，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这特别体现在对美国、欧洲几个老牌发达国家中。以美国为例，很多专家预测，这场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将超过1930年前后的“大萧条”。目前，尽管美国经济正在重启，但失业率仍然很高。美国的航空业、旅游业等，因为疫情受到很大打击。欧洲多国境遇类似。除了经济方面，在社会治理方面，美国涉暴力执法致非裔男子死亡案引发的抗议活动，目前仍在发酵中。这一社会动荡以种族抗争、身份抗争的形式出现，但本质上是阶级问题、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西方社会创造出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但是大部分财富落到了极少数人的口袋里。现在的美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已从二战后高峰期的70%降至50%。各阶层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层日益缩水，势必对社会造成不良后果。显而易见的是，酿成治理危机。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由于中产阶级严重缩水，美国政党政治的共识被削弱，美国的政治生活陷入了空前的极化之中，表现为政党的极化、国会的分化、公共政策的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分裂。两党互相对峙、拆台、扯皮，为了否决而否决，导致治理危机。南方日报：疫情对国际关系、国际秩序造成了哪些影响？郑永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关系的冲击，比“大萧条”时期要更加严重。首先，范围广。“大萧条”时期所谓的全球化，范围比较小，主要是欧美国家。今天的全球化范围很广，涵盖全球大多数国家。其次，缺乏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带领美国多次“退群”，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缺乏共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积极向世界提供公共物品，但却遭到了个别西方国家的抹黑与阻拦，这也是世界缺乏共识的表现，影响了国家间合作。国际组织层面，我认为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还建立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一批国际组织。现在因为美国的“退群”，这个制度基础被动摇了。这些都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中美关系走向何方？中美不会完全脱钩，西方也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南方日报：中美关系是影响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变量。疫情发生后，在您看来，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郑永年：中国从来没想恶化中美关系。反而是，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意图围堵中国、遏制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保守主义强硬派得势，意图在多个领域挑起“新冷战”。可以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确有某种程度的冷战思维。那么，中美是否会走向全面对抗？这要看中国的应对之策。我认为，中国要吸取苏联的教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封闭意味着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早已在中国深入人心。中国要与美国竞争开放度。即使美国想与中国进行冷战，中国也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用更大力度的开放，打造更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中国要用好市场的力量。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产阶层的规模上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美国，而且消费升级势头强劲，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可以放弃中国市场。退一步讲，即使中美贸易依存度未来会有所降低，但也不会完全脱钩。美国政府如果用特殊的手段迫使本国企业跟中国脱钩的话，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也会很漫长。而且，中国供应链、产业链已经是世界制造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与亚洲国家密不可分。中国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坚定地深化对外开放。如何理解危机中育新机？“卡脖子”却倒逼中国发展大国重器南方日报：您怎么理解“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您看来，什么是新机与新局？郑永年：危机与新机相伴而生。很多事都是危中有机，要我们化危为机。比如，目前在制造业领域，美国可以排在第一梯队，日本和欧盟排在第二梯队，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排在第三梯队。如果美国强行与中国“脱钩”，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暂时性的困难，这是“危”。但这却又会倒逼中国企业加大科技领域的投入，持续创新，不断在技术上做突破，这又是“机”。美国向中国施压，卡中国脖子，但是这又倒逼着中国加大对科研投入，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另外，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社会抗争，对中国也有一种警示。为什么美国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因为各阶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因此，中国既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可持续发展。此外，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正在解体，美国国际领导力衰退，国际格局正在经历大变局。越是如此变局，中国越应该主动担当大国使命，引领国际大变革、推动国际进步，这也是“机”。对广东化危为机的建议让外国资本、人才、技术嵌入本地南方日报：落到广东，您认为危和机是什么？郑永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第一大省、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我认为，在中国所有省份中，广东是受当前国际形势影响最大的。无论是产业链的回流、调整，还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科技战”，作为制造业大省、强省的广东都必然受到影响。越是认识到危机之大、挑战之大，广东越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快发展，化危为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这些城市要加大开放的力度，加大产业升级的力度。特别是，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吸引全世界的资本、技术、人才进入，并且不想走，也走不掉。南方日报：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您有何建议？郑永年：我一直在研究思考。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危机不断，但是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没有外流。比如美国硅谷，从创新思想的诞生到技术研发再到关键零部件的设计、生产，都是在美国硅谷完成的，我称之为地域嵌入式经济平台。欧洲也是如此，很多企业以及科技研发，离不开那块土地、那个平台。它们已经完全嵌入这个地区的生产链，离开这里无法运作。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并让其不随国际形势变化而流动，关键也在于打造地域嵌入式经济平台。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具有很强的金融服务能力，珠三角拥有较完备的经济体系、庞大的高技术劳动力，大湾区还有广东及周边省份的广阔市场，应该说条件非常好。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共同市场，强化政策协调，要学习其他湾区的长处。南方日报：您觉得让外国资本、技术、人才留下来的关键是让其在这一地区嵌入生产链吗？郑永年：这是其中关键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要建立吸引人才的区域环境。比如，提升教育水平，这涉及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要为高端人才解决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另外，还有社会保障、医疗、公共住房、基础设施建设等。要围绕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留下来，开展系统调研，做全面布局，做好各方面配套。南方日报记者 赵杨 龚春辉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2月25日上午，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向世界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围绕中国脱贫攻坚的世界意义，日前，经济日报记者对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郭良平进行了专访。郭良平说，中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脱贫成就，为发展中国家脱贫树立了榜样。多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尤其是2020年，中国有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特大洪涝灾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迈向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中国采取的诸多举措、开展的积极探索对全球意义重大。第一，如期消灭绝对贫困。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始终在同贫困做斗争。消灭绝对贫困意味着中国人将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平台上，拥抱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迎接更美好的未来。第二，近年来，全球均在努力消灭贫困。在所取得的诸多成果中，中国的贡献率高达70%。这一成绩非比寻常。因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物质条件并不比大多数国家优越。因此，应重新审视中国的制度和政策，重新认识中国，不能总用老眼光看待中国。第三，中国的脱贫攻坚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无论是在发展经济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是在扶贫方面。未来，这些优势还有望体现在环境治理、科技创新、共同富裕等方面。（经济日报驻新加坡记者 蔡本田）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 王雯雯】“我们带着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进入2020年。”去年底，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新年贺词中这样说。但他不会想到，本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会突发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不分贫富，无论大小，各国的治理能力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它让很多人联想到制度之争。通过这场考试，我们能学到什么？除了疫情，正如古特雷斯所说，世界本就充满不确定性，这个世界的演变有哪些趋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从当下的疫情出发，详谈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疫情挑战——各国政体国情不同，但面临五大共同问题环球时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愈演愈烈，您认为这场疫情将给各个国家和全球的治理带来哪些教训与挑战？是否会对一些国家今后的发展路径产生重大影响？郑永年：疫情对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都构成严峻挑战，不管是怎样的政治制度。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抄”另外一个国家的“作业”。照抄照搬并不可行，每一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找到最有效的治理模式。从各国情况来看，尽管国情不同，但又表现出很多普遍性的问题。任何国家都需要面临这些共同的问题，其中主要包括五大方面：一是政府应对是否及时、能力是否足够;二是中央和地方关系;三是专业机构的权威与政治的冲突;四是媒体的权力;五是社会力量。疫情引发的对中国治理体制的讨论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人们对中国举国体制的有效性感到惊讶，认为很少有国家能够像中国那样以如此大规模的举国动员来应付大规模的疫情。另一方面，很多人把疫情扩散的根源指向中国的集权制度，认为地方政府早期的瞒报、抗疫不力和社会力量缺少有效参与是重要原因。这一争论的焦点本质上是对集权和分权的讨论。分权者的观点是，如果中国的体制是分权的，是否可以避免新冠病毒的扩散？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中国的集权主要体现在组织、意识形态、军队和外交等方面，但在社会保障、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公共住房等社会服务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是分权的。此外，在疫情发展过程中，信息公开与否与集权没有矛盾，分权不见得有利于信息的公开。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中，分权意味着信息的地方化。信息的公开实际上和集权是成正比的，或者说，中央集权有利于信息向全国公开;如果信息没有公开，是体制其他方面的原因，和中央集权没有关系。不过，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在向社会分权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通过向社会分权，培养具有责任感的公民。如果不能通过向社会分权来培养具有责任感的公民，政府就必须承担本来应当可以让社会来承担的责任，造成政府负担过重的现象。总的来说，各国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最有效的抗疫模式和治理模式。就制度建设而言，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任何制度都要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和改革自己。制度的演进，永远不会有“历史终结”的一天。西方政体——一大问题是难以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一人一票”就好像计划经济环球时报：您认为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将会是怎样一个时代？世界面临哪些重要的变化？郑永年：未来十年将是一个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以往国际关系的基石正在慢慢消解。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知识可以在全球流动，但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动，贫困无法流动，政治权力更无法流动，所以各国主权势必日益强化，民粹主义会日益高涨。这不仅是对西方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挑战。该如何解决？现在整个世界都还没有方案。西方的政治形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西方现在的政治制度是18世纪诞生的，但今天全球社会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概括出“ABCD”四样东西，它们会对西方政治生态产生很大影响：A是人工智能(AI)，B是区块链(Block Chain)，C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D是大数据(Data)。很多年前我就说过，互联网可能将取代西方类型政党，政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平台，基于手机的移动互联网也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远离政治圈、靠手机和社交媒体而非传统政党实现崛起的政治领导人，或者“局外人”。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也面临很大挑战。现在西方国家的一大问题是难以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以前他们是精英民主，现在是大众民主，这其实是最保守的民主，谁都可以说话，谁都可以抗议，谁都可以做什么，但谁也都没法真正干成什么事情，这几乎是整个西方的现状。“一人一票”就好像计划经济，初心是好的，想要实现经济和政治权利上的人人平等，但这里有一个假设，即每个人的教育水平和分析能力是一样的，每个人的贡献是一样的，每个人在做选择时都会理性地同时照顾到个人和公众利益。但这些在现实中都是做不到的。西方的政治变化将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但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主流的研究圈中。环球时报：那您认为未来西方的政治制度到底会向哪个方向演变？现在中美的博弈有制度之争的意味吗？郑永年：我觉得中美之争的背后就是制度之争，但这没什么可怕的。中国很多人幻想，中国的制度有一天会变成美国的制度，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美国或西方的制度在西方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成功，在中东没有，在拉美没有，在非洲更没有，尽管纸面上，这些国家好像有多党制、宪政、一人一票式的民主等。日本的发展挺成功，但自民党长期执政，很多美国人不认为日本是西方式民主。像台湾这样真的想走西方式民主的，却实际上走不远：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差不多，但现在台湾连新加坡的一半都不到，新加坡显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中国现在找到了自己的模式，我们可以学美国，但我们永远不会把自己变成美国那样的制度，美国也一样。我一直在思考，未来到底什么样的一种政体才是一个好政体？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称之为专制的那些政体纷纷被推翻，但大众民主现在看来解决不了问题。我想未来一种混合的政体可能才是最好的：该集权的地方就要集权，因为随着各种要素的流动，国家主权和对社会安全的保障越来越重要;该分权的地方要分权，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老百姓势必要参与更多公共事务。这就如同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经济上也都是混合体一样，法国和北欧国家的国有部门比例都很大，未来的政治形态或许也会越来越与这一经济形态吻合。中国发展——国家大了后，无论做什么，都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环球时报：尽管贸易战暂时熄火，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却越来越明显。中美关系是否注定会有更多波折？郑永年：对中美关系不能那么乐观，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合作，一条腿是斗争，后者不可避免。很多人认为中美“新冷战”已经开始，我想的确有很多方面呈现这样的趋势，比如中美现在在科学技术上的人员交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还有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等，这些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是很情绪化的。当美国感觉中国和它“相向而行”时，它就非常开心，同情中国，也愿意帮助中国，但当它感觉中国跟美国不是“相向而行”，甚至是“逆向而行”的话，它会特别气愤。很多年前，我在波士顿请教过(美国政治学家、著名汉学家)白鲁恂教授：“美国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情绪化？”他说美国就是一个“使命型”的国家，总想要改变其他国家，尤其当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个世俗国家，就更加觉得要改变中国。但问题是它改变不了中国。对于中国，有一种论调是，我们是不是太高调了，是否放弃了韬光养晦。我认为不是这样。我1981年上北大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也就是说在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是很容易的，但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很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你想藏都藏不住。我之前去澳大利亚访问，他们说中国人吃不吃龙虾会影响到他们国家的龙虾价格，一周吃得多价格就上去，一周不吃价格就下来。所以，国家大了以后，无论做什么，都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脱钩”争论——只要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继续保持开放，就不会完全脱钩环球时报：您如何看中美“脱钩”或“半脱钩”的说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可能无法避免，您怎么看？郑永年：以前老有人说，中美是“夫妻”，不会“分家”。这没有经验根据。现实中有些大城市的离婚率都快到40%了，说明夫妻也是有可能要分家的。事实上，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美的互相依赖程度迅速上升，已经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其实这不是常态，如果参照美日和美欧之前的情况，接下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必然会有所降低。不过，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减少一点或者“部分脱钩”未必一定是坏事情。两个这么大的经济体相互依存得太紧密，任何一边动一下都可能会让对方感觉很“疼”。从另一方面说，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美就不会完全脱钩：第一，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中国继续保持开放。中国没有封闭起来的理由，闭关锁国的路线已没有可能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总结的经验教训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几代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来看，这一点改变的可能性极小。而资本一定是朝着能赚钱的地方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让华尔街放弃如此诱人的市场是不可能的。从美国历史上看，一般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环球时报：高科技领域的“脱钩”也未必一定是坏事吗？郑永年：在高科技领域，首先，技术的传播和在各国间流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技术先进程度的问题。比如西方的某种技术从A升级到B了，那A就不再那么被需要，接下来A肯定会被传播出去;从B升级到C了，B也会被传播出去。这个过程不会终止。但是，各国都不想把最好的技术给别人，从以前到今天一直是这样，美国从来没有把最好的技术给过中国，同时中国也不是没有原创性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中美在高科技领域本来就一直是脱钩的，从来没有真正挂钩过。这个大背景不会产生很大变化。

对于想去美国留学的同学来说，尤其是去读研究生或读博士，学校的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可谓是选校的最重要影响因素。科研实力可以从多个方面体现，不过近些年来大家越来越关注的一个词叫做“创新”。在你争我夺的美国高校圈，“创新”才是一所大学最核心的竞争力。路透社每年都会评选出Top 100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榜单，据统计，今年一共有46所美国大学进入Top 100，8所美国大学进入Top 10。这样优秀的成绩，远超其他任何国家。接下来，就和我一起看看，上榜Top 10的8所美国大学吧！康奈尔大学众所周知，一直以来康奈尔大学的定义就是世界顶级研究型综合大学。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康奈尔大学排名世界第14；2019年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康奈尔大学排名世界第13；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康奈尔大学排名世界第19；2020年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康奈尔大学排名世界第23；在全世界范畴中，康奈尔大学位居毕业生在美国院校进阶读博数量的第5名，是常春藤盟校中的后起之秀，该校拥有常春藤盟校中最好的工学院、建筑学院、酒店管理学院、农业生命科学院和兽医学院。自建校后一个多世纪来，康奈尔大学已然形成几乎应有尽有的专业规模，许多专业在美国具有极大的先驱意义，且富有极大的实践应用性：①康大是全美第一所创立酒店管理学院及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的高校；②全世界第一个新闻学位、兽医学位和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来自于康大；③首创美国研究、东亚语言专业，其开设的中文课程在全美也是史无前例；⑤康大开发了全球首台强聚焦电子同步加速器，其下设的加速器物理研究中心享誉世界。康大学术自由的同时教育却十分的严谨，具体表现就是康奈尔大学的学习压力远近闻名，常被称为是“最容易进入，最难毕业的常春藤学校”。此外，赴康奈尔大学读研的中国留学生通常都有极强的学术背景，清北、C9出身，并且在软硬件都拔尖的学生，往往是康大中国留学生群体的构成。南加州大学美国西海岸最古老的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被称为“好莱坞的后花园”，在数字娱乐领域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比如，它的创意技术研究所研究人们如何通过虚拟角色和模拟与技术打交道，并与包括华纳兄弟和索尼影视娱乐在内的工作室合作，在电影中开发出更加逼真的计算机生成角色。它的技术转移中心史蒂文斯创新中心已经剥离了许多娱乐初创公司，其中包括LightStage LLC，该公司为《阿凡达》和《金刚》等电影创造了视觉效果。除此之外，南加大还非常的“壕”无人性。经费“壕”：光是2017-18学年，南加大的研究人员就获得了7.64亿美元的赞助研究资金。资源“壕”：USC术氛围浓厚，共有23个图书馆，总计超过400多万册藏书、300多万幅图片、600多万套胶片录像，订阅了5万多份纸质期刊和3万多份电子期刊。学术“壕”：电影学院全美第1，新闻与传播学院全美第1，公共政策学院全美第2，建筑学院全美第5，工程学院全美第8，药学院全美第9。如果用三个词形容USC ，那就是资源+社交+学术。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北卡是一座篮球名校，因为这里出了迈克乔丹。但大家不知道的是，作为美国最早的公立大学之一，北卡教堂山虽然没有哈佛、耶鲁、杜克等学校知名，但是其综合实力却丝毫不逊色。它的基础设施非常不错，建有设施齐全的现代教学大楼，校舍配套设施齐全，拥有配备现代化器材的研究室、免费开放的体育馆及医院等。学校最受欢迎的专业有生物学、工商管理、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历史学、媒体和新闻学以及政治学。值得注意的是UNC没有工科学院，唯一的工科专业是生物工程。此外，UNC的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学科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六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现任院长Francis Collins均为其校友。华盛顿大学2020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中它位于第26名，2020 U.S. News全球大学排名它位于第10，最新的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排名更是挤进了前5。建校157年来，源自华盛顿大学的重大发明不胜枚举：发明乙肝疫苗 、肾透析术，绘制了人类基因图谱，揭示了生命奥秘，主持设计了世界上最大的波音747客机 、月球轨道飞船和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培养了11位太空宇航员，发明了乙烯合成橡胶技术，参与了NASA宇宙飞船探月研究项目，开发了计算机DOS操作系统等等。所有发明无不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如果你来过华大，你便会深刻体会这里的学术科研领先世界。宾夕法尼亚大学数百年历史中，宾大在多个领域屡开先例，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其中重大科学成果包括，194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子工程学院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数学计算机“ENIAC”，开创了计算机科学发展的新时代。风疹和乙肝疫苗、癌症与基因的联系、认知心理疗法、Retin-A、抵抗素等等发明或者发现均发生在宾大医学院。在经济与管理领域，宾大同样硕果累累，例如联合分析、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GNP算法，劳伦斯·克莱因的沃顿模型。哈佛大学作为8所藤校中最古老的一所，哈佛的大名早已家喻户晓。它积累了大量的优秀资源，同时它也懂得如何把自己的好牌打得更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虽然哈佛一直都很优秀，但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提升自己影响力的机会。顺应18世纪的产业革命开设了数学、自然科学、医学等更广泛的学科领域，并不断拓展领域范围；利用积攒的财富，吸引着优秀的教职员工，开设更多、更全面的课程，投入更多的科研，扩建校园，设立更多吸引人才的奖学金。更是从不吝于在教育上花钱，每年在研发上的支出约10亿美元。最近的研究热点包括变形3D打印材料的发明、可能会为糖尿病带来戏剧性的新细胞疗法等。这个只招收“世界级”孩子的名校，是全世界学子的教育梦想。麻省理工学院“世界上最好的理工大学”、“科学家的摇篮”、“莘莘学子神往的科学圣殿”等等，大家对于MIT的赞誉从来都不吝啬。无论在美国还是全世界，MIT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引领着科学研究的前沿。建校一个半世纪以来，MIT在技术创新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和突破令世人瞩目，其创新性研究一直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在电话、电磁、雷达、高速摄影技术、办公室复印机、癌症治疗、电脑、互联网、人类基因序列的破译、激光、时空穿梭等方面，MIT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MIT，已经诞生了80位诺贝尔奖得主。在社会经济领域，MIT更为闪亮的名片是其近乎传奇的创新创业精神以及在这方面的领导地位。截至目前，MIT校友创办的公司年营业收入总和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如果将其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可排在全球第11位。其中有不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500强公司。例如，通用汽车、惠普、英特尔等。斯坦福大学对于硅谷，一位美国科学家曾这样说过：“硅谷之于美国，正如美国之于世界。”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校长则这样说过：“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正如硅谷之于美国。”作为硅谷的中心和发源地，斯坦福是很多高科技创新企业的孵化器，诞生了超过30位的亿万富翁。像是惠普、谷歌、雅虎、耐克、思科及LinkedIn等公司的创办人，都来自斯坦福。就连加州伯克利的校长也讲过这样一个笑话：“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伯克利毕业生是怎样称呼斯坦福的毕业生吗？我的老板……”这么优秀的斯坦福，被称为最具创新力的大学绝对是实至名归！不过话说回来，加州理工学院没能进入前十挺让人意外的，下期我会和大家聊聊这所被忽视的科研名校。

新京报快讯（记者 钱雅卓）北京时间12月21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表推文称，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宣布，前主任傅高义去世，1973年至1995年，傅高义教授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主任，他是我们心中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极好的朋友，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表推文宣布傅高义去世的消息。/ 推特截图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2月20日，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奥本山医院去世，享年90岁。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迈克尔·斯温也在推特上宣布，“我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传达以下信息，傅高义，中日两国杰出的学者、导师、同事和朋友，今天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奥本山医院去世，和其他人一样，从我毕业那时起，傅高义就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在此次住院之前，傅高义教授还在工作。新京报记者曾于12月12日与傅高义取得了联系，他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需要前往医院，等出院后再接受采访。傅高义生于1930年7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也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今年12月1日晚间，傅高义在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傅高义还表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新京报记者 钱雅卓编辑 樊一婧 校对 赵琳

央广网深圳4月18日消息(记者于扬）4月17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就“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未来”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在谈到雄安新区未来的房地产政策时他说：“我希望雄安新区比新加坡做得更好。”郑永年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在演讲中提到任何一个国家从总体上说，大的改革方面可以分成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的改革，无论从西方看还是从亚洲“四小龙”比如日本他们改革比较成功的过程，我提出来一个思路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先生产、再分配、再民主，民主到后面的这个阶段。这倒不是一个价值观，从很多的社会包括西方发达社会也是这么转过来的，亚洲“四小龙”日本也是这么转过来的，尤其是德国讲亚洲“四小龙”日本是在东亚这些社会改革发展比较成功的，我想中国也是属于东亚社会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中国有可能往这个方向走。改革并不是说某一个阶段只能是改革有一个主体性的改革，比如这个改革是先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要配合。第二阶段是主体改革是社会改革，经济改革跟社会改革也要配合。但是改革当中要全面推进，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是攻坚战。正因为是改革，只能是攻坚战。革命不一样，革命可能是全面的改革，破坏全面是可以的，但是改革不可能全面改革、全面推进，只能是某一个方面为主。任何一个国家碰到的问题很多，你不可能几百项改革一起推进。郑永年说：“新加坡每个人一辈子可以买两套组屋，一套是你年轻的时候大学毕业结婚了，以政府的价格给你买。你在住了至少5年后，假如你要换大的房子，你的第一套房子可以市场价卖掉。你再买第二套，依然是以政府的价格给你。这个做得非常好。所以新加坡的老百姓非常支持这个政策。”在他看来，庞大的中产人群对于社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西方社会今天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中产人群变小了。西方以前的成功就是因为中产人群做大了。郑永年补充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中产人群比例有70%、75%，现在没几年就掉到50%以下。如果中产人群庞大，他们的社会就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这样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中产人群的利益，就不会走向极端。如果一个社会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可能会有一个分歧的局面。

在美国学界，很少有人比傅高义（Ezra F. Vogel）更了解中国。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晚10点半（北京时间21日上午11点半），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在回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询问的邮件中确认，这位长期关注中国、研究东亚半个世纪的老人与世长辞。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声明中说：“我们非常悲伤地宣布我们的前主任傅高义教授（1930-2020）去世。傅高义教授曾在1973-75年和1995-99年担任中心主任。他是我们中心真正的守护者（a true champion of our center），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会非常想念他。”稍早前，哈佛大学美日关系项目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戴维斯（Christina Davis）以及多家媒体报道证实，因术后并发症，傅高义20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所医院去世，享年90岁。2020年末，这一突如其来的噩耗令所有人感到震惊，傅高义的逝世无疑是中美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傅高义视觉中国 资料图从日本研究到中国研究傅高义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精通汉语和日语，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他著有多部关于中国、日本和亚洲研究的著作，如《邓小平时代》《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日本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等。1930年，傅高义出生于俄亥俄州特拉华市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在俄亥俄卫斯里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并于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在日本度过了两年，学习日语并从事研究工作。1961年至1964年，他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文和历史。傅高义在2018年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美国社会的，博士后是在日本做研究，而到1960年他在哈佛大学教授裴泽（John Pelzel）的影响下，才开始进行对中国的研究。傅高义视觉中国 资料图从1964年起，傅高义在哈佛大学任教，直至2000年退休。在此期间，他曾两次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后改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傅高义也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69年尼克松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傅高义和费正清等人写了一封信给他，建议与中国进行接触。美国时任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访华之前，曾与费正清中心的几位教授有过谈话，其中也包括傅高义。在约瑟夫·奈（Joseph Nye）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任时，傅高义在1993年至1995年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情报官，负责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的情况。傅高义2018年对澎湃新闻表示，他认为学者和政府工作人员看法不完全一致：“我们学者有中国朋友，也有学界来往。我们比较乐观，喜欢跟中国人多接触。而一直在政府工作的人比较严肃，他们不一定有中国朋友，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来自材料和书籍。”除去其研究成就，傅高义的为人也为许多人所尊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秘书长刁大明对澎湃新闻表示，傅高义特别重视鼓励年轻人，哪怕是和他不相识的人，经常奖掖后进。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也告诉澎湃新闻，傅高义“从没在我们面前摆过大教授的架子”。心系中美关系傅高义在几十年里的观察和亲身经历使得他对中国有着独到和深入的认识。数十年来，他在中国各界都有着许多朋友。长期以来，傅高义一直关注中美关系，为促进两国之间的交往而频频发声。2018年，中美将迎来建交40周年之际，他曾接受澎湃新闻专访，直呼中美需要更多有“人情味”的学者。今年7月22日，傅高义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美国的政策正在把我们的中国朋友推向反美民族主义》，他在文章中回忆了自己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与中国学者和学生的交往，称他们都非常出色，乐于接受新思想，他们希望在对中国忠诚的同时与美国维持友谊。但当他们看到美国对中国进行毫无根据的攻击——例如称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时，更增强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使得他们更加支持中国政府，反对华盛顿。“这些中国人为践行国际规则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而美国的无动于衷正把他们推向反美民族主义。”傅高义说。1973年，傅高义跟随美国科学院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此后他多次访华，而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国内公众视野中是今年12月1日参加香山论坛研讨会，在会上他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发表了看法。当时他通过视频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傅高义还表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在发言中他表示：“现在我们必须设法重新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虽然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难恢复，但我们必须与其他国家恢复合作的传统，发挥更专业的作用。”傅高义表示，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历史的低谷，这对两个国家都是不利的。他认为，美国的一些政治家非常反华，他们对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进行批评，但拜登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个机会。“我认为我们需要在高层、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做出努力，尽快推动美中两国高层会晤、专业人士进行专业应对，工作层则在细节方面进行沟通。”傅高义也表示，美国不应该诋毁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建设性努力，比如中国在节能减排、在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抗击疫情方面等作出的贡献，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黄严忠认为，傅高义是研究中美关系最年长的一批少数仍健在的几个美国专家之一，是少数在好几个领域（中国和日本研究）都取得了很高成就的专家之一。他为促成中美学术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是在中美两国都能取得很高认可的少数专家之一。(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